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缠小史：人与物的演化（下）
原标题：纠缠小史：人与物的演化（下）
第五章 依附网络
接下来我想把话题从网络转向纠缠，这意味着讨论的重点从联系转向依赖。上文已经展示了包含依附关系的人与物的关联，人类使用火，但这种使用导致了一种生物上的依附关系，从生理学甚至解剖学的角度看，人类离不开烹饪。这种依附同时也发生在社会层面，人们会聚集在火塘周围，这有利于社交活动的开展。这种依附还渗入概念，人们构建了关于火的诸多神话传说（如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创造出关于火塘、炉灶、熔炉等物的故事。人们使用棉花，虽然有人会说我们并非真的离不开棉花，毕竟我们可以使用羊毛和亚麻，但第四章中棉花的故事显示大量财富以及诸如工业革命等全球运动确实依赖棉花以及机器。人们并不真的需要圣诞树灯，但这些灯的生产、消费、废弃却雇用了很多工人。
“依赖”这个词可以表示依靠、需要，显然人们依靠物，我们总希望物就在手边以备使用并且能正常运作。人们依靠工具、机器和建筑，还依靠语言和符号来沟通交流。但依赖也意味着没有这些东西人就无法存在，人无法独立于物。显然，我们依赖食物和水；没有衣服和住处，我们无法在严寒酷暑中存活；没有物我们的感觉也没有了对象；没有语言和符号我们无法思考；没有物、人或制度，我们也就无所谓爱和恨。如海德格尔所展示的，人类总是与物共生。人类的思考和观感总是关于物。我们依赖火和圣诞树灯来点亮冬日的昼夜、烹饪圣诞佳肴。我们依赖轮子去往我们想去的地方，依赖齿轮来建造机器。我们的社会和经济无法离开有轮交通工具和机器来修建道路和建筑。
“依赖”这个词对纠缠理论而言还有其他含义。名词“附属国”指受他国控制的地理单元，通常会受到宗主国及其利益的限制。心理学上的“共依存症”表示某人依靠另一个人的支持来维持自身的毒瘾、赌瘾或其他不成熟、不被社会认同的行为。在这些例子中，依赖这个词往往有限制、束缚的负面含义。一个人的发展会因另一个人而受限制，物也是一样。我们依靠棉花、火之类的物，但我们也受限于它们导致的环境和社会后果，如燃料或资源消耗以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我们依赖汽车、圣诞灯和智能手机，但也因此陷入负面的环境和社会关系中。
依附关系因此便是一种双重约束：人类依赖于依赖人类的物；人们一方面依赖物，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照料物。植物驯化是个很好的例子，这又回到了第一章中讨论的镰刀上。我们知道燧石和黑曜岩制作的镰刀最早于公元前12千纪在中东被用来收割芦苇和莎草，公元前9千纪后又被用于农业收割。图1.3和4.3展示了镰刀是如何与种植作物的操作序列关联在一起的。收割方式本身也导致小麦、大麦基因的重要改变，收获和播种的过程会选择那些穗轴坚硬的品种，以使谷子不会像野生品种那样自动脱落。因此，人们需要付出额外劳动来获取谷子。图4.3显示，这些额外劳动包括打谷和筛选。此后，他们就陷入了人与物的依附网络中。他们依赖收割工具和谷物来从单位面积的土地中获取充足的能量。物也依赖其他物：例如，燧石要想做成镰刀必须要有木头、鹿角或牛羊角把手，还要黏合剂。这些物也依赖人，人类会修理镰刀，让它们保持锋利，也会获取燧石、黑曜石原料。那些无法自动脱落的驯化作物也依赖人类，它们不太能自我繁殖。人们也依赖其他人以通过交换网络获取黑曜石或是耕耘、收获、分享谷物。因此，依附网络或纠缠网络通过各个方向扩散开来：人依赖人、人依赖物、物依赖人、物依赖物，我们可以把这四种关系简写为HH（人–人）、HT（人–物）、TH（物–人）以及TT（物–物），可以通过鸦片的例子来观察这四种关系。
鸦片
鸦片背后的悲惨故事表明，人类为了积极目的而依赖于物，可能会产生悲剧性的后果。围绕鸦片的正面依赖和负面依附网络导致了毒瘾、战争、刑罚、犯罪和恐怖主义。毒品依赖是十分明显的人–物依赖案例，这个案例有助于我们评估人–物依赖的范围和本质。如果我说人们依赖于物就像瘾君子依赖毒品一样，这样或许有些夸张。不过我们确实没法离开它们，我们的快乐、身份认同和自我意识全都依赖物。这样，不就可以说我们对物上瘾吗？
野生罂粟的变种生长在地中海和安纳托利亚地区，驯化的品种主要是Papaver somniferum（拉丁学名，意为“催眠罂粟”），不过也有其他不同变种。鸦片要从罂粟籽荚中提取，而且收割工作十分繁重。全部工作必须手动完成，且需要一定经验和熟练度。人们需要挤压、划开或者刺开籽荚以获取汁液，然后将鸦片烘干成黏胶并加以贮存，最后将其在水中烹煮、过滤、晾干。
已知最早的驯化罂粟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欧洲，研究者推测这些罂粟籽被用作食物（罂粟籽油），汁液则能助眠。苏美尔人种植罂粟，而且公元前7世纪的亚述文献中将鸦片列为很多病症的常用药，公元前2千纪的埃及文献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希腊人将它用作安眠药和治病的药物，并认为它具有精神与宗教能量。罗马人也用它助眠，不过也将其用作毒药。
大范围鸦片贸易始于中世纪早期，阿拉伯商人将鸦片贩卖至伊比利亚半岛、印度和中国。公元16世纪的欧洲仍将鸦片用作药物，不过有明确证据表明那时已存在毒品成瘾现象。鸦片被用作手术麻醉剂，17至19世纪它还与酒精或葡萄酒混合制成鸦片酊。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早期，鸦片引起了浪漫主义作家的兴趣，他们用鸦片催生不受束缚的激情、想象和自发性，柯勒律治和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用过鸦片，或许济慈、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拜伦、雪莱和波德莱尔也用过。
在这些年代，过量服用鸦片造成的毒瘾、副作用和死亡并未受到重视，但到1860年，英国开始了公众健康运动，医学界将鸦片列为有害毒品或毒药，并更严格地管控鸦片使用。19世纪晚期，人们通过立法限制鸦片获取和使用，但情形因为吗啡的使用问题变得更加严重。19世纪早期化学家就尝试分离鸦片中的生物碱以获取吗啡，1827年就已投入商业使用。19世纪50年代，人们将皮下针头与注射器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发明了皮下注射器，这极大地拓展了手术中吗啡的使用，但这也导致了更严重的成瘾后果。
19世纪晚期，一种更危险的致瘾鸦片毒品出现了。海洛因并不是鸦片自然产生的生物碱，但却是从鸦片中提取的。最早买卖海洛因也是为了医疗使用，但它制作简单，所需剂量又很小，可以通过皮下注射或者药片进入人体。1910年海洛因的致瘾效果已经为人所熟知，因此相关部门开始控制其获取途径。毒品买卖成为地下产业，全球范围内的非法交易迅速扩张。
鸦片及其衍生物最严重的后果是对东亚、南亚的殖民扩张。公元1世纪中国就开始种植鸦片，不过规模很小。北美的殖民者推广了烟管的使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水手则最早将鸦片放进烟管中。马丁·布思在《鸦片史》一书中写道：“这导致了历史上最邪恶的文化交往活动——中东的鸦片遇上了美洲印第安原住民的烟管。”19世纪早中期，英国东印度公司仔细打理与中国的鸦片贸易。19世纪早期清政府禁止了鸦片进口，但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英国政府勾结，将中国视为鸦片市场。
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印度的鸦片生产，但并不打算在那里销售，因为它会对工人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公司决定重点将鸦片销往中国，罔顾清政府的相关禁令。于是，公司以棉花为幌子在中国非法售卖鸦片，给中国人民带去巨大痛苦和毒瘾。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为抵制鸦片贸易，中国陷入了战争。这些战争造成了广泛的纠缠，涉及“一个帝国的毒瘾以及另一个帝国的腐败”，其中一个结果是香港在日后成为重要的贸易中心。
19世纪50年代以来受帝国主义和鸦片牵连的其他地区包括巴基斯坦西北部边境省，以及老挝、泰国和缅甸交界处的金三角。美国政府试图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传播，中情局于是在金三角扶植当地领袖，其中包括那些种植、贩卖鸦片的人。布思告诉我们，“中情局与金三角的鸦片贸易紧密联系在一起，协助鸦片寄售和走私，包庇犯罪行为”。鸦片贸易还与军火和黄金贸易相关。中情局帮助（他们用来阻止共产主义渗透的）赫蒙族人通过美国航空运送毒品，这家运输公司隶属中情局自身。在越南，法国通过鸦片交易获取与越共作战的资金。同时，大约50万美军的进驻扩大了鸦片交易的规模，士兵们渴望高质量的海洛因，金三角的精炼厂供货，由老挝和越南军方空运至战争地带。1971年，该地区大约10%到15%的美军士兵对海洛因上瘾。
此后金三角仍是全球重点鸦片生产地，不过1978年的干旱使得生产逐渐转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1979年中情局在阿富汗开始秘密军事行动，与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一起抵抗苏联。这些游击队开始种植鸦片，而据说中情局促进了金新月地区的鸦片生产，至少他们对这种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鸦片生产配送由科西嘉犯罪组织控制，这些组织与黑手党和法国贩毒网有联系。1962年至1990年，世界海洛因生产规模扩大了三倍。布思写道：“全球毒品贸易的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参与其中的玩家越来越多，资源越来越丰富，品种也越来越多样，因此，问题也变得愈发棘手。”1995年5月，联合国估算全球有4000万到5000万瘾君子依靠金三角和金新月地区生产的海洛因过活。
鸦片制品如今已成为毒品恐怖主义的支柱，毒品交易又实现了恐怖组织的目标。毒品被用于购买军火以及买卖非法文物。每年全球毒品贸易涉及的洗钱金额达到5000亿美元，其中美国占3500亿。布思在1995年出版的书中写道：“减少罂粟种植需要很多经济和文化上的援助，并且开销巨大。”1993年美国援助哥伦比亚抵制毒品花费了7300万美元，这还只是一个国家一年的开销，我们还很难确定这笔钱没有被贪污。即便我们可以在某一个国家完全铲除罂粟栽种，其他国家也很容易重新开始种植。毒贩构成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特殊利益群体，他们的经济实力强大到可以让一些小国瘫痪。在很多国家，毒品带来的收入超过政府财政收入。
