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范文
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篇1
1、政治性：国家公关是民主政治的体现
国家公关具有政治性，国家公关是民主政治的体现，民主政治是开展国家公共关系实践的根本保证。按照卡尔?施密特的说法，国家性和政治性总是以某种方式相提并论的，“国家就显得有点政治性，政治性就显得有点国家性，二者有点兜圈圈的味道，是密不可分的连体儿”② 。从公关的层面来看，公共关系是民主性的，它代表了民主社会的多元化“声音”，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公开表达机制。公共关系是民主的沟通，其本质是对话。因此，国家公关首先是一种政治，一种民主政治。它强调采取对话协商的手段，而不是宣传灌输的手段，在潜移默化中进行舆论引导和影响民意。本文认为，制定国家公关战略必须要做到“讲政治，讲民主，讲对话”，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国家公关实践真正成为一种社会支持发动机，一种社会共识制造商，成为“一种能够动员社会的半政治力量”（哈贝马斯，1960），成为一种以国家利益为导向，以人类终极关怀为追求的民主沟通机制。
2、外交性：国家公关是一种公共外交
国家公关具有外交性，公共外交是国家公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是国家公共关系的全部，国家公关是“内求团结，外求发展”的一门科学和艺术，它应该包括国家内部公关和国家外部公关两大组成部分，公共外交是国家开展对外公共关系的主要渠道和手段。
所谓“公共外交”，主要是指国家政府所从事的一些非传统性外交活动，即教育文化和提供信息的活动。它是以政府为主体；以外国民众为对象；以对外文化传播活动为内容；以出版物、电影、文化交流、电台和电视媒体的公开宣传为手段；以维护国家利益、提升国家形象为目的的一种国际活动③。从公共关系历史来看，曾经为20多位美国总统做过咨询的现代公共关系学之父爱德华?伯纳斯（弗洛伊德的外甥），开创了“首脑外交”、“公共外交”的先河。
进行公共外交的主体包括政府外交部门，但更多的是非政府组织，如民间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宗教组织以及国内外有影响的人士。他们可以借助各自的领域和国际交往的舞台，面对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广大公众，甚至政府机构，从不同角度表达本国的国情和国际政策。
6、军事性：国家公关是一场舆论战争
从历史上看，国家公关与战争息息相关，与舆论宣传紧密相连，四次战争成为国家公关的四个分水岭和公关活动的主战场：一战期间是萌芽期，以美国总统威尔逊成立的公共信息委员会为标志；二战期间是成长期，以罗斯福总统成立的“对外信息服务局”（如“美国之音”电台广播）为标志；冷战期是发展期，其标志是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成立“美国新闻署”，负责举办国际交流项目，筹划“美国之音”广播；后，美国公众外交日渐萎缩，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其负责机构美国新闻署于1999年10月1日被正式取消；伊拉克战争是“公众外交”的恢复期，其标志是9?11事件以后，布什政府为了打击恐怖主义，于2002年成立“全球传播办公室”。直到今天，这一体系的核心理论仍然是将世界划分为“自由世界”和“专制世界”两大对立阵营的杜鲁门主义。美国政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使用了多个术语来指称其对内、对外的公开和隐蔽的宣传活动，包括 “心理战”、“观念战”、“信息战”等等。
以上实践活动证明了国家公关具有军事性，正如拿破仑的那句名言所说的，“精神和公关是战争的半个战场”，从军事层面讲，国家公关是一场对外的政府公共关系战争，一场对外的文化宣传战争，一场对外的媒体战争，它既可积极主动地抗衡其他国家的公众外交战略，又可以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地塑造本国形象，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地位。
7、科技性：国家公关是一种智能技术
在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公共关系人员和机构常常以“高智力、高科技、高智囊”著称，扮演着国家民间智库和思想库的角色。他们的身份在政府要员与研究人员之间不断变换（所谓“旋转门”机制），他们以精准全面的分析研判、与政界广泛深入的联系以及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左右着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重大决策，以致智库被视为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部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智库有美国兰德公司、传统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等。公关智库的职能主要包括：提出思想、教育公众和汇集人才。
因此，从技术层面讲，国家公关是基于思想与谋略的巧传播（Smart Communication），是直接服务于国家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的一场“精心运作、高智商的公共传播技术”，比如美国这个国家公关的策源地，早在 1945年就全面启动了国家公关战略，60多年来国家公关的战略意图被精心巧妙地包裹，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通过各种有计划的战略传播和国家公共关系，美国最终以“好莱坞大片、麦当劳薯片、微软芯片”三大品牌体系征服世界，成为当今世界第一品牌大国，并且建构起了“自由=美国精神，民主=普世价值”的国家软实力，实现了其建国初期提出的“让自由民主之钟声响彻全世界”的“美国梦”。
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篇2
公共关系在城建档案中的作用
城建档案馆是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服务性的社会组织，我国的城建档案管理事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城建档案馆为城市建设管理服务提供重要依据，具有服务性。城建档案馆需在社会其他群体和公众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状态，公共关系就变得不可或缺。公共关系有利于促进城建档案的内外关系。城建档案是由城市的规划建设方面的资源和信息串联而成，信息沟通与传播是公共关系的特殊手段。组织与公众之间的传播沟通是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城建档案馆公关本质上就是进行有关城市建设信息的沟通。城建档案工作每天都与公众接触，为城市各项建设服务，对外提供城建档案的开发利用服务是城建档案馆的根本目的和职责。而在这一过程中，公众同样能接收到工作人员的信息，广泛听取意见，通过这种互相传递出的信息能促使公众形成对其的印象和评价。城建档案公关有于更好地协调内外关系，通过与公众的接触可以更好地找出不足之处，提高公众对城建档案工作的美誉度，从而树立良好的形象，也能增强工作人员的内聚力，提高城建档案馆的价值。公共关系有利于促进城建档案的舆论管理。
舆论是公众信息的一部分，是一种集中的、强化了的公众信息。任何组织都生存在特定的公众舆论环境中，其行为既受到公众的左右和影响，也影响和左右着公众的舆论。因此，舆论坏境对城建档案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在缺乏对城建档案馆正确认识的情况下形成的一些负面舆论会对档案工作的开展产生阻力。所以，我们必须建立和完善舆论，充分发挥公共关系的作用，通过有目的的活动，将准确的信息传播给公众，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向外界宣传城建档案的正面形象，去影响公众的看法、意见、态度和行为，为城建档案营造一个适宜和良好的舆论环境，更有利于日后的城建档案发展。
如何运用公共关系于城建档案工作
搞好城建档案馆的内部关系。城建档案馆工作人员主要面对主管部门的领导和自身部门的同事，要创造一个和谐愉快的工作坏境必须要运用公共关系来协调内部的关系。要使档案工作更顺利的进行，需要得到领导部门的认可与支持。为此，应该把握一切有利时机，开拓思路，与领导部门形成良好的关系。要尊重领导的意愿，了解主管部门的想法，掌握信息，并要积极主动地向主管部门汇报工作；日常要在工作上和领导多沟通，让领导了解档案工作的最新状况，理解在城建档案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引起领导的重视。要主动地接受主管部门的考核和请示工作，积极完成领导交代的各项任务，拓展工作领域，从而得到领导的支持和信任。城建档案馆正常运转离不开各方面的协调沟通。而加强内部关系沟通的目的，是培养工作人员的向心力、凝聚力，培养其主体意识和形象意识。要想得到社会的认可以前，首先需要得到自己内部工作人员的认可，其次需要赢得内部工作人员的配合与支持。否则，将无法成为一个整体面对外部的公众。每一个成员都是组织的细胞，他们对组织有机体的认同和信赖，是这个有机体得以存在的基础。因此，良好的内部关系是城建档案公共关系的一个起点。
要将全体工作人员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就需要将内部工作人员视作传播沟通的首要对象，尊重工作人员分享信息的权利，争取他们的支持与理解，形成信任与和谐的内部气氛。如果内部传播有障碍，沟通不顺畅，就会在内部产生焦虑、猜疑等消极情绪和现象。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就需要健全的传播渠道，完善内部沟通机制，使工作人员在信息分享和感情沟通中与工作坏境融为一体。而在日常工作中，培养工作人员的公关意识，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也是另一重点。工作人员的公关素质会直接影响到工作的质量。要使工作人员意识到档案馆的良好形象是靠全体工作人员一起树立和保持的，引导他们主动的宣传城建档案的作用及各方面的成就，关心城建档案馆的形象与公关工作，并提高工作质量，以真诚的服务赢得公众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还要积极主动参加各类专业培训，如进行礼仪语言、仪表、交谈方式等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公共态度和能力。对外宣传、介绍城建档案馆的工作性质与成就，是城建档案馆公共关系中最主要的一项任务。城建档案馆需要通过全员公共关系来增强外张力。
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篇3
关键词：礼仪2010；大学生，礼仪；大赛；公共关系；定位
