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海德格尔
思是人的本质的标志
只有当我们的目光远离思时
我们才能真正洞察思的本质
本质的本质
当我沉思时
我究竟在沉思什么？
悄然来临的夜
遮掩锁闭了一切
这是思的良辰
没有强力要求专心致志
放慢脚步
给思以时间
黑暗里一缕银光
风迎面吹来
城市的纷扰渐行渐远
羁绊消融，意志解除
从与先验的关联中释放出来
泰然任之被允诺降临
我们正在寻求的思被投入
如柔软的土地
等待
只是等待
等待农夫，等待耕耘
我不知道我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是谁
那迄今为止未被经验的思的本质
一个敞开的境域迎面而来
回归静息之所
自由浩瀚之境
一切地带的地带
把每个事物之于每个事物
把一切之于一切
相互聚集
一切都在驻留于自身之际
聚集入一种栖留之中
开启自身
每个事物都在驻留中升起
物在哪里？
静息依据于何？
物静息于回归中
向自身归属的浩瀚之境的逗留之所回归
思是什么？
等待什么？
等待无形之物
一旦等待之物表象起来
我们就不再等待
摆脱一切表象
在等待中让我们等待的东西保持敞开
等待投身敞开之境域
纯粹地托付给开放地域
进入遥远浩瀚之中
在遥远之切近中
等待找到了它持留于其中的逗留之所
持留乃是一种回归
敞开境域本身或许就是我们能够纯粹地一味等待的东西
如果我们思
我们便在等待之际投身于开放地域中
于是思或许就是对遥远的切近
走上那条林中小路
泰然任之牵着我的手
这条稀罕的道路伸展于何方？
哪里是尽头？
这是词语的地带
在词语中自由地活动
我们只能去倾听与词语相称的回答
我们道说
也只不过是对我们听到的词语的模仿之说
等待是一种与开放地域的关系
也许是唯一的关系
只要等待自行投身开放地域之敞开域中
与泰然任之融为一体
本真的泰然任之
源始地归属于开放地域
本质中保持泰然
等待经验
无蔽或解蔽
考验持久的耐力
逗留或等待
等待被呼唤，被言说
不可言说
思
以高贵的回忆
慷慨大度
呈现
某种归属于人之本质的历史性的东西
如同思念
于是，以感恩的心
我们放弃了思考
夜晚发出越来越绚丽的光
连星星也惊叹不已
遥远的星星
彼此接近
这不是诗。是读海德格尔《对泰然任之的探讨》时做的阅读笔记。
一个少年，两手插在背带裤的兜里，眼睛看着前方，澄澈的双眼。这是一张图片，在我大约也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很长的时间里，它就立在我书橱的书脊前。少年看着我问：人生究竟是为什么？这行字在图片的下方。我也看着他问，人生究竟是为什么？
那时我被判残废，残且废，是被贴上的标签。现在已基本上见不到这个词，社会进步了，认识到残不等同于废，残只表明一个人因生理结构上的某种缺失或损失而有别于他人，视残即废是错误的观念。而当一个错误的观念还未被普遍认识为错误时，它披着正确的外衣，被当作理所当然，被做成社会共识。我被剥夺了像其他小伙伴们那样进入社会的权利，仿佛我不存在，不该存在，我的存在似乎给他人带来了尴尬。我被困家中，如同一只困兽。我为之困扰，也非常不甘，我不是废物！这是我那时发自心中的呐喊。
我要有用，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就成了我的人生目标，我为之而努力。
之后，我被社会接纳，在社会上获得了一个立身之地，并能够服务于社会。有用了，而后便希望更加有用。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说：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所谓有用，首先便是体现在对他人有用，对他人有用才能够称之为有用。那个年代，雷锋依然是我和许多人心中的榜样：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我奉之为人生宗旨，并努力践行之。
生活就这么在行动中铺展开来，每天都过得匆忙，却也充实丰富。对曾经纠结我的“人生究竟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如同那张图画，被搁置在存放记忆的储蓄盒里，似乎无暇顾及，或许是认为这个问题已不再是个问题，不需要再思考，没有必要再思考了。
曾几何时，这个问题又悄然浮上心头，依然那么鲜活，仿佛又看到那张图片，听到几乎是叹息的声音：人生究竟是为什么？朦胧的暮色已经在召唤黑夜，我的人生也已结束了白天的匆忙，得以从各种事务中转身。生命放慢了脚步，如同漫步在林中小路，且行且思，人生究竟是为什么？
布莱兹·帕斯卡尔说：人应该诗意地活在这片土地上，这是人类的一种追求一种理想。荷尔德林说：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平淡的生活，屋里桌面上一束绽放的鲜花便有了点诗意；悠闲的时光，捧一本书凭窗阅读便有了点诗意；阴霾的日子，看到天空一缕穿透云层的阳光便有了点诗意；跋涉在人生的旅途中，迎面而来一股轻风便有了点诗意，于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是我趋向的生活。
人生究竟是为什么？当这一问题再一次呈现时，我惊讶于我对此全然无知。人是什么？是我们的这具肉身吗？显然不是，那么人的本质是什么？海德格尔说：思是人的本质的标志。生命是什么？就是这具肉身的存在吗？当然不是，必然还有一种存在，思考着存在的那个存在，提出人生究竟是为什么的那个存在。存在是什么？巴门尼德说：凡存在之物存在，存在即是被思想。因为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亚里士多德说得更直截了当：思想即存在，存在即思想。
那么思想是什么？
汉娜·阿伦特说：思考是不需要得出结论的，思考是一种持续不断，永无止境的过程。它从不以得出结论为目的，并且永远不会结束。一旦思考得出结论，任何继续的思考就会成为多余。思考意味着检验和质疑。
汉娜的话给我些许安慰，我在各种疑问中穿梭，质疑是通往思的路。
印度古代婆罗门会把一生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少年梵行期，这时如同一张白纸，要学习吠陀，受戒，完成学业；第二阶段是青壮年家住期，要从事各种事业，娶妻生子，履行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第三阶段是林栖期，在完成了家庭社会责任后，要放下一切俗世生活，进入森林冥思，以觉悟人的本质；第四阶段是遁世期，是老年人的权利，在了悟人生之后，身心得到清静，开始如闲云野鹤的云游生活。
我的人生已踏入第三第四阶段，于是，思便是生活。
思为何物？当我在沉思时，我究竟在沉思什么？
自苏格拉底以来，思考有了内心对话的特性，也就是人能够在自己的内心里与自己进行对话。那么，至少这是思的方向，是通往思的路。
踏上这条路才意识到，思其实并不容易。世事纷扰没有片刻的安宁，即便不需要再为生计奔忙，也有父母儿女需要时时牵挂，即便不再为残而废这样的事困扰，仍不时地有人的生存和权利问题缠绕，还有各种信息通过网络蜂拥而至，战争，疫情，儿童妇女被拐卖，等等，心绪起伏难以平静。
夜幕降临，遮掩锁闭隔离了一切，这是思的良辰，只有一盏孤灯在心灵中敞亮。那些纷扰来了走了，不阻挡也不挽留，一念来了一念去，不做停留。那些习惯了的思维方法，总是强调着关于逻辑性和有用性，就像是被囚禁的小鸟在笼中扑闪着翅膀。打开笼子，让它们飞走吧。泰然任之，不知道是谁，不知道在哪里，只是等待。柔软的土地等待农夫，等待耕耘。也许一直只是等待，等待那迄今为止尚未被经验的思的本质，等待，持久地耐心地等待。
等待是如此这般微妙，一片敞开的境域迎面而来，如此静谧，如此浩瀚广袤。你不是谁，也无所谓是谁，你知道是你，有一双洞悉的眼，不需要看，看一切。你不在哪里，也无所谓是哪个地方，自由地在一切地带的地带，这就是你所在的地方。风迎面吹拂而来，一缕银光，近在咫尺的遥远的星辰悬于大地上。
思是什么？等待着什么？那无蔽或解蔽的是什么？是海德格尔所应诺的词语吗？亦或是那被称之为高贵的回忆？有太多的问题困扰着我，没有一个得到充分的回答，除了等待还是等待，等待着在此间逗留和倾听，等待能够经验海德格尔在他筑造的黑森林小木屋里经验到的思的一点碎片。
海德格尔《什么叫思想》如是说：当我们思想时，我们才通达那召唤思想的东西。而为了让这样一种尝试获得成功，我们就必须准备学习思想。
一旦我们投身于这样的学习，我们也就已经承认了，我们还不能够思想。
作为理性的生物，只要人愿意，他必定能思想。可是，也许人意愿思想，其实却不能思想。人意求太多，因而所能太少。
就人具有思想的可能性而言，人是能思想的。只不过，这种可能性尚未确定我们真的能够思想。思想意味着：某事按其本质进入我们自身之中，而人要迫切地守护这种进入。
汉字“思”似乎道出了海德格尔关于思想的奥义。金文中的思上部分是囟，指囟脑门，婴儿头顶骨未长拢合缝的地方，经由囟门，某事按其本质进入我们自身之中。下部分是心，心脏在人体的中央位置，心就有了中央、中心的意义，人的心要迫切地守护着这个进入。
囟门在人一岁多时就闭合了。这是否意味着人随着成长自动关闭了这道门？是否意味着天意要阻隔这种进入？是否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思？
道教和藏传佛教对此有精深的理论研究和实证体验。藏密修行中，以梵穴为囟门。藏密大乘功认为中脉的上端顶轮是以百会穴为中心，旁及后脑与前额的包括许多穴位在内的轮状区。武当松溪派内丹术以打开囟会、前顶、百会、后顶为开顶。可见，头顶的修为十分关键。许多宗教中，凡有成就者头顶上都有光轮或光环，这个光来自头顶的囟门之丁火。
头顶的修为或许能够通达思，但却不是今天的我能够做到的，但汉字思或许已经告诉我们，思是进入与守护。我感兴趣，海德格尔是以什么方式踏上思的路？都说条条道路通罗马，那么林中小路也不会只有一条。
海德格尔说：惟待我们喜欢那个本身有待思虑的东西时，我们才能够思想。为了进入这种思想之中，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就必须学习思想。
什么是学习呢？我们从出生以来不都在学习吗？我们还能不知道什么是学习？海德格尔说：人学习，是使他的有所为和无所为与那个向来从本质上被允诺给他的东西相适应。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恰恰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不会学习了。海德格尔说：我们学习思想，我们的做法就是去关注有待思虑的东西。一切可思虑之物给予我们的思想。
可思虑之物是什么？我们不是思绪万千吗？但仔细一想，许多时候，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思虑什么东西。也许我们早已是行动过多而思想过少，忙忙碌碌的生活还能有多少时间留给思想，似乎为生存的忙碌要比思想来得重要得多。也许我们兴趣过于广泛，生活的节奏加快，生活的内容丰富，信息的瞬间更替，都使得兴趣难以持久。也许我们更经常地是让自己处于无思状态，人云亦云，呼应跟从，不担责任不需要思想。
