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眸」房福贤｜｜阴阳之道：张炜与矫健创作个性比较
一
20世纪80年代的齐鲁大地上，涌出了一批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张炜与矫健，是其中有影响的两位。短短几年，他们就各自创作了几十部小说，并分别在全国和全省的评奖中数次获奖。如今，在群雄麇集的新时期文坛上，他们已经耸起了坚硬的犄角，成为两个强有力的角逐者。
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两个青年作家竟有那么多相似之处。他们是同乡(胶东人)、同学(烟台师专中文系)，并且几乎在同时走上文坛(80年代初期)；他们都对自己的故乡农村存着深厚的感情，并把它们作为自己的主要创作题材；他们还对文学有着大致相同的见解，都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认为“真正的作家在他一生的创作中，不会一直忽视民族的共同事业，忽视人民的声音”(张炜)。“小说触摸到人民最痛最痒的地方传递出人民的心声，才能真正具备人民性。”[1] (矫健)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他们便常常作为山东青年作家的代表被人相提并论。然而他们又有着多么不同的艺术个性啊！
张炜的小说就像芦青河两岸的少女，娟秀、柔媚，一颦一笑都那样甜美，那样和谐，那样富有感情。读他的作品，我们常常可以欣赏到那深林里悠长的回声，丝瓜架上滴落的水珠，月下河边多情的喁喁私语……它让人遐想，让人向往，让人陶醉。矫健则不同。矫健的小说，就像胶东山区饱经风霜的老人，忧郁、沉重，一行一动都那样艰难，那样痛苦，那样蹒跚犹豫。读他的作品，我们常常可以感受到那莫知由来的神秘气氛，挣扎跃动的生命和激情，痛苦不堪的叹息和痉挛……它让人战栗，让人反思，让人警奋。
这是两个有着鲜明的个性差异的青年作家。借用庄子的话说，他们是“一清一浊，阴阳调和”（《庄子·天运篇》）。
二
在审美理想的体现方式上，张炜与矫健有着显著不同的个性差异。
审美理想作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产物，具有一定时代的普遍性。但是，由于文学创作是一种个体审美活动，不同的人便有着不同的审美理想体现方式。张炜深深爱着他家乡“河边上那些心地光明、美好、坦荡无私的年青人”，“总想把他们从芦青河边介绍到更广大的世界里去”，[2]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促使他把审美注意力常常落在至善至美的人生上。他挖掘其中蕴含的美质，甚至不惜“多加几笔色彩，用理想化的笔触去描绘他们的形象”，[3]直接通过正面形象的塑造体现作家的审美理想，以激起读者对美好人生的热爱与眷恋。矫健则不同。他认为：“面对光明的生活，作家要唱赞歌，但也要发现问题，正视矛盾。两者相比较，发现问题要比唱赞歌更难！”[4]这样一种创作的欲望，就促使他将审美注意力常常放在现实的矛盾事物上。他挖掘其中存在的问题，表现在现实人生面前，由于政治的、社会的以及道德的诸因素的影响，人们所受到的困扰与磨难，间接地激发起人们对理想人生的追求与怀念。张炜与矫健的这种个性特色，主要体现在人物的塑造上。
在张炜的小说中，主人公往往是一些具有善良品性和传统美德的人物。他们不大受到外界人生卑劣因素的干扰，保持着一种古朴宁静纯洁的心境。“女的，没有一个不是灵俐秀气，男的，没有一个不是英俊端庄！”[5]他们都有着宽厚的胸襟、丰富的同情心和强烈的正义感。憨厚、纯真、漂亮的大贞子(《看野枣》)对好吃懒做的队长三来是很瞧不起的，但在三来的队长职务被选下来以后，她不但不趁机报复，反而宽宥他，并真心实意地帮他走出困境。柔弱文静的小织(《秋天的愤怒》)不听当支书的爸爸的劝告，毅然跟上出身地主，然而又是多才多艺的青年李芒走南闯北，受苦受累也不后悔。小织和大贞子，都是普通的农家女子，但她们却不受世俗偏见的影响，这不是理想人生的健全性格吗？