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时空·名家云讲堂｜先驱·启程——一百年前渔阳里的青春故事

时间：2023-08-15

　　2022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于1920年，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性质的青年团组织。

　　1920年8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6号成立，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李汉俊等八人为发起人，俞秀松任书记。

　　本期“跨越时空·名家云讲堂”就让我们跟随中国作协会员，全国公安文联理事、散文分会副主席，《新渔阳里六号》作者陈晨，重温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过程，以及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人的故事。

　　陈晨老师在杨浦图书馆作《先驱·启程——一百年前渔阳里的故事》主题分享

　　本文根据讲座内容整理而成，阅读时长23分钟

　　朝向渔阳里的集结

　　渔阳里是一个总的地理概念，分为老渔阳里和新渔阳里。老渔阳里建造于1912年，位于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100弄。老渔阳里2号是1920年陈独秀重新回到上海以后的居住地，同时也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所在地。

　　新渔阳里建造于1916年左右，位于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567弄。新渔阳里6号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之地，也是外国语学社所在地。

　　新老渔阳里之间原本是相通的，相距不到100米，连接新老渔阳里之间的通道被称为“共产主义通道”。

　　如果大家哪天去淮海路，走到锦江饭店附近，迎面就有一面白色的浮雕墙，墙上有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火炬的旁边有几个红色的大字——“锦江·渔阳里广场”。广场前的步道上镌刻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事记。在白色的浮雕墙上还有一扇小门，走进这扇门，就走到了新渔阳里。新渔阳里6号，如今是修缮一新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可以看到很多当年的实物，还有一些图片介绍，时空也仿佛瞬间转换。

　　锦江·渔阳里广场

　　一百年前的法租界渔阳里，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和创建时期的重要活动场所，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梦开始落地生根的地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初创的时光。

　　讲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历史，必然要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和一本非常重要的杂志，那就是陈独秀和《新青年》。《新青年》杂志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来《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第二阶段，1917年1月陈独秀来到北京，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把《新青年》杂志带到了北京。第三阶段，1920年陈独秀被迫离开北京，回到上海，又把《新青年》杂志带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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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出生于1879年10月，安徽怀宁人。1898年，他乡试落第。当时在东北辽阳做官的叔父陈衍庶便把他带到了东北，让他跟着做些文书工作。

　　陈独秀（1879-1942）

　　1910年10月，陈独秀前往日本留学。他和很多年轻人一样，都怀着一颗探寻“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的“缘故之心”。当时的东京是很多中国青年出国留学的首选之地。1900年，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一二百人，到1905年已多达五六千人。一时间，东京成了中国先进知识青年的汇集之地，并逐渐演变成为中国革命分子的大本营，孙中山、李大钊、鲁迅、蔡元培、章士钊在那里组织了各类革命团体，办报纸，出书刊，发表进步思想。陈独秀在日本读了大量的革命书籍，思想日渐激进。

　　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他的老乡、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为其设宴洗尘。席间，陈独秀讲起了归国途中的见闻，在船上有日本船警打骂中国学生，边上的中国人围着看热闹，没有人去帮助这个学生。日本船警对中国人非常藐视，说“中国人唯暴力是从”。谈及此事，陈独秀非常气愤，说：“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要从思想革命开始，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他对汪孟邹说：“兄长你帮帮我，我想办一本杂志，我相信，过十年八年，这本杂志一定会产生很大影响。”

　　汪孟邹（1878-1953）

　　汪孟邹经营的亚东图书馆生意比较清淡，而且还承担着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杂志的办刊经费，有些为难。但是他答应陈独秀帮他筹措资金。第二天，汪孟邹带着陈独秀去找群益书社陈子佩、陈子寿兄弟，二陈听了陈独秀关于办杂志的设想以后，表示愿意在经费上给予支持，双方约定这本杂志的名称叫《青年杂志》。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出版了创刊号，后人把《青年杂志》创刊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称它擂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青年杂志》的开篇就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序幕。陈独秀还在《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敬告青年》的发刊词，寄希望于活泼青年身上，呼唤青年要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青年是社会的希望，是时代的良心，提高青年的思想修养，伦理觉悟，精神境界，造就一代新青年是陈独秀办刊的目的。

　　《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

　　《青年杂志》办了几期以后，因观点鲜明而声名鹊起。但因为《青年杂志》的名称与基督教上海会办的杂志名字雷同，遭到了他们的抗议。陈独秀和陈子佩、陈子寿兄弟经过商议后，决定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刊名为《新青年》。正是这个名字，连同“陈独秀”三个字，在中国历史上竖起了一块永恒的丰碑，后世评价：“因陈独秀而有《新青年》，因《新青年》而陈独秀名满天下”。