可思虑的东西乃是给予思想的东西。它从自身而来呼唤我们，要我们朝向它，而且有所运思地朝向它。可思虑的东西给予我们去思想，它给予自身具有的东西。它具有它本身之所是。
这是一种互动的状态：我们关注可思虑的东西，可思虑的东西给予思想，思想呼唤我们，我们有所运思地朝它，我们去思想。如果我们尚未做好准备，没有足够的热情，没有开启迎接它的门，没有在它进入时用心守护，那么，那个有待思想的东西便会扭身而去，隐匿自身。这真是妙不可言！我似乎已经窥得它的影子，它还在那里，我们彼此守候。
什么叫思想？什么叫游泳？只消我们跳进河里，这一跳就会告诉我们什么叫游泳。这样我们才能了解到，进行游泳必须依据的要素，思想赖以进行的要素。所以，现在我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等待，随时准备着。通过这样一种等待，我们就已经有所运思地踏上了一条通往有待思想者的道路。
我不是哲学家，因为思而亲近哲学，把自己投入并淹没到关于哲学的海洋里。这一回好不容易爬上岸，思忖，此一番挣扎也并没有领悟游泳的要素，只是凭本能的狗爬式，让自己深入水中而未被淹死，并着实感受到了大海的深奥和戏水畅游的美妙。思是如此之美妙，因为思而体察存在。
思有内心对话的特性，人在自己的内心里与自己进行对话。对话，便是有说有听。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这么写：对话就是彼此谈论某物，且能够彼此倾听。能听不光是彼此谈论的一个结果，相反倒是彼此谈论的前提。《林中路》说：人们把说视为人借助于说话器官对思想的分音节表达。但说同时也是听。习惯上人们把说与听对立起来：一方说，另一方听。但是，听不光是伴随和围绕着说，犹如在对话中发生的情形。说和听的同时有更多的意味。说本身就是一种听。说乃是须从我们所说的语言的听，所以，说并非同时是一种听，而是首先是一种听。
我曾有幸师从彭有方老师做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了解到心理咨询最独到之处竟是倾听。倾听是人的渴求，却也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人们往往善于倾诉，却不善于倾听，或许正是因此，倾听才做成了心理咨询的方法之一，是心理咨询师必须学会的一门技术。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倾听对话中彼此在说什么，倾听他人内心未说出来的话语，倾听自然，倾听世界。说还不是思，特别是当说未经内心的省察发出时，这时的说便是不假思索，因此不能称为思。只有当我们在倾听时，通过倾听而后发出的言说才是思。倾听，表明我们已经在思。
这段时间，我听到我内心的声音在重复着“刘学州”这三个字。
刘学州，这个名字还有多少人记得？他曾经来到过这个世界，只居住了短短的十几年。他称自己是一个努力发光的人，一个坚强的男孩。他说他的经历被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但都是黑暗的标签，他努力想找一些好的标签给自己贴上，却发现好像唯一的适合他的好的标签，就只剩下“坚强”。于是他就给自己贴上了“坚强男孩”的标签。然而，这个坚强男孩终究还是没能扛住压力。他走了，2022年1月24日凌晨，留下了一封遗书，在他的遗书中他不止一次说“我承受不住了”。他的遗书写得很长，七千多字，大概用了很长的时间，他说：我篇稿子是我在许多崩溃的黑夜里一次又一次地回忆那些事情写出来的。也许很多人没读过，也许有人看了但没有全读，也许有人读过但也渐渐淡忘了，毕竟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事在吸引着我们。但肯定也有人记住了他。刘学州，我的记忆中抹不掉他的存在。
我是从读他的遗书，倾听他，而后才认识他。我听到他在问：我是谁？
有一片由成龙主演的电影就叫《我是谁》，一名叫杰克的特种兵，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出的特别行动队的一员，到非洲劫持三名获得某种神秘矿石的科学家。情报局出现内鬼，想把科学家和矿石据为己有，便制造了空难使特别行动小队全军覆灭。只有他侥幸逃生，被当地的土著救活，却因从飞机上落下时遭遇到剧烈的碰撞，丧失了所有记忆。“我是谁？”这是他的发问，他要查明自己的身世。
刘学州同样也问“我是谁？”这个对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不证自明的事，到了刘学州这里却成了个大问题。到他最后去世，他也没有够确定他准确的年龄。他的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是2004年9月28日，但他说他可能是出于2006年，他从家里老人那里获得一本疫苗本，上面他的生日日期是4月12日。他最后的身份是河北石家庄法商职业学校学前教育专业二年级学生。
在刘学州的记忆中，他的父母因制作烟花爆竹的作坊爆炸而身亡，那年他才四岁。之后在村里上学，班上许多同学的家长不让同学跟他玩，因为他的身份特别，村里的孩子叫他“野孩子”，同学们可以随意欺负他。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出生，问家里的老人，才知道他是他死去的父母从人贩子那里买来的，他与现在照顾他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都没有血缘关系。
那么，“我是谁？”震惊、伤痛之下，刘学州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他要求真相，他要去揭示这个对他来说一直是被掩蔽的事。在之后无数的时间里，他都在想：自己的爸爸妈妈长什么模样？在哪里？或许他是被遗弃的？为什么遗弃？或许他是被拐卖的？或许他的父母正在寻找他吗？他怕家里的老人们伤心，所有事都只能自己一个人扛着，他在暗地里忧思，在内心纠结。他抱着最美好的愿望，期望自己是被拐卖的，父母正在四处寻找他，于是他悄悄地在“宝贝回家”志愿者网站上登记，只是久久都没有音讯。
12月6日中午，苦寻儿子十四年的孙海洋终于见到了儿子。孙叔叔紧紧抱住孙卓，迟迟未放开，他们抱在一起失声痛哭。这个视频刘学州看了无数遍，这正是他梦里的场景，他甚至感觉他的爸爸正把他拥入怀里，他期望他的爸爸妈妈也像孙叔叔那样正千方百计地寻找自己，于是，他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了一条他的寻亲的视频。
他的寻亲视频引起广泛关注，也获得了多方面的帮助，仅仅八天，12月14日，他就寻到了他的亲生父母。这应当是喜剧吧？是皆大欢喜的事吧？其实不然。他不是孙叔叔那个被拐骗犯偷走的孩子，他的父亲更不是那个即便倾家荡产也要找回儿子的孙叔叔，他们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他是在襁褓里时被自己的亲生父母卖掉，他寻来的亲人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恐怕心里从未有过要把他找回的念头。
刘学州通过网络查到父亲的电话，于是颤抖着试着拨通了电话，问他有没有丢过或送过一个孩子叫丁晶。电话中的他说“没有，没有，你打错了。”他一直在重复着“没有”这两个字。这个场面与刘学州所期盼的截然不同，不仅丝毫没有喜极而泣的成份，而且对方的第一反应就是否认：“没有”，以致刘学州从电话传来的声音里听出对方内心的无力。过了十几分钟，他父亲打过电话来，解释刚才忙，于是他们加了微信，开始视频电话。刘学州遗书里写道：在视频电话中，我见到了他的第一面，内心是欣喜的，也是恐惧的。他把当年的事情和我讲了一遍，说他们当时一分钱没有收，只是想给我找个好人家，也跟我讲了他们两个现在分开不在一起了。很开心，因为我不是他们口中的野孩子了，他们把我从深渊里拉了出来。找到父亲了，所以“欣喜”，但同时他也意识到了，他所找到的父亲并不是他原本所期盼的，因此也让他 “恐惧”，让他感到很开心的是，他终于确定自己不是村里孩子们口中的“野孩子”了，为此他感激父母，“他们把我从深渊里拉了出来。”
实际情况与他心里的期盼存在很大的差距，一个自称吕警官的给他电话，警告他不要再把他爸爸妈妈现在的家庭搅得四不像。父母都没有想见他的意思，或者是将见面这件事尽可能地拖延。终于他父亲来到石家庄，还有三个同行的，他的母亲却没有来。他们的见面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色彩，倒像是完成了一件事。这样的亲子关系无疑让他感到身心疲惫，但他还是接受了这样的现实，跟父母保持电话联系。一直到他母亲邀请他到大同参加他弟弟的生日宴会，他母亲在电话里告诉他，到时他们会请八桌，会请很多朋友，还有司仪。刘学州的遗书里在叙述他母亲的电话后紧接着说：我从小到大只过过两次生日，一次是在家里，一次是在学校和同学们。之前是过身份证上面9月28日的生日，后来知道真实的生日是4月12日。如果明年有机会过生日的话，我还是想继续过9月28日的。
读到这里时，我真恨得顿足，倘若这个做母亲对他还有一点点的母性，断然是不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与她离散十几年孩子第一次见面，而且这第一次见面距离他们第一次通话，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这孩子遭受的是怎样的伤害呀！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奔向大同，奔向他的父母，还给弟弟买了些零食，给妈妈家的小弟弟买了一套玩具。在他的内心深处，他需要被认同，他和他们家里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一个同父同母的弟弟、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一样，是他们的孩子，是归属于他们家庭中的一个成员。
他特别在意在他的原生家庭中他能够作为存在者存在，然而在他不在场的十几年时间里，他的原生家庭已分散，他的原生父母都已另成立家庭。在他的原生家庭中，在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他的原生父母已经把他抛弃了。在他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他这个存在者在他的原生家庭里就已经不存在。对于他的生父母，他从未存在。他的生父母已经抹去了他的存在。并在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一直遮蔽他的存在，他的存在能够被遮蔽得如此之深远，乃至于他已经被他的父母遗忘了。在他的生父母各自又组成的家庭里，他就更加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他到大同的第一天，他爸爸让他在外面歇脚，没有让我回到他家里歇脚。刘学州在遗书里说：因为爸爸现在的老婆不知道我来了。那天宴会结束后，爸爸就把我送到了妈妈的家里，我在妈妈的家里住了两个晚上，和弟弟在一起睡觉的。在第二天我听到了她的姐姐打电话给她说我，就是在埋怨她和我相认了，还把我带到家里。我听到后假装没有发生一样，但是当时心里很绝望，于是我找了要回石家庄公司辞职的理由离开了他们那里。
