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下)
对扒手而言，人们的口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里面装着钱财。事实上，口袋已经成为这样一种符号，它象征着行窃目标以及（或许主要的是口袋里面的）钱财，例如“左裤边”、“边上”或“里边”等，都是根据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用来指称行窃目标的口袋。事实上，在扒手们的想象中，他们窃取的目标就是装钱的口袋，并且，这样的隐喻整个扒窃团伙都很明白。
也许，最无情的字眼会是出现在下述情形中：即某人要求人们当面以非常亲昵的称呼来对待他，而这又需要人们勉强为之；但是，一旦他离开现场，人们就会以正式的称呼来谈论他。例如，在设得兰岛，一位来访者要求当地的佃农以其教名来称呼他，有时，在他面前，这种要求会被满足；但是，当这位来访者离开后，人们就会以正式的称谓来指称他，从而把他推回到人们认为他适合的位置上。
我已经谈了两种基本方法，这些都是表演者用以贬损他们的观众的方法一一嘲弄角色扮演和使用贬损性的指称措辞。还有其他一些常见的方法。当没有观众在场时，剧班成员或许会把他们的日常表演当作一种玩世不恭或纯粹的技术手段来提及，以此给自己一个有力的证据，表明他们实际所持的态度，与他们在观众面前所表现的并不一致。如果有人警告剧班成员，说观众正在靠近，他们可能会故意拖延他们的表演，甚至拖延到最后一刻，观众几乎快要能够看到后台活动了。同样，一旦观众离开了，剧班就会快速进人后台，进人放松状态。通过这种故意而迅速地离开或进人表演区域，剧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通过后台的行为来玷污和亵渎观众；或诋毁那种在观众面维持表演的义务；或强调剧班与观众之间的明确区分。并且，所有这些事情都不会让观众有丝毫察觉。与这些缺席对待相对应的，还有其他一些常见的攻击性行为，当某个剧班成员即将离开（或仅仅打算离开）他的剧班，或上升或下降或进人到观众行列中去时，他就会像那些缺席的观众一样，遭到嘲笑和戏弄。此时，剧班其他成员会把这个准备离去的剧班成员当作他已经离去了对待，把辱骂和放肆的行为毫无顾忌地泼洒在他身上，当然，这种附加，仍然是冲着观众来的。最后，还有一种攻击性的例子，它发生在当某人从观众阵营被正式引入剧班的时候。同样的，他会受到玩笑式地戏谑，并经历“一段难以忍受的时期”，其中的原因，就像他刚才离开原先剧班时会遭受辱骂那样非常类似。
这些贬损技巧是值得关注的，它们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从语言表达上看，在别人面前时，人们会受到相对客气的礼遇；而在背后，则受到相对不好的对待。这似乎可以看作关于社会互动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是，我们不应该从我们过于人性的特征中去寻求对它的解释。正如前述，在后台对观众进行贬损，有助于维持剧班的士气。有观众在场时，礼貌周到地对待他们则是必要的，这不是为他们的缘故，或者说不仅仅只是为他们的缘故，而是为了保持这种持续而和睦有序的互动。表演者对观众中某一成员的“实际”感情（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似乎与这一问题并无关系，因为，这既不能成为当面应该如何对待这位观众成员的决定性因素，也不会成为背后应该如何对待他的决定性因素。有一点是真的，即后台活动通常会采取召开军事会议的形式;但是，当两剧班在互动战场相遇时，一般说来，他们的相遇好像不是出于战争或和平的目的。他们只是在暂时的休战中相遇，是一种运作一致，目的在于完成各自的任务。
上演闲谈
当剧班成员走出观众在场的区域时，他们的讨论通常会转向有关舞台表演的问题。提出一些关于符号设备的条件问题;通过全体成员的“确定”，他们尝试性地制定出立场、界限和位置；分析前台的利弊之处；考虑观众可能具有的规模和性质；讨论过去表演中出现的混乱，以及目前可能的混乱的情况；相互传递有关其他剧班的新闻；仔细揣摩观众对上一场表演的反应，这种揣摩有时被称作“马后炮”;他们抚平创伤，增强信心，以准备下一场表演。
上演闲谈，有时可也可以其他名称来表述，诸如闲话、“行话交谈”等，这是一个为人们烂熟于心的概念。我之所以在此强调这一概念，是由于它有助于表明这一事实：人们生活在一种舞台经验的氛围中，他们具有各不相同的社会角色。喜剧演员的谈话与专家学者的谈话截然不同，但是，关于他们谈话的谈话却是极为相似的。这种相似竟能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谈话前，谈话者先与他们的朋友们交谈，讨论什么能吸引观众，什么不能吸引观众，什么会冒犯观众，什么不会冒犯观众;谈话后，所有谈话者又会与他们的朋友交谈，讨论他们谈话时的现场情况，他们吸引的听众的类型，以及他们所受到的欢迎。上演闲谈在讨论后台行为和同事合作时已经有所涉及，此处不再更进一步讨论了。
剧班共谋
当一个参与者在互动中传达某些信息时，我们希望他能以自己计划选择的角色的口吻，公开地表达他对整个互动的评论。这样，所有在场的人作为这种表达的接受者，都会获得平等的地位。因此，诸如窃窃私语等，通常都会被看作是不适合的情况而被禁止，因为它会破坏表演者表里如一和言行一致的那种印象。
尽管人们存在这样一种期望，即表演者所说的一切与他们所促成的那种情境定义是相一致的；但是，表演者会在角色外互动中传达大量的信息，并且，这种传达方式并不会让观众意识到表演者传达了任何与情境定义不相符合的东西。被允许加人这种秘密沟通的人，被置于一种与其他参与者面对面的、相互共谋的关系之中。通过相互承认，他们对其他在场者保守着有关的秘密；他们相互承认，他们所维持的真诚的表演，是他们正式设计角色的呈现，也仅仅只是一种表演。借助这种附带的方式，表演者能够确保后台的团结，甚至在忙于表演的同时，也会穿插着做一些有关他们自己和观众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如若被观众发现，则会让他们感到难以接受。我将用“剧班共谋”来指称任何一种密谋沟通，这种沟通方式非常谨慎小心，因而不会对在观众面前所促成的假象构成威胁。
在秘密暗号系统中，可以发现一种重要的剧班共谋类型。通过这种暗号系统，表演者可以在暗中进行如获得或传递相关信息，请求援助，以及其他一些有助于使表演获得成功的相关事项。典型的是，这些舞台提示主要来自于或汇集到导演那里，并且，这些有效的隐秘语言，使导演的印象管理任务极大地简化了。舞台提示通常把那些在前台专心投人表演的人与在后台提供帮助和指导的人联系起来。例如，通过用脚踏蜂鸣器的方式，女主人可以给她的厨师以暗示，同时又可以若无其事地在餐桌前与客人交谈。同样，在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中，控制室中的人可以借助于一套符号系统来指导表演者，尤其是有关演播的节奏，而不让观众知道在表演者和观众正式参与的交往之外有一个控制交往的系统在运作。还有，在商务部门中，那些想要迅速而又得体地结束会谈的经理们，常常会让他们的秘书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借口打断会谈。再有一个例子取自美国鞋店中的一种社会设置。有时，某位顾客想要一双比适当尺寸稍微大一点的鞋子，或稍加处理才会感到合适的鞋子，于是就会发生下面的情形：
要给顾客一种印象，即他想要的鞋子只要撑大一点就会相当合适。于是，售货员会告诉顾客，他将用“34号楦头”把鞋子撑大一些。这句行话其实是告诉负责包装的工人，他无须把鞋子撑大，只要照原样包好，放在柜台下面，稍过一会儿再拿给顾客。
当然，舞台提示也会在表演者和混人观众中的同伙或“托儿”之间使用，就像卖珠宝或珍奇杂物的小贩与他布置在受骗者中的“托儿”之间的“帮衬”一样。我们发现，这些舞台提示在剧班成员忙于表演时在他们之间使用更为普遍。事实上，这些提示为我们采用剧班概念而非采用个人表演模式的概念来分析互动，提供了一种依据。例如，这类剧班共谋在美国商店的印象管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任何商店的店员都会逐渐形成他们自己的提示系统，并且用这些提示来操纵他们在顾客面前的表演，但是，在这些词汇中，某些术语似乎已经相对标准化了，并且在全国许多商店中以相同的形式出现。有时也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当店员都是国外某一语言群体的成员时，他们就会用这一语言进行秘密地沟通——这种做法也会被那些在小孩面前感到说话不方便的父母，以及我们那些上流社会的成员所采用，他们彼此之间用法语说事，而不想让他们的孩子、佣人或雇员听到。然而，这种策略就像“咬耳朵”，被看作是粗鲁而不礼貌的；这种方法虽然能够保守秘密，却不能掩盖他们正在保守秘密这一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剧班成员是很难维持他们对顾客表现出来的真实前台，也无法保持他们对孩子表现出来的坦诚外表。顾客认为，只有那些他能理解的、听起来并无恶意的词语，对于售货员才是更为有效的。例如，某位顾客满怀希望地进人一家鞋店，说想要一双宽度为 B型的鞋子，售货员就会使用这样的语言，他们会使顾客相信，他所买的就是他想要的鞋子：
……售货员会把另一位正在走廊上走过的售货员叫来，并问道：“本尼,这鞋是多大的？”那位被称为“本尼”的售货员会得到暗示，他会回答说，这鞋的宽度就是B型的。
在一篇有关勃克莱斯@家具店的文章中，有一个关于这种共谋的有趣的例子：
现在，顾客进到店里了，猜猜看她会不会掏钱买东西？可能会嫌价格太贵；她必须和她丈夫商量一下；或者她仅仅只是进来逛逛。让她空手离开（即没有买东西就走了），这在勃克莱斯商店乃属不忠行为。因此，商店里的售货员会通过有节奏的脚踏地板发出一个求援信号。不一会儿，“经理”就出场了，他全神贯注地盯着这套家具，全然不理那向他发出信号的阿拉丁。
