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议札记丨步入苔原气候
2019年，在疫情尚未到来之前，我曾在北冰洋上的斯瓦尔巴德群岛工作了近1个月的时间。北极圈内过低的平均气温塑造了一种独特的苔原气候，即便是到了夏季，北冰洋上的岛屿也无法长出树木与花朵，土地被黄褐色的地衣和苔藓包裹，看上去缺乏生机。漫步在一望无际的苔原上，你渐渐会惊讶于北极熊留下的熊掌印记。而在视线远端，北极狐会在此起彼伏的山峦上一闪而过，野生驯鹿则会在某一处遥远的水洼旁静静地注视着你。即便在苔原气候里，生存成为了绝对的难题，但是你仍会发现一些形态各异的动物能够以各自的活法延续着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充满灵性的存在。
今年是FIRST纪录片实验室的第七年， 相较于2016年实验室创办之初，中国纪录片作者所面对的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语境的消失，国内舆论的收紧，视频平台在独立作品发行领域的离场以及非虚构视频形态碎片化的巨变，都让纪录片电影作者们的一叶扁舟在大浪里摇曳。但所有的问题都有永恒与一日的两种眼光，即便是步入了苔原气候般的创作环境，应该做的事情，总还是要找到办法做。不断找办法或许也是纪录片实验室一直坚持的意义所在。守住独立创作的精神内核，同时积极推动纪录片语言的尝试与变革，在湍急的潮水里溯洄。
年初的时候，我有幸以一个青年纪录片作者的身份参与了有关纪录片实验室筹备的一些讨论之中，当时我与FIRST的同事们就在讨论，中国纪录片作者在当下最需要的支持是什么？以及在全球的语境下，纪录片实验室可以如何支持和推动中国纪录片作者群体在纪录片语言与题材上的创造性探索？前者关照当代中国纪录片作者和作品的现实处境，后者则是对于纪录片未来方向的思考。在这篇札记中，我将围绕以上两个问题，和在今年纪录片实验室入围项目评议过程中的启示和反思，作一个小结。
作者谱系：青黄相间
实验室的评议工作一方面能够看到一年中中国纪录片作者们在创作的新项目，同时也获得了与作者们交流的窗口，能够对创作群体的状态和变化有所感受。发展中单元和粗剪单元今年一共收到了52部纪录电影项目的报名，对于一个有14亿人口的国家来说，是很少的。但从每个项目预算筹集的进度来看，无论是成熟导演还是新人导演的项目，大多在总预算的30%以下，大家都在面临能否坚持把影片做完的挑战。没有稳定的资金支持就意味着项目要靠着导演创作的韧性和热情，平衡创作、工作与生活的能力，以及创作社群间的彼此帮衬来完成。
52个参选项目里，纪录长片首作导演占了大多数，有38位。多数首作导演来自于泛影视行业，有纪录片摄影师和制片人转型做导演，也有从动画、电影、广告和MCN跨界到纪录电影的影视制作者，他们的题材往往来自生活和工作里的独特际遇，进而产生了制作纪录片电影来记录和表达的冲动。有趣的是跨界从业者们几乎都把日常工作中常用的视听风格带到了自己的纪录片创作里，而非相对客观朴素的观察式影像。此外，世界各地仍在上学的学生导演们也在为他们的项目寻求支持，学生导演们所处的在地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在他们的作品里留下着鲜明的烙印，作为网生一代，他们会更为直接在影像里表达自己的感受，私影像也就成为了其中的一种重要方式。
在14位有影视长片（电影、纪录片）相关制作经验的导演里，70后作者在年龄光谱上已是凤毛麟角。80后是主力，90年初的年轻作者们开始带来延续性的创作。相比于首作纪录片导演，成熟作者基本都选择了真实电影风格的观察式影像。
一部优秀的观察式影像作品需要导演进行大量的田野拍摄。导演们需要耐得住寂寞，在生活的无意义中寻找意义，收集庞杂的时间碎片并以电影的方式进行重铸。这对于导演的心性来说，是一场漫长的考验。今年参评实验室的“老导演”们算是给年轻作者做了很好的示例。范俭导演的《无端欢喜》是继《摇摇晃晃的人间》后关于余秀华的续作，导演和人物之间常年的友谊让纪实影像有了更为细腻丰富的层次。故事里余秀华与杨槠策因直播而起的复杂恋情和残酷结局，也让纪实影像多义与辩证的优点直观的表现了出来。在韩萌导演的《4万株玫瑰》里，韩萌花了前后三年时间在甘肃的村落之中拍摄观察一场理想主义的幼儿教育实验。在一个慈善家的个人愿景下，一座国际化的幼儿园坐落在了一个村落里。当强调积极阳光的现代教育理念遭遇了中国农村原生家庭破碎的现实时，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裂口是乡村儿童和女性在当代的复杂命运。
