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宗和韦皇后·第二十四章·桂岭瘴来云似墨

　　根据《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八·唐纪二十四·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中·神龙二年丙午》的记载，李显在帮助韦氏到处认亲戚的同时，也不想再和桓彦范继续保持虚假的亲戚关系了。正好在这个时候，有人告发政变五王曾经和王同皎合谋暗杀武三思，并废黜韦氏：“武三思使郑愔告朗州刺史敬晖、亳州刺史韦彦范、襄州刺史张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己、均州刺史崔玄暐与王同皎通谋。”收到这个消息的李显马上就废黜了政变五王的爵位，并把他们统一贬为司马，而且这个司马的职位也仅仅是员外官而不是正官，等于把他们赶出了正式的官僚系统。与此同时，李显还收回了对桓彦范的赐姓：“六月，戊寅，贬晖崖州司马，彦范泷州司马，柬之新州司马，恕己窦州司马，玄暐白州司马，并员外置，仍长任，削其勋封；复彦范姓桓氏。”

　　虽然相关史料把政变五大功臣被贬职的原因归咎于郑愔的告发，而郑愔的告发又被归咎于武三思的指使，看起来就好像是武三思指使郑愔诬告他们一样。但是，更接近事实的可能性就是，郑愔只不过是奉命对王同皎企图暗杀武三思、废黜韦氏的案子进行更为详细的调查而已，等调查结果出来之后，他就按照程序，先上报给直接领导他的上司武三思，再由武三思引导他来到李显跟前汇报调查结果。只不过，这个正常的司法过程后来被相关史料扭曲为一场别有用心的诬告事件了。

　　而李显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其实也是大有问题的，因为按照程序，他应该先把政变五大功臣叫来逐一讯问，给予他们自我辩护的机会，再根据他们的辩护做出相应的推断和处理。然而，他并没有这么做。因为此时此刻的他，已经对政变五大功臣失去了拉拢的兴趣，更不想让他们的支持者有机会帮他们辩护，免得他们有机会翻身，进而导致他们可以继续联合起来摆布自己。他如此迅速地处罚政变五大功臣，就是为了杀鸡儆猴，借此巩固自己在朝堂上的权威。

　　从上面的记载来看，李显并没有因为韦氏和武三思通奸的传闻就厌弃他们，反而继续和他们保持在政治方面的合作。那么，他的这个选择，是基于真心实意的信任，还是基于无可奈何的隐忍？换句话说，韦氏真的和武三思通奸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我们要知道，“通奸”说到底就是一件私密性很高的事情。而韦氏作为一国之母，必然少不了宦官、宫女的环绕伺候。何况她深得李显的宠爱，必然会跟李显日夜相伴，形影不离。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很难做到偷偷摸摸地和武三思通奸，就算勉强能做到第一次，也很难做到第二次。并且这种无人发觉的私通，都不会让外面的王公大臣乃至民间的小人物知道，更别说被人告发了。如果说，他们是在偷偷私会的时候被人发觉了，才导致这件丑闻的泄露，那史书也会对这个过程特意记上一笔的。由此可见，他们并不存在暗中通奸的环境基础。因此，如果他们真的要通奸，也只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前提是他们都有这个胆子。而根据《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三·列传第一百三十三·外戚·武承嗣传·从父弟三思附传》的记载，武三思其实是个比较有文化的人，他的性格非常狡诈，口才很好，又善于讨好人，也就因此获得了唐高宗、武则天、李显这三代君王的信任：“三思略涉文史，性倾巧便僻，善事人，由是特蒙信任。”可想而知，像武三思这种情商和智商都在线的人，怎么会蠢到当着众人的面和皇后上演活春宫呢？这可是公然把皇帝的脸面放在地上蹂躏，“善事人”的武三思会蠢得如此触犯逆鳞吗？

　　其次，从李显处理韦月将的手段来看，他非常在意韦氏的贞洁与否。因此，即使他就是那种“只许自己做，不许别人说”的性格，也不等于他不会在意韦氏和武三思通奸。既然他在意，那就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或者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公开发生。然而，如前所述，韦氏的生活排场，已经注定了她不具备和武三思暗暗通奸的条件，就算李显愿意帮她创造这样的条件，往往也需要大动干戈，而这样的动静不被记入史书是不可能的，李显本人也不会愿意这么做。

