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戏曲教化的内容，以及戏曲中富含的兴衰成败的历史观

　　在清朝初年，经历明清易代的朝代更迭，包括戏剧家在内的文人面临着不同的命运抉择。尖锐的阶级矛盾以及明清易代的民族矛盾，使得诸多文人的态度产生分歧，挽救明王朝的灭亡，坚持民族气节是一些剧作家的首选，还有一部分文人在清朝的笼络和威胁之下，变节出仕朝廷，当然还有一部分文人选择隐居山林。

　　然而不管对待满清政权的态度如何，改朝换代带来的强烈冲击使他们在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对兴衰成败的思考。剧作家力求分析明朝灭亡的原因，总结历史兴亡得失的规律和教训，并抒发兴衰成败的历史反思，同时寄托自身的政治理想和对当朝统治者提供警示和借鉴作用。

　　

　　一、整治朝纲

　　剧作家在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时，将重点放在了明末的朋党之争上。明代嘉靖年间后，皇帝昏庸无能，贪图享乐，致使朝廷大权旁落权臣和宦官之手。到明熹宗时，宦官魏忠贤彻底把持朝政，并广置私党，残害忠良之士。一批江南士大夫文人组成东林党，主张整饬吏治，以此对抗魏忠贤阉党，而遭到疯狂迫害。

　　这一时期，明朝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对统治秩序造成极大影响。李玉的《清忠谱》主要就是写晚明东林党与魏忠贤阉党之间的斗争。该剧以除奸惩恶为主题，作者曾开门见山地表明过创作意图，作者期望通过戏曲的感染力，达到“更锄奸律吕作阳秋”的目的，揭露魏忠贤一党专横暴权、祸国殃民的罪恶。

　　

　　歌颂以周顺昌为代表的东林党人的正义斗争，实现政治清明。周顺昌的清廉公正、忠心耿耿、疾恶如仇、不畏强暴，这正是典型的正直和具有反抗精神的东林党人形象。周顺昌在做官时，铁面无私，痛恨魏阉一党，被排挤削职回家，但依然心怀国事。周顺昌的朋友魏大中遭受奸党迫害后，许多人唯恐避之不及。

　　他却独自前去送行，并主动和他结亲。魏忠贤的生祠建好后，他冲进祠堂，痛快淋漓地大骂魏忠贤一党，将其罪行一一揭露。当周顺昌被捕后，仍不屈服，痛斥魏忠贤“欺君虐民，残害忠良”，以突显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展现了一个具备清议风度、讥讽朝政、以身殉道的东林党人形象。

　　

　　剧中还将下层民众颜佩韦等人，反抗阉党的斗争置于东林党与魏阉集团的斗争之中，使得朋党之争与忠奸之辨在现实中得到结合，而且遍及朝堂和民间。颜佩韦等人直面阉党势力，带头反抗逮捕周顺昌的逆行，并因此牺牲。实际上颜佩韦与周顺昌二人本是素不相识，只因颜佩韦敬佩周顺昌是一位为民做主、敢于反抗阉党的好官。

　　便带头掀起了反抗逮捕周顺昌的行动。在反抗斗争失败后，颜佩韦等人主动站出来替苏州百姓承担罪责，他毫无怨言。面对阉党的疯狂迫害，周顺昌、颜佩韦等忠义之士选择正面反抗，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担起肃清阉党的重任，令人心生敬佩。而作为剧中最大的奸党魏忠贤，自始至终都未正面出场。

　　

　　都是其爪牙如毛一鹭、李实、陆万龄等人对忠臣义士进行迫害，爪牙走狗尚且如此嚣张，魏忠贤的贪婪残暴可见一斑。而且通过正面人物对这些奸恶小人的咒骂，更能凸显这个奸党的阴谋，可见当时魏忠贤一党的权势倾覆朝野，根基深厚。

　　吴伟业在《清忠谱序》中写道李玉创作此剧的真正目的，“假令忠介公当日得久立于熹庙之朝，拾遗补过，退倾险而进正直，国家之祸宁复至此？”朋党利益长久地立于国家利益至上，而皇帝重用阉臣，让宦官执掌政权，使得一心为国的忠臣遭受迫害。党争使得本就处在内外交困的明朝政府更加摇摇欲坠，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孔尚任的《桃花扇》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总结历史兴亡，剧中演绎了南明小朝廷兴亡始末。在《桃花扇小说》中作者讲道：“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作者将阮大铖、马士英之流结党营私、把持朝政，以致权奸误国，归结为南明败亡的主要原因。

　　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崇祯皇帝煤山自缢，而阮大铖此时“须将奇货归吾手，莫把新功让别人”，凤阳总督马士英则“幸国家多故，正我辈得意之秋”，俩人相互勾结，为夺“捷足先登”之势在南京迎立福王朱由崧，建立了弘光小朝廷，趁机捞取个人政治资本。忠臣贤士遭受冤屈和诽谤，而奸相却掌握朝政使得朝纲混乱，可见明末的政治黑暗与腐败。

　　

　　二、治国理政

　　在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时，除明末朋党之争外，统治者自身的昏庸无能、骄奢淫逸也是明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在清代的历史剧中也多有体现，或直接描写晚明时期统治阶级的腐朽，抑或是通过写其他朝代的故事来影射明朝，但其主要目的都是批判统治阶级，并希望借此对清代统治者给予借鉴和警示。

　　孔尚任的《桃花扇》，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只是表象，总结南明弘光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这一政治主题才是作者真正的创作目的。孔尚任在《桃花扇》的开场中，就提出“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创作主旨，作者也在《桃花扇小引》中明确说过：“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