《4万株玫瑰》剧照
能在纪录片实验室看到这些先行者的身影，既值得欣慰，同时又感到遗憾。欣慰的是纪录片前辈们都还是在踏实的创作，他们仍能耐得住寂寞，下得了苦工。这是年轻的作者们应该来学习的。遗憾的是这样的成熟导演都无法在社会中获得足够的支持， 他们仍旧需要到FIRST纪录片实验室来申请资金。《无端欢喜》已经拍摄结束，《4万株玫瑰》已经拍摄了3年，但是两部作品的预算筹措进度仍像是刚刚开始。成熟作者尚且艰难，对于年轻的作者们来说，挑战更是不言而喻。
在罗曼罗兰在《米开朗基罗传》里写到， “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便是注视了世界的真面目后，仍旧爱这个世界。“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纪录片的作者们，在苔原气候里，恐怕作者们需要有一种彻底的热情，才能坚持下去。另外，就是一种纪录片作者群体间相互激励抱团取暖的必要。寒冷的季节，需要众人拾柴，让火焰能够延续，温度得以传递。
私影像：我之眼与镜中人
“视角是所有生活的基本条件。”——尼采
早在上世纪60年代的法国新浪潮时期，导演特吕弗就提出，摄像机在未来将会是自来水笔般的存在，而电影也将高度的私人化。特吕弗所预期的电影未来，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现在。移动影像技术带来了潮水，让人们每个手中都有了记录影像并创造影像的工具。设备的私人化带来的是题材和视点的私人化。如今中国的很多年轻作者，是从私影像开始纪录片创作。而私影像创作的草根性也决定，这是一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纪录片类型。在苔原气候里，亦然展现着蓬勃的生命力。
在今年参评实验室发展中基金和粗剪工作坊的项目共有52个，其中三分之一的项目可以被看做私影像，这些作品带着鲜明的“我之眼”视角，关照的是原生家庭、祖辈与亲戚、朋友和自己。导演们将生活中的长期关系转化为了一种电影故事之中的关系。我曾在2019年FIRST纪录片初审札记里提及对于私影像涌现带来的导演视点内向化的担忧。当时我的感受是，年轻一代纪录片作者群体对公共故事和社会议题的关照在逐步下降，独立纪录片作为社会介入影像的式微，正不可避免地磨损着纪录片的公共属性。但是今年在实验室看到的私影像故事正在改变我之前的看法。历史自觉、公共情绪和对于现实的反思开始融于年轻作者的私影像创作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再是隔离的，而是在一种主观视点下被理清。或许是因为年轻的作者们日益感受到中国社会环境剧烈的温度变化，他们所创作的私影像也在演化之中。
杨凡导演的《春玉：死亡的预言》和郭婉容导演的《我们这一家》，这两部私影像故事带有着非常当代的家族史视角，反映着中国家族在80年代后人类社会流动性巨变中的时代命运。《春玉：死亡的预言》从城镇化后的第三代主观视角出发，以互联网一代的趣味记录着村中奶奶离世前后的一段大家庭故事。村落和大家族对于杨凡早已是陌生的体验，因为奶奶的突然去世让她重新与家族血脉发生了联系，并刺激她用影像的方式来理解她所处的家族关系。杨凡的奶奶有8个孩子，他们在中国快速的发展中自然分化到了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命运也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个大家族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经历的起伏与裂变，即是杨凡私人的家庭史，又有每个中国家族在过去40年里的影子。郭婉容导演的《我们这一家》，通过她自己的视角讲述的是她的原生家庭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从台湾出走裂变，落向世界不同的角落。当每个家庭成员都各处一方面时，家庭对我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杨凡和郭婉容都是90后，她们的私影像都带有着难得的历史感，所创造的影像即有轻盈亲密的感受，又萌发出了一种在青年群体中难得的对于时间的自省，让我感到欣喜。
