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往事：没有边防证我带侄女爬进火车厕所，为100元钱给老板卖命
一九八一年，十八岁的我，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作为这一年的高考落榜生，我是整个村的议论对象。
三年前，我没考上中专，失去端铁饭碗当老师的机会，现再次体会落榜者的沮丧。
和我一样被人摇头叹息的同学，有的会选择复读，更多的则会学一门手艺。
不过这两条路都不适合我走，复读需要三十元的复读费，我家无论如何也拿不出，而那时学手艺需要学三年，不但没收入还要每年挑几担谷到师傅家，我家也没这个条件。
其时农村已经实行生产责任制，我帮着六十多岁的父亲翻弄两亩土地的同时，不断写些杂七杂八的文章，按照报刊上的地址往外投稿。
不只是我，那个年代几乎所有年轻人，都有一个作家梦。那时并没有现在追星之说，写诗是最流行的事。
我们穿着打补丁的裤子，扛着锄头站在庄稼地，幻想自己是下一个海子、路遥。
最初投寄稿件是不用贴邮票的，稿子未用便会被退回，编辑们也都很认真负责，在给我的退稿中常常会附信对我的作品给予点评和鼓励。
慢慢地，投稿必须自付邮资，杂志社也不退稿了，而是三个月后没有回复让你自行处理。
一连串的失望与蹉跎，让我明白文学对我来说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农村的日子也没有责任制之初那般滋润，“三提五统"逐年加重，农民都为生计而愁。
到了九二年，我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可我却常常买油盐都要借钱。打工，成了无可奈何的选择。
彼时二哥经战友介绍，进了深圳布吉的一家工厂，临行前他一再告诉我，一旦有机会就把我也带去。
端午节刚过，二哥来信说可帮我进厂，其时家里夏收已毕，中稻也已插好了秧，于是我心无挂碍地拎着蛇皮袋出发了。
同行的还有我的侄女(大哥的女儿)，她在家学过缝纫的手艺。
在此之前，我最远只到过安庆菜市场卖洋芋，还是伙同村人一起的。
这次却要离家几千里，还带着个十多岁的孩子，心中颇为踟蹰。
我们很早赶到县城，搭乘到武汉的客车，中午赶到了黄冈轮渡口，大约下午三点钟终于到了武昌小东门(那时还没有傅家坡客运站)。
到达武昌火车站时，那人山人海的景象让我终生难忘，我让侄女照看行李，我挤进人群买票。武昌只有到广州的车，买的是晚上六点多的票，并且是站票。
拥挤不堪的火车如期晚点，我们上车时已是夜幕降临。火车内的景象比车站更令人惊恐，我们被挤得身体斜倚在人身上，脚根本落不了地。如同在蒸笼里，身上汗出如浆。
挨到岳阳站，下了一些人，车厢里才松了些，双脚勉强可以落地活动一下。
过了长沙已是午夜，车厢终是松了不少。
十九个小时之后，我们在广州站遇到棘手问题。
二哥只告诉我，布吉是不需要边境通行证(俗称边防证)，但火车却是停在罗湖火车站，到深圳市内需要边防证。
我一连排几个窗口，里面人都只问一句“边防证”，就把钱一丢。多年后我才晓得，坐大巴是不用边防证就可以到布吉，但那时通信不便无人指点，亦不知汽车站在何方。
一筹莫展之际，我拉住一个买完票的小伙子，请他帮忙，小伙爽快地答应了。但他买完票却把找回的二十块钱装进自己的口袋，我正欲理论，小伙丢下一句白话扬长而去。
好不容易进得车站，我愕然发现，每节车厢都有两个武警在查边防证。眼见列车将要开动，我焦急万分中发现有车窗未关，慌忙将行李往里一扔人跟着翻了进去，转身又把侄女连人带行李拉了进来，前后应不超过二十秒钟。
上车才发现这是火车的卫生间，于是赶紧去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把头压得低低的生怕被人认出。
晚上九点左右到达深圳站，下车的旅客熙熙攘攘，我看不清站台上是否有武警在查证，不敢随便动身。
站台上的人渐渐的散光了，我拉起仍在酣睡的侄女往外冲，决定赌一把运气。谁知出站时那工作人员正在打盹，只扫一眼我们的车票便挥手放行。
我费尽心力，才找到去布吉农贸市场的末班车。上车后我们一直记着要到布吉，太紧张而完全没注意听售票员报站。
公交车才开十多站，我看路边好多瓜摊水果摊很热闹，以为到了布吉农贸市场，急急忙忙下车。找路人一问，竟然还在深圳市内，离布吉还有十多里路。
