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华文明没有像其他古老文明一样湮灭?
我们民间通常讲“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也就是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但历史学者常常把古希腊文明的前身——“以克里特为代表的爱琴海文明”算入其中。
也就是说,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五大文明中心:黄河流域文明(中国),印度河流域文明(古印度),西亚两河流域文明(古巴比伦),尼罗河流域文明(古埃及),爱琴海文明(克里特)。
世界古文明主要是在“旧大陆”发生的,而1492年哥伦布发现的“美洲新大陆”虽然也存在着古老的印加文明、玛雅文明,但由于并未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不计入其中。
世界五大文明发生时间先后,目前世界史学界普遍认同的说法是:
古巴比伦,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孕育了阿拉伯文明;古埃及,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前500年之间,孕育了非洲文明;古印度,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700年之间,孕育了南亚文明;爱琴海文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100年之间,孕育了欧洲文明;中国,公元前2000年——至今,孕育了东亚文明。人类古文明的意义不在于时间先后,而在于它们是后来诸多文明的发源地,对其所在区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人类五大文明中,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爱琴海文明早已消失或中断,只有中国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断过的文明。

世界五大文明所在区域古印度文明由于多次遭受外族入侵,在文化上也曾多次出现断层。
先是雅利安人征服,之后又被波斯、亚历山大、阿拉伯入侵,如今印度的种族等级制度就是侵略者为了统治印度土著的工具。
另外,由于印度不重视历史,也没有记载历史的传统,所以导致印度根本没有可研究历史的史料,甚至需要通过中国的史料来考证本国历史。
比如,近乎统一印度的孔雀王朝和君主阿育王,还是由印度殖民地时期英国工程师亚历山大·康宁汉姆根据中国唐代纪实文献《大唐西域记》中的记载,最终确定了孔雀王朝的遗迹和阿育王这位历史人物。
如今印度国旗中间的圆形标志正是阿育王石柱底座下面的图案,这根石柱也是根据唐代玄奘法师著作中的记载,从佛教遗址鹿野苑挖掘而出的。

阿育王石柱世界史学家普遍认为古埃及文明形成于6000年前左右,美尼斯最早于大约5100年前(前3100年)统一埃及,并建立了第一王朝,在罗马公元前30年征服埃及托勒密王朝后所中止。
巨大的金字塔、神秘的木乃伊、生动的象形文字,古埃及文明可以用一个“迷”字来形容,对后世的古希腊、古罗马、犹太等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
自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在征服古埃及之后,希腊语成为官方语言,埃及进入“希腊化”时代。
公元前1世纪罗马征服埃及后,埃及古文献大部分被毁,拉丁语的推行挤压了古埃及语最后的存在空间。
公元529年,查士丁尼皇帝关闭了所有多神教与世俗文化中心,古埃及文化更加式微。
公元644年,埃及被阿拉伯势力征服,居民改用阿拉伯语言,改信伊斯兰教,古文献再次遭到毁坏,几乎是荡然无存。
从语言、文献、信仰以及价值观念的消失来看,古埃及文明已经彻底中断,如果不是拿破仑在1798年远征埃及时,发现罗塞塔石碑,法国学者商波良于1822年成功解读象形文字,可能直到我们今天都不清楚地球上曾经出现过如此辉煌的文明。
在今天,古埃及文明早已成为历史,与现今存在的文明基本没有任何实际联系。

古埃及·狮身人面像,胡夫金字塔说起古巴比伦文明,可能大家都会想到初中历史书里的内容: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汉谟拉比法典》和楔形文字,当然也有人会想起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以及我们今天常用的十二星座。
因为两河流域的土地资源有限,无法承载迅速增加的人口,再加上历代君主的穷兵黩武、巴比伦人对性观念极其开放的态度,最终导致了古巴比伦文明的毁灭。
我认为古巴比伦文明的毁灭是必然的,一来两河流域的土地资源根本无法支撑国力日益昌盛后所导致的人口暴涨,国土处于缺乏战略纵深的阿拉伯半岛,根本无法支撑文明的后续发展。