“对不起，狄克逊先生”，售货员说道，装着很不愿意打扰这位大忙人的样子，“不知道您能否帮助一下这位顾客，她认为这套家具的价格太高了。夫人，这是我们的经理，狄克逊先生。”
狄克逊先生装模作样地清了一下嗓子。他身高六呎，银灰色的头发，上衣翻领上别着一枚共济会的徽章。从他的外表看去，没有人会想到他只是个“托儿”,—种特殊的售货员，专门对付那些难缠的麻烦顾客。
“可以”，狄克逊先生说道，摸着他那光光的下巴，“本尼特，去忙你的事吧，我会关照这位夫人的，我现在并不太忙。”
虽然那位售货员走开了，就像侍从一样；但是，假如狄克逊先生错过了这桩买卖，那么，那位售货员将会重责他。
这里描写的把顾客转交给另一位备演经理角色的售货员的做法，在许多零售店里都很常见。还有一个实例，来自于一份关于家具售货员的语言报告：
“告诉我这种家具的号码”，这是一句关于家具价格的问话。接下来的回答会是一个代号。这种代号在美国很普遍，并且，简单地是按成本加倍来计算的，售货员会知道可以在里面加上多少利润率。
“Verlier”被用作一项指令……意思是“请你离开一会儿”。当一个售货员想让另一个售货员知道他在场会妨碍一桩生意时，他会使用这个词。
在我们商业生活的那些半非法和高压力的边缘地带，随处可见剧班成员使用一种明显习得的词汇，秘密地传达那些对表演至关重要的信息。或许，在那种比较有身份的圈子中，这类暗语不太多见。然而，我们处处都能发现，剧班同事使用一种非正式的，而且通常是无意识习得的姿势和表情语言，来传达共谋的舞台提示。
有时，这些非正式的提示或“高级信号”会出现在表演的某个阶段。例如，“在大伙面前”，丈夫会借助音调的细微差异，或者姿势的轻微变动，向他的妻子传达信息，即他们俩现在应该起身告辞了，于是夫妻剧班维持了一种在外表上看来行动一致的样子。这看起来是自发的，但通常暗含着严谨的训练。有时通过提示，一位表演者会提醒另一位表演者:你的行为已经开始出轨。例如在桌子下面踢脚和挤眉弄眼，这些都已经成为幽默的有趣例子了。有位钢琴伴奏者提出了一种方法，可以使偏离伴奏的演唱者返回到协调上来：
他（伴奏者）在伴奏中加入更多的高音，好让演唱者能听清楚这些音调，盖过或者说穿过演唱者自己的声音。或许某个音符是需要在轻奏的和声中由演唱者唱出来的，于是，他就突出地把这个音符弹奏出来。如果这个音符并没有实际写在钢琴乐谱上时，他就必须用高八度的音把它弹奏出来，响亮的足以让演唱者可以清晰地听到。假如演唱者的声音高了四分之一个音，或低了四分之一个音，那么这会是一种特别的技巧，以应对继续走调的演唱，尤其当伴奏者在整个乐章中都要随演唱者的音调弹奏时，则更是如此。一旦发现危险信号，伴奏者就会始终警惕，并时刻留心演唱者的音准。
这位作者接着谈了一些对许多类型的表演都适应的东西：
机敏的演唱者只需从其合作者那里得到最细微的提示就足够了。的确，它们是如此细微，以至演唱者本人在从中受益的同时并不能有意识地感觉到它们。演唱者越迟钝，这些提示便需要越直接，因而也就会越明显。
另一个例子引自戴尔的有关论述，他指出，在会议期间，公务员们会采用某些办法，暗示他的部长，让他知道他可能会有麻烦了：
然而，在会谈过程中，一些新的、未曾预料到的观点会被提出来，所以，在会议期间，如果公务员发现他的部长采取了他认为不甚适当的方式，他不会直截了当地指出；或者他会给部长写一张_字条，或者他会提出一些证据或建议，似乎是在对部长的观点做 1一些枝节上的修正。经验丰富的部长会立即觉察到红灯的出现，他会温文尔雅地退回到安全境地，至少会推迟讨论。很明显，部长和公务员一起参与委员会时，间或需要双方具有一些机智和敏锐的洞察力。
通常情况下，非正式的舞台提示会提醒剧班成员，观众已经不期而至。例如，在设得兰岛的旅馆里，当某位客人在未经邀请的情况下进入厨房时，首先发现这一情况的人会以一种特别的声调喊叫某位职员的名字，如果不止一人在场，他会叫出一个集合体的名字，例如“伙计们”。一旦听到这一信%，男人们就会摘去帽子，把跷在椅子上的脚放下来；女人们会合乎体统地整理好衣着。所有在场的人都会勉强而又生硬地准备一场被迫的表演。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广播电台播音室里采用的视觉信号，这是通过正式地学习而习得的，对这种信号表明“你正在广播”。庞森比描述过一种同样明显的提示：
女王（维多利亚）在盛夏乘车时通常都会打个盹，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不让村民们看到她睡着的样子，每当面前有一大群人出现时，我总是会扬鞭策马，急驰而过。这样就会引起一阵喧闹。于是，同车的比阿特丽公主便会知道，前面出现了一大群人，并且，假如我所引起的喧闹还没能让女王醒来，那么公主就会亲自把她叫醒。
当然，当许多其他的表演者处于放松状态时，总会有一些人在那里望风。下面的例子来自凯瑟琳?阿奇博尔德对某个造船厂工作情况的研究：
每当工作特别怠惰时，我会亲自站在工具间门口望风，一旦监工或科室领班突然出现，就要向屋里发出警报，因为，这时候屋里，十来个小工头和工人正凑在一起，专心致志地玩扑克呢。
同样，有一些典型的舞台提示告诉表演者，现在平安无事，，可以放|?松一下。另一些警告信号则告诉表演者：看起来似乎可以放检 t下，
但事实上依然有一些观众在场，因此，丧失警惕是不明智的。实际上，在犯罪团伙中，诸如“警方”的耳朵在听，或者警方的眼睛在注视着，这种警示是极其重要的，因而被赋予一种特殊的名称“给个信号 ”(givingthe office）。当然，这些信号还可以告诉剧班，某个看上去并无恶意的观众，实际上是个侦探或打听行情的人，或者是一个在其他方面看来与其外表所显示的不一样的人。
对任何剧班要进行印象管理，而又没有这样一套警示信号，那将会是很困难的。以一个家庭为例，有一项关于伦敦一对同居一室的母！女的专题研究报告，提供了下面的例子：
在途经真纳罗商店的路上，我开始考虑我们的午餐了。我想知道妈妈将会怎样看待斯科蒂（一个做指甲美化师的同事，我筹一次带她回家吃午饭）；同时，斯科蒂又会怎样看待我妈妈呢？我们很快走上楼梯，然后，我开始大声说话，提醒我妈妈：我不是单独一个人。的确，这完全是我们之间的一种暗号。因为，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间时，说不准会有如何凌乱不整的样子呈现在不速之客的眼前。几乎总会有一只锅或脏盘子放在了不该放的地方；或者会有袜子或裙子在炉子旁烘着。我妈妈听到她那疯丫头的警报后，马上就会像杂技团的舞蹈演员一样转成一团，把那些锅碗瓢盆以及袜子之类的东西藏起来，然后，她会镇静下来，泰然自若地迎接客人。假如她的清理太过于疏忽而明显地遗漏掉一些什么，那么，我就会看到她那警惕的目光固定在某个地方。这时，我会明白，这种目光是在期待我做一些补充，并且，还不能引起客人的注意。
最后，应予注意的是，学习和运用这些提示越是无意识的，对一个剧班的成员来说，就越容易隐蔽他们之间的剧班合作。如前所述，一个剧班也可能会成为一个秘密会社，即使对剧班自己的成员也是如此。
与舞台提示密切相关，我们还发现剧班会努力创造一些在相互间传递口信的方式，他们用这种方式来保护已经建立起来的印象。而且，假如观众发现他们正在传递信息，那么这种印象就可能会遭到破坏。让我们再次引用英国公务员的情形为例：
当某位公务员被要求去旁听国会通过某项议案的情况；或是去议院会议厅记录辩论情况时，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他不能以自己的身份;说话；而只能向部长提供材料和建议，并希望部长能够充分利用它们。不用说，部长事先已经得到了有关精心准备的“内容简报”，诸如某项重要议案的二读或三读;或部里的年度预算介绍。在这种情况下，部长对每一个被提问的要点都做了充分的评注，甚至还准备了种种谦恭有礼而又带有官方色彩的趣闻逸事和“轻松调剂”。部长和他的私人秘书会花费大量时间挑选这些评注，从中选出最有分量的要点加以强调，并给它们安排一个最佳的次序，还要设计一个能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结尾。这项工作是悄悄地而又从容不迫地完成的。无论对部长还他的下属，这些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关键还在辩论之后的答辩。那时，部长必须依靠自己。当然，这时，公务员会耐心地坐在发言者右侧的席位上，或者是议会厅的入口处，把发言者提出的辩词中那些不正确的、被歪曲的事实、错误的结论，被误解的政府提议以及类似的错误—记下来。但是，要把这些“炮弹”送上前线通常是困难的。然而，坐在部长后面的私人秘书会不时地从他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漫不经心地走向公务员旁听席，与公务员们悄悄谈上几句；于是，他会把纸条传递到部长的手里，但部长本人却极少亲自来这里过问这些事情。所有这些细微的沟通都是在议会的眼皮底下进行的。但是，就像一个忘记台词的演员一样，总会要求别人暗中提示自己，对此，没有哪个部长会感到不好意思。
或i午，在商务礼节方面，对战略性秘密的关注更甚于对道德性f 密的关注，从下面的引文中可见一斑：
……当某个局外人可能听到你的谈话声时，应该警惕地结束交谈。如果你正从某人那里获得一条信息，并且，你想确认一下自己是否听错了，那么，不要重复信息，而要请打电话的对方再说一遍，这样就不会让你那响亮的嗓门对周围的人泄露秘密。
……有局外人来访前，要合上文件夹，或者，养成一种把文件放进文件夹、里或压在薄板下面的习惯。
……如果你必须要与自己组织中的某人交谈，而在这时，他正与某个局外人在一起，那么，你应该采用使第三者无法获知任何相关信息的方式来沟通。你最好使用内部电话系统而不是一般的通讯装置，或者，把你要说的事写在纸条上传递给他，而不是在大庭广众面前谈论其中的内容。
某位预期的来访者到来时，应该及时通知你。假如这时你正在与另一个人进行密谈，你的秘书应以告知某事的方式打断你，
譬如说：“三点钟您还有个约会，我想您大概是知道的。”（由于局外人能听到，所以她并未提到来访者的名字。假如你好像不记得你在“三点钟约会”的对象是谁，她就应该把名字写在一张纸上递给你，或者用你的个人电话而不是用扬声系统告知你。 ）
