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态论文十篇
社会生态论文篇1
生态文明承认人对自然的超越性与人对社会的超越性，也坚持自然对人及社会对人的前提意义，主张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有机统一，这与社会主义的根本主张完全一致。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对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必然是尖锐冲突的。只有抛弃私有制，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即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达到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通过否定小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生产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各生产单位的局部利益服从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人们在生产中的互助合作关系将充分实现；不同的部门、企业和职工之间将由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联系起来，而不再互相对立。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生态文明社会是消除自然的异化与人的异化的社会，强调的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统一、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统一，主张利他主义而非利己主义，显然，建立生态文明的根本要求与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相一致。公有制是生态文明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社会主义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制度保障。我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理论自信正是源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二、资本主义制度与全球生态危机的演化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念是对西方发展模式的反思。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的领先地位使各国的发展思维深受西方模式的影响，“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经济发展之路几乎被默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然而当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走上这条道路后，它们面临的却是环境恶化、两极分化、社会动荡的生态、经济、社会皆无法持续的状态。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不同社会制度普遍面临生态问题。毕竟人类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注定了人类与自然的矛盾，但这无法得出生态问题与社会制度无关的结论。前资本主义面临的诸种生态环境问题，远不如我们今天如此严峻：在漫长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人类对自然的开拓还较为有限，而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时期，因为农业这种以土地为主要的生产资料，以有生命的动植物为劳动对象的产业，客观要求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关系，所以在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人类社会，虽然存在生态问题，但都是局部的，没有酿成全局性灾难性的后果。生态问题真正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梦魇，是在工业文明开始以后。日本学者通过长期研究，证实地球环境污染始于1800年左右。这与欧洲的工业革命恰好同步。表面看，工业文明带来的技术飞跃似乎是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深入分析则会发现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与工业文明相伴生的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为人类向自然界的大规模开拓提供了可能，而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才使生态危机成为必然。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的内在逻辑。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就决定了资本运动的无限性。作为资本，它“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对剩余价值或者说对利润的无限贪欲，驱使资本家不停地进行资本积累，不断地把剩余价值资本化，“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吸引着资本家”。
在剩余价值规律的决定作用下，自然也必然服从这一逻辑。对于资本家而言，只有当自然为资本获取利润服务时才有意义。为了利润，资本颠倒和割裂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内在联系：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使资本无限扩张，无视生态环境要求经济方面投入与产出的均衡和生物链条的矛盾。纵观资本主义发展史，也正是一部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史。早期资本家通过“圈地运动”把田地等生产资料和环境等公共产品变成其私有财产，变成市场上的商品，为其获取利润服务。同时，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为了维持生存与发展，只能走进资本家的工厂，成为雇佣劳动者，人的异化与自然的异化在资本的要求下同步进行。“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中已经蕴含着环境问题本质的胚胎形式。”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这种无视生态环境的资本逻辑渗入到世界各地。资本所到之处，在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下，各种自然物都成了市场的“资源”，而自然物一旦具有了这种“资源”的性质，它们就在被迅速市场化和商品化的过程中越来越集中到了各种权势集团和资本集团的手中成为少部分人获取利益的手段，而让大部分人去承担资源耗竭和环境破坏的灾难性后果。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达国家在积累了巨额财富后，为缓解国内日益猛烈的环境运动的巨大压力，把那些污染严重的行业转移到第三世界，然后利用技术上的垄断地位，集中力量发展技术水平高、产品附加值大的产品，既保证了高额利润，又使这些发达国家拥有了清洁的环境。发达国家回避自己在工业革命以来对全球生态危机欠下的债务，而拿出环保卫士的姿态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横加指责。虽然资本主义国家口口声声讲环保，但面对经过各国艰苦努力达成的共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京都议定书》，美国率先拒绝签字，金融危机之后，更多的发达国家无视人类的共同利益，加入到混淆生态问题历史责任的队伍中，极力弱化自身减排指标和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的义务，另一方面又试图将减排负担转嫁给发展中国家。这充分表明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的利润面前，人类的共同未来只能让步。
三、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生态危机的反思
既然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从理论上来说，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不存在生态危机，然而现实状况并非如此，社会主义国家也曾受困于环境问题。苏联对环境的掠夺式开放，无视环境保护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我国也不得不面对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事实。在经济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改善的同时，我们目前面临着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后果最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社会主义国家生态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是战争与革命的背景下形成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对经济增长的过度追求，把“物质财富的增长作为经济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核心，坚信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社会财富的增加和人类文明及福利的进步的观念”，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过度追求实质是西方社会资本逻辑的集中体现。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当今世界，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把西方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通过大众传媒、经济活动、政治交往等途径渗透到各国的治国理念之中，也包括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对经济计划超额完成的追求，还是改革开放后各级政府对GDP增长速度的狂热，把经济增长速度视作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为了保持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优势，国民经济活动不惜对自然资源破坏性地开发利用。长期依赖于粗放型经济增长的高投入换来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使能源和矿产资源等不可再生产品越来越处于难以为继的窘境，在盲目乐观地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时，却不觉陷入了西方的霸权语境，去面对生态危机的梦魇。造成我国生态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公有制的组织形式及运行管理还处在探索之中。
