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文化论文十篇

  泰国文化论文篇1

      “语言不是人与人之间唯一的交际工具,但它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交际工具。”①众所周知,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储存了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经验和文化特征。每个语言对象国的文化都具有其独特性,为了进行顺利的跨语言交际,必须了解语言的文化背景。对于学习外语专业和将来从事涉外工作的学习者而言,除了要在外语上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基础以外,还要面对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通过习得该语种来认知这个民族的行为、思维、心理、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从外语学习中观察,对不同语言与文化差异进行对比。

      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和国际形势发展的多样化,对非通用语种人才提出了在知识结构和综合素质上的新要求。对如何提高非通用语教学中语言与文化课程的教学质量,加强课堂教学策略,实现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的目标,是每位非通用语种教师的责任。本文以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泰语专业为例,探讨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程的教学实践。

      1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目的和要求

      2010年起,广西民族大学为2007级泰语专业本科生开设了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根据学校本科培养计划,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属于专业任选课,课程设置在大学四年级的第一学期。该课程语言与文化并重,要求学生更深入、更系统地了解语言和文化的概念、泰语语言特征、文化特征、泰国语言与文化的内在关系,以及当前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相关理论。旨在让学生通过各种实例的研究,探讨语言与文化的各种内在及外在关系,学会分析语言背后的文化特征。课程的开设不仅有利于拓宽、更新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知识结构,整合四年所学知识,还能让学生在四年级撰写毕业论文时奠定理论基础,发展学生的个性和兴趣,提高文化素质。

      2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现状和存在问题

      2.1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现状

      外语教学中,语言课程总是作为主干内容来进行设置,我校在培养泰语本科专业学生传统的语言训练,如听、说、读、写、译技能方面一直有较好的经验。但语言教学无法与文化背景相脱离,外语教学中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语言教学方法,总会自然地融入相关的文化教学,并形成多种多样的语言文化教学模式。我校在培养泰语本科人才中一直非常注重对文化的导入,授课教师通常会根据上课内容涉及的主题进行补充介绍,灌输人文领域的基本知识和经历见闻,但内容较为零散。在低年级阶段,针对泰语专业的学生在国内也开设有专门的文化课程,如:泰国概况和东南亚历史与文化。课程侧重的是横向的文化知识铺垫,内容覆盖面广而泛。大学第三学年,在学生赴语言对象国学习期间,开设有泰国社会文化课程。虽然我校的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程尚处于任选课的地位,但对于加深对语言对象国的认识又是不可缺少的课程之一,在高年级专门开设语言与文化兼并的课程对外语学习者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2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教学存在的问题

      第二语言教学是跨文化交际教学,包含了教授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教师在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堂上的作用就是提出语言现象结合文化因素,把语言放在社会语用背景下教学,提高语言学习者对语言文化的认识。笔者通过关注2010年至今泰国语言与文化课开设的情况看,从教学设计、教学效果和学生反馈等方面发现,其中有值得借鉴的可取经验,同时也存在许多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

      2.2.1 教材问题

      针对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这门新开设的课程目前没有适合的固定教材可供直接使用,暂时给教学带来了一定难度。由于泰国语言与文化课设定为专业任选课,但语言与文化涉及内容范围广,教师不可能把包罗万象的语言文化现象和特征囊括在36个课时内介绍完整。加上可搜集整合的教材资源有限,时间紧、内容多、任务重,教学准备不足使教师没有完全吃透教学内容,对于语言文化知识不够深厚,缺乏教学经验的教师则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因此,如何上好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保证授课质量,是任课教师面临的棘手问题。

      2.2.2 国内外教师教学方法问题

      2010年笔者曾教授过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之后分别由另外两位泰籍外教继续担任授课教师。毋庸置疑的是,中泰教师由于文化差异,教学经验各具特点,教学方法也会存在差异,这包括授课内容、手段和侧重点不尽相同,教学成效也必然会有所差异。

      笔者在正式上课前曾具体调查过学生对课程的期望,让学生写下希望从中收获到些什么,以便及时调整教案和尽量满足学生的求知需求。提前做好教学计划后,在第一堂课上会先告知学生整个学期的教学计划及上课内容,让学生在没有课本和教材的情况下明确本学期该课程的学习目标和学习任务。笔者从“泰语语言特点”的角度出发,采用主题分类的方式,利用每周3个课时教授一个相关主题的内容,如泰语语言等级、泰语中的外来词、泰语称谓词和泰国姓名文化等。笔者分主题制作课件,并打印分发课件讲义作为上课资料。授课过程中先铺垫基础理论导出本节知识点,让学生学习该主题中相关的语言与文化理论,举例论证,尽可能地把本节中语言和文化的背景关系分析清楚,然后进一步介绍目前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与论文。最后,安排全班分组后在下一次课进行小组报告,开展自由讨论。目的是让学生在课后去查找更多其它的有关理论书籍阅读,搜集更多的实例来论证,增强理论基础。笔者还特别强调学生的作业报告中所引用资料的可信度,严格要求参考文献、参考书目的书写规范。

      从与泰国外教交流教学经验中得知,泰国学生一般是通过民俗学或文学类课程中习得语言文化知识,而授课老师如果是语言学家则会选用历史纪实、史记类书籍作为教材授课。泰国外教主要从“文化”的角度来设计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内容,例如:泰国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中的语言文化、泰国风俗中的语言文化和泰国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文化(以警示诗为例)。同样采取主题分类和课件的方式授课,重点讲解一些实用、优美的词汇,分析词汇的含义、词根、文化背景和现今的使用方法,目的是让学生掌握词汇后能够学以致用。最后,布置相应的练习或完成课后作业,如造句或写作等进行检查。

      学生一致反馈泰国语言与文化课相比过去所接触的语言文化知识课难度更深,层次更高。学生对笔者采用先分析后报告的教学方法的评价是,授课内容有深度、有条理,与泰国教学方式相似,对提高泰语专业学生研究水平起到积极作用。而外教身为对象国语言文化的“代言人”语言地道,是可靠的目的语文化信息来源,教学风格具有本土化特色,课堂文化气氛多元,在阐述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背景时更驾轻就熟。可以说,聘请外教授课本身就是一种加深学生对对象国语言与文化学习的过程。

      虽然国内外教师的教学方式各具优势,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也捉襟见肘。国内教师在课堂教学上的弊病之一是力求一次讲全讲透、面面俱到,笔者在初次授课时一直忙碌于阅读和搜集大量而分散的资料信息制作课件,希望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需求,尽可能解答学生提出的疑问,但由于准备的材料多,往往会造成对教材不够熟悉,照本宣科的情况出现。聘请外教教学同样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外籍教师的流动性大,部分泰国外教是非泰语专业出身,出现教学水平良莠不齐等情况。外教通常对我们国内的教学大纲不熟悉,上课缺乏教学计划,教学设计不够规范,授课内容经常与学生在泰国留学期间已学习过的知识重叠。此外,由于缺乏系统教学和理论参与指导,课堂上容易出现跑题,讲述漫无边际,教学效率不高的弊病。外教也反映,因为泰语中不少词汇是来自巴利文、梵文并且涉及宗教的文化背景,词汇的含义较深,所以要花大量的时间来讲解一两个词汇的文化根源,有时需要加快语速或者借助图片教学,学生虽然最终能够掌握,但整个学期下来在专业上的收效甚微。

      2.2.3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问题

      大学本科教育一向都提倡培养复合型的高素质人才,外语专业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对语言使用文化环境的理解。每个学生掌握语言的水平高低和进度不同,文化接受能力不同,自身对新事物新文化的理解和遇到的障碍也不同。是否能够准确地领会语言与文化的联系,取决于个人语言的能力、文化素质和生活经历。现今社会中不少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相对薄弱,甚至对本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优良传统了解甚少,身为外语专业的学生对语言对象国文化的学习了解远远不够。如果只具备了专业素质,而欠缺人文素质,最终只能成为“单面人”。另外,笔者在布置学生进行课后分组报告中还发现,一些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滞后,获取、处理及运用信息的能力比较弱,这体现在搜集资料的方法和渠道单一,范围窄。再则,由于缺乏理论研究的培养,理论基础薄弱使很多学生不善于分析和综合归纳问题,在报告的论证中往往缺乏可信的依据,并且出现抄袭的情况,小组报告的信息来源、内容及分析结果雷同,缺乏新意。若能加强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高观察的敏锐性,学会分析语言文化差异,对加强大学生专业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3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教学的实践和探索

  泰国文化论文篇2

  印度作为东方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历史上对东南亚的影响是深远的、多方位的。印度文化进入东南亚大致是在公元前后。我国史籍和西方学者的著述对此多有记载。13世纪中叶泰国的第一个王朝――素可泰王朝建立之前,印度文化在这片领土上的影响已达千年之久。印度文学,作为宗教传播的载体,也同时在东南亚各国以多种方式广泛流传。《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佛本生经》、《五卷书》等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缅甸、老挝、泰国、菲律宾都有多种形式的文学文本和艺术文本。泰国文学同东南亚其他国家一样,与印度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是印度文学的多种文本在泰国的文化语境中被重新建构,就是印度的诗学理论也同样对泰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生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印度古代诗学,特别是庄严论和味论是泰国早期诗学的圭皋,庄严论和味论都已被普遍应用于泰国的古典文学批评,对泰国诗学和文学创作影响深远。