我们已经阐述作为剧班共谋的一种主要类型的舞台提示。在沟通中还有另外一种提示，它的主要功能是让表演者确信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并非真正赞同运作一致，他所表演的仅仅只是表演罢了，由此，他至少为自己提供了一道秘密防线来对付观众提出的要求，我们把这种活动称为“嘲弄的共谋”。它典型地包含着对观众的秘密贬损，尽管有时它也包含一些对观众的溢美之词，但那完全不是运作一致的表现。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嘲弄的共谋”看作是我们前面讨论过的“缺席对待”的对应行为，当然，这是以偷偷摸摸的方式进行的。
在通常情况下，嘲弄的共谋可能更多地发生于表演者和他自身之间。小学生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例证：他们一边把中指和食指交叉搭着@;一边照样撒谎;一旦老师背过身去看不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伸出舌头做鬼脸。同样，雇员们也经常冲着他们的老板做鬼脸，或无声地做出诅咒的手势。但是，这些蔑视或逆反行为都是在行为指向的对象看不见他们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或许，这种共谋中的最胆怯的形式，就是一边在扮演倾听者，同时，又一边乱涂乱画或者“开小差”到愉悦的意境中去。
嘲弄的共谋也发生于正在表演的剧班成员之间。例如，虽然口语中侮辱的暗号仅仅只是用来对付我们商业生活中的那些极为愚蠢的人，但是，无论一个商业机构拥有多高的声誉，都无法完全控制其职员的某种行为，即在那些令人生厌的，或即使并非令人生厌但其行为却令人反感的顾客面前，职员之间相互交换一个会心的眼色。同样，在社交中，对于一对夫妻或两个密友而言，要能做到如下这样是非常困难的，即他们在与第三者愉快地度过一个夜晚，同时又保证他们不在某一时刻相互对视，以暗中否定他们所维持着的对第三者的公开的态度。
当表演者被迫处于与他内心的情感截然对立的位置上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发现一种更具破坏力的针对观众的攻击性行为方式。在一份关于中国的战俘教导营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战俘们的防御行为的例子：
然而，应该指出，战俘们发明了许多方法，他们学会了只从字面上来遵守中国人的要求，而不服从这种要求的精神实质。例如，在公开的自我批评会上，他们常常强调自己读错了句子中的单词。“对不起，我把王同志叫成了婊子养的东西。”这些方式使这种仪式变的荒唐可笑。他们还有一种最喜欢使用的方法，就是保证以后绝不再犯“被捉住”的罪行。这种方法颇为有效。因为，即使那些懂英语的中国人也不熟悉英语中的方言和俚语，因而，他们并不能看出其中那些狡猾的嘲弄。
当某一剧班成员是为剧班伙伴某一种特殊而又秘密的消遣活动扮演角色时，会发生类似的角色外沟通。例如，他会以一种积极热诚的姿态，迅速、夸张但又准确地进入角色，而且，其表演与观众所期待的是如此接近，以至于观众并不会意识到，或者不能确信，这种表演正是在取笑他们。例如，那些被迫演奏“靡靡”之音的爵士音乐家们，有时会演奏得比要求的状态还要萎靡；通过这种略微的夸张，他们相互传达对观众的蔑视以及自己对高雅艺术的忠诚。当某位剧班成员想戏弄另一位表演者，而这时两人又都忙于表演时；于是，一种多少有些类似共谋的方式便会发生。这种共谋方式的直接目的是使剧班伙伴们突然笑出声来，或笑得直不起腰来，或笑得前仰后合几乎失去平衡。例如，在设得兰旅馆，有时厨师会端庄地站在通向旅馆前台区域的厨房门口，用标准的英语一本正经地回答着旅客的问题。这时，厨房里的厨娘便会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面孔，在暗中不断地嘲弄他。通过取笑观众和嘲弄剧班伙伴，表演者可以表明，他不仅不受正式互动的束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对互动进行控制，可以随心所欲地玩弄它。
最后一种形式的嘲弄穿插是，当一个人正在与另一个人互动时，这第二个人在某些方面表现得令人生厌，于是，他就会把目光转向第=者——一个被定义为这种互动的局外人——他以这种方式表明，自己无须对第二者的角色或行为负责。最后，可以注意到，所有这些嘲弄的共谋形式几乎都倾向于不自觉地产生，也就是说，人们还未来得及加以控制，就已经被表演性的提示传达出来了。
从上面给出的剧班成员彼此进行角色外沟通的众多形式中，我们完全可以料到，表演者很可能为这类活动发展出了某种附属的东西，即使有时这些可能并没有实际的必要，比如在他们单独表演的时候欢迎搭档参与。完全可以这样理解，在剧班中好像发展出了一种被称为“老搭档”的特殊角色，他总是为了另一个人的娱乐而加入到某种表演中，而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后者的心情愉快。在那些存在明显的权力差别，而对有权者和无权者之间进行交往不加禁止的场合中，人们会发现这种特殊的交往方式产生。下面这篇写于18世纪末的传记小说，提供了关于通行的所谓同伴这种社会角色的一个例证：
简而言之，我的工作就是如此：时刻准备着，陪同夫人参加她所喜欢的任何娱乐或工作聚会。早上，我陪她去各种售货店、拍卖行和展览会等，尤其是一些重要的购买场合。我要陪她参加她的一切拜访活动；除非已经过特别选好了随行人员。同时，当有人来访时，我也要在场。在这些场合，我扮演着一名高级仆人的角色。
这种差使看起来像是要$下属按照主人的意愿陪伴主人，但是，这并非是作为仆人的效用，或者说，不仅仅只是为了仆人效用本身，而是因为这样，这个主人面对其他在场者时，他总会有一个能与他一起合作的伙伴。
再合作的行为
上文已经指出，当人们出于互动的目的而聚到一起时，每个人都在剧班的常规程序中，依附于剧班选派给他的角色，每个人都和他的剧班伙伴一起，对其他剧班成员维持着一种既谦恭有礼又轻松随便，既有距离又亲密无间的浑然一体的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剧班伙伴之间公开的彼此对待方式与他们公开对待观众的方式是一样的；而通常表明，剧班成员彼此的对待方式，不同于那种对他们来说乃是更为“自然”的方式。我们在上文已经表明，共谋的沟通是剧班成员从剧班间的互动所要求的限制中获得稍微放松的方法。它是一种偏离的形式，不同于那种对观众加以隐瞒的类型。因此，它倾向于维持现状的完整性。但是，表演者似乎很少会满足于那些表达对运作一致不满的安全途径。他们经常尝试运用角色外的言说方式，这种方法会被观众听到，但并不会公然威胁到两个剧班之间的团结，也不会公开危及它们之间的社会距离。这些经常侵人角色的、临时的、非正式的或受到控制的再合作现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研究领域。
当两个剧班建立起一种正式的运作一致，用来作为社会互动的保证时，我们通常会发现，两个剧班之间会有一种非正式的、直接的沟通途径。在这种非正式的沟通中，含沙射影、口音模仿、恰当的玩笑、蓄意的停顿、隐晦的暗示、有目的的嘲弄、富有表情的弦外之音以及其他各种示意活动都会不断地表现出来。关于这种放松状态的规矩是相当严格的。沟通者有权否认他的行为“意味着什么”；而接受的一方也可以指责他，说他的脸色曾经表明了某种令人难以接受的意思。同时，接受一方还可以装作对方好像并没有传达什么，或者只是把它们看作是一些无害的东西。
或许，这种潜在沟通的最普通的意图，在于每个剧班都借礼貌和恭维的幌子，巧妙地使自己占据有利的位置，而让对方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剧班常常急于要摆脱那种将它限制在运作一致中的束缚。
十分有趣的是，正是这些抬高自我和贬损他人的隐秘的力量，而不是那种书生气十足的交往礼仪，经常会使社交接触陷人一种阴郁的、带有强制性的状态之中。
在许多类型的社会互动中，一个剧班可以通过非正式的沟通提供的途径，向另一个剧班提出明确的、不容妥协的建议，要求增加或减少社会距离和礼仪；或者要求双方把这种互动转移到一种包含一套新角色的表演中去。这种非正式的沟通有时被称为“试探”，它包含一些谨慎的透露和暗示性的要求。借着谨慎地做出模棱两可的或对初来者有隐秘含义的表述，表演者能够发现在自己不放松戒备的情况下，废除眼前的这种情境定义是否可能。例如，由于对那些在职业、思想、民族、阶级等方面的同僚，没有必要保持社会距离，也无须戒备；所以，在同事中会发展出一种秘密符号，它们对于非同事的人们是无害的，却能够使新来者知道他到了自己人中间，因此可以放松一下，不必像在公众面前那样保持严肃的状态。例如，19世纪印度暗杀团的黑镖客，在每年九个月的社会公益活动之后进行抢劫，他们都有一种用以相互识别的暗号。正如一位作家写道：
当黑镖客们相遇时，虽然彼此很陌生，但有一些特别属于他们的举止，能够使他们相互显示自己的身份。并且，为了确证自己的推断，其中一个人会喊“阿里可汗！”，一旦对方也重复了这个词，那么，大家都会明白是自己人。
同样，在英国劳工阶级中我们也发现，有人会问陌生人来自“多远的东方”，共济会会员都知道应该如何回答这一口令，而且也明白，当他回答口令后，在场的人对天主教徒和腐朽阶级的那种偏执就会得以缓解（在英美社会中，人们的姓氏和外表对被介绍的人来说也起着类似的作用，它告诉人们，对哪些人进行中伤是很不明智的 ）。同样，在卖熟食的餐馆里，一些顾客坚持要求用黑麦面包做他们的三明治，并且不要加黄油。这样就给店员一种暗示，表明了顾客打算接受哪一种种族身份。