文化活动的公关定位，强调的是其所具有的公共关系活动的本质属性。以礼仪2010为主题的2010全国大学生礼仪大赛，是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公共关系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生工作研究分会协办的，为全力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充分展示大学生礼仪形象、有效塑造大学形象而开展的，具有公共关系活动属性的一项大型校园礼仪文化活动。由中国高教公关专委会主办首届大学生礼仪大赛，根本上看是由公关形象塑造的功能决定的，据此，它从而在学科价值以及学科功能上标定了2010大学生礼仪大赛所必然内涵着的公关定位。
强调公关定位，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自觉增强公关意识，自觉地科学公关观念应用到大赛的策划设计与组织实施之中。
第一，参赛对象的全员性。全员公关是科学公关的重要观念。将全员公关的理念贯穿于大赛之中，就是要体现在参赛对象的全员性上。2010大学生礼仪大赛所做出了这样的定位，即：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属高等院校在校生均可报名参赛。普通本、专科各学科专业在校生和高职本、专科各学科专业在校生，成人本、专科各学科专业在校生均为可担当大赛选手。普通高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在职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均可担当大赛选手。热烈欢迎香港、澳门以及台湾高校大学生关注2010首届大学生礼仪大赛。上述规定，就是比较典型地实践了全员性的大赛参赛对象定位理念。
第二，学术思想的包容性。公关的思想就是“海纳百川”的思想。2010大学生礼仪大赛的理论研究是大赛能够深入推进的思想理论保障，而要实现大赛在理论研究上的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目标，就必须充分体现学术思想的包容性。为此，2010大学生礼仪大赛提出欢迎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教学管理者、一线教师、科研人员、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大学在校生、大学生毕业生围绕大赛涉及的理论问题或相关的理论问题，发表学术观点，提出理论主张，撰写学术文章；倡导大赛首席导师发表学术观点，提出理论主张，撰写学术文章；大赛组委会成员应带头组织好相关理论研究工作等三方面理论研究主体建设的工作部署。同时，充分调动多学科专家、学者资源，努力在以下三个层次上全方位推进大赛相关理论研究，这三个层次的理论研究的划分，分别为：基础层次理论研究、应用层次理论研究、延展层次理论研究。其中，基础层次理论研究的研究重点是：大学礼仪教育与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关系；大学生礼仪内涵与外延分；校园礼仪、公共礼仪、中华传统礼仪、民族礼仪、对外交往、生态礼仪内涵与外延分析等。应用层次理论研究的研究重点是：大赛定位与运行模式分析，大赛赛题内容、赛事形式与评分标准、评价方式分析；大赛与大学生创业就业的关系分析；大赛传播模式分析等。延展层次理论研究的研究重点是：大学生礼仪文化活动与大学形象塑造关系分析；大学生礼仪教育与创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分析；大学生礼仪大赛的社会价值分析等。
第三，活动参与的公众性。将公共关系思想观念中的公众观念，自觉地贯穿于2010大学生礼仪大赛的活动设计中。例如，2010大学生礼仪大赛决赛阶段赛手评价模块，就依据充分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度，设计了四个方阵相互结合的赛手评价阵容，即：首席导师、现场评委、现场观众、场外观众。其中的现场评委具体由五方面人士构成，分别为：学术界人士，主要是从事礼仪学术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首席导师，具体指由2010大学生礼仪大赛组委会聘请的大赛指导教师团队企业界人士，主要是国内有代表性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传媒界，主要是国内有代表性传媒机构的媒介人士；特邀评委，主要是根据比赛内容所涉及的，邀请与其相关的背景人物，直接参与大赛赛手的评价。现场观众，主要指大学生团队。现场公众参与对赛手的评价，形成大学生赛手与大学生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
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篇4
信息社会中，公关实践身处全新动态的传媒环境下，左手是组织，右手是公众，起着润滑、沟通和对话的作用，其最终追求当落在“公共”二字之上，以为善之心重塑公共关系之美。
一、传媒新环境与新闻伦理观下的公关实践
在印刷媒介时代，由于信息的稀缺性和传播渠道的垄断性，公共关系实践大多是为了实现经济寡头和政治精英的诉求。但随着媒介技术和传媒环境的演进，普通公众的声音愈发响亮，公众在用户身份的确立、参与感的需求和话语权的取得等方面已然开始变迁。
首先是用户身份的确立，公众选择性的增加是用户身份确立的前提和保障。互联网等新兴媒介的开放性打破了信息渠道的垄断，解决了信息资源的匮乏。同时，技术赋予了公众选择权和话语权。在这种语境下，传统公关实践中的公众正在向用户的身份过渡。生产过剩使得用户的选择性大大增加，不必依赖某一家媒体或某一种产品来满足自身的需求，在组织与公众对话过程中，“组织本位”正逐渐被“公众本位”所取代。
其次是公众对参与感的需求。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移动端的普及，在传统媒体的时代一直处于压抑状态的公众需求正在被逐渐的释放。同时，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公众自我意识更加强烈，对组织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仅仅停留于功能的层面，更想借此表达自身的情感，对话意愿空前强烈。
最后是公众话语权的取得。技术的开放性和媒介环境的变迁使话语权开始从组织的公关人员、精英记者让渡于普通公众，公众发声的权利和渠道有了越来越多的保障。从公众的层面上说，真正颠覆了公共关系建构方式的并不是互联网，而是社交网络。它彻底解构了大众传播中“媒介―受众”的二元关系，在社交网络上，每个人都是受众，同时每个人也是媒介，二者不分彼此，这就将传统意义上只能被动接受信息的公众重构成了互联网时代受传结合的新公众。
当下国内公关实践的新闻伦理观假定，公关从业者与新闻记者的工作是类似的，他们都是一种信源的提供者，都是以“事实”为基础，以“说真话”为原则，享有相似的价值观，并以各自的方式为社会做出贡献。因此，公共关系和新闻应该遵照相似的行业规则，他们应该用一套同样的标准来评价彼此。[2]在这种伦理观下，社会与公众更加强调新闻行业的规则，公关实践被纳入了新闻实践的范畴，以新闻实践的伦理作为公关实践的评价标准。
正如艾维?李在《原则宣言》中所言：“我们的计划是诚实和开放地代表企业和公共机构关切的利益，及时和准确的像美国人民和新闻界提供关乎公益、对公众有价值的信息。”随着公关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以及公关工作范围的不断扩大，虽然单纯的新闻伦理观已经不再适应新媒体环境下的公关实践，但组织公关实践的“真实性”原则仍需坚持，基于新闻伦理观的“求真”理念始终应当是新媒体环境下组织公共关系实践的坚守。
二、传媒新环境与公关实践的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起源于美国。20世纪20年代，横扫美国的经济萧条使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大放异彩，他提出了传统自由主义语义的转向：20世纪30年代的自由，不再是对企业的自由放任，也不再等同于个人与政府的对立。[4]美国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总统发表的一系列炉边谈话不但鼓舞了美国人民对抗大萧条的勇气，更成为了公共关系史上危机公关的典范。公共关系学之父爱德华?伯纳斯强调了公共关系“倡导”的职能，倡导理论支持者认为公关实践者像客户的辩护人，为组织提供倡导服务。比如倡导组织定位和品牌个性，倡导组织的道德良心和社会责任感，倡导对公共利益的贡献等等。[5]在当今传媒环境下，务实的公关实践也被打上了互联网的烙印。
公共关系作为有效贤ㄗ橹、公众和环境的第三方，应当力求平衡组织-公众-环境的三方利益，以此来构建和谐的公关生态。[6]在当下以互联网为传媒背景的公关实践中，用户至上、简约极致、织网引流和社群占位等互联网思维已经与公关实践密不可分。
第一是用户至上。简单来说即组织在公关实践的每个环节都“以用户为中心”，这是新媒体语境下组织建构良好公共关系的基础。互联网作为一个网状结构，它没有传统观意义上的中心节点，也不是一个层级结构。虽然不同的点有不同的权重，但并没有一个点绝对权威。互联网的技术结构决定了它内在的精神是去中心化、是分布式、是平等，互联网思维也必然体现着平等、开放的特征。[7]直接连接降低了实时反馈和公众参与对话的成本，这意味着民主和人性化，所以，新媒体语境下的公共关系实践必然是建立在平等、开放的基础之上，
第二是简约极致。从公众的行为来看，新媒体语境下公众的选择越来越多，选择的时间越来越短，耐心越来越不足，转移的成本越来越低。简约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重要逻辑，简约意味着人性化，组织想要建立、维持和发展良性的组织-公众关系，唯有进入公众的内心世界，并与公众感同身受，而简约思维的三个要素是看起来简洁、用起来简化、说起来简单。
第三是社群占位。是指组织利用社会化媒体和社会化网络优化，重塑与公众的沟通关系以及商业运作模式的思维。社会化媒体的内涵是“用户即媒介、用户创造内容和用户积极参与”，社会化网络的核心是连接与沟通。在社会化网络和社会化媒体的影响下，公众的网络使用，甚至生活习惯都发生了改变，组织在公共关系实践中通过大众媒介对公众进行信息轰炸的方式正在被快速、密集的用户直接接触所挑战。
第四是织网引流。在注意力稀缺的时代，吸引流量是组织在公关实践中的重要追求。对于组织而言，高关注度意味着高知名度，也意味着用户在选择产品时更大的选择倾向，流量意味着体量，体量意味着分量。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唯有先将流量做上去，才有机会考虑后面的问题。
新媒体环境下，公关思维的转变会深刻影响组织的公关实践，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公关这个职业甚至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镶嵌入组织整个肌理之中的公关思维，以转变思维为基础的务实理念成为了新媒体环境下组织公关实践的重要原则。尽管人们往往将公关的实用主义与劝服理论于“粉饰太平”、“制造同意”、“虚假宣传”等词语相联系，但囿于巨大的生存压力，公关实践在保持公共性、坚持讲真话的基础上，也要伏下身子接地气、增效益，适当从组织本位进行思考，此谓之组织在公关实践中的第二层坚守：务实。
三、传媒新环境与公关实践的社会责任
当下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为基础，以动态、开放、平等为特征的传媒新环境正在深刻影响公共关系实践的环境，这种影响突出表现在公关实践环境的生态复杂和数据驱动两方面。