  泰国文学传统中的印度诗学元素

  虽然11世纪之后,印度本土的梵文文学和戏剧艺术开始衰落,但基于梵语戏剧的诗学却随着佛教、婆罗门教经典的传播在东南亚开始发挥其影响。东南亚地区多数国家(印尼、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缅甸、老挝、越南中部)把印度文化作为典范不断吸收并融合进自己的民族文化中来,使自己的文化传统,包括文学传统,明显地带上了印度文化的印记。然而,这种特征不再是初期那样对印度文化的简单接受和模仿,而是濡化进本土民族文化之中,发生嬗变之后的结晶。泰国文学传统中的印度诗学和文学元素非常明显。仅就泰国诗歌的形式而言,来自印度诗学影响的比例超过二分之一。如果从古代文学作品数量和影响广度看,恐怕还不止这个数字。

  泰国古代诗歌形式主要有五类:“莱”(Rai)、“克龙”(Khlong)、“禅”(Chanta)、“伽普”(Kaab―ya)、“格伦”(Klon)。其中“莱”、“克龙”的产生,多数泰国学者认为属于泰民族自己早期的创造。也有懂汉语的西方学者(James J.Y.Liu:TheArt of Chinese Poetry)和泰国学者(Dr.PrapinManomaivibun)认为是受到汉语五言诗、七言诗的影响。“格伦”是否泰民族的原创则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格伦是从民间劳动歌谣发展而来;也有学者推断可能是在印度输洛迦(又译“颂”)的基础上变化而来;更有学者认为,巴利文诗体“巴陀耶哇达禅”(Padhayavattachant)是“八言格伦”的源头。理由是“巴陀耶哇达禅”是由锡兰(斯里兰卡)传人的《韦讪达拉本生经》(《千篇故事集》)使用的诗体,在泰国影响深远,尽人皆知。较晚出现的格伦诗体受其影响应在情理之中。“巴陀耶哇达禅”是梵语禅体诗“维萨玛珀特禅(Visamaphrut)”的一种。八言格伦与“巴陀耶哇达禅”一样,是每首四行,每行两句,每句八言(八个音节)。区别则是八言格伦没有轻音和重音的要求,而巴陀耶哇达禅则没有格伦那样的韵律。另两种形式的“禅”和“伽普”都有证据表明与印度诗歌有着明显的亲缘关系:泰国的伽普出自巴利文的《伽普讪维罗西尼》(Kaabya-saaravilaasi―nii)和《伽普坎陀》(Kaabya-gantha)两部诗论。这两部诗论的产生年代是在大约公元14―15世纪泰国北部地区盛行巴利文的时代。书中的伽普是广义的,泛指诗文。与印度诗律不同的是它们都讲究韵律,而印度的梵文、巴利文甚至锡兰诗歌都是不讲究押韵的。显见这两部书虽然是用巴利文写成,却不能算是属于印度诗学的著作,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出自熟谙巴利文的泰国诗人的手笔。后来的泰文伽普诗仅采用其中的三种:伽普雅尼11(Kaabyanee 11)、伽普卡邦16(Kaabya-cha―bang 16)、伽普苏朗卡囊28、32、36(Kaabya―surangkhanang 28 32 36)。“禅”即梵文的“输洛迦”。“输洛迦”有108种,对轻重音节有严格的要求,但没有韵律;泰文的“禅”常用的只有其中的6种(也有8―10种之说),且根据泰国诗学审美的需要加上了韵律规则。“禅”的来源是巴利文的诗学著作《乌都台))(Vuttodaya)。这部著作是12世纪锡兰的桑伽拉奇达长老(SangharakkhitaDhera)收集了巴利文、梵文典籍中的新旧诗律整理而成的。大约是在素可泰晚期或阿逾陀耶初年传人泰国。曼谷王朝三世王时,著名诗人、恭帕巴拉玛努奇琪诺若亲王遵照三世王御令,把《乌都台》改写成泰文的《诗律》(Matraphrut)和《诗文》(Vannaphrut)两篇,镌刻在曼谷帕切杜蓬寺的廊壁上,供世人学习。1922年曼谷王朝五世王时期,恭帕简陀布里纳乐那又据该书的巴利文本和弗莱尔(K.E.Flyer)的罗马文转写本进行了校勘。当时对这部诗学著作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印度古代文学理论一般指梵语诗学。我国出版的有关印度文学理论的书籍也基本是对梵语诗学的介绍和研究。然而,在泰国及缅甸、老挝等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印度诗学却主要是来自锡兰的巴利文诗学。泰国的修辞学理论最初受到巴利语《胜庄严》(Jinalankaara)的影响。《胜庄严》是帕普陀罗奇多(Bhrabhudharakkhita)于公元1156年仿照6世纪梵语诗人婆罗维(Bharavi)的著作写成的。对泰国诗学影响最大的印度诗学理论著作是巴利文的《智庄严》(Subhodhaalankaara),这部著作的作者也是《乌都台》的作者桑伽拉奇达长老。它脱胎自7世纪的梵文诗庄严理论,但内容只有庄严、诗德、味三个部分。泰国有该书的注疏本和缩写本以及1811年的泰文译本。该书在锡兰和缅甸影响很大,在缅甸名为Alankaani―saya,作为诗学工具书被普遍采用。

  但是,泰国人大多认为1672年阿逾陀耶中期帕那莱王的星象大臣霍拉提波迪(Horathibodi)所著泰文《金达玛尼》(Jindamani,又译《如意宝》)才是泰国自己的第一部语言学和诗学著作。这部书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泰语语言学和修辞学的,后部以较少的篇幅引用泰文经典诗歌为例,阐述了禅、伽普等多种诗体的写作规则。其中有禅体诗25类,各类的名称大多袭用巴利文诗学著作《乌都台》中的叫法,有些种类的名称是《乌都台》中所没有的,应该是泰国北部流传的诗体。《金达

  玛尼》在语言修辞方面对诗人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诗人应该懂得暹罗语(泰语)、高棉语、摩揭陀语(锡兰人传统上认为,摩揭陀语即巴利语。实际上二者在语法上存在差异。)等。这说明当时泰国诗人的诗学修养离不开印度的巴利文和柬埔寨的高棉文(柬埔寨是比泰国更早接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国家,印度文化对高棉文化的影响更为深刻),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泰国诗学源流与印度诗学密切相关。《金达玛尼》虽然很难说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诗学论著(它更像一部泰语教科书。此类形式的教科书在古代南印度、锡兰都有),但它却清楚表明,泰国诗歌的文学样式相当一部分是在印度梵文、巴利文诗歌样式的基础上经过改造之后生成的。书中所引经典诗歌及其修辞(庄严)原则得到普遍认可和推崇。后代诗人在诗歌创作和鉴赏方面基本上遵循该书所制定的法则。

  泰国古典文学鉴赏所依据的文学理论,最初是巴利文撰写的、已经简化了的庄严论和味论诗学。泰国人依据本民族的文学、文化传统和泰语特征有选择地采用了部分内容,在长期文学实践中使之逐步衍变为泰国古典诗学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依归。到20世纪初,梵语文学作品开始直接或间接(通过英文译本)传人泰国。进入近现代以来,梵文诗学理论原著的内容才被介绍到泰国,最受关注的还是味论诗学。当代学者就印度味论九种是否适用于泰国古代文学的分析和鉴赏进行了研究。结论是:印度梵文诗学中的味论九种,只适用于泰国那些不带信仰色彩的文类,如纪行诗、消遣文艺作品等,而颂赞诗、宗教文学、仪式文学、信仰倾向明显的文艺作品则很难使不同时代的读者产生味的享受。

  虽然泰国近现代文学批评中以味论分析鉴赏古典著作仍然普遍,但却自始至终没有一部系统的、明确而具有创造性的、属于泰国文化体系的诗学理论出现。也许,“一个具有生成能力的诗学并不必然是明确的”,正是对泰国诗学状态的恰当写照。

  印度庄严论在泰国的影响

  梵语传入泰国大约是在公元7世纪末。传播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当时外国商旅往来频繁的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交汇处的港口城市;二是通过从柬埔寨的湄公河口传到泰国东部和东北部。这些地方遗存有公元7世纪以跋罗婆(Pala―va)文字刻制的梵语碑铭。泰国东部和东北部的古迹也有不少印度和高棉文化遗迹,其中有以高棉文字撰写的梵语铭文。内容多是简单的记载,并无庄严(修辞)痕迹。公元8―9世纪时,泰国的梵文碑铭内容开始出现修辞文字。现存于西探玛叻省界碑寺(Wat Sema)中的一方用“后跋罗婆文字”刻写的碑铭,其内容已带有明显的修辞:

  祈愿吉祥降临那伟大的国王。

  对于象征着黑暗的敌人来说

  他就像一轮太阳,

  他的光洁无瑕如秋天的月亮,

  他就像爱神,魅力四射,

  他能彻底摧毁敌人,把他们的骄横一扫而光。

  泰国东北部拉查西玛省公元868年的乌鸦湖(Bo Yika)铭文、12世纪的皮迈城(Mueng Phi―mai)铭文、帕侬隆石宫(Phanomrung)铭文,都使用了经过藻饰的词音和词义。这些铭文是用高棉文字书写的梵语。因为那个时期现今泰国的这片土地还是高棉人的领地。Mahesh Kumar Sharan说:柬埔寨阁耶跋摩和耶输跋摩时期使用的梵文非常接近印度南部的梵文,且符合波你尼语法。铭文中的错讹,应为刻写疏漏所致。但泰国南部和东北部梵语碑铭中的语法错误,以及混杂有巴利语词汇则可能是因为当时当地的铭文撰写者并没有完全接受繁难的梵语,而只是接受了梵语和巴利语的词汇。这一点与柬埔寨不同。关于泰国庄严论的生成是否直接受到梵语庄严论的影响,有泰国学者认为,上述铭文中出现的庄严不应被看做泰语庄严生成的直接影响因素,泰语文学作品中的美,部分是它自身的创造,例如辅音重叠、压辅音韵、腰脚韵、回文诗等,但也并不否认泰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梵语的影响。这一点从泰语中的一系列诗学词汇都是借用梵语词即可说明问题,如庄严(Alankaara)、味(Rasa)、比喻(Upamah)等。此外,泰国古典作品中习惯用“爱神之情勾”比喻美丽的鼻子,用“鹿眸”比喻美丽的眼睛等,与印度古典梵语文学中惯用的比喻如出一辙。

  然而,作为诗学理论,梵语庄严论在古代直接传入泰国并被接受的证据却至今没有发现。印度庄严论原著被翻译和编译成泰语的只有两种。一种是7世纪巴利语的《智庄严》,有1812年延维吉缩译本和1961年彦姆?巴帕通的翻译注疏本;另一种是泰国艺术厅委托婆罗门长老P.S.Sasatri翻译的印度12世纪的梵语《庄严论》(Alan―kaarasasatra)。前者在14―15世纪初年传人泰国,对古典文学和诗学影响很大;后者译于1946年,1961年出版,对古代文学和诗学没有影响。但是,它反映出现代泰国文学界仍对印度的庄严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巴利语的诗学著作和文学作品对泰国诗学和文学的影响是最直接的。巴利语作品在泰国的出现已有2000年的历史。从印度阿育王派遣须那伽长老和郁多罗长老到“黄金地”(今东南亚半岛地区)弘扬佛教开始,巴利语就被这一地区的僧人和学者所掌握,并仿照巴利语典籍撰写宗教作品达百部之多,从而接受了巴利语经典作品中的庄严手法。

  巴利语的两部著作《胜庄严》和《弥林陀问道》(Milindhabanha)在素可泰时期已经传人。当时的著名宗教著作《三界经》中已提及这一点。在阿逾陀耶时期(14世纪中叶一18世纪中叶),《弥林陀问道》还被译成泰文,内容是弥林陀国王问道于帕那伽讪。该书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广博学识和语言技巧。上述两部著作均依照梵语庄严规则写成,尤以《胜庄严》为甚。

  印度的第一部巴利语诗学著作《乌都台》和另一部《智庄严》大约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从锡兰传入泰国,后者对泰国诗学的生成极具影响。《乌都台》是一部巴利语的关于诗律的著作,系写诗必须遵循的形式规则。《智庄严》则讲述诗的修辞理论。传人之初,《智庄严》是作为学习上座部佛教经典的工具书来用的。尤其是在佛经学习的高级阶段,该部典籍是必读之物。这部书内容分五章:一、诗病;二、诗病的修正;三、诗德;四、义庄严;五、文学作品的味。《智庄严》之后又有《智庄严注疏》、《智庄严手册》、《智庄严简本》。1811年,延维吉(Yanvijitr)把这三部衍生本译成泰文。《智庄严》在锡兰和缅甸也非常流行。在缅甸,这部著作名为Alankaaranissai,即《庄严手册》。

  《智庄严》的内容与檀丁的《诗镜》接近。就其五章内容来看,《智庄严》与《诗镜》一样非常看重诗德,认为“倘缀词成文,文无诗病,有诗德,则虽未加庄严,亦能引人人胜。譬如少女,但求无病,兼具女德,终能令男子动心。”至于庄严,则着重强

  调义庄严,在对诗德的阐释中,也涉及音庄严。至于其他,则如作者所说:“庄严内容繁多,无从盖述其祥”,因而没有涉及。

  泰国从这部巴利语诗学著作中吸收了诗德、庄严、味三种理论。关于诗德,彦姆?巴帕通(Yaem Praphatthong)认为,其实“泰国人也没有严格遵循《智庄严》中诗病和诗德的(判断)准则,因为泰语的特征和这部诗学著作中阐释的巴利语一梵语相去甚远。”这里所指的是,泰语是汉藏语系的语言,是没有形态变化的孤立语,而巴利语一梵语则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形态变化特征十分明显。因此,泰语不可能照搬巴利语一梵语诗德的全部准则。泰国所接受的只是诗德中最具普适性的部分,如诗应“清晰”、“易解”等。关于庄严,音庄严和义庄严都被泰国诗人用来指导和评价古典诗作。音庄严中的谐音、叠声等在泰语作品中同样适用。拉拉娜?西里嘉仁(Lalana Siri―jareon)运用音庄严理论分析研究泰国古典宗教著作《大世经》,认为“用音庄严分析泰国古典文学作品,(发现泰语的音庄严)不足六类。因为两种语言性质迥异”,而且“泰语另有自己的音庄严规则”。至于义庄严,其中的隐喻、明喻、夸张、神助、奇想、有勇等在泰语古典作品中被广泛采用。某些复杂的、属于巴利语一梵语特色的修饰方式则没有出现,在泰国的文学批评中也鲜有提及。

  总体来看,印度诗学理论中的诗德、庄严、味虽都已传人泰国,但庄严和诗德的影响比较有限,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味论诗学。

  泰国味论诗学的本源及衍变

  在印度古典文艺理论中,味是传统诗学的中心论题。味被视为超越世俗束缚的美的体验。早在吠陀时代,就已提到了文学审美中的味。味作为完整的诗学概念,出现在公元1世纪左右婆罗多的梵语戏剧学著作《舞论》中。《舞论》从对当时最有影响的文类――乐舞戏剧的系统研究出发,阐释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学概念,从而促成了印度原创性诗学的诞生。《舞论》除了对印度戏剧学有着全面而详尽的论述外,另一重要贡献就是建立了诗学的味派理论,并提出了韵论、庄严论等诗学概念。公元10世纪末新护(Abhinavagupta)撰写了关于《舞论》的注疏《新声》(Abhinavabharati),发展了《舞论》,使味论更加理论化。新护之后,味论一直是印度诗学的主流。

  上文提到,巴利文的《智庄严》脱胎自梵文的诗庄严论,泰国的味论即从这部著作脱胎而来。泰国学者古苏玛?拉萨玛尼(Kusuma Laksama―ni)认为:“虽然《智庄严》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味论的基本原则,并不能为泰国诗人提供可资依循的(创作)道路,但这种理论并不受创作方法的限制。因为‘味’所关涉的是‘情感’,而‘情感’是人类的共有财富,‘情感’的表现和对情感表现的反馈则是人类的自然反应。此外,泰国人因受印度文化影响,在思想、信仰方面与印度人有诸多相似之处,从而产生了作为文学背景的思想框架的类同。一旦了解了‘味’的构成、产生‘味’的要素、‘味’的生成步骤,就能有效按照梵文味论诗学对泰国文学进行研究。”此外,泰国与印度在诗学思维方式、读者群体等方面也很接近,从而就使印度诗学在泰国文学中很容易找到生成点。换言之,味论对泰国古典诗歌文学具有无可置疑的解释力。当然,泰国人在借鉴和运用印度味论诗学理论的同时,也发现了两个亲缘文化的不同。例如,印度梵文味论诗学强调的是读者或观众对作品产生的情感反应;泰国味论强调的则是表现作者或剧中人物的情感。印度剧作在创作之初即以“味”为标准,泰国则始终以诗文之“美”为追求目标,“味”次之。

  有学者认为,在长期的文学创作和鉴赏实践中,泰国人逐步总结出适合泰国诗学的味论四种。即:惊艳味、调情味、嗔怨味、悲哀味。这说明印度味论诗学是以一种被分解的形态介入泰国诗学领域的,在泰国本土文化中逐渐产生了变异体。泰国的味论四种及对味的阐释,与印度原创诗学所以明显不同就不难理解了。

  在味论诗学中,味被看做一种超越世俗束缚的审美体验,文学的审美特质通过味使作者、作品和读者(观众)在审美层次上彼此感应,合为一体。

  泰国味论诗学和印度的味论诗学是传播和接受的关系,具有亲缘文化必然存在的相似性。两国地理文化接近,宗教文化(婆罗门教、佛教)一致,味觉思维相同。因此,作为味论诗学的传播者和接受者,两者的理论框架基本一致。但两者之间不同的民族特性又凸显出他们在审美经验上的差异。

  以戏剧为例。梵语文学剧本的创作优先考虑的是作品的“味”,泰国戏剧则把诗句的“美”置于首位,其次才是“味”。这符合泰国文化的审美习惯:注重外在的形式表现甚于内在的情感体验。

  文学人物的塑造。印度梵语文学中的人物,一般是善者尽善尽美,恶者十恶不赦。《罗摩衍那》中的罗摩、罗波那就是正反两派人物的典型。泰国的《罗摩颂》、《佛本生故事》以及戏剧、叙事诗等则赋予各类人物(包括神佛魔怪)以多面化的性格,使之更贴近生活。这与泰国人的文化理念有关:他们不喜欢太过理想化的事物和过激行为。

  泰国味论强调的是诗人的情感阐发,印度味论强调的是读者(观众)对作品中各种情味的品尝。“这种品尝产生于超俗的情由、情态和不定情的结合。”两者的不同在于泰民族文学批评与生俱来的薄弱导致一向忽视欣赏者作为受众的情感反应。它的文学审美基于诗人的直觉思维和自我情感抒发。