企业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总是希望以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这就使企业的行为陷入资本的逻辑。想超越这种逻辑，只有使企业的生产目的跳出对利润的追求。从逻辑上说，公有制企业的生产目的可以实现这一超越。但实践上，必须找到适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和运行模式，否则理论难以转化为现实，近年来国有企业造成的严重环境污染问题就是这种矛盾的体现。2009年环保部门监测的7043家国家重点监控企业中，有2713家企业超标排污，约占监测总数的四成。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代表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本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结果却成为污染大户而备受公众诟病。在各级政府长期的GDP政绩观指导下，国有企业承担的是推动经济增长速度的目标，环境保护不在考虑之列，此时国有企业的行为与非公有制企业追求利润的目标并无二致，也就不能跳出资本逻辑的影响。政府的错误导向造成国有企业无法在环境保护上有所作为，在对国有企业的污染行为指责中，公有制与生态文明的关系被淹没了。此外，西方消费主义的示范作用加剧生态危机。消费主义不以追求商品的使用价值为目标，而把消费本身当作目的，把消费品的档次和品牌当作判断社会阶层高低的符号。世界奢侈品协会2012年1月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奢侈品的消费总额已经达到世界首位。消费主义滥觞之下，真实合理的消费需求逐渐被无限的物欲追求淹没，挥霍浪费、过度消费、超前消费大行其道，人们“迷恋物质消费，过度追求物质的享乐和拥有，忽视了精神塑造和自身能力提高，只强化个人消费权利而漠视社会责任使命”，许多商品在使用价值还未消失的情况下就当作废物进了垃圾场。对于各种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都处于世界平均拥有量之下的资源紧缺国家而言，不断呈现增长之势的消费主义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风气，使我国的资源紧缺形势更加严峻。
四、发挥社会制度优势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只是提供了建立生态文明的可能性，而如何把这一可能性变成现实，还需要使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摆脱西方霸权语境下的资本逻辑思维，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的效率上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如何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协调起来，如何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抑制市场经济的不足，对我国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同志曾经说过：“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初，我们必须承认体现市场经济共性的政策多，实践中照搬西方国家的做法比较普遍，而在如何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上，做得还远远不够，这正是改革开放在带来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诸多不和谐甚至尖锐冲突的根本原因。这种冲突越来越说明中国走向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生态文明之路恰恰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融合的同步过程。在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我们能否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关系到改革开放事业的成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但从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关系出发，当务之急有三个最重要的制度问题。首先，放弃GDP政绩观，逐步建立绿色GDP体系。GDP政绩观是资本逻辑的根本表现。只有真正放弃以GDP增长解决一切矛盾的思想，建立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GDP体系，才能克服资本的逻辑，超越西方发展模式的制约。“绿色GDP”，指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是对GDP指标的一种调整，是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但绿色GDP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由于环境资源和服务功能的价值量转化的难题，对绿色GDP的建立不会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但是把环境质量改善纳入各级领导政绩考核体系，是比较可行和迅速见效的第一步。
社会生态论文篇2
人脉，顾名思义，即人际关系所组成的网络。《现代汉语词典》对人脉的解释为：“人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有的学者根据人脉的来源或形成过程，也就是人的社会关系从哪里获得，将人脉分为六类：血缘人脉、地缘人脉、学缘人脉、事缘人脉、客缘人脉、随缘人脉等。所谓人际关系，是指人为了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全部关系的总和，简单地说就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各种关系。根据人际关系在满足人们需求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可以把人际关系简单地分为情感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情感性关系主要满足人们在情感方面（如关爱、温暖、安全感和归属感等）的需求；而工具性关系主要满足人们在物质方面的需求，是个人因某种需要或目的与不很关联的他人所建立的某种时效性关系。无论是情感性关系，还是工具性关系，它们都是个人正常、健康、全面发展所必需的。另有学者认为，人际关系的类型大概可以分为三种，它们分别是：权力依附型的人际关系，有人可以据此结成“权力网”；利益相关型的人际关系，有人可以据此结成“专业网”；情感交融型的人际关系，有人可以据此结成“人缘网”。前两种人际关系主要受理性逻辑支配，维系这两种关系的主要因素是披着情感“外衣”的权谋和利益；最后一种人际关系主要受“情绪逻辑”支配，维系这种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人格认同。
二、对大学生人际关系认知的问卷调查
（一）问卷设计与调查
基于上述人际关系类型，结合大学生实际生活、学习等情况，我们设计了与大学生相关的21种人际关系调查问卷，试图通过调查得出现代大学生心目中应该重视和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考虑到当今社会中所谓的“拼爹”观念盛行，我们在问卷中先预设了三个关于“拼爹”的问题，用以考察大学生对该问题的相关态度。经过前测和优化，人脉关系被调整为23种，每个问题设计了6个选项：非常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很不重要、说不清。最后收集了答卷大学生的个人相关信息，包括：性别、来源地、年级、是否做过班干部、是否独生子女。根据实际情况，我们选择了驻新乡五所高校的大学生作为调查总体。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首先结合各自院校的特色选定了各具代表性的共40个专业，然后从每个专业中任意选择一个班级进行问卷调查，平均每个专业分配25份问卷，要求按照男女生比例来发放。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963份。
（二）对调查结果的分析
1．对预设问题的调查结果解读
问题一：有人认为现在是个“拼爹时代”，你认为？该问题的设置是为了考察大学生对社会现状的认识。从结果来看，认可（36．8％的学生选择了“非常正确”和“正确”）明显高于否定（21．5％的学生选择了“不正确”和“很不正确”）的认识程度。值得注意的是高达41．6％的学生选择了“说不清”。问题二：“拼爹时代”中的“爹”你认为是（可多选）。对于“拼爹时代”所谓的“爹”，“用得上的关系户”认可度（36．7％）最高，然后是多选“有钱人、有权人、用得上的关系户”（26．4％）。或许大家觉得“有钱人”、“有权人”可以是“用得上的关系户”，但后者不一定都是前者，只要对自己有用，就应该受到重视。问题三：与我无关，主要还得靠自己。该选项意在考察学生对将来步入社会工作与生活时的一种态度取向。结果显示，作为相对高素质的大学生，被调查学生在靠自己发展方面的肯定性取向上占有绝对大的比例（68．2％）。说明关系固然重要，但也不是人人都有关系，或者即使有关系也不一定能用上，真正有用的还是自己。同时四分之一强（25．9％）的学生选择“说不清”，说明大家对当前个人决定自己前途的能量方面不再充分自信，处于矛盾之中。
2．对各种人际关系重要性调查结果的分析
我们将问卷中的问题按照“重要”与“非常重要”选项选择结果合并解释为“相对重要”，然后合并“不重要”与“最不重要”选项解释为“相对不重要”。通过对比发现，排列前6位的人脉关系竟然完全相同，也就是说在大学生心目中这些人脉关系的相对重要性与相对不重要性是非常稳定的。后面的人脉关系相对有些错位，但相差也不是非常明显，基本上都在相邻或隔一个位置的顺序上出现，说明大学生对这些人脉关系的重要性与不重要性有细微的分歧，但总体处于稳定状态。因此，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尝试着将大学生心目中的人脉关系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包括“家人”、“同学中的交心朋友”、“舍友”、“有知识的亲戚”、“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上大学前的同学”6种人脉，认为相对重要的超过了六成人数。与预料一致，家人无论如何也应该是一个人最为重要的支撑力量，不管是在哪个领域，说明最直接的血亲浓情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无以替代。各选项中，“说不清”1人，“很不重要”3人，“不重要”8人，“一般”64人，这相对于153人的“重要”和734人的“非常重要”显然不成比例。选择前者的学生更多的可能是出于对自我顽强奋斗非常看重，或者有些个人的原因在里面。“交心朋友”位居“家人”之后占第二位，证明了学生对于这种纯粹友情的珍视和对这种关系之于自己重要性的高度认可。“舍友”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上过大学的人都有体会。除了家人，还会有谁能够和自己同屋共眠3～5年？所以这种感情是永远难以割舍掉的。可能因为调查对象是大学生的缘故，大家对“有知识的亲戚”的信赖程度之高有些出乎预料，彰显了学生对知识重要性的认可与依赖。尽管当前社会现实日益证明“知识改变命运”越来越不靠谱，但相对于当前日益异化的社会来说，知识的力量永远是正作用。金钱和权力只能给予你一时的帮助，而有知识的人对一个人的指导、示范或塑造作用影响的是人的一生。“共同爱好”是大学生走到一起寻找快乐的最直接的因素。一起运动、郊游、看球赛、打游戏、去图书馆等等，这些爱好为彼此之间的大学生活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很多值得回忆的精彩瞬间。此类朋友的重要性也得到多数学生的认可。作为曾经在一个“战壕”内艰苦奋战的“战友”，53．2％的学生依然惦记自己原来的同学，认为比较重要。这里面其实包括了发小（问卷后面的列举中很多人列出）、小学、初高中同学。这份感情的确值得珍视。第二大类以相对重要性比例在半数（班主任或班级导师为49．6％，这里视作半数）及以上、六成以下为标准，包括“专业课老师”、“有权的亲戚”、“上大学前的老师”、“恋人的家属”、“班主任或班级导师”5种人脉。作为专业课老师，我们在看到结果之前真不知道自己会在学生心目中获得什么样的一个地位，真的有些不安。当前社会外在的诱惑实在太多太强，能坐冷板凳的人实在太少了。结果还算令人欣慰，近六成（59．3％）学生认为“专业课教师”相对重要，一来说明学生对于自己的专业知识很看重，二来也说明学生比较认可专业课教师的授课等相关能力水平。鉴于当前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历史发展过程中权贵思想的根深蒂固，“有权的亲戚”得到大学生的重视绝对无可厚非。