总的来说，罂粟的故事中也包含了人类对物的依赖，这种依附关系导向了对可供性的长期而渐进的实现和控制，也导致了更深程度的纠缠，让更多的事物关联在一系列的条件和后果链中。那些想要止痛或是让啼哭的孩子平静下来的人本无可厚非，对很多农民而言，罂粟也是收入的重要来源，惧怕死亡的士兵通过海洛因减轻痛苦。但当这些依附关系与殖民产业纠缠起来，就会催生全球性的非法贸易。在美国，抵制毒品的攻坚战导致了监狱经济的膨胀。戒除毒瘾通常需要服用其他鸦片或类似鸦片的药物以减轻戒断反应的痛苦。吗啡被发明后就成了鸦片的替代品，后来海洛因又取代了吗啡。这完全是条死胡同，不论是在病房里还是监狱里，这种依赖关系都有负面影响。人类似乎完全陷入鸦片的泥淖中无法自拔。
毒瘾可以被定义为强迫性使用毒品的行为，并且人在停用毒品时必然遭受痛苦的折磨甚至面临死亡。鸦片依赖远非一种习惯，而是一种生理需求，它们像食物和水一样成为瘾君子生存的必需品。因此，在这个案例中，人依赖鸦片（人–物），但物也依赖其他物（物–物）。鸦片使用的增长得益于皮下注射器和烟管的广泛使用，同时也得益于整套医学和药品使用的知识，也得益于船只、枪炮、茶叶和棉花，这些物又卷入了鸦片战争。这些事物的相互依存也离不开人类的栽培、种植、新品种的研发、贸易和使用（物–人）。人们也离不开其他种植、生产、交易、使用这些毒品的人，他们相互压榨，相互征服（人–人）。但人与人的互相交流也需要利用物，因此我们又回到了人–物纠缠上。在人与物之间各种形式的纠缠关系中，既有促成性的依赖，例如种植鸦片的收入或止痛的效果；同时也有抑制性的依附，例如鸦片会导致功能失调，并将人引向犯罪和监牢。
纠缠
根据上文所列举的例子，我想给纠缠下一个更明晰的定义。在口语中这个词有很多含义，字典将其定义为一团缠绕在一起的线绳，人们通常将纠缠理解为某种复杂的、淤塞的东西，一些杂乱的、难以理清头绪的物体。纠缠往往意味着多重线索，它们在多个接头处交织在一起。
纠缠的观念同样出现在不同学科的学术争鸣中。生物学家常常会引用达尔文《物种起源》结尾的著名句子：“凝视事物纠缠的河岸，诸种草木杂生，群鸟鸣于丛林，昆虫飞舞其间……何其有趣。”很多生物学新研究关注人类、植物和环境间的协同演化和共生关系。第二章中提到拓展综合演化论设想文化和基因并不完全分离，而是在表观遗传或者其他过程中互相交融，因此文化和生物也完全纠缠在一起。但这个词现今最有影响力的领域应该是量子理论，它被用于描述两个或多个物体彼此联动的状态，这种联动甚至不会受地理距离的限制。这意味着一个物体的移动不能仅仅依靠当地周围的状况来预测。
在哲学中，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伽塔利的作品很有影响力，他们努力改变等级划分的分类系统，而强调实体间如同植物根茎般的勾连关系。他们并不试图寻找事物的起源和主要或次要的原因，而是敦促我们关注事物相互关联的复杂方式。近几十年来，人类学和认知科学也开始关注关于自我的观念和意识如何分散在身体之外。例如，玛丽莲·斯特拉斯恩探讨过“链接状态”或者说分布式人格。斯特拉斯恩所谓的“链接”与波利尼西亚和马拉尼西亚文化有关，在这些地方，人被当作“可分割的个体”或“可分割的人”，他们是社会活动链条的产物，因此社会人格与个体人格之间并没有决然的界限。
萨拉·纳托尔在关于现代南非的研究著作中描述了黑人和白人在历史上的纠缠关系。白人越是掠夺黑人，这两个种族间的相互依赖就越强。在依赖黑人的过程中，白人树立起一种关于分化与差异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实际上，纳托尔描述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她反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宗主国与殖民地、中心与边缘、统治与抵抗间的简单对立，转而提出一种纠缠关系或者“网络，其间包含着一种交错组合的观念，一种模式与情态的复杂态势，一种能够沟通交互的薄膜”。对于考古学家而言，更有影响力的作品来自尼克·托马斯，他认为西方与非西方间人们相互纠缠于权利与义务的交织组合中，殖民社会的人们在物品交换过程中彼此依赖。“纠缠的观念旨在厘清全球不平等和地区差异的辩证关系。”托马斯并不将欧洲与原住民、全球与地方、资本主义商品和互惠主义赠予、统治与抗争对立起来，而是寻求一种对殖民复杂性的更为准确的历史描述。
当然，更广泛的影响来自物质能动性和物质性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考古学家在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影响下主张人类会在达成社会策略的过程中主动利用物质文化。物质能动性和物质性研究对考古学影响深远，它要求考古学家将人和物视作能动者，这也引起了关于物质作为能动者含义的讨论。这种讨论的成果之一是对以人类为中心而忽视物质的社会理论的批判。有些学者提倡一种关联考古学，认为身份认同与因果关联是分散的，或提倡对等性考古学，主张人和物在考古学中应具有同等地位。
对等性考古学受布鲁诺·拉图尔作品的直接影响。拉图尔的社会–物质网络研究影响了考古学中的物质纠缠路径，不过我们会在后文看到网络和纠缠是两种差异颇多的观念。社会学家倾向于将人类社会理解为人际关系的总和，但拉图尔、约翰·劳以及卡琳·诺尔–塞蒂娜开始关注引擎、测量工具、实验室探测仪如何在构建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发挥能动作用。他们不仅研究实验室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也将这种类似的社会/物的过程推广到更多领域。他们关注诸如ARAMIS之类的大型铁路运输计算机系统，也关心移液管、设计图纸、电脑屏幕之类的小物件。这种研究进路一般被称为行动者–网络理论，其研究目的是批判那些貌似确定、实则本质上是二元论的东西，例如真理与谬误、能动性与结构、人类与非人、前与后、知识与权力、背景与内容、物质性与社会性、主动与被动。并不是说这些区分不存在，而是说这些区别是特定人与非人能动者关系的产物。“他们并不是按照物本身的顺序产生的。”拉图尔乐于研究某物存在的必要条件，他并不把物看作自足自在的东西，物需要一定的“同盟”和“附庸”。
蒂姆·英戈尔德的民族志提供了另一种关联性的路径，他研究人和物在实践中互相构建彼此的过程。他探究了物如何在与人类及其认知的关联过程中不断改变：环境并不是静止的空间，而是人类于其中居住、迁移的景观；一块砾石因其干燥或潮湿而产生不同；篮子因人与芦苇的不断交往而被发明。卡伦·巴拉德发展了一种“能动实在论”的理论，她认为物并非先存在然后互相发生作用，它们正是在整体的内部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因为一切都与其他事物纠缠在一起，因此当我们观察某物时，我们不得不区分内外，区别哪些紧密相关，哪些关系不大。这样看来，实体所谓的边界都只是临时构建的。实际上，并不存在单独实体间的互动，只有整体上的行动，即整体内部活动。
考古学家很早就开始研究物的物质属性，科技考古学致力于研究物被制作、使用、遗弃过程中的化学、物理、生物学分析。他们也关注物的原料获取、加工制作、使用及抛弃的操作链。尽管这些手段可以有效地回答物如何彼此关联的问题，但却很难解释物与社会的关联。整体而言，物只被视作人类行为的对象，而非共同构建社会的主体。
纠缠理论的关键思想就在于人类依赖于依赖人类的物。换句话说，我们赖以生存的物很难自我增殖，因此在我们愈发依赖它们的过程中，它们也愈发依赖我们。这种依赖关系因为物之间的彼此依赖而增强。
受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以及英戈尔德影响的学者关注关系网络。尽管纠缠理论受到这些理论的影响，但它还是与众不同的，因为它关注依附关系，包括物质间的依附，这种关系使万事万物彼此密不可分（一个齿轮、一条绳索、一个瘾君子或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纠缠理论不是简单地辨别网络间的联系，而是要求我们关注构成这种关联的复杂的纠葛关系。我们还可以将纠缠定义为依赖关系（通常能催生其他事物的发生）和依附关系（往往限制事物的发生）。人和物、人和人、物和物彼此依赖、彼此成就。但依附关系处在连续的边界和限制的张力中，因为物和人会达到资源、物质或社会的界限，这种界限随后又会被新的依赖关系超越。因此，我们可以将纠缠定义为依赖和依附的辩证关系。网络与物流之中，存在着一种“不能自拔”。
上述纠缠的定义问题在于，它似乎将物和人、主体和客体以一种非关联的方式割裂开来。人类总是弥散在世界中，不存在脱离人类社会和文化的环境。我们很难离开人类干预讨论物–物关联，或者脱离物讨论人–人关联。人类也是物，在整个纠缠中区分物–物、人–人、物–人、人–物依附绝非易事。纠缠更令人满意的定义是它囊括了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产生、束缚、包含所有实体：人类、动物、物、观念、社会制度。桌椅可能看上去稳定不变，但它们也会逐渐腐烂枯朽；稻谷和鸦片则不停地改变形式与功能；轮子的功用延伸到马车、役畜、道路以及政府中。最终，我们只剩下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通过辨认各实体及其相互依存关系，纠缠帮助我们理解这些流动。但我们仍要注意，在这种描述背后，实体本身也是从这种流动中诞生的。鸦片总是某种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它正是在包含它的这种流动中孕育而生的。
纠缠中的车
关于这种依附关系网络和纠缠，尚需强调两点。第一，它们是异质性的。它们囊括了海量的物，实体的和形而上的，社会的和经济的，无机物和动植物。鸦片串联起来的物就包括枪炮、船只、茶叶、棉花、注射器、烟管、飞机、环境、殖民主义、帝国、政府以及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行动者–网络理论和新唯物主义训练了我们关注各种集合体的复杂本质，但我们仍需要强调纠缠不只是简单的网络，它还是依附关系集合。
第二，纠缠是没有边界的。纠缠理论是激进的非还原论。例如，我们在鸦片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远在美洲的烟管制作将影响它们在中国的使用。注射器的发明导致英国鸦片使用量的增加。这些“量子效应”可能很极端：越战增加了金三角地区的鸦片产量，阿富汗战争赋予科西嘉毒贩新身份。当然，我们试图通过监禁毒瘾者、毒品非法化、使用美沙酮处方解决美国毒品使用量上升的问题。但这些方法都不甚成功，从纠缠的角度看，原因在于这些方法只针对整体纠缠的一小部分。整个故事里没有单独的反派，不管是生产者、贩毒者还是使用者。毒品问题弥散各处，并没有明确的边界。
