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涛 ｜ 五四，在激进与保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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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提要九十年后回望“五四”，我们不能因为其方向的正确性，便回避其思想、认识的片面性，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才是我们对待“五四”文化遗产应有的态度。今天看来，“五四”激进派对待传统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提出“打倒孔家店”，虽然主要针对的是纲常、名教，但他们并没有对传统、对儒学做出具体的分析，没有对宰制化儒学与理论化儒学做出适当的区分，没有认识到纲常、名教虽然必须被打倒，但孔孟的真精神、真思想却未必可以被打倒。贺麟先生说：“表面看，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一个大运动。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远超过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儒家思想的提倡。”长期以来，学术界形成一种固定的成见，将新文化运动仅仅理解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派，而将梁漱溟等人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或排除在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偏见。按照这种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只能是激进，只能是反传统，而一当人们发现传统其实是并不能完全被否定的，“全盘西化”此路不通时，便会回头质疑“五四”、否定“五四”。

　　在“国学热”、弘扬传统的热潮中回望“五四”是一个颇不轻松的话题，这不仅关涉到如何看待当前的文化现象，也对我们如何继承“五四”文化遗产、如何评价“五四”提出了挑战。所以在“五四”九十周年尚未到来之时，便已有学者惊呼：“此时纪念‘五四’是否有些不合时宜？或者，此时应该怎样纪念‘五四’？面对‘国学热’，‘五四’精神真的已经暗淡无光，真的要被传统吞没吗？”应该说，这种质疑不是个别而是有代表性的。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五四”就是反传统，她虽然提倡“科学”、“民主”有功，但其底色至少应该是激进的，一旦向传统回归，就意味着对“五四”精神的背离，这可以说是现代以来一个根深蒂固的成见，一个制造出的“神话”。然而问题是，“五四”时期的思想界并非只有一种颜色、一种色调，而是激进与保守并存，二者交织在一起，整个“五四”可以说就是处在激进与保守之间。

　　一

　　余英时先生曾指出，西方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相对于自由主义（liberal）而言，先有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系统（system），然后才有激进与保守的区分，激进与保守的中间是一个liberal，这样conservative――liberal――radical便是一种三足鼎立，而不是两极对立。激进和保守可以具有共同的立场（commonground），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联盟，保守是保自由主义的守，激进也是对自由主义而言；保守并非对现状完全不做变动，激进也不是对现状一概否定，二者的差别只在于保留或改变的多少。同时，西方激进、自由、保守三派都是相对于一个存在了两三百年的社会现状而成立的。在这两三百年中，西方已完成了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西方社会已是一个现代化的开放系统，基本上具有了自我调节的功能。因此无论是保守派、自由派或激进派都已越过了传统与现代之争（参见《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五四”时期的中国则不同，由于社会的现代转型尚在进行之中，激进和保守主要都是针对着传统，激进自然是反传统，保守则是要保留传统，而传统又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结构，需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即以当时处于风口浪尖、争论中心的儒学而论，至少可分为理论化的儒学――孔孟等人的思想创造，凝固在儒家的经典之中，反映了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包括做人方式、安身立命、人生意义等等，具有超越性、开放性、适应性，被后世儒生不断诠释发展，历久常新，宰制化的儒学――前者部分内容与专制体制结合后的官方形态，和生活化的儒学――前二者进一步在民众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中的体现――等等，所以“五四”时期的激进与保守是有着具体的内涵，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实际经历了政治保守――文化激进――文化保守的演变过程。

　　对于“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打倒孔家店”、激烈反传统，不少学者视为激进，斥其割裂了文化传统，但是陈、李等人的激进乃是针对袁世凯、张勋之流的保守而来，是对后者的反动，而袁、张的保守是要保封建帝制之守，是复辟，是政治保守，实际是顽固派。他们提倡“尊孔读经”，名为弘扬儒学，实际是为复辟帝制做舆论，保守的恰恰是儒学中“宰制化”的部分。这说明，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儒学在长期的发展中已与封建帝制紧密结合在一起，甚或其本身就是依附于帝制才得以传播发展，故最终沦为袁、张之流欲以利用的工具。痛定思痛后，陈独秀等人认识到，民国虽已建立，但民主、共和的观念并未真正得以传播，儒教“别尊卑、明贵贱”的三纲伦理仍在国民头脑中作祟。“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等级，――万万不能调和的。若是一面要实行共和政治，一面又要保存君主时代的旧思想，那是万万不成。”（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可见陈独秀等人的反传统、反儒学，实际主要是反传统中的名教、礼教，是反“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矛头主要指向的是纲常名教。如果说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宪政，是吾人“政治之觉悟”，而破除纲常名教之不平等伦理，代之以平等、自由、独立之价值观念，则是“伦理之觉悟”，“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所以“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实际是引进独立、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对传统的一次彻底批判和改造，其直接目标是反封建、反帝制、反复辟，在更深层次上则提出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重大历史课题。“五四”先贤开创而未完成的事业，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五四”先贤提出的科学、民主，仍是我们追求的价值目标。