亲密群体中的两个成员，为了使彼此更加了解而做的谨慎显露，或许是所有显露沟通中最没有微妙感的形式。在日常生活中，没有秘密会社中那种个体成员显露身份的形式，因此，显露沟通中包含着更多微妙的程序。当人们对彼此的观点和状况还不了解时，会产生一种试探的过程，其中某个人每次都会向对方透露一点他的观点和状况。在略微放松一些戒备后，他会等待对方做出表本，以证明他这样做是安全的；而且，当这种确认得到再次保证后，他会更多地放弃戒备。通过这种模棱两可的方式，每一步都得到一次确认，一直要到对方不再给予确证时，他才会停止摘除其面具的过程，这时，他会开始表演，好像他前面最后一次的自我显露根本就不是一种主动的表示。例如，当两个人交谈时，他们发现，在他们尝试着表达他们真实的政治观点时，他们需要如何小心谨慎。当其中一位把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盘托出时，另一位可能就不再显露他那种极左或极右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那位持极端观点的人便会老练地开始进行表演，好像他的观点并没有比对方更为极端似的。
这种逐渐的、谨慎的显露过程，也可见于某些神话以及我们社会中大量与两性生活有关的事实。两性关系被看作是由男性采取主动的亲昵关系。事实上，求爱行为的习惯做法表明，其中体现了一种相互协调的、针对性别关系调整的攻击性，攻击方是男性。因为，男性在求爱开始时必须表示出对女性的尊重，并在那种亲昵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而后，才尝试着来控制女性。然而，在下面的情境中，性别关系调整会更加具有攻击性。在其中，运作一致是以这样的方式定义的：地位优势和体现距离感的表演者碰巧是女性，而男性表演者则处于从属地位。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即男性表演者意欲重新定义情境，强调他的性别支配地位，以反抗他在社会经济上的从属地位。@例如，在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学中，正是由贫穷男性把这种重新定义介绍给有钱的女人的。人们经常谈论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当我们研究服务性行业时，尤其是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服务行业时，就难免会发现，从业者总会有许多奇闻轶事，讲的是他们或他们的某位同事如何把服务关系重新定义成两性关系（或者已经有人为他们重新定义了情境）。这种攻击性的重新定义的故事，不仅是特殊职业的神话的重要内容，而且，通常也是男性亚文化的神话的重要构成部分。
通过短暂的再合作，从属者可能会以某种非正式的方式把握了互动的方向，或者支配者会以某种非正式方式扩大了互动的范围；于是，再合作往往会在所谓“含糊其辞”的情况下，达到某种稳定性和制度化。通过这种沟通技巧，两个个体就可以一种与他们的正式关系不相一致的方式相互传达信息，或者彼此谈论与他们的正式关系不相一致的事情。“含糊其辞’’包含着一种暗示，可以由双方传达出来，并能持续一段时间。这是一种不同于其他共谋类型的沟通。在这种共谋的沟通类型中，共谋所对抗的角色正是由进人共谋圈子的人扮演的。“含糊其辞”典型地发生在支配者和从属者之间的互动中。它所涉及的事务，从工作职责上说，既非从属者的能力也不是他的权限所能及的，但在实际上却离不了他。通过采用“含糊其辞”的方式，从属者可以引入一些行动方针，而他不必公开承认这种引人所具有的含义，也不会使自己与支配者之间的身份地位差异陷入危难处境。显然，像兵营和监狱那种地方，这种“含糊其辞”的情况比比皆是。同样，“含糊其辞”也经常发生于这样一种情形中，即从属者有长期的工作经验，而支配者却没有。就好像在政府机构中的“常务”副部长与政府任命的部长之间的情况那样；而在这种情况下，从属者是以机构雇员的名义说话，而他的上司却不是这样。我们还可以发现，在相互之间签订了非法协约的两个人中，也会存在“含糊其辞”的现象，因为通过这种沟通技巧可以进行交往，同时，任何一方都不会因此而受制于对方。有时，在彼此之间必须维持相互敌对或相对疏远印象的两个剧班之间，也可以发现某种类似的共谋形式，因为这两个剧班同时又会感到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协议会对双方都会有利。当然，这种共谋必须以不能妨碍他们彼此间维持的敌对立场为前提。换言之，可以相互交易，又不必因这种交易而导致共同一致的关系。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含糊其辞”经常会出现在亲密的家庭情境和工作情境中，它是作为提出要求和拒绝命令的一种安全手段；因为在不改变关系的情况下，公然提出某些要求或拒绝某些命令是不可能的。
我已集中探讨了那些常见的再合作行为——围绕剧班之间界线的活动，或超越、或离开剧班之间界线的活动。诸如非正式的牢骚，谨慎地显露以及含糊其辞的过程，这些都是例子。接下来，我将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再作一些补充。
当两剧班之间建立起的运作一致包含着明显的对抗时，我们会发现，每个剧班内部的分工最终可能导致一种暂时的再合作，这种再合作使我们意识到，并非只有在军队中才有缔结盟友的问题。一个剧班中的某专业技术工作者会发现，他与敌对剧班的同行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会以同一种语言聚在一起交谈，这种语言能使他们在一个相对独立于所有其他参与者的剧班基础上共同合作。例如，在劳资谈判中，无论哪个剧班中的某个外行人，当他造成一个明显的法律知识上的过失时，对立双方的律师们都会发现这一点，他们彼此都会交换共谋的眼色。如果这些专家不是某个固定剧班的成员，而只是在谈判期间受雇而来的；那么，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似乎更忠诚于他们的职业和同行，而不是忠诚于他们在当时碰巧为之服务的那个剧班。然而，如果剧班之间依然维持着对立的印象，那么，专家们之间的那种跨剧班的忠诚就不得不被压抑，而只能偷偷地表现出来。所以，如果委托人希望他的律师保持对对方律师的敌意，他就只能等到在后台休息时再与对方律师就案件的进展情况进行学术性的闲谈。在一项关于公务员在议会辩论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讨论中，戴尔做了类似的描述：
关于某一主题的讨论通常只需要一天时间。在众议院的委员会上，如果某个部门不走运，有一个冗长且富有争议的议案，那么，从下午四点到十一点，负责该议案的部长和公务员们都必须呆在那里进行无休止的讨论（有时，如果十一点之前还没有结束，那么会拖的更晚一点），或许，曰复一曰，从周一到周四都是如此尽管如此，对公务员们来说，他们总是能从这种不幸中得到某种补偿。正是在这种时候，他们最有可能更新并扩大他们在议会中的交际圈。在这种时候，与一整天的议案讨论相比，无论是置身于议员之中，还是和官员混在一起，压力感总会小得多。所以，当某位臭名昭著、令人厌烦的议员正在提出某项谁都知道是不可能通过的修正案时，他们就悄悄溜出议政厅，逃到吸烟室或游廊上，彼此愉快地聊天，此乃完全合法之举。于是，无论是政府的或反对派的高级官员，还是公务员们，都会在这日以继夜的忙碌中产生出某种同志式的情谊。
相当有趣的是，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后台的亲善程度之大，甚至可能会对表演构成威胁。因此，如果两支棒球队的选手各自代表着对立的球迷，那么，按照比赛规则，两队选手在赛前是不允许有彼此间的密切交谈的。
这是一条可以理解的规则。看到两队选手在赛前像喝茶似的聊天，而在比赛开始时，又期望他们会在赛场上为获胜不顾一切地拼杀，这种情况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他们必须装作始终都是竞争对手的样子。
上面所有的例子，包括对立的专家之间的亲善结盟等，都表明，关键问题不在于剧班的秘密会被泄露，或者他们利益蒙受损害（尽管此类情况有时会发生）?，而是在于剧班之间创造出来的那种对立的印象会遭到破坏。专家的贡献必须显得像是对事件真相所作的自然反应，即独立地把自己置于与对方剧班相对立的位置上；虽然，当他向对方专家表示亲善时，他所做贡献的技术价值并没有什么损害；但是，从戏剧学的角度说，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种例行公事的表演是花钱买来的。
上述讨论并不意味着亲善现象仅仅只发生在暂时加人敌对双方的专家之间。无论何时，只要忠诚出现了交叉，那么，一个群体会吵吵嚷嚷地形成一个剧班，同时也会悄悄地形成另一个剧班。因此，如果两个剧班必须维持高度的对抗意识或社会距离，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那么，便会逐渐形成一个界限分明的区域，这个区域不仅是剧班维持表演的后台，而且对双方剧班成员都是开放的。例如，在公立精神病院，人们经常会发现一个房间或一处隔离场所，在那里，医生和病人可以进行共同的活动，诸如玩扑克或聊天。但大家都很清楚，这里的护理人员并没有“仗势欺人”。有时候，军营中也会有同样的区域。一份关于海上生活的报告提供了另一例证：
在船上的厨房里，例来有一条规矩，即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就像在伦敦海德公园的演讲角一样。如果某位长官以某人在厨房的言论来非难他；那么，事后他会发现，自己在船上已经陷入孤立，没有人会再与他往来。
举例来说，厨师干活的时候从来都不是独自一人的，他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人，他们坐在板凳上，把脚搁在横木档上，面对火炉背靠墙，两颊映得通红，兴奋地听着厨师瞎吹牛或讲鬼故事。这些行为足以表明：厨房成了船上的乡村广场，厨师和他烤面包的火炉在尽情的表演。正是在这一场所，官兵完全平等地聚在一起，年轻的水手很快会发现，有人会叫他“亲爱的”或“兄弟”，此外，厨师还会请他坐下，而他坐的位置也许就在石油大王汉克的旁边......