而脾气暴躁的铺老金豹(《海边的雪》)在人命关天的时刻，不计前嫌，毅然烧掉自己的渔铺，为在黑夜的狂涛中挣扎的小蜂兄弟指出一条活路；李芒为了全村人民的利益、为了伸张正义而与岳父肖万昌决裂；年轻的公社书记卢达(《你好，本林同志》)忍受着不信任的冷眼，一次次地帮助贫穷的本林致富；长乐和胡头(《童眸》)冒着危险，用自己的胆识和机智保护那孤苦无助的弱女子田萌……这些男子汉们，有着那么丰富的同情心和牺牲精神！这就是张炜作品中的人物，虽然在各自的处境中，他们有着不同的思想境界，有的高尚些，有的平凡些，但在他们身上，不都渗透着“世界上如果全是善良正直的人多好啊”[6]这样的理想愿望吗？这一个个通体晶莹、闪耀着理想光芒的形象，出现在“文革”之后，出现在人们迫切需要同情、尊重和谅解的和谐气氛和安定环境之时，无疑有一股暖人的精神力量。
矫健则不同。在矫健的小说中，主人公往往是一些充满了矛盾和痛苦的悲剧人物。他们大多受到无法抵御的社会力量的冲击，心理常常失去平衡，历尽心灵的磨难。老霜(《老霜的苦闷》)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仍然信奉着“穷光荣”的信条，结果背离时代的潮流，陷入了痛苦的心理矛盾中。“退居二线”的老县委书记郑江东(《老人仓》)到达沟子公社后，很快就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一边是他的老部下汪得伍，一边是沟子公社坏人当道的社会现实。在这两者之间，他面临的是一个并不轻松的抉择。老根爷、彩彩、河女、牛旺、小磕巴(《河魂》)这个小小的家族，由于生活于大变革的蜕变期，两股激烈冲撞的历史力量挤压着他们，使他们陷入一个兴奋与痛苦、欣慰与遗憾交织的心理矛盾运动中。他们都有着或曾经有着美好的追求，但是这些追本总是和痛苦与磨难伴随在一起。年轻的复员军人天良(《天良》)因福得祸。他本来应该得到称心的工作、美满的爱情，但命运偏偏与他作对。向命运低头，做一个顺民，或许能够苟且一生，但他偏偏长有反骨，偏偏有着追求幸福与爱情的强烈欲望，最后竟毁灭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就是矫健小说中的人物。无论他们怎样挣扎跃动，总是逃不脱社会这个“场”的束缚与制约。这一个个深烙着时代印记的悲剧性格，无疑是对阻碍人民走向理想彼岸的社会异化力量的否定。他们出现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时代，出现在经济改变的蜕变时期，是发人深省的。
三
张炜与矫健的个性差异，还表现在他们创作的审美心理活动中，各种心理因素组合的不完全相同。从总体看，他们都是以情感为中心的多种心理因素的组合，但比较而言，张炜的情感因素更强些，而矫健的理智因素更强些。
张炜的小说，我们常常有这样一个感觉，似乎作家就是他所创造的那个小世界中的一员。他和他创造的人物一起痛苦，一起欢欣，共同着命运。因此他的作品有一种特别浓厚的主情色彩。他常常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喜爱的人物，给以精神上的抚慰。比如小罗锅(《声音》)够丑陋了吧，但作家却赋予他“那么嫩气的嗓子，还会说普通话”，会说外语；老得（《秋天的思索》)长了一个水蛇腰儿，一走路三摇晃，重活也干不了，可是他却有着无比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敢于同坏人作斗争的无畏气魄。本林(《你好，本林同志》)是个不会生活、没有主意的农民，他的许多动作简直幼稚得可笑，但作家却没有一丝的揶揄和嘲笑，自始至终充满了同情和怜悯。同时，他也十分厌恶地注视着他讽刺的人物，比如他写肖万昌吃狗肉的姿态，六百多字中，明显流露着反感的情绪，好恶之情，溢于言表，正表现了张炜的多情。
矫健则不同了。读矫健的小说，我们常常觉得作家像个局外人。他和他的创造物之间似乎有一段距离，因此，他能够控制情感的强烈“参预欲”，比较客观地对他的人物进行评说，有一种较强的理性色彩。郑江东是作家肯定的人物，但对他心灵中的某些阴暗角落，他一点也不留情；河女不乏追求现代化生活的勇气，但她的追求并没有清晰的目标，她的理想实质上仍然不过是传统的贤妻良母的爱情蓝图；陈老栓(《天良》)依权仗势，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本色，但在暴风雨之夜，却忽然良心发现；翠翠这个漂亮聪明的姑娘，在天良死后，竟堕入风尘……这一切，都表现了矫健的理智和冷静。