同样，轮子的纠缠也没有边界。假设你想买辆新车，一辆环保的车，价格不是你的主要考量因素，你在一辆油电混合车和纯电动车之间犹豫不决。乍一看似乎纯电动车更加环保，因为它不会使用化石燃料。但如果你仔细考察纠缠网络，你会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如果当地的电能来自燃煤发电站，那么你的电动车实际上仍是煤炭驱动的。燃煤发电站不仅排放二氧化碳，还有其他有毒气体，如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并且排放量远超燃油汽车。此外，即便在没有使用的情况下，电动车电池中的电能也会损耗。但燃油汽车需要提纯、处理、运输过的汽油，这些环节都会增加碳排放。这样看来，电动车略胜一筹，但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纠缠。电动车需要高质量的锂电池，还需要稀有金属，比如永磁体中的金属。这些稀有金属来自破坏环境的矿场，它们会使用硫酸铵之类的有毒化学物质，有些矿场还会产生大量碳排放。如果我们把这些都考虑在内，制作一辆电动汽车的碳排放将超过燃油汽车。
我们甚至可以探索更多的纠缠，当汽车损坏被抛弃后会发生什么呢？电动车的锂电池太大了，截至本书写作之时尚未出现有效的回收处理方案。这种状况会随着制造水平的提高而逐渐改善，比如人们会转而使用太阳能给电池充电。使用电动车的时间越长，零排放使用（除了发动汽车用的燃料）就会抵消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排放。
因此，要想回答电动汽车有多环保，答案应该是“看情况”。这取决于你生活的地区、使用的频率以及是否要将生产和遗弃过程考虑在内。当然，你还可以进一步探索纠缠，你可以计算制造汽车的每个器械装置和工具的造价以及设计过程涉及的事物，你可以核算制造挖掘矿场和提纯矿石的机器所耗费的能量，你还可以计算过去燃油汽车和燃煤发电机造成的环境破坏等等。对物的评价取决于你将在纠缠链上走多远，限制边界会让我们视野狭窄，只有展开纠缠的广度才能让我们获得更实际的评价。鸦片和棉花对历史的影响（例如战争及其造成的痛苦）是巨大的，远超过它们现在所造成的影响。
但我们又不可能逃脱这种偏狭的视野，所有研究都需要划定界限：你不能研究所有的事物。但纠缠的方法会鼓励我们尽可能将更多的事物考虑在内，也会让我们明白我们所划定的所有界限都是人为的，这种视角对于我们21世纪目光短浅的消费者很是重要。因此，消费活动的很多后果都是隐蔽的，它们在时间与空间上可能与我们相距甚远，或者它们被广告掩盖，抑或是深埋在人行道下与海洋中。但如果我们试图理解为什么人类演化是有方向的，我们就必须沿着因果链条走得更深更远。
第六章 变化的产生
纠缠的异质性和无边际的本质导致了联系、冲突和对立，这在当代世界中有很多例子。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任期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被描述为相互纠缠的，这是因为一方面美国与中国试图就环境变化问题达成协定，但它们又在人权、技术版权、计算机黑客和其他方面有诸多异议。如今，尽管我们往饥馑地区运送大量食物，全球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忍受着饥饿。解决全球变暖的努力（主要是西方国家）与人口激增（主要是更贫困的国家）和森林砍伐之间冲突不断。复杂现象会导致内部的诸多矛盾，这已成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状态。
如何为日益增多的人口提供食物已经成为十分复杂的难题，其中充斥着操作链中的各种冲突和竞争，以及由此产生的荒诞后果。2013年英国机械工程师协会发布报告，预估全球大约30%到50%的食物在进入人类腹中以前就被浪费了，类似的报告在美国也曾有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一部分原因出在生产链的较早环节，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基础设施落后、运输方式简陋、储存能力匮乏等都会造成农产品以及土地、水、能量的浪费。但大部分原因出在销售、购买环节。超市将大量食物摆放在货架上，但最后只能将很多卖不出去的食物丢弃；消费者买了很多便宜的食物，吃不完也只能倒掉。因为我们日益增长的生活压力，超市会购入很多即食食品，这些食物很多都卖不完，但因为有健康规定，又不能给穷人。保质期的规定十分严格，因此有些食物会在快到保质期的时候被丢弃。买一送一的优惠让很多买家购置了超过食用量的食物，因此有些最终变质。消费者喜欢卖相好的水果蔬菜，因此大量被剐蹭或是畸形的食物直接被扔进了垃圾桶。机械工程师协会的报告还指出，英国30%的蔬菜根本就没被采收，因为它们卖相不好。一些连锁超市尝试了一些对抗浪费的方法，比如向欧盟游说，建议放宽食品销售质量的要求，让一些不好看的食物也能上架。当然，还有一些更有创意的解决办法。例如在美国创造了销售奇迹的迷你胡萝卜，它本身并非从土里长出来就是这副模样，而是用那些原本会被扔掉的畸形胡萝卜加工而成。
我已经描述了纠缠中的很多冲突矛盾，在第三章中，堤坝的建立与遗产和环境保护相冲突；第四章中，棉花的例子包含了很多组对立：奴隶制与自由劳动，国家调控与市场经济、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工业化与去工业化、工场与工厂、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美国19世纪中期，南方棉花种植园的奴隶制与新兴资产阶级之间充满矛盾，后者关注人权，因此他们在道德立场上反对奴隶制。第五章中描述了医用鸦片和致瘾的有害后果之间的冲突。
上文已经指出人–物纠缠中的联系、冲突和矛盾来自其异质性和无边际的本质。有些影响是局部的，但也有遥远的、似乎不相干的事件会产生连锁反应，像涟漪一样扩散到整个纠缠中，比如丹麦某个艺术家为一家报纸设计的卡通绘画会导致中东的暴动，从而影响油价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公路上汽车的数量。再比如一个街头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在突尼斯的市场上自焚，导致整个中东支持民主的起义，又引起全球油价的变动。不过有些影响是时间上的，例如尼罗河上建造的堤坝不可避免地会影响5000年前埃及法老在尼罗河流域建立的神庙和其他文物建筑。古代埃及的遗产会产生复杂的纠缠，当代人不得不面对这些纠缠。长江上的故事也是一样。
很多冲突的来源是社会经济不平等、民族主义、殖民主义与帝国扩张以及宗教差异。这些因素本身都不一定会直接引发冲突，但它们会与历史上某些特定纠缠产生矛盾。换句话说，纠缠的整体导致了一些事件，例如民族主义，并因此引发排外、暴力与冲突。宗教触发战争也只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中发生的。阶级差异与社会生产关系的不平等本身不会造成变化，变化只会在特定的关联中产生。我们应当考虑纠缠中的某些部分，而不是假定某种内在因素一定会造成特定的社会形态。
同样，因为背景不同，人们对纠缠的感受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纠缠指向过去，由不同的历史背景产生。比如，早期英法殖民与中东纠缠在一起，它们从20世纪开始努力控制油价，但却导致了2001年的“9·11”事件，因此人们开始关注与自己生命息息相关的安全问题，这又导致了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和反移民的政治主张。20至21世纪资本主义机制让很多人的工作被机器取代，导致大量失业，这又助长了右翼势力，更多人抵制移民，支持建立边界墙。再比如，20世纪30到40年代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笼罩下的愤懑体验使得50到80年代的知识分子提倡非政治经验主义。又比如，苏联的失败导致了东欧国家1989年的变革以及推崇民主和自由市场的运动。在上述这些例子中，过去的纠缠都影响了后来的政治变革方向。
纠缠的历史背景总是兴衰交替。在第一章中，我引述了伊恩·莫里斯的论证，他认为长期以来人类能量获取能力呈指数速度增长，但我也指出了其他短期变化的证据。我们可以在欧洲史前史中看见很多兴衰变化，不同时期兴盛的区域也不尽相同。在斯蒂芬·申南书里所举的欧洲例子中，兴衰的标志是人口的增减。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出其他形式的兴衰。比如，在中东更新世末期，末次冰期后气候转暖，但又被一场短暂的寒冷、干燥的气候事件中断，我们叫它“新仙女木事件”。在暖期的较早阶段，中东早期纳吐夫文化的人们开始定居生活，但在新仙女木事件期间，他们又开始了流动生活，当然并没有完全回到以前的状态。他们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家园”概念，也会通过埋葬活动与之前的定居地保持特殊联系。新仙女木事件结束后，气温再次回升，纳吐夫人又很快回到了定居社群中。气候变化造成的困难要求人们灵活变通，但社会从不会完全回到之前的状态。在近几个世纪历史事件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见各种变化：价格的升降、商品的多寡、劳动力充足与否。这些变化扰动了纠缠，增加了混乱的程度，也造成了有待解决的矛盾冲突。
人–物纠缠变化中的重复模式
所有的这些混乱和不确定似乎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更加难以把握，变化之中似乎也没有什么固定模式。但我想论证存在以下普遍模式：混乱和矛盾会让人类陷入更深的人–物纠缠。我在本书中所举的例子都展现了一个重复的模式：人类依赖其他人和物。这些物本身也深陷纠缠之中，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冲突让人类愈发依赖物。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
我们可以在人类长期依赖谷物的例子中看出这种模式。在更新世晚期，从约公元前22 000年以来，人类就逐渐开始使用磨制石器从植物中获取养分。这些石头很重，使用这些石器又会和其他食物加工策略关联起来。比如，很多植物性食物要加热煮熟，所以除了磨制石器之外我们还需要火塘、烤炉和火。火塘和磨制石器有很多不同的功能，这些功能有时不能同时实现，因此，人们不会把火塘和磨制石器搬来搬去以完成不同的任务，而是将需要加工的东西都拿到这些工具旁边。如此，一个中心地点便诞生了，用于处理各种密集加工的食物，不过这种方式又与流动性的生活相冲突。与其保留流动的生活方式，把这些工具带到不同地方以实现各种功能，人们转而选择修建牢固的房屋和居所来加工这些食物。但这就意味着向定居生活逐渐转变。所以，人们依赖磨制石器之类的物（人–物纠缠），这些物又与其他物纠缠在一起，如火塘和工具（物–物纠缠），这些物又依赖人以发挥功效，彼此联系（物–人纠缠），为了解决问题，人们又建造了更坚固的房屋，建设了定居社会（人–物纠缠）。人–物纠缠导致了物–物纠缠和物–人纠缠，又导致了更深的人–物纠缠，或者可以简单地表示为：人–物纠缠→（物–物纠缠和物–人纠缠）→更深的人–物纠缠。
