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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查和管理制度上，严肃作家有一点是让网络写手羡慕甚至嫉妒的，那就是对性的描写的限制。据说，在晋江你发一句“她蹲下身子”就会变成“她蹲下口口子”。
贾平凹的《废都》一写到性爱场面，就口口口口口口（作者删去xx字）。比如：
妇人高兴起来，赤身就去端了温热的麻食，看着男人吃光，碗丢在桌上，也不洗刷，倒舀了水让周敏洗，就灭灯上床戏耍。口口口口口口（作者删去三百十二字）。妇人问：景雪荫长得什么样儿，这般有福的，倒能与庄之蝶好？
其实，这里的口口口口口口（作者删去xx字），是一种文字游戏，是对《金瓶梅》洁本的一种戏仿，也许搞《金瓶梅》洁本是为了让名著流通。但是《废都》这种删去多少字，反而使读者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同时又调侃了出版规范。 再加上这本书一度成为禁书（越是禁书，越有人想看），反而大大增加了《废都》对大众读者的吸引力。于是，90年代街头出现了大量盗版《废都》。话说回来，如果只是为了看这个，而要忍受长篇小说几十万字啰哩啰嗦的叙事，好像也太费周折了。后来莫言写了《丰乳肥臀》，地摊商光看书名就也盗印了很多出来，结果卖不出去。因为《丰乳肥臀》象征山河母亲，读起来完全不是那回事儿，盗版商就暗暗骂莫言乱起书名。在这方面最大胆、最酣畅淋漓的应该是王小波，他的小说如果发到网文平台上，恐怕删的就不剩啥了。
但是，从严肃文学的角度去看，王小波的小说除了性爱描写外，更重要的是他颠覆了以前对文革的看法。王小波也是一个返城知青，在他这一代作家来讲，写文革或者把文革作为写作背景是不可避免的。
过去谈到文革，就觉得灰暗、沉重、伤痛，把它当做一场灾难。但是有两个作家，王朔、王小波，改变了大家对文革的这种印象。王朔使得文革变成一场阳光灿烂的日子。而王小波却指出了这么一个非常严肃的年代，大家觉得要为运动而献身，其实充满了原始情欲的爆发。他写出了政治跟社会对个人人性的压抑是压不住的，人性跟性欲还是会冲撞出来。
戴锦华曾经评论王小波，从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就只是说政权或者是社会怎么样压抑了人的性爱的自由、恋爱的自由，他其实是把性关系写成另一种权力的关系。他写的所有爱情故事或者其他故事里面，总有一些权力的复杂作用。
比如《黄金时代》里，男主王二跟陈清扬在下乡的时候，两个人野合，还逃到山上面，快活了好一段日子。后来回来自首，给人抓去写交代材料。他们把各自的性经历写得越细，上头越高兴。就好像这个上级基本上就把他们那些检讨报告当色情小说来阅读。这样的关系就是一种很复杂的权力关系。本身这个性关系就是在权力之中被结构和呈现的。所以王小波写性不需要用它去冲击什么大的叙事，恰恰相反，他想表达的就是无论在哪个年代，即使在两人那么亲密的肉体关系上面，权力也是无处不在的。权力左右着我们每个人的一举一动，甚至包括做爱的姿态以及想法和渴望等等。
有人说王小波写性不猥琐，可以升华。这就等于说大卫像很健美，它是艺术品，虽然他裸体，但是它不色情。其实这种说法很荒谬，艺术跟色情的区分是一个很现代的概念，因为到了现代社会，为了教育种种原因，我们才硬生生把它们区分开来。古代很多的艺术品画裸女，在雕塑佛像的时候，其实是充满了肉欲的诱惑在里面的。比如《金瓶梅》，你不能说因为金瓶梅是个伟大的文学著作，所以它不色情。它当然很色情，相反的，它的色情正是它艺术成就的一部分。同样，王小波写性之所以写得好，正是在于他写得很粗糙、很直接、是色情的，它并不是什么非色情化或者是一些所谓很纯很唯美的写法。王小波没有什么艺术加工，他只是不遮掩。他这么写的时候，并没有让性变得不猥琐，而只是让它如实地表达出来，这才是王小波提出的挑战。
也有人说王小波是颠覆的，他颠覆了很多政治语言。比如，《黄金时代》里有一个李先生，是从香港回去参与运动的一个博士。后来，他在大学里老给人斗，结果得了一个龟头血肿的毛病。于是大伙儿就嬉笑着就给他取名叫做龟头血肿。李先生觉得很不好，这是在批斗时给人踢成这样的。于是他写大字报说，“龟头血肿很不好，龟头血肿很疼，龟头血肿应该否定，绝不要再有人龟头血肿。”