众多的“萝卜招聘”现象无不强烈昭示着现代社会依然是有权人的天下。上大学前的学习生涯在中国是一个极为艰辛的历程，学生们由几乎一无所知经过老师们的不断灌输，掌握了考上大学的基本知识，其中很多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恋人家属”选项是前测结束后增加的，数据（51．1％）显示其重要性深得大学生的认可。现在高校中的“班主任或班级导师”，通常由专业课老师担任，主要负责学生们专业学习方面的事情，基本上是个虚职，没有什么实质性利益。但这样往往容易使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更畅快和有效率，很多老师还是非常负责地去履行自己的导师职责的。所以调查结果（49．6％）显示该角色的认可度比较好。第三大类以30％～50％的重要性比例为标准，包括了“辅导员”、“有钱的亲戚”、“邻里”、“老乡校友”、“院系领导”、“大学其他同学”、“院系干部中的朋友”7种人脉。“辅导员”的角色在当前的高校当中日益重要和奇特，学生除了学习之外的所有内容都必须和辅导员相联系，甚至学习也受其很大的影响，为之“翘课”是极为普遍的现象。结果显示认为相对重要的占了相对多数（44．2％），选择一般的占了35．6％。在将来的社会中生存，得到“有钱的亲戚”的支持和帮助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43．9％的人选择了“一般”，41．5％的人选择了“重要”和“非常重要”，说明在大学生的心目中，金钱的力量在考验着大家的生存观念。只有10．9％的学生选择了“很不重要”和“不重要”，且后者比例占到了9％。中国是一个乡土气息非常浓厚的差序格局的社会，“邻里”之间的关系曾经那么亲切与和谐。然而现在社会的转型使得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部分异化，尤其对城市社区里生活的学生来说，邻居之间的陌生是正常的事情。但对于更多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来说，邻里关系依然具有很多美好的记忆，正所谓远亲不如近邻。“老乡”这个词曾经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词汇，老乡彼此之间的照顾感觉很贴心。随着大规模的扩招，大学内老乡的规模越来越大，彼此间的感情和关系就显得淡漠起来。45．2％的学生选择了“一般”。但也有30．8％的人选择了“重要”，地缘因素在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支撑作用还是不可忽视的。“院系领导”之于大学生的重要性，从结果来看，36．1％的学生选择了肯定的一面，低于认为“一般”（39．6）的学生比例。事实上，从培养和就业的角度，院系领导对学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主要从课程设置和就业推荐等方面显示出来，不过学生似乎觉得影响不直接。除去交心朋友，大学中的其他同学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明显降低，高达52．1％的学生认为其对自己将来的发展重要性一般。学生会干部似乎是积累人脉的很好的圈子，然而有近半数（47．9％）的同学认为这种关系对自己的重要性一般。但从“重要”（28．7％）与“不重要”（10．8％）的对比来看，还是更多的人选择了前者，证明可用之处还是有的。最后是第四大类，重要性认可比例在30％以下。包括“公共课老师”、“加入社团的朋友”、“打工或实习中结识的朋友”、“普通朋友”、“经常交往的网友”5种人脉关系。“公共课老师”的地位基本上可以认为不会太好，事实证明也不算很差，至少选择相对重要的学生比例（26．7％）超过了认为相对不重要的学生比例（20．4％）。另外还有5．2％的学生处于纠结状态，表示“说不清”，近半的学生（47．6％）选择了“一般”。这里面的原因不应该单单归结为教师的问题，课程设置与课程内容等因素也是影响学生评价的重要方面。大学生社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群体，相关的文章也很多。此次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对“加入社团的朋友”的重要性认可度一般（51．5％），或许很多人进到社团之中更多的是为了锻炼自己的相关能力，而对于结交朋友的作用看得相对较淡。当前大学生社团日益权力化和势利化趋势也对大家交到知心朋友有所影响。对于“打工或实习中结识的朋友”，多数人（48．1％）持中立态度，否定（23．8％）与肯定（22％）意见基本持平。显示目前的学生对这种人脉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并不太自信，毕竟在社会职场中这种关系相对较淡。区别于同学，大学生可能由于不同的原因经过一定交往，彼此之间会成为“普通朋友”，但这种关系因缺乏长久的联系而相对较淡。但其中有17．4％的学生认为这种关系还是重要的，其实很多时候帮助自己的往往是普通朋友。“网友”在当前信息时代成为一个很特别的符号，很多人素不相识，通过网络聊天结为朋友。但大学生对这种关系持有非常否定的认可度。即使设定为“经常交往的网友”，重要性和不重要性（反序）也都位居人脉序列的最后一位，这种结果值得思考。
3．大学生总体信息的意外与正常结果
当前女生更容易考上大学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和探讨，我们在调查时特地强调了按所选专业的男女生比例来发放问卷。可能这次调查的工科院系相对较少，女生比例大些还可以理解。但结果显示，总体比例中女生高达63．7％，的确出乎所料。即使是工科类院校，男女比例也依然女生高出。此次的数据再次证明高校中男女生比例的确有些失常。相对于男女生比例，对于普通高校来说，农村生源占据了77．8％的绝大多数，应该是正常的事情。除去函授生，其他的在校大学生应该全是90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推行了20多年，然而数据却显示独生子女比例仅仅为8．2％。统计显示，来自城市（包括县城）的214人中只有53人是独生子女，占到24．8％的比例。而749名来自农村的学生中只有26人是独生子女，仅仅占到3．47％。
三、对大学生四类人脉的分析及网络构建
（一）对大学生四类人脉的分析
第一大类6组人脉中，除去“家人”和“有知识的亲戚”两组，其他4组全是大学生同龄人，而且都是贴心和亲近的朋友关系，凸显了大学生对同代人中具有亲密友情的人脉的深深依赖。而前两者都具有血缘关系，家长最为亲近，亲戚也血脉相连，这种血缘人脉具有的无可替代的亲情为大学生所高度认可。而有知识亲戚的重要性远高于有权和有钱的，突出了大学生潜意识中对知识的高认知心理。第二大类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是大学生的长辈，而且其中包含了3组老师人脉。从第一层最为核心的血缘和友缘人脉过渡到第二层的长辈人脉，可以看出大学生似乎对这些人脉有某种直接而强烈的内在需求，老师提供知识，有权的亲戚或许可以提供岗位，恋人的家属则可能提供将来最为重要的家庭基础。第三大类的人脉则表现了大学生的一种纠结心态，这些人脉看起来不很重要，却又似乎都不可或缺。“辅导员”在大学里基本上掌控了学生可以获取的除知识外的其他所有资源，但许多普通学生又的确与之打交道不多。“有钱的亲戚”在当今“众多大山”的社会里或许可以提供最为“万能”的支持。远亲不如近邻，“邻里”所具有的特殊情分似乎永远不该忘记，但人们虽然对于现今社会“防盗门”的社区生态防盗功能不敢过于相信，但它隔开邻里亲情却作用明显。“老乡”，曾经多么亲切的称呼，现在却偶尔要提防，因为太多，否则最容易出现问题。“院系领导”本该令人尊敬，但现今的行政化大学时代，他们对于普通学生来说，尽管本应是但绝非领导的中心，所以他们似乎有些遥远。“大学其他同学”太多了，想要记住真的很难，但当他们帮助自己的时候真应该心怀感激。院系干部中有朋友吗？“学生干部”好像早已适应了钩心斗角的行政化生态而忘记了这里是服务学生的。最后一层的人脉关系似乎显示了无关紧要的感觉。很遗憾，“公共课老师”被大学生放到了这一层，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是前面的定语吧。大学生社团现在主要在做什么值得思考，否则“加入社团的朋友”不应该放在这个位置。人力资源理论中似乎强调“打工或实习中结识的朋友”的重要性，尤其是那些管理层及以上人脉，但大学生将其置于接近最后的位置，有些较难理解。“普通朋友”和“经常交往的网友”本身似乎就是可有可无的吧，否则他们为何被放在了最不重要的位置？
（二）对大学生人脉网络的构建
基于以上分析，第一大类人脉关系可以称为心理依赖层，显然其处于整个网络的核心地位。第二大类人脉可以称为生存支撑层，它们具有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第三大类人脉可以称为生活辅助层，这些人脉在人的一生当中或许真的可以提供某些甚为重要的帮助。第四大类人脉可以称为社交边缘层，这些人脉只是有些交往，在大学这个时代这些人真正的重要性似乎难以体现也无从考量，至少从数据上显示其地位如此。
四、简单讨论
社会生态论文篇3
（一）教育双主体文化生态关系失衡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活动，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主义核心正能量的流动过程，能量的传播主要在教师与学生和学生与学生之间进行。但是受限于传统教学方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总是自觉或不自觉的突出自己的主体地位，形成了教学活动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天然鸿沟，切断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能量传递途径，教、学两个主体的分离导致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分离，最终导致了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面理解很透彻，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我行我素的问题现象。
（二）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失衡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大学生的思想多元性是极强的，学生普遍表现出较强的新知识接受能力和新观念领悟能力，而当前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还延续着过去的教育方法。以单纯理论的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这种单一、枯燥的教学方式必然不能够满足大学生多元化的接受能力需求，导致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对学生失去吸引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来源于实践的科学价值观念，其内容本身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在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活动中，教学内容的实践性应该与教学方法的实践性相结合才能发挥出最好的教育效果，而现实状况是，教学内容与教育方法实践性的失衡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质量。
二、文化生态学视阈下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一）教师发挥主导作用，激活文化生态定位
教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中的主导，主导的文化生态定位就注定教师不能够将课堂建立成“一言堂”，相反应该放低姿态，以平等的姿态对面对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更加“平民化”的诠释。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阐述过程中应该找准自己引导者的定位，更加注意学生的文化生态需求，从学生价值观的实际切入，以满足学生对价值观的需求为目标，切实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单纯的理论转化为有血有肉的价值体系，结合到大学生的生活实际当中去，满足大学生对价值观念的需求，才能真正保证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质量和效率。
（二）学生发挥主体作用，找到自己的文化生态位置
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中处于主体地位，其自身的文化生态定位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就单纯的教育活动来看，教学的质量和效率不在于教师教了多少而在于学生接受了多少。所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效率和质量的提升重点还在于学生的文化生态位置确定，学生不能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当成是普通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应该结合自己在学习生活中的价值观需求实际，认识到自己在价值观问题上缺陷，体会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是对自己价值观体系进行完善的最佳机遇，进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过程中充分的结合实际需求、实际状况和特殊事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更加深层次的体会和领悟。
（三）建立文化生态型的师生关系
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中，最为核心的关系就是师生关系，传统教育理念指导下，学生与教师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最终导致教师难做、学生难当的现象。所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活动中，教育者应该致力于建立一种文化生态型的师生关系，教师要在激发和培育情感上下功夫,使情感升华成为意志,实现意志转化为行为习惯的完美过渡,不断增强民族精神和创新精神。