在更复杂的食品加工中，野生谷物更容易吸引人，因为在相同的能量投入中，它们能为人类产出更多的能量，同时也因为它们本身更容易大量储存。人类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加工谷物，还开发了很多新技术，把收割芦苇、莎草的镰刀改用为收获谷物。这些改变又与作物的生物属性纠缠在一起，那些谷粒不会自动脱落的品种被人工选择出来。这些新的驯化物种不能自我繁殖，需要人类更费力地打谷、筛选。因此人类陷入了长期的循环中，对谷物的投入逐渐增多，也更需要更省力的设备。因此，人类依赖物（野生谷物），它们依赖其他物（镰刀）并与人类行为纠缠在一起，谷物被逐渐驯化并开始依赖人（打谷、筛选等等），这导致人愈发依赖谷物。同样，这里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模式：人–物纠缠→（物–物纠缠和物–人纠缠）→更深的人–物纠缠。
近几个世纪的收割方式也是一样的道理。托马斯·哈代在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描述了蒸汽打谷机如何影响苔丝和其他妇女在一处威塞克斯农场的工作：
紧靠着麦垛草顶的檐子下面放着的，就是那些女工们前来伺候的那件红色的残暴东西——一个木头架子，连着带子和轮子——当时还不大能看得清楚。那就是打麦子的机器，它要一开动起来，女工们的筋肉和神经，就要一齐紧张起来，非坚忍不拔，就不能支持下去。
离得不远的地方，又有一件形状模糊的东西；颜色漆黑，老嘶嘶作响，表示有雄厚的力量蓄积在它里面。一个烟囱高高地在一棵槐树旁边耸起，同时一片热气从那块地点上四面散射……这一定就是那件要当这个小世界里面主要动力的机器。
在这里，机器是破坏农场工人生活的暴君，它物化工人、奴役工人。机器本来是用来减少工人劳动量的，但最终却增加了劳动量，因此农村人都很后悔，很怀念过往的岁月，“那时候，一切的工作，即便扬场，都用人力”。如扎娜·梅多松所言：“机器比它要取代的那些费力的东西更加残忍、更耗人精力，它的力量是超人的，但却也让那些使用它的人失去人的尊严。”苔丝必须得站在机器顶上把一捆捆草递给管理机器的人。虽然其他人可以偶尔休息，哈代笔下的苔丝必须时时刻刻工作，听从机器的“指令”。“因为圆筒既然永不停止，填麦子的工人当然不能停止，同时，她要把麦捆解开；供给麦子的，也不能停止。”机器打麦子的嗡鸣声“要是碰到供给的麦子不足平常的数量，它就像疯了一样大声呼号”。当机器的轰鸣声终于止息时，苔丝“那个膝盖，让机器震得一个劲儿地打哆嗦，差不多连走路都走不起来了”。
当代读者可能会认为这些描述过于夸张，但它准确了捕捉到了人们对于工业革命的反感，也正是因为这种反感，很多人砸毁了纺织机。18至19世纪的蒸汽打谷机和其他犁地、收割、筛选机器的使用有一系列前提条件：圈地运动整合土地（只有在较大面积的土地上机器才能运作）；拿破仑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国际贸易竞争要求降低生产成本；城镇人口增加，这个过程本身就和棉花纺织机械化有关；19世纪中叶农村劳动力短缺；马匹价格昂贵。过去，打谷需要用连枷，整个过程很慢，持续大半个冬天，但它创造了农村的就业机会。因此，人类依赖物（连枷），但他们又与土地组织规划、殖民主义、战争和工业城市的兴起以某种矛盾的方式纠缠在一起。人们必须找到办法提高粮食产量以获取利润，因此人们又陷入了更深的与物的纠缠（打谷机）中。农场工人将他们被开除的责任归咎于机器，“这种感觉在1830年冬天达到顶峰，一群饥饿的农工在乡野间游荡，他们砸毁了打谷机，焚烧了草垛”。
哈代，这个机械化的一贯抨击者，敏锐地捕捉到了人类为降低成本、提高生产力而逐渐依赖机器之后陷入更艰苦的劳作并改变生活方式的过程。哈代笔下蒸汽打谷机的后继者是如今农场上的大型联合收割机。这些农场人烟稀少，好像被遗弃了一般，工人被更快、更高效的机器取代，从而能从单位土地内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更多的粮食。但机器却以新的方式与其他事物勾连起来，制造、使用这些机器开支很大（现在最新款最大型的机器和一套巨无霸豪宅一样昂贵），它们让农民陷入大型跨国公司的全球供粮网络中。从商业饲养场到自动灌溉系统，再到农业机械，工业化的农业生产增加了对化石燃料、水和耕地资源的需求。所有这些商业化的设备都需要汽油、合成杀虫剂、化肥，并逐渐将粮食价格与油价挂起钩来。地下水位受到扰动，地表土的流失让人们不得不采用含氮营养剂来养活植物，这些纠缠都会危害环境。第一章就已指出，农业生产导致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8%。
统治这一切的并不是机器，而是纠缠。人类依赖机器来增加利润，在此过程中纠缠产生了，但这种利润增长又被全球贸易打断或是被劳动力缺乏或纠缠中的其他变化削弱。农业领域的新发明又创造了新纠缠，这又要求人们发明更先进的机器，让人类一步步陷入物的生命中。无论讨论的是新石器时代还是当代资本主义，总有一种不断的循环：人们依赖物，这种依赖让他们渐渐陷入更深的对物的依赖中。
我们在本书中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我还想再详述几个例子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个过程的普遍性。在阿斯旺水坝的例子中，文化遗产与之密切相关。几千年来，人类常常会销毁过去活动的痕迹，他们完全有能力摧毁这些文化遗产。但近几个世纪来，很多发达国家的人们认识到，文化遗产也需要保护。到建造阿斯旺水坝的时代，人们已经与文化遗产纠缠紧密，为了保护遗产，他们必须将这些巨大的古迹建筑拆解、重组。因此人类依赖物（大坝），这些物与其他物纠缠（文化遗产），这些遗产又依赖人才能得以保存。为了解决发电与遗址保护之间的冲突，人类陷入了对物更深的依赖中，他们需要运载这些建筑的机械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这样的机构：人–物纠缠→（物–物纠缠和物–人纠缠）→更深的人–物纠缠。
在第四章中讨论的棉花的例子中，截至1789年，英国工人的工资还相对较高，但与此对照鲜明的是印度十分低廉的工资，这也冲击了英国的制造业，因为英国的制造商很难与印度的廉价商品竞争。英国工人已经开始在家中使用珍妮纺纱机，但与印度的竞争导致销路不畅，利润受损，这催生了水轮和连骡的发明。新技术改变了商业格局，加速了生产，棉花现在能够以低廉的成本大规模生产。因此，人类依赖物（棉花），这物又依赖其他物（珍妮机），珍妮机又和一种生产模式纠缠在一起，这种模式迥异于远方印度的模式。结果，新的纺织技术应运而生（纺织依赖人类的技术创新），因此人类陷入了更深的对物的依赖中（棉花生产需要水、煤炭、蒸汽）。当然，还有更进一步的结果，例如让人们涌向城市，产生很多健康问题：人–物纠缠→（物–物纠缠和物–人纠缠）→更深的人–物纠缠。
在贯穿全书的轮子和汽车的例子中，人类依赖物（汽车），车又与其他物纠缠在一起（环境），导致了全球变暖。结果，汽车和环境需要依靠人类的新发明，例如电动汽车或者混合能源汽车以及可再生能源。人类因此依赖新的物以及新的纠缠：人–物纠缠→（物–物纠缠和物–人纠缠）→更深的人–物纠缠。
累积的过程等待着事物发生
理解纠缠的一种方式是将其视作一种依附关系的网络（如图6.1中所示），但这种理解的危险在于我们会忘记纠缠内部的时间性。操作链中不同步骤的一个关键要素就在于一些事件必须“等在”另一些事件之后发生。因此，另一种理解纠缠的方式是将其视为多种事物的汇集：一系列事件流彼此汇合。例如，一个人可以对一块石头施力，打出一个粗糙、平坦的面用来研磨植物。在此过程中，人就不得不照料这个工具，还得不时地维修、更新。每一步都需要“等”前一步完成，形成一个逐渐累加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能量随时间流动：寻找石料、制作、使用、遗弃，这种事件流又与其他事件流交织在一起。在中东的后旧石器时代，磨制石器与制作加工、烹饪技术、火塘和房屋联系在一起。加工某种食物必须要“等”制作好磨制石器、生好火之后才能进行。不同的操作链或者事件流彼此汇集在一起，形成了纠缠（如图6.2）。
图6.1A 恰塔霍裕克遗址中陶器使用的网络。图片来源：作者
图6.1B 恰塔霍裕克遗址中陶器使用的纠缠图示。图片来源：作者
图6.2 使用陶球（右侧图）烹饪的操作链以及彼此间的联系。图片来源：作者
我用了打引号的“等”，因为这个说法将操作链和事件流拟人化了。不同事件并不是真的彼此等待，但这种说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纠缠对时间的依赖。这不仅适用于某一活动的操作链，也能在更大的范围内体现出来。棉花生产与帝国统治同越过大西洋的大量奴隶纠缠在一起。鸦片加工和毒品交易在各种时间内与烟管传播、西方世界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以及国际恐怖主义关联起来。阿斯旺水坝的建造使大量水流和电流汇入文化遗产的信息流中。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能量、电力、信息的交融流动，以及疾病、欲望、精神的流动。纠缠，各种流的融合，产生了难以捉摸的关联，这种关联导致了变化的发生。
纠缠产生不同的人类目标
在这本书中的各个例子中，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模式，人类依赖物，这些物彼此关联，导致一系列后果（因果链条，后果通常是互相矛盾、冲突的），这又让人类陷入更深的对物的依赖中。造成这种依赖加深的原因在于纠缠的异质性和无边际的本质，在于物难以完全控制，在于它们受到的历史扰动的影响。
在第三章中，通过比较河狸和人类的筑坝行为，我认为两者之间最重要的差别在于人类能够在因果关系链上走得更远，从而修补出了故障的东西。人类既是“智人”，又是“匠人”，正是这种双重属性让人类陷入更深的纠缠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与物、物与物之间依附关系的链条会满布全球，非常复杂。物会汇聚，集合成各种不同类别的事件进程，导致混乱、纷繁的依附关系。当人们将这些分布广泛、交融复杂的操作链关联起来，他们就要不断处理由此引发的不确定性。物总会损坏，大坝会崩塌，棉花需要更多劳动力，鸦片导致毒瘾，汽车造成全球变暖。我们总是会受到依赖关系和依附关系的影响：我们依赖物但却被物及其要求造成的问题所限制。依赖关系与依附关系之间的辩证联系会引发变化。