这种话去掉“龟头血肿”，保留前面那个“应该否定……绝对不要再有人……”这些说法完全就是一些大字报上面常见的口号语言，但是换上了“龟头血肿”，就变得非常的荒谬，非常的好笑了。
但是王小波所有的幽默，所有的颠覆，在今天看来某个意义上面其实已经不颠覆了。因为如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规范和审查制度，但是你随便打开一个网页或者app，就能看到各种带有性暗示的文字、图片甚至视频，有时候他们连“擦边球”都懒得打，根本不管你是不是未成年。
王小波的小说影响力很大，但是真正发挥他最大影响力的还是散文，有人甚至把王小波和鲁迅放在一起比较。阅读王小波的散文是能够得到思维的乐趣的，比如《理想国与哲人王》其中一篇著名的文章《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它好看的地方倒不是说出了什么很特别的道理，而是其中表达的自由主义精神。就是说与其做一个跟所有人想法一样，千人一面的一个所谓的人，倒不如做一个生活不被人设置、不被人摆布，坚持自己一套的猪。
王小波在《思维的乐趣》里提到他当年在插队的时候非常苦闷。比如看戏，来来去去总是看八部经典样板戏，再经典也看得让人闷得发慌。当时管着他们这帮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那些军代表其实个个都是好人，但对他们来讲，所谓思维的乐趣就是背诵毛泽东思想，然后脑子里面什么东西都不想。对王小波来讲，这种生活实在是太苦闷、太难受了。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人啊不能只求善良，还要在思维上面是自由的。如果让他选择，当一个好人，还是当一个有自由思维的人，他宁愿选择后者。
现在好像对自由主义有个误会，网上经常有人说自由主义者都是美分，亲美的。其实原始的自由主义在道德上面的主张是，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有很多种不同的理想的人生境界，对你来讲可能信仰一个宗教，根据这个宗教的指引，上到你们宗教所说的天堂是你最理想的人生境界；对我来讲，说不定每天酒池肉林就是我人生的理想境界。自由主义的精髓就在于你没有权力把你的那一套理想人生境界加到我的身上，我也不能强逼你跟我一起去过我理想的生活。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宣称掌握绝对真理，没有任何人能够决定这个世界上面哪一套理想的人生境界才是完美的，才是绝对真实的。所以应该开放，让各种各样的人有自由的思考能力，让各种各样的理想的人生境界共存，而且彼此宽容。这样我们就能够彼此参考。比如我看一下你信的那个宗教的教义，发现挺有说服力，说不定我就放弃我原来的想法，也可能是你放弃你原来想法投向我这边。就是自由主义的一个精髓，这一点能够贯穿在几乎王小波的所有散文里面。
在《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说很多人批评中国人，比如龙应台，说中国人老是沉默不说话。王小波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说沉默不可怕，有时候说话才可怕。有时候我们是被逼听很多话，也被逼说很多话。比如，大炼钢的时候，他看到炼出来的钢是一团团火红的，粘在一起的锅片子，像牛屎的样子。
有个手持钢杆的叔叔说，这就是钢。那一年呢我只有六岁。以后好长一段时间，一听到钢铁这词儿，我就想到牛屎。后来我又从那些话里面还知道了一亩地可以产三十万斤粮，然后我们就饿得要死。总而言之，我从小就对讲出来的话不大相信，偏偏这些话小时候是高音麦克风，天天在我耳边响来响去。