　　第二卷第一号的《新青年》

　　1916年11月，陈独秀和汪孟邹一起来到北京，为亚东图书馆募集资金。当时蔡元培刚刚上任北京大学校长，他觉得北京大学旧势力盘根错节，单凭自己势单力薄，很难应付，亟需寻求一批具有新思想、新观点的新人物代表，作为新兴北京大学的栋梁之才。蔡元培得知陈独秀正好在北京，就诚心诚意上门去邀请，让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委婉推辞，说：“一则我才疏学浅，二则我正在上海编《新青年》杂志，一时也走不开。”蔡元培说：“没关系，可以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大校园里，办刊和教学两不误，北大是人才济济之地，先生到北大来办《新青年》，一定会比在上海办得更有影响。”陈独秀终于被蔡元培的诚意打动了，但他还是说：“我先试干三个月，如果不能胜任，我还是回上海。”

　　1917年1月，陈独秀料理完家事后，赴京上任，担任了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入住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九号，同时把《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搬了过来，还把《新青年》的作者都聚到了北大。可以说，陈独秀出任北大的文科学长，北大的改革、《新青年》编辑部移到北大、文化战线的建立以及北大学生社团的创立等等，都为新文化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伟大的“五四运动”之所以由北京大学学生首先发起，正因为北大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带，中心地带的中心人物就是陈独秀。

　　1919年5月4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走上街头

　　1919年5月4日爆发了“五四运动”，北京高校的三千多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高举大旗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会合，旗上写着“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等等。“五四运动”发生后，北大校长蔡元培被迫秘密离京，陈独秀在上海的好友发函给他，劝他也南下，但陈独秀说：“我脑筋惨痛已极，亟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陈独秀不但从思想上推动了“五四运动”，而且也投身到运动中。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亲自印刷和散发。6月11日，他来到香厂新世界屋顶花园散发传单，被当场抓捕。

　　陈独秀被捕后，李大钊设法营救，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纷纷写文章声援，当局迫于压力，于1919年9月16日释放了陈独秀。

　　释放后的陈独秀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人生自由，经常有警察上门巡查训话。陈独秀逐渐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决定离开北京。在李大钊的掩护下，两人驾着马车离开北京城，前往天津去坐船。中国共产党党史上讲“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讲的就是两人在离开北京城前往天津途中商议建党的事。

　　1920年2月19日，陈独秀坐船来到了上海。他先是住在惠中旅馆，病了五六日，病愈后住在亚东图书馆。4月份，安徽都督柏文蔚准备迁往其他地方，就把他的住所老渔阳里2号让给陈独秀居住。

　　陈独秀到了上海不久，北京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发生了分裂，最后大家决定把《新青年》杂志还给陈独秀。于是《新青年》编辑部搬到了老渔阳里2号。老渔阳里2号由于陈独秀的到来，变得热闹起来，经常光临的有《民国日报》的总编邵力子，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以及戴季陶、沈玄庐等人。《新青年》与时俱进，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进而成为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基地。

　　1920年4月，苏联人维经斯基率领共产国际代表团来到上海，与陈独秀会谈。1920年5月，在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帮助下，陈独秀发起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6月，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陈独秀担任书记，成员有李汉俊、李达、杨明斋、陈望道、茅盾、俞秀松、沈玄庐、邵力子等等一共17个人。《新青年》被定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

　　维经斯基（1893-1953）

　　俞秀松是发起组中年龄最小的成员，陈独秀就指派他筹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因为当时党组织是秘密的，团的活动可以半公开，所以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可以半公开的形式掩护党组织的活动。

　　渔阳里的红色弧光

　　1920年8月22日，中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正式成立，俞秀松担任第一任书记。他们制定了团的章程，还在先进青年当中发展团员，建团不到一个月，就发展了任弼时、罗亦农等30名团员。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八位发起人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起初只有八位发起人，分别是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沈玄庐、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叶天底。

　　俞秀松（1899-1939）

　　俞秀松，浙江诸暨人，1916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比较活跃，于1919年10月10日创办《双十》杂志，编了两期以后改成了《浙江新潮》，俞秀松担任主编，并撰写了发刊词。

　　施存统（1899-1970）

　　施存统，浙江金华人，与俞秀松是“一师”（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学，一起编杂志。施存统在《浙江新潮》上发表《非孝》一文，主张在家庭中用平等的“爱”来替代不平等的“孝道”，掀起了轩然大波。以省长齐光珊为代表的反动当局要求查禁《浙江新潮》，俞秀松和施存统被逼无奈，带着杂志来到上海印刷。齐光珊又写信给当时的北洋政府，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查禁。俞秀松和施存统因此被迫离开了学校。