  印度味论中,情有四十九种,味有九种。情味九种是:艳情、滑稽、悲悯、暴戾、英勇、恐怖、厌恶、奇异、平静。情味论在印度文学史上地位显赫,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泰国味论诗学在接受印度味论九种的同时,创造了自己的味论四种,即:惊艳、调情、嗔怨、悲哀,同样也是以情为基础的情味论。印度历史悠久,有原创诗学。在表述方法上,“繁琐复杂,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互参,主观判断加条分缕析,多宏篇大论”;泰国历史短,无原创诗学理论,广泛接受外来文学和诗学的影响。在表述方法上,直觉思维较强,逻辑思维较弱。对文学经验和现象缺乏理论思考,文学批评不存在明显流派,批评的依据主要是个人感觉和经验。

  味论在印度源远流长,当代印度文学界仍在为构建味论诗学新体系而努力。泰戈尔等著名文论家都为现代味论的复兴和进步付出了极大努力;泰国文学界对味论的关注和研究已明显淡化,西方文艺理论和审美情趣逐渐占据了文论舞台。但是,作为对印度味论复兴的回应,以及对泰国民族文化传统回归的重视,仍有学者对梵文味论诗学与泰国文学的关系进行研究,并认为味论诗学是适合泰国古典文学批评的重要文艺理论。

  结语

  泰国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泰语教学 跨文化交际能力 培养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5C-0157-02

  一、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

  何为跨文化交际?它既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社会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通俗来说就是如果你和外国人打交道(由于存在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应该如何得体地去交流。

  跨文化交际能力就是拥有能够和外国人进行正常、有效沟通的能力。不同国家的人存在着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文化不同,生活的地域不同,风俗习惯和思考方式自然也不同。比如同样的手势,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代表截然相反的意思。这就要求交流者同时了解这两种文化的背景,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个体所具有的内在能力,它能够处理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包括文化差异、文化陌生感、本文化群体内部的态度,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压力等。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在跨文化交际语境中(特定场景),交际者得体、有效的交际行为能力。得体是指符合目的文化的社会规范、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有效是指实现交际目标,达到成功的交际。

  二、在泰语教学中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意义

  第一,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我国对外交往日益频繁,中国与泰国之间的交往也越来越广泛,更多的中国人涉及跨文化交际。中国―东盟合作正从“黄金十年”迈向“钻石十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国际市场大量需求能用泰语有效交际的、具有高综合素质的应用型人才,这给泰语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所以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有其现实意义。

  第二,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有利于泰语教学模式的创新。依据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师往往只注重语言的教授,教会学生泰语词组、短语的用法,引导学生掌握泰语语法规则以及依据语法规则正确地进行语言表达。教师较少注重根据特定的场景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泰语的能力。在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下,经过几年的培养,即使是学习较好的学生也无法用所学的泰语同泰国人得体、有效地交流。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教学的这种缺陷。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会在泰语教学中增加文化交际的因素,向学生展示不同文化背景下容易引起误会和冲突的文化因素,让学生明白学习泰语不应只是学习泰语语法,不应只是学习语言本身,还必须学习隐伏在语言背后的,由不同文化背景所产生的语言之外的规则。

  第三,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有利于泰语学习者处理好泰国语言与泰国文化之间的关系。语言与文化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通过语言来表现,文化通过语言来传播。语言的构造也总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它的使用总要遵循一定的文化规则。泰语学习者要处理好泰国语言与泰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掌握这门语言,领略语言中的文化内涵,懂得遵循特定的文化规则来使用语言。泰语学习者要处理好泰国语言与泰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与泰国人进行交流,理解语言中包含的文化信息,懂得尊重泰国人所拥有的与我们不同的社会文化。

  三、在泰语教学中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途径

  (一)提高泰语教学工作者自身综合素养

  首先,泰语教师必须构建跨文化交际培养的教学理念。关于教学目的,一部分泰语教师比较注重泰语的实际应用性,而较少涉及文化交际能力方面的培养内容,他们认为,泰语教学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学生掌握泰语语言的使用能力,以便在未来深造与工作中能够熟练运用泰语与泰国人进行交流。由于课时有限,教师普遍认为无法在课堂上加入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的培养内容,应该把有限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放在语言教授方面,当课时有限时理应把语言教学放在首位。这样的想法忽略了文化教学的重要性。要培养出具有高综合素质的泰语应用型人才必须坚持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结合。泰语教师要构建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教学理念,通过教学理念更新、教学方法和教学活动设计来进行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教育活动。

  其次,泰语教师必须提升自身文化素养。泰语教师应在正确认识泰语教学目标的基础上,利用循序渐进的、多渠道的和多元化的方法来加强自身的跨文化泰语教学理论知识,增强实践经验,逐步提高自身的跨文化泰语教学质量。比如,通过了解泰国的经济、政治、历史、宗教、艺术和社会文化风俗等,掌握海量的泰国文化知识。此外,还应加强对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学习,多研读学者的相关论文与书籍;积极参加跨文化外语教学方面的专业教育或培训;积极与兄弟院校进行本领域的交流,学习兄弟院校的长处,用以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制订以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为宗旨的泰语教学计划,根据教学计划开发与设置相应的课程,并制订配套的教学评价机制。

  最后,泰语教师必须积极投身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实践中。泰语教师应积极开展相关的实证研究,将理论运用于实践中。可参与培养泰语跨文化交际能力为主题的课题研究,通过科研来提高自身跨文化泰语教学的质量。也可构建教学团队,集体备课,共同分享教学资源和探讨教学经验,在团队中谋求共同进步。还可邀请校外专家亲临指导,通过聆听专家讲座及与专家交流了解最新动态,拓宽视野。也可积极参加泰语教学大赛,学习外校的先进教学经验。教师应以成为具有高度文化理解能力、评价能力、整合能力和授业传道能力的教师为目标,积极投身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实践中。

  (二)创新课堂教学设计,强化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过程

  第一,在课堂上充分挖掘教材的文化内涵。泰语教师应充分利用现有教材,挖掘教材的文化内涵,在教授泰语语言知识的同时进行文化教学,增强学生对泰国文化的敏感性。如在教授予教材基础泰语(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第二册第二十一课“宋干节”知识时,教师可引导学生在学课文之前查找泰国“宋干节”的有关信息。“宋干节”又叫“泼水节”,中国云南傣族也有这个节日,教师可以让学生比较泰国泼水节与中国泼水节的异同。泰国的“宋干节”即泰国人民的新年,教师又可让学生比较泰国人民与中国人民庆祝新年方式的异同。本册第二十二课是“漂水灯”,教师可指导学生查找泰国水灯节的举办时间、节庆活动以及该节日对泰国的意义等。总的来说,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不能脱离教材的学习,要以教材为依托,进行泰国文化方面的拓展,把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共同融入课堂里。

  第二,在课堂上进行中泰文化对比。通过文化对比使学生对泰国文化有更深刻、理性的认识与理解,通过文化对比提高学生培养自身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意识,以及准确、得体地使用泰语语言的能力。泰语教师在课堂上引导学生进行中泰文化对比时,要做到中国和泰国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尊重,互相理解,求同存异,旨在实现畅通的、无矛盾、无误解的交流。同时,要注意引导学生进行文化对比时不能盲目崇拜泰国文化,否定中国文化,也不能骄傲自大,轻视泰国文化。

  第三,通过交际情境设置,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泰语教师应利用课堂创设真实的交际情境,完成文化的认知,培养学生文化交际的行为能力。在泰语口语课中可根据不同的专题进行情境设置和模拟,让学生进行情境对话和表演。例如,模拟接送机,在酒店办理入住,在餐厅点单等,让学生在跨文化交际的情景模拟中运用语言与非语言的知识进行跨文化交流,提升行为能力。通过设置交际情境,学生在模拟实践中得到了锻炼,学会了应对各种情境,提高了解决文化冲突的能力,学会了在跨文化环境中如何有效地与泰国人进行交流。

  (三)构建泰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课外教学环境

  第一,开展各种竞赛类活动,培养学生思维能力。教师可组织学生在本校开展泰国文化知识竞赛、泰语技能比赛(其中涉及泰国文化内容,如给出一幅与泰国节日相关的图片让学生进行图片描述);也可带领学生去校外参加泰语演讲比赛,演讲主题与泰国文化息息相关,学生在演讲比赛的准备中学习泰国文化,并且用语言展现出该文化。通过开展各种竞赛类活动,学生会对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产生浓厚兴趣,在日后的学习中也会更积极主动地进行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第二,开展多种文化实践类活动,培养学生跨文化行为能力。中国―东盟博览会每年在广西南宁举行,南宁的泰语教师可指导学生进行中国―东盟博览会相关实训,让学生走入博览会中的泰国馆,担任泰国商人的翻译或者帮助泰国商人卖商品,在与泰国商人的接触中培养跨文化行为能力。还可组织学生赴泰国参加短期或长期的泰国语言学习与泰国文化体验团。学校还可接纳泰国留学生赴中国短期或长期的中国文化体验团,安排中国学习泰语的学生全程陪同和接待。各种文化实践类活动的开展给予学生机会,让学生把课堂上学习到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提升自身的跨文化行为能力。

  总之,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泰语教学改革的重要目标。要想提升泰语教学的层次,必须把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同时融入日常课堂中。泰语教学应以培养兼具语言使用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泰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必须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利用循序渐进、多渠道和多元化的方法来培养。

