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佑新、陈龙 ｜ 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湘学渊源
来源：《哲学研究》2010年第1期
【摘要】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为重要的命题。这一命题既蕴含着丰富的时代内容，也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关系，学界历来重视对这一关系的探讨。然而，以往的研究工作大多是从毛泽东的语言表述形式溯源其文献出处，而不是揭示其精神实质上的内在关联；从结果上考证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传统材料因素，而不是从起源上揭示传统因素在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是如何起作用的。因而不能解释这样的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主要是一个考据学的命题，标志的是一种埋头故纸、脱离现实实际的学风，而毛泽东所阐释的“实事求是”与这种考据学“实事求是”显然是大相径庭的。实际上，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命题另有其思想渊源，这就是湘学中的经世务实传统和注重现实实际的实事求是精神，这一传统和精神深深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使得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能够独具卓识地提出“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名命题。
一、考据学的治学方法与面向书本的“实事求是”
考据学的治学方法最早可以溯源至汉代。汉代由于经书文字书写的不同而引起经学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派别之分，偏好古文经典的古文经学派，发展出一种考证、辨伪、求真的治学方法，从班固称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二十四史全译·汉书》第2册，第1145页）可见一斑。明清以来，在各种因素影响下，这一治学方法逐渐演变为考据之风与考据之学，而成为清代学术的标志性称谓：“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梁启超，第25页）乾嘉之际，考据学趋鼎盛之势，景从者无数，“已成为‘群众化’”的学问（同上）。
清代考据学代表人物甚多，尤以惠栋、戴震为当时巨子。惠栋是考据学吴派奠基人，吴派的治学风格“以‘博学好古’为宗旨，凡汉儒旧说（包括阴阳五行），都认为‘可宝’”。（《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291页）惠栋认为经典之义就存于训诂之中，所以“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九经古义》上册，第1页）仅《周易》一经，他就根据《经典释文》中所存的各家异文，逐层溯源，详征博考，改动七十余字，足可见其信古求是之心。梁启超评论惠派治学方法说：“以八字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汉皆好。’”（梁启超，第26页）戴震为皖派开创者，治学“以‘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为宗旨。”（《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292页）他明确指出：“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戴震集》，第187页）主张从训诂、考据等入手，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钱大昕将戴震的这种治学方法归为：“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钱大昕，第710页），刘师培则总结说：“凡治一学、著一书，必参互考验曲证旁通，博征其材，约守其例。复能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会通古说”。（刘师培，第1823页）
自惠栋、戴震开启吴、皖两派考据学，考据学的实事求是方法就得到有清一朝学者的追捧。如钱大昕就强调：“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钱大昕，第407页），其弟钱大昭，侄钱塘、钱坫也皆“为实事求是之学”（钱大昕，第720页）；汪中则明确表示：治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汪中，第140页）；凌廷堪则以实事求是为治学准则，主张“事必求是”（凌廷堪，第219页）；阮元特别标榜“实事求是”，自称“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阮元，第1页），认为文字训诂是进入圣人之道的门径。其他诸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江藩、段玉裁等等都是极力倡导实事求是治学方法的积极人物，足见清代考据学的繁荣之势。
应当肯定的是，这种文字校勘、词义训诂、名物考证的考据手段对于匡正古代经典原貌确有积极意义，包含着治学求真精神与审慎的态度的考据学实事求是的方法，对于整理与总结研究古代文献也实有裨益。然而正如方东树曾深刻指出的那样，考据之学“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方东树，第39页）梁启超也批评说：“夫不问‘真不真’，惟问‘汉不汉’，以此治学，安能通方？”（梁启超，第28页）“夫清学所以能夺明学之席而与之代兴者，毋亦曰彼空而我实也？今纷纭于不可究诘之名物制度，则其为空也，与言心言性者相去几何？……要之清学以提倡一‘实’字而盛，以不能贯彻一‘实’字而衰，自业自得，固其所矣。”（同上，第59页）甚至连有些终生埋首故纸堆的考据学者也感叹于世无甚裨益，段玉裁晚年就感慨说，自己一生“喜言训诂考核”，是“寻其枝叶，略其根本”，最终“老大无成，追悔已晚”（《经韵楼集·卷八·朱子小学恭跋》）。