　　而且，就算李显出于感情而对韦氏公然和武三思通奸的行为给予包容，却也不会对公然给自己打脸的奸夫抱有好感，更别说给予奸夫高官厚禄。更何况，他也没有默许甚至放纵韦氏和武三思通奸的动机，毕竟他是个皇帝，并不需要通过老婆的肉体去拉拢大臣，也就不需要容忍大臣给自己戴绿帽子。更何况，放眼整个武氏家族，李显也并非只有武三思可用。根据《大唐故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集贤院学士、赠太子少保、东海徐文公神道碑铭并序》的记载，太平公主在招揽权势的过程当中，她的驸马武攸暨就四处应酬，帮助她收买人心。可想而知，如果武三思真的和韦氏通奸，那李显大可以让武攸暨取代武三思的位置，根本就不需要为了拉拢武氏家族而对武三思百般容忍：“公讳坚，字符固……太平公主内秉国权，驸马武攸暨外收人望。”

　　综上所述，真实的历史并不存在韦氏和武三思通奸的情况。那么，关于他们通奸的传闻是怎么出来的呢？《旧唐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一·后妃上·中宗韦庶人传》就记载了韦氏和武三思来往的细节：“中宗韦庶人，京兆万年人也……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说，引武三思入宫中，升御床，与后双陆，帝为点筹，以为欢笑，丑声日闻于外。”而《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八·唐纪二十四·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中·神龙元年乙巳》对韦氏和武三思来往的细节也有类似的描述：“上使韦后与三思双陆，而自居旁为之点筹；三思遂与后通，由是武氏之势复振。”除此之外，官方正史再也找不出其他更为详细的相关内容。也就是说，在官方正史里面，韦氏和武三思最为亲密的举动，也仅仅是在同一张床上玩双陆罢了，连个“淫”字或者“奸”字都没有。在他们玩双陆的同时，李显还会坐在一边帮他们清点筹码，大家一起说说笑笑。虽然这里提到了“床”字，却有可能指的是用于跪坐的榻床而不是用于躺卧的睡床，就连“通”字也可以是“沟通”的意思，其原意不一定就是涉及到性关系的“私通”。至于他们所玩的双陆，更是和情色没有一丝一毫的关联，它的玩法就和今天的飞行棋差不多。

　　另外，武三思和韦氏在玩双陆的时候，难道仅仅是玩双陆而已吗？他们和坐在一边观战点筹的李显凑在一起，那就形成了由三个四五十岁的中老年人组成的铁三角。处于政治中心的他们，就不会在游戏的过程中谈点朝政方面的事情吗？搞不好一些朝政上的事情，就是他们在玩双陆的时候定下来的。这样看来，李显在和大臣互相博弈的时候，通常会和韦氏、上官婉儿、武三思共同商议对策。相关史料所记载的韦氏及上官婉儿推崇武氏，重用武三思的行为，其实是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而如此为之，他们之间在政治利益上的互相需要远远大于私人情感上的互相亲近，这也是李显本人的真实意愿的体现。这个过程并非是“韦氏及上官婉儿都和武三思私通，然后她们都被下半身控制了大脑，继而帮着武三思攫取权力，而李显又懦弱无能，便默许他们私通”的艳情故事。

　　然而，有一点事实是不容忽略的，那就是，李唐王朝作为一个实施儒家礼教的封建帝国，两性交往奉行的是“男女授受不亲”的准则。虽然这个时代的两性交往相对于其他封建朝代来说更为自由开放，但“男女大防”的思想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难以更改。那么，当韦氏和武三思玩双陆的时候，但凡她有一些豪放的言行举止，比如，和武三思开几句无伤大雅的玩笑话，或者在争论输赢的时候动手动脚，给现代人看了或许不会觉得有什么，可是，被那个时代的人看在眼里，性质就不一样了，即使他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不该发生的关系，那也会成为他们之间私通的“证据”，再经过人们的口口相传，处于八卦中心的他们就甩不脱“奸夫淫妇”的帽子了。只不过，李显知道韦氏和武三思之间的关系是清白的，经历了女主天下和男宠乱政的他，或许还会觉得，比起母亲，妻子的言行举止并不出格，毕竟参预朝政的皇后免不了要和大臣打交道，只要自己每次都在场盯着就无伤大雅。

　　然而，反武势力很难容忍李显重用韦、武两家外戚，导致本该属于他们的话语权被分走。因此，一出现关于韦氏和武三思的风言风语，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借此大做文章，企图利用舆论压力迫使李显不敢再继续重用韦、武两家外戚。而李显不会允许别人诋毁他的至亲至爱，更不会允许别人这样踩他的面子，因此，当这些大臣给韦氏泼脏水的时候，他的逆反心理也就更加强烈了。所以，他在处死王同皎等人之后，就迫不及待地贬谪了与王同皎关系密切的敬晖、桓彦范、袁恕己、崔玄暐。