后来我又发现我们常常很多人要被迫说话，如果我说我多年来保持沉默，你可能不信，这说明你是个过来人，你不信我在会议上表过态，也没写过批判稿。这种怀疑是对的，因为我不能证明自己是哑巴，也不能证明自己不会写字。所以这两件事儿我都是干过的，但是照我的标准那不叫说话，那是在上一种说话的捐税。
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经历过太多被迫要听很多话的年代，也经历过被迫要说很多话的年代，但是那些被迫听的话，它的真实性比不上自己真实在饿着的肚子。而那些被迫要说的话，它的真实性也只不过是一种好像必须要交的税一样，谁都不爱交税，但是谁也不能不交。
但是，王小波又不完全是个自由主义者。在《个人尊严》里面有一篇文章《在美国左派家做客》，说他以前到纽约美国的一个老左派的家里，其实是为了找个地方睡，因为纽约住店太贵了。这位老先生就跟他猛讲左派的事儿，讲一大堆中国的红卫兵如何如何好、怎样怎样运动，他很想看王小波的反应，因为王小波也当过革命小将，当过的话就能够说说切身体会，但是他就不想谈这些事儿。那个美国老左对六十年代已经逝去的全球青年造反运动跟革命充满了好感。看起来就是一个从中国大陆出去的知识分子，跟一直在美国想搞革命的一个老左派观点是很不一样。最后，王小波却说：“在美国的各种人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左派。”也许他觉得这些左派很单纯、很可爱。
王小波常常说自己受到很多人的影响，比如福柯和马尔库塞。马尔库塞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青年造反运动、左派运社会运动的思想导师之一。从这些人的著作里得到的养分使得王小波对资本主义社会、对受到市场经济影响的文化有很深的批判意识。
比如在文章《商业片与艺术片》里，他就痛骂美国的好莱坞电影。
好莱坞商业片看多了，就会联想到《镜花缘》里的直肠国。那里的人消化功能差，一顿饭吃下去，从下面出来，还是一顿饭。为了避免浪费，只好再吃一遍（再次吃下去之前，可能会回回锅，加点香油、味精）。直到三遍五遍，饭不像饭而像粪时，才换上新饭。这个比方多少有点恶心，但我想不到更好的比方了。好莱坞的片商就是直肠国的厨师，美国观众就是直肠国的食客。顺便说一句，国产电影里也有俗套，而且我们早就看腻了……
有人说王小波是反精英，他常常批判有些人，自以为精英要教化人家。但是反过来，这并不表示他就亲近通俗，不表示他就喜欢媚俗。在文章《明星与癫狂》里王小波说，在他那个年代就已经有很追星族了，当然还没到某割割ncf的程度，但王小波觉得也够癫狂了，他说明星崇拜是一种癫狂症，病根不在明星身上，而是在追星族的身上。理由很简单，明星不过是那一百斤左右的血肉之躯，体内不可能有那么多有害的物质，散发出来的时候，可以让树，让人发狂，所以是追星族自己要癫狂。至于追星族为什么要癫狂，他说这不是他的题目所以他就不说了。
可见他对大众文化常常抱有一个批判的态度，觉得大众文化是压损了大家的自由思想的一个工具。这种批判其实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马尔库塞写《单向度的人》的时候，批判现代的市场经济带动的文化产品怎么样磨平了大家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在他眼中闹文革的时候，大家没有个人的自由思想，到了现在投入了市场经济的大潮，天天被大众媒体洗脑，更没有自由思想。
很多人都说王小波是个启蒙思想家，但是这个启蒙跟五四那个启蒙是不一样的，跟启蒙运动的启蒙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里面，大家都相信“进化论”，相信历史是进步的，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人类总是从蒙昧走向开明，越来越好，前面是光明大道。但是王小波没有这种乐观情绪，他想启蒙大家，他也热衷于各种各样的启蒙运动，但是他并不真的相信有什么美好的终点等在前面。他也不认为我们的世界是越来越好的。