他是带着怎样的心情离开他的父母？他独自坐着火车回到石家庄，一路上他都在想什么？晚上到石家庄，他下了火车便意识到自己不知该去往何方。在没有寻找父母之前，他很自然地把养父母的姥姥家舅妈家当作是自己的家，他从小就在他们家里长大。而在寻到父母后，他突然感觉自己没有家了，姥姥舅妈家显然不能算是自己的家了，这时似乎还有了些许生疏感。他内心固然是非常渴望在亲生父母那里有一处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可他已经看到，亲生父母的家里根本就没有他的位置。那么他的家在哪里？他在住到舅妈家后给他的母亲电话报平安，同时就在那个晚上电话中，他孤寂又还有些期盼地对他的母亲说：“我想要一个家。”
他的生父母没有听到他的心声，或者压根就是充耳不闻。他的突然显现令他的生父母惊慌失措，打乱了他们现有的家庭生活。他们把他摆放在敌对的一面，从一开始就想要结束，根本就没有要接受他的想法。因此，他的母亲在听到他说“我想要一个家”时，竟暴跳如雷在电话那边大声吼起来，视他想成为他们家庭一员的要求是非分之想，甚至认为他是闯入者，侵入者，破坏者，排斥并拒绝了他，歪曲他想要一个家是要他们给他买房子，并当下就在微信上迫不及待地将他抹黑了。之后他的父亲电话，责备他不管他们死活，说他是白眼狼，说拉黑吧，再也别联系了。直到他去世，他的生父母都没有到场，依然置他于遮蔽，并再一次抹去了他的存在。这显然已经没有伦理道德可言，已经超出了通常意义上人之常情，人之常理。
他在失望之余曾寄希望于互联网络，相信那里是一个庇护所，能够获得一份虚拟的认同和归属。他是通过互联网开始寻找生父母并得到许多人的关心和帮助，他成长的年代互联网已经渗透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自己就经常在网上，网络是他的社交渠道，互联网是他生活的主要场所。但实际上网络最缺乏的就是倾听，网络上许多称为“键盘侠”的发贴者和跟贴者，都在扮演着上帝的角色，因为只有上帝是不需要倾听的言说者。人们都站在他们各自的位置上，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出发，自说自话，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都认为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即便之后知道有错也可以不负责任，没有人追究没有人问责。当各种谩骂、质疑、讽刺、诬陷、诽谤、评论通过网络向他涌来时，恰恰就是网络上的攻击语言，网络世界的自私冷漠，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在遗书的最后说：把这一切全部加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实在是承受不起来了，因为我才十几岁，还是其他大人眼里的不懂事的小孩子……。他还是一个少年，不相信人性竟会如此扭曲如此黑暗。尽管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他的内心依然有一缕阳光，在遗书里他对爱他的人说：我在这个世上承受太多了，所以请不要为我伤心呀，因为我放下这一切，是我新生的开始，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所以你们应该要替我感到开心的。他找到了他的归属，他向大海倾诉，他也倾听大海，他与大海对话。他说，很喜欢大海，因为我感觉它可以装很多的声音。在这一点上他更像是个思者，比较他接触到的所有的人，他都更接近思。那天，他躺在三亚海边，阳光照在海面上，他归于大海，从这里结束自己的一生，也带走了这个世界上最美的风景。
时间和空间中的一切距离都在改变。
过去遥不可及的太空，现在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飞离地球，往距离地球表面400公里外大气层，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全程只需要六个多小时。六个多小时是什么概念？我自己驾驶汽车从家里出发，无论朝哪个方向行驶，无论走哪条路，如果不走高速公路，那就都还没走出福建省；如果走高速公路，也还到不了杭州西湖。而如果不使用任何交通工具，传统地仅靠着我们的双脚，那么六个多小时就只能在福州市内转悠了。
2022年4月16日是神舟十三号返回地面的日子，上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手机上通过现场直播看到，一朵红白条纹的伞花在中国西北上空绽放，9点56分，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大伞的护佑下缓缓落地，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走出船舱。之前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看到他们在太空的工作和生活，看到王亚平扬起的造型独特的头发。一部手机便可以将遥远拉近到身边。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在缩小。
可就在神舟十三号返回地面的这同一时刻，因为疫情而封城的上海，人们被隔离在城市的各个高层建筑物里，即便是在同座建筑物内，在同一楼层里，也是比邻若天涯。从3月25日开始，已经隔离二十多天了，还要继续隔离下去，可能一个月，可能需要更久，时间变得无比漫长。时间和空间都被拉开放大。只有互联网是人们唯一的沟通渠道，手机上相见聊天，保持彼此的联系。
无论远近，都是一样的距离，都在手边，拿起手机便是同样的距离。在这种同样中，一切既不远也不近，变得仿佛没有间距了，变得千篇一律的同样了。距离，作为在空间和时间上相隔的长度概念已经模糊。
那些在时间和空间上离我们很远的东西，因为我们的关注可以很近。而近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我们却可能一无所知，因此变得很远。在路程上离我们最近的东西，也可能离我们最远；在路程上十分遥远的东西，也可能离我们最近。小的距离并不是切近，大的距离也还不是疏远。
刘学州在没有找到生父母时，他不知道他的生父母在哪里，他的生父母离他是遥远的。但是在他心里，他通过想象和期盼将他们拉近，他甚至可以想象被父母拥入怀抱。而在他找到父母后，他看到了自己的生父母，他在他们的身边。可正因为走到他们身边了，他看到了现实，他已经不能再作为他们的孩子回到他们的身边，其实他从来就没能够像其他的孩子那样在他们父母的身边。他与他的生父母的距离，非但没有因为他寻到父母而被拉近，而恰恰是他走近了他们看清了真相，这个距离才又被拉大了，以至最后，当他被生父母再一次抛弃时，这个距离已经接近他心理承受的极限。
刘学州通过互联网寻找父母，这个把我们每个人都拉得很近的东西，也是他第一次见到父母的地方，他在手机上通过微信视频见到了他的生父生母。网络上有一大群关注他寻亲的人，虽然他不认识他们，他看不到他们，但他通过文字与他们交流，从中获得关爱与支持，他与他们是亲近的，甚至亲近得可以无话不谈，可以袒露心声，可以哭笑与共。但也就是这个他视为无比亲近的网络平台，有人向他喷出恶言恶语。那些发出恶言恶语的人戴着面具，隐蔽在暗处，他们是隐身人。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就可以不去究竟事情的真相，可以肆无忌惮地滥用语言的利器，可以向无遮蔽状态中的刘学州发出人生攻击？这些攻击对刘学州来说却是致命的，以致他对这个世界仅存那点亲近也随之消逝，最后让他选择了走出这个世界。刘学州走了，那些隐身人也消失不见了，似乎从来就没有这些的人，似乎他们根本并不存在。也正是这些隐身人的存在，使得看似最贴近人的网络社交平台，成为遥不可及的、不可捉摸的、也是充满了陷阱的地方。
有数据分析机构表明，中国智能手机用户超过 9.5 亿。14亿中国人，大约除了不会使用手机的人，几乎人人都有了手机。手机成为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东西，购物支付用手机，检查健康码也是手机，预约做个核酸检测也是要手机，没有手机已经寸步难行。人们每天也都在手机上观看各种视频、图片和文字，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同时也不断发送信息。接收和发送，很少有时间去考察和究问，去追溯它们的发生和原因。那些像潮水似地不断向我们涌来的东西，携带着泡沫和垃圾，远远近近，真真假假，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侵蚀着我们的大脑，也损害着刘学州们。
刘学州最后走向大海，那个称为天涯海角的地方。那里可能离人最远，却在天地间，那一刻他与天地融为一体。他躺在大地上，大地承受他的重量，海水湿润了他的身体，天空群星闪烁。他说：大海可以装很多的声音。那个静夜，他独自一个人在海边，与大海彼此倾诉，彼此倾听，彼此理解，彼此切近。我们无缘听到他与大海的对话，也许那就是大音，大音希声，不可言说。在他生命的最后那一刻，他还是惦念着他人，在他遗书的最后，他说：我的帐户百分之五十的积蓄是我自己上班挣来的，这些钱留给我的姥姥姥爷……，剩下的百分之五十，也是很多网友资助我的，委托我的舅妈替我捐给“石家庄孤儿院”，给那些小朋友买一些漂亮的衣服和好吃的，替我把这份爱心传播下去。那一刻，所有的距离都已消逝。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在这句话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主旨，“保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是方法和手段，“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是目标。
语言经过辗转，层层阅读，最后到执行时只剩下“动态清零”四个字，掷地有声，充满号召力，成为这句话的关键词，入选2021年度十大新词语名单。
更精炼的就是二个字“清零”。“清零”，“清零”不绝于耳。