如果没有这种由厨房提供的自由气氛，那么，全体船员的关系就会潜藏着危机。人人都承认，一旦进入热带海域，船上人们的关系就会变得紧张起来，船员也会变的难以管理。有人把这些归因于高温；而另一些人则清楚地意识到：这是因为失去了那个古老的安全阀——厨房。
在通常情况下，两个剧班进人社会互动时，我们经常能看出一个剧班的社会声望较低，而另一个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考虑再合作行为时，通常会认为，总是声望较低的剧班会努力改变互动的基础，使之对自己更为有利，或者减少自己与拥有较高声望的剧班之间的社会距离和礼仪规范。相当有趣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声望较高的剧班会提供方便，允许对方亲近并建立起密切和平等的关系。这种暂时扩大后台亲密关系于较弱者的做法，或许是为了更长远的利益而暂时为之。例如，巴纳德先生告诉我们，为了防止罢工，他总是故意地在一个代表失业工人的委员会前发誓。他还吿诉我们，他清楚地意识到这样做的重要性：
根据我的判断，这一判断已经为那些我尊重其意见的人所证实，一般而言，一个身份较高的人在身份较低的人或他的下属面前发誓赌咒，实在是很不好的习惯。即使后者或许并不反对他这样做，甚至知道这是他一贯的做法。我知道，很少有人会这样做而不使他遭受不利影响的。我认为，原因在于，无论身份较高者如何减弱他的尊严，都会使他对地位间差别的承认变得更为困难。在单个复杂组织中也是这样的。在这里，拥有较高地位者乃是组织的象征，因此，人们会认为是整个组织的声望受到了损害。但在当前情况下，我是例外，因为我的发誓是精心安排的，并且伴随着猛烈的排击桌子的声音。
在实行环境疗法的精神病院中，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形。通过让护士甚至一般的护理人员参加那种通常是医生参加的神圣的职业会议，这些非职业医务人员会感到，他们与医生之间的距离正在缩小，因而，他们会很愿意接纳医生对病人的看法。牺牲上层的排外主义，下层是士气便会大增。马克斯韦尔?琼斯在一份关于英国环境疗法的报告中，向我们提供了这一过程的真实记录：
在医院里，我们尝试着扩展医生的角色，以适应我们限定的治疗目标，同时，尽量避免虚饰。这意味着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医院的传统。我们不打算按照权威人士所定义的一般概念来穿着。我们不穿白大褂，也不再把引人注目的听诊器以及具有侵犯性的叩诊小锤子做我们躯体的延伸物。
事实上，当我们研究两个剧班在日常情境中的互动时，我们可以发现，人们通常期望地位较高的剧班更具亲和力一些。其中一个原因是，前台的松弛能为人际交往提供基础，地位较低者同时也会获得一种允许亲密的宽容。例如，众所周知，在英国，上层阶级在与商人和小官吏进行交往时，如果他们有求于这些人帮忙，那么，他们平日里所保持的那种冷漠态度便会顷刻消解。同样，这种距离感上的缩小，会在互动中产生一种自发的涉人感。在任何情况下，两个剧班间的互动都会包含某种程度的让步。通过这种让步，人们可以试探能否从对方那里获得好处。
如果一个表演者拒绝保持其位置，不论他的等级比观众高还是低，我们可以预料，导演（如果有一个的话）和观众都会对他产生恶感。在许多情况下，普通成员也可能会反对他。正如我们在上文阐述等级破坏者问题时所指出的，作为剧班一员，他对观众的任何迁就都是对其他成员所采取立场的威胁；同样，他们从对自己将要采取的立场的了解和控制中获得的安全感，也会受到威胁。例如，在学校里，某位教师对他的学生深怀同情，或在休息时参加他们的游戏，或乐于与他们中的地位较低者保持密切联系；这时，其他教师就会发现，他们努力在本职工作中维持的那种印象已经受到了威胁。事实上，当个别表演者跨越了剧班间的界限时，或者当某人变得太亲善、太宽容或太敌对时，我们可以料想，会出现一个反响圈，它对地位较低的剧班、地位较高的剧班以及个别的越轨者都会产生影响。
对这些反响，可以引用最近一项关于商业海员的研究加以说明。作者指出，当官员们为航行职责发生争执时，海员们会利用这种不和，对那些他们认为是被冤枉的官员予以同情：
通过这种做法（支持某个争论者），船员们希望他能放下傲慢的架子，并同意他们在讨论工作时有某种程度的平等权，这很快使他们获得了他们希望拥有的某些特权，诸如可以进入驾驶室，而不必站在驾驶室的翼舱上。他们利用大副们的争执，提高了自己的地位。
最近关于精神病治疗的趋势，提供给我们一些其他的例子?，我可以援引其中一部分。
一个例子来自马克斯韦尔?琼斯的报告。尽管他的研究主旨是在缩小医护人员之间或病人与医护人员之间地位上的差异：
护士群体的完整形象可能因为其中任何人的行为而受到破坏，如果某位护士公开让病人满足其性要求，那么，病人对整个护士群体的态度会改变，同时，护士治疗角色的效果也会大为减弱。
在贝特尔海姆关于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索尼姬?桑克蔓定向学校中设计环境疗法的经验评述中，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例子：
在环境疗法的总体背景中，个体的安全、充分自然的喜悦以及群体的支持，这些都会激起孩子对人际关系的敏感。当然，如果这些孩子不能从他们最初的体验中得到保护，那么，环境疗法的目的就会被破坏。因此，教职员之间的内聚力是保护孩子的一个重要环节。他们必须维护教职员之间的关系，不能让这种关系受到孩子们挑拔的影响。
最初，许多孩子想要赢得父母中一方的慈爱，总会以牺牲对另一方的感情作为代价。孩子通过使父母中一方反对另一方来控制家庭的方法，通常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但这只能给他们带来相对的保护。使用这一方法取得成功的孩子，日后在形成无矛盾情感关系的能力方面，会受到影响。总之，当孩子们在学校里再度创造恋母情结的情境时，他们会形成针对许多教职员肯定的、否定的或矛盾的依附。但最基本的是孩子们与个别教职员的这种关系绝不能影响教职员之间的关系。如果整个环境中没有一种内聚力，这种依附情感就可能恶化，成为带有神经质的关系，并破坏认同和情感依附的基础。
最后一个例子来自关于群体治疗的研究，在其中，人们对一些喜欢制造麻烦的病人所产生的再交往困难提出了许多建议：
病人有一种欲与医生建立某种特殊关系的想法。他们经常尝试制造某种幻想，仿佛自己与医生之间存在某种默契。例如，如果他们听到某位病人又在讲“疯话”，他们就会看看医生，假如他们从医生那里得到了肯定反应，他们就会把这种反应解释成一种特别的联系。这对于其他病人来说，会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由于这种危险的穿插戏的特征是非语言性的，因此，医生必须特别注意自己的非语言行动。
或许，这些引文告诉我们的，更多还是关于作者自己某种程度隐藏着的社会情感，而不是某人在越界时可能发生的一般过程。但是，最近在斯坦顿和史华兹的作品中，我们得到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其中谈到了在两个剧班之间的界限被逾越后出现的那种后果。
我们知道，当危机出现时，剧班之间的界线随时都可能被打破，对立剧班的成员都会暂时彼此尊重而忘记他们应有的位置。我们也知道，当两个剧班间的障碍明显消解时，某些特定的目标就可能实现，同时，为了达到这些目标，那些地位较高的剧班也会暂时加人到低层次行列中去。必须补充一点，作为一种有限的情形，有时，那些在互动中的剧班好像会准备离开他们活动的戏剧框架，并且对那种混乱的、放荡的行为进行长时间临床的、宗教的或伦理的分析。在采用公开忏悔方式的福音派新教会的社会运动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过程的生动体现。一个有罪的人，有时是个被公认的地位不高的有罪的人，站起来忏悔，向那些在场的人讲述他平时试图隐瞒或掩饰的事情。他牺牲了自己的秘密和他与他人保持的自我距离，但这种牺牲却有助于所有在场者形成一种剧班精神和后台团结。一个精神病人站起来讲述自己，并邀请别人评论他。于是就产生了内群体团结的结果，这叫做“社会支持”，也许，它具有一种治疗的价值（按照日常标准，病人在这种方法中唯一失落的东西是他的自尊 ）。也许，在先前提到的护士医生联席会议上，也同样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形。
或许，这些从疏远到亲密的转换，发生于长期的极度紧张之中。或者，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一种反戏剧学的社会运动，一种狂热崇拜的忏悔仪式。也许，这种消解障碍的方式，代表了由一个剧班转变为另一个剧班的社会变迁过程的一个自然阶段：对立剧班可能相互交换秘密，以使他们能够从头开始为一间重新分享的密室汇集一套新的构架。总之，我们发现，在许多情形中，对立剧班，不管是工业的、婚姻的还是氏族的，看起来似乎不仅乐于把他们的秘密告诉同一个专家，而且也愿意在对方面前表现这种显露。
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研究再合作行为，尤其是暂时的泄露行为的最丰富的领域，并不是在科层组织机构中，而是在那些相对平等的人们之间进行友善的互动中。事实上，鼓励这些攻击性行为的发生，似乎是我们娱乐生活的特征之一。在这些场合，人们通常期待能有两个人会为了听众的利益而相互争吵，并且双方都以一种开玩笑的方法去诋毁对方采取的立场。在调情开始时，男人试图突破女人那种看似纯洁而矜持的装腔作势；而另一方面，女人则试图在不减弱她们的防御立场的同时，使男人保持对她们的极大关注和兴趣（在这里，有些调情者同时也是各种婚姻剧班的成员，因此，相对而言，比较随便的泄露和出卖现象就可能会发生）。在由五六个人组成的交谈圈子中，诸如夫妇与夫妇之间、店主与顾客之间、或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基本合作，也许会被轻松愉快地摆在一边；同时，参与者一旦遇到任何细小的变动，就会一再改变剧班合作，他们会开玩笑似的加人到他们先前的观众中，用公开出卖或假装共谋沟通的方式来对抗他们先前的剧班伙伴。同样，假如有人把在场的某个较高地位的人灌醉了，或者使他放下架子而变的和蔼可亲，这也是适当的行为。同样的攻击性行为也常常可以用天真无邪的方法来表现，通过游戏或戏墟，攻击对象就会开玩笑似的被引人一种站不住脚的荒唐境地之中。