由此可见，作为考据学治学方法的“实事求是”，主要是一种治经方法和态度，其中所谓的“实事”，主要是指书本，而且是古代的文本；所谓的“是”则主要指“是非”意义上的“是”，从而越“古”越“是”，越“书本”越“是”，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埋头故纸、脱离现实实际的学风。可以看出，这种考据学的“实事求是”与后来毛泽东所解释和倡导的、以反对“本本主义”为特征的“实事求是”是大相径庭的。
二、湘学的经世务实传统与面向现实的“实事求是”
湘学作为一种地域性的传统文化，除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湖湘地域性知识分子群体的突出特点，即在讲究内圣修养的同时，特别强调外王经世，形成了崇尚经世致用的务实传统。这一传统远绍历史上的湖湘学派和船山之学，近接魏源、曾国藩、谭嗣同，中经杨昌济，下启青年毛泽东，其发展脉络宛然可寻。在这一传统影响下，与清代盛行的考据学面向书本的“实事求是”截然不同，湘学中的“实事求是”明显具有面向现实实际的特征。
南宋时期，理学发展日渐成熟，重要学派不断涌现，人才辈出。时湖南有以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福建有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江西有陆九渊的“象山学”、浙江有“浙东学派”。闽学强调知先行后，注重形而上的“理”；象山学则认为“心即理”，因而只将全盘功夫向内探求。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虽讲外王事功，但剑走偏锋，而有失内圣之学。与这些派别不同的是，湖湘学派在讲求内圣与心性修养的同时，有着浓厚的经世务实的实学色彩。早期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胡宏就提倡“以古人实学自律”（《胡宏集》，第146页），强调“体”“用”合一的“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有体而无用，与异端何辨？”（同上，第131页）这个“用”就是经世致用，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各个领域。张栻继承了这一传统：“夫所贵乎儒学者，以真可以经世而济用也。”（《张栻全集》，第1162页）他抨击那些“腐儒”们：“听其言则汗漫而无纪，考其事则迂阔而无成，则亦安所用夫学哉？”（同上）提倡儒学要回到务实践履的“本”上来，“儒者之政，一一务实”，（《张南轩先生文集》第一册，第21页）张栻弟子也秉持这一传统，“多留心经济之学”（黄宗羲、全祖望，第851页）。
湖湘学派的这一思想倾向，为明清鼎革之际的王船山所发扬光大。空前的民族灾难激起了船山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他更加关注现实实际：“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船山全书》第十六册，1996年，第73页）。船山抓住“道”“器”关系这一要害问题，“伸斧铖于定论”：“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呜乎！君子之道，尽乎器而已矣。”（《船山全书》第一册，1988年，第1027-1028页）王夫之主张“治器”、“作器”、“述器”。在这种致思趋向下，他对心学末流清淡误国攻击不遗余力，对宋代理学作了批判性总结，为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潮，为“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王夫之的宏言谠论还未公诸于世，同时代顾炎武等人的“经世”旗帜由于各种原因而折入考据一途。“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灿然如日中天。”（梁启超，第62页）但到嘉道年间，“太平盛世”已成昨日黄花，“内忧”、“外患”相踵而至。于是，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催发下，由王夫之倡导的经世观念，随着其思想著述的流传，在湖湘士人中形成了突出的经世实学风尚，这首先表现为湖湘经世派的形成。他们大多对考据之学持批评态度，而倡导注重现实实际的务实学风。其著名的思想代表首推魏源。魏源早年负笈岳麓书院，深受湘学学风熏陶，又通过与邓显鹤等人的密切交往，读过许多王船山的著作，深受船山思想的影响。在考据学盛行的时代，魏源重张经世致用旗帜，批评考据学家皓首穷经，“争治训诂音声，瓜剖瓠析”（《魏源集》上册，第358页），“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同上，第359页）；批评理学末流“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同上，第36页）在这种经世观念指导下，魏源编辑和撰著了《皇朝经世文编》、《明代食兵二政录》、《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等经世实学著作，使经世之学大兴于天下。魏源在谈到《皇朝经世文编》一书的编辑原则时指出：“书各有旨归，道存乎实用”（同上，第158页），一切取舍以经世、实用为鹄的。此书一出，学者景从，“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矱，几于家有其书”（《魏源全集》第十三册，第1页），从而开启了晚清务实之风，并由经世务实而发出向西方学习的先声。