王小波有一种悲观的情绪，当他在批判这些大众文化现象的时候，他很明白自己写的小说读者不会多。他很明白，一些他心目中真正美好的文化产品其实是会被大家漠视的，社会不一定是往更好的方向发展。那么知识分子应该做的是什么呢？他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为了要指出一条更正确的道路给大家，知识分子要做的就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有思维的乐趣，都能够继续活出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自由。
如今重新再看他这些十年前甚至十几年前的作品，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的关怀跟现在有什么差别，那个时代关心的问题到了今天还有什么是我们依然要继续面对的。
比如历来我们的思想界、文化圈里面很喜欢搞论战，而论战的时候就把人分类，而王小波有时候给人拨到这边去，有人又给归到那边去。如今这些讨论跟论战几乎都是非常情绪化的，动不动就要把人批判到死为止，对方说错一个什么事儿，比如说你不满意某个主持人说的话，你不满意我们写的文章，大家其实可以好好的去讨论，不需要一下子就把这个东西上升到人格攻击的程度。比如说谁谁谁是个傻x，他不止是个傻x，说不定他可能是用心不良，他用心不良是想搞破坏，他是个卑鄙的人等等等等。王小波在《论战与道德》里说，十多年前他发现当时社会里面新的、轰轰烈烈的文化事件已经很少发生，但是他发现人们的论战方式并没有大的改变，还是要争谁好谁坏，很难听的话是不说了，但是骂人也可以不带脏字儿。
举例来说，前不久上演了一部电视剧《唐明皇》，有一部分人说不好看，剧组的成员和一部分记者就开了个研讨会，会议纪要登在《中国电视报》上。我记得制片人的发言探讨了反对《唐》剧者的民族精神、国学修为、道德水准诸方面，甚至认为那些朋友的智商都不高；唯一令人庆幸的是，还没有探讨那些朋友的先人祖宗。 从此之后，我再不敢去看任何一部国产电视剧，我怕我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忽然知道自己生了个傻儿子而伤心——因为学习成绩好，我妈一直以为我很聪明。去看电影，尤其是国产电影，也有类似的危险；这种危险表现在两个方面：看了好电影不觉得好，你就不够好；看了坏电影不觉得坏，你就成了坏蛋。有一些电影在国际上得了奖，我看了以后也觉得不坏，但有些评论者说，这些电影简直是在卖国，如此说来，我也有背叛祖国的情绪了——谁敢拿自己的人品去冒这个风险？ 我现在既不看国产电影，也不看国产电视剧，而且不看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比方说，贾平凹先生的《废都》，我就坚决不看，生怕看了以后会喜欢——虽然我在性道德上是无懈可击的，但我深知，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老婆那样了解我。
在另一篇文章里，王小波说，比如去年秋天在北方有小城市遇到一批耍猴子的人，他们用了太平天国杨秀清的口吻说：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我现在给大家耍猴戏。在他看来，这就是他那一代人的一种文化精神、一种文化气息。其实，今天的我们一点也没有改变，还是很喜欢在论战的时候、在讨论的时候、在做文化事业的时候，把自己捧得很高、很神圣，占据了一个道德高地。这么一来，凡是反对你的人，他们就是道德上可疑的人了，他们就是有问题的人了。
相关书籍：
《理想国与哲人王》作者: 王小波 出版社: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 博集天卷 出版年: 2004-1
《个人尊严》作者: 王小波 出版社: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 博集天卷 出版年: 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