这种心理因素组合的差异还表现在小说情节的提炼上。张炜常常采用“两性”中心的构思方式，以友谊与爱情为情节发展的基本因素，在散文化的形式中，娓娓地传达出复杂、细腻、微妙的情愫。这在他的短篇小说中特别突出。在他那些内容丰富的中篇小说中，有些不是完全的“两性”中心，但仍然是建构的一个重要支点。如《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你好，本林同志》《童眸》《黄沙》则是以友谊为情节发展的基本因素的。整个看来，两性的关系在张炜的创作中越来越不占主要地位，但友谊与爱情一直是他创作中的重要内容。
矫健则不同。矫健经常采用的是“个人—社会”中心的构思方式，在大开大合的矛盾运动中，展开人物的悲剧命运，昭示人生的哲理思考。因为“悲剧是一门真正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的艺术，在悲剧中集中反映出存在的性质、生活的意义，以及人的强烈的内心冲动”。[7]由于它吻合了矫健理性因素较强的审美心理机制，这种悲剧性冲突形式在他的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比如《老霜的苦闷》让背负着沉重的精神负担的老霜面对整个变化了的时代，《河魂》把人物置于两种力量的激烈冲突的变革时期，《天良》让天良孤军奋战邪恶的势力等，都具有集中与紧张的悲剧性冲突形式。而且，这种构思方式在矫健的创作中运用得越来越娴熟了。
四
张炜与矫健的个性差异，也表现在他们不同的审美趣味上。张炜追求一种情绪和氛围，因此，他在创作过程中，总是力求写得情意绵绵，但又藏而不露，含蓄而有节制，有一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俏》）。的中和之美。矫健则不同。矫健追求一种纵深感和气势，因此，他在创作的过程中，总是力求写得冷静沉着，但又刚劲明快，放纵而有激情，有一种“高论宏裁、卓烁异彩”(《文心雕龙·体性》)的壮丽之美。
读张炜的小说，我们常常忍不住要为作家所创造的艺术佳境叫绝。那色彩、那情调、那氛围，简直就如同一首散文诗，令人心荡神驰。这自然要归功于作家优美的语言。如果没有那优美的环境和气氛的描写，我们是很难感觉它的诗情画意的。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他的情绪节制艺术。张炜是很善于控制人的情绪波动的。在他的作品中，主人公很少有雷霆震怒的时候。当王二力(《天兰色的木屐》)骂大榕“小地主”时，我们猜想大榕会拳脚相对，但是没有。而李芒这个硬汉子，在用机器不成反遭人议论时，也没有挥起他的铁拳，“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怨而不怒，这正是张炜艺术趣味在内容上的表现。张炜不仅善于控制入的情绪波动，还善于予以引导，导向温文平和。这特别表现在情爱描写上。情爱，是人间最热烈的情感之一。在张炜的作品中，这类描写是很多的，但感官刺激却很少见。原来在不知不觉中，作家将那强烈的感情转移并物化了。比如月明风清的夜晚，李芒与小织互表爱慕之情，心情该是多么激动。但作家却不直写他们的感情发展，而是避实就虚，细腻地描写了小织伏在李芒怀里，如同“伏在一片黑色的、温暖的波涛上”一样的感觉。于是，那热烈的激情便被巧妙地引导到了一个幻化的世界。世俗失去了，我们感到的只是圣洁。