针对上述关于剧班行为的观察而形成的一般观点，我将做一番评论。无论人们的社交和友谊的需要是如何产生的，其结果看来不外乎两种形式：需要有观众，可以在他面前自吹自擂；需要有剧班伙伴，可以与他们一起共谋秘密并获得后台松弛。然而在这里，这篇报告的框架对于它所提出的内容来说已经开始显得过于生硬刻板。同时，在通常情况下，其他人为我们执行的这两项功能都是分离的（本报告致力于说明为什么这种功能的分离是必要的）。毫无疑问，有时候，这两项功能是由同样的人几乎在同时完成的。正如上文所述，在愉快的聚会中，这会成为一种相互的特许；当然，我们也会发现，这种双重功能并没有相互的义务，而只是一种扩大了的“老搭档”的角色义务。因此，这一角色扮演者的职责在于表现他主子制造的印象，并帮助传递这一印象。例如，在精神病院偏僻的病房里，人们会发现，看守人和病人一起都渐渐地变得衰老了，并且还会发现，有些时候，病人被要求作为看守人的嘲弄对象。而在另一些时候，看守人却向他们发出合作共谋的眼色。只要看守人想嘲弄病人，他的要求就会得到满足。或许，在现代军队中，随从副官可以看作是这种“老搭档”的一类。供职的副官既作为将军的剧班伙伴；同时他提供了一个可以任意免去或起用的观众的角色。另一些例证则可见于好莱坞电影导演构思的角色，如某些街角团伙的成员，或者是法院的行政助理。
在这一章中，我们讨论了四种角色外的沟通：缺席对待、上演闲谈、剧班共谋以及再合作行为。这四种行为类型中的每一种都把注意力引向一点；剧班所做的表演并非是对情境自发而直接的反映，也并非倾注了剧班所有的精力，因而也并非构成了他们唯一的社会现实。表演其实是剧班成员的退却，可以退到这样一种程度，即足以让他们能够同时想象或进行另一种表演来证明其他现实。无论表演者是否觉得他们的表演是“最真实”的现实，他们都会用诡秘的方式把对现实的多种阐释表达出来，而其中每一种阐释都与其他阐释不相容。
第六章印象管理艺术
在本章中，我想把前面讨论过或间接提到过的，表演者成功塑造一个角色所需要的品质集中起来进行考虑。因此，我们将对表现这些品质的一些印象管理技巧进行简要论述。作为铺垫，我们将提出表演崩溃（performance disruptions ）的某些主要类型（其中有些是第二次提出了），因为印象管理技巧的作用正是要避免这些表演崩溃。
在本报告开始部分，我们考察表演的一般特征时，提出表演者的行为在表达方面必须要有责任感，因为会许多微不足道、漫不经心的动作恰恰传达了不合时宜的印象。我们把这些事件被称作“无意姿态”。庞森比给出的一个例证表明，导演如何试图避免一种无意姿态，却反而导致了另一种无意姿态的发生：
公使馆的一位专员要捧着放置勋章的绒垫，为了防止勋章掉下来，我就用别针把勋章的背面别在绒垫上。然而，这位专员还是不放心，他再把别针的末端弄紧，以达到双倍的保险。结果，当亚历山大王子发表了体面的演说之后，想要拿起勋章时，发现它被紧紧地固定在绒垫上，花了好一会儿工夫才把它弄下来。这反而在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搞砸了仪式。
应该补充一点，对造成无意姿态负有责任的个体，不仅可能会因此而破坏他自己的表演，而且还会破坏其剧班同事的表演，或者他的观众正在进行的表演。
当一个局外人偶然进人正在进行表演的区域时，或有一名观众无意间闯人了后台区域时，闯人者可能会当场撞见那些在场的人。尽管他不是有意的，但该区域在场的人还是可能会发现，他们刚才的活动已经暴露无遗了，这种活动与他们（出于更广泛的社会原因）有责任在闯入者面前所维持的印象完全不相符合。我们在此涉及的情况，有时被称为“不合时宜的闯人”。
某一特定表演者过去的生活和目前的活动范围，至少典型地包含了一些这样的事实，gp，如果这些事实在表演过程中被暴露出来，就会破坏或者至少是削弱表演者正试图作为其情境定义一部分来表现的自我。这些事实可能包括被严守着的隐秘，或者大家都心知肚明但却无人提及的评价不高的特征。如果这样的事实被暴露，通常都会出现令人困窘的结果。当然，这些事实也可能因无意姿态或不合时宜的闯人而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它们更经常地是被人通过有意的言辞或非语言的姿态而被暴露，而实际上把这种言行投人互动的个体却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全部意义。根据通常的用法，这种情境定义的崩溃可以被称为“失礼”。如果表演者未加思考地做出了一个有意为自己的剧班做出贡献、但却破坏了剧班形象的行为，我们可以称之为“出丑”或“愚蠢的错误”。如果表演者使另一剧班试图表现的自我形象陷人了险境，我们可以称之为“冒失”或表演者“闯祸”。礼仪指南为防止这种轻率的言行给出了典型的告诫：
如果人群中有你不认识的人，而你正想说什么警句或有趣的善意讽刺的话，就需要更加注意了。你与之诙谐地谈论着绞刑的那个人，他父辈可能正是被执行绞刑的。成功交谈的首要要素是充分了解你的交谈对象当你遇见一个你好久没有见面的朋友，而你近来也没有获知他的家庭情况和经历时，应该避免询问或提及有关他家庭中个别成员的情况，除非你确认拥有了他们的相关信息。因为，有些人可能已经去世了，有些人可能行为不端、夫妻分居了，或者遇到了令人痛苦的不幸事件。
无意姿态、不合时宜的闯入以及失礼，是窘迫和不协调的来源；因此，一般而言，窘迫和不协调都是对此负有责任的人无意造成的，而且如果个体提前知道其行为后果的话，它们都是可以避免的。然而，存在着一些经常被称作“闹剧”的情况，即个体的举动破坏或严重威胁到合意的礼貌外表，虽然他的行动不仅仅是为了造成这种不协调，但他行动时知道可能会引起这种不协调。“大吵大闹”这一常用习语之所以贴切，是因为实际上一种新的场景正是由这种崩溃造成的。剧班之间先前预期的相互影响突然被搁置起来，一种新的戏剧性场面强行发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的场景经常涉及先前的剧班成员的突然改组和重新分配，成了两个新的剧班。
当剧班成员相互之间再也不能容忍不相宜的表演，并不假思索地公开批评那些他们本应与之进行戏剧合作的个体的时候，有些吵闹也随之发生了。这种不适当的处理经常会破坏争论者本应呈现的表演；争吵的一个结果就是使观众把后台场景尽收眼底，另一个结果是使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当那些最了解表演的人意见不一致时，必定有一些有关表演的可疑之处。另一种闹剧发生在这种时候，即观众决意不再进行礼貌的互动游戏，或者不再想做这种游戏，他们会以每个剧班都知道不能接受的事实或者富有意味的举动，来对抗表演者。例如，当某人鼓起社会勇气，决意与另一个人“一决雌雄”或者“数落他的不是”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刑事审判已经对这种公开的冲突习以为常了，如同凶杀推理小说的最后一章一样，一个人此前一直装出一副令人信服的无辜样子，这时却必须面对在场的人的那种无可辩驳的揭发，证明他的姿态只不过是一种伪装而已。第三种闹剧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当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变得如此喧闹、激烈或者引人注意，以至于附近正在进行自己的谈话互动的人们被迫成为目击者，甚至偏袒某一方并介入冲突的时候。现在，我们可以提出最后一种闹剧，当作为单人剧班的个体严肃地提出一个要求或请求，而且，如果观众拒绝了他的要求或请求，他就会走投无路时，他通常会确保他的要求或请求会是观众可能赞同和准予的那一种。然而，如果他的动机足够强烈，他可能就会发现自己正在提出一个他明知观众可能会拒绝的要求或设想。这时，他会老练地在他们的面前降低自己的防御，如我们所说，他会乞求他们的怜悯。通过这样的行为，他请求观众将他们自己作为他的剧班的一部分，或者把他作为他们剧班的一部分。这种事情足以令人困窘，但当个体的轻率请求被当面拒绝时，他会感到所谓的羞辱感。
我已经考察了表演崩溃的几种主要形式——无意动作、不合时宜的闯人、失礼，以及闹剧。这些崩溃，用日常用语来说，常常被称作“事件”。当一个事件发生时，表演者所支持的现实就会受到威胁。在场的人可能会变得慌乱、不安、尴尬、紧张，等等。毫不夸张地说，参与者可能会发现自己惊慌失色。当这些慌张或窘态被察觉到时，表演所支持的现实可能会进一步受到破坏或削弱，因为这些紧张的迹象在多数情况下所表明的，正是呈现角色的个体的本来面目，而非他所扮演的角色的面目，因而是将隐藏在面具之后的个体形象强加给观众。
为了防止事件的发生和随之而来的尴尬，对于互动中所有的参与者以及那些没有参与的人而言都有必要具备某些品质，并将这些品质表现在为保证表演而运用的措施中。我们可以通过三个标题来考察这些品质和措施：表演者用来保证他们自己的表演而使用的防卫性措施；观众和局外人为帮助表演者保证表演而采取的保护性措施；以及最后，表演者为使观众和局外人为表演者的利益而运用保护性措施变得可能而必须采取的措施。
防卫性的品质和措施
1.戏剧表演的忠诚。显然，如果一个剧班
要维持它所采取的方针，剧班成员在行动时就必须好像他们已经承担了某种道德义务一样。在表演之间，他们绝不能泄露剧班的秘密——不管这种泄露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或基于某种原则，或是由于个人缺乏谨慎。因而，家庭中较年长的成员常常需要提防孩子会听到他们的闲谈和自己的供述，因为一个人永远不能确定孩子会把他的秘密告诉给谁。因此，也许只有当孩子到了懂事的年龄，他进入房间时父母才不会降低谈话的声音。18世纪的作家就仆人问题引用了一个类似不忠的问题，但这里所谈的仅指那些年纪足够大的懂道理的人：
(仆人对主人）忠诚的缺乏引起了许多很少有雇主能够完全避免的小麻烦。其中比较恼人的是仆人到处传播主人事情的癖好。笛福注意到了这一点，警告女仆要“在你其他的美德之上加上忠诚，它会教你审慎的保守家庭的秘密；缺乏这种忠诚，是引起抱怨的一个重要缘由……”
当仆人走近时，主人之间说话声音也会降下来，但18世纪早期的人们发明了防止仆人知道剧班秘密的另一措施：
旋转食品架是一张宝塔桌，用餐之前，仆人就在桌上摆好了食物、饮品以及餐具，然后退出，让客人们自己用餐。
关于这种戏剧装置在英国的使用，玛丽?汉密尔顿写道：
我的堂兄查理?卡恩卡特同我们一起进餐，我们使用旋转食品架，因而我们的谈话不会受到房间里有仆人在场时的那种限制。.