《春玉：死亡的预言》剧照
除了家族故事之外，拍摄与朋友之间的关系成为了私影像和现实社会之间的另一个连结点。贾亚男导演的《雁寄鸿书》通过记录自己和乌克兰朋友Mark的影像书信，讲述着一场战争给青年一代带来的精神危机。黄文哲的《毕业作业》则是记录了自己和大学好友们在毕业后各自在社会中扑腾求生的历程，青年人们的理想遭遇了严酷的现实拷问。步入苔原气候，寒冷变为了日常，生存高于了理想，这对于年轻作者来说或许是巨大的落差。但是生活之苦对于创作者来说，从来都是去除矫揉造作的良药。
在17部私影像作品里，最多的主题还是原生家庭关系，这些作品也大多来自90后导演。中国家庭观念的快速变化始于90年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之后，经济飞速发展和人口的大量流动影响了传统家庭观念的贬值和两性意识的解放，同时也带来了重创中国家庭的留守儿童问题。一些60后、70后在婚姻中遭遇的迷茫和他们在社会中随波逐流的选择最终成为了90后一代的原生家庭之痛。而在90后导演的私影像作品里，时常能看到一种对原生家庭关系的批判和情感创伤。作为子女的作者能否在一次对原生家庭的影像介入中超越家庭话语权更迭后的质问与控诉，能否形成代际之间真正的对话，也成为了这类原生家庭私影像故事的关键张力。
私影像的作品通常带有着鲜明的情感视点和个人表达。这使得作者和作品时常在影像的层面合二为一。导演即是在影像中强烈存在的“我之眼”，因为与拍摄人物先天的亲密性，又不可避免的成为了“镜中人”。和一般的观察式纪录片不同的是，私影像导演本我的性格特质和情感立场几乎决定了私影像作品的观众缘。观众是否喜欢导演，进而愿意委身于导演视角，便成为了私影像作品能否被看到的先决条件。但是从一部有趣的私影像作品到重要的私影像作品，横亘的可能不在是导演视角的趣味和故事的运气，而是导演强烈的自我能否退后，给影片留出足够宽广的视域。收起“我之眼”的锋芒，“镜中人”通过退后来接纳对人性更为包容和辩证的感受，进而能够看到别人，也能看到自己。当作品在精神性上能够模糊私与公的边界，私影像也将会带来更为广阔的启示。
实验：未竟之志
年初在和FIRST同事讨论纪录片实验室的改革时，有一个核心的议题是关于纪录片在一个快速流变的媒介时代里如何寻找未来的方向。如今技术迭代带来的影像书写和观影方式的变化已然清晰可见，并会愈发快速地推逼视觉生态的变革。从荧幕到智能手机再到VR眼镜，影像正在快速地贴合人的身体， 这种前所未有的影像-身体距离的拉进正在创造新的视听经验。无论是IDFA的Doc Lab，还是Sundance的 New Frontier单元，交互式影像，VR影像，都以策展的形式勾勒着未来纪录片的可能性。但在中国，一个影像技术创新的中心场域，新一代视觉技术和纪录片艺术之间的互动微乎其微，令人遗憾。
另一方面，在纪录片的艺术性上，诸如感官人类学影像、动画纪录片、诗电影、论文电影、混合虚构现实等纪录片语言形式早已在国际纪录片创作源流里形成了类型化的实践和讨论。但是在国内对于纪录片语言的本体论思考、探索和交流仍旧是极为有限的。今年在FIRST纪录片实验室的变革中，除了增加了粗剪单元外，还增加了一个叫做“开放场景“的单元，就是希望支持志在对于纪录片语言进行实验性探索的作者，通过使用新的媒介技术和艺术语言来发现纪录片在开放媒介场景中的可能。可惜的是今年的”开放场景“单元并未收到足够有效的报名。对于纪录片边界的探索成为了今年纪录片实验室工作的未竟之志。
在实验室中，人们观察着不同色彩的火光，期盼着未知的化学反应悄然降临。当社会在一个时期变得愈发扁平单调时，实验室就越需要寻找和守护脆弱的多样性，并从中探索新的方向。无论多久，我们终将会走出苔原气候。届时，寒冷褪去，大地复苏，我们的社会将会需要各式的种子，长出各样的果子。不放弃实验，就是对于唯一命运的抵抗，就仍有抵达未来的可能。
原标题：《评议札记丨步入苔原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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