一方面是公关实践环境愈发复杂。从传统公共关系理论来看，大部分研究者都将目光放在了组织或公众这个二元变量的研究上，对于公关实践的环境通常仅仅作为一种背景而出现，这就难以用宏大的眼光检视公共关系理论的战略研究。当下传媒的总体发展趋势是自由、开放、平等和共享，这种理念正深刻影响着当下的媒体环境，也使得组织的公关实践越来越多的受到传媒环境的影响。在“WE众”媒体环境下的公关实践中，公众与组织之间连接的广度与深度、对话的频率与流量、交互与场景、转发及分享，实质上都是一种投票和意见表达，并形成一种新的动态表Q机制，这种动态的媒体环境使得组织公共关系的实践更加复杂。例如从组织公关实践的角度来讲，经济性、信任度和参与感都是促使公众与组织进行高质量对话的积极因素。
另一方面，公关实践的环境越来越数据驱动，技术和数据对组织的公关实践环境产生着越来越关键的影响。随着算法、大数据技术、云计算、云引擎及深度机器学习及群体智能、人工智能的发展，公众之间的连接被重构，信息的不对称正在被打破，而终端设备边际成本的日趋减小也使得接入网络的人越来越多，数据无时无刻不在产生。组织的公关实践开始以数据为导向，通过对公众海量数据的积累，分析出他们普遍或独特的偏好，对公众进行“画像”。此外，组织通过对数据的运用还能够使对话渠道更加畅通，大数据时代，一切可以数据化也就意味着组织能够依托数据做出更为有效的决策。
公众数据作为有效的公关实践工具，组织在对其使用的同时还应当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社群主义者在召唤传统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善的回归的同时，也赞成新自由主义“人非手段”的观点，[8]公关学者格鲁尼格在20世纪末提出的“卓越公关理论”直接反映了这种带有强烈社会责任的观念。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先红认为，公共关系的社会责任伦理是基于“利益共享”的基本假设，公众被认为是利益的共享者，她主张组织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从而实现多方共赢。[9]
在瞬息万变的媒体环境之下，组织的公关实践要想实现组织、公众和环境的三方共赢，其必然要落脚于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即公共性之上。因此，组织在公共关系实践中除了坚守求真、务实的理念之外，基于公共性的为善理念应当成为组织在公关实践中最高层次的目标，这也是组织在媒体环境日趋复杂的生态社会中获取公众认同，进而得以安身立命、不断焕发新活力的保障。
四、结语
媒体环境的改变和传媒技术的红利带来了公众属性的变迁，而公众属性的变迁又迫使组织在公关实践过程中不断注入新思维、新方法和新理念，这就使得组织-公众-环境三方一直处于持续对抗与不断和解的动态变化之中，三方力量交织博弈，但最终会趋于一种生态平衡。因此，组织的公关实践不仅仅是单一环节，而是要将其融入到产品的生产、销售、使用和反馈的全过程中去，融入到组织整个的价值链和品牌内涵中去。
在这种语境下，组织在公共关系的实践中既要坚守公众本位的求真原则，也要站在组织本位对公关实践进行务实思考，更要以公共本位的胸怀在公关实践中致力于为善之举，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参考文献
[1][3][6]陈先红.以生态学范式建构公共关系学理论[J].新闻大学，2009，04：116-125.
[2][5][9]陈先红.中国公共关系伦理的理论流派与实践类型[J].国际新闻界，2009，11：6-10.
[4][8]胡百精，杨奕.现代公共关系伦理史纲[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01：38-44.
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篇5
【关键词】新媒体;公共关系学;生态学范式
【中图分类号】G206.3【文献标识码】A
本论文是在新媒体背景下对公共关系学本体论的一种创新思考。在社会科学中,本体论在很大程度上探讨的是人类存在的本质,在传播学领域,本体论聚焦的是人类社会交往中的本质问题(Littlejohn,S.W.2004),在公共关系学中,本体论探讨的是关于世界观、研究对象和基本范畴等一般性的本质问题。本文选择此研究视角是基于对新媒体的互动性、关系性特征的本体论思考。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从历史上看,每一新媒介技术的出现都激发了人们对传播学研究的乐观想象。从早期的印刷术、无线电、电视、录影机、到现在的无联网和移动通讯,关于新媒体带来的对传播学术研究的种种挑战和颠覆,似乎成为整个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标准叙事。而在我看来,新媒体对传播学研究的挑战和颠覆首先是发生在本体论层次的,这种本体论的转换可能发生在信息传播和关系传播之间,一直以来,传播作为“信息传导”的主流想象,导致传播学对嵌入传播之中的“关系讯息”的忽视。而多年之后,同样的问题又出现在对新媒介的研究上。比如,主导人们对新媒介社会作用想象的,仍然是一些“传导”和“运输”的比喻,比如信息高速公路、电子通道等,这些比喻虽然为人们理解新兴的互联网及其社会功能提供了形象的进路,但是具象的比喻局限了新媒介研究的视野,使得关系传播又一次在新媒体的研究中被边缘化。
随着web2.0技术的实现,使得新媒体的关系特征更加明确,与麦克鲁汉的“媒介即信息”相比,另一个科技哲学家伊德从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出发,将科技视为人类存在的延伸,人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种“体现”的关系,这种关系延伸了、转换了人身体的与知觉的意向性(Don Idhe,1991)。以此科技的“体现观点”观之,新媒体是一种关系媒体,新媒介作为‘关系的居间者[1],分别对人们的社会角色关系、文化关系和情感关系产生深刻而全面的影响”。从关系传播的观点来看待新媒介系统对于人与人之间沟通行为、关系方式的影响,可以把新媒介的研究层面从传播技术层面提升到传播关系的层面;把新媒介传播研究从以技术性的信息传播,引导向以对话性的关系传播为主;把以网站为中心的“信息传播学”,导向以人为中心的“关系传播学”(陈先红,2006)。正如莫伊所说的,新媒体传播所提供的技术沃土已经为我们培育出各式各样新颖的叙事方式,公共关系理论范式的转移和创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1980年代的新媒体时期,是公共关系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这一时期,一个新的词汇“Public Relationships”取代“Public Relations”进入公共关系学者的研究视野,人们开始发出这样的追问:“个体从哪里结束,关系从哪里开始?”、“把关系还给公共关系”、“关系应该成为公共关系理论研究的焦点领域”。在此之前,传统公共关系理论如管理学派、语艺(修辞)学派和整合营销学派都忽视“关系”的核心概念作用,始终是以传播为中心,将研究重点放在public,即对公众的传播策略的制定,传播效果的评估上。在此之后,研究重点开始从“传播”转向“关系-relationships”,即开始研究如何建立、维持和提高组织-公众关系的质量,关系观点的倡导者玛丽.佛格森指出,“以关系为研究单位的组织-公众关系为范式的集中提供最多的机会,它将会加速公共关系领域的理论发展”(Ferguson Mary,1984), 关系管理观点的出现标志着公共关系开始从对民意的操纵转向关系的建立,这是公共关系根本使命的重大变化,也是公共关系理论范式的巨大创新 。
但是通过文献回顾发现,西方的关系管理范式多是以人际传播理论为基础,重点研究组织-公众关系的维度要素、发展过程、功能作用等,基本上局限在比较微观的关系研究层面,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者们一致认为,虽然公共关系理论主流研究典范正在向关系范式转移,但是仍然没有出现权威范式(Lynne M, etc, 2001).本文认为,这种权威范式的缺失正是公共关系学理论框架的缺失,更确切地说,是生态学范式在公共关系学理论建构中的缺失。
当代公共关系理论和实践模型都是以公关在组织-环境关系中的意义和角色为基础的,都具有生态学的特征(James L. Everett, 1993)。从1952年卡特利普和森特提出的调整与适应模型,到格鲁尼格1984年提出,1992年又修改的公共关系实践的对称模型,都是属于生态观点。另外,在公共关系领域先后出现的系统论管理学派、语艺修辞学派、整合营销学派和关系管理学派,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公共关系研究的生态学意蕴,毫无疑问,借鉴生态学思想和方法的理论基石已经奠定。
但事实上,公共关系领域的生态研究成果是比较分散零乱,不成体系的,或者说是比较微观的,这些研究都是从研究单个组织出发,利用个体生态分析方法,研究微观公共关系活动中各有关利益主体的决定及其变化,试图解释组织公关行为与利益相关者行为的互动规律。尽管上述公关研究都从不同侧面涉及到生态学思想,但是很少研究是以整个公共关系活动为考察对象,采用生态系统分析法,研究公共关系活动中各利益主体的相互调整与适应,解释一般公共关系原理、概念、范畴、方法等问题,公共关系学一直缺乏一个能够“一以贯之”的理论或典范,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架构(Hallahan,1993;Sallot et al.2003)。
因此,本文提出“运用生态学范式建构公共关系理论”这一命题,也就是说,运用生态学范式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来建构公共关系学的理论体系、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提供共同的理论模型和概念框架,形成该学科的理论传统,并规定其发展方向,这不仅是公共关系学理论创新的需要,也是公共关系学科成熟的标志,这对理清时下混乱不清的公共关系学研究,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下面主要从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假设、研究对象和基本范畴展开论述。
二、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假设
在公共关系学研究领域,对生态思想的运用非常普遍,生态学由于其所主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生态思想,理所当然成为我们建构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假设,这一点已经被广泛证明和认可,但是运用不同的生态学范式,来建构不同的公共关系学理论体系,似乎尚未被人们广泛关注和重视。
对公共关系理论建设最有影响的学者皮尔森(Pearson R,1990)曾经提出:“生态思想为公共关系理论建构提供了两种方法:伦理方法和策略方法,这是两种不同的系统思维方法,他们能够引导公共关系学进入两个不同的方向,究竟哪一个方向更适合公共关系学?这是公共关系所面对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选择,这个选择会影响公共关系理论的自我理解力及其未来的命运” 。遗憾的是,这一重大的研究命题因为皮尔森的英年早逝而中断。在此基础上,格鲁尼格进一步把公共关系世界观可分为对称和不对称两种,不对称世界观是以劝说操纵为目的,对称世界观则是以解决冲突和促进理解为目的。