最后，语言进一步被强暴，只有被物化的“零”嵌入人们的大脑。于是乎，“零”仿佛被赋予了魔力，反身操纵，俨然成了这里的主宰。人民不见了，被符号化、抽象化，被整合到一系列抗疫工作中去了。生命不见了，只有具体的工作，核酸检测，消杀，精准排查，严格管控，不漏掉一个。科学不见了，忙碌的人们已全然没有了停下来思考的时间。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需要急救的患者，只要他与疫情无关，即便他已近在眼前，也会被无视，视而不见，即便他当下已经病痛难耐，甚至已经生命垂危。
我们应当是救死扶伤，但我们确实见死不救了。
问题是什么？一种被称作“平庸的邪恶”在悄然滋生？
“平庸的邪恶的潜能使语言与思想失灵，它似乎与传统的邪恶形式无关，也与病理学意义上的恶，以及源自私利、恶意和罪犯意识形态信仰等的邪恶无关。”汉娜·阿伦特如是说。阿伦特强调了她对这种与所有现在邪恶理论矛盾的现象的惊异。“从这种现象推演出的每一种理论都会与某些基于传统上对邪恶和人类共同本质理解的邪恶特征产生矛盾。”
阿伦特是在审判艾希曼后提出了平庸的邪恶的概念。艾克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令人震惊的是，阿伦特指出：“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艾希曼。”她进一步说：“它既不在您那里，也不在我这里！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大量的艾希曼存在。他们看起来完全是另外的样子，我非常不喜欢‘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艾希曼’的观点，这绝对不是事实。同样不正确的还有它的反命题。即每个人心中都没有艾希曼。”
电影《盲山》说的是22岁大学生白雪梅被拐卖的事，恶的不仅是两个人贩子，那是通常人们能够识别的恶。那个买下她做老婆的男子和他的父母，村教师、村干部、村民以及邮递员等等人，他们共同参与了邪恶的事件，才使人贩子的恶能够得逞。而他们不会意识到自己有罪，甚至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地认为，一个人花钱买了老婆，是为了传宗接代，是孝道，是必须维护和扶持的权利。而恰恰是由于全村人的共同合力参与的邪恶，才会酿成无数妇女被拐卖的悲剧。
刘学州在襁褓中被卖，我们能够识别哪些是恶？他的父母，协同拐卖的医院工作人员，人贩子，他们的恶是显现。而花钱买他的养父母，是他们的欲望与需求成为恶滋生的土壤。还有那些知情者，他们默认这样的事是可以接受的，甚至还认为应当给予保护。
2010年发布的《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我国境内每年有大约一万妇女儿童被拐卖，其中儿童，主要是5岁以下男童约占10%。”此外，还有“大约有10万名儿童被遗弃,其中绝大部分是残疾儿童或女童。”许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拍了一部纪录片《福利院的孩子们》，在央视九套纪录频道播出，讲述宜昌儿童福利院里4个孤儿的故事，他们都是病残儿童，都是被父母遗弃。金蕾拍摄的纪录片《弃儿病房》，讲的是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那里最多时一年就收治了上百名弃儿。
那些遗弃孩子的父母有罪呀！
阿伦特说，这种邪恶可以“像表层的真菌一样”蔓延与传播，因为它们没有深度。深度只能通过思考而获得。她提出：“通过让我们停下来，开始思考来拒绝恶——而这就是，超越日常生活的界限，抵达另一个维度。换句话说，一个人越是肤浅，他就越是可能向恶屈服。”
为了避免平庸之邪恶发生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学习思考。
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里，上海发生了一些原本不该发生的事。
不到50岁的李昶因痰堵塞窒息死亡。她去年因突发脑溢血做颅脑手术后在上海一家康复中心接受康复疗养，疫情突起时她尚未恢复语言功能、无行动能力，需要护理人员全护理。此时她所在的康复中心发现有阳性病人，所有人都被要求隔离，包括她的护理人员。于是悲剧发生，她痰堵塞却无法呼救，身边没有专门护理，没有人发现没有人给她做吸痰。（见《上海疫情中，一位清华校友的非正常死亡》）
2岁的小女孩安安在没有父母陪伴的情况下被隔离到医院25天。安安被确诊阳性需要隔离，而她的爸爸妈妈却不能跟随陪护。25天隔离对一个2岁幼儿意味着什么？无法知道。但几乎可以确定，这25天的隔离在她心中将留下阴影，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她今后的生活。（见《上海2岁确诊女童独自隔离一个月！》）
小提琴家陈顺平腹痛求医，却因疫情被拒。于是有人做了试验，耗时1个半小时拨打了上海15家三甲医院的电话，只有四个电话有人接，其中只有两个医院表示为开放状态，剩下的11家三甲急诊全部无法接通，有些甚至连总机都无法打通。（见《我打了上海15家医院的急诊电话，发现死亡背后重要原因》）
类似这样的披露不断冲击着人们的大脑神经，刺痛一颗颗柔软的心。
这是问题，必然要引发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海德格尔说：如果思想被一种事实所要求，并且跟随这个事实，那么，它将可能在途中发生变化。因此可取的做法是，关注道路而少注意内容。
思想要跳出内容，便进入有关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这样的思索，A=A，A不是非A，X是A或者非A。我做不成思者，注定碌碌地陷于具体的事务中，思想总是被现实拉扯回到内容上去。
应当肯定，疫情两年多来，政府表现出危难时刻负责任的态度，确实做到不遗余力，全力以赴。一处疫情，全国增援。医务工作人员、基层工作人员不舍昼夜，连续奋战在抗疫第一线。疫情在中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人们由衷地赞叹：中国骄傲，中国自豪。
但一些事情也朝着人们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感染者就是现在的病人，病人不是非感染者，人群就分为两类：感染者和非感染者，医院接收的是感染者。于是，我们似乎陷入到一种奇怪的矛盾的境地，非染疫的病人无处投医，感染的幼儿被硬性隔离，ICU全力抢救重症感染者却任其他重症疾病患者生死于不顾。哪里出了差错？在救死扶伤的同时人民和生命被如此看轻。逻辑显得如此不合逻辑。
一些人似乎已经忘记了主旨，那就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如果某一级政府，某个领导人，某个医院、基层单位，某个具体的工作人员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一主旨弄丢了，或者束之高阁，于是将“清零”代替为主旨，这时人们心里想的，落实到行动上的便只有“清零”两个字，那么人民和生命就会淡出视野，甚至可以忽视，无视，完全无视。在数字“零”的背后是被无视了的数量大得多的需要救治的患者。当然，在“清零”的背后涉及到问责，于是便有不堪重负的上海市虹口区卫健委信息中心主任钱文雄自缢身亡之事发生。还会涉及到乌纱帽。甚至“清零”上升到某种高度，似乎可以凌驾一切。而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便是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背道而驰了。于是，行动力越强，在岔道上就会走得越远，对人民和生命的损害也就会越大。
而一旦“清零”成为某一级政府下达的是硬性任务刚性指标，要求无论如何都必须做到。执行者不执行也得执行，执行不了也要去执行，不执行你请便，自有人等着顶替，顶替者会执行得很好。在这种情况下，执行者便要各尽所能，各显神通了，目标只有一个：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休息时间放弃了，五加二，白加黑。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就会不惜违背主旨了。
一旦这种只要结果不管过程的运作模式成为行政潜规则，就会有人为了个人的私利铤而走险，只要结果能够达到，过程中可以破坏规则，甚至践踏法律。任务完成了加官进爵皆大欢喜，那时谁还会在乎过程中的一点瑕疵？即便查出了纰漏，引起了老百姓的强烈不满，那时就拿几个人出来问责，一样可以搪塞。
只要结果不管过程的运作模式，做成了培育平庸之邪恶的土壤：所有的人都不要思考，不必思考，不能思考。
今年1月8日开始读海德格尔，买了《存在与时间》《哲学论稿》《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省图借阅《海德格尔文集》七本（第3卷《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第7卷《演讲与论文集》、第13卷《从思想的经验而来》、第42卷《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第54卷《巴门尼德》、第77卷《乡间路上的谈话》、第79卷《不莱梅和弗莱堡演讲》）以及相关《海德格尔与犹太世界阴谋的神话》《人，诗意地栖居——超译海德格尔》《在世——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第一篇》《海德格尔与马尔库塞》，看视频复旦大学王德峰、浙大董平、译者陈嘉映、王庆节、孙周兴等系列课程和讲座，满脑子塞满了凌乱的东西，有必要来一次梳理。
海德格尔思考的就是存在。海德格尔思考的存在，不同于在此之前哲学上关于存在的概念。
因此，为了言说存在，海德格尔首先要先说哲学上关于存在的概念。
这个话题就要追溯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有人称之为轴心时代，是塑造人类精神与世界观的大转折时代。同时期除了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师生三人，还有以色列和犹太的宗教、中国的老子和孔子，印度的吠陀及佛教。但对现代欧洲乃至全世界影响最大的当属古希腊，它包括哲学、思想、诗歌、建筑、艺术、戏剧、神话等，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完整的严谨的思辨体系，包括形而上学、逻辑学等等，直接影响发展成今日世界的思维、文化、科学，以及整个文明，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海德格尔提出，欧洲哲学，从古希腊至今近三千年，探讨存在，其实一直没有说到存在，存在被忘记了。人们谈论的只是存在者，存在者的本质、属性、概念。为了论证他的观点，海德格尔系统地批判了苏格拉底以来的形而上学、逻辑学，以及集大成者康德，思考古希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以及对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思惟和科学的批判。他追溯到前古希腊贺拉克里特、巴门尼德关于存在的思想，研究谢林、尼采以及荷尔德林存在思想轨迹，要把那隐匿而遮蔽着的存在揭示出来。