三、结论
社会生态论文篇4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党的十报告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要实现上述发展目标，必须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源头抓起，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倡导和推行绿色消费、低碳消费和适度消费，这既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涵。（一）坚持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同步发展。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从原料到产品到废弃物，是非循环的生产；生活方式以物质主义为原则，以高消费为特征，认为更多消费资源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这是黑色的发展方式。生态文明的生产方式，从原料、产品到消费，要求尽可能减少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强度和能源消耗强度，减少污染物排放，减少废弃物产生，这是绿色的发展模式，是把经济发展与生态修复相互结合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坚持绿色发展关键是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给自然休养生息的修复空间。我国辽阔的陆地国土和海洋国土，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和永续发展的家园。但是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3%，面临着耕地减少过快、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等突出问题。经济发展必须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全面落实《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珍惜每一寸国土，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坚持绿色发展，尤其要强调开发和保护海洋国土空间资源，逐步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二）坚持循环发展，促进自然资源的再生和利用。积极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中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其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坚持循环发展要切实改变资源利用方式。总的要求是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不管是再生还是可再生资源能源都需要节约使用。解决途径只有推动能源生产革命，加大绿色能源产业的扶持力度，通过技术进步最大限度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形成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系统。（三）坚持低碳发展，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党的十报告指出：“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人类文明是与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连的，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不同的文明。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共赢，关键在于人的主动性。人的生活方式就应主动以实用节约为原则，以适度消费为特征，追求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崇尚精神和文化的享受。低碳发展需要提倡“低碳生活”。低碳，英文为lowcarbon，意指较低（更低）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为主）的排放。“低碳生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先是从国外兴起，这种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就是低能量、低消耗、低开支的生活方式。如今低碳生活作为一种时尚，走进和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低碳生活代表着更健康、更自然、更安全，返璞归真地去进行人与自然的活动，得到了人碳出行、“地球一小时”等更是生态文明对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要求。
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社会生态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生态修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通渭县
论文摘要：生态修复是对生态系统停止人为破坏，以减轻负荷压力，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与自身组织能力，使其向有序的方向进行演化；或者利用生态系统的这种自我修补能力，辅以人工措施，使遭~l,at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或使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主要指致力于那些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受到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工作。
通渭县鹿鹿山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试点项目于2004年被列入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试点项目，经过3a实施，项目区内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林草覆盖率从52．30％提高到60．29％，农户人均纯收入由1613．80元提高到1967．20元；生态、经济系统开始良性循环，该项目的实施为本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初步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基本情况
通渭县鹿鹿山水土保持生态修复项目是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生态修复试点项目。实施期为2004—2006年，项目区年均降水量500ram，年均气温3～5oC，适宜各类生物生长，属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三副区。该地区为石质山地，项目区辖陇阳、北城、寺子3乡，12个行政村54个村民小组，总人口7839人，人口密度84人／km，全部为农业人口，农业劳动力4706人。人均土地1．19hm，人均耕地0．26hm，总面积93．30kmz。完成封禁面积56．25km2．人工补植9Ohmz,人工种草277．5Ohm2,设立封禁工程围栏5km、标志碑5座、标语牌9O个、封育区“四至”边界标志界碑600个；新建管理房3间、示范养殖圈舍150座。布设植被监测点5个、气象观测点1个、径流泥沙监测点1个，选择监测典型农户60户。
2生态修复成效
生态修复是指对生态系统停止人为破坏，以减轻负荷压力，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与自身组织能力，使其向有序的方向进行演化；或者利用生态系统的这种自我修补能力，辅以人工措施，使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或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主要指致力于那些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受到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工作。
该项目实施后，项目区水清、山绿、水土流失减轻，群众的思想观念转变，实现了生物、产业趋于多样化，取得了明显的生态效益、蓄水保土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据测算，到项目实施年限末期，林草覆盖率从52．30％提高到60．29％；监测区年土壤侵蚀模数由1430t／km。·a降为964．40t／km项目区内农户人均纯收入自1613．80元提高到1967．20元；农、林、牧、副各业产值结构由基期的76．70：0．94：17．30：．5．06变为50．30：．1．07：29．50．：19．13；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为农地：林地：草地：荒地：其他=21．12：20．97：34．30：4．30：18．56。舍饲养殖数量6000多(只)，实现牛、马、猪、兔、鸡、鸽等多元化养殖。各产值机构有了较大变化，土地利用结构更加合理，使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开始良性循环。该项目的实施为本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初步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3几点启示
3．1科学规划，对位配套措施是实施生态修复工程的前提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是一项系统工程，直接关系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为指导，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理念，科学规划。在生态修复技术措施运用上，以保护和利用水土资源为核心，依据“源于自然，还于自然”的思想，为大自然恢复其自我修复能力创造条件，对位配置各类措施，以封为主，封禁、补造、抚育、管护并重，工程、生物、农艺措施相结合，生态修复与群众脱贫致富相结合的原则。使项目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隔离区，减少或禁止人、畜活动对生物群落的干扰和破坏，促使土壤质量正向发育，生态系统自我调控能力向健康状况演化。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3．2加强组织、建章立制、加大宣传是生态修复工程顺利实施的基础
生态修复是新时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重大战略调整，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加强生态修复的组织领导和部门协调，专门成立项目执行领导小组，健全管理机构、配备工作人员，明确和落实各部门的责任权属。制定和颁布有关项目建设的法规及管理制度，对生态修复区林草及其设施的管护管理提出具体的操作要求。做到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利用集市、庙会等多场合、多形式、多渠道对农民进行广泛宣传教育，印发传单、公告、宣传画及日历和手册。为生态修复的顺利实施提供组织保证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3．3建立部门联动机制，整合项目，为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提供资金保障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涉及农、林、水、环保、畜牧、财政、扶贫、科技等诸多方面，综合性很强，我们利用中央资金的主导作用和退耕还林草的机遇，深化投资管理机制改革，整合项目资金，统筹兼顾，合理规划，相互配套，镶嵌实施，达到资金技术、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使有限的投入资金发挥最佳使用效益。在项目建设中，与相关部门在工程实施、科研和监测等方面密切配合，加强合作，全面提升生态修复的科技水平和效益，加快生态修复进度。在管理上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形成部门之间“各负其责，各尽其力，各投其资，各计其功”的工作机制。为生态修复工程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