用餐时我们使用了舒适的旋转食品架，因此，我们的谈话不再因仆人在场而不得不小心翼翼。
因而，剧班成员也绝不能趁自己身处前台之机上演他们自己的节目，例如，像有些到了结婚年龄的速记员那样，她们有时会在办公室周围摆满茂盛的灌木。剧班成员也绝不能利用表演时间公开抨击剧班。他们必须乐于毫无怨言地接受不重要的角色，且无论剧班选择了何时、何地、为谁表演，成员都必须满腔热情地表演。他们还必须对自己的表演充满自信，防止表演在观众看来空洞虚伪。
维持剧班成员（显然也包括其他类型集体的成员）忠诚的关键问题也许就在于防止表演者因为过于体谅地依附于观众，而向观众泄露他们表演印象的重要意义，或让整个剧班在其他方面为这种依附付出代价。例如，在英国的一些小社区中，商店经理常常是忠于职守的，他们用热情的言辞连同虚伪的建议推销他们的商品；但是，人们经常会发现有些店员不仅看似在导购过程中站在顾客的立场，而且实际也确实这样做了。例如，在设得兰岛，我听到店员在递给顾客一瓶樱桃汽水时对顾客说：“我不明白你怎么能喝这种东西。”在场的人中没人觉得这种坦白如何令人吃惊，类似的评论在岛上的商店里天天都可以听到。同样，加油站的经理有时也会不赞成收小费，因为它可能会导致服务员给个别人提供不合理的免费服务，而让其他顾客等在一旁。
剧班可以用来使自己免于这种不忠的基本技术，就是在剧班内部发展高度的内群体团结，同时引起观众的一种后台意象，它能足以使观众显得完全没有人情味，从而允许表演者借用情感和道德豁免权来诱骗他们。只要剧班成员及其同行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共同体，就能为每一位表演者提供了一个位置和道德支持的来源，不管他是否能在观众面前成功地维持他的前台。这样，表演者就可以进行任何欺骗活动，并使自己免受怀疑和内疚。也许，我们可以通过了解整合了印度黑镖客劫掠行为的宗教信仰和仪式实践，来理解他们的残酷无情；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参照骗子们在他们称之为“非法”世界中的社会团结，以及他们对合法世界的明确诋毁，来理解他们的寡廉鲜耻。也许，这一观念能够使我们在栽种程度上理解，为什么那些摆脱了共同体，或者还没有并人共同体的群体，就能够无所顾忌地从事卑鄙的勾当，涉足那些带有欺骗性的服务行业。
要消除表演者与观众之间建立情感纽带的危险，还有第二个技术，那就是定期变换观众。因此，加油站的经理过去常常被定期地从一个加油站调到另一个，以防止他们与个别客户形成亲密的个人关系。人们发现，如果允许形成这种紧密纽带，经理就可能会把某位需要赊账的朋友的利益置于加油站的利益之上。@银行经理和外交大使，也经常因为类似的原因而例行轮换，就像有些殖民地行政官员一样。某些女性职业人员的情况提供了另一例证，如同下列有关有组织卖淫业的材料所说的：
在那些联合操纵的日子，姑娘们不会在一个地方待足够长的时间以至她们真的与某人相好。让一个姑娘爱上某个小伙子的机会不多——你知道，这也就不会引起痛苦。不管怎么样，这一周在芝加哥的妓女，下一周就会在圣路易斯，或者会在被送往别处之前，先绕遍大半个城市。她们永远也不知道她们将要去哪儿，除非有人告诉她们。
2.戏剧表演的纪律。对于维持剧班表
演来说，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剧班的每个成员都遵守戏剧表演纪律并在呈现自己的角色时对其加以运用。我指的是下列事实：当表演者表面上沉浸在他所从事的活动中，且显然是自发地、未经筹划地全神贯注于他的行为时，他依然能够在情感上与他的表演相分离，以便能够随意地应付戏剧意外。他必须装出一副其理智和情感都卷人了他所从事的活动中的样子，但又必须防止自己真的被自己的表演所迷醉，以免破坏了适当的卷人，妨碍他成功完成表演任务。
用戏剧表演的话来说，遵守戏剧表演纪律的表演者，是那些牢记他的角色，但又不会在表演角色时犯无意姿态和失礼等错误的人。他很谨慎，他不会因无意泄露表演的秘密而葬送表演。他是“镇定沉着”的人，能够掩饰剧班同伴一时冲动的不当行为，同时又一直维持着他仅仅是在扮演角色的印象。如果不能避免或者隐瞒表演的失败，遵守戏剧表演纪律的表演者会为失败事件提供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来对其轻描淡写，用一种开玩笑的态度来降低它的重要性，或者用一种深表歉意和自责来使那些对它负有责任的人尽快恢复状态。守纪律的表演者也是“克己自制”的人。对于他的个人问题、对于犯了错误的同伴、对于对他抱有不当情绪或者怀有敌意的观众，他都能抑制自己，不会感情用事。他有能力不让自己去嘲笑那些感觉很严肃的事情，也不会一本正经地对待那些感觉很幽默的事情。换句话说，为了表现对剧班建立的表达现实的情感路线的坚持，他能抑制自己自发的感情冲动，因为如果表露了某种被禁止的感情，不仅可能导致不适当的泄密及损害运作一致，而且还可能会将剧班成员的状况一览无遗地透露给观众。最后，遵守纪律的表演者还是泰然自若1处事不惊的人，他能从非正式的私人场合平稳地转移到正式程度不等的公共场合，在这种转变中他不会有任何惊慌失措。
戏剧表演纪律的关键之处，也许就在于对一个人面部表情和说话声音的控制。这是对一个人表演能力的关键考验。实际的情感反应必须被隐藏起来，而且，必须展示出适当的情感反应。戏弄，似乎是剧班在训练和考验新成员时经常使用的非正式手段，主要是考验新成员是否“开得起玩笑”，或者说，是那种上虽然心存不快、言不由衷，但仍然以友好态度示人的能力。如果一个人通过了这种表情控@测验，不管这种测试是来自他的新剧班同伴的玩笑，还是源于严肃的表演中突如其来的要求，他此后就能大胆从事表演者的工作，他既获得了自信，也能被他人所信任。霍华德? S.贝克尔即将发表一篇讨论吸毒问题的文章，其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贝克尔写道，非习惯性的吸毒者非常害怕自己会在父母或同事的面前犯毒瘾，因为后两者对他的预期原本是不吸毒的。显然，一个不经常吸毒的人并不是吸毒成瘾的定期吸食者，除非他在知道自己“犯瘾”的时候，还能在非吸食者面前不露痕迹地进行表演。普通家庭生活中也会发生同样的问题，只不过其形式可能会较少带有戏剧性；人们经常需要决定剧班的年轻成员在达到什么程度的训练后，才可以被带人公开或半公开的礼仪性场合，因为只有当孩子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性时，才可以成为这种场合中值得信任的参与者。
3.戏剧表演的谨慎。从戏剧意义
来说，要维持剧班同伴所呈现的表演，忠诚和纪律即是要求剧班成员具备的品质。除此之外，如果剧班成员行事深谋远虑，或预先对如何上演表演进行设计的话，将会是大有益处的。行事需审慎。当被人发现的可能性不大时，可以抓住机会放松一下；当外人检验表演的可能性不大时，表演者可以大胆地呈现冷酷的现实，尽全力体现角色，并赋予它全部的尊严。如果不是小心谨慎、诚实正直，就有可能发生崩溃；如果表演过于小心和诚实，表演者就不可能“令人满意”地被理解，反而可能会被误解或得不到充分理解，或者被极大地限制在戏剧机会之外。换句话说，为了剧班的利益，必将要求表演者在表演时审慎缜密，对可能发生的意外预先做好准备，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贯彻或表现戏剧表演的谨慎，有各种为人熟知的形式；我们将在此考察这些印象管理的技术。
显然，第一种技术，就是剧班要选择忠诚的和有纪律的成员；第二种技术，则是剧班要明确了解它能够从它所依赖的成员那里获取忠诚和遵纪的程度，因为剧班在何种程度上拥有这些品质，这会深刻影响到成功开展表演的可能性，并由此影响到对表演的严肃性、重要性和尊严的保证。
谨慎的表演者也会试图选择这种观众，这种观众所能造成的麻烦是最小的，无论上演的节目是表演者愿意的或者不愿意的。因而，有报道称，教师们既不偏爱那些社会下层的学生，也不喜欢社会上层的学生，因为这两个群体，对于在教室里确认教师角色的那种情境定义的维持，都会造成困难。由于这些戏剧表演上的原因，教师们会倾向于到那些中产阶级的子女就读的学校任教。同样，据说有些护士喜欢在手术室工作，而不喜欢在病房工作，因为在手术室，可以采取各种的措施，来保证观众（只有一个）会很快忘掉表演的缺陷，使手术剧班不仅能够比较放松，而且可以专心致力于手术的技术要求，而非戏剧表演的要求。@一旦病人睡着了，甚至还可以请一位“捉刀医生”来进行表演，随后出现的医生会声称自己就是表演者。与之相似的，考虑到丈夫和妻子需要联袂向客人致意，以表现出婚姻美满，那就不应该邀请那些对他们夫妻看法不一致的客人。因此，如果一个有影响、有权力的人想要确保在自己办公室的互动中，可以扮演一个友好的角色，那么配置一部私人电梯、有一个由接待员和秘书形成的保护圈子，对他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因为这样，那些他可能会以冷淡或势力的方式相待的人，就不可能进人他的办公室了。
要保证剧班成员或者观众都能行为得当，显然，有一种可以自动运行的方法，那就是尽可能地限制两个剧班的规模。在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情况下，剧班人数越少，犯错、“困难”、背叛的可能性就越小。因而，售货员喜欢向无人陪伴的顾客兜售商品，因为他们通常认为，向两个观众“推销”商品要比向一个观众推销困难得多。同样，有些学校有这样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即如果一个老师正在上课，那么别的老师就不应进人他的教室；显然，这里的假定是：新来的表演者很可能会做出一些让在场的学生看来是与他们自己的老师所促成的印象不一致的举动。然而，这种限制在场人数的手段也有其自身的限制，这里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剧班成员的技术帮助，有些表演就无法进行。因此，尽管军队总参谋部知道，了解下一阶段行动计划的军官越多，泄露战略秘密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但是总部仍然不得不让足够多的人了解秘密，以便做出部署。其次，作为表达工具的个体，似乎在某些方面，要比舞台背景的非人部分更能出效果。因而，如果一个人被赋予了极为突出的舞台位置，那么可能就有必要配置一定规模的随从人员，以便有效形成在他周围对他进行阿谀奉承的印象。
我已经提出，通过隐匿实情，表演者就有可能保护他的表演，但这样做可能会妨碍他呈现精致的表演。要呈现出精致的表演，置身于剧情之外也许比固守剧情更为有效。对于一个宗教判官而言，庄严肃穆、令人敬畏的表现是可行的，因为没有任何公认的方式可以怀疑这些要求。与之相似的是，专业人员常常会认为，他们提供的服务不能根据服务所带来的结果进行判断，而要根据现有专业技术的熟练运用+程度来进行判断；当然，专业人员声称只有同行群体也可以做出这种判断。因此，专业人员有可能尽其所有的能力和尊严致力于表演，因为他知道，一个愚蠢的错误就能破坏他所创造的印象。因此，我们可以把零售商获得专卖权的努力，理解为是他们力图控制他们为顾客呈现的现实的努力；反之，我们也能够发现，这种控制使得零售商在进行职业表演时，已经没有必要再谨小慎微或卑躬屈膝了。
