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女性意识、宏大叙事与性别建构

　　借助“女性意识”，研究者们一方面清理了文学史，一方面也介人当下具体的文学书写，总结其成果和经验，并力图将部分作品经典化。在这种功利性地解读中，张洁的小说《方舟》被认为是新时期初年一部具有明确女性意识的作品，特别是小说的题记“你将格外的不幸，因为你是女人”所表达的情绪，更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女性宣言。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展示了女性“雄化”后所造成的两性关系的紧张和社会结构的不稳定，从某种角度上质疑了新中国以来所确立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男女平等”标准。王安忆的“三恋”，以及《逐鹿中街》《香港的情与爱》《长恨歌》等作品序列则是在修正此前的“男女平等”口号，在承认并肯定性别差异之后，对女性“主内”角色的多向度探讨。至于20世纪90年代闪耀文坛的林白和陈染，更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文本实践者，她们的文学创作都能使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找到西方的理论参照。在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实践中，谌容、张抗抗、王安忆、铁凝、毕淑敏、迟子建、徐小斌、卫慧、棉棉等女作家分别构成了新时期不同阶段女性文学的研究点。而被归入其他文学现象的代表作家，比如“朦胧诗”中的舒婷、“先锋小说”中的残雪、“新写实小说”里的池莉、还有惯以讽刺笔法写教授学者小世界的徐坤等等，都被纳入女性主义批评的体系和框架中进行了解读。一时间众多的女作家构成了一部蔚为壮观的当代女性写作图景。

　　有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女作家群体，书写“女性文学史”便成为可能。盛英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出版于1995年，这应该是较早的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20世纪 l生写作的文学史著作。该著作按照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体例，将20世纪的中国依照重大的政治事件分为五个历史阶段，每个历史阶段自成一篇，篇首有“概说”来介绍这一阶段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女性写作的特色，然后分节来介绍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家，最后附以这一阶段女作家主要作品简表。在对每个女作家进行评述时，也是依照文学史的书写规范，先有作家简介，继而是代表作品的赏析和评价。这部上下两卷的“女性文学史”收人的女作家之多之全，足以使其成为“女性文学史”的奠基之作，它为以后的女性文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史料和文献准备。

　　文学史的撰写往往以时间为经，串联起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家作品，有着固定的模式。然而，编撰者的史观不同，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就有差异。比如在大陆通行的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鲁迅、郭沫若、茅盾的地位和影响不容撼动，而在夏志清编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张爱玲、钱锺书被特别给予重视。相应的，女性文学史是从女性意识出发，以性别视角来凸显女性写作的价值和意义。显然，当我们把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将女性写作作为女性主义理论的实践工具时，为了达到既定的叙述目的，对20世纪女性文学进行归纳总结，去除枝蔓，突出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表达不仅是有效的而且也是必要的，这也是以往的女性主义批评实践所做的重要工作。但是这种做法的代价便是遮蔽了女性写作自身的丰富性，无疑也将女作家的作品价值窄化了。换言之，仅仅依赖性别视角，关于女作家作品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便难以解答，比如被目为“五四之女”的冰心为什么从未在作品中表达出“五四”一代的叛逆精神，反而始终强调“贤妻良母”的女性观?《莎菲女士的日记》被女性主义者视为书写女性个体欲望的经典之作，然而为什么丁玲在一次访谈中否认这篇小说写得是女人的情欲?“五四”时期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女作家都写过同性情谊，这是否如一些女性主义研究者认为的那样与礼教制约下的性压抑有关?张爱玲、苏青这些在沦陷区盛极一时的女作家为什么很长时间没能进人现代文学史?如果不仅仅局限于“女性意识”，而是将这些文学书写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这些问题也许不难解决。