本人认为,我们可以运用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1973)的深层生态学观点,来解释和建构公共关系。他认为,生态学范式可以分为形而下的浅层生态学(shallow ecology)和形而上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两种范式,他们提倡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态价值观 。浅层生态学的思想基础是“人类中心主义”,它主张在不削弱人类利益的前提下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把人类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认为保护资源和环境本质上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而深层生态学的思想基础则是“生态中心主义”,它是从整体论立场出发,把整个生物圈乃至宇宙看成一个生态系统,认为生态系统中一切事务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类只是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人既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中。它主张走中间道路,对自然过程做出谦卑的默认,更倾向于人性化的、对环境有利的技术,它把生态危机归结于制度危机和文化危机,而不是技术危机,因此深层生态学的危机处理主张是集中在个体意识的转变上,要求每一个个体改变态度、价值和生活方式,尊重自然,与自然和平相处。举例来说,在解决污染问题上,浅层生态学通常的做法是,用技术来净化空气和水,缓和污染程度;或者用法律把污染限制在许可范围内;或干脆把污染工业完全输出到发展中国家。与此截然相反,深层生态学从生物圈的角度来评价污染,它关注的是每个物种和生态系统的生存条件,而不是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它对人类健康的作用方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虽然二者同为生态学范式,并且都是以“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生态思想为基本假设,但是他们的生态学世界观却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如果运用格鲁尼格的对称和不对称世界观来分析的话,不对称假设对应的是形而下的浅层生态学范式,它强调功利型伦理观,遵循功利主义,强调策略方法,侧重对公众的说服,民意的操纵,偏向于微观层面的公共关系;而对称假设对应的是形而上的深层生态学范式,它强调义务型伦理观,强调伦理方法,强调对责任和义务的承担,强调关系的质量,社会整体的和谐,偏向于宏观层面的公共关系。不同的偏向对公共关系学具有不同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其理论差异表现如下图:
本文认为,宏观而言,公共关系学强调“社会组织”这一研究对象的关系论、系统整体论和有机论,组织存在是一个由组织-公众-环境构成的“无缝之网”,组织和公众、环境都是“生物圈网上或内在关系场中的结”,他们都是一个系统整体,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主体和客体之分,所有的整体都是由他们的关系所组成的;公共关系的本质就是一种“关系居间者” ,或者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就是一种“主体间性”,公共关系坚持第三方立场的中间道路,通过伦理方法,通过文化影响和制度改造,追求组织利益、公众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统一,最终建立信任和谐的关系生态。总之,公共关系的目的是要组织“拥抱世界而非征服世界”,是让组织不断扩大自我认同的范围,从个体自我,逐渐转化为社会自我,最终成为“生态自我[2]” ,从而“最大化的(长远的、普遍的)自我实现”,达成组织-公众-环境关系的真善美。
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是“公共性”,通俗地说,就是“第三方立场”。简单地说,公共关系是一种“组织-公众-环境”关系,一种组织与相关公众的沟通对话关系,一种组织与所处环境的研究监测关系,在这种复合性的关系中,公共关系是一只脚站在组织里,一只脚站在公众关系和社会环境中, 既要对组织负责,又要对公众负责,还要对社会负责,属于典型的“一仆三主”,“吃里爬外”型的“关系居间者”。
三、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组织―公众―环境关系
公共关系学的对象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规定了公共关系学的理论框架,规定了这门学科的特有角度,规定了这门学科与其他社会学科的区别与联系,也规定了这门学科开展公共关系实践的方向和主要途径,从而也规定了这门学科存在的必要性。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就对象来说,每门科学一开始就要研究两个问题:第一,这个对象是存在的;其次,这个对象究竟是什么。”
透过目前的公共关系理论,公共关系学研究对象主要存在以下误区:1、模糊性,笼而统之地将“公众”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实际上与社会学发生较大程度的重合,其结果是丧失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而难以获得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合理依据。2、片面性,将公共关系研究范围中的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比如国际上对“关系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公众关系(OPRS)的研究上,缺乏或者忽视对组织-环境关系(OERS)的研究,这导致了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的缺失。3、单一性,孤立地从主体层面、客体层面或者目的层面揭示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比如仅仅是把“单一的组织”、“孤立的公众”或者“有效的传播”作为其研究对象,而没有把“关系”,没有把“组织、公众、环境”作为一个关系整体进行研究。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传统公共关系理论只是研究组织与顾客、竞争者、消费者等生命系统的公众变量,而忽视了对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非生命系统的环境变量的研究,环境只是作为一种背景出现的,这样就使得公共关系理论限于一种战术层面的微观研究,而无法涵盖宏观层面的战略研究。
最近有研究表明,虽然“环境变量”和公共关系之间的关系很难测量,但是其作为一种战略公众的观点已经被广泛认可,比如,格鲁尼格等人认为,环境对于公共关系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变量的研究上,对其他环境变量的研究关注较少;而Culbertson 和Jeffers(1992)提出SPE(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这三个环境变量对公共关系实践极其重要;Dejan Vercic则进一步提出了五个影响公共关系实践的环境变量:政治意识形态(主要指民主化程度)、经济体系(经济体制和发达程度)、激进性水平(组织面对压力集团活动的程度)、文化属性和 媒体系统(媒介体制和舆论环境)。 他认为,“环境变量是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国际公共关系知识体系的非常重要的开端,只有当研究超越了对一个国家中公共关系如何实践的描述,把公共关系和其他变量如文化、政治体制、媒介环境等联系起来,真正的理论建构才能够实现”( Dejan Vercic & James E. Grunig,2000)。
识别环境变量有助于提高公共关系研究者的预测能力,也能够帮助从业者制定正确的公共关系战略或技术。但是,如何把环境变量纳入公共关系学的知识体系呢?这又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可以将两个研究对象合二为一:或者把组织-环境关系包括在组织-公众关系的概念里,或者把组织-公众关系放在组织-环境关系的框架内,我认为,无论哪一种表达都是不妥当的,因为从深层生态学的观点来看,组织、公众、环境之间并不是“人与自然”、“自我-他人”、“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不应该被分成“作为主体的组织”和“作为客体的公众或环境”,而应该是一个由组织-公众-环境之间的内在关系构成的社会存在物,是组织-公众-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外在的、偶然性的、派生的,而是“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的”,因为一个社会组织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具有各种属性的自足的实体,它与较为广阔的社会环境的关系、与更为复杂的各类公众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是组织身份的构成性的东西。 社会组织既不是站在组织-公众-环境系统之外,也不是站在组织-公众-环境系统之上,而是在组织-公众-环境系统的场景之中去完成公共关系行为的,这种行为是一种生态的评价和选择。
因此,本文提出“组织-公众-环境关系”这一概念,作为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这种提法并不是主观杜撰的,而是符合以上深层生态学基本假设的,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强调了关系而不是公众是最基本的分析单元,关系是公共关系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第二,强调了组织-公众关系是最核心的构成要素,是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部分;第三,强调了组织-环境关系是最广泛的存在,是最具影响力的部分。按照“组织-公众-环境关系”来理解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纠正一些模糊的、不确切的、片面的说法,既能够较好地体现公共关系学的总的精神和宗旨,又能够贯串它的全部内容。总而言之,公共关系学就是以组织-公众-环境系统的关系生态管理为研究对象,具体地说,公共关系学就是以组织-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以组织-环境之间的适应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