　　尽管《浙江新潮》遭到了当局的扼杀，但这份刊物受到了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的关注和高度评价。陈独秀把施存统和俞秀松称为“可敬的小兄弟”，并且说“我祈告这班可敬的小兄弟，就是报社封了，也要从别的方面发挥《浙江新潮》的精神，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万万不可中途挫折”。

　　俞韵琴（1879-1973），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

　　俞秀松回到家中，跟父亲讲了退学的原由。父亲俞韵琴是当地的小学校长，思想开明，觉得儿子并没有做错，但又觉得儿子连累了师长，心不安。父亲说，事情既然已经是这样，不如早点完婚吧。原来早在1914年，家里就给俞秀松订了亲，姑娘是小学教员的女儿。但俞秀松在杭州接受了新思想，无法接受包办婚姻。于是为了避免跟父亲产生更大的冲突，俞秀松决定悄悄地离家出走，回到杭州去。

　　回到杭州后，有一天，施存统拿来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一则北京工读互助团筹备成立的消息。俞秀松和施存统觉得上面描绘的景象令人神往，决定北上，加入北京工读互助团。1920年1月10日，他们来到了北京工读互助团。但北京工读互助团仅维持了三个月就因诸多问题难以为继。

　　工读互助团实践的失败加剧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的分化。追求进步的青年在社会的现实面前最终抛弃了世界改良主义，为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工读互助团的经历也让俞秀松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说：“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情愿做个被举世唾骂的革命家”。

　　1920年3月26日，俞秀松和施存统坐着火车离开北京南下，准备从上海转道去福建漳州当兵。浙江同乡、老师沈玄庐在上海接到俞秀松和施存统后，建议他们留在上海。二人听了沈玄庐的建议后，决定留下。不久经陈独秀介绍，俞秀松到了《星期评论》社工作，并暂住在《星期评论》社。4月，在戴季陶安排下，俞秀松到虹口区厚生铁厂去做工。通过工厂的工作实践，以及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的交往，俞秀松对各种思潮、主义进行比较，逐渐认识到“利他”的重要性，他的思想终于冲破了无政府主义的藩篱，抛弃了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开始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星期评论纪念号》发表孙中山先生手稿

　　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位人物，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他的研究还很不够。他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1921年受陈独秀派遣，前往苏联参加国际性会议，后来在苏联中山大学留学，当时有100多个留学生，他是负责人。之后他在苏联工作，受到了斯大林的器重，派遣他到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担任新疆学院院长，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还与“新疆王”盛世才的妹妹盛世同喜结连理。

　　正当俞秀松事业顺利、爱情美满准备大展鸿图之际，命运的转折已悄然来临。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回延安路过迪化，诬陷俞秀松是托派。盛世才听信了他们的话，将俞秀松关押起来，送回苏联。不久，俞秀松在苏联被枪杀，年仅40岁。

　　陈望道（1891-1977）

　　陈望道，1891年1月出生于浙江义乌，是俞秀松和施存统在浙江一师的老师。1915年陈望道前往日本留学，结识了著名的进步学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接受了新思潮影响，认识到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1919年7月，陈望道回到国内，受邀担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国文教师。陈望道和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合称为“四大金刚”。

　　施存统的“《非孝》风波”也让指导老师陈望道受到了牵连，他被扣上了“非孝、非礼、公妻、公产”的帽子遭到批判。浙江省教育厅下令将陈望道等四人查办，撤换校长，并派军警包围学校。浙江一师的学生奋起反抗，杭州其他学校，还有全国各地的学校，特别是北京、上海两大城市的学校纷纷声援，迫使当局收回查办的命令。事件最终得以平息，但陈望道等人也不得不离开浙江一师。浙江“一师风潮”使陈望道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增强了他与旧制度斗争的决心。他意识到，他在一师进行这场改革，仅仅是宣传文学革命，至于社会改革问题，只是涉及一些而已，但反动当局就已经把他视为洪水猛兽，不惜大动干戈，可见所谓的除旧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他还认识到，单讲“新”是不够的，应该学习从制度上去看问题，如果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的改良措施都徒劳无益。“一师风潮”平息以后，陈望道作为此次事件的中心人物，声名远播，成了全国文化教育界的风云人物。

　　《浙江一师风潮》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杭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