　　此外，在一些女作家的文学书写中，由于文本的内容、价值或意义并不与“女性意识”的阐释珠联璧合。比如铁凝的《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麦秸垛》《遭遇礼拜八》《甜蜜的拍打》《对面》等等，常被批评家认为其“性别特征其实并不显著，甚至，她的写作还有意回避了单一的性别视角，而更多的是在描绘人类的某种普遍性——普遍的善，普遍的心灵困难，普遍的犹疑，以及人性里普遍的脆弱”5。比如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雾月牛栏》《清水洗尘》等等，都着力在重写文学与故乡、童年和大自然的关系，这是她小说风格的基本元素，与性别视角的关系并不是特别紧密。方方的《风景》被誉为新写实小说的开山之作，那个一家九口拥挤在十三平米的窝棚里，没有尊严，几近动物般的物质生存与女性主义批评的性别诉求相差太远，因而许多文学史中关于女性写作的章节都将方方排除在外。对于这些女性书写，女性主义批评又该如何阐释呢?

　　与此相关的是，虽然女性主义理论着力于阐发女性写作的价值和意义，但很多女作家并不愿意被冠以性别的标识，比如张洁，她始终强调自己是一个“炽热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6，坚信妇女真正的解放有赖于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一个“女权主义者”的封号。在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张洁的“非女权”宣言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当时主流话语的一个注脚，我们不难理解，在一个张扬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旗帜的时代里强调“女权”无疑是偏狭的，是囿于性别而忽略“人类”的。然而当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成为一种潮流之后，张洁仍然表示：“西方女权主义向男性挑战，我对此不以为然。我不认为这个世界属于男性，也不认为它仅属于女性。世界是属于我们大家的。一个男子，如果他勇敢，正直，品格高尚，热爱正义，尊重女性，那他也会得到我的尊重。”7还有王安忆，她虽然强调性别，但同样拒绝“女性主义者”的标签，她主张在“男女平等”的主流宣传中重新检视性别差异，并将女性归位于传统的“主内”角色，进而探讨女性在“分内”实现个人价值的可能性。

　　女性主义理论在解读女性文本时遇到的问题，以及女作家不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者”的封号，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女性意识”或者“性别”视角处理中国问题时的局限。

　　二

　　晚清以来现代女性写作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现代文学始终参与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女性写作的历史脉络也始终是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相关联的。换言之，女性写作的转承起合都深刻地打上了这一元叙事的烙印。

　　女性主义理论的传播、“女性意识”的觉醒本质上是服务于女性解放的终极目标。自晚清始，女性解放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与维新运动相伴生。变法维新与女权运动原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二者的联系，除了社会变革可能对女性的社会地位产生影响外，还得益于晚清维新人士将对女性解放的倡导与“强国保种”的国家诉求勾连在一起的。由是女性解放的话题从一开始就被置入政治体制的变革之中。1902年梁启超发表《(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明确地体现了维新党人在“国家”范围内讨论“女性解放”的思路。当中国传统的性别规范令妻“受命于家”而与国家、民族绝缘时，维新人士把女性与“强国保种”联系起来，为女性走出家庭，登上社会舞台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女性解放提供了合法性。

　　“百日维新”之后，关于女性解放问题的讨论积极热烈，当时的“女界之卢梭”金天翮、《女学报》的主笔陈撷芬以及诸多关注女权问题的有识之士，纷纷撰文强调女子应该谋求女学和女权，鼓吹男女平权和女子独立。这些文章虽然各有侧重，但所有的论说最终都落实在“以备教育后来国民之用”上，显然，将女性解放与国家兴衰相连接是当时思考女性问题的共识，换言之，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始终都是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紧密勾连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使女性解放的问题触及到了思想文化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正是从女性问题人手的，新文化运动借女性在家庭、婚姻、贞操、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劣势地位来批判礼教、确立“个人”，但这里的“个人”并没有具体的性别指向。所谓“独立健全的人格”，所谓“做一个真独立的‘人’吧!”8以及子君那句经典对白“我是我自己的，他

　　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适用于每一个想要冲破旧家庭桎梏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男性从礼教中解放了自己，并在与国家民族天然的同构关系中获得了自身的性别认同；女性同样也从礼教中解放了自己，只是这个“自己”是与男性一样的“人”，她也需要和男人一样建立起与国家民族的同构关系，确立自己的性别认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在倡导“人”的解放和青年人“独立自主的人格”时，将女性解放纳入这一话语体系，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思想界对女性问题的特别关注，也暗示了“五四”时期的女性解放与晚清以及民国初年一样，只能在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中顺势跟进。