  【参考文献】

  泰国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泰国文化;国别文化;“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0-0018-02

  泰国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在文化上也处于中国和印度两大东方文化区域之间。一方面,泰国文化受东方文化的渗透,东方文化中佛教中南传的小乘佛教长期熏陶着泰国;尤其是基于佛教和婆罗门教的宫廷文化也对印度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中泰两国地理上相距不远,两国人民在长期的互相交往中,文化相互渗透。另一方面,自19世纪以来,几乎整个东南亚都沦为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泰国是当时唯一一个保持独立的国家,但泰国处于西方列强的夹缝之中,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东西方文化长期渗透、融合的过程中,一种独特的泰国文化便逐渐演化形成了。

  一、泰国佛教文化研究

  泰国佛教历史悠久,自13世纪至今,佛教一直是泰国国教,90%以上的居民信仰佛教。佛教在泰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泰国的历史和文化发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泰国的宪法规定,国王必须是佛教徒,并且是佛教最高赞助者。依据泰国的传统,每个成年男子一生必须出家一次,时间为一周到半年。拉玛六世(1910~1929制订的泰国三色国旗,其中红色象征人民和国家,白色象征佛教,蓝色象征王权。

  对于泰国的佛教文化,中泰两国的学者都有过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各种学术文章层出不穷。尔东在《泰国佛教概况》中介绍了泰国佛教的历史和沿革、僧团组织机构和佛教团体、佛教教育和佛学研究以及中泰的佛教友好关系。吼丽丽在《泰国佛教与芸芸众生》中阐述了泰国佛教起源及发展,并从政治、精神、民众生活、男女社会地位几方面阐述了泰国佛教对整个泰国社会错综复杂而又全面细微的影响。④泰国学者蓬萨?增沙瓦也对泰国佛教艺术的传入及起源有一定的研究。同时,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对现代泰国社会中佛教发展的状况,很多学者也做出了与时俱进的研究。段颖《现代世界中的泰国佛教――一个人类学的视野》一文,立足人类学视野,认为泰国佛教是一个意涵丰富的文化体系。该文通过对泰国佛教观念和实践的考察,以及对佛教与泰民族国家、日常生活以及现代社会相互关系的叙述与分析,阐述以“业”为实践核心的佛教如何渗透至泰国人民的生活当中,并成为现代泰国国家社会重要的文化特质,以及泰民族持久的民族精神。李勤的《近现代泰国佛教的世俗化趋向》一文论述了近现代泰国佛教的世俗化趋向包括:佛教与社会政治关系日益密切,日趋政治化;佛教教育逐渐现代化;佛教内部改革运动不断掀起,力求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等等。

  二、泰国社会文化研究

  陆汉斌在《泰国社会文化面面观》中,对泰国的各种社会现象作了细致的观察,涵盖政治、经济、交通、教育、宗教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并深入分析其历史文化渊源,揭示了泰国社会和文化的部分哲思底蕴,为系统地研究泰国文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在泰国的亲身经历,对泰国社会文化做一小结。

  (一)泰国人的王权思想

  泰国宪法规定:泰王国是以国王为国家元首的民主体制国家。泰国国王拥有较大权力,掌握军权与立法权。泰国国王的权力绝非凭空而来,或依古训受之天界,而是源于民众之心。大部分的泰国民众依然相信,皇家乃本民族的所有权人,国王就是上天指派的民族元首,相当于一家之主,决定着全民族的荣辱兴衰。

  (二)泰国人的等级观念

  泰国人的等级思想可谓根深蒂固,直至今日,这仍是泰国区别于其他自由国度的重要特点。上等阶层、中等阶层和劳动阶层构成了泰国基本的等级,每个等级都有自身独特的语言和行为标准。泰国人日常所使用的语言由他们说话对象的社会地位决定,语言和行为方式是依据特定情况随意转换的。对于大多数泰国人来说,试图判断一个人的身份是为了按相应的规则办事,而不是为了超越他。

  三、泰国民俗文化研究

  ㈠泰国的节日

  研究泰国节日的文章,大体分为以下几类有的提纲契领地介绍泰国的重要节日,如方杨柳的《泰国的节日、礼仪与印度教》;的透过重要节日,分析其中的文化内涵,如张飞祥的《从泰国的宋干节和水灯节看泰国的水崇拜文化》、唐蒋云露的《论泰国传统节日的佛教文化特色》;而龚浩群的《民族国家的历史时间――简析当代泰国的节日体系》一文,更是通过对当代泰国节日体系的形成过程和表现形式的分析,展现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连续的历史时间观。

  形式多样、五花八门的节日,突出了泰国人家庭、社会和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念。人们强调尊老爱幼,对家庭或家乡有非常强烈的认同感,各种佛教节日敦促人们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而对国家的认同最集中地表现为对国家元首国王的尊崇上。

  (三)泰国人的礼节礼仪

  泰国人素来注重礼仪规范,在公开场合,人人都显得温文尔雅,遵守社会规范。泰国人与客人会面时,通常不是握手,而是施合十礼。还礼时,也须双手合十,放至额到胸之间。地位较轻或年纪较轻的人,应该主动向地位较高或年纪较大的人致合十礼,双手举得越高,表示尊重的程度越深。地位高或年纪大的人还礼时,手不应高过前胸。只有和尚可不受约束,不必向任何人还合十礼,即使面见国王和王后,也不用还礼,只是点头微笑致意。

  泰国人等级严格的礼节礼仪规范,受佛教与婆罗门教的深远影响,加上在历史中早就形成的社会等级观念,在泰国人们头脑里已经埋下了“以下敬上”的思想观念,加之在历史中与来自“礼仪之邦”的中国华人的交汇融合,这种思想观念在当今泰国的人际关系上以礼仪体现得淋漓尽致。

  四、泰中两国文化交流与融会贯通

  随着泰中两国的友好建交,中国与泰国的学者们开始热衷于对泰中两国文化异同的研究。邓丽娜、马银福《浅析泰中文化的融会贯通》就泰国文化的中国源流展开相关论述。黄寰《浅析若干中泰文化的差异》从习俗、礼仪文化、餐桌文化、饮酒文化等比较了中泰之间的差异。泰国学者安阿农、罗莎琳、黄旺贵也通过《中国文化对泰国文化的影响》一文,感叹泰中文化的密切交流及泰国华人在充当泰中民族亲善大使的重要地位。

  中国文化对泰国文化的影响可谓渗入到泰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桑吉的《中泰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总结了自中国两汉三国时期至20世纪90年代泰中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雷华《论中国古典文学对泰国文学的影响》对《三国演义》等作品进入泰国的过程进行了介绍,并重点分析了这些作品对泰国文学的影响。裴晓睿《汉文学的介入与泰国古小说的生成》中也阐释了以《三国演义》问世为代表的汉文学的引入促成了泰文古小说文类的生成。

  泰国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钟泰;中国哲学史;以中释中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5-0026-02

  钟泰(1888―1979),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字 斋,号钟山,别号待庵。江苏南京人。师从太谷学派中期宗师黄葆年,曾攻读于江南格致书院,继而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归国后任两江师范学堂日文译教。辛亥革命曾入皖督柏文蔚幕。尔后历任安徽高等学堂教师,南京法政专门学校(后改法政大学)日文教席,并开老庄讲座,又任《共和杂志》社社长。1924年转任杭州之江大学国学系教授、系主任。1939年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1943年任贵阳大夏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44年入蜀,与熊十力并任书院主讲兼协纂。1948年任光华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入华东师范大学。后转入上海文史馆。1962年应长春东北文史研究所礼聘讲学。1966年返回上海文史馆。1979年病逝于家。

  钟泰毕生致力于先儒哲理之学,博采众长,成一家之言。著有《中国哲学史》、《荀注订补》、《国学概论》、《庄子发微》、《春秋正言断词三传参》、《顾诗笺校订》、《管子侈靡篇》等。其中,192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是钟泰的代表作之一,在中国哲学这门学科创立之时,该书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领域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

  一

  不同于胡适、冯友兰等“以西释中”的研究模式,钟泰采用了中国化的哲学研究方法。钟泰在书中完全运用中国本土的话语方式,在传统的领域内对哲学进行梳理,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钟泰并不是简单重复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而是具有了明显的方法论意识。

  钟泰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全书分为四编,分别为上古哲学史、中古哲学史、近古哲学史、近世哲学史,共分为上下两卷,八十二章,单列人物117位。上古哲学史由周代至先秦,中古哲学史涵括汉唐时期,近古哲学史包含宋明哲学,近世哲学史则涵盖了清代哲学。钟泰以客观的笔触,尽可能真实地介绍各家思想,以庞大完整的体系奠定了“以中释中”的中国哲学史诠释框架。

