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常明:从《搜神记》到《封神演义》

  而《封神演义》恰恰反映了这两种文学传统,一方面《封神演义》可以视为十二金仙与七位肉体成圣者的修真史,另一方面则是将文殊、普贤、拘留孙等视为道教仙尊。

  刘彦彦在《<封神演义>道教文化与文学阐释》认为《封神演义》的作者有贬损佛教的倾向:“作者为了贬损佛教,将原本属于佛教中的佛都描写成截教门下名不见经传的小仙,如‘毗卢仙已归西方教主,后成为毗卢佛,此是千年后才见佛光’,而在‘万仙阵’上,却被描写得不知所措,失魂落魄,完全不见佛的庄严与神通……一阐提固然是没有善根的人,但作者却把马元描写的凶残至极、灭绝人性,这样的人最终也被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其隐含的托讽之意甚重”[4]。

  但若以道教说经的历史来看,此言无疑不确,《封神演义》的这种倾向不过是《老子化胡经》之流的延续而已。若作者执意贬损佛教,则李靖、杨戬、哪吒的原型都是佛教仙神,无道理设计为开周的重臣,文殊、慈航、惧留孙等也不至于成为金仙。

  且若以刘氏的观点视之,则《封神演义》中老子非但不是西周末期的守藏室之史,反倒是西周开国功臣姜子牙的师尊,位在儒家的圣人武王、周公之上,便可视为《封神演义》对儒家的贬损,然此书多在儒家乃至礼教的立场上对父子君臣伦理辩驳,此论无疑不能成立。因而我们只能认为《封神演义》旨在优化道教的地位,其于佛教、儒家圣贤的贬低乃是这种优化中的无心之失。

  事实上,以作者当时作《封神演义》的历史环境来看,明代以儒、释、道三教并尊,“三教合一”已是共识。《封神演义》化用何道全《三教一源》诗[5]称:“金丹舍利同仁义,三教原来是一家”[6]、“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7]。

  只是从书中的内丹心法、静诵《黄庭经》与占星术等,能够明显看出此书演神仙的部分为道教性质,其倡导道教的封神乃是道教的自觉——鲁迅说:“以纣王自焚,周武入殷,子牙归国封神,武王分封列国终。封国以报功臣,封神以妥功鬼,而人神之死,则委之于劫数”[8],恐怕属不实之词。

  因为封神榜中如纣王、费仲等人不尽为有功之鬼,而子牙以修道者的身份封神,武王以人间统治者的身份分封则属各司其职——从前的神多是由人间君王封禅来的,这里的神却是由阐、截两教佥押封神榜商议出来的,不得不说是道教精神自觉后对世俗权力的一种反抗。

  即便就其反面角色的设计来看,亦能看出道教的独立。《封神演义》的主要角色中,申公豹是唯一一个在演史和说经两大系统中找不到原型的,《平话》与《列国志传》等均只有申屠豹、无申公豹,而其人并非左道更与姜子牙毫无关系。

  在《封神演义》的设计中,此人有两个特别之处:一是此人并非商朝的臣子却用力阻碍武王伐纣,二是其作为阐教中人却与截教交游甚广,联合截教与姜子牙及十二金仙为难。因而一些影视作品在改编的时候或将其写为倒入截教的阐教叛徒[9],或将其阐释为商朝的国师[10],其实都是没有厘清作者的目的的。

  对于《封神演义》的作者而言,一方面要补入大量的阐、截两教的斗争故事,就务须补进一个线索性的人物,故其必须与截教往来,另一方面补入的人物必须与姜子牙形成映照,所以只得为道士。依照作者的态度,武王伐纣是由道教神仙促成,而非人力促成的,只是姜子牙为武王之臣已属史实,不得擅改,因而必将申公豹独立于商纣的权力之外。

  道藏本《搜神记》的出现是明代万历前后由道教人士对三教神谱的一种整理工作。中国最早的神谱可追溯题名南朝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虽然此书是否为陶弘景所作尚有争议[11],但唐代《道门经法相承次序》却对本书的部分内容已有引用,可见本书至少在唐前已经存在。

  本书言:“虽同号真人,真品乃有数,俱目仙人,仙亦有等级千亿”[12],每神虽有位号却没有司职,空有其名而无事迹,可见其所谓神谱乃是受到九品中正制度的影响,是从魏晋时期品评人物的风尚里来的,不过钟嵘《诗品》的流亚,并非有意整理神谱以求对儒、道两家的抗衡。

  不过,其对后世的影响乃在于将当时有影响力的前贤和时人都列入神谱,安期生、庚桑子为道家人物,许由为道家推崇,张良、王羲之等修道者,此书一并录入,尚有可说,而径将刘备、刘封、韩遂等政治家及周公、召公、孔子等儒家圣贤一并列入,便确有一定三教合一的意思了——尽管其本意不过是满足当时人心的需要。而其收录女仙尤多,以致出现了一个“女真位”的地步,更为后来神谱所不及。

  唐代《道门经法相承次序》则更类似一本辞典,其间对道教术语和人物系统的整理乃是基于唐代政府关于《五经正义》的整理的。《正义》编纂于贞观时代,及开元年间又有《琼纲经目》和《玉纬别目》,即所谓“开元道藏”,而道家经法、诸神位次亦有歧说走向成说。