汉谟拉比法典虽然爱琴海文明以克里特为代表,但克里特仅仅在爱琴海文明的早期起到一个源头和奠基的作用,之后的希腊文明才是文明主流。
有人说,今天西方文明的源头就是古希腊文明。
这一点不可否认,但古希腊文明确实中断了。
我认为古希腊城邦时代的终结,马其顿亚历山大的崛起,甚至是古罗马帝国的崛起初期,并不代表着古希腊文明的中断,因为在此期间,古希腊文明依旧对侵略者存在着文化上的渗透。
虽然西罗马帝国很快被外族覆灭,但是古希腊文明却在地中海东部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继续保持着繁荣,直到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武力征服拜占庭帝国之后,古希腊文明才真正从此中断。
后来直到西方发起“文艺复兴”运动,古希腊文化才再次展现在西方人眼前。
“文艺复兴”正是对古希腊文化的复兴,若没有“中断”,何来“复兴”一说?
不过,目前史学界对于“古希腊文明是否中断?”的话题尚有争议,出于篇幅的原因,我不再进行更加深入的阐述。

古希腊·伊瑞克提翁神庙我在前面简单地讲述了除中国之外的世界四大文明的中断或湮灭,接下来将着重分析一下中国文明为什么“未曾中断”?
史学界判断中国文明“未曾中断(湮灭)”,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原因:
1.虽遭受外族入侵,却未导致传统语言文字的根本改变或消失;2.以传统语言文字书写的古典文献仍然保存至今;3.所承载的传统价值观得以延续至今。在这三点条件中,“秦始皇统一文字”的举措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中国两千年以来始终保持大一统的原动力。
以至于如今全国方言不下千余种,但是我们都可以通过统一的文字获取、交换信息,这其实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更是让西方人倾羡不已。
面积不大的欧洲长期无法统一,或许是因为民族国家?宗教信仰?我觉得没有统一的语言文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欧洲各国连文字都不统一,寻求政治层面上的统一,岂不是痴心妄想?

《泰山石刻》临摹那中国文明为什么“未曾中断”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个人认为中国文明未曾中断有以下四个原因:
纵览中国地理大环境,西南方是帕米尔高原、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这些高山大川阻断了中国通往西方的通道。直到汉代,张骞才寻找到一条通向西方的道路,到了唐宋时期,丝绸之路才逐渐兴盛起来。
北方是西伯利亚平原,高寒的气候环境也限制了向北探索的步伐,阻挡了古人征服探索的脚步。
东方是广阔无垠的太平洋,也许有古人曾经探索过,结果一去不复返,自然没有后人选择一而再,再而三的无用尝试。
在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之下,中国形成了“以不变应万变”、相对保守的文化特性,“以夏变夷”的思维方式也随之形成。
无论是在外族入侵时,或是和平交往时,中国统治者始终强调以“我”为主体,对“彼”加以改造,这就保证了文明的韧性。
世界五大文明都诞生在大河流域,但由于中国处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就导致了中国周边不可能诞生另外的文明中心。
这就保证了中国文明在封闭的环境当中,即使经常遭受西北方的游牧民族的侵略,但是始终在文明上保持着优越性。

中国地形图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对于早期人类文明有多重要?
举个例子,爱琴海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都分布于地中海周边,而地中海夹在欧亚非大陆中间,常年风平浪静。并且东地中海的爱琴海分布着上千座小岛,这就使航海人始终能够看得见地平线,大大降低了航海危机感和恐惧感,从而导致环地中海的人类可以在五六千年前横渡地中海进行交流。
同时,这三大文明之间也经常会发生融合与冲突,例如古埃及最早被亚历山大所征服,希腊语成为其官方语言;公元前1世纪埃及又被罗马所征服,拉丁语成为其官方语言;公元644年,埃及再次被阿拉伯势力征服,居民改用阿拉伯语言,改信伊斯兰教。
在经过这三次外族入侵后,古埃及几乎消逝在历史长河之中。
因此,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为早期人类文明的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众多大山大川也将中国文明区域进行了自然隔离,这也可以避免疾病、瘟疫等带来的毁灭性打击。

东地中海三大古代文明形势图当中国人遇到危险或者冤屈时,为表达自己的无奈,总是呼喊“天啊”、“老天爷”,这实际上表现了中国人的“天道信仰”。
对于古代人来说,“天”高高在上,掌控着天地之间万事万物的秩序,天地万物共有一个主宰,于是中国人逐渐形成了一种不排外的世界观,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
中国文明作为“一个俯视大地的民族”,实用主义深入骨髓,就导致了中国文明始终处于原始宗教信仰的阶段,只崇拜“天”与“祖先”,从未产生制度化的教会组织,这就使得中国文明区别于其他民族,历史上既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也没有在宗教信仰熏陶下所产生的“异教徒”,从而使得其他族群融入中国文明成为可能。
自周朝建立开创“分封制”和“五服制”开始,中国文明主要通过“以文教化”的方式进行对外扩张,而不是通过武力征服和压迫。