读矫健的小说，我们则很少欣赏到这种文质彬彬、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相反，我们倒是常常感受到一种躁动不安的激情在他的作品中流动。这固然是与他使用的粗犷有力、富于激情的语言有关，更主要的却在于他喜欢释放那种压抑的生命激情，力求表现出人的心灵秘密。一旦有这样的机会，宁可产生极端效果，他也要把它写足。比如瘦小柔弱的小磕巴在河女就要远去的时候，绝望地用刀子刺向自己的胳膊，以迫使河女答应他的请求；再如天良在行凶前的夜晚，在嫂子身上陡然爆发出的那怨恨、报复、欲望、绝望兼而有之的情欲，都是写得极为放纵的。矫健作品中的情爱描写不多，在不多几处的描写中，他也是力求写得热烈而有激情，不假矫饰。这种情形在整个山东作家当中也是比较少见的。比如他写河女与王维力的情爱，与张炜写的小织与李芒的情爱就大相异趣。矫健不回避那原始的冲动，敢于表现情爱的本色特征。诸如“嗓子里有一块炭；胸膛里有一团火，浑身都被烧着了”，“她像触电似的，身体猛烈地抽搐起来”，“她瘫软了，胳膊垂到地上，高高隆起的胸部顺从地、温柔地紧贴在他坚实的胸脯上”等，这些描写显然要比张炜来得热烈、来得干脆。这略带自然主义的写实，是与他作品的纵深感与阔大气势相吻合的。
五
形成张炜与矫健个性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审美感受力。文学创作在根本上是一种审美活动，它只能在个人亲身体验的基础上进行。因此，“每一个共有鲜明的创作个性的艺术家，对客观现实的美都有一种不同于其他艺术家的独特的感受力，特别适合于敏锐地捕捉那打动了他的某一特殊的美”[8]而这种感受力的独特性，却主要是在作家的个人气质与独特生活经验等主体因素上形成的。
每个作家都有其先天的自然素质、气质，这是形成独特个性的生理基础。正所谓“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文心雕龙·体性》)。张炜与矫健的气质是很不相同的。张炜“有些内向，朴实、诚恳，有些拘谨”。[9]根据巴甫洛夫的心理学理论，他属于第一信号系统占优势的艺术型，视听感官比较敏感，有着较强的形象感知能力。矫健比较达观、恢廓，并且有些幽默，也许还有点傲气。下乡期间，他曾经将自己的习作拿给一公社干部着，遭到嘲讽，依旧怡然；好不容易演一次戏，只能当个匪兵在舞台上过过场，甚觉可惜，在队伍快要退出舞台时，他忍不住回头做个鬼脸，惹得观众哗然大笑。[10]在心理学上，他大概属于两个信号系统良好平衡的中间型，虽然不及张炜形象感知的敏感，却机智，有着较强的理性思维能力。
先天的自然素质和气质虽然对作家内审美感受力有一定影响，但并不是决定因素。使作家的审美感受力趋于定向的动因主要在于作家的经历、阅历、学识、独特的文化教养等个人后天的因素。作家的个人经历、独特遭遇，一生中(特别是童年时期)所受到的心灵上的影响，连同他的疾病都会影响他对美感对象的关系和态度，并形成一种定势心理，制约着主体感受时的选择方向、敏感程度、记忆和联想内容等，从而导致感受审美对象时想象、理解和情感反应的个性差异。
张炜生活经历的独特性在于，他在美丽而又闭塞的胶东农村生活了近二十年。童年时候，他家从一个镇子上迁到海边。住宅不在村子里，而是孤零零地在一条河流入海口岸边的果园里。家里有很多书。每天晚上，姐姐都要坐在床边读给他听。一盏昏黄的油灯，把他带进神奇的世界。这宁静美好的童年生活，对张炜的影响是很大的。正如他的老师萧平所说：“那濒临大海的河畔果园，那长满枣棵野草的海滩，那两岸生长着茂密芦苇的大河，那时而宁静时而咆哮的神秘莫测的大海，那充盈着花香鸟语的禾田瓜地，给这个遨游在其中的孩子进行了美的洗礼。”[11]虽然在青少年时代，张炜经历过一些磨难，由于亲属的政治问题，他失去许多美好的机会。初中阶段，考试常名列第一，却没有资格升学；会六七种乐器，却没有哪个文艺团体敢招收他。[12]但是，这坎坷的经历并没有磨灭他童年时形成的美好印象。随着阅历的增多，这印象反而越来越强烈、越美好。这独特的生活经历就使他的审美感受带上了自己的心理特点和观照方式：他的美感常常是与他童年的生活经验相联系的。许多外来的信息，都要经过他脑海里那一片“绿色”——童年生活经验的积淀——加以筛选、过滤和同化。因此他特别善于捕捉事物中所包含的美的意蕴。