四、公共关系学的基本范畴:织网、造流、占位
作为学科的公共关系学面临的一个理论难题,就是如何将一盘散沙式的研究主题和兴趣,整合成为一个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框架。纵观当今国内外的公共关系教材,其内容就像一个“社会科学的大百科全书”,几乎无所不包,从伦理到法律,从政治到环保,从历史到文化,从媒体到广告,从品牌到礼仪,从策划到演讲,从……到……,说的学术一点,就是“泛传播”“大文科”的概念,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大杂烩”、“大拼盘”,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缺乏对公共关系学基本范畴的界定。
本文提出,应该在生态学范式和关系过程理论的基础上,来建立公共关系学的基本范畴。首先,生态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基本概念,比如调整与适应,和谐与均衡,生态网,生态流和生态位等,这些概念可以直接为我们所借用。其次,就关系过程理论而言,布鲁姆和格鲁尼格提出的 “关系形成模型”和“关系策略模型”,为我们奠定了宏观公共关系学范畴的基本雏形。如表所示:
在以上两个模型中,布鲁姆用“关系前项”“关系概念”和“关系后项”来描述组织-公众关系的形成。而格鲁尼格则进一步修正为“情境前项”、“保持战略”和“关系结果”,并强调了关系维持的策略 ,这两种模型的共同特点都是讨论组织-公众关系结构化的过程及其分布的影响,以及关系资源的特殊结构和在网络中流动的方式。它类似于生态链中从供应原点的前向关系,通过组织活动流向消费终点的后向关系,这两个理论模型只是强调了一维的“流”的概念,缺乏一种整体关照,不能够涵盖所有的关系管理层面,正如生物学家阿伯瑞希特.梵.哈勒所说的那样:“自然以网络而不是链条方式联结万物,然而,由于人类的语言不能同时处理几件事情,所以,人类只能以链条的方式跟随。”
因此,作者对关系发展三阶段模型进行横向分解,提出“关系资源网、关系传播流和关系生态位”,作为宏观公共关系学的三个基本范畴,从而使关系管理的结构体系更加全面完整:
在组织-公众关系的第一阶段,布鲁姆用“关系前项”定义了构成关系资源的要素,它们是社会和文化规范、集体认知和期待、资源的需要,对不确定环境的认知、合法/自愿的需要。格鲁尼格则用“情境前项”强调了组织-公众关系的六种类型:组织影响公众、公众影响组织、组织-公众联盟影响另一组织、组织-公众联盟影响另一公众、组织影响组织-公众联盟、多样组织影响多样公众等。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他们所讨论的问题都是“网”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关于生态系统的成员要素和关系结构问题。作者把它称之为“关系资源网”。
关系资源网就是“由组织-公众-环境系统所构成的具有资源配置功能的关系网络”(陈先红,2006),具体的说,它包括两大子网络:组织-公众关系网和组织-环境关系网,其中:组织-公众关系网主要包括组织-员工关系、组织-持股者关系、组织-消费者关系、组织-社区关系、组织-媒体关系、组织-政府关系、组织-竞争者关系、组织-金融关系等等。组织-环境关系网主要指组织与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体技术之间的关系。按照生态关系的性质,这两大子系统又可以分为合作者关系网、联盟者关系网、威胁者关系网和制约者关系网(见图1)。在这一范畴,公共关系主要研究如何有效地建立与管理关系网络,让各种资源畅其所流,流于其必需之处,止于其当止之地。
在组织-公众关系的第二阶段,布鲁姆认为关系代表了一种信息、能量或资源的交换和转移,具有交换、交易或转移等属性,这些关系属性既描述着系统中的关系,也体现了系统中的结构。格鲁尼格则从关系维持的角度提出了对称性整合战略和不对称性分配战略。
从生态学的观点看,这一关系阶段的主要问题是“流”的问题,是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在信息传递的引导下流通变化的过程,我把它称之为“关系传播流”。
关系传播流是指传播在组织-公众-环境关系发展中是一个永不间断的过程,它在组织内外不断产生、流通和利用,就像一种有源头的“流”。任何一个组织中的关系传播都不是一维流动的,而是多维流通的,因此,作者借鉴人际传播和社会网络的相关理论,提出了一个关系传播流的三维框架:目的维度,性质维度和内容维度。目的维度包括由战略性关系和日常性关系构成的连续统一体,性质维度包括由强关系到弱关系的连续体;内容维度包括从信息流向文化,从文化流向情感的连续统一体。目的维度和性质维度构成了四个象限,而内容维度以三个同心圆置于其中,形成一个立体多维的传播分析框架(见图1)。从目的维度来看, 关系传播流是一个从完全无意识、无计划的日常性传播到完全有意识、有计划的战略传播的变化连续体;从强弱维度来看,关系传播流就是一个从强关系到弱关系的传播变化连续体,从内容维度来看,关系传播流包括信息流,文化流和情感流,具体地说就是由“社会层面”的关系、“文化层面”的关系和“人际层面”的关系所构成的一个传播连续统一体;其中,社会层面的关系体现一种以社会分工信息为主的角色关系;文化层面的关系体现了一种以文化信息为主的价值观关系,人际层面的关系体现了一种情感关系。 在这一范畴,公共关系主要是从信息、文化和情感三个层面来研究维持强弱关系的日常性传播策略和战略性传播策略,主要的研究议题有:各种关系类型的强弱测量和变化规律;战略性关系和日常性关系的实现和转化策略;战略性信息和日常性信息对关系强弱的影响;内向性信息和外向性信息对关系强弱的影响;强关系与弱关系的信息传播模型; 强弱关系的文化传播研究;日常性关系传播中的情感投资模型;战略性关系传播中的情感表达;情感维度与关系结果评估,等等。
在组织-公众关系的最后阶段,布鲁姆的“关系后项”包括目标达成、依赖和丧失自主性以及日常的制度化行为四个结果,格鲁尼格的“关系结果”主要是指所建立的符号关系(如品牌的形成)和行动关系 (如相互控制,信任,满意,承诺等)。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结果都是关于“生态位”的问题,即关系主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位置及其机能,作者把它称之为“关系生态位”。
关系生态位是指一个组织的关系要素及其性质的集合,它是组织-公众-环境之间关系的某种定性或定量的表述,它不仅包括空间概念,而且包括时间概念,它反映了一个组织对关系管理的适宜程度和对公众的吸引力程度(陈先红,2006)。它包括两层含意:一是反映组织-公众-环境关系管理的价值,这是一种抽象的性状描述。比如关系管理是一种花费还是一种投资?关系管理的结果是建立了信任还是促进了合作?关系管理是否增强了组织魅力,增加了社会资本?关系管理在形成、维持和改变社会资本方面扮演何种角色等等。二是反映组织-公众-环境关系管理的结果,即组织在其所处的生态系统中的时空位置。每一种组织在多维生态空间中都有其理想生态位,而每一种环境因素都给组织提供了现实生态位,理想生态位与现实生态位之差就产生了生态位势。关系管理的任务就是一方面帮助组织去寻求、占领和竞争良好的生态位,建立声誉,塑造品牌,能动地去改造环境,另一方面也迫使组织不断地适应环境,调节自己的理想生态位,通过议题管理,危机处理,实现组织和环境关系的和谐发展,使现实生态位与理想生态位之差最小。所以,从公共关系角度看,可以把声誉、品牌、议题、危机看作是某种生态位的具体体现。从功能性质角度看,品牌体现了组织所处的市场生态位,声誉反映了组织的社会生态位;从时空角度看,危机体现了组织在某一时间点的特殊生态位,议题反映了组织在某一时间段进入的空间生态位。可以说,对关系生态位的管理就是对声誉、品牌、议题、危机的管理(见图1)。
因此,本文提出,关系资源网、关系传播流和关系生态位共同构成了公共关系学的基本范畴,公共关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结网”,“造流”和“占位”。
五、公共关系学的理论建构模型
根据社会科学的性质, 公共关系理论模型共分为四层:最高层是世界观层,第二层是方法层,第三层是核心概念层,第四层是理论观点层。世界观体现了理论建构的基本假设,生态思维所提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世界观是公共关系理论建构的共同基础。在这一世界观指导下,公共关系学者可以采取策略方法和道德方法这两种生态方法建构公共关系理论。迄今为止,围绕“传播”和“关系”这两个核心概念,主要理论成果有劝服操纵模型、双向对称模型、调节-适应模型、社区模型和文化调节模型等,如下图:
在此模型中,在图的最左侧,是纯粹以传播为中心的劝服操纵型公共关系,即理性主义的策略型公共关系,其特征就是以传播为中心,以劝服为手段,最终达成利己单赢关系状态,关系只是一种被利用的工具,其代表观点为米勒的“劝服说[3]”。
在图的最右侧,是纯粹以关系为中心的社区型公共关系,即社群主义的伦理型公共关系,其特征是以“建立社区感”为己任,通过积极主动承担社区责任,来减少社会冲突,提升社会关系,它强调关系质量和承诺;强调社会认同感,强调核心价值和信仰的重要性;强调权力和责任的平衡,市民知情权。其代表观点为克鲁克伯格和斯达克的“社区感假设[4]”。
在该图中间的上方,是以传播为核心的双向对称公共关系,即理想主义的对称型公关,在双向对称模型中,组织-环境关系主要是一种研究背景,作为传播的外部变量或者干扰变量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传播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既是伦理的也是策略的。该模型奠定了公共关系的世界观基础。同时也受到广泛争议和攻击,其代表观点是格鲁尼格的“传播管理说”和“卓越公共关系”。
在该图中间的中部,是调整-适应模型,此模型强调了传播与关系的相关性 ,在组织-环境关系的适应与协调中,传播的协调作用改善了组织对关系变化的适应性。该模型仍然是以传播策略为重点,组织-环境关系为调节变量的。其代表观点是卡特利普,布鲁姆的“关系管理说”。
在该图中间的底部,或者说整个区域的底部,是文化调节模型。该模型以关系为中心,把原来处于背景地位的组织-环境关系纳入到一个由组织-公众-环境构成的复合关系生态中,从组织的社会文化角色出发,通过对话和研究,达到伦理和谐的关系生态,其代表观点是陈先红提出的“关系生态说[5]”。
从以上理论模型可以看出,公共关系学将公共关系理论的建构从策略方法导向伦理方法,从强调外在的公共关系技术、手段和策略,到强调内在的公共关系理念、文化和哲学,其目的就是要重新建构公共关系理论体系,还原公共关系建立社会信任,追求真善美这一本来价值。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科学发展是具有历史阶段性的,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某一个历史时期为大部分共同体成员所广泛承认的科学共同体,它表示了一个科学发展阶段的模式,而没有一门学科是完全不变的,正如皮亚杰所说的:“所有学科,包括高度发展了的学科,都是以不断发展为其特征的……任何一门学科都还总是不完善的,经常处于建构的过程之中(Jean Piaget,1996)。”对于正在快速发展的新兴学科公共关系学来说,新媒体时代正好是公共关系理论范式转换的良好开端,而不是终结,所以,本人提出“以生态学范式建构公共关系学理论”,主要是为了引起更深入的思考, 期待更深刻的讨论和更科学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仅以此文抛砖引玉,欢迎批评指正!