魏源之后，湘军集团继承和发扬了经世务实传统，曾国藩是其著名代表。曾氏深受船山、魏源等人的影响，“讲求经世之学。”（黎庶昌，P7页）对考据学持批评态度，指斥那些脱离实际、博雅自诩的士大夫是“识字之牧猪奴”（《曾国藩全集·家书》，第39页），明确表示“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同上，第55页）曾氏倡导一个“实”字：“今与诸君子约为务实之学”，（《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1页）“禁大言以务实”。（同上，第440页）从这种经世务实态度出发，曾国藩对“实事求是”做了不同于考据学的解释：“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同上，第166页）曾氏的这一解释实际上具有将考据学面向书本的实事求是转化为面向现实的实事求是的意义，在同时代湖湘学者中影响深远。左宗棠就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务实之学：“近人著书，多简择易成而名美者为之，实学绝少。”（罗正钧，第23页）提出要“弃虚崇实”（《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256页），“多看经世有用之书，求诸事物之理。”（同上，第88-89页），并把“实事求是”的务实思想作为自己军政实践的指导原则，设立“求是堂艺局”，明确提出要“求实效”和“实事求是”。郭嵩焘早年出使西欧，认识到“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郭嵩焘日记》第3卷，第766页）并指出“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同上，第731页）我们要力挽国力日衰的局面就要学习西方，“讲求实学”。（同上，第170页）
戊戌维新时期，谭嗣同变法维新的激进主张与吸纳西学的气魄，其思想基础正是湘学传统中突出的经世务实观念。谭氏长期研读船山著作，自称“私淑船山”，（《谭嗣同全集》，第205页）“以续衡阳王子之绪脉”自命（同上，第294页），他吸收了船山道器观并加以独特发挥：“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夫苟辨道之不离乎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同上，第390-391页）据此，他严厉批判士大夫们袖手谈心性的迂腐学风：“安坐饱食，以高谈空虚无证之文与道”（同上，第424页），“不力冶今之器，徒虚谈古之道，终何益焉？”（同上，第419页）谭氏因此倡导“学必征诸实事”（同上，第295页）的务实之学，“必如西人将种种虚妄一扫而空，方能臻于精实”（同上，第414页），并在传统实学的基础上，又加入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所谓学问者，政治、法律、农、矿、工、商、医、兵、声、光、化、图、算皆是也。”（同上，第133页）在谭嗣同看来，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不得专罪诸公，实士君子引嫌自高，不屑务实之过矣”。（同上，第399页）士君子们不知洋务之有用，“数十年士君子徒尚空谈，清流养望，以办洋务为降志辱身，攻击不遗余力。”（同上，第398页）“自不肯为有用之学，将谁执其咎哉？”（同上，第399页）而学洋务、倡实学仅仅停留在细枝末节是不够的，“于其法度政令之美备，曾未梦见”（同上，第397页）。为此，他批阅典籍，融取中西，撰写《仁学》，为维新变法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从以上简略的考察中可以看出，湘学中的经世务实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在所有地域性文化传统中，从整体上来说无有出其右者。正是这种经世务实传统和学风，成为近代湖湘人才蔚起的重要原因。杨昌济说：“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实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杨昌济，1983年，第561页）这里所说的“学风”，主要指的就是湘学传统中经世务实、注重现实实际的学风，很难想象埋头故纸、脱离现实实际的考据学学风能够产生出叱咤风云的时代人物。
三、湘学经世务实文化氛围对青年毛泽东文化性格的影响
当青年毛泽东求学湖南第一师范的时候，无论是学校的文化环境还是教师的思想倾向，都承继着源远流长的湘学经世务实传统，构成了一种注重现实实际、实事求是的文化氛围，对他的文化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学校的文化环境来看，与湖南第一师范隔江相望的岳麓书院，乃历史悠久的著名学府，千年弦歌不绝，湘学传统中的重要人物，如王船山、魏源、曾国藩、谭嗣同一直到杨昌济，都曾求学于岳麓书院。青年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期间，就经常往来于岳麓书院，还曾数次寓居于此。岳麓书院讲堂入口处就悬有“实事求是”的匾额，此“实事求是”显然不是考据学埋头故纸、皓首穷经的“实事求是”，它体现的是湘学中经世务实、注重现实实际的悠久传统与学风。这一传统和学风同时也体现在湖南第一师范。第一师范的《教养学生之要旨》就明确规定：“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势，察社会之情状，实事求是”。（《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第12页）这一教育宗旨虽然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民族危机密切相关，但无疑也凝结着湘学注重现实实际的传统。岳麓书院“实事求是”的匾额和湖南第一师范“实事求是”的教育宗旨，无疑在青年毛泽东的心灵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除了学校的文化环境外，教师的思想对青年毛泽东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第一师范有一大批进步的优秀教师，如孔昭绶、方维夏、徐特立等，而其中对毛泽东影响最大者当推杨昌济先生。杨昌济学贯中西，也深受湘学传统的熏陶。他究心王船山，欣赏魏源，心折曾国藩，推崇谭嗣同。杨先生于船山之学“用心尤多”，尤其注重船山的经世致用之学：“先生经戊戌政变之后，潜居影储山麓，少履城市，绝意科举之业，惟常读《通鉴》及王船山《读通鉴论》诸书，以古证今，痛论时弊，储备经世之学，以诏来者。”（杨昌济，1983年，第384页）在研读船山著作的同时，杨昌济也注重研究开启晚清务实学风的魏源，他曾经把魏源视为自己的老师，将阅读《皇朝经世文编》立为常课，每天看十几或几十页不等，对包括魏源在内的湘籍经世思想家的生平以及为官治国、经邦济世的文章和事迹特别留意，一一手录“钞记”。对于曾国藩，杨昌济由衷折服。他精心研读曾国藩的诗文、日记和家书，甚至抄写曾氏著作：“欲在一月以内抄完，亦文正一书不完不看他书之意也”（杨昌济，1978年，第59页），曾国藩兼重义理与实学的思想给予杨昌济极大影响。一方面，杨昌济把曾国藩看作是清代的理学传人，深服其道德实践和道德学问，另一方面，杨昌济对曾国藩提倡经世之学的务实态度也拳拳服膺:“曾文正谓经济之学，当以能树人能立法为主。余谓改良社会之物质生活，能为百年之计者，乃是真人才。”（同上，第65页）杨昌济和谭嗣同际会于戊戌变法的风云时代，对谭嗣同极为推崇，“觉得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杨昌济，1983年，第81页）对于谭氏经世务实的救国举动，表示出强烈的敬仰之情。