回到第二章的论点中，我们能不能说人类对物使用的增加只是出于我们的目标和意图呢？是不是说人类只是想活得更好，他们会把握一切机会做他们想做的？这样的结果是人类逐渐增加了对物的使用和依赖，并产生了更多的物件。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太想当然，它完全是目的论的，它假设了一个我们需要进一步证明的问题：为什么人类会有物质进步的目标？过去和现在的很多社会以及很多近代的宗教传统都鄙夷物质财富的累积。当今世界人们对物质消费的渴望以及对技术解决方案的探寻，完全根植于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因此，当我们解释纠缠时，我们似乎必须首先理解人类的目标和意图，而不是直接将其作为原因。
最后需要强调一点：如果人–物关联是与物–人关联、物–物关联以某种因果链条纠缠在一起的，那么一旦人–物纠缠发生改变，一定会沿着这种因果链条产生很多其他改变。如果人依赖物，这个物又和许多其他物有联系，那么任何人–物关联的改变都会沿着纠缠中的各种连线扩大、增殖。其结果是，纠缠整体中的变化总是呈指数型增长的。我们最后可以回到这个问题上了：为什么人–物纠缠会增加？为什么随时间推移会产生更多的物以及人对物更深的依赖？
第七章 路径依赖与两种方向性
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嗯，阻碍就在这儿：
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后，
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
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
——《哈姆莱特》，第三幕，第一场
在第六章中我主张人类对物的依赖（人–物纠缠）导致了物对其他物的依赖（物–物纠缠）和物对人的依赖（物–人纠缠），这导致了更深的人对物的依赖（人–物纠缠），人与物的关系产生了变化。换句话说，人类使用物解决问题，依赖物搞定一些事情，但他们也会自此陷入物导致的后果和相互依附的网络中。这些后果产生了冲突、矛盾和关联，并会因此导致一些问题，人类又需要使用物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人–物纠缠→（物–物纠缠和物–人纠缠）→更深的人–物纠缠。
因此就产生了一种朝向变化的不断的辩证驱动力，但变化速率随着人–物纠缠的规模而改变。早期人类使用简单的物，导致的后果也比较有限。制作石器或木器并不需要高强度的操作链和大规模装备，这几乎不会导致什么问题，人类也不会陷入很深的对物的纠缠中。虽然开始时很慢，但后来逐渐越来越快，人类最终以一种不断拓展的倒锥形的速度累积、使用物（图7.1）。
图7.1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看到物的可供性不断被开发，与此同时，纠缠也呈锥形扩展。图片来源：作者
不断开发利用物的可供性，也增加了人们与这些物的纠缠。因此，随着纺织机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效，它们的纠缠也会加倍。当轮子的种类越来越多、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时，轮子的每种新类型、新功能都会有各自的纠缠。轮子种类越多，纠缠就越繁复。因此，纠缠会以指数速度增长。物的倒锥形增长总是伴随着纠缠复杂度的指数级倒锥形增长（图7.2）。
图7.2 随着时间的推移，结合、冲突与矛盾让纠缠发生改变、做出回应，让纠缠进一步拓展。图片来源：作者
当然，我们可以从与物的纠缠中挣脱出来，我们可以过上更简单的生活，可以逃进莎士比亚笔下的睡梦中。语言中有很多短语表达挣脱束缚的意思，有些是静止的、与空间相关，比如“在盒子外思考”，表示摆脱思维定式。也有很多暗示方向的改变或挣脱脚下的涌流：“走少有人走的路”“偏离轨道”“人迹罕至之地”“走一条新路”“溯流而上”“逆势而为”“逆流而上”以及“违反常理”。
更新世晚期新仙女木事件期间，中东的纳吐夫人暂时摆脱定居村落，回归流动生活，但这也只是一时之举。当气候渐暖，定居生活又占了上风。在斯堪的纳维亚，有些社会在采用农业生产之后又在一段时间内回到了狩猎–采集社会。在当代世界，我们会努力摆脱现在的生活，以一种乌托邦的理想重构新社会，实行禁欲的宗教仪式、冥想，与世隔绝。我们会砸毁机器，抵制新技术。焚烧树木或煤炭生火的方式被其他加热和能量获取方式取代。有些人拒绝农业生产的谷物，转而采用旧石器饮食法。还有各类诸如新消费主义、道德购物、公平贸易等运动出现。很多人拒绝使用汽车、T恤，化纤材料逐渐代替棉花制品。大多数人从未染上毒瘾，有些瘾君子也在努力戒除。
但这一切并不容易，戒除海洛因需要与其他毒瘾者、贩毒者断绝联系，还要远离与海洛因息息相关的借贷网络、暴力和剥削利用。我们可以不穿纯棉T恤，但利润巨大的全球T恤工业一定会说服甚至劝诱我们使用。尽管有人确实可以不用汽车，但汽车的纠缠太深了，我们无法轻易摆脱它。因为这不仅与汽车生产商与石油公司有关，还包括整个依赖汽车和其他有轮交通工具的社会和经济系统。很多人居住的地区就是为汽车使用者设计的：各家各户之间相距甚远，工作地与购物地之间距离很长，公司与办公室被广袤的停车场分隔开。我们还可能因为付不起工作地附近的房价而住在公共交通不完善的地区，每天不得不依赖汽车通勤。我们可以选择步行或是搭乘公交车，但并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我们可以都努力采用前农业社会的饮食，像狩猎采集者那样吃肉和果蔬，但这样的话经济很难增长：这种方式几乎不可能养活现在全球的人口和牲畜。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物的纠缠以及对它们的投入使得“回到过去”、摆脱纠缠变得困难重重。
贫困和不平等也是一样的道理。本书开头提到，长期以来人–物纠缠的增长以及人类累积物品数量的增多与不平等密不可分。现在，美国的收入不平等不断加剧，而社会流动性却在不断降低。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认为出身贫困的人仍可通过勤奋努力获得财富。但在包括美国的所有社会中，我们只能看见很少人能够向上流动。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人们不能脱离贫困的泥淖？
查尔斯·戈尔将贫困陷阱定义为“一种贫困导致贫困的处境。因此，贫困的后果是自我加强，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一种重复累积的因果链条”。他认为贫困陷阱在各种层次上都存在，从家庭、社区到国家、全球，其原因纷繁复杂。消除贫困不仅仅要求我们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还必须解决其他问题以帮助他们摆脱这种纠缠，例如环境恶化、健康状况差、战争和不安全、政府腐败、基础设施差、教育水平落后、技能缺乏等等。一旦人们开始走上一条可能导致更严重不平等的道路，其间所有的纠缠和投入都会让他们在贫困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救援和低收入住房可能会帮助那些贫困的人，但这个问题太过庞杂，简单的解决方案基本不会有多大效果。我们还需要加强教育投入，这样人们就可以掌握更高等的技能，获得收入更高的工作，保持更好的健康状况以追求更好的教育和工作等等。我们会发现自己陷入已经选择的路径中，“你不能重复发明车轮”就表达了这个意思，我们也可以用路径依赖的概念进一步理解这个过程。
路径依赖
人们常常认为“文化”或者“传统”是改变与创新停滞的原因，对此我却不以为然，如果把原因归于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固有属性”，我反倒不那么怀疑。我常常震惊于人们适应文化改变的能力。在东非的研究中我发现人们带着不同的身体装饰，这样他们就能在多民族地区转换自己的身份。在本书中我主张，让事物聚在一起的并不是文化、传统或是某种特性，而是依附关系网格。当然，文化、传统、特性会包含在纠缠中，并为纠缠做出贡献，但只有当它们在人–物纠缠的链条、通道中发挥作用时才能成立。
我们都知道生物生命的方向性，当我们逐渐变老，便不得不面对无法生育或是爬山的事实，生物钟永远不会倒转。但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做出一些人生抉择，让我们的生命轨迹无从逆转。例如，如果我们读了个古典考古学博士，那就很难再成为一个医生，因为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训练很不一样，有时还需要偿还学生贷款，进入医学院也非常困难，医生的训练时间很长。选择某条人生轨迹所涉及的纠缠让改换路径变得尤为困难。
纠缠由生物、社会、物质以及其他方面组成，这些事物的依附关系意味着改变一件事会关联上其他事物。纠缠的范围极广，牵一发而动全身，摆脱纠缠十分困难，因此改变往往是在已有条件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重新来过。改变是累积的：我们可以从纺织机上窥得端倪。纺织机的设计一开始是基于手工纺织技术和亚麻材料的。棉花生产在英国的兴起建立在已有的海外贸易以及与印度的联系基础上。纺织机的发展依赖水轮和蒸汽机的发展历史，后者又与电力紧密联系。智能手机发明的时间线也类似于累积式。公元前4千纪轮子的发明本身也依赖之前对牲畜的驯化，而这又依赖对植物的驯化。因此，这些史前事件帮了现代汽车很大的忙。但更直接的影响来自莱昂纳多·达·芬奇的自驱车素描、1769年法国诞生的第一辆牵引机、1823年布朗的内燃机、1863年勒努瓦发明的“无马马车”、1876年奥托使用的活塞式发动机、奔驰的燃气引擎汽车、1900年引进转向轮替代转向柄、1901年发明的减震器、1902年的鼓式制动器、福特用于生产廉价汽车的流水线、1911年的电子启动器、1924年的车载广播、1926年的动力转向系统、1935年的转向灯、1956年的州际公路法案创造的贯穿美国的高速公路系统、1962年美国实施的安全带交规、1974年投入使用的安全气囊、1996年投入在汽车上使用的全球定位系统……这样的列举没有尽头。新千年之后的人们（至少是世界上某些地区的人们）开始了一段更加依赖轮子运输的生活。19至20世纪，人们依赖汽油车，电动车诞生于19世纪晚期，但它们直到21世纪才开始被推广使用。一百年来，人们不断发展，累积物质、技能、知识、道路系统、贸易，依次按照某种路径前进。现如今，我们已经很难回到不用燃油汽车的状态了。