矫健生活经历的独特性在于，他是在十五岁时才真正接触农村生活的。在这以前，他一直生活在上海。在人的个性发展的关键期，矫健充分接受了开放的城市文化的熏陶。文化人的家庭使他养成了对文史哲的爱好，市民社会又赋予了他上海人特有的敏捷与聪慧。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具有了某些现代意识。也许，在正常的情况下，他会成为一个思想型的人。但是，一场政治风暴却把他卷出上海，回到了那个贫穷落后的故乡插队劳动，颇受了一些苦难。这一段生活经历对矫健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一方面他作为一个回乡知青，在艰苦的生活中滚过，有机会了解故乡人民的生活、情感、心理和文化，产生了对底层小人物的同情；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有着较高文化层次的城市知青，和真正的农民之间在精神上是有一段距离的。随着政治、历史、哲学等知识的不断增多，对生活的认识也越来越有理性。这独特的生活经历就使他的审美感受表现出与张炜不同的特性：他的美感常常是在渗透着理性思考的观照中产生的。在他的审美心理格局中，有一个潜在的参照物——童年时即已初步形成的现代意识——时常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矫健特别善于发现事物中所蕴含的理性内容。
六
我们比较分析张炜与矫健的个性差异，并非是要定其轩轾。西方流行着这样的谚语——“趣味无争辩”，我们的古人也早说过——“各师成心，各异其面。”(《文心雕龙·体性》)但是，通过比较，我们却更容易发现作家各自艺术上的优劣短长。
就张炜来说，他的作品与他早期的生活经验之间有着不少平行的、隐约相似的曲折反映的关系。他的最大优势就在于他有着熟悉的农村生活经验和敏感的审美感知能力。因此他能够非常从容地刻画农民(特别是农村青年姑娘)感情上的微波细澜，渲染诗情浓郁的氛围，创造天真幽淡的情调。应该说，张炜的小说在艺术上是相当玲珑剔透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精神生活中希冀圆满、宁静、和谐的一面，有调节人的心理趋于平衡的静态审美效应。但是，由于张炜过分地依赖他的童年经验，过分地自信于艺术直觉，过分地爱戴他的父老乡亲，结果常常羁縻于表现对象的情感中，不能站到更高的理性层次上全方位审视，妨碍了对社会生活更符合本质规律的把握。这在他的描写改革题材的作品中表现得特别突出。他常常囿于他早年生活过的农民圈子，用农民式的价值尺度评价生活、臧否人物，结果是简单地扬善抑恶、重义轻利，忽视了善恶义利中渗透着的历史内容，用抽象永恒的“桃花源”理想抵制历史主潮表层斑驳杂陈的现象，表现了一种后倾的意识，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如《一潭清水》《秋天的愤怒》等。与此相联系的是，他太欣赏农村的伦理道德，以至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它与城市的现代味儿对立起来。比如《童眸》与《黄沙》在鲜明的对比中给人这样的印象：机关所以要改革，就在于人们太冷漠，缺乏同情与友爱；而纯真美好的道德，只有在农民那里才能找到。显然，张炜有些为传统道德表面斑斓的光辉所眩惑。“田园将芜胡不归”或许是有诗意的生活，但现代味儿在历史发展中却更有进步性。
矫健则是另一种情况。矫健特殊的生活经历赋予他较强的理性思维和现代意识，这不仅使他和农民之间形成了一段距离，还使他站在了一个较高的视点上。因此，在对生活进行观察和判断时，他不仅有道德价值的尺度，更有历史价值的尺度。这样他就能够比较深刻地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某些本质特征。他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触动了人们精神生活中奋求、冲突、痛苦、牺牲和发展的一面，具有刺激人们的心理向非平衡发展的动态审美效应。但是，他毕竟半路出家，对山东农民的生活习惯、心理结构、文化层次等，比之张炜来说，要陌生得多。因此，他的作品常常表现得理多于情，思想大于形象，比较粗糙，不及张炜细腻。比如老霜的形象就比较抽象，《老人仓》也有着过多的理性，而《河魂》在对人物的总体把握中，就似乎预先进行了定性的抽象分析。为了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他发挥了他的学识优势，大量吸收中外优秀文学作品的精华充实自己。