  二

  纵观钟泰的《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1.叙述了上古哲学思想的渊源

  在第一编上古哲学史中,钟泰提出了他对中国哲学总体特征的认识。中国哲学的特点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地巩固、发展,贯穿了整个中国哲学史。在第一章中,钟泰将中国的哲学思想追溯至周代,认为中国哲学“至周代始有统系可言。”[1]4他从上古思想中提炼出“本天”、“尽人”、“首孝”、“用中”、“上民”、“大天下”六个方面,认为人应以天为万物之本,“人者托体于天,则当以天为父”[1]4,同时充分发挥人的本性,进行能动地创造,“尽人之性,则可以参天地而育万物”[1]4,从而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那么,尽人之性的具体行为是什么呢?钟泰随即提出了“首孝”,强调孝的重要性。自上古时代孝道思想就产生和流传下来,扩充为五伦关系所应遵守的标准。“用中”即是以中道的方式处世,而后重视民意,以保民、爱民的思想治理国家,最终实现天下统一的政治理想。这些方面涵盖了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等方面的内容,涉及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论述。第二章“王官六艺之学”,钟泰认为“周公集前王之大成”[1]9,著述了以礼乐文化为中心,六艺之学为内容的典章。百家诸子之学皆源于六艺,而六艺之学则始于周公。因此钟泰指出,“中国哲学,必当断自周公为始。”[1]4钟泰运用富于中国特色的语言归纳出中国哲学的特点,追溯了中国哲学思想的本源。

  2.采用史传体例书写哲学史

  钟泰在《凡例》中就明确指出他是以史传的体裁书写的中国哲学史,以客观的视角叙述各家基本思想。钟泰秉承古文经学派的解释学方式,抱着“述而不作”、“我注六经”的学术态度著述,他所整理的中国哲学史内容翔实,语言古朴,态度诚恳。值得一提的是,钟泰在梳理哲学史时坚持了“上下则详其源流,彼是亦辨其同异”的原则,对不同时期的人物、流派、思想以及同一时期的不同人物、流派、思想等进行对比,研究他们的源流和发展,探讨他们的异同之处。对于不同时期,钟泰通过介绍主要人物以归纳其核心思想及其学派的特点。例如在介绍孔子时,通过“仁”、“忠恕”、“孝弟”、“五伦”、“成己成物”、“富教”、“小康大同”、“知命之学”等方面来讲解,介绍墨子以“兼爱”、“非攻”、“节用”、“天志”、“墨经”为特点来概括,介绍朱子从“理气”、“天命之性气质之性”、“居敬穷理”几个方面进行总结。对于同一时期,钟泰则以事件为焦点进行论述,如“两汉儒学之盛”、“魏晋谈玄之风”、“宋儒之道学”、“元明诸儒之继起”、“清儒之标榜汉学”,对某一时期的特点进行集中的阐释和总结。“史家之例,或以事为题,或以人为目。此书述一家之言,则著其人;总一代之变,则标其事。”[1]1钟泰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对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当时及后世研究某一学派人物及某一时期的哲学特点都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此外,史传体例还表现在,书中还常有“老子附管子附《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解”、“惠施公孙龙附尹文子附名家不出于别墨论”等章节的内容。“史家纪传,有合有分。或以附从,或以连及。此书亦兼四体。”[1]1这些正体现了钟泰的这一写作原则。

  3.以同情理解的态度介绍各家学说

  钟泰在著述过程中,并没有对各家之言持褒贬不一的态度,而是以真实的姿态还原诸子思想的本来面貌,客观、全面地一一展示其哲学思想内容。“门户之争,自古不免。然言各有宜,理无相悖。此书于各家同异,时附平亭。既欲见学术之全,亦以为沟通之助。”[1]1钟泰在书中充分地体现了作为一名哲学史家的客观态度。钟泰在评价宋儒时写道:“宋儒于经,不主训诂而主义理,不主师传而主心得。惟主义理主心得,故以经为求理之阶梯,而不认经为可以尽天下之理;又以为理虽在经中,而亦非专于守经所可得。”[1]185-186而后他又将宋儒与汉儒进行了对比:“由是观之,宋儒与汉儒,其有取于孔子之经虽一,而其所以取于孔子之经者则有间矣。是故譬之于谷,孔子植之,汉人收获之,而宋儒则播之砻之,淅之炊之,且以自食之者也。”[1]186作为太谷学派的继承者,钟泰并没有一味褒扬儒家学说,而是对比分析了儒学不同时期的特点,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分别评述各家学说,这种中肯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三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以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旧文化,以西方哲学的逻辑方法重新梳理中国哲学。冯友兰又进一步深化了“以西释中”的哲学研究方法,成为新理学的先驱。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钟泰坚持“以中释中”,以表明自己的文化观。他指出:“中西学术,各有统系,强为比附,转失其真。此书命名释义,一用旧文。近人影响牵扯之谈,多为葛藤,不敢妄和。”[1]1钟泰认为中西学术各成体系,正是因为两者的差异性,才使它们具有了各自的独特性。他反对将中西哲学牵强比附,尤其反对胡适用西方进化论的观点来审视中国哲学。如“近人摭拾其‘万物以不同形相禅’之一言,又取与达尔文之《天演论》相比附,去庄子之真意益远。”[1]46钟泰对胡适提出了直接的质疑:“胡适之《哲学史大纲》创为此说,然‘万物以不同形相禅’句下,即继之以‘始卒若环,莫得其伦’,夫言天演,言进化,有始卒若环者乎?胡氏之说不攻自破。”[1]46由此可见,钟泰拒绝用西方化的研究模式来整理中国哲学史,他力图通过运用中国哲学独有的方式,进行自我更新和自我扬弃。在多种哲学研究方法并存的五四时期,钟泰坚持回归中国本位的叙事方式,为捍卫中国哲学的独立性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在研究方法多元化的环境下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他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西哲学的融合与发展。

  钟泰在书中并没有对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进行明确的定义和解释,其观点只能被后人所揣测。他阐释了117位人物之多,其中有不少人物在其他哲学史书中并不多见,如魏伯阳、牟融、徐干、陶渊明、陈止斋、唐说斋、蔡西山、蔡九峰、蔡节斋、真西山、魏鹤山、吴草庐、郑师山、刘伯温、曹月川、吴康斋、张杨园、唐铸万、彭允初、汪大绅、罗台山、洪北江等。这一方面说明钟泰学识渊博、博览群书,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学术、思想和哲学的把握不甚分明。钟泰对哲学、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的概念没有清晰的认识,因此他所列举的诸位人物中,包含了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而这些学者和思想家并不完全是哲学家,哲学史也不尽等同于思想史、学术史。这种“还原论”的叙述视角和方式在当时可能是落伍的,但在今天又受到了学界的重视。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形成了“以中释中”、“以西释中”、“以马释中”等诠释方式,而后的几十年里,“以西释中”、“以马释中”逐渐成为主流的研究方法,它们以较新的途径和科学的方法,重新挖掘了中国哲学的价值,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视野,取得了丰厚的成果。然而,多元化的研究模式并没有持续下去。在西方的话语系统之下,学界出现了一味追求西方化的形式主义、过度依赖西方文化的情况。能否真正诠释出中国哲学的思想精髓,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建立自身完善的话语体系,形成具有民族文化精神和民族特色的中国哲学史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课题。20世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构建者们大都采取了“六经注我”式的方式,预先设定中国哲学中存在着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等近现代哲学内容,从此出发去寻找历史性的佐证,而不是从历史性研究中延伸出近现代意义。这就造成了他们无法设身处地地融入历代哲学家的心境中,深入挖掘这些哲学家们的思想精华[2]。而钟泰中国本位的叙事方式,对诸子各家同情理解的态度,在这种现状下显现出其独特的价值,给现代人以反思和启发。钟泰书写中国哲学史持有的谨慎、中肯的态度,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尊重与还原,值得当代中国哲学建构者们借鉴。

  在现今大陆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多种文化类型同在、多维价值体系共生的社会环境下,文化的发展必然多元的,而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哲学史建构也必定是多维度的[3]。以钟泰为代表的中国化研究模式,在多元化的文化观中占有一席之地。它能够帮助整合中国哲学史的建构,重新审视和调整中西哲学思想的关系,传承和发扬中国哲学的内在精神,为使中国哲学史学科更好地建立自身的话语系统和书写范式而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钟泰.中国哲学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泰国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等级划分》 国际教育 国别化教学 国别化教材

  一、引言

  中国和泰国的交往历史悠久。就泰国方面来说,在东南亚范围内,泰国政府对华人可以说是最开放的。近一二百年来,数以百万计的华人移民定居泰国。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泰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泰国很注重汉语学习,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学习热潮。泰国人在本国学习汉语,有着双重任务:1.一般任务。泰国学生像其他国家的学生学习汉语一样要遵循学习汉语的规律。2.特殊任务。如何把泰国特有的,比如地名、人名、食品、用品、风俗习惯等,用汉语表达出来。要完成这个特殊任务,不仅要研究泰汉两种语言的词汇,还要对泰汉语言翻译进行深入研究。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界,比较重视制定一些词汇大纲、词表,以此规范教材对词汇的收录。以前的是《汉语水平词汇和汉字等级大纲》,最近又颁布了《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但这类词汇大纲或词表,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合国别化的词汇教学。因为语言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一方面,其他国家的学习者要了解中国,另一方面,他们也想向中国人介绍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风俗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更重要。因为外国人跟中国人交流的时候,不仅要说中国的事情,而且还要说自己国家的事情。而中国研发的这类词汇大纲或词表,是基于中国境内的常用词收录的,比如“饺子”“春节”等,不可能也把其他国家的专用词语和常用词都收录进来。从这一点上说,在不同国家进行的汉语教学,即国别化汉语教学不应当完全受这类词汇大纲或词表的限制,要重视与本土社会文化相关的词语的教学。