注释:
[1]“关系居间者”的概念来自马丁布帛的关系哲学,他认为人是关系的居间者。
[2]“生态自我”的概念来自奈斯,他用生态自我来表达形而上的大写的我,来表明这种自我是在与人类共同体、与大地共同体的关系中实现的。当我们达到“生态自我”时,便能“在所有存在物中看到自我,并在自我中看到所有的存在物”。
[3]米勒把公共关系定义为“竭尽全力用符号控制某些环境的过程”. 见Miller, (1989).Persuasion and Public Relations: Two “Ps”in a Pod Gerald R. Miller. In (eds.) Carl Botan and Vincent Hazelton, Jr. Public Relations Theor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Hillsdale, NJ.
[4]克鲁克博格认为,公共关系是一种建立社区感的努力。见Kruckberg,D.,& Starck,K.(1988). public relations and communicity: A reconstructucted theory.New York: Praeger.
[5]陈先红把公共关系定义为“组织―公众―环境系统的关系生态管理,具体说来,就是社会组织运用调查研究和对话传播等手段,营造具有公众性、公开性、公益性和公共舆论性的关系生态,以确保组织利益、公众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和谐”。参见《公共关系生态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参考文献:
[1]陈先红.论新媒介即关系,北京:现代传播,2006,3,p49
[2]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第七版),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邱志勇.数位媒体与科技文化,台湾达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9,P15
[4]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27.
[5]陈先红.新媒介推动下公共关系理论范式的创新. 北京: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06.4: 72
[6]陈先红.公共关系生态论.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6: 138-140.
[7]孟建.中国公共关系发展报告(2005-2006).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 271
[8]Ferguson M. A.. Building theory in Public Relations: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Gainesville, FL. 1984, August.
[9]Pearson, R, (1990). Ethical values or strategic values? the two faces of systems theory in public relations. In L.A.Grunig& L.E. Grunig(Eds.) public relations annual (vol.2, pp.219-234). Hillsdale, N 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篇6
关键词：体育公共关系；师资队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
体育公共关系的兴起源于体育产业带来的巨大经济价值，体育产业以其吸引注意力、跨国界整合资源和拉动经济的能力，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投资热点，加之全球体育赛事的增多，对国家之间的交流有重要意义。我国越来越重视体育运动，体育公共关系的教育成为重中之重。因此，很多综合性大学和专业体育院校都开设了体育公共关系课程，作为必修课或限选课。公共关系学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应用科学。一方面，公共关系学涵盖了大众传播学、广告学、企业管理学、市场营销学、消费心理学、新闻学等诸多学科的知识，体现出学科交叉性和综合性；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公共关系理论可以指导公共关系实践活动的开展，体现了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体育公共关系作为公共关系学的一个分支，广泛应用于体育公共关系活动，如国际和国内的体育赛事、体育明星的危机公关等，具有受众关注度高、国际化程度高的特点，其本质属性是通过体育传播或体育沟通来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良好关系。
1高校体育公共关系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师资队伍建设
高校中从事体育公共关系教学的师资主要有3方面的问题。其一是缺乏具有专业体育公共关系系统知识的教师。课程教学大多由其他专业的教师兼任，没有经过系统的体育公共关系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这些非体育专业的教师体育知识较缺乏，做案例分析时既不能与学生有效地互动，又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知识点与案例的关系；其二是从事公共关系教学的教师都承担了3~4门其他的专业课，不能专心研究这一门学科，这势必影响对体育公共关系教学的质量；其三是教师在高校里很难接触到大型体育赛事和其他体育活动，缺乏实践参与的经验，导致教师在教学中只能纸上谈兵，实践应用性不强。
1.2教学内容设置
在课程内容设置上，体育公共关系基本同于公共关系学的课程设置，包括八章内容，分别是《公共关系概论》《体育公共关系的构成要素》《体育公共关系的原则》《体育公共关系中的公众关系》《体育公共关系策划》《体育公关实务》《体育公关专职机构与人员素质》《体育公共关系分类举要》。表面上看，内容非常全面，但实际上还缺少一些重要内容，如危机公关和公关礼仪。对体育专业的学生而言，这样的内容设置有点繁杂，因为体育特长生的文化知识水平有限，理论课程之外还需要大量的时间用于体育训练。所以，越简单明了的课程内容设置越容易被学生接受。1.3教学方法和考核方法的问题对于这门课程，大多高校采取的是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式教学法，这种教学方法偏重于理论知识的讲解，课程气氛较差，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性不强，学生缺乏思考空间，自主学习能力也较差。在考核方式上，仍采用单纯的理论课考试方式，没有实践操作的测验，学生通过背理论知识点即可拿到高分，没有真正测试出学生的公关能力。
2高校体育公共关系学课程教学改革的路径
2.1师资队伍的建设改革
由学校组织邀请校外一些经验丰富、长期从事公共关系工作的专家，分期分批对公共关系教师进行系统性培训；也可聘请这些专家作为客座教授，给学生开讲座，弥补教师队伍的不足；还可以安排专业教师去校外的企事业单位进行实践学习，增加实战工作经验。除此以外，安排没有开设的公共关系专业，只开设此门课程的院校的教师去设有公共关系专业的高校进修学习。
2.2教学内容的转变
一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安排要受到课时的限制，为了更好地完成教学就必须对课程内容进行调整。目前，体育公共关系学的课时安排一般为32个课时，无法完全涵盖公共关系的所有知识点，所以必须对章节进行压缩整合。体育公共关系的教学内容主要分为5大块。第1部分是公共关系原理，主要论述什么是公共关系、公共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公共关系的职能和原则，这部分是课程的基础，应占总课时的20%。第2部分是体育公共关系策划与实务，即公共关系的4步工作法，主要讲解如何策划公共关系活动、有哪些策略和手段、以及公关人员的素质和要求，最后是公共关系专题活动。这部分内容实践应用性最强，是整个课程的重点，所以安排占总课时的50%。第3部分是体育公共关系分类举要，包括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公共关系概述、社区体育公共关系和体育赛事的推广，这部分内容体现了专业性，学生兴趣比较浓厚，所以占总课时的20%。第4部分是危机公关，通过具体的体育危机公关的实例，分析如何进行危机公关，化解危机，这个内容相对重要，可占总课时的10%。第5部分是公共关系礼仪，这部分不是重点内容，而且浅显易懂，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形象气质和个人修养，以便今后更好地从事公共关系工作。可通过网络教学平台挂上公关礼仪视频，让学生自己课余时间自学，从而掌握最基本的公关礼仪要领。
2.3教学方法的转变
2.3.1案例教学法
结合公共关系理论以及教学要求设计授课案例，精选一些经典案例作为分析范本。从案例引入到案例讨论，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充分参与到与教师的互动教学中来。例如，在讲解公共关系职能和原则时，笔者选取了“你会坐吗？”“一身红衣的客人”“卖斧子给总统”等有趣的实例。教师先陈述案例，学生分析讨论，得出每个案例分别反映了哪一个知识点，最后教师总结，通过这个过程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在讲解公共关系策划时，列举了“可口可乐世界杯护旗手活动”“李宁‘花小钱办大事’”的机智品牌推广活动、“广东亚运会开幕式”“姚明代言联通CDMA”等活动，通过分析这些活动的举办过程、创意方法，开拓学生的思维，充分挖掘学生的创意潜质。