但是，由于在横向借鉴中没有很好地消化，结果留下了许多模仿的痕迹。比如老霜的奖状之于《欧也妮·葛朗台》中葛朗台密室的黄金；登高爷的殡葬之于《子夜》中吴老太爷的葬礼，行刺前的天良之于茨威格，《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那个绝望了的赌徒等。借鉴或模仿，对一个青年作家来说并非大忌，鲁迅先生就是借鉴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写出了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但是，重要的是消化，况且生活经验的不足完全靠借鉴是不能弥补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炜的长处恰恰是矫健的短处，而张炜的短处却恰恰是矫健的长处。张炜和农民有着不解之缘，这使他能够深味他们的甘苦，但由于他太爱他们了，以至爱屋及乌，不能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去认识他们。矫健和农民之间有段距离，这使他能够客观地历史地审视他们，但由于他离他们较远，以至常常不能深入他们的深层意识，从内在的视角去审视他们。对于张炜与矫健来说，互相学习对方的长处，对他们各自艺术的发展，可能是个很好的捉进。但这并非是要他们泯灭自己的个性。他们当然应该保持自己的风格。
#原载于《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期（有改动），后编入《山师学人视阈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山师学报”论文选：1959—2009》（李宗刚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山师学人视阈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山师学报”论文选：1959—2009》
注释
[1] 矫健：《要看到问题》，《小说选刊》1983年第6期。
[2] 张炜：《芦青河告诉我》，山东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22页。
[3] 张炜：《我写芦青河》，《小说选刊》1983年第6期。
[4] 矫健：《要看到问题》，《小说选刊》1983年第6期。
[5] 张炜：《芦青河告诉我》，山东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22页。
[6] 张炜：《芦青河告诉我》，山东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21页。
[7] ［苏联］A.齐斯：〖JP3〗《马克思主义美学基础》，彭吉象译，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36页。
[8] 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页。
[9] 萧平：《他在默默地挖掘——关于张炜和他的小说》，《中国作家》1986年第1期。
[10] 参见张炜：《矫健走在山路上》，《文汇月刊》1984年第5期。
[11] 萧平：《他在默默地挖掘——关于张炜和他的小说》，《中国作家》1986年第1期。
[12] 参见白峰：《他从“土屋”里走出来》，《知识与生活》198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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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孙志军
初审：王盛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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