包括细胞发展的生物学研究、政治科学和社会学在内的很多学科中都有这样的观点，即我们很难转换路径或是回到曾经的路径上。社会学家认为转换路径很困难，这是由于互相关联的基础设施、法律传统、职权系统以及权力差异。在经济学中，保罗·大卫研究了打字机键盘QWERTY式的排列顺序，他发现训练打字员的系统已经制度化了（比如秘书打字学校与打字指南），改成其他排列方式已经几乎不可能。从经济学视角看，转换其他排列方式的成本随时间不断增长，放弃已有策略的成本同样很大，这产生了一种锁扣效应。布里安·阿瑟认为路径依赖的观念与不断增加的回报有关：一旦某个公司在某个历史事件中赢得市场份额的主导地位，那么它就能创造一个良性循环，该公司就会在竞争中赢过对手。例如惠普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建立了高新技术公司，并取得很大成功，其他科技公司为了获得类似优势也在附近扎根。很快这种形势就扩大开来，最终南旧金山地区成了我们熟知的硅谷。这种相互促进、相互强化的机制意味着刚开始一点小小的优势可能会扩大并创造更多优势。然而，从纠缠理论的视角看，这些关于路径依赖的理论都忽视了某个行为选择所造成的所有关联后果。它们只关注了局部的领域（经济、社会、政治），而非全局的关联，而且除了投入–产出外，它们也没有明确定义关联本身：它们没有探索如我在棉花的例子中描绘的那种复杂的历史性依附关系。此外，这些模型中很多都默认路径一开始是“随机的”，或者至少受偶然因素影响很大。这看起来很不实际，事实上，最初被选择的路径也在纠缠之中。
累积的纠缠导致路径依赖，欧洲的城镇可以为这一点提供很好的例证。这些城镇中很多道路系统都源自2000年前修建的罗马道路系统，后者通常又沿袭了前罗马时代的道路。这些精心修建的罗马道路吸引了聚落沿着其方向发展。建筑物建造又被重建，这些道路却仍然是大道景行，即使罗马道路的各种痕迹都被铲除殆尽，道路仍留在原地。罗马本身或是伦敦、剑桥、艾克斯也都是这样。在这些例子中，道路的排列与建筑物纠缠在一起，因此，改道意味着改建这些建筑，这显然昂贵而艰难。更简单的做法是沿着已有道路建造新建筑。当然，重建所有建筑对于足够强大的中央权力而言是可能的，如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在19世纪中叶重建巴黎那样。
第三章介绍了近年来生物学的一些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显示基因型对演化的限制，很多限制是久远以前演化路径的遗留物，所有生物都有结构上的形式限制其变异范围。与此类似，古代道路系统也会对城镇发展产生遗留效应。在新石器时代恰塔霍裕克遗址的“城镇”中，建筑物紧密相连，任何新建筑物的空间都会受到周围建筑物的限制。更普遍地看，建筑物和遗迹的位置影响了人们在整体景观上的活动。工业区吸引更多工厂，研究性大学吸引高新产业。本书之所以选择这些例子是因为它们受到几千年前事件的遗留效应的影响：轮子、火、棉花、鸦片、收割工具、进步的观念。
但即便是在这些例子中，在物的早期使用阶段，其发展也非常缓慢，其可供性也是渐渐实现的，真正的锁扣效应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虽然轮子在公元前4千纪的欧亚大陆就已经被发明并投入使用，但交通和机械对轮子的依赖直到19世纪才真正产生。在第四章中我描述了棉花从开始缓慢增长到成为巨型现代全球工业的过程，棉花完整的可供性需要很多条件，这些条件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才能达到。鸦片的故事也一样，罂粟种子在欧洲新石器时代就已被驯化，大规模鸦片交易在中世纪就已出现，但鸦片及其衍生品与东亚、南亚的殖民扩张关联起来时，整体的纠缠网络才最为广阔。
物的可供性需要时间才能实现，鸦片转变为吗啡再变为海洛因需要时间，不同类型的收割工具整合成大型收割机也需要时间。进步观点在古典世界就已存在，但直到它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联系上时，才开始广泛流传开来，尤其是在公元18到19世纪，而到了20世纪，这种观点逐渐不受人欢迎。当然，在纠缠中，物的重要性和中心地位可能会下降。几千年来，轮子和有轮汽车的命运与马匹密不可分，直到蒸汽能和内燃机兴起后，街道上、城镇里的马匹数量才逐渐下降。
考古学家喜欢用一些术语来描述文化和文明发展的进程，例如早期、中期、晚期阶段，或者古代、形成期、前古典时期、古典时期、后古典时期。他们用“舰形曲线”描述一些考古遗物特征出现的频率，以表现某些特征从出现、兴盛到衰减的过程。当物的供给实现之后，其数量就会上升，而当纠缠发生改变，物的作用消失时，其数量也随之下降。这里并不存在某种固有的从采纳到抵制的过程，一切都依赖特定的物及其可供性，也取决于周遭的纠缠。例如，棉花和罂粟都是很难收获、加工的作物，它们的功能随时间变化，这取决于新帝国主义策略中新技术的逐渐累积。物的供给与其赖以实现的纠缠之间的关系，导致了某种特定的路径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受到选择。一旦这条道路被选中，更多的锁扣效应便随之而来，重头来过也就更难，因为很多事物已纠缠在一起。
变化具有两种方向性
人–物纠缠的方向性有两种形式。
特殊方向性
特殊方向性的产生与陷入依附网络中或碰上发展的累积本质的特定的物有关。例如，人们通常认为轮子之所以能在欧亚大陆发展，是因为那里有牵引动物来拉动各种载具。而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人没有发展出有轮运输载具，这不是因为他们无法设想轮子的概念，我们可以在南墨西哥奥尔梅克文明的遗址中看到带轮子的玩具车，但因为美洲没有适合的牵引动物，再加上一些其他纠缠因素，导致美洲和欧亚大陆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轮子、牵引动物以及相关的疾病，还有钢铁和枪炮的发展，所有这些都导致了欧亚和美洲发展路径的差异。欧洲进步的观念影响了他们对待美洲人的态度，殖民统治之后，糖和棉花的利用又引发奴隶制，这些也开启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再比如，第六章展示了在农业革命前的中东，磨制石器如何使人陷入加工食物的纠缠中。磨制石器让人们将谷子研磨成面粉，再与水、牛奶或者其他东西混合起来制作面包和蛋糕。在中东，主要作物（大麦、小麦和黑麦）都含有蛋白质麸质，因此可以发酵制成面包，磨制石器与含麸质谷物的纠缠引领了一种以面包为主的饮食方式，一直延续至今。而在东亚，人们最早主要使用煮和蒸的烹饪方式。这种截然不同的加工方式出现在农业之前，但随着农业的发展变得更加精良。迈克·罗兰和傅稻镰写道：“这些传统也导致了东西方宗教仪式的差异，西方多使用献祭的烟雾来供养远方的神祇，他们注重利用分享礼仪性的食物来推动群体的团结；东方则强调通过共享食物让先祖的灵魂留在身边，因此，黏食更受人们青睐，其中就包含糯米和粟的演化。”
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了无数类似的地区内和地区间差异。建设文化史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但我们也有将文化物化的危险，使之成为某种物，这样我们就无法把物看作创造出路径的纠缠之物。我们不应当将文化物化，而是应该考察引起特定反应的因果链条，研究人与物在完成特定事件时产生的累积性纠缠。通过这样的研究方式，我们就能明白特定的历史背景如何让英国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成为工业革命的基地，土壤、气候以及特定的帝国扩张政策如何让鸦片生产成为东南亚的金三角、阿富汗的金新月地带的文化特征，国际棉花网络又如何催生奴隶“文化”并至今影响美洲社会和政治生态。
一般方向性
本书开头就已指出，我们很难否定如下的考古学证据，即人类获取能量和物质的能力以及依附关系纠缠网络的规模与复杂程度随时间不断增长。不管特殊方向性如何，总存在着一个整体的趋势：人造物的数量和纠缠规模不断增长。这个趋势是书中描述的一些原则的自然结果，整体方向性源自人对物的依赖以及物之为物的本质。本书理论方法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给予了物以中心地位，关注物是如何让其他物和人向它们聚拢的。物聚合了各种物或者事件过程，人们也因为要管控他们所依赖的纠缠而深陷其中。但在此过程中，人被束缚在某种不受束缚的东西里。纠缠是异质的、无尽的，包含不同种类的生物、社会、物质、意识过程，其中难免会造成物之间的某些矛盾。纠缠总是会造成冲突、问题以及交互联系。
人深陷物中，人与物相互依赖，也正因此，人必须处理这种依赖造成的后果，处理这些难以预料、难以控制的如量子纠缠一般的事件。为了解决问题、应对这些事件，人们做着他们一贯做的事：求助于其他物，改良机器，看看有什么资源可以利用。如蒂莫西·米切尔所言：“技术的改变并不会像传统科学观所认为的那样消除不确定性，它只会让不确定性扩大。”在第六章中，我描述了这样的循环：人–物纠缠→（物–物纠缠和物–人纠缠）→更深的人–物纠缠。纠缠不断扩大，人对物的依赖不断增长。到了某个时刻，当某一物（比如轮子）周围的纠缠变得过于庞大时，一切就不可能重新来过。太多东西纠缠在一起，太多事情难以确定。如果弃用汽车就可以直接解决全球变暖问题那当然再好不过，但有轮交通工具已经融入现代生活中，现代都市不可能没有它们。所以我们不会弃用汽车，而是试图寻找其他解决之道，但这却往往增加了纠缠，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特斯拉建造的巨大电池工厂或者开采稀有金属造成的环境污染中看出。
或许有人会说，对于人–物依赖增长更简单的解释是更深的纠缠可以让人们获得更多的能量，做更多的事情。第五章也说过对物的依赖确实能让人们完成更多事情，人们发展农业从而可以从单位面积的土地中获得更多食物，可以更好地面对各种灾害。比起黑曜石镰刀和木连枷，打谷机和联合收割机在打谷、收割上效率更高。对物的逐渐累积帮助人们获得能量，这意味着人类和社会拥有获得、累积更多事物的力量。纠缠日益扩展的触手渐渐伸向全球每一个角落，跨越时间和空间，让人们可以更有效地压榨、剥削劳动力，积累更多能量和信息。人类依赖纠缠，这样他们可以更快地行动和建造，因此棉花生产、收割粮食和鸦片、运输各种商品的速度大幅提高。以这种观点来看，纠缠的增长只是为了解决纠缠本身造成的问题。但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能量流动本身并不一定会导致能量的聚集，并不一定会巩固现有的状况。这个观点无法回答本书的中心问题：为什么纠缠会增长？为什么人类要累积越来越多的能量，尤其是在这种累积会造成很多麻烦的情况下？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回到依赖关系和依附关系之间，以及人–物纠缠与其产生的矛盾、冲突、联系之间的张力上。