　　不过，九十年后回望“五四”，我们不能因为其方向的正确性，便回避其思想、认识的片面性，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才是我们对待“五四”文化遗产应有的态度。今天看来，“五四”激进派对待传统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提出“打倒孔家店”，虽然主要针对的是纲常、名教，但他们并没有对传统、对儒学做出具体的分析，没有对宰制化儒学与理论化儒学做出适当的区分，没有认识到纲常、名教虽然必须被打倒，但孔孟的真精神、真思想却未必可以被打倒，泼脏水时连孩子也泼了出去。

　　还有，激进派以社会进化论为理论依据，信奉法国学者孔德“宗教―玄学―科学”的三阶段文明进化图式，而这一图式今天看来不过是二、三流学者的大胆预测而已，其有多少可靠性很值得怀疑。按照这一图式，人们无法理解为何西方的启蒙思想家虽然反对宗教愚昧，反对宗教专制，但除了个别人之外，一般都不反对宗教信仰，不反对上帝；无法理解欧美国家在经历了现代化之后，基督教传统却长期存在，且依然是维系社会安定，“正人心，美风俗”的重要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从这种直线的社会进化论出发，东西文明被分别归结为“古代文明”与“近世文明”，东洋文明是“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的劣等文明，而“可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根据这种中西古今之论，传统只有历史的价值，而没有现实的意义，孔子的思想只适应于封建时代，却违逆于现代生活，不能成为新文化的精神资源。这样，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只能是全盘西化，只能是全面抛弃、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全面接受外来的西方文化。这可以说是激进派进化论范式下文化选择的必然结果。

　　当然，激进派提出全盘西化，主要还是为了吸收、接纳西方科学、民主的价值原则，且不乏策略上的考虑。但他们多少忽略了，科学、民主乃是西方文化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是近代文明的产物。对于西方人而言，科学主要是一知识范畴、认知方式，不具有人文价值，而民主主要是一种制度安排及处理政治问题的态度，是一种俗世的政治伦理，不关涉超越性的终极信仰，科学、民主的背后是希腊文化的理性主义、希伯来文化的宗教信仰，以及近代以来对个人的重视和肯定，科学、民主本身并不能代表整个西方文化。由于激进派主要是从科学、民主来理解西方文化，且主张“以科学代宗教”，这就决定了，一方面虽然他们高举反传统的大旗，试图在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政治制度之后，进一步学习西方的思想伦理，“全盘”、整体地接受西方文化，但其“西化”实际又是不彻底的，也是不可能彻底的，只能是“半截子西化”；另一方面，在传统被彻底打倒、否定之后，中国人在做人方式、安身立命、人生意义上的缺失以及文化认同上的危机，又绝不是科学、民主所能填补得了的。激进派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在政治伦理层面以西方的自由、平等对中国的纲常名教的批判、改造，而非中西整个价值系统尤其是终极关怀层面的交流与沟通，却误以为是整个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取代，并名之曰“全盘西化”，这可以说是他们思想认识的一个重要偏差。既然全盘西化不可能实现，而科学、民主虽然源自于西方，但并不仅仅属于西方。那么，我们就不能以科学、民主为理由，来全面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应立足本民族的文化，在接受源自西方的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完成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这才是新文化运动最终应有的方向，而这一方向又必须是从对传统的保守开始的。