　　救亡压倒启蒙是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对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的一种叙述。如果我们撇开对此的辨析和歧见，可以肯定的是，与个性解放、自由独立相关的“五四”思潮退场了，代之而起的是包含阶级解放、民族独立的主流叙事和政党意识形态。此时对性别问题的关注虽然与晚清时期的“强国保种”、“五四”时期的“个人解放”有了历史语境的不同，但其受制于社会政治的大格局并没有改变。在这个复杂的社会语境中，丁玲放弃了“莎菲式”的小资产阶级的苦闷，投身革命的洪流，书写工农革命；张爱玲借沦陷区新文学的退场，写男欢女爱，写世俗生活，成为耀眼的明星作家；萧红则始终专注于对个体生存境况的书写，对革命既有所介人，又有所疏离。这些不同的文学书写，不仅留下了大时代中的个人生命的印记，也留下了至今难解的困惑。这一时期女性书写的历史，依然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最复杂的历史。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大背景中，女性解放始终是从属于民族解放运动的，不论是维新派倡导“国民之母”，辛亥革命者宣传“女国民”、新文化运动的先觉者们鼓吹女子的“独立人格”，还是共产党人动员女性参与社会革命，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于民族解放。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有许多女性主动参与民族解放运动。但是两者结合并不能掩盖彼此的差异，从根本上说，女性解放和民族／国家解放是两种性质的革命。女权运动需要改变的是社会的伦理秩序，而民族国家运动则要触动社会的政治体制。所以当政权的争夺暂时告一段落时，二者之间的差异，或者说矛盾就显现出来了。

　　秋瑾的革命历程昭示了女性解放与民族解放之间的矛盾。这位希望实现民族革命与女界革命并举理想的革命者，在具体的革命过程中已然意识到实现二者的手段是不一样的，前者可以依赖迅猛的暴力革命，后者则需要进行必要而漫长的思想启蒙。秋瑾在权衡两者的轻重缓急之后终以民族解放为重，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起义的暴力革命中。事实上，对许多投身革命的女界人士而言，民族解放只是女性解放道路的第一阶段。所以，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女子作为曾经的革命同盟者立即组建了“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同盟会”“女革命会”等政治团体，她们上书参议院，要求立法保障男女平等，并且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她们希望通过赢得参政权而干预国家立法以解决女子面临的教育、自由婚姻、禁止缠足等诸多问题。然而，狂飙突进般的暴力革命并不能代替必要而且漫长的思想启蒙，民族解放的胜利果实也不可能轻易地嫁接给妇女解放运动。这便不难理解在“女子参政同志会”提出女子参政权时，孙中山最终以女子应首先“增进知识，养成高等资格”而予以驳回9。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妇女解放运动同样不具备独立性。1 922年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了“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者的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的方针，从此“妇女解放即是劳动者的解放”成为一种政治思想共识始终贯穿于这一革命进程中，而革命的胜利也意昧着妇女解放运动的胜利。新中国宪法对男女平权的法律保障，直接使女性坐享其成地享受了本应经历长期的思想启蒙和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胜利成果，从中央到地方所设立的各级妇女联合会以行政机构的运作保障了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完善的法律保障和组织结构使女权运动失去了革命的目标。不过这种保障忽视了妇女解放运动自身思想文化的建设，也存在着出一定程度的不足之处。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是随着女性的性别改造／重塑展开的。类似于“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能做到”“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样的标语口号重新塑造了女性的身体和精神，这使女性作为一个群体的特性，消隐在“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革命目标中。如果说，“五四”时期倡导“个人”的解放，却没有具体的性别指向，那么在这个时代，性别指向的目标明确了，“个人”却消失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

　　新时期与“五四”时期一样，都是要求打破思想禁锢，要求拨乱反正。胡适那篇《敬告青年》同样也适用于20世纪80年代的“人的觉醒”：“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10。不过，在20世纪80