杨先生执教于湖南第一师范，自觉承担起“薪尽火传”（同上，第351页）的任务，尤其是他主讲哲学、伦理学，使得这种文化传承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与作用。一方面，从文化传承的内容来看，杨昌济虽然融取中西，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尤其是湘学中的经世致用、注重现实实际的传统。另一方面，从文化传承的人物关系来看，杨昌济向学生所极力推崇的，也正是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等人。杨先生的道德文章给学生以深刻影响。时人记载：杨先生“弟子著录以千百计，尤心赏毛泽东、蔡林彬。”（同上，第375页）而青年毛泽东则对杨先生“最所佩服”，（《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8页）毛泽东后来与斯诺谈话时还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斯诺，第107、112页）。毛泽东早期文稿表明，湘学传统中的经世致用、注重现实实际的观念和学风，对一师时期青年毛泽东文化性格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是强调经世致用。青年毛泽东在杨昌济的影响下，一方面注重探求所谓“宇宙真理”，要求抓“大本大源”。但另一方面，则突出强调经世务实：“真精神：实意做事，真心求学。”（《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1页）“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同上）至于理学突出的义利之分，青年毛泽东在经世观念的影响下加以调和：“君子谋道不谋食，系对孽孽为利者而言，非谓凡士人均不贵夫谋食也。”“志不在温饱，对立志而言，若言作用，则王道之极亦只衣帛食粟不饥不寒而已。”（同上，第597页）由于这种经世务实观念的影响，青年毛泽东追求的理想人格是德业俱全的圣贤。他在《讲堂录》中记下了为魏源所突出并为杨昌济所推崇的王船山的名言：“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同上，第589页），并以此为标准，评点历史人物说：“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同上，第591页）从而突出了圣贤的经世务实品格。青年毛泽东这种对立德、立功的理想人格的追求，正是从早期湖湘学派、王船山、曾国藩到杨昌济一以贯之的湘学传统。
其次是注重实践。湘学传统中的经世务实精神表现在知行关系上，特别突出行的重要性，从早期湖湘学派一直到杨昌济无不如此。杨昌济强调：“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故学者尤不可不置重于实行也。”（杨昌济，1983年，第365-366页）他对学生也十分注重“力行”教育，经常在课堂上强调“力行”的学问。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也记载：“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6页）。在读《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青年毛泽东又作了发挥，认识到：“学皆起于实践问题”（同上，第118页）；“凡吾所知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同上，第235页）；“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同上，第132页）。道德修养上的这种重“行”的精神，养成了青年毛泽东注重现实实践、“办事精细”的性格，也正是由于这种性格，在同学中甚至流传着“润之是实际家”（《回忆蔡和森》，第29页）的说法。
其三是注重现实实际、实事求是。如前所述，清代考据学家批评宋学空疏而力主实事求是，但实际上却是将目光引向书本，脱离现实实际。曾国藩讥笑这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矣”（《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66页），因此他对“实事求是”作了完全不同于考据学的解释，认为“实事求是”就是从事物中去研究其道理。杨昌济对此深以为然，并补充和发挥道：“近世汉学家言，薄虚悟而尚实证，夫其尚实证是也。然但求实证于古而不求实证于今，但求实证于文字而不求实证于事物，又岂得谓实哉？”（杨昌济，1978年，第74页）因此他提倡“学者务积功于实事实物。”（杨昌济，1983年，第24页）杨先生的这种解释和倡导，以及岳麓书院“实事求是”的匾额、第一师范“察社会之情状，实事求是”的教育宗旨和注重实践的教育要求，构成了一种注重现实实际、实事求是的文化氛围，深深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文化性格。青年毛泽东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7页）。并利用暑假和萧子升一起，游历湖南农村，调查研究，读社会这本无字之大书。
四、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轨迹