　　沈自强?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当时在上海宣传社会主义思潮，主要有三个阵地，其一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其二是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另一本是《星期评论》。《星期评论》是在孙中山先生倡导下创办的，是国民党宣传社会主义思潮的一本重要刊物。戴季陶、李汉俊和沈玄庐是《星期评论》社的“三驾马车”。《星期评论》社当时给陈望道写信，让他翻译《共产党宣言》，并且随信函寄去了日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在自己的老家浙江义乌分水塘的柴屋里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先生后来担任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任复旦大学的校长，先后在复旦大学工作了27年。

　　陈望道译本《共产党宣言》（第一次、第二次印刷版）

　　李汉俊，湖北潜江人，1890年出生，中国共产党早期非常重要的人物，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一大，第一阶段就是在李汉俊的家里召开的。1904年，李汉俊跟随哥哥李书城去日本留学。1918年岁末，李汉俊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到上海，和李书城一同租住在新渔阳里6号。

　　沈玄庐，1883年出生于浙江萧山，和戴季陶等人一起创办《星期评论》杂志社。他是最早的党员，也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人，但是后来投靠了国民党，杀害了近千名共产党员。1928年8月28日，被两名身份不明的人暗杀。

　　金家凤，1903年出生于苏州吴县甪直镇的一户地主家庭，家境优越，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八个发起人当中年龄最小的。1916年金家凤从甪直小学毕业，来到上海南洋附中就读。他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对陈独秀非常崇拜。早期党团组织经费非常紧张，没有固定的来源，金家凤就以出国留学为借口，跟家里人要了6000大洋。拿到钱后，金家凤就把6000大洋全部给了陈独秀，用于党团经费。

　　袁振英，陈独秀在北京大学的学生。陈独秀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时，袁振英是班长。当时陈独秀聘请了一个英文教师，袁振英认为这名教师资质和水平很差，不足以担任北京大学的教员，发动同学罢课，要求撤换该名教员。这件事情解决后，陈独秀并没有因为袁振华带头闹事给袁振英穿小鞋，认为袁振英确实很有才华，很赏识他，还把袁振英写的《易卜生传》发表在他创办的《新青年》上。袁振英在北大毕业以后，去国外当过教师，有一段国外游历的过程。1920年，他来到上海，陈独秀邀请他一起参与编辑《新青年》，担任了俄罗斯研究专栏的主编。

　　叶天底，浙江一师的学生，是“浙江风潮”的骨干。他到了上海以后，陈望道推荐他给《新青年》杂志做校对。叶天底的身体一直不好，“带着药罐坚持革命”。1928年2月8日，叶天底病入膏肓，敌人用门板把他抬到刑场，牺牲时年仅30岁。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以后，除了在先进青年当中发展团员，宣传进步思想之外，他们还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创办外国语学社，以公开办学的形式掩护革命活动。

　　外国语学社

　　1920年9月28日《民国日报》登出了广告，招募学员。外国语学社的学员有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李启汉、曹靖华、柯庆施、罗亦农、张太雷、汪寿华等等。经过半年的培训后，他们分批去苏联留学。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后来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的领导职务。可以说外国语学社的学习经历，为他们的思想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为此，新渔阳里6号很早就被定为革命遗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年来，随着党史研究专家的不断挖掘，认定中共早期的很多“第一个”都发生在老渔阳里2号，老渔阳2号的作用和地位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目前老渔阳里2号经过修缮，已经对外开放，展出了很多珍贵的文物和资料。

　　杨明斋（1882-1938）

　　曾经在外国语学社任教的老师有多位。其中杨明斋是社长，同时担任俄文教员。他是山东平度人，19岁跟随同乡到了苏联，也是加入共产党最早的中国人，他首先加入的是俄共。当年维经斯基带着任务来中国，杨明斋是他的翻译。杨明斋到了上海以后，租住的房子就是新渔阳里6号。杨明斋非常有亲和力，周恩来后来曾经回忆说，杨明斋是一名忠厚长者，很多年轻人愿意到他那里去，原本在老渔阳里2号这边进行的很多聚会，就搬到了新渔阳里6号。

　　朝向共产主义的出发

　　1921年初，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创办了俄国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斯大林任名誉校长。学校成立后，就向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出派学员留学的邀请。同年3月9日，第一批外国语学社的10名学员启程赴俄。俞秀松也在其中，他当时身负三项使命，一是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二是负责接洽国内的青年赴俄留学，三是在苏俄短暂学习。

　　1921年，张太雷受青年共产国际和中共委托，重新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立临时中央局。1922年1月，施存统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中共中央派他负责团临时中央局工作，将上海大沽路356号作为团临时中央局办公地址。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召开，施存统担任首任书记。

　　从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至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已经走过百年历程。团员的人数从最初的8名，发展到了今天将近9000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大八、十九大报告中都对青年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提出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断奋斗中书写人生的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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