  二、《等级划分》与《实用泰汉翻译教程》介绍

  《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是汉语国际教育的第一个国家标准,是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重点科研项目,是教育部社科司重大研究课题。《等级划分》是经过17年的不断思考、积淀和梳理,经过在香港11年3万多学员的长期实践,用了两年九个月的时间研制出来的。由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审定委员会审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这项研究有两项重要成果:一是《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语言文字规范(GF0015-2010),一是《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国家标准·应用解读本)。两本书均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规定了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的等级划分,给出了汉语国际教育用分级的音节表、汉字表、词汇表,体现了三维基准体系。它适用于汉语国际教育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课程测试、工具书编写和音节库、字库、词库建设,也可供计算机辅助汉语水平测试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普通话教学之用。《等级划分》是基于具有代表性、权威性的37亿字次最新大型动态语料(特别是对话体语料)、词典、字表、词表建立的现代汉语规范口语主导型的新模式。

  《实用泰汉翻译教程》是为具有中级汉语水平的泰国学生专门编写的一本实用语言类教材。这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三、四年级的必修课(或选修课)教材,也可作为汉语导游工作者及其他从事与汉语有关工作的泰国人的自学教材。该教程共18课,以介绍泰国国情与泰国文化为主要教学内容,通过18篇课文,系统介绍了泰国的国家政体、国民性格、、民俗节日、饮食特色及华文教育等多方面的内容。

  三、《实用泰汉翻译教程》词语等级分析

  (一)《实用泰汉翻译教程》词语等级分布

  参照《等级划分》,笔者把《实用泰汉翻译教程》注释的1187个词语与《等级划分》的词汇表做出对照。发现同《等级划分》里的词语有266个,超纲词语有921个。同《等级划分》的266个词语的分布,一级词语有68个,二级有98个,三级有79个,附录有21个。同《等级划分》的266个词语占22.4%,超纲词语921个占77.6%。

  (二)《实用泰汉翻译教程》不同等级词语的语域分布

  结果证明,要解决汉语国际教育的国别针对性,任何一套词汇等级划分或大纲都是远远不够的。《实用泰汉翻译教程》里的词汇超纲率高达77.6%。虽然只用一本教材难以全面证明,但也突出了教学和教材国别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为了深入了解超纲的词语,笔者把超纲词语进行分类并对超纲词语的语域分布做出分析:

  从表中可以看到,超纲词语跟泰国国情密切相关,这些特有词语是能够反映该国社会文化的词语,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别化”词语。虽然使用范围不一定仅限于泰国,但这些词语是泰国社会文化的缩影,与泰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不同的文化模式,对民族的语言发展,在某种程度、某个侧面、某个层次上起着制约作用。如在泰国,国王及王室有着崇高的地位,泰国华语反映国王及王室成员的词语十分活跃,如“陛下、公主、王子”等;又如:泰国素有“千佛之国”的美称,全国90%以上的人信奉佛教,这就使得反映佛教及相关事物行为的词语,在泰国华语词汇中非常丰富。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条规律,《等级划分》表内的词多具有各民族通用性,而超纲词则多是表达泰国特有事物的词语(53.4%)。这些词尽管超出了《等级划分》这个大纲,但是在泰国的日常生活中却是常用词,并没有超出泰国社会日常生活这个实际的“纲”,由此可见,要解决汉语国际教育,就必须走国别化之路。

  四、《等级划分》在国别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及局限

  (一)“国别化”理念的提出

  “国别化”(country-specific)汉语教学的观念早己有之。2004年,陆俭明教授针对当时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情况,认为迫切需要开展一些基础性研究,包括根据不同母语语区的特点,制定不同的汉语教学用的字表、词表、成语表、语法要点表等。陆教授在2007年又进一步加以强调,在基础性应用研究领域进一步提出了“对外国学生的汉语词汇教学,还得注意国别化的问题。”(陆剑明,2007)

  第一次把这一观点升化为理论提出来的是甘瑞媛博士。她从认知科学、“中介语”理论、教育学、外语教学、语料库语言学等多个角度,对“国别化”的理论基础、“国别化”汉语教学等问题进行了阐释和论述。甘瑞瑗认为:“所谓国别化的对外汉语教学,简单地说,就是基于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而进行的汉语教学”;唯有这样,“才能真正满足对外汉语教学的针对性原则”,“才能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成功率。”(甘瑞瑗,2005)

  对外汉语教学既然把培养学习者运用汉语进行交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作为根本目标,就应避免出现教材内容与学生现实生活脱节的现象,以免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语言,到了生活中根本用不上。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特有的文化传统、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泰国汉语学习者学了汉语之后也多是在其母语国生活、工作,或者是从事与中国人打交道的工作,唯有开展“国别化”汉语教学才能满足学习对象以及学习目标的多元化需求。

  在语言系统中,从大的方面讲,语音、语法、词汇等都会因学习者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认知模式等因素的差异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影响,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需要加强“国别化”研究。鉴于词汇在汉语学习与教学中的重要性,以及社会生活的差异最先在词汇层面上表现出来,本文以“国别化”词汇教学为研究对象。

  (二)对外汉语“国别化”教学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中国国家汉办在制定21世纪初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规划时,根据未来发展需要并围绕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专门学科的不可替代性特点,确立了6项研究重点,其中有两项涉及“国别化”思想:“对外汉语教学需要的汉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研究”“对不同母语者的汉语研究”。从这些方面足见国家对“国别化”汉语教学的重视以及所作的努力,这也对汉语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更好地使对外汉语教学朝着科学化、实用化的方向发展,开展国别研究、实施国别化教学将是一条必经之路。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教材编写、教学评估、成绩测试等,拓展对外汉语教学应用研究领域,应当真正为工作在第一线的汉语教师以及汉语学习者服务。

  (三)《等级划分》在国别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和局限

  作用:为各国汉语教学提供最基本的、最通用的词汇,这部分词汇应当作为教学的重点和核心。

  局限:不同区域、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物态文化、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反映在词汇上,都有一些特殊的常用词语为其他语言所没有或不常用,这些词语不可能全部收录到通用词表中。因此,通用词表对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汉语学习者来说都有一定的不适切性,不能满足用汉语表达本民族特殊事物和思想的需要。《实用泰汉翻译教程》这一真实反映泰国本土文化的教材中,77.6%的词语在《等级划分》中未予收录,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等级划分》这类通用词表只能为国别化汉语教学提供重要参考,但不应以此限制国别化汉语教学中词语的选择。应当针对不同学习群体制定国别化的汉语词表,在这项工作中,《实用泰汉翻译教程》这类具有鲜明的本土文化特征的精品教材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五、汉语教学和教材国别化的几点建议

  (一)推出本国的《词汇等级大纲》

  每个国家为了提高本国的汉语教学效率,应该推出自己的《词汇等级划分》表,《词汇等级划分》里应该收录和本国国情有关的专有词汇,包括专有名词的对译方法。比如:人名、地名的对译,文化习俗、宗教、旅游、饮食、熟语等领域的词汇。

  (二)规定专有名词的对译标准

  在泰国,目前汉语国别化教学的混乱原因就是缺乏标准。泰语人名、地名的对译有的用潮州话语音对译,有的用普通话语音对译,甚至泰国的六家华文报所用的专有名词如人名和地名都不一样。推出泰语人名、地方名的标准汉语对译,是国家教育部应该承担的任务,也是本国从事华文教育人士应该推动的工作。

  (三)重视对特有文化习俗的对译和解释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习俗、、饮食文化,这些特有的东西需要特殊的词汇来表达,表达方式要能够充分让学习者了解它的背景含义以及跨文化的差异,所以有时简单的直译和意译方式还不够,还要加以注释或用附加课文来补充说明。

  六、结语

  本文为了研究2010年国家汉办推出研制的《等级划分》是否能够满足汉语国际教育可依据的国家标准,采用一本中泰专家合作编写具有国别化性质的教材《实用泰汉翻译教程》里的词汇来做对比分析。分析结果发现,《实用泰汉翻译教程》里的超纲词语超过70%。超纲词语出现在有关泰国国情的各种领域内,如人名、地名、文化习俗、宗教、旅游、饮食、熟语等领域。通过超纲词语的注释举例,证明汉语词汇教学国别化包括教材国别化,不但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必要。

  《等级划分》的作用是为各国汉语教学提供最为基本、通用的词汇,这部分词汇应当作为教学的重点和核心。它的局限是不能满足用汉语表达本民族特殊事物和思想的需要。

  国家有关部门应当承担汉语教学教材国别化的任务,从事汉语教育的人士也应该积极推动这项工作。推出适合本国国情的《词汇等级大纲》,规定专有名词和特有文化习俗的翻译标准,收集各种有关本国国情的特有词汇作为本国汉语教育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课程测试、工具书编写和音节库、字库、词库建设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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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文化论文篇7

  石广生同志于2005年担任中泰友协会长,在他的领导下,协会与泰国各友好组织密切合作,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促进了两国在经贸、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和友谊。泰国政府高度评价相关活动,阿披实总理、英拉总理、枢密院主席炳上将等政要多次会见我会访泰代表团。主要活动如下:

  与泰国王室成员保持密切交往

  诗琳通公主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她对中文的热爱极大推动了汉语教学在泰国的普及,她关于中国的著作向泰国人民客观介绍了中华文化。鉴于公主殿下为发展两国关系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于2004年向公主殿下授予了“人民友好使者”称号。

  2009年,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联合主办的“中国缘?十大国际友人”评选活动中,公主殿下被中国网民评选为“十大国际友人”之一,亲自来京出席颁奖典礼。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中泰友协接待了公主殿下一行。在京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会见诗琳通等十大友人,并为其颁发纪念奖章。