2.3.2模拟教学法
教师设计教学情境，为学生创设实战演练平台，地点选择在公关实训室。主要采取小组合作形式，将学生分为几个小组，每组4~5人，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例如，在教授公共关系实务章节时，模拟“新闻会”或“记者招待会”现场，以体育赛事的筹备作为新闻主题，每组同学负责不同的工作任务，由学生自主分配，如投票选出1位同学扮演新闻发言人，1组同学负责布置现场，1组同学负责搜集会需要的资料，2~3组同学扮演记者，1组同学负责现场维护，1组同学负责会后的整理工作。讲授公关策划方案时，模拟实践工作中的提案方式。首先，以小组形式完成策划书的写作，策划的主题可以围绕运动品牌的推广、体育赛事的策划、体育赞助项目的策划等。策划书包括以下部分内容：公关活动目标、公关活动主题、公关活动公众、公关活动传播渠道、公关活动具体实施方案、时间、场地和人员的配备、经费预算和公关活动评估。策划完成后，将其以PPT的形式展现，学生利用教室的多媒体设备进行解说，并接受教师和其他小组成员的提问，最后由教师总结和点评。
2.3.3多媒体教学法
利用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手段来丰富教学手段，改变枯燥的“灌输式”教学法，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首先，教师可建立学生QQ群，在群里课程安排的消息，为学生答疑；其次，教师可建立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定时一些好的文章，包括最新的公关资讯、经典案例、公关名书推荐等，供学生课余时间自主学习；最后，教师将自己的E-mail地址公布给学生，方便学生交电子版作业，对于想单独咨询问题的同学也可以单独回复。
2.3.4调整考核评价体系
采用考查与考试相结合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内容设定不同的考核方式。考试内容分为2部分：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平时成绩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考勤、实训课的表现、作业完成情况综合打分，占总成绩的30%；公共关系原理部分用传统的闭卷考试方式，占总成绩的40%，主要考查学生对基本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公共关系策划与实务采用开卷考试方式，每位学生撰写策划书，由教师进行评分，作为期末成绩，占总分数的30%。
参考文献：
[1]李道魁.公共关系学教程[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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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篇7
“网络黑公关”事件与被利用的网络公关
2010年10月19日，一篇以伊利公司口吻写的帖子在各网络论坛浮出水面，标题是“蒙牛集团蓄意破坏我公司（伊利）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案件侦破进展”。该帖直陈，“‘圣元奶粉性早熟事件’事实上是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蒙牛乳业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周密策划出来的，而且这是专门针对我们的QQ星儿童奶、婴儿奶粉策划的一起蓄意破坏活动”。
10月20日，蒙牛乳业通过互联网声明，称公司并未参与策划圣元奶粉“早熟门”一事。伊利则在其网站登出《伊利集团就“竞争企业恶意攻击事件”的说明》，称警方已侦破这起利用网络媒体恶意损害伊利集团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案件，此案涉及蒙牛乳业、北京博思智奇公关顾问有限公司，已有4人被检察机关正式批捕。与此同时，呼和浩特警方证实，蒙牛一名高管已被正式批捕，负责策划的公关公司老总和一批高管也被批捕。
10月22日凌晨，蒙牛集团又发表声明，曝出伊利曾花巨资对蒙牛公司进行新闻攻击，公布2003年发生的“未晚事件”细节――伊利集团曾花费超过590万元，通过北京未晚品牌（国际）传播机构对蒙牛进行新闻攻击。
到10月22日11时，呼和浩特警方召开新闻会介绍案情，称“安勇等涉嫌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一案正式破获，目前没有查出证据证明此案存在更深层次的背景，而仅是蒙牛个别员工串通公关公司的个人行为”??，从而结束了蒙牛、伊利之间的“公关恶战”。
蒙牛、伊利之间的这场“公关恶战”，核心和源头在于一份蒙牛利用网络媒体打击竞争对手伊利“QQ星儿童奶”产品的公关策划，手段包括在“天涯问答”、“百度知道”等地问答、全面覆盖所有亲子育儿论坛、利用消费者口吻发起网上“万人签名拒绝鱼油DHA”的签字活动，以及发动大量网络新闻及草根博客进行转载和评述??。在蒙牛及其合作的公关公司看来，这份计划是一起“网络公关”。
“网络公关”（Public Relations on Net）也被称为E公关，是指社会组织为了塑造组织形象，借助互联网络、电脑通信和数字交互媒体等传播手段来实现公关目标，影响公众的科学与艺术??。这就是说，网络公关并没有改变公共关系本来的含义，只是一种公关手段的延伸及信息传播载体的改变，其目的仍然是“为组织建树形象和协调关系”。利用网络实施诋毁、企图摧毁竞争对手声誉和形象的行为，完全违背公关的本意，已超出网络公关的正常范畴，成为不正当的商业竞争手段。因此，人们把它形象地称为“网络黑公关”，而组织这些活动的人则被称为“网络打手”、“网络水军”。
“网络黑公关”事件的形成原因
有学者撰文历数这种无良网络公关三宗罪：歪曲真相、杜撰口碑、操控舆论??。那么，网络公关为什么会如此“黑”呢？
1．开放性、匿名性使网络成为虚假信息集散地
网络是一个自由开放的信息平台，人人得以自由平等地发表言论。另一方面，网络的开放使得一些恶意攻击、诽谤的虚假信息和散播成为可能。传统媒体在信息、进行报道时，基于职业道德和对新闻真实、客观原则的追求，一般会对信息进行求证、把关，虚假信息没那么容易被传播出来。由于网络是一个开放自由的信息平台，抹黑竞争对手或散布没有依据的信息，可以不经过把关人的检验就在各大论坛，然后组织网络水军附和、灌水，从而形成一种舆论假象。
网络的匿名制更加助长了这种虚假信息的传播。这些帖子伪造一般公众口吻撰写，使得网民很难辨别信息的真假，并且往往在情绪的引导下做出盲目的跟帖、转帖行为。其结果，正中网络水军炒热某种话题的下怀。2010年7月20日出现在开心网上一篇名为《制伊利集结号 用我们的行动救救孩子》的帖子，用父母的口吻，号召网民抵制伊利产品，指责伊利用删帖等方式掩盖真相。这个语气激烈的帖子被迅速转帖，点击量高达20万。后来被证实，这篇帖子正是公关公司蓄意策划出来的。
2．网络信息监管滞后给“网络黑公关”以可乘之机
网络虚假信息层出不穷，折射出我国网络信息监管的滞后。我国刑法第246条明确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法律法规的执行往往不尽如人意，受害者也没有充分利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身利益。譬如，企业面临网络攻击如果涉嫌诽谤，属于民事诉讼范畴，只能由企业向法院起诉，且属于自诉案件，需要企业自己搜集证据。一般企业若不借助公安机关的力量，往往很难甚至不可能查出网络炒作的背后黑手。就拿蒙牛伊利“网络黑公关”事件来说，最后也以“公司个人所为，更无深层次背景”画上句号；而蒙牛曝出的2003年“未晚事件”，虽然根据刑法第221条按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办理，但类似这样的案件当时在内蒙古是第一例，在全国也不多见。??如何协调言论自由的权利和责任，如何规范好商业竞争与网络环境中的竞争行为，显然是日后完善相关法规时应予考虑的。
3．公关行业尚未成熟与规范
公共关系在欧美各国风行半个世纪之后，于20世纪60年代传入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80年代初传入中国大陆。但是，直到2000年7月1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实施公关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公关职业才被国家正式认可，进入职业分类大典。??到2010年，尽管持证上岗制度已实施了10年，但公关行业的职业规范与职业道德的建设是远远不够的，公关从业人员也很难受到规范的职业道德教育。
对于新世纪才兴起的“网络公关”来说，相关的行业规范更为滞后。2010年3月16日，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网络公关服务规范》，这是我国针对网络公关业务的首份行业性标准文件。然而，这一职业准则主要是针对协会内部成员，对于那些不规范的网络公司、小作坊并没有加入协会，协会也无从管制??。在行业自律、公关伦理建设缺失的背景下，一些比较弱小的公关公司往往急功近利，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做出一些违背公关本质的不良行为。
“网络黑公关”事件的总体教训
蒙牛伊利这起“网络黑公关”闹剧已经结束。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新媒体环境下，怎样来规范发展公共关系？怎样让利用网络的“黑公关”无所遁形，让网络公关走上正轨？
首先，规范发展互联网，强化网络媒体把关职责。网络公关需要借助网络来完成其传播目的，作为网络公关的主要传播渠道，网络媒体要强化自身的把关职责。对于虚假消息、恶意攻击文章，应及时删除，共同保证网络信息的真实性，建立起网络媒体的公信力。广大网民则要提升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的鉴别能力，以免成为别有用心者的棋子。