海德格尔认为，苏格拉底以来在存在这个问题上关注的只是存在者，当讲到存在时，它必定说的是某个存在，即某个存在者。“只消我们生存，我们就总是已经处于形而上学中的。”
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是什么？海德格尔阐述的存在，他的思想要跳跃出三千年的思维定势，要超越科学层次，要超越使科学成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层次，在一个尚无人企及的维度上思考这个存在。
海德格尔的存在是很难用具体的名称、概念来命名和界定。没有具体的名称、概念，如何论述表达他的思想？这就导致，他为了言说而费心周折。首先，尽量少用现有的名称，以免人们被现有的名称局限，误解了存在，在这方面海德格尔发挥了德语、希腊语、拉丁语词根词性的关联，创建了不少词汇，为了解释这些词汇，他把文字弄得生涩难懂，没有读到一定数量，没有前后关联，着实不知其所云。其次，不能用一个具体的名称，任何一个名都无法完全涵盖存在，为此海德格尔从各个角度全方面地阐述存在，在每一个角度都给出对应着的名，如此一来，存在便有了许多名，也因此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了。
或许东方人更容易理解海德格尔的用意，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佛陀用真如、本性、本真、自性、如来等等名称来言说同一个东西。海德格尔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老子的道，就是佛陀的佛性。
但与传统的东方思者出世、遁世的思想不同，欧洲人的传统思想中有更多的普世和济世的内容，因此，海德格尔在探讨存在的同时还需要探讨存在的意义。
存在究竟是什么？存在有什么意义？
海德格尔说，存在首先与通常就是人这个存在者，他称之为“此在”——此在就是我自己一向所是的那个存在者；此在的存在一向是我的存在。存在的意义，首先与通常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他称之为“在世”。海德格尔的此在又分为两种，一种是首先与通常沉迷于世界的日常状态的“常人”，另一种是本真的自己，简称为“本己”。此在首先与通常是常人，然而通过领会和思，此在可以做成本真的自己。而本真的自己才是此在存在的意义。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教我们如何认识常人，以及如何做成本真的自己。
海德格尔说：人首先与通常沉迷于它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共同的世界，人在世界之中与他人共同存在，他人并不等于说在我之外的任何余数，而这个我则从这全部余数中兀然特立；他人倒是我们本身多半与之无别。我们也在其中的那些人。人在世界之中操劳、操持、操心。操劳的对象是物，操持的对象是他人，操心的对象是自己。此在的一般存在被规定为操心。
那么常人是谁？海德格尔说，这个谁不是这个人，不是那个人，不是人本身，不是一些人，不是一切人的总数。这个谁是中性的东西：“常人”。常人就是以庸庸碌碌、平均状态、平整作用为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的人。
庸庸碌碌：是常人与他人日常共处中，为了不引人注意，为了降低存在感，就处在他人可以号令的范围之中。不是他自己存在；他人从它身上把存在拿去了。他人高兴怎样，就怎样拥有此在这各种日常的存在可能性。人之所以使用他人这个称呼，为的就是掩盖自己本质上从属于他人之列的情形，而这样的他人就是那些日常共处中首先与通常在此的人们。这种不触目而又不能定局的情况中，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学艺术怎么阅读怎么判断，我们就怎么阅读怎么判断；竟至常人怎么从大众投身，我们也就怎样投身；常人对什么东西愤怒，我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这个常人不是任何确定的人，一切人——却不是作为总和——倒都是这个常人。就是这个常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
平均状态：是常人在与他人共处的操劳中保持在平均状态，常人本质上就是为这种平均状态而存在。因此常人实际上保持在下列种种平均状态之中：本分之事的平均状态，人们认可之事和不认可之事的平均状态，人们允许他成功之事的和不允许他成功之事的平均状态，等等。
平整作用：是为平均状态操心所揭示的一种本质性倾向，平均状态先行描绘出什么是可能而且容许去冒险尝试的东西，它看守着任何挤上来的例外。任何优越状态都被不声不响地压住。一切源始的东西都在一夜之间被磨平为早已众所周知之事。一切奋斗得来的东西都变成唾手可得之事。任何秘密都失去了它的力量。
海德格尔对常人的刻画入木三分。他说：
常人的存在方式组建了“公众意见”这样的东西，它调整着对世界和人的一切解释，并始终保持为正确的。但实际上公众意见对水平高低与货色真假的一切差别毫无敏感。
常人到处都在场，但却是这样：凡是此在挺身出来决断之处，常人却总已经溜走了。然而因为常人预定了一切判断与决定，他就从每一个此在身上把责任拿走了。常人仿佛能够成功地使得人们不断地求援于它。常人能够最容易地负一切责任，因为他绝不是需要对事情担保的人。常人一直曾是担保的人，但又可以说从无其人。在此在的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事情都是由我们不能不说是不曾有其人者造成的。
常人就这样卸除每一此在在其日常生活中的责任。不仅此也，只要在此在中有轻取与轻举的倾向，常人就用这种卸除存在之责的办法去迎合此在。又因为常人经常用卸除存在之责的办法迎合每一此在，这样就保持并巩固了他的顽强统治。
每个人都是他人，而没有一个人是他人本身。这个常人，就是日常此在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这个常人却是无此人，而一切此在在共处中又总是已经听任这个此人摆布了。
海德格尔说：此在首先是常人而且通常一直是常人。也就是说，人从出生开始就是常人，并且通常总是以常人的方式在世界上生存。人终其一生就是常人。
那么本己又是怎么回事？什么是本真的自己？怎样才能做成本真的自己呢？海德格尔说：本真的自己存在是常人的一种生存变式。
为什么会有“生存变式”？如何才能有“生存变式”？本己与常人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思，而思的前提是领会。
领会什么呢？领会人“何所来”、“何所在”、“何所往”。
何所来？海德格尔称之为被抛。人就像是被一种无形之手抛入这个世界，以致“它在且不得不在”这个世界之中，它或明言或未明言地现身于它的被抛境况中。
何所在？在生存论上，领会此在能在的存在方式。此在能够在世界之中筹划自己，能够选择改变或逃避。逃避也是一种改变。
何所往？海德格尔称之为“终有一死”。此在就是终有一死的人。
此在的这一生存方式规定着此在，便勾出情绪这样的东西来。日常操劳活动中的无忧无虑的心平气和，或者受阻受抑的心烦意乱，从心平气和转而为心烦意乱或反之，或者竟流于情绪沮丧；诸如此类在存在论上并非一无所谓，尽管这些现象也许一向被当作在此在中最无足轻重的东西和最游离易变的东西而束之高阁。情绪可能变得无精打采，情绪可能变来变去，这只是说，此在总已经是有情绪的。没情绪不应同情绪沮丧混为一谈。但这种常驻不去的、平淡淡懒洋洋的没情绪也绝不是一无所谓的，恰恰是这种没情绪中此在对自己厌倦起来。而正是在这种最无足轻重最无关宏旨的日常状态中，此在的存在才能够作为赤裸裸的它在且不得不在绽露出来。
在日常状态下，此在同样不向诸如此类的情绪让步，也就是说，不追随这些情绪的开展活动，不肯被带到展开的情绪面前来，通常闪避在情绪中展开的存在，而以闲言、好奇、两可的基本方式构成此在的存在。闲言就在这类鹦鹉学舌、人云亦云之中组建起来。闲言还不限于出声的鹦鹉学舌，它还通过笔墨之下的陈词滥调传播开来,从不求甚解的阅读中汲取养料的。而自由空闲的好奇操劳于看，却不是为了领会所见的东西，也就是说，不是为了进入一种向看所见之事的存在，而仅止为了看，它贪新鹜奇，仅止为了从这一新奇重新跳到另一新奇上去。两可，似乎人人都可以随便说些什么,一切看上去都似乎被真实地领会了，把捉到了、说出来了，而其实却不是如此,或者一切看上去都不是如此，而其实却是如此。这种基本生存方式，海德格尔称之为此在的沉沦。
此在已经沉沦，已经丧失于常人之中，要脱离沉沦之境，首先得找到自己，寻找此在的一种本真能在。
那么，如何找寻，如何做成本真的自己呢？海德格尔说：我们要倾听良知的呼唤。要有决心，愿意响应良知的呼唤。为此，首先必须打断去听常人。良知的呼唤与常人的闲言是截然不同的声音。
良知呼唤自我,呼唤此在的能在。呼声,什么也没有说出，没有给出任何关于世间事物的讯息，没有任何东西可能讲述。倒是这呼唤所及的自身向它自身被唤起，亦即向它最本己的能在被唤起。良知只在而且总在沉默的样式中言谈。呼声出自我,逾越我,又来到我这里。我们要学会倾听，倾听来自内心的良知的呼唤。
领会呼声即是选择；不是选择良知，良知之为良知是不能被选择的。此在领会着呼声,而让最本己的自身从所选择的能在方面自在行为。只有这样，它才是负责的。
良知的话语从来不付诸音声。从而，愿有良知只有在缄默中才恰当地领会到这种默默无语的话语。
只有沉思。本己是能够思的，这个思不同于通常人们理解的思维，是自由的思，只有自由的思才是真理的本质。惟当此在思时才存在。因此在海德格尔那里，思便是存在的意义。思通过语言，也就是逻各斯表达，逻各斯是存在的聚集。存在是林中空地，那个澄明之地，敞开之境，思是通往林中空地的林中小路。林中有许多小路，惟当此在思时才能走在小路上，才能抵达林中空地。
思考到这里，海德格尔似乎并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在海德格尔的《哲学论稿》中，他对存在作历史性思考，不仅跨越三千年回到曾在的前古希腊，而且从前古希腊来到古代东方，在那里与老子、佛陀相遇，更进一步从当前向将来推进，道说那个将来者和最后的神。
何所来？人从何而来？这是个难解的迷。