好心人人告诉我可以打的士，我拦下一辆的士，司机说几十块钱，我一咬牙：我自己走路！
竟吓得出租车司机绝尘而去。
走了一段路刚好又来到铁路边，我想沿铁路走不用拐来拐去的，而且又不用问路，就拉着侄女爬上了铁路。
晚上十一点多的时候，我们终于走到了布吉火车站，在车站外的副食店门口放下了行李，然后跟老板打听杓麻岭工业区在哪里。
老板很热情，说杓麻岭好大一片你哪里去找？可以打个摩托车去，四块钱，别给多了。
老板如此热心，若不买点东西我会过意不去，就买了饮料和面包。
饮料是纸盒包装的菊花茶，跟现在牛奶的包装一样，我颠来倒去半天却不知怎么喝它，盒子快被撕破，才猛然看见一角有“插软管处”。
二哥半夜里接到电话非常意外，摩的分两趟才分别接回我们和行李，已是十二点多。
有二哥打点，第二天我便进了附近纸箱厂，几天后，侄女儿也进了一家服装厂。
纸箱厂虽然叫厂，其实不过是家小作坊而已，十多个人的规模，专门用成品纸板加工商品包装箱。
我这种打杂普工月工资一百二，而分纸印刷等有技术的工人月工资两百多，好在厂里包吃包住。
我初次打工眼明手勤，干活上手很快，不几天已摸清厂里生产流程。
我不愿止步于普工，心思开始往“技术工"的两倍工资上活动。厂里的几个技术岗位，分纸和打角颇具危险性，机器都带刀具容易伤到手。
印刷和排版我有兴趣，还有装订我也不错，此后一有空我便去帮那些师傅，人机灵嘴也甜，慢慢他们让我干一下试试。
其实也都很简单，排版一看便会，无非是把那些字母数字或图案，用双面胶粘在菲林片上就行，装订很快我也学会了。
技术含量最高的印刷，也难不倒我，只是我手劲不足，有时一种纸箱要印好几千个，而我只印到一两百个，手便酸软无力抓不动纸板。
为此我到体育用品店去买了一个指力器，装在口袋里天天练手劲。效果很好，没多久我手劲大涨，完全能胜任印刷的工作了。
大约是中秋后没多久，厂里的印刷和排版师傅嫌工资低跳了槽，我便效法毛遂自荐。
见我一人兼印刷和排版，两人的活也游刃有余，老板很满意，我的工资涨到了两百元。
虽然还没有以前一个师傅工资高，但我那时未计较这些，只感激老板给我机会。
印刷这道工序原有三人在干，印刷和排版两个师傅，一个普工专门传递印好的纸板到下一工序。我便对普工工位进行革新，将厂里盛放纸板的木制托板，装上万向轮，，放在印刷机前接纸板。工序实现了半自动化，普工便去了别的工位。我此时等于一人干了原来三人的活，直到年底。
九二年的这半年，除去往返车费，我仅从牙缝里省出三四百块钱带回家。唯一满意的，是我我已从生手成了熟练的印刷工人。
九三年我又将刻版的活也兼了，因为我觉得老板将刻板外包，着实耗资不小，每月须为此支付一千多元。
当时印刷排版的字母和数字，都是买的现成字粒，但是图案和汉字却需要刻版师傅刻。我用二哥的边防证混进关内，在东门的一家文具店买到刻板刀具，自己琢磨学会了刻板。
我跟老板谈及此事，他大为赞叹。当我提出希望有四百多的工资时，老板却跟我打着哈哈，大谈情怀和义气，一分钱也不肯加。
那时我颇为失望，两个儿子在家嗷嗷待哺，我每月帮老板光工人食宿都不只节省两千多，于是我毫不犹豫跳槽了。
我到另一家纸箱厂应聘时，老板亲自对我面试。对着一张英文印刷样单，我准确地说出货号、品名、规格和数量，还说出到达港是阿姆斯特丹，那老板甚是满意。
因为厂里不需要刻版，我专门印刷包吃住月薪三百八十元。
不到一年后，我又跳槽到秀峰工业区一家厂，这家厂是一台双色印刷机。
虽然以前见都没见过这种机器，但只看着印刷机运行一圈，我已胸有成竹。
我让招聘主管拿来样单，熟练地操作起来，他完全未看出我是第一次操作双色印刷机。
主管和老板商量了一下，答应了我的月薪六百的要求。
九四年我都是在秀峰的这家厂干，而三年的打工经历，我看清自己在深圳面临的现实。
我不懈努力，从月薪一百二到月薪六百，上升已然见顶。六百块钱的月薪，相比深圳的其他行业工人，却很低，根本攒不到钱。
如果我放弃纸箱行业，又得从头再来过，而家庭生活的压力，已经不允许我再尝试。九五年以后，我便没有再去深圳。
但后来的人生当中，我无时无刻不怀念在深圳那段日子。
虽然清苦，虽然劳累，但那却是我人生最上进、最努力也收获最多的时光。我有目标，有梦想，虽然并没有全部实现，但无愧于青春，无愧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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