　　说到这里，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如前所述，崔玄暐先被贬为梁州刺史，再被贬为均州刺史；敬晖先被贬为滑州刺史，再被贬为朗州刺史；桓彦范先被贬为洺州刺史，再被贬为亳州刺史；袁恕己先被贬为豫州刺史，再被贬为郢州刺史。他们的头两次被贬，都是从一州的刺史变成另一个州的刺史，这样一看，顶多算是调任，怎么会是贬谪呢？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在《旧唐书·卷四十三·志第二十三·职官二》当中找到答案：“凡天下之州府，三百一十有五，而羁縻之州，迨八百焉。四万户已上为上州，二万户以上为中州，不满为下州。”从这里的记载来看，唐朝的州一共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在不同等级的州当刺史，那地位、权限和待遇肯定是有区别的，就像今天市辖区的区委书记、县级市的市委书记、县的县委书记、旗的旗委书记一样，虽然大家都是县级行政区的一把手，但彼此之间的地位、权限和待遇都是大有区别的。所以，这四位政变功臣从一个州的刺史被贬为另一个州的刺史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根据《旧唐书·卷三十八·志第十八·地理一》《旧唐书·卷三十九·志第十九·地理二》和《旧唐书·卷四十·志第二十·地理三》的记载，敬晖、桓彦范、袁恕己、崔玄暐最后一次被贬为刺史的地方，有三个是人口不足两万的下州，也就是均州、朗州、郢州，有一个是人口超过两万，不足四万的中州，也就是亳州；亳州正是桓彦范最后被贬为刺史的地方。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李显、韦氏对桓彦范还是有笼络之心的，所以对他的处理相对于其他三位政变功臣来说也要宽松一些，而且还没有剥夺之前赐予他的韦姓。但是，当桓彦范和其他四位政变功臣被认定为王同皎的同谋以后，李显对他的处置方式就不再区别于其他政变功臣了。根据《旧唐书·卷四十一·志第二十一·地理四》的记载，崖州、泷州、窦州、白州都是人口不足两万的下州，新州是人口超过两万，不足四万的中州。到了这个时候，桓彦范被贬谪的程度已经和敬晖、袁恕己、崔玄暐一样了，并且还被剥夺了韦姓，便只有张柬之被贬谪的程度依然低于另外四个政变功臣。

　　值得一提的是，政变五大功臣被流放的地点，都属于岭南的范围，这一点和其他流人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么，为什么李唐王朝通常会把岭南作为流放罪官和罪人的地点呢？根据《诂训柳先生文集·卷四十二·别舍弟宗一》的记载，即便到了唐宪宗时期的元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816年，岭南仍然属于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蛮荒之地，到处弥漫着对人体有害的瘴气，以至于在大白天的时候，天就可以黑得就像被墨水浸染了一样，否则，当年被流放柳州的柳宗元，也写不出“桂岭瘴来云似墨”这样的诗句。搁在政变五大功臣被流放岭南的神龙二年，也就是公元706年，岭南的生活环境只会更加恶劣。可想而知，在岭南生存就会跟活受罪一样，对于养尊处优的官员来说更是如此。所以，李显把政变五大功臣流放岭南，也就达到了惩罚他们的目的。

　　此外，李唐王朝的历代统治者都没有放弃对岭南的开发，而这个过程必然离不开大量的人力支持。可是，对统治者来说，开发一处蛮荒之地作为新的疆土，就像农民开垦一处荒地作为新的田地一样，都是非常耗时耗力又耗钱的事情，通常需要付出几代人乃至十几代人的代价。只不过，农民开荒只能自己带着全家老小亲力亲为，而统治者开荒只需要派人代劳就行。因此，绝大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除非遇到开荒可以免除税役的情况，否则，他们宁可去逃荒也不会去开荒的；与此同时，每个统治者几乎不会放弃开荒的选择。然而，需要开荒的疆土往往是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的地方，在这里开荒往往就成了一件难度大，死亡率又高的苦活、累活、脏活，如果强制没有罪过的官民代为开荒，不仅成本高，还很容易失去人心。可是，如果让罪官和罪人代为开荒，舆论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的身份已经注定了，包括他们在内的任何人，都不会对这样的制度抱有不同的意见，即便有也不敢提出来。因此，让罪官和罪人代为开荒便成了统治者最好的选择，相当于让他们参与劳动改造，既可以达到惩罚他们的目的，又能为国家创造出长远的利益。

　　不过，李显对政变五大功臣的惩罚并没有到此为止。根据《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八·唐纪二十四·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中·神龙二年丙午》的记载，就在政变五大功臣被贬为司马之后不久，武三思就偷偷地让人在天津桥贴了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上面宣扬了韦氏的淫秽行为，同时还写上了废黜皇后的请求：“秋，七月……丙寅……武三思阴令人疏皇后秽行，榜于天津桥，请加废黜。”李显对这起涉及到韦氏的大字报事件十分愤怒，马上派人去调查这件事情：“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穷核其事。”