自有人类以来，这个问题就始终困扰着人。上古的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编造神话，这几乎是人类所有民族都通用的方法。寄希望于有超越人的、不可思议的、异乎寻常的存在，于是便创造了那个存在，那个被人称之为神的存在，并让神创造人、主宰人。
中华民族的创世神是女娲。创世神是女神，源于最早的母系社会，母亲拥有崇高的地位。娲这个汉字没有别的含义，造此字就为了指代我们的创世女神，神圣而且独一无二。女娲造人，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母亲；女娲做媒，让男女结合可以生育繁衍后代，是人类爱情婚姻之神；女娲补天，是人类世界的守护神。传说女娲还制作了乐器和美酒，给人间带来欢愉。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这些神话都起于人类的童年。
许多孩子会问妈妈：我从哪里来？多数妈妈想到的是生育，是男女的结合，是精子与卵子的相会。都觉得这不好说出口，似乎也不适合告诉孩子。于是，妈妈们就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你是从妈妈的膈肌窝里生出来的。你是树上结出的果。你是土里长出苗。孩子长大后，会从教科书里读到生命的起源，生命的诞生，从而知道了关于生育的故事，那时想起妈妈当年的回答，可能禁不住会心一笑。等到孩子也做了父母，他也会用类似妈妈的方式，回答自己孩子的这一问题。
但或许在孩子问“我从哪里来？”问的并不完全是关于生育，或许在孩子懵懂的发问里，想要知道“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是发自人的最源始的思考。
电影《我是谁》中的特种兵杰克，从飞机上坠落却侥幸未死，醒来后发现自己在一个土人部落里，却不知道自己是谁，关于自己的身世身份已全部丧失记忆，因此他最迫切想要知道的就是“我是谁”。人类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以致丧失了过去的记忆，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我是从何而来。
今天，神话已不足以慰藉，人类将探索的目光投向浩瀚的宇宙。就像电影《超越时空的接触》中女主艾莉·爱罗维说的：“银河系有四千亿颗恒星，只要其中百万分之一具有生命，再只要其中百万分之一具有智慧生命，那就有一百万个文明世界。如果宇宙只有我们，那就太浪费了。”然而，时至今日，人类仍然没有找到第二个类似自己的智能生命，除了地球，群星闪烁的太空中人类竟找不到一个可以交流的小伙伴，只能将未知的宇宙留给科学探索，留给科学幻想。
人是基于一个偶然？我之为我，是基于多大的偶然？没有一个人想过自己要出生，我的出生，是因为茫茫人海中一个男子与一个女子偶然的相遇相识相爱，在一次上亿万个小蝌蚪游泳比赛中成为偶然的胜出者。我出生在地球5.1亿平方千米表面积，1.49亿平方千米陆地表面积的一个经纬点上，于是这里而不是在那里成了我的家乡。我是黄种人，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基因，决定了我不是黑色或白色的皮肤。那些在诸多的偶然性中伴随着一个人降生在世所具有的东西被称之为命。
人从何而来？海德格尔称之为被抛，人便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之中。
抛，丢弃的意思。以“手”作边旁的字，往往与手的动作有关。抛不同于落。落是从上至下的一种状态，落叶，自然的飘零，地心的引力的作用，无须借手的动作。抛，得借助于手的作用，如高空抛物，可能有人隐匿在高楼中把东西抛出。
那么抛者是谁？为何抛？抛离哪里？
抛者掩蔽不露，人类如同一个弃儿。某种意义上，人类与刘学州是同样的弃儿，都有类似的经历与感受，只是刘学州在同比身边的人时，对被抛的情绪感受得更为直接，更为强烈。人通常闪避这种情绪，可以隐藏掩藏这种情绪，而刘学州不能，他不仅被抛，而且无家可归，他无时不在感受那种“它在且不得不在”的境况。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它，脸上流着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单的，孤单的寻找我的家。”每一次听潘美辰的这首《我想有个家》，都被感动得哽咽，那份孤单与期盼，可能就是人所共有的。还有冰心的《安慰》：“我曾梦见自己是一个畸零人，醒时犹自呜咽。因着遗留的深重的悲哀，这一天中我怜恤遍了人间的孤独者。/我曾梦见自己是一个畸零人，因着相形的浓厚的快乐，这一天中我更觉出了四围的亲爱。/母亲!当我坐在你的枕边虽然是你的眼里满了泪，我的眼里满了泪呵——我们却都感谢了造物者无穷的安慰！”这个畸零人就是人的真实的情感写照。
海德格尔就是要我们把这样的情绪，不闪避不掩蔽地带到我们自己面前。这是在赤裸裸地面对“人被抛并不得不在这个世界之中”这一境况时的真实情感。
直面现实。直面是很难的，所以人们通常会选择逃避。
直面意味着从神话中走出来，意味着从幻想中走出来，意味着从遮蔽中走出来，意味着要去感受那份畸零与无家的伤痛，意味着要去领会人的被抛处境，意味着要去思考在被抛的境况下，在这个我们不得不在的世界之中如何生存。
领会“被抛和不得不在”状态下的生存，体悟在直面“被抛和不得不在”这一现实时所引发的情绪，只有这样，人才能够做成本真的自己。
何所在？在而且不得不在世界中。人一出生就已经在这个世界之中了，人就是得在这个世界之中生存，这就是人的命运。海德格尔提到拘囚思路，某种意义上，人便是被拘禁在这个世界之中的囚徒。
那么什么是命运呢？
命是与生俱来的，运则随着时空转化，随着人筹划而变化。
杨绛文章《人各有命，命是全不讲理的》说的就是：命由天定，但在具体选择时做主的还是人。
杨绛讲了钱钟书的两件事：
“抗日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某高官曾许钱钟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钟书一口拒绝不要。我认为在联合国任职很理想，为什么一口拒绝呢？钟书对我解释：‘那是胡萝卜。’他不受‘胡萝卜’的引诱，也不受‘大棒’的驱使。我认为他受到某高官的赏识是命。但他‘不是胡萝卜’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自由意志。因为在那个时期，这个职位是非常吃香的。要有他的聪明，有他的个性，才不加思考一口拒绝。”
“抗日胜利不久，解放战争又起。许多人惶惶然只想往国外逃跑。我们的思想并不进步。我们读过许多反动的小说，都是形容苏联’铁幕’后的生活情况，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处境，所以我们对共产党不免害怕。劝我们离开祖国的，提供种种方便，并为我们两人都安排了很好的工作。出国也不止一条路。劝我们留待解放的，有郑振铎先生,吴晗、袁震夫妇等。他们说共产党重视知识分子。我们不是科学家，也不是能以马列主义为准则的文人。我们这种自由思想的文人是没用的。我们考虑再三，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饭过日子，做驯顺的良民，终归是可以的。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是不得已。 ”
杨绛说：“我们如果反思一生的经历，都是当时处境使然，不由自主。但是关键时刻，做主的还是自己。算命的把‘命造’比作船，把‘运途’比作河，船只能在河里走。但是‘命造’里，还有‘命主’呢。烈士杀身成仁，忠臣为国捐躯，能说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中注定的吗？他们是倾听灵性良心的呼唤，宁死不屈。如果贪生怕死，就不由自主了。宁死不屈，是坚决的选择，绝非不由自主。做主的是人，不是命。”
做主的是人。人能够做自己的主人。
马克思说：“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海德格尔称之为能在。能在是指人在世界之中生存，面向自己的可能性来领会自己，并能够在自己的诸可能性中筹划自己的存在。
那么，什么是自己的可能性？海德格尔说，生存论上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意义上的漂游无据的能在。钱钟书有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位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其他人具有这个可能性。可能性因人因时因地而呈现在我们面前，这里必然包含有命定的成分，但也一定取决于每个人的能在。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之前的存在又都成为可能性回到我们面前。就像钱钟书有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位的可能性，与他之前已经是个资深的学者分不开。而钱钟书能够成为一个资深的学者，又与他成长的经历分不开，其中就包含了多次在“关键时刻”选择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有时我们不知不觉就已经陷入某种可能性，有时我们是让这些可能性从我们身边滑过，或者我们舍弃，或者我们抓住，或者我们抓错了这些可能性。可以肯定一点，可能性总是要不断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由我们凭自己的意志做出我们自己的自由的选择。或者我们说我们已经放弃了选择，但放弃也是一种选择。而我们做出的任何选择，都将以新的可能性再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
领会自己，就是领会可能性，领会在可能性面前我们每个人所具有的意志和自由。领会我们在做出选择后的行动必然产生某种结果，这个结果是我们的选择的结果，我们要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领会我们选择的结果将以新的可能性再次被带到我们面前，这也就是说，我们曾经的努力给我们带来了机会，反之亦然。
电影《坠入》讲的是替身演员罗伊在拍电影时从高处坠落身受重伤住进了医院，在病床上认识了摘橘子从树上摔下来手臂骨折的小女孩亚利珊德拉。罗伊为了让小女孩帮他偷窃自杀的安眠药，开始给亚利珊德拉讲自己拍摄过的侠盗电影里的故事。但渐渐地故事与现实重叠，随着小女孩进入故事，改变了故事的发展走向，最后也改变了罗伊。