　　年代的具体语境中，胡适所说的“他人”已经不是“五四”时期的伦理道德和婚姻家庭，而是极“左”思潮、迷信权威，这些号l生别问题无关；而伴随这些问题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启蒙运动，讨论的也不是女性的解放，而是人的解放。因此，8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包括女性知识分子首先考虑的都不是女性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描述重工业部改革的艰辛；谌容的《人到中年》表达了对知识分子生存的关注和呼唤；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描述了期待已久的机会来临时，人与人之间残酷的竞争；而戴厚英的《人啊，人》后记则鲜明地彰显出了那个大写的“人”：“我走出角色，发现了自己。原来，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憎，有七情六欲和思维能力的人。我应该有自己的人的价值，而不应该被贬抑为或自甘堕落为‘驯服的工具”11。张辛欣、戴厚英的作品发表之后引出诸多争议甚至是批判都与女性问题无关，虽然这些文本后来得到了女性主义的解读。显然，在80年代的语境中，精英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文化立场才是思想解放潮流中的最强音。

　　纵观女性写作的历史，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显示出历史大势之于女眭写作的巨大影响。丁玲在1942年的检讨预示了女性话语面对民族国家话语巨大力量之后的妥协，而这种妥协绵延至今，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当20世纪80年代西方女权／女I生主义理论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风靡中国大陆时，几乎所有的女作家都否认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因为她们自认并非只为女性而写作，而如果将其写作限定在“女性”的范围之内，那么则局限了她们的写作意义。

　　三

　　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写作探讨的是女性如何成为“女性”，成为怎样的“女性”的问题，或者说女性写作是女性性别建构的过程和体现。波伏娃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12换言之，性别问题总是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相勾连的。因此对女性写作的研究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女性意识”或性别视角，而应在其中加入一些与性别相

　　关或无关的参照系，比如官方宣导的意识形态与民间私人生活之问可能存在的差异、不同阶级、阶层、经济水平、地域、社会／生活圈、年龄、受教育程度、生活经历等所造成的个体差异，等等。此外如前所述，女性写作作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性别建构的考察也必须与同一历史时期宏大叙事相参照。

　　从晚清到“五四”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历史变革的时期。在建构现代民族家的过程中，女权运动随势兴起，妇女解放因此而与社会历史变革相关联。女性获得了“国民”的身份，从而改变了她们在传统社会秩序中的位置，而随着“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启蒙，催生女性的社会生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尽管知识界作为“他者”对女性的塑造带有历史的局限，但女性意识和女性写作因此而获得了发育和成长的土壤，性别认同的问题由此凸现。晚清不断推进的女子解放和维新派确立起来的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巨大感召力为现代女作家的出现孕育了条件，而投身写作也为刚刚获得“解放”走入社会的青年(包括女青年)提供了自我实现的途径和经济独立的可能，尽管在当时，女性从事文学创作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鼓励或者限制。

　　现代女作家的出现，意味着女性有了自由言说的可能。“五四”之女们着力描画“新女性”走人社会后如何面对婚姻、家庭、职业、爱情、革命等问题，藉此来思考“新女性”的性别建构问题。这正是从晚清到“五四”的历史变动过程中知识界塑造女性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如果没有现代民族国家叙事的兴起，也就没有“现代女性”的出现。在这个意义上，女性的觉醒和社会化，始终是在“他者”的影响下进行的。历史首先是一个巨大的“他者”，它总是以大势规定女性解放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的位置和顺序，因此女性解放始终是这一元叙事的一部分。知识界则是另外一个“他者”，它在参与宏大叙事的过程中塑造女性。正因为有了这些“他者”，冰心始终坚持女性在家庭中以奉献和自我牺牲为主调的贤妻良母观；苏雪林宁愿做个“养家男人”，不愿成为“司家的主妇”；庐隐追问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却既不善持家，又无力兼顾社会事业的“新女性”们“何处是归程”；也正是有了这些“他者”，丁玲将个体情欲的表达视为追求自我的体现而非情欲本身；凌叔华对新女性在家庭中精神和情感空间的探索有了新的维度。虽然历史的规定和知识界的塑造，也使女性的性别建构带有了宿命性的困境，但是，当女性能够以文字的方式介入社会、国家时，当女性参与宏大叙事的建构同时也表达自己对性别问题的思考时，女性写作之于文学史的独特意义也就显示出来。