　　

　　孔尚任以儒家救世之心，总结到“立昏主，征歌选舞，党祸起奸臣”，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只顾私利而误国，以及奸臣祸国，是明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剧中福王朱由崧原是一个无才无德、耽于享乐的荒淫昏庸之徒，“一朵黄云捧御床，醒来魂梦自彷徨。中兴不用亲征战，才洗尘颜着衮裳”，却被阮大铖、马士英等人拥立为南明弘光帝。

　　登基后非但没有励精图治，而是任凭阮大铖、马士英等人争权夺利，自己则是心怀“万事无如杯在手，人生几见月当头”及时享乐的念头，沉溺声色之中。在国家危难之际，朱由崧却认为当前是“外患不来，内患不生”的天下太平局面。

　　

　　当钱谦益为他册立皇后时，他还因为“无有声色之奉”而忧愁发闷，并大肆搜罗歌姬排演阮大铖的《燕子笺》，以“点缀天平”。然而被寄予厚望的“中兴之君”，很快便被趁虚而下的清兵惊醒，无奈之下“走为上计”，逃出陪都金陵，逃到黄得功营中的朱由崧却说：“寡人只要苟全性命，那皇帝一席，也不愿再做了”。

　　最终众叛亲离的福王被献给清兵。剧中的老赞礼曾评价福王：“承继个儿郎贪戏耍，不抱怨仇不挣家。”洪昇的《长生殿》，同样对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昏庸无能进行了揭露。此剧以唐明皇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为主要内容。然而身为皇帝的李隆基与杨贵妃，寄情声色，贪图享乐，耽误朝政，以致酿成安史之乱。

　　

　　最终杨玉环死于马嵬之变，唐明皇饮恨，酿成了爱情和国家的双重悲剧。借助唐明皇与杨贵妃穷奢极欲、耽于享乐的生活，揭示由统治阶级的淫乱直接诱发的政治叛乱，致使唐朝由盛转衰，同时对封建统治阶级骄奢淫逸，封建官僚集团腐朽昏庸、尔虞我诈进行批判。

　　《长生殿》中李隆基一出场，便是一个“韶华好，行乐何妨。愿此生终老温柔，白云不羡仙乡”的好色皇帝形象，他见到杨贵妃丰姿秀丽，就纳入后宫。而且李、杨二人沉迷声色，给国家和人民带了深重灾难，李隆基作为皇帝却“愿此生终老温柔”，忘记自己的政治责任，导致朝纲松弛，以致大权旁落。

　　

　　唐明皇因“逞侈心”，造成了杨国忠的专权误国，而且杨氏一门穷奢极欲，“朱甍碧瓦，总是血膏涂”，招致百姓怨恨，使得原本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引得百姓怨声载道，六军将士也趁机起而哗变。因李隆基的纵恶，杨国忠的误国，民族矛盾更加尖锐，由此导致安禄山叛乱。

　　剧中同样是对李唐王朝骄奢淫逸、腐朽黑暗的描写，以此来影射晚明时期统治阶级的腐败堕落，以致于南明王朝的败亡。吴伟业以明遗民之身借史写今，用戏曲抒发自己的遗民之痛。传奇《临春阁》主要讲南朝陈国时，冼夫人深受陈后主的倚重，总领岭南六州兵马。陈后主还曾诏冼夫人入宫，赐宴慰劳镇守边疆之苦。

　　

　　特命贵妃张丽华起草诏书，予以褒奖。之后隋兵南下侵略陈国，遂起兵保护皇帝。在冼夫人夜宿越王台时，梦到贵妃张丽华前来相会，向她诉说哭诉。醒时听闻金陵已破，陈后主投降，张丽华被杀，陈朝灭亡，冼夫人遂入山修道。剧中生动刻画了英气忠勇的冼夫人，和文采出色的张丽华两位女性形象，二人一文一武共同支撑国家。

　　与陈后主形成鲜明对比，陈后主不仅昏庸无能，甚至不战而降。吴伟业借此讽刺男性君臣们的无能，以及对南明朝廷的黑暗腐败进行强烈批判。剧中陈后主终日沉迷于酒色歌舞，更是直接将国家政事交给了张丽华和冼夫人两位女性。作为皇帝明知臣子们无能却还要继续玩乐，放弃治理国家。

　　

　　甚至最后投降的臣子还把亡国之祸归结为女人祸国，皇帝陈后主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而一味追求享乐，张丽华曾感叹道：“只是做皇帝的忒便宜了”。而且陈后主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江上紧急文书，万岁爷终日沈醉”，仍是如此荒淫无道、不理朝政，亡国是注定的。作者甚至还在剧中安排了智圣禅师为陈后主指点迷津。

　　然而陈后主仍是一贯做派，继续荒废朝政、沉迷享乐。剧中的冼夫人形象与明朝崇祯年间的著名女将秦良玉相吻合，陈后主的形象便是以南明王朝的福王朱由崧为蓝本，作者借南朝陈国的亡国来说影射南明王朝败亡的原因，都是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贪图享乐使得朝纲败坏，大权被奸臣掌控，最终落得亡国。

　　

　　三、总结

　　清初特殊的社会环境为这类反思历史剧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不仅使明朝三百多年的基业毁于一旦，而且使得文人的思想中出现强烈的民族抵抗情绪。

　　有鉴于此，剧作家们或直接描述南明灭亡的故事，或借古讽今，总结明亡原因，抒发历史兴亡的反思。而且剧作家借助这类反思史剧，寄托自身的政治理想，更是对统治者给予借鉴和警示作用，充分体现戏曲政治伦理的教化和史鉴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