电影片头以黑白影像和慢镜头拍摄营救罗伊的场景，铁架桥上停着一节火车，桥上的人和水里的人遥相呼应，他们在大声呼喊，但除了背景音乐什么声音也听不到。背景音乐是贝多芬的第七号交响曲第二章乐节，在热烈的舞蹈节奏中透露出美丽的绝望。整个片头给人一种无法抗拒的、超现实的、令人惊叹而又令人惶惑的感觉。那种效果，似乎就是海德格尔说的被抛的视觉画面。接着是医院，孩子的哭声，医生、护士、患者，受伤的小女孩和罗伊，他们都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画面在罗伊的故事与医院之间切换，虚幻与现实，故事以罗伊思的方式展开，他在领会中思，在思中领会，绝望与抗争交织。这是人所独有的在世的方式，因为罗伊的意外受伤才把罗伊推到生与死的“关键时刻”面前。而“生存还是死亡”，始终是人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人生的意义就是在领会自己的诸可能性中筹划自己的存在。筹划包含了态度和行动，选择出自己下决心要实现的可能性，且能够以这一可能性为目的去行动。
诸可能性并不意味着人可以为所欲为。人对事物的态度和行动，也就是人的筹划构建出的可能性又构成人所在的世界，循环往复。只要人存在着，就会不断地筹划，又不断地在世界中。或许人类已经把可能性用到极致，甚至早已经突破了并大大超越了可能性，人的筹划成为对自然的强行暴施，滥用科学，肆无忌惮地掠夺和征服，在构建文明的同时也破坏自然的生态，世界已经满目疮痍。
海德格尔说，我们对待自然要像从前农民耕作田野，耕作还意味着关心和照料，在播种时把种子交给生长之力，并且守护着种子的发育。现在人类已远不能满足于这样的耕作，需要从其他存在者那里获得更多的利益。孟山都就是个极端的例子，这家美国公司的存在超过一百年。孟山都生产的除草剂用于农田也用于越南战场，造成土地和人的双重危害，而对应于除草剂还有现在继续在使用的转基因种子。人类已不能满足于地面上的收获，挖掘地下矿产，铀被做成原子能，而原子能则可以为了毁灭或和平利用的目的而被释放出来。
这个世界就是人所依寓的、在此逗留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除了我们还有其他存在者存在，我们与所有的存在者缚在一起了，存在就意味着共在，意味着不可以为所欲为，意味着节制，意味着和谐。
何所往？海德格尔称人总体上是向死存在。这话说得直截了当，一点也不拐弯抹角。从熵增定律看，人也就是从出生那一刻起便趋向于死亡，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用海德格尔的话就是：死是一种此在刚一存在就承担的去存在的方式。并且，只要死亡这件事还存在着，或者说死亡这件事还没有发生，人本质上就是随时向着我们自己的死亡而生存。
死亡是必然，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受自己的死。但通常人们对这个必然到来必须接受的死抱着非常复杂的心情，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死是什么，它就与生一样莫名其妙。生自何来？死往何处？人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无助的。正是这种确定要到来，而我们却对它一无所知的东西，令人产生恐慌、厌恶、回避、担心、害怕的情绪。于是语言上就有了禁忌，从古到今都把死视为最忌讳的字眼，在交流中要尽量用相关的词来替代。中国古人在这方面极具创造性，善于用委婉的词汇来表达禁忌的内容。在《汉语委婉语词典》里，关于死亡的委婉词就有四百多个，与死亡有关的事物，如丧葬、死者都成为禁忌，委婉词还有二百多条。于是就创造了天堂和地狱，虽然现在真正相信有天堂地狱的是越来越少了。那么死就是完全终结了吗？人有那么多的记挂和不舍，世间的亲人、财物以及名利，死了就再也不能享受权力与富贵了？死之后还有延续吗？人总会做错点事，死了还会被惩罚或有某种因果报应？
死亡成了人的莫大不幸。有权势如秦始皇，差遣各方能人术士寻求长生不老药，却也没能够活过50岁。今天，根据联合国2015年数据，世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1.5岁，中国平均预期寿命为76.1岁，已大大超过了秦始皇，甚至有预测说再过二十年人的寿命就能够达到150岁。人类一直在努力延长寿命，从古人炼丹到今天一些富豪在换血换干细胞，方法总是层出不穷。都因为对死亡的惧怕，都是想在世上多活几年。
死就像一把利剑一直悬在我们的头顶上随时都可能掉下来。如果人们每天都提心吊胆地，在恐惧中担心着它会掉下来，那真是没法活了。因此，人们首先并通常让自己是常人。日常状态下的常人“不知死亡”，以在死亡之前逃避的方式掩蔽最本己的向死存在。海德格尔称这样的人是“以沉沦的方式死着。”常人对死亡的解释是“有人死了”，“这个常人乃是无此人。”即便是面对死亡，面对一个临终者，人们通常仍是安慰，让他相信“他将逃脱死亡，不久将重返他所操劳的世界的安定的日常生活。”人们尽量淡化死这件事，对人总有一死这件事实漠然处之。以显得死这件事与自己无所关联。或许没谁会怀疑人皆有死，但人们总是要让自己确信。死亡是距离我们很远的事，要多远就有多远。人所要做的就是在世界之中忙忙碌碌，并且祈愿平平安安。这样对死亡的解读固然能够让人看着是轻松地生存，但心里仍然是怕，是因为怕而采取的回避闪避的态度。
向死存在也不是说人就不怕死了，对死无所畏惧，甚至把死当作目标，去实现死，期待着想去死。想去死是盘算着要支配死亡而减弱了死亡的可能性质。本质上，把死当作目标去实现死，仍然是怕死的一种表现，是对死之前的生存，对随时都可能降临的死亡感到惧怕。
海德格尔说：向死存在的本质上就是畏。畏不是怕，更不是不怕。畏是敬畏。领会死作为此在的终结乃是此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确知的、而作为其本身则不确定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正是这种确定的不确定性，令人心生敬畏。
本真的向死存在，是畏着的自由的存在，坦然地接受，自愿地承受，不抵抗不回避，如同放弃了自己。死是毫无差别地属于每一个人，而本真的自己就可以看清楚自身最本己的能在，自己是能够别具一格地脱离常人的，能够由自己出发，主动把最本己的存在承担起来。为自己的死而先行着成为自由的，这就把此在从丧失在偶然地拥挤着各种可能性的情况中解放出来，死造就了个别化。
在这样的状态下，领会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自由，所有的束缚我们的枷锁都将粉碎，一切存在的可能性便活了起来。死随时可能到来，死到来前的每一天，都可能是我们存在的最后一天，如果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天，我们会选择怎样生存？我们还会愿意像常人那样存在吗？我们确实不知道死亡何时到来，因此，存在的每一天又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能够自由地在诸可能性中筹划自己，做最本真的自己。
我想到孙恂。19岁那年，她正全力以赴准备高考时，同仁医院的一纸诊断书宣判她得了一种叫重症肌无力的病，这种病导致全身性的肌肉萎缩和肌肉无力，四肢无力、吞咽、咀嚼、呼吸困难，甚至眼球活动困难。发病率是万分之一。一般来说，患者的平均存活寿命只有五年。她失去了正常的生活，即便她想做常人，她也已经做不成常人。她的同学都上了大学，后来都工作了，成家了，当了妈妈了，而她只能躺在床上，年复一年。于是一个问题被逼迫着始终搁置在她的面前：生存还是死亡。
人要被逼到了这样的绝境，“生存还是死亡”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她说：“我那时要死太容易了呀，你不喘气不就完了吗。死亡的诱惑太大了。” 那时，睡眠对孙恂来说是一种奢侈，因为只要她熟睡过去，不有意识去控制，她的呼吸就有可能停止。但活的诱惑更大，她说：“觉得自己还没活呢。想活。”“让我活着。让我多做点事情。我真的特别想活，不管多难，我真的很想活。我觉得很多很多事情，我都应该去做。就怕来不及了。”这是2003年她接受白岩松的邀请，做客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会客厅时说的话，那时已经是她患病后的第44年。白岩松由衷赞叹：“活着是她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业，这个事业，也被她演绎得非常精彩和辉煌。”
怎么的活着才能被称作是事业？孙恂用9年的时间使自己呼吸顺畅，用17年的时间能够自己翻身，用25年的时间吞咽才不太困难。患病后第21年，孙恂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家里搬出来，自己生活，一个人面对所有的困难。这个决定在许多人看来相当于自杀，但孙恂不这么想，她说：“我把自己置于死地而后生。那么能生最好，不能生就干脆就死掉。但心里还是希望能活。”对一个连呼吸都困难的人，她怎么独自生活？孙恂说：“你只要很真诚地面对你的生命，面对生活，咬紧牙关往前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就这么简单。但是要说难，非常的难。分分秒秒不能动摇。坚持下来，不也成了吗？当时不知道啊，当时不知道成不成。反正我就觉得要成，要活着。”
活着，似乎我们能想到的诸多的可能性，对孙恂来说都是不可能的。这种常人眼里的不可能束缚了我们，却不再能够束缚孙恂。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是海德格尔说的最本真的向死而生，她领会着看清楚了自己的最本真的能在，那种绝对不是常人的能在，那是最本真的自己所拥有的自由，可以在几乎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下创造可能，一切存在的可能性便活了起来。她赋予领会以决心，这种决心使她能够将生与死全都扛了起来。孙恂在自己简陋的小屋里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残疾人开创的民间自助组织——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并一直坚持到她生命的最后。她坚持自我康复，颠覆了她这种疾病平均存活五年的说法，她享年七十四岁，比预期的多活了五十年，韩素因称赞她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她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孙大姐信箱，主持节目九年，同时她编辑残疾人故事丛书，翻译以及写作。她坚持自助者天助，以自己为献身说法，激励并帮助无数的人，其中也包括了我。
通常人们活着，活出的是类似于他人的人生。而孙恂，恰恰是她的这种极端的状态激发了她最本真的自己，才使她自己本真的能在成为可能，从而活出了别具一格的精彩人生。她深切地体会：“生命无限，神秘，或者说是美妙。实际灾难是一种恩赐，要给你很宝贵的东西，别舍弃。只有走过来我才能说这个话，在灾难面前我也怕呀，我也苦啊，等你走过去你才知道，哦，原来这个灾难是一种恩赐，这么的美妙。人不知道的，想不到，做不到的，都成了。没有灾难能有这个吗？”