3．4立足实际，政策引导，狠抓落实是实施生态修复的关键
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土地资源的开发必须符合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使其得到休养生息。必须按照“顺应天时，遵循自然规律；顺应市场，遵循经济规律；顺应科学，遵循市场规律”的原则，坚持川台河谷区发展全膜覆盖玉米、浅山区种植马铃薯、深山区发展畜草产业的种植结构调整思路，大胆探索，积极挖掘本地资源潜力，引导农民转变观念，大力发展玉米、洋芋、畜草、中药材等富民产业。通过政策引导，利益驱动，解决了许多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实际问题，使支柱产业开发和扶贫攻坚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通过生态修复，既满足了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条件，又确保了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安定团结、人民安居乐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3．5依法监督，狠抓管护是生态修复效益正常发挥的保证
生态修复能力的体现根本在于彻底控制人为活动对生态环境的一切干扰因素和防止水土资源的污染，关键是水土保持监督执法和封禁成果管护。为此，要采取以下强有力的措施：
①建立健全水保监督执法网络。县、乡、村、社四级执法网络组织机构健全，并逐级签订监督管护目标管理责任书，做到责、权、利绝对明晰。
②依法具体落实“三区”划分与“三权一案三同时”制度，严格管理，奖惩兑现。加强修复成果管护。
同时，对水保预防监督执法的检查情况纳入乡镇年终综合考核评比的内容，推行奖励机制，以管促封。使生态修复效益能够正常发挥。
3．6合理布设监测网络，为生态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监测工作所获取的基础数据，对于生态自我修复能力的研究及评价意义重大，根据基础监测指标体系和监测评价体系要求，合理布设监测网络，采用实地定点、定时，多方位、多层次、多目标、多样点统计调查的方法进行。着重做好以下监测内容：
①蓄水效益监测。定点观测和统计径流、土壤侵蚀、泥沙变化、流域降水量等数据，分析评价项目实施后的蓄水保土效益。
②生态效益监测。林地监测：采用多样点抽样调查法。草地监测：选用不同草地类型，采用刈割测定生长量等，分析评价了项目实施后的生态效益。
③社会效益监测。通过布设网点社经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调查方法，以定点观测和典型农户调查结合，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评价项目实施后的经济及社会效益。
根据监测结果与效益分析评价，为同类地区生态修复的科学研究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社会生态论文篇6
一、社会资本: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石
社会资本是区别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的一种资本形式,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研究,对社会资本给出的定义各不相同,可谓仁者见仁,作者见智。比较公认的是布迪厄、科尔曼以及布坎南的定义。由于农村社区是一个社会组织,本文采用的是布坎南的定义,即从社会组织角度加以阐释的定义。在《让民主有效运转》一书中,布坎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其中包含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它们能够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张文宏,2003)。运用布坎南的定义分析,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能够起到基石的作用。
(一)社会资本可以打破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囚徒困境”
生态环境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最大难题主要在“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拓扑论中的范例,用来说明信息不完全条件下放弃通过合作实现最优目标的现象。两个囚徒被分开审讯,选择不认罪是二者的最优选择,每人将得到最轻的惩罚。但由于彼此缺乏信息,加之不信任心理,每人都选择了自己认为的最优选择:认罪,结果放弃了整体最优选择,每个人得到了较重的惩罚。“囚徒困境”常用来解释公共地的生态环境问题,个体的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而社会资本是打破“囚徒困境”,促使人们合作的有效工具。首先,信任是人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合作的纽带,“相信你能遵守规则,我也就会遵守规则”,是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人们的普遍心理,而这其中的基础就是信任,缺乏信任,人们之间的合作不是不可能,就是成本很高。其次,规范制约着人们之间的行为,使人们的行为向着有利于社区长远利益的方向演进。尽管社区的规范大都不像国家法律法规那样正式性,但正是一些约定俗成的规范代代相传,沉淀到成员的心理,内化为社区成员的自觉行为。再次,农村社区联系人们的纽带是血缘以及地缘,社区人际网络重叠率很高,人际网络具有全面性与实名性特点,不像城市社会中那样片面性与匿名性,人们之间易于合作,这对社区生态环境保护是有利的。
(二)社会资本可以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
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社会资本可以促使人们遵守相关规则。市场机制在这方面就存在缺陷。在我国当前,不少污染企业都和政府管理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白天冒白烟,黑天冒黑烟”的情况比比皆是。主要原因就是被发现概率低以及违规成本低,遵守规则的激励不足。与市场机制相比,农村社区中由于饱含社会资本,在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在农村社区中,人们之间的互动较为频繁,互动频繁本身就是一种监督。很多情况下,监督只是一种“顺便”的事情,就像奥斯特罗姆所引案例那样,在旱年取水,每人分配一定比例的水,当一人在取水时,下一个人就在他后面排队,多取水马上就会被发现,这是工作自身的需要,同时也意味着监督,并且成本极低,而违规被发现的概率极高,促使人们遵守规则(奥斯特罗姆,2000)。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资本牵涉其中,违规成本是很重的。在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违规者所受到的惩罚很少涉及法律与物质利益层面,大多涉及道德与精神层面,这种成本看起来似乎很轻,实则不然。因为在乡土社会,信用与声望等是“社会货币”,失去了信用与声望,也就失去了社会资源,同时也意味着经济利益受损。在互动性强的乡土社会,违规的成本无疑是巨大的,这也能够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
(三)社会资本可以解决人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利益冲突
生态环境问题表象上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本质特征不在人与自然之间,而在人与人之间,是人与人之间针对自然环境的利益博弈问题。人与人之间关于自然环境利用、分配以及成本摊派等的博弈构成了生态环境问题的主旋律。在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中,冲突与摩擦无处不在,由此需付出巨大的摩擦成本与磨合成本。而社会资本可以有效解决人们在资源环境利用中的利益冲突,降低摩擦成本。与政府管理相比,社会资本体现为身份承诺、信任、关系等非正式调控手段,依赖情感、默契、理解等维系关系。在小规模群体中,依赖社会资本调节,要比依赖正式手段的政府管理更有效率、更人性化与更有灵活性,同时能够减少摩擦成本,协调冲突。
(四)社会资本可以抵御外来污染转嫁
当前在我国农村社区,生态环境问题大部分是外界社会诱发与转嫁的。这里面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农村社区在外来经济诱惑的情况下,急于发展经济,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碧水青山。另外一种情况是,由于城乡之间生态不平等,社区遭受外界污染转移之苦。无论哪种情况,破解的关键都在于社会资本。在第一种情况中,由于社区资源环境是社区所有人共同的“命根子”,而且子孙后代的福利都与此息息相关,同时由于信任、规范以及网络机制的存在,使社区成员从长远角度考虑问题成为可能。这使得不少社区能够抵制市场机制的诱惑,保护好自己的生态环境。我国不少农村社区面临市场经济的冲击,仍然保护好了自身的生态环境,机理正源于此,反之则亦然。在第二种情况中,由于共同的利益,以及固有的信任格局,使社区成员面临外界污染转嫁时保持高度的一致,一呼百应,予以反抗,极少出现机会主义“搭便车”行为。在我国一些农村社区集体反抗外界污染的环境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奥尔森“集体行动的困境”,在这里没有发生。
二、社会资本流失: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社会资本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资本能否恒久甚至增值,取决于以下因素:一是群体的规模。群体规模太大,人们之间就形成了匿名性,匿名性使信任丧失,使规范失效,同时也难以保持良好的人际网络,社会资本也就难以形成与维持。反之,群体规模适中,人们之间保持很强的互动性,有利于社会资本恒久甚至增值。关于这一点,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给出了极好的阐释。他认为,“除
非一个集团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者集团的利益”(奥尔森,2004)。二是历史沿革。一个群体能否形成良好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能否增值,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历史上形成的路径依赖。由于社会资本需要时间浸润,一个社区在历史上社会资本生成的状况,对以后社会资本的走势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三是人员固定性。信任、规范以及网络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生成,这其中一个重要前提是社区人员相对固定。人口流动过于频繁,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就会失去载体,社会资本将大打折扣。四是社会结构状况。社会资本与社会结构状况是息息相关的。传统农村社区中人口相对同质,导致社会资本雄厚。
从以上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增值需要一定的条件,传统农村社区存在着良好的社会资本,与以上条件关系很大。但是目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市场、政府力量等向社区的渗透,农村社区中社会资本正面临流失的危险。仍从以上四个条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以下趋势。其一,农村社区群体的规模正日益增大。传统的社区是自然村,当前农村社区是行政村,甚至一些农村社区已经演变成“超级村庄”,社区群体规模的增大,对社会资本的形成与积累构成一定的威胁。其二,社区历史沿革的影响日见微弱。随着国家政权向社区的渗透,冲击了社区历史沿革的传承性,尤其建国后的几次大的政治运动,如、等,对社区历史沿革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而现代教育造成农村社区中“代沟”的增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割裂了社区历史沿革的延续,影响了社会资本的积累。其三,人员流动性加快。目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不少农村人口流动加快,尤其在发达地区更是如此。在一个缺乏人员稳定的社区中,居民对社区公共资源的贴现率是非常高的。“我遵守规则,别人不遵守规则,等于我替别人作了牺牲”,信任机制在这里将大打折扣,而且外来人口不一定认同社区生成的规则,规范开始失效,人际网络也随着人员的变动而松动,社会资本易于丧失。其四,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农村社区社会分化,出现了复杂的社会结构。传统农村社区人们有着利益一致性,这是建立在人口相对同质性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的复杂,带来了利益需求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削弱了人们对社区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人们之间的信任与合作都会受到影响。