　　二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贺麟先生曾有一鞭辟入里，至今读来仍耐人寻味的分析：“表面看，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一个大运动。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远超过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儒家思想的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因此，“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贺先生所论，实际揭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不同于激进派的另一路向，即文化保守主义的路向，这一路向的代表为梁漱溟，其理论纲领是梁1920年演讲于北大，后经整理发表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如前所论，同样是面对传统，袁世凯、张勋是保封建帝制之守，保宰制化儒学之守，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主要是反纲常名教，但又笼而统之将传统文化看做古代文化，将西方文化等同近代文化，故又主张“全盘西化”，梁漱溟等人则是要保优秀传统文化的守，保孔孟真精神的守，故是文化保守。就反对帝制，提倡科学、民主而言，梁与袁、张之流绝对对立，而与陈独秀等人处于同一战线；但就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而言，梁又与陈独秀等人存在较大的分歧，是对后者的一种反弹与纠正。什么是文化？这是保守文化者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在梁漱溟看来，所谓文化，不外乎人类生活的样法。人类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之所以存在差异，就在于这一民族与另一民族的生活样法不同，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态度、方法不同。梁先生将文化的差异最终归于意欲，并提出著名的中西印人生三意欲说，现在看来不免有简单、粗糙之嫌，但他却敏锐地抓住了文化的民族性问题，文化不仅有时代的差异，更有民族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不能简单地用古、今来说明的，更不能因为有现代化而一笔勾销。自然，梁漱溟是承认中国文化是落后于西方文化的，认为这都是“西洋人比我们多进了一步的缘故”。所以中国文化的当务之急是“思想的改革”、“哲学的更新”，需要经历西方那样启蒙的冲击与洗礼。

　　因而，对于陈独秀等人倡导的科学和民主，梁先生表示了一种由衷的赞同，认为“现在西方化所谓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之二物，是无论世界上哪一地方人皆不能自外的”。“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只能为无条件的承认”和“全盘承受”，否则“我们将永此不配谈人格，我们将永此不配谈学术”。对于西方德谟克拉西精神的核心，梁先生认为其实就是“人”的观念，“必要有了‘人’的观念，必要有了‘自己’的观念，才有所谓‘自由’的。而西方人便是有了这个观念的，所以他要求自由，得到自由。大家彼此通是一个个的人，谁也不是谁所属有的东西，大家的事便大家一同来作主办，个人的事便自己来作主办，别人不得妨害。所谓‘共和’、‘平等’、‘自由’不过如此而已，别无深解。”而中国最缺乏的恰恰就是“人”的观念，人不过是“皇帝所有的东西”、是“皇帝的臣民，他自己一身尚非己有，哪里还有什么自由可说呢？”“因此，中国‘治人者’与‘治与人者’划然为两阶级，就生出所谓尊卑来了”，“西方一个个人通是‘治人者’，也通是‘治于人者’，自无所谓尊卑上下而平等一般了。于是这严尊卑与尚平等遂为中西间之两异的精神。”梁先生进一步指出，民主、共和制度之所以迟迟不能在中国社会安设，虽然部分是由于袁贼的野心和军阀的捣乱，但从深层次说，“全然不是某一个人的罪过，全然不是零碎的问题”，其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一般国民虽身处西方政治制度之下，却仍保持着东方政治制度下所抱的态度。此种态度不改，西方的政治制度绝对不会安设上去！可见，梁漱溟对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理解绝不在陈独秀等人之下，其对尊卑贵贱、纲常名教的抨击，对改造“国民性”的呼吁，也与陈独秀等一脉相承，同属于“五四”新文化的范畴。

　　与激进派视孔子为“君主政治之偶像”、“封建道德之代表”不同，在梁漱溟眼中，孔子思想的核心乃是一种人生哲学，是一种“不计利害”、“一任直觉”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要求人们不弃世、不厌世、不离世，而“以生活为对、为好”，不是教人在彼岸求涅?、得拯救，而是在此岸、现世中去发现人生的乐。这种态度的核心就是仁。“所以孔子教人就是‘求仁’”，“一个‘仁’就将种种美德都可代表了”。孔子的人生哲学，虽缺乏“一般宗教所有的一二条件”，但通过礼乐、孝悌的实行、提倡，又与“其他伟大宗教对于人生有同样伟大作用”。不仅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而且仍将是国人安身立命、文化认同的精神家园。所以只有回到孔子的仁，“踏实的奠定一种人生，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两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一个结果”，由此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否则我敢说新文化是没有结果的”。