“五服制”“五服制”是以王畿为中心,按相等远近作正方形或圆形边界,依次划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个区域,并逐层管理,兼举文教武卫,对于外围的其他族群采取“以夏变夷”的柔和手段进行同化。
因此,中国文明在遭遇外族入侵后,很容易使入侵者融入其中,而被“汉化”,这也是中国文化没有出现文化断层的关键。
中国文明延续不断,主要因为它是一个不断累积,而非相互取代的过程,在变中保持不变才能够始终保证主体文化的稳定。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中的关键节点。
春秋战国,周天子名存实亡,各诸侯国自治并存,这与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形态极其相似。
但随着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封建土地私有制逐渐取代了井田制,并通过各国的变法所确立下来。
整个社会都处于旧制度、旧统治秩序不断被破坏,新制度、新统治秩序陆续确立的动荡期。

战国时期铁器正如荀子在《富国篇》里所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
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形态、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方式几乎没有区别,这就导致了各国人民百姓喜好(土地)和厌恶的东西是相同的,因此各国之间无法通过不同利益交换而达成契约,面对有限的社会资源,必然会发生纷争。
荀子又说:“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
这句话精准地预测出中国作为农耕文明,必然会因为同质性竞争,而陷入恶性循环的困境当中。
因此,周朝末年诸侯国之间的相互兼并、侵伐是必然的。
直到秦一统六国,成为统一集权的封建社会,才能集中解决“同质性竞争”的社会矛盾。

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版图纵观世界历史,罗马帝国作为统一的大帝国,同样属于农耕文明;而古希腊作为城邦民主制的起源,属于重视商业的海洋文明。
建立统一集权的帝国是解决农耕文明因同质性竞争而陷入恶性循环困境的最佳手段。
而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在谋求这一政治理想的同时,也就保证了政治体制上的稳定性。
如果说“统一集权”在上层建筑层面解决了农耕文明同质性竞争的困境;那么“克己复礼”的儒家思想则消弭了农耕文明中个体之间的矛盾。我认为秦朝一统六国后,很快被推翻的根本原因是:未曾解决农耕文明当中个体之间的矛盾。
直到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中国文明才真正成型。
倡导“克己复礼”的儒家思想,通过“礼”来规范社会成员,抑制个人欲求,使之恪守“三纲五常”的社会伦理秩序。并根据每个人所发挥的社会职能,或所承担的社会义务而划分等级,根据等级的高下享受不同的社会地位和资源,最后达成“各守其分,不得相侵”的局面。这套理论体系完美地消弭了农耕文明当中个体之间的矛盾,维护了封建体制下的人际关系稳定。
这也是儒家思想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主流思想的主要原因。

我在上文中提到,统一集权的政治制度与克己复礼的儒家思想分别从上层建筑和个体层面上消弭了农耕文明因同质性竞争而陷入恶性循环的发展困境问题。
其实,“消弭”这个词并不恰当,用“缓解”或许更为准确。
如果统一集权的政治制度与克己复礼的儒家思想真正地从根本上解决了农耕文明的发展困境,中国历史上就不会出现王朝更替的现象。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主要离不开两个因素:人口与粮食。
农耕文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人口的暴涨,只好开垦更多的土地。
然而人口可以无限暴涨,但土地却不可再生。
因此,农耕文明的发展必然带来的结果就是人均生活资源的紧缺匮乏。
解决这个困境的直接方法有两种:
一是农业生产精细化,提高单位土地面积上的粮食产量;二是通过战争等方式消耗人口。因此,中国古代人口长期保持在“千万级”,偶尔人口迅速增长后,紧接着就会快速地减少,“盛极则衰”几乎成为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头上的魔咒。直到清朝顺治年间,中国人口才正式进入“万万级”时代,原因也是由于土豆、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的传入,提高了单位土地面积上的粮食产量而已。

而中国文明作为世界上最为先进、最为精致的农耕文明,自秦汉时期就长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巨大的人口基数在某种程度上也保证了文明的稳定。
历史上中国多次被外族入侵,外族统治者并不是没有想过坚持本族的文化、制度,而是很快会发现一个致命的问题:汉族人数量太多。
如果坚持本族的制度,根本无法保证长期稳定的统治,于是只好“主动汉化”,借此来保证统治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