我国目前农村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与社区社会资本的流失关系很大。这从以下两种情况可以反映出来。一种情况是社区的生态公共地遭到破坏。由于社会资本的流失,人们对生态公共地的心理预期变差,公共资源的贴现率变高,个体争先恐后的透支公共资源,“如果现在不用,等想用的时候,也许就没有了”,在这种心理预期下,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一个公共地悲剧被造出来,公共湖泊、公共山林、公共草场,都在演绎着这方面的悲剧。
另外一种情况是外来污染摧毁了社区的生态环境。在这里,社会资本流失的后果可以更清楚地体现出来:某些案例中,社区中一些“精英”通过出卖社区公共资源,从外界污染中获得大量实利。而为此付出的成本,却由社区全体成员买单,成本与收益被严重割裂。如果社会资本雄厚,人与人之间充满信任,社区有着严格的公共地资源使用规范,这方面的悲剧本应当可以避免。另外一些案例中,在面临着外来污染威胁之时,社区没有运用社会资本,进行抗争。尽管抗争不总是有效的,但也不乏成功的例子。在这里,我们运用科塞的冲突理论,可以解释社会资本在抵制外来污染转嫁中的作用——当一个群体面临与外群体冲突中,该群体如果有雄厚的社会资本,已经构建起维护自己结构的核心价值并取得全体成员的认同,群体整合的较好,就有可能动用更多的资源;反之,在外部威胁的情况下,群体要么反映冷漠,要么加快分歧,要么走向解体。
三、社会资本的重构与再生: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
综上所述,传统农村社区拥有良好的社会资本,对社区生态环境保护起着重要作用。在历史上,许多农村社区利用社会资本进行“自组织”,较好地保护了社区的生态环境。社会资本的运用,是农村生态环境得以合理保护的关键。但目前,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因素影响,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中有日益流失的危险。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所囿,目前就我国大多农村社区而言,我们难以复制传统的社会资本。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利用社会资本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处于传统农村社区与现代农村社区的过渡阶段,社会资本的流失只是一种暂时现象,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可以得到重构与再生(当然在一些农村社区中,社会资本并没有失去),并在生态环境保护中起到重要作用。这种重构与再生,沿袭的是一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结合的路径。我们详细解读与缕析其中的路径,大体归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农村社区阶段,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价值理性的合作,特征是社会资本雄厚。第二阶段是过渡农村社区阶段,价值理性丧失、工具理性尚未成为人们合作的纽带,特征是社会资本衰弱。第三阶段是现代农村社区阶段,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结合的合作,特征是社会资本重构。第四阶段是未来农村社区阶段,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结合的合作,特征是社会资本得以积累并日益雄厚。
现代农村社区社会资本重构的起点是工具理性,即在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中,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理性选择的。也就是自私的理性人,为了私利得以实现,在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中选择了合作,因为合作要比不合作有利,这是基于理性的判断。基于工具理性的合作是有可能的,即使在“囚徒困境”模式中,人们之间的合作也要比不合作有利。自私的理性人之间,只要满足一些条件,也完全可以打破“囚徒困境”。奥斯特罗姆将这些条件归纳为八点。一是清晰界定边界;二是占用和供应规则和当地条件保持一致;三是集体选择的安排;四是监督;五是分级制裁;六是冲突解决机制;七是对组织权最低限度的认可;八是分权制企业。而阿科瑟尔罗德以及沃塔纳波等人以计算机模拟环境“博弈”,其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自私的理性人之间也可以合作。在重复进行的无数次“博弈”中,首先违规不合作的人总是被淘汰,“一报还一报”(你不合作,我也不合作;你合作,我就合作)的人获利最大。
社会生态论文篇7
论文摘要：生态文明的提出，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社会发展目标中统筹考虑，反映了政府执政观念更加成熟。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必将有力的促进包括政治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的进步，并对社会的稳定与进步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1深刻认识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性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自然界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健康持续发展的需要。现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已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与和谐相辅相成，没有生态，就不可能有完整意义上的和谐社会。面对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倡导生态文明是人类做出的一次理性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曾多次郑重提出，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物质文明是人类在社会发展中改造自然的物质成果，它表现为物质生产的进步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生态文明是人类在发展物质文明过程中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成果，它表现为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进步和人们生态文明观念的增强。
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全世界范围看，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物质生产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对地球资源的索取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对地球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其严重后果就是全球气候变化，过渡开发土地，垦荒种田、滥伐森林，炸山开矿，环境污染等所产生的其他负面效应。近些年来暴雨、高温干旱、沙尘暴等极端气候频繁发生，也就是大自然向人类敲响的警钟。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正在急剧恶化。
2深入开展生态文明观念教育
目前，在我国突出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落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务。一方面，我国人均资源不足，人均耕地、淡水、森林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32%、27%、12.80%，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资源人均拥有储量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实行主要依赖投资和增加物质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能源和其他资源消耗增长很快，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也日益突出。当前。甘肃省受盐渍化影响的土壤面积接近3万km2，荒漠化土壤面积达19.28万km2，全省2.60亿亩天然草原有90%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过度放牧依旧，草皮萎缩，黄沙。因此，建设生态文明，不论对于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还是对于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国连续多年又快又好的发展，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罕见的。但是，我们不能忘了如此速度是以能源高消耗和污染多排放为代价的。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节能降耗，污染减排，这是环保部门的职责，更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改革开放前期，我国经济总量小，社会物质匮乏。为了尽快改变这种局面，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速度看的更重，更多地追求总量的增长。所以，我们吃祖宗饭，砸子孙碗，要了金山银山，毁了绿水青山；经济腾飞，环保欠绩；现在，生态就是政绩，生态就是文明，政府部门要做生态文明的践行者、推动者，在全社会广泛开展生态文明观教育的同时，重点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生态文明教育。这是因为领导者的思想认识可以通过其决策和管理，使他们的思想认识转变为政府行为对全社会的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作用。使国家保护环境的目的在经济发展中得到体现，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3促进公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参与
社会生态论文篇8
关键词生态文明；框架；三种生产；物质流；循环经济；环境社会系统
中图分类号X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6-0080-10doi：12.3969/j.issn.1002-2104.2013.06.012
环境问题凸显以来，人们日益发现要真正解决环境问题必须把整个自然环境和整个人类社会（包含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学科。
关于这个新的学科，叶文虎教授在1999年发出了建立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的倡议[1]，认为：“应从整体上去把握由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所构成的环境社会系统，并以环境社会系统的良性、稳定、持久运行为目标，在探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规律的基础上去探讨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行为方式。”通过十余年的努力，他和学术友人、同事、学生们逐渐厘清该学科的轮廓并将其运用到实践中。另外，在国际上，Kates[2]等在2001年也提出了建立可持续性科学的主张并提出相应的核心问题。