　　三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保守派代表了在科学、民主原则下重建中国文化的两个方向：激进派从进化论看中西文化，以中国文化为“古”，西方文化为“今”，故主张全面否定传统文化，通过“全盘西化”来重建未来的中国文化；保守派则认为中西文化虽有古今之别，但也有民族性的差异，西方文化不可能取代中国文化，故主张“掘发固有宝藏”而“善护其元气”，同时在对传统文化“掘发”、“护养”的基础上，去吸收、容纳西方文化。激进派以中国固有文化为“旧”，以外来西洋文化为“新”，“二者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衷的余地”，故主张舍旧求新，破旧立新；保守派则认为，“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围里，现代决不可与古代脱节”，“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故主张“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叫做推陈出新。激进派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以现代批判传统，以西方现代性重估中国文化，以外来西方文化启自己思想之“蒙”；保守派则持一种“双向批判精神”，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展开双向的批判，既以西方的科学、民主批判传统的尊卑贵贱、纲常名教，又通过回到中国文化的价值本源，对西方文化进行反向的“价值重估”。激进派着力于反传统，揭露传统的弊端，鞭笞国民性格的阴暗面，以获得个性的自由与解放；而保守派则通过洗汰，重新认同传统，发掘其特殊的文化价值，以达到文化的自觉与反省。激进、保守两派虽然存在种种差别，但又形成以下共识，具有共同的立场：一、他们都接受科学、民主的价值原则；二、他们都反对帝制，反对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伦理。正因为如此，他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共同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长期以来，学术界形成一种固定的成见，将新文化运动仅仅理解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派，而将梁漱溟等人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或排除在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偏见。按照这种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只能是激进，只能是反传统，而一当人们发现传统其实是并不能完全被否定的，“全盘西化”此路不通时，便会回头质疑“五四”、否定“五四”。同样，当人们感慨科学、民主的大业步履维艰，阻碍重重时，又会回望“五四”，重新举起“五四”的大旗，但他们手里紧握的却只有激进和反传统。凡此种种，都与对“五四”的片面理解有关。其实，早在“五四”运动高潮的1919年，李大钊就在一篇题为《新旧思潮之激战》的文章中表达了“新”“旧”并存的思想。其文云：

　　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像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像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所必要的，缺一不可，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应该知道须和他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同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我又确信这两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

　　李大钊反对“横暴政府的压制”和试图借助“强暴势力”压制不同意见的人，但认为在排除了政治势力的干扰后，新、旧思潮并不会因此取消，而是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并存共进”，共同推动思想、宇宙的进化。今日读李大钊此文，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启人神思！与今日非此即彼、对“五四”新文化的片面理解，相差又何止千里！日本著名学者岛田虔次曾指出：“五四运动一方面是彻底反儒教主义、反传统主义、破坏偶像的运动；同时一方面又形成了与以上相反的重新评价和继承传统的倾向。”认为梁漱溟、熊十力等“‘新儒家’实际上是和五四运动同时并行的”，主张应“将熊十力哲学的形成看成了五四运动的一部分”。这些论述可谓精辟深刻，相当程度地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真实全貌。

　　其实，人们之所以将文化保守派排除在新文化运动之外，主要是片面、形式地理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新”，认为既然是新，自然就与旧无关，“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之理”，这样实际还是用激进派的眼光看“五四”，最终又落入激进派的窠臼之中。九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恰恰是一种更为宽阔的视野，一种超越激进与保守之上的眼光，去重新回望“五四”、审视“五四”、继承“五四”，庶几才能走出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才能以包容的胸怀、宏大的气魄去重建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换一种视野，就会发现“五四”与传统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正是“五四”之后，出现了国学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不论是“整理国故”派，还是弘扬传统派，在国学研究中达成了共识：就是“再造文明”，绝不可简单地抛开传统。这与80年代的激烈反传统，到90年代后向传统回归，直至今天的“国学热”，实际是一致的。人为地将“五四”与国学对立起来，恐怕还是我们对“五四”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九十年后回望“五四”，一方面，“五四”先贤开创的科学、民主大业尚未真正实现，任重道远，青年仍需努力；另一方面，现代化在解放人的个性，释放人的物欲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种种负面――人文精神的沦丧、价值和存在的迷失、道德意识的危机、生命本性的困惑等等。面对这些问题，就要抛弃偏激、狭隘的思维方式，避免从传统与反传统中去寻找答案，而应努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一方面，回到中国文化的人伦之理，重新反省生命的意义，重建人的本体和“人道之尊”；另一方面，继续思想的启蒙，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激进者可以继续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着力对传统及现实中一切不合理的制度、现象进行抨击、批判、改造；保守者则可以着力阐发传统的人生智慧、核心价值，以和谐、仁爱去唤醒现代迷失的人性。激进者应检讨自己对传统的粗暴、简单，缺乏理解，以免这种激进反成为了一种“保守”；保守者亦应警惕滑向复古顽固，重要的是二者要形成共识、形成共同的立场。

　　康德在回顾德国启蒙运动时，曾意味深长地说：自由和平等还是我们的座右铭，它们的结合点则是在看不见的教堂。九十年后回望“五四”，我们也应在“五四”科学、民主的大旗上，再加上“和谐”、“仁爱”四字。科学、民主、和谐、仁爱，这才是“五四”的精神，是“五四”留给我们的一份丰厚文化遗产。

　　（本文刊登于2009年5月13日《中华读书报》，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国学学刊》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