其次，加强相关法治建设：政府依法治理，受害者依法维权。加强法治建设，不仅是要完善互联网上各种侵权行为的法律法规，更是要普及依法治理理念，使所有受害者具备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在这次“网络黑公关”事件中，伊利集团能够及时报警，公安机关及时立案侦查，可以说是一个依法治理的良好开端。
最后，提升公关从业者的职业自律，回归公关的真实性原则与公共利益本质。早在1906年，现代公共关系的创始人艾维?李（Ivy Lee）发表著名的《原则宣言》，就表达了现代公关的两个基本理念：一是讲真话。公众应该被告知，一个组织（企业）要获得良好声誉，不是依靠隐瞒信息或欺骗公众，而必须把真实情况披露于世，以此赢得信任。二是凡有益与公众的事情也必然有利于组织（企业）。一个组织的最大利益便是社会公共利益，唯有坚持这一目标和尺度，组织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国内学者陈先红在其《公共关系原理》一书也明确提出：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是“公共性”，具体表现为4P特征，即公众性、公开性、公共舆论性、公益性??。公共关系，追求的是真实传播和公共利益。而“网络黑公关”，则是一些所谓的公关从业人员对公共关系策略的滥用。要规范公共关系，要发展公共关系，每一个公关从业者都要加强职业自律。
注释：
??昝慧、徐涛、刘长江：《深度公关》，《第一财经周刊》，2010（40）：第50－58页。
??《新世纪》周刊：蒙牛黑公关“731计划”，中国经营网， http：／／biz．cb．com．cn／12716612／20101025／159247．html．2010－10－25。
??陈先红：《现代公共关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
??唐远清：《由“奶粉事件”论无良网络公关的危害》，《新闻记者》，2008（11），第18－22页。
??谢远东：《盼着别人倒霉 就是自己发财 运作新闻拷问公关伦理》，法制网。
??陈先红：《公共关系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48－56页。
??张磊、刘洋：《“网络黑社会”现象的危害、成因及控制研究》，《新闻知识》，2010（6），第51－52页。
??胡百精：《公共关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13页。
??陈先红：《公共关系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出版，第59－60页。
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篇8
摘要：作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者，地方政府必须以‘‘公共性’’统领危机公关的全过程，有效规范政府危机公关的主体一政府层面：即政府本质、价值理念、权力来源、活动依据；传播一媒介层面：即资源公有性、信息公开性、手段公治性、沟通平等性；客体一公众层面：即公权主体、利益诉求、公共舆论、参与需求等，以便及时有效处理危机，维护公共利益，实现社会和谐。
关键词：政府危机公关；公共性
1契合性探索：政府危机公关与公共性
政府危机公关是特殊状态下的政府公共关系，即在危机状态下，为了妥善处理危机事务，顺利化解危机、度过难关、重塑形象，政府部门(公关主体)与社会各界交往时开展的、应对公关危机的各种活动。在危机发生后，政府部门及时有效地处理危机事件，充分运用政府公共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危机公关”，将成为政府未来治理模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
1.1公共性：价值取向与内涵界定
公共性是政府得以产生、运行的内在依据和合法性来源。“行政的特性都来源于政府的公共性”。有关“公共性”价值取向和内涵的界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在伦理价值层面上，“公共性”必须体现公共部门活动的公平与正义；在公共权力运用上，“公共性”要体现人民主权和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在公共部门运作过程中，“公共性”体现为公开与参与；在利益取向上，“公共性”表明公共利益是公共部门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因此公共部门必须克服私人部门或部门利益的缺陷。“公共性”这一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政府危机公关的基本性质和行为归宿。
1.2政府危机公关需要以“公共性”为支撑
政府危机公关活动的目的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公关活动明显不同，政府危机公关活动的视野更加全面，维护公众利益是政府危机公关的最终目标。审视地方政府某些部门在危机爆发前后的表现，偏离“公共性”的危机公关导致其陷入“被动”境地，例如贵州“瓮安事件”中的政府行为。因此，必须将“公共性”作为政府危机公关活动的支撑，换句话说，“公共性”将成为政府危机公关有效发挥作用的“催化剂”。
2现实困境：政府危机公关中凸显“公共性”的缺失
2.1生态困境
危机公关经历了“皇权时代的强硬危机公关”、“造神时代的准强硬危机公关”、“法治时代的柔性危机公关”等时代变迁。不同的时代的具有各自的生态困境，以至于危机公关在公关环境、公众心态，特征等方面存在不同。当前，政府危机公关的生态困境在于地方政府的某些部门在“法治时代”仍然沿用“造神时代”的危机公关理念和手段，以至于其在进行危机公关时，往往忽视与危机公关对象的平等地位。不平等的危机公关自然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例如在“贵州”瓮安事件中，危机爆发前，受害者家属要求公安部门行政作为，调查事件真相。如果当地有关部门能够切实站在受害者的角度，以“公共性”为行为理念，通过法治手段和人性化的协调沟通，及时有效真实地公开相关信息，澄清“谣言”，那么事件可能不会激化，地方政府也不至于陷入“被动”境地。
2.2管理困境
政府危机公关的“管理困境”主要表现在危机的潜伏性、突发性、关联性等特性导致危机一旦爆发就容易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公关主体能力局限同社会公众的预期之间出现偏差，亦容易偏离“公共性”的轨道。此外，政府内部危机公关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的缺失、目标设置的片面化与短期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策执行困境、信息公开机制不完善导致公民缺少与政府部门有效沟通的渠道，知情权难以保障等，同样构成了政府危机公关偏离“公共性”的体制根源。
因此必须坚持以“公共性”作为处理危机的出发点和前提，进行危机公关。
3完善及对策
以公共性为支撑，可以从主体－政府、传播－媒介、客体－公众等三个层面做好危机公关工作：
3.1主体－政府层面
从政府危机公关的主体层面上，政府作为危机公关的主体，其本质、价值理念、权力来源、活动依据都必须符合公共性的要求。(1)公共性是政府得以产生、运行的内在依据和合法性来源，可以说“公共性”是政府的本质属性j(2)在价值理念上，公共性要求政府危机公关必须体现公平与正义，其基本活动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3)政府的权力来源和活动依据都是由公民赋予和规范的，由此，衡量政府危机公关活动是否达到公共性的基本标准是，政府危机公关的措施及其执行是否坚持和维护了公众的基本权利。
3.2传播－媒介层面
从政府危机公关过程层面上(即在公关传播过程中)，“公共性”体现为资源公有性、信息公开性、手段公治性、沟通平等性。(1)资源公有性，即政府手中掌握的各种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都是由全体公民通过税收等方式构成的。资源公有性要求政府在进行危机公关的过程中必须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念，及时有效地调投资源，尽量减少和修复由“危机”造成的损害。(2)信息公开性。在公关领域特别是在政治公共领域应该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阿伦特指出：“在公共领域展现的任何东西都可为人所见、所闻，具有可能最广泛的公共性。”危机发生后，政府有关部门对公开事件的真实信息的忽视，是“危机”愈演愈烈，政府危机公关“失利”的共同原因。(3)手段公治性。“法治时代”的公共部门危机环境和公众心态，使得法治时代的危机公关具有“柔性”的特征，政府部门需要在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边界内开展危机公关，而不是沿用“造神”时代“强硬、准强硬”的公关理念和手段。(4)平等沟通性。平等沟通的实现，可以保障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在进行危机公关时，充分的信息沟通与交流是基础性条件。“公共领域所产生的公共意见是经由公共的讨论而来，及时参与者从未在同一时间地点聚会”。
3.3客体－公众层面
从政府危机公关的客体层面上，“公共性”体现为危机公关客体的法律地位，利益诉求、公众舆论、参与需求等方面：①公权主体。政府危机公关的客体包括直接公众和潜在公众。在民主国家，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权力的享有者，有权利也有义务积极采取措施，避免和减少危机的损害。②利益诉求。危机发生后，其影响的不仅仅是个人利益，也包括群体利益，个人的利益诉求一般会集结在一起形成群体利益诉求。合理合法的群体利益诉求一旦形成，便容易上升为具有“公共性”的利益诉求。③公众舆论。要求获得真实、全面、有效的“危机”信息，虚假、片面、无效的“危机”信息只能混淆公众的视听。一旦“谣言”、“小道消息”等被公众接受，将会影响危机公关有效发挥作用，难以取得预期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