  宋金时期,教派杂出更多,神霄派、清微派、太一教、全真道先后兴起,其学说杂异,神明又广,多不统一,故需要一书加以整理,而元代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和元刊本《新编连相搜神广记》正承担了这个任务。

  元代全真教更为兴盛,在北方兴起,燕王居北地,深受道教影响,一则希望靠道教的谶语来兴兵,一则托玄武收魔的故事以正名。所以其夺权称帝后,敕令天师张宇初编修《道藏》,不过仁、宣两朝未克绍其事,直至正统年间方才编成。

  在编修《道藏》的二十年时间里,道教逐渐走向交锋与交融,神仙谱系也逐渐稳定。从正统至万历,期间刊刻的神谱先后有张文介的 《广列仙传》、汪云鹏(托名于王世贞)的《列仙全传》、杨尔曾的 《仙媛纪事》、陈继儒的 《香案牍》,及屠隆所增补的《列仙传补》等[13],而道藏本《搜神记》的出现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的,即在《搜神广记》的基础上加以重编,绝非对干宝原本的面目还原。

  而明代《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据叶德辉称即《搜神广记》的异本[14],不知的否,但它至少是在《搜神广记》和道藏本《搜神记》的基础上加以重编的。自然,其新增的内容也不在少,特别是从第四卷后半到第五卷大半二十五位元帅都是道教三十六官将的大部分[15],而在道藏本《搜神记》中尚没有的哪吒,不但《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已然存在,而且其中也有了石记娘娘的故事,较此前的神话传说更为丰富。

  佛教固有其说经的文学,此时道教亦欲与之相抗,特别是万历年间世德堂本《西游记》流行之后,道教陆续编成《南游记》、《北游记》、《东游记》三书匹配并与之对抗。相形之下,后出的《东游记》[16]更符合道教小说的方法,即将不同年代的神仙分别叙述,而后写其共赴东海之事,而《南游记》、《北游记》则将不同时期的神祗置于同一时空里。

  例如《北游记》定位于隋炀帝年间,但按照《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赵公明是秦朝人,谢世荣是贞观时人,刘天君为东晋时人,殷高的原型殷郊是殷末人,石成的原型石神是周宣王时人,而《北游记》中均淡化了他们的背景。

  使道教与武王伐纣发生关联的首推道藏本《真武本传神咒妙经》,其书记载元始上帝伐商纣王的事。元始上帝即元始天尊,此时道教参与伐纣目的在于用道教的神祗解构儒家的先驱。而此中太玄大将归天受封,亦与《封神演义》最终的神仙归位异曲同工。而《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的“玄天上帝”条则记载元始天尊“阳则以武王伐纣,平治社稷;阴则以玄帝收魔,间分人鬼”,这是双线并作,《封神演义》将讲史系统和讲道经的系统融合,无疑是受到了《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的启发。

  在小说方面,《北游记》对《封神演义》的启发也不在小,因为隋炀帝同纣王两个是为数不多可以被说话家直接指斥的君王。

  除此之外,《水浒传》虽然批评宋徽宗却只指责蔡京、高俅等“四贼”,《三国志演义》虽然批评桓灵二帝,但重头戏却是写汉献帝的无辜和董卓的乱政,即便《西游记》写师徒五人周游各国也只是写各国君主不敬佛教而不会涉及其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暴政。

  自然的,《北游记》的神魔故事完全压过了对政治社会面貌的描写,并没有将之与当时流行的隋唐故事进行融合,而《封神演义》对纣王政治的描绘则是充分吸收了当时的武王伐纣故事,并与《平话》一脉相承的,所以其特点仍然在于说话家对宫闱乱政的描摹,而没有像一般的文学家一样对商朝的权力结构或社会影响进行指斥。

  注释:

  [1] 有鲁迅《古小说钩沉》本,齐鲁书社,1997年11月版。

  [2] 事见《后汉书·向栩传》。

  [3] 详见郑振铎《中国文学史》,第374—385页及第441—457页,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4] 刘彦彦:《<封神演义>道教文化与文学阐释》,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第1版,第89页。

  [5] 原诗为:“道冠儒履释袈裟,三教从来总一家。红莲白藕青荷叶,緑竹黄鞭紫笋芽。虽然形服难相似,其实根源本不差。大道真空元不二,一树岂放两般花。”见道藏本《随机应化录》。

  [6] 《封神演义》第六十五回。

  [7] 《封神演义》第七十三回。

  [8]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明之神魔小说·下》,《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77页。

  [9] 郭信玲导演、傅艺伟、蓝天野主演《封神榜》,1990年版,第22集。

  [10] 金国钊、程力栋导演,范冰冰、刘德凯主演《封神榜之凤鸣岐山》,2006年版,第8集。

  [11]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及四库馆臣皆以为此书为托名之作。

  [12] 《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序》。

  [13] 转引自徐兆安:《证验与博闻:万历朝文人王世贞、屠隆与胡应麟的神仙书写与道教文献评论》,《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1年7月。

  [14] 叶德辉:《重刊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序》,《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外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2017年8月第4次印刷。

  [15] 参考李丰楙:《五营信仰与中坛元帅:其原始及衍变》,《第一届哪吒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76页。

  [16] 参考赵景深《读<四游记>》,见《赵景深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10月版,第823—8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