当前，我国即将步入生态文明建设的高潮。生态文明是一种有别于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文明形态，亟需新的理论支持，特别是综合性、前瞻性的理论。当代中国肩负着漫长的农业文明历史，正实践着压缩型的现代化，还来不及对工业文明理念进行深刻反思，又要积极摸索生态文明的创新发展道路；在此转型期间，三种文明形态的理念、观点、理论乃至方法必然会发生冲突、碰撞和相互激荡，从而使人眼花缭乱、难以适从[3]。
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运用整体与局部相协调的辩证方法，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整体的运行机制和演变规律进行分析与研究，有望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部分基础理论支持。
1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的一般原则与方法
1.1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的认知框架
近50年来，环境要素和传统学科相结合，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学科群[4]，包括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生态）经济学、环境社会学、环境政治学、环境法学等。这些学科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知[4]。虽然分门别类地探讨这个时代的基本问题“环境与社会如何协同发展”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于缺少整体的认知框架[4-9]，倚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认识方法，要么只能缓解一个或若干环节的制约，要么在缓解一个或若干环节制约的同时，又带来其他环节的问题，实质上是将环境问题进行转移或置换，难以从根本上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因此，有必要从整体的、系统的视角去构建环境社会系统的认知框架[4]。
所谓框架，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Ostrom[10]认为：在研究环境社会系统时，通过确定系统中的元素及其元素之间的主要关系构建框架；框架是跨学科的，可和多个传统学科的理论兼容；框架还可以用来比较传统学科的理论。现有的典型框架有马世骏等[11]的复合生态系统、叶文虎等[1，12-13]的三种生产四种关系、千禧年生态系统评价框架[14]、Ostrom[15]的多层次变量框架等。
由于研究对象的复合性和多样性，在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建构之初，必定出现多种框架，不同的框架各有其特点和适用范围。一个好的框架不仅可以尽可能多地包容传统学科的一些理论，还可以从逻辑上说明这些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甚至可以发现或者解释传统学科所不能发现或解释的问题。例如，我们以为叶文虎等[1，12-13]的三种生产四种关系的框架符合这一要求。
1.2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的基本内容
首先，研究整个系统持续运行的原则、条件、方法等。其次，界定研究的系统和其中的元素并构建框架。再次，研究系统中物质和能量的流动特性和规律，特别是揭示人类社会不同类型的组织与行为方式与物质流、能量流之间的关系[16]。然后，根据物质与精神相互作用的原理，研究精神层面中的影响因素，包括文化、制度、法律、规则等，形成与物质流互动的“意识流”。最后，在上述成果的基础上，研究环境社会系统的演化规律，并开展相关案例研究、预见性研究、发展战略研究等[13，16]。
在实际研究中，这些内容不一定逐步进行，可能交错、跳跃进行并互相反馈。
这些内容并非凭空而生。一方面，它根植于前述的近50年来诞生的新学科群；另一方面，它又传承于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和“天人互动”的精髓。它的产生和发展可以促进上述这些新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研究[4]，同时还可以打开一扇各个单一学科难以打开的门，看到比往更多的本质问题。
甘晖等：迈向生态文明时代的理论：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述评（上）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6期
1.3环境社会系统健康运行的灵魂：整体的和谐与公正
宏观地看，环境社会系统中的和谐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人类社会内部人与人的和谐。
人与自然相融和谐的意识，及其相应的新的环境观和伦理道德，是可持续发展观的灵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除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以外，更需要在人类社会中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的意识和制度，形成新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生活习惯[16-17]。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意识境界的演进可以划分为三个从低到高的层次，分别是人类中心境界、生态平等境界和天人合一境界。在这三种环境意识境界中，只有人类中心境界是单凭实际知识就能达到的，而天人合一境界则带有哲学创造的意味[17]。
人与人的和谐要求社会秩序能保障人与人之间的公平与公正。以和谐为基点来谈“公平与效率”，才能摆正两者的位置。单纯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忽视了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有限性[18]，只有调整、改变这样的观念，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
因此，“继工业文明时代“科学与民主”的基本标志之后，“和谐与公正”将是环境文明时代（又称生态文明，下同）的基本标志[16]。
“‘和谐与公正’必须以承认世界存在的多样性为前提，包括生态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样性。人类‘更好的生存’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民族、部族或人群之间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价值指向。从环境社会系统来看，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各自有自己的运行规则，在不同的时空域中，它们存在着不同，甚至冲突；从人类社会内部来看，存在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国家形式和价值追求。世界的和谐要尊重存在的多样性和合理性，同时在分歧中求协调，在差异中求共识，在对立中求妥协，在共同目标下求共赢”[16]。
和谐呼唤的是调和哲学。“世界要可持续发展，人与环境所组成的统一体就不能被破坏，所以发展变化的规律只能是以和为本的辩证法”[17]。
和谐不意味着没有差异和矛盾，更不意味着系统如一潭死水，相反，正因为有差异和矛盾存在，和谐才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可见，环境社会系统中各部分和各要素之间的差异和矛盾的协调是该系统能否得到良性、健康运行的关键，是系统的灵魂、系统的核心。而这正是人类可以充分发挥正向能动性的地方[18]。
要实现和谐，在行为方法上必须坚持协同原则：“在目标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协同；在社会行为层次，是政府、企业与公众的协同；在效益层次，是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协同。协同不是要取消差别，而是以差别为前提，寻求同一目的下的动态协作，是多方博弈和共赢的过程”[19]。
科学发展观的“灵魂在于‘和谐’”[20]。
1.4环境社会系统健康运行的基本途径：界面活动控制论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和谐，取决于人类社会子系统和自然环境子系统的在相连结的部分（结合部、界面）的联系情况。“而这个联系情况友好与否又决定于人类社会各行为主体在这些结合部或界面上的活动的选择和安排。因此，从工作层面上是对界面活动的把握，是度的整体把握，是参与界面活动主体合作共事能力的提升”[21]。
比如，森林就是人类社会子系统与自然环境子系统的一个边界。实现环境社会系统健康运行就要求正确选择在何地的森林中，在何种季节砍伐何种树木多少数量，以及在砍伐的同时又应该如何去栽种等等。
1.5其他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
发展的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无须证明。人类对发展的追求没有止境，所进行的发展活动也永不停歇。但是，发展的具体内容和价值取向在不断改变[22-23]。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人类的认识只是该阶段真实环境社会系统在人类所能认识到的维度所构成的子空间上的一个投影，因此，必然会存在信息缺失和失真现象；所以，人类的努力方向只能是近似的优化方向。随着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演化以及认识的提高，人类社会一定会不断提出变革增长或发展模式的需求[24]。
可持续发展是具有终极意义的发展方向与模式，但是其具体的阶段目标和实现路径还处于探讨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多样化的可持续发展实践有助于人类社会尽快寻找到合适的道路[25]。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转变’是关键性的标志。发展观要转变，发展理论要转变，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和行为方式也要转变”[26]。
除代际公平外，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认为更应该强调的是代内公平，包括区际公平，空间上的公平等。因此，为了更好地体现可持续发展观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公平性，为各国政府制定发展战略和处理国际事务提供基本原则，即使是在哲学范畴内，也应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改写为[25]：“可持续发展是不断提高人群生活质量、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满足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人群需求又不损害别的地区或国家人群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事关整个人类社会的健康、幸福生存的大问题，但现实的人类社会是由不同国家组成的，因此各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行为”都可能具有外部性，也就是说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博弈。因此，可持续发展不能只谈人类社会的长远利益而不顾及不同国家的当前利益[27]。
2三种生产论与三生共赢论
2.1三种生产论清晰地描绘了环境社会系统中的物质流
三种生产论[12]把世界系统划分为三个子系统：“人和环境组成的世界系统，在基本层次上，可以概括为三种生产——物资生产、人的生产和环境生产——的联系（如图1所示）。
物资生产指人类从环境中索取生产资源并接受人的生产环节产生的消费再生物，并将它们转化为生活资料的总过程。该过程产出生活资料去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同时产生废弃物返回环境。
人的生产指人类生存和繁衍的总过程。该过程消费物资生产提供的生活资料和环境生产提供的生活资源，产生人力资源以支持物资生产和环境生产，同时产生消费废弃物返回环境，产生消费再生物返回物资生产环节。
环境生产则是指在自然力和人力共同作用下环境对其自然结构和状态的维持与改善，包括消纳污染（加工废弃物、消费废弃物）和产生资源（生活资源、生产资源）。