　　那么，这件案子应该怎么调查呢？按照程序，肯定要先去调查有哪些可疑的人在可疑的时间出现在可疑的地点，再把他们全部抓来审问一通，得到审讯的结果以后，就可以上报给李显了，然后李显就会根据案件的结论做出相应的处理。而负责调查这件案子的李承嘉给出的结果就是，这件案子就是政变五大功臣指使他人这么做的。虽然大字报的内容只不过是呼吁皇帝废黜皇后而已，但是，在李承嘉看来，这已经等于是谋逆的行为了，所以，他建议李显对政变五大功臣都处以斩首、灭族、抄家的刑罚。随后，武三思又让安乐公主在后宫里劝说李显认可李承嘉的结论，又让郑愔在朝堂上劝说李显采纳李承嘉的建议。在一前一后的内外夹击之下，李显就命令有关部门对政变五大功臣做出刑罚，并以此作为结案的依据：“承嘉奏言：‘敬晖、桓彦范、张柬之、袁恕己、崔玄暐使人为之，虽云废后，实谋大逆，请族诛之。’三思又使安乐公主谮之于内，侍御史郑愔言之于外，上命法司结竟。”

　　当然，朝堂上依然还有人站出来为政变五大功臣说话。比如，李朝隐就认为，还没有对政变五大功臣进行必要的审讯工作，那就不能在这个时候对他们处以斩首、灭族、抄家的刑罚。对于他的观点，裴谈表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对政变五大功臣的刑罚，就应该按照皇帝的命令进行，不需要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审讯工作。而李显考虑到自己曾经给政变五大功臣赐予丹书铁券，承诺过自己会赦免十次他们犯下的死罪，为了践行君无戏言的规则，他就做了一个折中的处理方式，也就是撤销政变五大功臣的所有官职，然后把他们以及他们的部分亲属一起流放岭南：“大理丞三原李朝隐奏称：‘晖等未经推鞫，不可遽就诛夷。’大理丞裴谈奏称：‘晖等宜据制书处斩籍没，不应更加推鞫。’上以晖等尝赐铁券，许以不死，乃长流晖于琼州，彦范于瀼州，柬之于泷州，恕己于环州，玄暐于古州，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岭外。”与此同时，他还提拔了支持自己处罚政变五大功臣的李承嘉和裴谈，贬谪了反对自己这么做的李朝隐：“擢承嘉为金紫光禄大夫，进爵襄武郡公，谈为刑部尚书；出李朝隐为闻喜令。”

　　就这样，大字报事件就这么结束了。但是，对于这件事情的记载其实隐藏着一个很大的逻辑问题：既然这是武三思私下里的作为，别人又怎么会知道是他让人贴的大字报呢？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做法其实就隐藏着很大的风险，因为他必须确保每个参与此事的人都能守口如瓶，确保政敌抓不出一丁点的破绽来反制他。而这样的事情因为涉及到皇后的名誉，因此非常重大，在经过一番严刑拷打之后，还能保守秘密的人能有几个？这样一环扣一环，保密难度大，泄露风险高，做起来绝不容易。万一李显查明这件事情的主谋就是武三思，而李显又非常重视韦氏的清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武三思还能有好结果吗？即便武三思可以侥幸逃过处罚，那也不会再次得到李显的信任和重用。武三思的确不是好人，却也不是傻子，不会蠢得去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而且，就算武三思真的在突然之间大脑短路，干出了这种自掘坟墓的事情，那这种十分私密的计划又是怎么被人知道的呢？而知道这个内幕的人为什么不在当时就出来告发呢？如果他当时不敢告发，时过境迁以后才敢透露内幕，或者当时不知道，时过境迁以后才知道，那他又是从哪里知道内幕的呢？这个知道内幕的过程为什么没有被记载下来呢？这些疑点都无法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因此，只能说明武三思的确没有做出“阴令人疏皇后秽行，榜于天津桥，请加废黜”的事情。

　　反倒是政变五大功臣及其支持者才有动机去贴韦氏的大字报。因为只有诋毁韦氏的名誉，才能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而李显之所以会相信大字报就是他们这伙人搞出来的，就是因为他们之前集体给韦氏泼过脏水，让李显心里有了数。很显然，他们的动机就是为了逼迫李显废黜皇后，哪怕赔上皇帝的脸面也在所不惜。如此一来，李显就会恨不得他们去死，这也是他们最后死于非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