  2011年4月诗琳通公主对华进行正式访问,在京期间,协会为公主殿下举办了欢迎宴会。

  2012年8月,第六届中国东盟民间友好组织大会期间,泰国公主朱拉蓬派御代表出席了中国东盟青少年舞蹈展演。

  举办中泰建交30周年和中泰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

  1、中泰建交30周年系列活动

  2005年是中泰建交30周年,我会举办了一系列庆祝活动。

  7月1日,我会和泰国驻华大使馆联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庆祝招待会,时任泰国总理塔信和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出席活动,来自中、泰两国各界人士800人参加了招待会。

  10月,为庆祝中泰建交30周年,我会和泰国女企业家联合会共同在泰国曼谷举办了“中泰建交30周年画展”,展出了中、泰两国优秀青年画家的作品。

  12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和中泰友协会长石广生访泰,并与泰中友协共同举办了庆祝中泰建交30周年宴会和“中泰民族文化节”。

  2、中泰建交35周年系列活动

  2010年是中泰建交35周年,我会与泰中友协在两国合作举办了系列庆祝活动。

  7月1日,我会与泰国驻华大使馆在京举办庆祝招待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昌智和泰国外长格式出席活动,中泰友协会长石广生和泰中友协会长功?塔帕朗西为中泰建交35周年首日封揭幕。两国各界人士共300余人参加招待会。

  8月4日,泰中友协在曼谷举办建交庆祝招待会,诗琳通公主亲自出席并通过电脑幻灯片向来宾讲解了30多幅访华照片,展示了30年来遍访中国的见闻和感受。我会冯佐库副会长专程带团赴泰出席招待会并致辞,受到了诗琳通公主的亲切会见。

  10月29日至11月3日,我会与泰中友协共同举办“中泰手足情”友好车队一行38人走进中国。车队由泰国企业家组成,泰中友协会长、泰国前副总理功?塔帕朗西全程亲自驾车,从泰国曼谷出发、经老挝、越南,由友谊关入境,途经广西广东两省区,历时10天,全程3600公里,沿途举办中泰经贸论坛、共植中泰友谊树等各式庆祝活动,宣传中泰友好情谊,实实在在地促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与互信。在华期间,中国东盟协会副会长、中泰友协副会长王运泽、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马飚、广东省广州市市长万庆良、茂名市副市长陈海、汕头市副市长林梃、潮州市市委书记骆文智分别会见、宴请代表团一行并出席了主要活动。

  12月,中泰友协会长石广生率团访问泰国,两国友协在曼谷共同举办了中泰经贸论坛、中泰羽毛球友谊赛和高尔夫球友谊赛。中方还向泰方赠送了一尊玉观音佛像,以表达中国人民对泰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中泰经贸论坛:论坛以“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两国经贸部门负责人和经济专家就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后的中泰经贸合作进行了研讨,为两国在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下加强经贸合作提供建议,两国工商界代表200余人出席了论坛。

  中泰羽毛球友谊赛:中泰两国前国家队队员在泰国博乐大学羽毛球馆举行了一场精彩的友谊赛,以纪念35年前两国羽毛球国手为推动中泰建交进行的羽毛球比赛。奥运冠军杨维、张洁雯、世界冠军谢杏芳、孙俊、刘勇、郭振东等6位前中国国家队队员专程来到泰国参加了比赛,受到了当地球迷的热烈欢迎。

  赠送玉佛:泰国是佛教国家,为庆祝中泰建交35周年,经我会通过辽宁省友协商辽宁省政府,由辽宁省政府出资向泰国赠送一尊玉制观音佛像。双方在曼谷举行赠佛和开光仪式。泰国高僧为观音佛像开光,中泰两国高僧颂经祈福。石广生会长在仪式上说,我们向泰国赠送这尊观音佛像,这是中国人民在中泰建交35周年之际向泰国人民献上的一份厚礼,并企盼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幸福安康,企盼世界和平与安宁。

  上述活动不仅将建交活动推向高潮,也为两国民间交往打下了新的基础。访泰期间,泰国总理阿披实和外长格实分别会见代表团并对活动给予高度评价。

  促进中泰两国在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合作

  2006年9月,为来华访问的泰国龙仔厝府代表团举行“泰国花卉推介会”。

  2006年11月,“中国东盟友好之旅”代表团访问泰国时,与泰中友协合作举行了文化交流演出和中泰经贸洽谈会。

  2007年8月12日至17日,应我会邀请,泰国商业部长格盖?吉拉派一行8人于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进行了友好访问,出席了在银川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宁夏)国际清真食品、穆斯林用品节暨宁夏投资贸易洽谈会(“两节一会”)和“泰国一宁夏经贸合作对话”。

  2008年6月1日,中泰友好协会与泰中友好协会在京共同主办“泰象献福迎奥运”画展。泰国陶松齐艺术中心向我奥组委赠送28幅奥运主题的大象画作。

  2008年8月,我会接待了出席奥运会开幕式的泰国前副总理、泰中友好协会会长功?塔帕朗西一行及出席奥运会开幕式的泰国女企业家联合会主席陈淑卿一行。

  2008年9月9日至12日,应我会邀请,泰中友好协会会长功?塔帕朗西于率125人的大型代表团访问宁夏回族自治区,并出席第三届中国宁夏国际清真食品穆斯林用品节暨宁夏投资贸易洽谈会(简称“一节一会”)、“泰国一宁夏经贸合作对话”和“中泰文艺演出”。

  2008年10月,第一届中国东盟女企业家创业论坛在广西柳州举行。应我会邀请,泰国女企业家联合会、泰华妇女联合会派团出席并在论坛上发言。

  2010年9月,应我会邀请,泰中友协、泰国女企业家联合会派团出席第二届中国东盟女企业家创业论坛并发言。

  2011年10月,柳州开元寺玉佛殿玉佛迎请仪式在柳举行。2012年5月,泰中友协会长功?塔帕朗西赴柳出席玉佛开光仪式。(该活动由我会商泰中友协,以泰中友协名义向柳州捐赠玉佛一尊,于2010年中泰建交35周年之际在柳举行了玉佛殿奠基仪式。)

  2012年12月16日至19日,应泰中文化经济协会邀请,冯佐库副会长率中国经贸友好代表团一行36人于访泰,出席中泰经贸论坛。两国企业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并达成了合作意向。泰国总理英拉、枢密院主席炳分别会见,泰国副僧王接见并为代表团祈福,泰国总理府部长瓦拉帖、前副总理素瓦、泰中文化经济协会会长披尼分别会见宴请。

  促进中泰友好城市交往

  泰国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 壮泰族群;系统理论;关系传播理论;网络趋同理论;演化

  传播学是20世纪出现的一门新兴学科,它的出现为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传播系统理论是传播学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以传播系统理论来审视中国一东南亚壮泰族群的发展演化过程,对促进壮泰族群的文化交流和世界民族的融合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传播系统若干理论问题

  (一)系统理论的起源

  对系统的研究是自古就有的,如中国古代的“阴”、“阳”、“气”、“理”等。然而现代系统理论思想的最初形成却从19世纪黑格尔的辩证矛盾论开始溯源。黑格尔辩证矛盾论认为,世界是一个过程,为对立面的矛盾所控制。马克思和达尔文都是黑格尔辩证矛盾论的忠实拥护者,只不过马克思用辩证矛盾论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而达尔文则把它放在物种起源和生物进化的研究当中。不管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还是研究物种进化,系统理论在马克思和达尔文的研究中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和发展。

  20世纪初,奥地利生物学家贝特朗菲提出了机体系统理论;1932年,贝特朗菲进一步提出了一般系统理论思想。经过几十年的研究,一般系统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丰富了系统要素、关系、过程等理论。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维纳和香农于1948年分别提出的控制论和信息论。控制论、信息论被认为是一般系统理论的相关领域,它们是一个过程的几个方面,因此学界也有把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统一为广义系统论。广义系统论被广泛应用于自然、生物、社会、行为现象等许多方面,它为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等诸多学科提供了思维的新方法,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所指的是广义系统论。

  (二)系统理论与传播学研究

  “系统”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是由部分构成整体的意思。今天系统论被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研究,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研究系统,对系统下的定义不下几十种。最普遍的观点认为,系统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它由元素、关系、属性、环境构成,表明了元素与元素、元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系统论强调的是系统的整体性、层级性、动态性和整体性,把研究对象当作一个系统,分析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层级构成,研究系统、元素、环境的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并以优化系统的观点来解决问题。控制论是对系统中的调节和控制进行研究,重点研究反馈机制对系统运行的影响。信息理论则研究系统中的传播现象和过程,重点研究信号的测定和传送。

  传播是一个有相互关联的变量结合而成的复杂整体,因此系统理论对传播学具有重要影响,它为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空间,在传播学的许多方面都能看到系统理论的影响以多种形式存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关系传播理论和网络趋同理论。关系传播理论的核心是假设人际传播的功能为建立、维持和改变关系,而关系从控制论的角度来说反过来影响人际传播的性质。关系传播理论对关系、决策、网络及媒体进行了探讨,研究了传播在关系产生、发展及衰落过程中的作用,开创并发展了人际关系中的传播研究,奠定了关系研究的主要形式和方向,并在几种关系类型的传播研究,如友谊中的传播、矛盾冲突中的传播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其次,对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网络趋同理论也得益于系统论的指导,网络趋同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群体信息的交换和发展以及群体差异、变迁的传播学成因。这些理论对于分析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