可见，三种生产的关系呈环状结构。其中的任何一种生产活动不畅都会危害世界系统的持续和发展；反过来说，人和环境这个系统的畅通程度取决于三种生产之间的协同程度。”
人类可以通过调整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三个子系统之间的联系。
2.2“三生共赢”是环境社会系统优化发展的根本目标和判别准则[28]
所谓“三生”，是指三种生产中的三个子系统的主要特征，分别是生活、生产（物资）和生态。“三生共赢”，就是要求人类通过调适自身的行为，达成生活、生产和生态的协调，实现生活提高、生产发展与生态改善的目标。在这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被转化为更具有操作性的“协同发展”问题；只有三个子系统实现了“协同发展”才能从过程上保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25]。
“三生共赢”是同时在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上的“共赢”，即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的统一。
因此，“三生共赢”既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因为这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交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和Brundtland夫人等提出的“代际公平[29]”这一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相比较，“三生共赢”更明确也更具有操作性。“三生共赢”，也是判断各类主体的行为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准则。严格来说，只有达成“三生共赢”的行为才属于可持续发展的行为。从长期来看，需要以“三生共赢”作为行为准则，逐步制定一套科学、有效的评价、监督、激励制度。
3三种生产论中物质流的深入研究及三种供需关系论
三种生产论中的三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着物质流的联系。下面，从不同角度加以说明。
3.1三种生产论视角下封闭区域内的物质流
三种生产论的示意图可以进一步细化如图2，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人类社会向自然环境的索取不能超出自然环境的生产能力，否则自然环境的动态稳定性就会遭到破坏，这就是常说的“索取有度”。第二，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所排入自然环境的废弃物不能超出自然环境消纳废弃物的能力，否则不但会使自然环境受到污染，而且会使越来越多的物质退出在自然界中原有的循环。这无异于在降低自然环境的生产能力。第三，环境社会系统健康运行的基础是物质在系统中的流动畅通、永续。第四，人类在环境社会系统健康运行中的能动作用主要应表现在：通过意识的转变和社会秩序变迁，把自己的物质消费追求控制在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之内；开发各种各样的新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并将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再利用、再资源化和无害化，以减少自然环境承载力的压力等等。
3.2“三种供需”的矛盾是环境社会系统演化发展的物质原因
从三种生产的示意图中，还容易看出环境社会系统中存在三种供需的矛盾。
3.2.1“三种供需”的科学内涵[31]
第一类供需关系主要存在于人的生产子系统与物资生产子系统之间，即传统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供给和需求。这里，物质以产品形态经过交换由供应者流向消费者。交换的方式包括物物交换以及以一般等价物或货币为中介的交换。
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还存在着另外两类供需关系。一类是人类作为物质索取者和自然环境之间的供需关系，即人类向自然索取资源为“需”，自然向人类提供资源为“供”。一类是人类作为物质消费者和自然环境之间的供需环节，即自然向人类提供消纳、转化废物的能力为“供”，人类向自然排放废物为“需”。
3.2.2“三种供需”的理论意义[31]
这三种供需关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割裂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将其中的一种不适当地提升为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前提和准则，必然导致出现所谓的“外部性”。这是环境社会系统得不到健康运行一个重要原因。
后两类供需关系的发现从根本上纠正并完善了传统的经济学意义上的“供需”概念的偏颇与缺失，从而能真正认识到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生产力和消纳废弃物能力的供应者，而它的供应能力又是有限的。三种供需关系论揭示出环境社会系统能否健康、良性运行，以及人类社会能否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矛盾。
3.2.3“三种供需”的矛盾是人与人的矛盾以及人与自然的矛盾的具体体现
三种供需实际是三对矛盾。第一类供需主要对应于人与人的矛盾，另两种则主要对应人与自然的矛盾，这些矛盾推动着环境社会系统的演化。
3.3三种生产论视角下区域间的物质流
区域间物质流的状况是研究区域间、国家间可持续发展各种复杂关系中最基本也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关系，正确地剖析出它的实质，有助于为推进区域间和国家的协同合作提供理论支撑，从而使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下面介绍依据三种生产论对两个区域间物质流做的类型分析。它可以作为分析多区域和多国间关系分析的基本模型[21]。
图3[21]中的（1），（2），（3），（4）是两个国家（区域）三种生产之间联系的四种典型情况的示意图。
情况（1）表示的是两个封闭经济体，彼此之间基本没有物质交流，这主要存在于远古时代。情况（2）和（3）存在于当代国际贸易关系的现实中，一个国家成了自然资源的净输入国和商品的净输出国，甚至成为淘汰产业的净输
出国，而另一个国家则处于完全相反的状况。此图可以很好地解释发达国家的以其他国家（区域）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不公正为代价的“发展”，限制了别国的可持续发展，并埋下了引发难以预期的长期风险的祸根，如全球气候变化问题[21]。
①本段主要来源于和叶文虎教授的交谈。
情况（4）则是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状况。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只有通过主动转变本国发展方式，才能逐步在两国间实现情况（4）所示的物质流动。由此可见，在国家间建立起以平等伙伴关系为核心的新秩序，才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的解决方案[19，21]。
4三种生产论中的各子系统及其相互联系的研究
三种生产论中的三个子系统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各个子系统的建设内容将各有侧重。
4.1从人的生产子系统看
人的生产既包括人的生命体的生产，还包括人的生命力的生产。人的生命体的生产是否正常、可持续，取决于人的生产子系统与物资生产子系统和与环境生产子系之间的联系状况。人的生命力生产，主要指个体人在自然环境中和社会中的适应能力、生存能力和创造能力。人的这些能力的提高与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运行方式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与社会所形成的人的生存方式密切相关。说到根本，则是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密切相关。①
4.1.1生育文明与消费文明
从物质层面看，人口问题首先表现为数量问题或总量问题（这里不讨论人口的地理分布和民族分布等问题）。由于人的出生和成长依赖于物资生产子系统和环境生产子系统的物质产出量，物资生产和环境生产的运行又要依赖人的生产子系统产出的投入（即劳动力的投入），因此人口数量的动态总量有一个合理范围，过多或过少都不利于三种生产所代表的环境社会系统的良性持续运行，也即健康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社会对自己的生育问题有一个理性的、正确的认识，并且能形成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使人口再生产的速度与物资再生产和环境再生产的速度相匹配和协调。这应该是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育文明[32]。
其次，人口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的生育和成长过程中需要使用和消耗自然资源和物质产品。而这一需要又被物资消费主义和经济至上主义鼓动和刺激得趋向恶性和无度，致使物资生产子系统和环境生产子系统无法承受，三种生产之间的物质流断裂，导致人类社会不可持续。
由此可见，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生育文明与相应的消费文明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割裂而论。
①“三者共治”的提法来自张象枢教授的修改意见。
4.1.2环境伦理与环境教育
人的生产子系统的物质产出是“人”，而人又是物资子系统和环境生产子系统运行的投入。显然，人的行为在这两个子系统的运行中最具能动性，对这两个子系统运行秩序的形成和运行结果有决定性的作用。
人的行为受制于人的观念和价值认知，因此在人的生产子系统中，使越来越多的人树立起一系列新的观念，诸如自然观、科学观和价值观等就十分重要。在这诸多的观念中，环境伦理观具有不可取代的基础地位。
传统伦理和环境伦理有显著差异。传统伦理观只注重人与人的关系的处理，而环境伦理观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伦理关系的有机组成，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承认自然存在的价值及人对自然的权利与义务；人与自然协同共生的原理与法则等[33]。
环境意识的提高，环境伦理观的普遍化，实际上是环境教育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组成部分。因此，不能将环境教育局限在环境知识和技术的传递上与环境管理法规和技巧的普及上[34]。
4.1.3“三者共治”①是实现环境社会系统健康（优化）发展的保障
环境社会系统中，人的行为最具主动性和能动性。基于此，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首先从行为主体的角度把人划分为三大主体，即政府、企业和公众，然后把人的行为归为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公众行为三大类。在当代，其中政府行为起主导作用，企业行为起主力作用，公众行为起主体作用。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形成“社会行为”。
显然，要使人类社会行为既满足人对健康、幸福生存的追求，又符合自然环境系统良性运行的需要，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努力使这三大主体的行为密切协作而不是相互对抗、抵消[35]。
政府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是正确、充分发挥好自己的主导作用。它应依靠制度（政策）等的制定、、实施和监督，保障企业和公众的权利（包括增加福利），促使企业和公众遵守法律、履行义务[35]。政府的决策或管治可能因为知识、信息等不足而存在“政府失灵”的可能。
企业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是正确、充分发挥好自己的主力作用，特别是要通过自己产品和企业文化对社会生存方式的转变起到推进作用。企业一方面需要遵守制度，控制污染物排放，提高资源利用率，接受公众监督，履行环保责任。另一方面，要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要引导公众消费方式的进步[35]。由于外部性和市场力量的存在，企业和消费者形成的市场也可能“失灵”。
公众的责任则是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府的决策，影响制度的制定乃至具体项目的规模与成败；公众的可商品化的需要与偏好形成了经济总需求；公众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