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毛泽东经世务实、实事求是的文化性格显得愈益明显。一方面，他积极投身于改造社会的现实实践之中，另一方面，则批评过去思想界的空虚：“一味的‘耗矣哀哉’，激刺他人感情作用。内面多是空空洞洞”（同上，第363页）。他所强调的是“能见之于事实”的“有用之学”，要以实干之精神，“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同上）。
青年毛泽东的这种文化性格逐渐发展为注重现实国情的研究。湘学传统中的经世务实、注重实际的学风，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背景下显示出以国情研究为基础融合中西的独特风貌。杨昌济反对西化，在《劝学篇》中强调：“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杨昌济，第199页）。这一观点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在出洋留学的热潮中，毛泽东一方面积极组织留学运动，另一方面则自己却留在国内，其中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应该说，这一卓然独立的见解是毛泽东后来注重调查研究、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的思想基础。
与注重国情研究密切相关，青年毛泽东特别强调问题研究，形成了调查和研究各种问题的风格。他甚至还准备组织成立“问题研究会”，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开列了一个涉及广泛问题的研究清单。或许青年毛泽东这种做法多少受到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影响，但我们更有理由倾向于这是前述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所使然。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主张研究中国社会的农民问题、工人问题、学生问题、教师问题、女子问题、警察问题、车夫问题。如农民问题：“田主怎样待遇我们？租税是重是轻？我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没田作的人吗？”工人问题：“工值的多少？工时的长短？红利的均分与否？娱乐的增进与否？”所有这些问题都要“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解答。”（同上，第374页）
青年毛泽东的这种文化性格与思想倾向，使他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能够逐渐注意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实际结合起来。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当他第一次看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后，就注意到这些书上并没有讲到中国的情况，于是“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8-379页）而这种关于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研究结果，就形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他关于那时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的调查研究，则形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两篇文章实际上蕴含着毛泽东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命题的实事求是思想的雏形。而毛泽东在1930年5月针对教条主义的危害所写作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则可以说是“实事求是”思想形成的标志。该文从内容到标题，都标示出“实事求是”反对本本主义的实质内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112页）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臻于成熟。这不仅表现在毛泽东写作了《实践论》与《矛盾论》，对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进行了哲学上的批判，而且表现在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与“实事求是”的命题，并进行了科学的阐释，更是表现在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实事求是成为全党的共识，成为党的思想路线。
综观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轨迹，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命题的“实事求是”，毫无疑问凝结着中国革命实践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但若论其渊源，则不能否认湘学经世务实传统对青年毛泽东文化性格的深刻影响。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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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陈立文 麻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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