　　20世纪30年代和4O年代是中国战争频仍的阶段。乱世弃绝了传统的性别规范，也中断了“新女性”基于婚姻、爱情、家庭等方面对性别建构的探索。这其中有人放弃觉醒了的“自我”而投身革命，从而与革命构成了同构关系，此时的革命不再是“他者”，而成为“主体”的一部分。或许正因如此，丁玲才能彻底放弃她早期小说中的那些忧郁、苦闷、颓废且执着于个体情愫的modern girl，转而去书写她不怎么熟悉的工农兵；谢冰莹才能在《从军日记》中记录她的所见所闻而忽略战场上的性别问题；杨沫才能将《青春之歌》中一个女人对个人情感的选择讲述成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这其中也有人放逐了英雄、理想、爱情等主题的宏大意义，在文本中塑造一份常态的日常生活，让文本溢出“民族解放”“战争”“革命”这些时代的主流话语。此时这些主流话语仍然是“他者”，只不过是被悬置起来的“他者”。比如苏青的《结婚十年》、潘柳黛的《退职夫人自传》写出了婚姻的现实和无情；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连环套》《红玫瑰与白玫瑰》写出了爱情极为物质且世俗一面；还有人既介入革命又疏离于革命，此时的革命作为“他者”，始终“在场”。比如萧红，她短暂的写作生涯从未正面处理过革命题材，但她的H常生活被战争所笼罩。她的《生死场》《马伯乐》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相吻合，可她进入这一宏大叙事的角度和方式却极为个人化，她始终自觉地从生存的角度来观照她的写作对象。这些不同的路径，不仅是革命战争年代错综复杂关系的折射，也呈现出这一复杂语境中探索性别建构的多样性。

　　社会主义革命对日常生活的改造对女性的意义非比寻常，虽然新政权及其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法令让每个人(包括男性)都意识到了重新修正自己以适应新生活的必要，但女性在革命成功后所面临的问题更为突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同志能做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做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标识新中国妇女解放程度的核心概念，这样的口号把作为个体的女人和作为性别群体的女性一起纳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重新塑造了女性的价值观。相应的，这一阶段的女性写作对性别建构的探索呈现出与宏大叙事高度的同质性。草明、茹志鹃虽然也写婚姻家庭和爱情，但文本的主旨是：只有把一己之爱升华为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爱，只有走出自己的小家庭，献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使女性收获真正的幸福；文本中的女主人公，也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她们首先对社会主义事业负责，与之相比，小家庭和一己之爱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样的表达方式是当时意识形态宣传的一部分，也是婚姻、家庭、爱情等现代女性写作的核心主题淡出建国后女性文本的原因。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性别建构问题在历史转向新时期的过程中重新“浮出历史地表”。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宏大叙事，重构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也改变了女性的生存状态。虽然新时期伊始，性别问题并不是知识分子首先考虑的问题，甚至该问题也没能像晚清和“五四”时期那样，构成知识分子思考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切人点，但“思想解放”运动所带来的观念解放和思想变革以及世俗生活的合法化都为性别意识的生长提供了土壤，在参与宏大叙事的写作中，女作家既突出了时代主题，也发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冲突，新时期女性的性别建构由此展开。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时期的性别建构过程是由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介入推进的，因为所有能够被纳入女性主义批评阐释系统的文本都得到了认真而严肃的意义阐发，比如《人到中年》《在同一地平线上》《山上的小屋》等等。但几乎与此同时，女作家们却试图在女性主义理论之外，探索性别建构的中国方式，比如王安忆的《逐鹿中街》《弟兄们》以及张洁的《红蘑菇》从“性别之战”的角度思考女性解放是否只是一场权力之争，像西方女权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赢得了“性别之战”是否就能使女性获得主体性。铁凝的《棉花垛》《玫瑰门》则将女性置于历史中，从而质疑了女性主义理论赋予女性参与历史建构的主体性。显然，新时期的女作家们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所标举的“女性意识”持怀疑态度，同时也将自己对性别问题的思考“融化”在她们书写社会生活的宏大叙事中，这未尝不是新时期女性性别建构的独特所在。