人生究竟是为什么？这个问题现在渐渐地清晰起来了。人生便是找到自己并使自己本真的能在成为可能，做成本真的自己。我们已经丧失在常人之中，要如何找到自己呢？海德格尔说：我们要倾听良知的呼唤。要愿意响应良知的呼唤。要有决心。
什么是倾听？海德格尔说，此在迷失在常人的公论与闲言之中，它在去听常人本身之际对本己的自我充耳不闻。所以，倾听就必须打断去听常人，这就是说，必须由此在本身给与它自己一种听的可能性——这种听将中断去听常人。
繁体字聽，左边是耳壬，右边是直一心。
耳壬口是繁体字聖。在字形上，甲骨文中的圣字像人竖起耳朵倾听之状，旁边有口。金文中的圣字将“人”变为“壬”，表示挺立，强调耸耳而听。圣的本义是听觉灵敏之意，近于聪，引申指精通某种学问或技艺并有极高成就的人，又引申指神圣的等，也用于称颂与帝王有关的事物。
双人旁加上直一心是德。从甲骨文形体来看，左边双人旁是“彳”，在古文字中多表示行走，右部 “直”，字形像一只眼睛上面有一条直线，表示“德”就是行正、目正。西周金文在右边的眼睛下加了一颗“心”，这时的人们又给“德”字的含义加了一条标准，即除了“行正、目正”外，还要“心正”。
由聖和德组成的聽，就是正目正心，竖起耳朵。倾是毫无保留。倾听的本义就是全神贯注，心无旁骛地竖起耳朵。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听的效果，才能听到真正想要听到的东西。
那么，我们要倾听什么？海德格尔说我们要倾听呼唤。
我对呼唤有一点经验，那是随父母在山区三年，时常听到山那边的呼唤声，“喔…”，声音在大山里回荡，于是一声“喔”就会变成一连串的“喔”，声声相连，久久不去。有时这边山上也有人回应过去，“喔…”，遥相呼应，由远及远。听过大山里的呼唤，就忘不掉那声音，至今仿佛仍在耳边。
山里的呼唤从来不说什么，只是呼出的声音，声音传达着一种存在，山里有人，山那边有人，山这边有人。往往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呼者可能在很远的山的那边，闻者看不到呼者是谁，不知道呼者是谁。呼唤根本不付诸言词，就像海德格尔说的，呼声什么也没有说出，没有给出任何关于世间事物的讯息，没有任何东西可能讲述。呼声更绝对不曾希冀在所唤及的自身那里开放出一种自身对话。
大山里的呼唤大大咧咧毫无掩蔽，呼唤的本意就是要让人听到。良知的呼唤不同，良知是来自人的自身的呼唤，是呼唤自我，他人是听不到的。只是默默地召唤，没有倾听就什么也听不到。
人在世界之中，外界各种嘈杂的声音不绝于耳，久而久之，人已经充耳不闻自身的它自己。倾听良知的呼唤，就是要跨越这些日常的嘈杂，在这种跨越中，呼声将那些热衷于公众声誉的常人驱入无意义之境，但那在召唤中被剥夺了栖所和遮蔽的自身却通过呼声被带回其本身。海德格尔说，此在愈少旁涉地倾听与领会其被召唤的存在，愈少把呼声的意义倒错为人们之所云和理所当然之事，生存上对呼声的倾听领会就愈加本真。
在领会中倾听，在倾听中领会，这样才有可能听到良知的呼唤。与良知的呼唤相应的是一种的听。对召唤的领会崭露其自身为愿有良知。海德格尔要我们迎向前去，响应良知的召唤，领会召唤就等于说：愿有良知。
那么，什么是良知？良知是一种本真能在的合乎此在的见证。也就是人以愿有良知的姿态来倾听良知的呼唤，展现它的去存在，以及以此方式本真地存在。良知与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有同样的渊源。实践智慧构成了一种能力，使得有智慧的人实施一种好的行动和过一种好的生活成为可能。
良知，在汉语词语中解释为天生本然的，不学而得的智慧。孟子《孟子·尽心》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也，良知也。”也就是说，良知是人本来就有的，无论是谁，无论在世间在当下是怎样一个人，也无论环境无论基因，每个人都有着同等的良知。良知本来就在那里，不是通过后天的因素，通过学习和思虑才获得的。所以，良知的呼唤是人自身的呼唤。良知即智慧，是人原本就有的智慧，却为人的各种欲望所遮蔽。呼唤良知，就是要唤醒人自身原本就有的智慧，这个智慧使自己本真的能在成为可能。
我们已经习惯了通过学习和思虑去获得知识，知识是外在的，所以是获得。良知，却要我们完全舍弃这一我们已经熟悉的路数。只是倾听。
如何倾听呢？
与此勾连王阳明心学。王阳明《传习录》说：良知者心之本体，也就是天理。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这与海德格尔说的良知是相通的。良知虽然人人都具备，但良知会被物欲所昏蔽。良知昏蔽并不是说良知没有了，昏蔽只是不明了，无法显现出来，而良知却一直都在那里。所以严格说是人被物欲所昏，良知因此而蔽。人被物欲所昏，沉迷于物欲，便不去体察或不能体察良知，表现出来的就是缺乏良知或丧失了良知，但实际上良知从未因此而减少一丝一毫。
我们要如何才能体察到良知呢？王阳明说：初学必须思。因为初学时心猿意马，不能集中心思，脑子里考虑的多是物欲私欲方面的东西。所以对于初学者，就是要学习如何去除这些欲望。王阳明说，首先要教他静坐，息思虑。也就是通过静坐停止对欲的思虑，久而久之，心思就稍能安定下来。也就是冥想。有个很好的方法叫“观呼吸”。静坐时以呼吸为专注的焦点，这样比较容易做到息思虑。
息思虑不是不思不虑，身如槁木心如死灰，那是毫无用处的。息思虑是要能够倾听，体察良知，进而觉察身体经验、感受与思想的变化，觉察觉醒智慧。王阳明认为人欲与良知是对立的，所以息思虑还要内省体察，睁一双火眼金睛，把内心那些人欲的东西一一揪出来，认清它的真面目。要像猫抓老鼠那样，一边用眼睛盯着，一边用耳朵听着，私心妄念一出现，就要克制住它。要有决心，态度坚定，一点一点地将它们清除干净。
更进一步，王阳明认为，一个人仅仅思虑如何去除人欲还是不够的，要知行合一，就是要把认知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去，在行动中削弱人的各种欲望。通常人们总是在知识与才能上下功夫，殊不知，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吾辈用力，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
王阳明更将良知推广至天地万物。王阳明认为，人就是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与人一体。所以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如果草木瓦石没有人的良知关注，便不是草木瓦石了。天地如果没有人的良知关注，也不是天地了。在这个世界之中，他人所遭遇的困苦荼毒，就会与我们有切肤之痛。不知道感受这种疾痛的人，便是没有了是非之心。“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自在人心，古今中外，不论是什么人，良知都是相同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把天地万物视作与自己一体的，把天下所有的人都视作与自己一体的，都能够感同身受。惟当如此，良知便做成了社会良知，也就是我们今日倡导的和谐社会。真正的和谐社会，每个人的良知都已经觉醒，都能够兼知兼行，到那时，刘学州之类的悲剧就不会再发生了。
读海德格尔就一定会知道荷尔德林著名的诗句：
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
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第一次读时，我为“诗意”这两个字所吸引，很简单地就把这它理解成是给劳绩的点缀，就像忙碌工作间隙的一杯咖啡，阴霾天气里出现的一缕阳光，枯燥的生活里听到的一句幽默的话。几个月后再品读这行诗，却读出了更多的内容，每个词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下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充满劳绩”，是人在这个世界之中的真实写照。
每个人都首先并且通常是个常人，在世界之中操劳操持，学习、工作、晋级、家庭、儿女。普通一点的就是为了衣食住行这些生存必需而忙碌，高端一点的能够筹划事业，获得更高更好的生活品质。人不论愿意不愿意，只要活着，便是欣然地接受了这样的生活，并让生活中充满了这样的内容，有劳也有绩。我们的每一点付出，都会得到相应的收获。
人是善于学习的，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中学大学，然后硕士博士博士后，还有终生教育，活到老学到老。学习使人获得更强的筹划能力，可以筹划事业筹划人生，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未来。工作给人带来收入，可以维持生活，还可以享受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人们努力工作希望能够不断晋级，以便获得更多的收入，更高的社会地位，享受更充足美好的生活。恋爱结婚生儿育女，让孩子们获得更好的教育，今后有更好的工作，过上更富足的生活。
我们耕耘，我们也收获。耕耘付出劳动，劳动成果让我们喜悦。像一个农夫，我们把种子撒在土地上等待收成。为了收成更多，浇水除草施肥，精心呵护。为了获取更大的劳绩，采用机械化耕作，科学种田。人总是在不断地筹划，不断地追逐利益，用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益，付出最少的劳动得到最多的成果。再往前一步，可能就会是孟山都的范本，对土地的掠夺，对生灵的涂炭。在世界之中的任何一个地方，这样的事情都在演变，都在发生，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习惯了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一切，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世界这样的人生。
“然而”，这时诗句出现了转折。诗人说，充满劳绩不是生活的全部，“人诗意地”才是精髓，才是本质，才是最本真的生活。
诗意，诗人用诗的语言表达出的意境。海德格尔在《人，诗意地栖居》一文中写道：在诗中，人被聚集到他的此在的根据上。人在其中达乎安静；当然不是达乎无所作为、空无心思的假宁静，而是达乎那种无限的宁静，在这种宁静中一切力量和关联都是活跃的。诗给人非现实和梦幻的假象，似乎诗与我们在其中十分亲切熟稔的触手可及的喧嚣现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