在谦卑的程度与表演的时间长度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关系。如果观众所要观看的只是一个非常简短的表演，那么，令人窘迫的情况发生的可能性相对而言就较小一些，表演者保持一个虚假的前台也就相对安全一些，在匿名的环境下尤为如此。在美国社会中，有一种所谓的“电话腔调”，是由于其危险而不在面对面的交谈中使用的一种文雅的说话方式。在英国，在陌生人之间通常非常短暂的接触中，即那些充斥着“请”、“谢谢”、“对不起”、“我可以和某某讲话吗”等的这种接触中，人们会听到比在场的学生更明显的学生腔调。因此在英美社会中，大多数家庭的表演设施都不足以应对来访超过数小时的客人，很难持续礼貌好客的表演。只有在中上层和上层社会中我们才会发现周末招待客人的习俗，因为只有在这里，表演者才感到他们有足够的符号设备来完成冗长的表演。因而，在设得兰岛，有些佃农感到，对付客人喝一杯茶、吃几餐饭、甚至偶尔一两次度周末，他们还是可以维持中产阶级的外表?，但许多岛民发现，只有在屋前的门廊，或者更好一点的社区大厅里，为中产阶级的观众进行表演才是安全的；在这些地方，许多剧班同伴一起共同为表演尽力，共同分担演出的责任。
谨慎的表演者还必须使自己的表演适应于信息状况，表演必须根据信息状况来进行。在19世纪的伦敦，年老色衰的妓女为了不使自己的面容影响观众的兴致，而把活动场所限制在光线阴暗的公园角落里，她们这是在实施一种甚至比她们的职业还要古老的策略。除了认真应对能够被人所看见的方面，表演者也会将观众已经知道的有关他们的信息考虑进去。观众掌握的有关表演者的信息越多，在互动过程中得知的信息使观众彻底动摇的可能性就越小；另一方面，如果预先没有掌握任何信息，不难想象，互动期间获取的信息就相对至关重要了。因此，大体上说，我们可以预料，当与那些认识很久了的人在一起时，个体会放松严格的前台控制；而当与新认识的人在一起时，个体就会加强对前台的控制。当与那些他们不相识的人在一起时，个体则需要小心翼翼地表演。
也许，还可以提及与沟通有关的另一个情况。谨慎的表演者会考虑到观众所掌握的外在于互动的信息来源。例如，据说印度黑镖客的成员曾在19世纪早期有过如下表演：
按照一般的惯例，他们装扮成商人或者士兵，旅行时不随身携带武器，以防招致怀疑；这给他们获准与旅行者结伴而行带来极好的借口，因为他们的外面上并没什么令人警觉的地方。大多数黑镖客看起来很温和且尤为谦恭有礼，这种伪装已经成为他们惯用手段的一部分，全副武装的旅行者并不害怕与这些同路骑士结伴而行。这第一步成功之后，黑镖客逐渐用其谦卑和感激的态度赢得了他们盘算中的牺牲品的信赖，假装对他们的事情都很关心，直到对他们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知道这些牺牲品是否有可能在谋杀中逃脱，以及他们是否认识附近的人。有时在背信弃义的机会出现之前，他们会结伴而行很远的距离。一个记录在案的案例提到，在黑镖客神不知鬼不觉的将所有人杀光之前，这群歹徒竟然同一个11个人的家庭旅行了20天，历程200英里。
即使观众始终防备着这种表演者(并能迅速将那些确定为黑镖客的人置于死地 ），黑镖客仍然能够上演这些表演，这部分是由于旅行中的信息状况所致：一旦一群人启程奔赴遥远的目的地，他们就没有办法对途中遇到的人自称的身份进行检验；如果这群人在路上发生了什么事，几个月之后人们才会有所察觉，而这期间，进行表演尔后动手的黑镖客们早已逃之夭夭了。但是黑镖客在他们自己本村落的行为却非常规矩，因为本地人都认识他们，他们的居所固定，如犯有罪行则要承担负责。与之相似的是，缜密的美国人一般不会冒险误传自己的社会身份，但是，有时也会冒这种风险，譬如在避暑胜地逗留期间。
如果外在于互动的信息来源，构成了谨慎的表演者必须加以考虑的一个偶然因素，那么互动内部的信息来源就构成了另外一个须加考虑的因素。因而，谨慎的表演者必须根据用来构造表演的道具和表演任务的特征来调整他的表演。例如，美国的服装商人在夸耀商品时就需要相对慎重，因为顾客可以通过视觉和触觉来检验展示给他们的东西；而家具商人却不必如此谨慎，因为很少有观众能够判断出呈现在外的清漆和饰面组成的前台背后是什么东西。在设得兰旅馆，对于在汤和布丁里面放什么东西，厨房职员有很大的自由，因为汤和布丁易于掩盖那里面所包含的成分。尤其是汤，很容易瞒天过海，往往是随便添加些什么就成了。他们经常在某人吃剩的汤里，顺手加上一些其他佐料，就成了另一位客人的开胃汤。至于肉，由于它的真实本质太容易被发现，因而动手脚的可能性不太大。事实上，在这里，厨房职员的标准要比那些大陆来客的标准还要刻板，因为在本地人闻起来“有臭味”的东西，外人闻起来却可能“令人垂涎欲滴”。因而，岛上有一个传统，允许年老的佃农假装有病而从艰苦的工作岗位上退休；因为，这里几乎没有因年老而不能工作的概念。人们认为，岛上的医生——尽管现在这位医生在这方面不太合作——应该承认这一事实：没有人能够确定是否有疾病隐藏在人体内；因而，医生应该像人们预期的那样，识相地将他们毫不含糊的诊断只限于外表可见的疾病。与此类似，如果一个家庭主妇非常注意表明她所维持的清洁标准，她可能会将注意力集中在起居室内玻璃制品的表面，因为玻璃制品实在太容易显脏了；她会较少注意深色的、不太透露内情的毯子，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她们相信“深色耐脏”。同样，艺术家也不需要太注意他工作室的装饰格调——事实上，艺术家的工作室已经千篇一律地成为这样一种场所： g卩那些在后台工作的人，并不在意谁看到了他们或者他们的工作状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艺术家作品的整个价值能够，或者应该能够，直接诉诸于感官；另一方面，肖像画家就必须许诺保证客人会满意，且往往使用相对引人注目、富丽堂皇的工作室，以作为他们所做允诺的保证。同样，我们发现，骗子必须小心谨慎地使用个人前台，经常要设计细致慎微的社会舞台装置，这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必须为生计而撒谎，而是因为如果想在行骗之后便于逃脱，他就必须对付那些已经成为或者正在成为陌路的人，且必须尽快终止与他们的交往。那些公开提倡诚实经商的合法商人，在自我表现时也不得不同样谨小慎微，因为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潜在的买主会仔细观察那些向他出售商品的人的品质。简而言之，奸商必须在顾客意识到可能会有欺诈的情况下欺骗他们，因此奸商必须先发制人，小心预防造成他可能正是奸商的直接印象；同样，合法商人在类似的环境下，也必须小心谨慎，以防他可能会成为并非合法经商的直接印象。
显然，当表演者处于必定要自食其果情况下，他们的行为总是极为谨慎。对求职者进行的面试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主试人经常只是根据申请人在面试表现中提供的信息，做出对被试者来说至关重要的决定。被试者可能会感到，而且确实有理由感到，他的每一个动作都会被看作是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因此他会精心准备和思考他的表演。我们可以预期，在这种时候，被试者会非常注意他的外表和举止，不仅是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印象，也是为了安全可靠，预防任何无意传达出来的不佳印象。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那些在无线广播电台，尤其是在电视台工作的人，都会敏锐的意识到，他们所给出的瞬间印象，会影响到广大观众对他们的看法；正是在广播领域，人们会非常注意给人以正确的印象，而且会非常担心给出的印象会是不正确的。那些身居高位的表演者，为获得满意的结果而甘愿接受有损威严的摆布，这表明了这种注意的强烈程度：国会议员会允许别人为自己化妆并告知自己该穿什么衣服；职业拳击手自愿屈尊，宁可摆出摔跤手的姿势来炫耀自己，而不是选择赛场搏击。
表演者的谨慎也可以表现在他们处理放松的方式上。当剧班距离观众很远、且不可能有突如其来的观众时，他们就可以大大松弛一番。因而，我们得知，上次战争期间，太平洋小岛上的美国海军基地的日常管理可能是非常不正规的，而当该机构调到观众更有可能经常出人的地方时，就要求对营房和装备的管理做出重新调整。在检查人员能够轻易接近的剧班工作地点，剧班放松的可能性就取决于预警系统的效率和可靠性了。值得注意的是，完全的放松不仅要求有一套预警系统，而且还要求在发出警示和开始视察之间有一段时间间隔，因为剧班可能的放松程度，必须是以在这样一个时间间隔内能够恢复原状为前提的。因而，当教师离开教室片刻的时候，她的学生可能进人姿态懒散、交头接耳的放松状态，因为这些违规之举，在学生得到老师又回来的警告后几秒钟之内就可以恢复原样；但学生要偷偷摸摸地抽烟就不可行了，因为烟味不可能迅速地散去。非常有趣的是，学生们也像其他表演者一样，会“测试限度”，他们会高兴地跑到离座位足够远的位置，所以当得到警示时，他们不得不发疯似的跑回自己的位置，以防措手不及。当然，地形特征在这里也就变得十分重要了。例如，在设得兰岛，没有树木可以阻挡人们的视线，也很少有住宅密集的地方。邻居们无论何时路过，彼此都有顺路来访的权利，但一般在客人真正到达的几分钟前，主人就可以看到他们走过来了。每家农户家都养狗，见到来访者就会发出这种明显的警示。由于总是有几分钟的宽限来整理场景，所以，较大程度的放松就变得有可能了。当然，有了这种预警，敲门就不再是它原有的主要功能了，佃农们彼此之间不再使用这种礼节，有些佃农在进门前，会用脚在地上稍微擦出响声，作为最后的警示。公寓旅馆的前门，只有当住户从里面按钮时才会打开，这也同样提供了足够的预警时间，允许有类似的放松程度。
我还想提出另一种方法来说明戏剧表演的谨慎。当几个剧班直接打照面时，就可能会发生许多小事件，这些小事件可能无意中传达了一种与想要促成的印象不一致的印象。这种表达上的变化莫测，是面对面互动的一个基本特征。如前所述，处理这种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选择那些有训练有素的，不会笨拙、粗鲁、忸伲地扮演角色的剧班同伴。另一个方法，就是提前对所有可能发生的表达方面的变故做好准备。这种策略的一个应用，就是在事件发生之前确定完整的议程，指明谁先做什么，谁后做什么。用这种方式就可以避免混乱和停滞，因而也可以避免表演中也许会传达给观众的那种磕磕绊绊的印象（当然，这里有一种危险。假如没有发生麻烦事件，原先安排好的行动顺序没被打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