　　与新时期女性淡化“女性意识”的性别建构相对应的是20世纪90年代强化个人经验的性别建构。强调性别身分，注重个体的心理和生理经验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书写中蔚然成风，这是新时期思想文化背景重构的一个衍生结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等文学现象纷纷重新设计了“个人”进入历史的方式，“个人”不再是英雄抑或精英，也不再是集体中的一员，叙述的主旨开始回归日常生活，回归“原生态”，宏大叙事逐渐被解构。这一写作潮流原本与性别建构没有必然联系，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尤其是关于“身体写作”的理论在这一潮流中找到了切人点，相应的，迎合这一潮流的“个人化写作”也为女性主义理论提供了可操作的文本和范例。林白将女性身体经验的展露视为性别建构的途径，在《日午》《同心爱者不能分手》《致命的飞翔》《一个人的战争》这一文本序列中，多米们沉静在自我抚慰所带来的自足与快感中获得了自我的释放；陈染也以私密性的女性经验来呈现性别建构的困境，只是这种私密性的经验不仅表现为身体和欲望的表达，更体现为敏感、脆弱、碎裂、隔膜的内心生活。比如《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空心人诞生》《与往事干杯》等文本体现出女儿对父亲、替代性父亲／情人的复杂感受，而《私人生活》“从哲学的层面说正是讨论‘个人’的存在与位置，讨论了现代人内心的疏离感、迷失感和不安全感等焦虑”13。“个人”是孤独的，陈染最终在《破开》中将女性的性别建构指向“五四”前辈们的“同性情谊”，但她赋予了姐妹们更强烈、更自觉的主体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百年，女性的性别建构又回到了起点，但显然，此起点已非彼起点。

　　回顾百余年女性书写的历史，当我们将女性视为一个性别群体，将女性写作视为“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表达时，一部去除枝蔓，线索清晰的女性文学史得以呈现，对文学研究而言，这一学术工作不仅是有效的而且也是必要的。然而这种目标明确批评梳理将女性写作与20世纪中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相剥离，剔除了所谓的“旁枝末节”，也遮蔽了女性写作自身的丰富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女性书写的历史也是女性自身进行性别建构的历史，而性别建构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密切相关，当我们撇开既定的规则和目标，重新进入故事讲述的年代，触摸那些文本，并将其与当时的思想文化问题相关联时，枝蔓丛生、枝节凸起、纷繁驳杂的女性文学史才因此得以绘就。

　　注释：

　　1.乐黛云：《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文学自由谈》1991年第3期。

　　2.鲁迅：《(生死场)序言》，《且介亭杂文二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8页。

　　3.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5页。

　　4.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旧家文学》，唐小兵主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h版礼2007年版。

　　5.谢有顺：《发现人类生活中残存的善》，铁凝：《第十二夜》，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页。

　　6.米歇尔·坎一阿克曼：《访张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张洁研究专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页。

　　7.林达·婕雯：《与社会烙印搏斗的人》，原载香港《亚洲周刊}1984年l2月9日，转引自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

　　8.邓颖超：《姐妹们起来呦!》，《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特tq1》1923年3月。

　　9.孙中山曾面允林宗素日后会赋予女子参政权，但是当这则消息见报后，又因不敌社会保守势力的责难，而否认了此前的言论。相关史料见1912年1、2月间《申报》《天铎报》的相关报道。

　　10.胡适：《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915年第l期。

　　11. 戴厚英：《(人啊，人)后记》，《人啊，人》，广州：花城出版社198o年版，第352页。

　　12. 两蒙·波娃：《第二性》，桑竹影、南珊译，长沙：湖南文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13.术术：《陈染：生活在遗忘中》，《新京报》2004年5月27日.

　　作者简介：郭冰茹，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510275)教授，主要从事2O世纪中国小说史、社会性别等方面的研究。

　　原文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