我认为纠缠理论提供了一种非目的论式的框架，可以帮助理解为什么人类长期以来会为了从环境中获取更多能量而陷入更深的纠缠和对物的依赖中。纠缠让人们建造更雄伟的纪念碑、取得更高的建筑成就，让人们创造更美妙的艺术品、更伟大的歌剧、更激动人心的运动比赛。它意味着更长的寿命、更健康的生活、更便捷的通讯、更多的旅行机会、更好的教育——至少对某些人来说是这样。但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会越陷越深，越来越无法解决全球范围的问题。我们获取能量的能力确实增强了，但代价是我们要依赖开发工具来获取能量，而这种工具本身也要求更多的工具和更多的劳动力来生产，结果就是人类大规模利用其他人类和其他物种，环境也因此恶化。连发明Model T汽车、开创流水线生产的亨利·福特都理解他的这些创造可能带来危险。他引入了一些机制，以在现代科技社会中推广田园乡土生活。
摆脱与某物的纠缠往往会导致与其他物更深的纠缠。马匹运输的衰落伴随机器运输的兴起，这些机器有马力，却不用马，结果导致纠缠显著增长。从燃油车到电动车的转变也开启了新的纠缠。纺织机、鸦片加工、堤坝、能量获取，所有这些新发展都导致了与更多数量、更多种类的物的纠缠。
另一种理解人–物纠缠指数型增长的方式是考虑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在人类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纠缠的扩张意味着环境的方方面面都已经成了人类改造的加工品，所谓的外部世界已经越来越少了，整个环境本身都已经成为人工制品，需要人类的关照和管控。我们开始使用“人类世”这个词来描述人类行为对环境造成主要影响的阶段，但这种管控并不是晚近的事：第四章就讨论过早期人类用火改造和管控周遭的景观。当自然环境逐渐成为人工制品后，人类也逐渐陷入对自然的管理之中，他们开发森林、建造堤坝、灌溉田地、管治“害虫”或解决土地荒漠化问题。
演化是一种纠缠的相互创造
本书很少使用“演化”这个词，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更爱用“演变”这类词，因为演化暗含某种预先设定的计划的展现。这个词原本指“展开”，从古典时代开始它用于描述卷轴或作战行动的展开，我要使用的正是这个含义。唯一的前设是人类离不开物，一旦人类沿着演化的路径向下走去，投入时间精力制造工具，演化之路便随之展开。人对物的依赖造成的后果要求人们进一步依赖物，但这仅仅是因为人们拥有追踪因果链的智能。河狸也会努力制造并维修堤坝，但它们无法像人类一样沿着因果链走这么远。和达尔文一样，我们可能会认为大脑功能与操作、使用工具的能力增长密切相关。自然选择青睐那些能够追踪更远的因果链以及能够使用工具解决问题的人。
人与物依附关系的展开过程就是人类演化的方向，然而在这种整体方向性之内，我们还是可以看见展开的各种不同方式。不同的路径相距甚远，在每种路径内，人类充分利用物的供给、物的属性、物的潜能。他们也努力维护物，去创新，去解决问题，去处理人–物纠缠产生的矛盾、冲突、关联。物的能动性与人的能动性彼此成就。
人类演化是异质性的，是一种与物的共同创造，这里的物有生物的、物质的、化学的，也包括观念和社会制度。生物演化论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这种演化过程的一部分，但却无法解释其整体。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大部分时间避免使用“演化”这个词。尽管当代生物学的发展开创了拓展综合演化论，它不那么以基因为中心，更接近纠缠的视角，但“演化”这个词本身就有过度生物化的嫌疑。我们需要一种关注演化领域多样性的方法，需要承认多样性内部的张力，需要在现实与相互依附的关联中建立新的理论。
物之间的相互依附关系创造了发展的整体方向性，也同样创造了特定的路径，每一条路径都给以后的世界留下了物质、社会、观念交互纠缠的遗产。我们很难违反常理、另辟蹊径、逆流而上，所有这些比喻都展现了摆脱纠缠、走上另一条路径的困难。在整体方向性的那些例子里，人–物纠缠→（物–物纠缠和物–人纠缠）→更深的人–物纠缠是自我催化的进程，可以产生人对物更深的依赖关系和更深的纠缠，而不需要预设的目标。当然，人类的目标确实会在特定路径上起作用，但目标本身是在特定纠缠背景下产生的。因此，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群体追求的目标是更优秀的狩猎能力以及与动物灵魂之间的平衡。世界很多地区的新石器社会中，人们的目标则可能是慰藉祖先或照料好田地。中世纪欧洲人的目标或许是遵循上帝的旨意或在战场上保住荣誉。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人会赞许诸如进步、自我提升、累积财富之类的目标。所有的这些目标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纠缠之中诞生的，它们为纠缠做出贡献，也是与其他物交融在一起的另一类物。但它们并不是将演化推向特定方向的外在的手。
引自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哈姆莱特》，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乔治–欧仁·奥斯曼（1809—1891），法国城市规划师，主持了1852年至1870年的巴黎城市规划，今天巴黎的辐射状街道网络正是其代表作。
第八章 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
大脑造就了我们的成功，
但也带来了失败，我们的大脑还要足够强大
以应对它的创造物。
——克里斯蒂安·德杜布
本书提出的问题似乎没有得到解答，这在伦理上有何暗示呢？如果人类依赖物，如果物的变化无常意味着我们将始终维护它们，那么很自然地，只要我们捡起某件工具，我们就必然会陷入当下的困境中。现如今，人类对世界和气候造成的影响已经威胁了后代的生存。根据纠缠理论，可以料想今后我们仍会通过修整物来解决环境问题，实际上，这种解决方案主导着当今社会各种问题的讨论。我们会探讨如何让汽车更加省油或者如何采用其他不那么依赖碳燃料的能源。对于当今世界的问题，人类，尤其是西方人，倾向于寻求技术途径改造世界，而不是改变人对物的依赖。或许我们正逐渐逼近这种“存在”方式的尽头。
但试图扭转这种趋势甚至降低我们对物的渴求已经碰壁，颇为讽刺的是，主要的困难在于我们无法认清物之所以为物。我们把物视为欲望的对象，认为它们没有行动力，彼此隔绝。第四章曾提到欧洲和美国18世纪以来消费主义的兴起让我们只关注孤零零的物，而忽视整个纠缠链条。我们利用物解决问题，满足我们的愉悦和成就感，暂时忘却复杂纠缠可能带来的痛苦、贫穷和污染。我们一般不去关注从那些物质流中产生、穿行、缠绕的那些丝线与触手。
我们以为能控制物，但却不知道物能多大程度上控制我们。比如，有很多宣扬公平贸易、有机食物以及环保产品的激进运动，但这些只能解决很小一部分问题。我们很容易受到这样的批评：草率地争抢购买最新款的混合动力汽车、智能手机、电视，但却很少注意它们嵌入其中的整个操作链。其负面影响往往在很远之外、很久之后才能显现出来，也很难加以评估。可是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大部分人只能开车上班，公民的责任心让很多人不得不关注时事，所以我们只得使用因特网、有线电视，这些装备似乎必不可少。相互依附的关联让改变很难发生。
或许我们可以向那些与我们走上不同发展路径的社会学习，比如，卡尔·艾瑞克·斯韦比认为我们可以学习澳大利亚原住民如何在几万年来一直保持可持续发展，探索如何避免对物近乎偏执的渴求。原住民对土地的使用有很复杂的管理程序，耕种的计划也十分周全。以前人们认为欧洲殖民者占领的是空旷的荒野，一片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但实际上当地人在千百年来认真细致地耕耘着这片土地，培养了丰富的动植物，也深知如何抵抗自然灾害。很多澳大利亚的植物都能熬过火灾，甚至可以在有火的环境中繁殖，但当地人只会在仪式中或是经过严格控制后才能使用火。在历史上，殖民者过量开垦土地，因此大肆焚烧林木。但原住民则从不必担心这样的灾难，有节制地用火是他们保障生态多样性、管理动植物的关键方法。焚烧和未焚的交错地带为一些食物和药材提供了保护区域。例如，如果没有袋鼠啃食，澳大利亚小毛菊就会数以百万计地繁殖。焚烧过的区域还可以防止意外的森林大火，也有利于植物种子的传播。草地之间的区域是茂密的森林，威廉·甘米奇写道：“这片大陆被仔细照料着，以至于欧洲人常常把澳大利亚称作‘公园’，那里有梯地、草坪、洞穴和雄健的树木，不过他们不承认这片土地被仔细耕耘过。”人们对这里农业景观纠缠的忽视对欧洲农业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欧洲农民看到这片肥沃的草地，认为这里非常适合种植作物，但他们不知道，这些景观并非自然形成的，如果没有系统、仔细地用火维护，它们很容易变成原始的状态。引入非本地作物以及过度垦殖使得问题变得更糟糕，土壤的肥力最终完全耗尽。
澳大利亚农业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并不意味着千万年来没有任何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的纠缠也愈发复杂，出现了新的技术（如回旋镖）、更多样高效的石器、新的移民、新的艺术形式、人口增加后不断提升的领土意识、更多的村庄以及更频繁的贸易，但所有这些变化都在原住民可持续的信念和行为方式中产生。
我们还可以看看另一种不同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考古学家更加熟悉。“遗产”一词用来表示人和古旧事物之间的纠缠。“遗产保护业”处理考古和历史遗址及文物的保护、管理以及向公众开放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社会都认为保护古代遗址很重要，而且即便是在西方国家也并不是所有遗址都得到了相同程度的重视。我们一般会认为古典建筑比矿渣堆更值得关注，虽然后者中的一些遗址已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这是当代世界挽救过去记忆的必要举措。第四章展示了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如何凸显在中国和埃及（世界其他地区也一样）的大坝建造过程中，人们斥巨资搬运重要的遗址，还成立了很多机构来处理遗产保护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因为建设施工前必须进行考古工作，很多道路、油管、桥梁、工业园区、住宅建设计划都被延搁或者增加造价。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必须保护遗产，但真是如此吗？我们真的可以脱离与过去的纠缠吗？或许我们应该向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学习，他们认为文化遗存最好能回归自然，被植被覆盖，最终化为一抔黄土。
沉睡在地下的遗迹仍旧活着。丹尼斯·伯恩描述了非西方国家对待重要宗教和历史遗物的方式，他们会不断使用这些遗物，不断增益其内涵。西方遗产保护者能鼓励、推广掩埋遗址的做法或者让遗址融入人们的生活吗？这样激进的主张在近期内应该不可能实现，因为遗产收费催生了太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太多人完全同意遗址的良好保护是现代性的体现，太多人认为我们需要将那些拥有普世价值的遗址留给后代，政府和私人对文化遗产投入太多，国民收入的太多部分来自文化旅游业，因此我们已经很难回到从前。我们以为自己掌控了遗产，但实际上是遗产掌控了我们。
澳大利亚原住民和西北海岸印第安人关于自然和文化遗产的观念扎根于自身的纠缠中，或许这种观点并不适合大规模工业化、制度化的社会。尽管如此，这种对待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不同观点或许能帮助我们突破常规思维的限制。
不平等
如果人–物纠缠让我们没完没了地累积物质，那么我们就得解决不平等的问题。第一章讨论了全球整体能量获取能力提升带来人造物数量的激增，但同时也注意到了不同人在占有物质材料上的巨大差异。高收入社会的超市会丢弃食物仅仅因为它们“不好看”，但在2015年，全球有8亿人仍食不果腹。
不平等和人–物纠缠之间有什么关系？一种答案是所有社会都存在不平等——男人与女人之间、不同年龄的人之间、成功的猎人和不成功的猎人之间、有感召力或有权威的领导人与群众之间——这种普遍的不平等随着物质材料的增多而加强。人造物数量越多，贫富差距也就越大。基尼系数可以衡量不平等水平，它对于可拥有物（商品或收入）整体的数量很敏感。考古学家花费了太多时间和精力解释不平等的起源，但只要我们承认整体上物质材料不断增多，就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了。
根据这种观点，人类这个智慧物种获取物的能力不断增长。第一章中的图展示了能量获取能力、财富和技术能力指数型增长的趋势，一开始增速很慢，但后面增长曲线越来越陡。但我也强调了图中使用的数据仅来自社会更为“发达”的地区。与其只关注增长的线条，我们或许更应当考虑在曲线下部的区域（图8.1）。这条线反映了人造物数量长期缓慢增长的过程，但在线条之下什么都可能发生。有些人选择简单的、非物质、无技术的生活，像12至14世纪法国南部禁欲的清洁派那样，他们认为所有的物质都是有罪的，再比如更近代宾夕法尼亚和美国其他州的阿米什人。而其他社群的人可能会在物质和科技上投入巨大，这些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那些更为“发达”的社会。
图8.1 纠缠过程会导致物的不断增多，但与此同时物质财富拥有量之间逐渐出现了愈发显著的不平等。图片来源：作者
上面那条线之所以升高是因为前面讨论过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逐渐累积的。强子对撞机不可能在新石器时代建成，因为它的诞生需要很多东西先产生。累积的兴衰过程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并且当这个过程演化到上面那条线的顶端时，线下方的区域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可能性。
但这种看法没有完全展现纠缠的全貌以及与之伴生的能量获取能力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累积。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物，这伴随着对他者的剥削和控制。棉花的工业生产建立在贩卖至美洲的奴隶的基础之上，蔗糖和其他很多商品也一样。鸦片贸易随着英国和美国人的军事野心而不断扩张，并导致了全球很多人的上瘾和堕落。为了回收有用物质，被抛弃的美国圣诞树灯运去了中国。进步的观念给全球范围内帝国扩张中对原住民的虐待提供了貌似合理的解释。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物的纠缠使得有些人收入较低，他们通常受到剥削和阻碍，而其他人则得以享受能量获取能力提升的益处。所有纠缠都可以看成是操作链和事件流的相互妥协和相互融合，每个链条中都有上游到下游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主导群体可以将劳动密集型和不令人喜爱的工作转交给其他人。实际上，操作链或供给链的概念本身就表明人们会像铰链一样彼此交织，链条上的关键结点受到人们的控制。
本书没有特别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联，这是因为这种关联很难摆脱人–物关联和物–人关联。但当我们讨论纠缠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人–人关联。盖文·卢卡斯和我认为不平等与人–物纠缠密不可分。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在一个还未进入复杂社会阶段、制作工具很少的群体中，我做了一把石刀，它可以比其他小刀更高效地切割和屠杀猎物。我开始依赖此物，但它也依赖其他物：制作刀柄的骨头和胶、加工燧石刀刃的砾石石锤以及让它保持锋利的我。为了制作新型高效的石刀，我还获得了高于别人的地位，尤其是我可以让他们为我工作，不管是通过强迫还是威严，或是把我的刀或者它加工的产品借给别人或者送给别人。我可以让别人代我完成操作链上的某些环节：获取石料、寻找工具、加工刀刃、获取胶水等等。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对物的依赖导致了物对其他物的依赖、物对人的依赖以及更深的人对其他人的统治。
在人–物纠缠中，有些人会处于有利地位，他们可以获取所有好处，而其他人则需要承担所有成本。精英往往比非精英拥有更多物，这让他们更有能力去控制他人，也让他们更有能力远离问题或者解决问题，因为他们可资利用的资源更丰富。在全书的讨论中可以发现，人–物纠缠可以促使我们完成某些事，精英可以利用纠缠为自己服务，非精英参与到同样的纠缠中，但他们很少能体会到纠缠的促成性效果，感受到更多的是其限制性效果。非精英拥有更少的物质商品来缓解诸如污染、饥荒或者疾病的问题。他们参与到纠缠中，但却不能享受它带来的利益。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异化，但它是人在纠缠中所处位置的产物。因此，英国可以利用其海军力量和帝国贸易联系加强全球棉花生产网络，这个网络的基地就在英格兰北部。它还乐此不疲地动用海军力量加强对印度和中国的剥削式鸦片贸易。
纠缠让有些人只能累积较少的人造物。第八章中的楔形图并不仅仅表现人类逐渐填补不断增长的可能空间，它也显示所有社会都有物质商品不断增长的趋势，都有对这些商品相对均匀的分配，都平等地参与到纠缠网络中。但这并不是实际发生的情况。有些人不得不在楔形图底端生存，有时甚至是堕落至斯。人–物纠缠成为某些人利用其他人的有效机制。很少有国家会重新分配财富，长时段的纠缠研究则表明人们越是依赖物、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网络越强，不平等现象就越显著。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同人与物的纠缠关系密切。
偶然事件与决定论
当网络和纠缠理论分散了链条、网格、丝线中的因果关系时，它们也分散了责任，责任永远会被四处推诿。按照这种理论的看法，不平等和剥削只是特定纠缠的产物。我曾将人类的剥削视作操纵性纠缠的结果，可能有人会反对我的看法，因为这似乎是在推卸责任。这种理论下的剥削只是特定纠缠的产物，因此，似乎找不到不平等的确定原因。按照这种理论，原因弥散在整个纠缠中。
我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人–物纠缠的增长是偶然事件还是事先决定的。一方面，我讨论了偶然事件与关联情景让人–物依赖关系沿着特定道路发展。另一方面，我也认为一旦选择了某一路径，依附关系的网络让我们很难转换路径；演化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所以到底哪个才是对的？路径选择是偶然的、随机的还是前定的？对这个问题更广泛的讨论来自斯蒂芬·杰伊·古尔德与西蒙·康韦·莫里斯的争论，前者认为既然突变是随机发生的，那么如果将演化倒带重放，得到的结果一定是不同的，后者则坚持决定论的观点。从伦理学的角度看，人类能动性是否可以改变或重演历史，让其他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将来可以这样做吗？或者说是不是所有的事物都已经被决定好了？人类的发展是偶然事件还是命中注定？
答案可能是两者皆然。生物化学家克里斯蒂安·德杜布考察了各种各样的演化进程，其中有些是事先决定的，有些则是偶然发展的。一方面存在着决定的因素，因为考虑到已有的条件，有些事情不可能变成其他样子。除了量子机制发挥作用的亚原子层次，大部分的物理和化学过程都属于这种类型，这些物理化学过程都符合自然规律。当我们离开这种决定论视角，我们又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瓶颈对事物产生的阻碍。例如，存在外部选择的过程，其中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是最著名的例子，在外部选择过程中只有一种选择是最适宜的。同时还有内部的阻碍，例如基因组的结构或者已有的身体组织，内部的阻碍也会让演化只沿着某一路径发展。还有事先决定与偶然事件的结合，例如路径依赖，此时一旦做出某个偶然的决定，选择了某种路径，则一切都不能回头。这就好像一个司机在岔路口用抛硬币的方法选定了一条路线。一旦做出选择，他就很难换条路或者掉头重来了。决定论与偶然事件这两个极端的中间地带是各种极端离奇的事件，我们不可能随时随地重复它们。
德杜布认为“鉴于特定的环境状况，演化路径常常近乎强制选择，并不是像通常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随机、不可重复”。很多演化历程殊途同归，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物种都演化出了相似特征，相似的演化方法还不断重演，这一点可以支持这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