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理论论文大全11篇

  生态理论论文篇(1)

  生态学的顶极群落假说,最大的局限性就在于它对以下两客观事实无法解释:①在无任何外力作用或生物内在生理机制的抗拒作用超过外界干扰破坏力的条件下,生物多样性在不断发展;②生物有其内在生理机制的局限。笔者经过潜心研究各种假说的内容、缺陷及其合理内核—单元顶极假说说明了演替的方向,镶嵌与格式假说说明了演替在空间、时间、信息五维空间的表达形式或存在状态。经过对上述假说深入分析,提出了生态演替螺旋式上升理论。下面就从生态位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1反映植被演替的三种状态—时间生态位、空间生态位和信息生态位

  生态位是指种群在群落中的地位和角色,一个群落中,一个种群与其他种群相关联的位置为其生态位。即每个种群在群落中都有不同于其他种群的自己的时间、空间位置,也包括在生物群落中的机能地位(信息位置)。我们把这一种群与其他种群相互关联的时间位置、空间位置、信息位置分别称作时间生态位、空间生态位、住处生态位,它们之间的关系为:①空间生态位是时间生态位和信息生态位的具体表现形式;②空间生态位是在时间生态位的作用下,充分利用(或释放)环境的物质和能量,发展进化或下降退化的结果。③信息生态位决定着时间生态位和空间生态位的最终发展方向。④时间生态位和空间生态位对住处生态位又有改造或影响的作用。⑤信息生态位和时间生态位要依赖于空间生态位而存在和发展。

  2生态演替螺旋式上升理论

  2.1Cause假说与意义

  Cause假说是指由于竞争的结果,生态位接近的两个种不能永久共存,它可表达以下意义:①如果两个种在一个稳定的群落中占据了相同的生态位,一个种终究将被消灭。②在一个稳定的种群中,没有任何两个以上的种是直接的竞争者,保证了群落稳定。③群落乃是一个相互作用、生态位分化的种群系统,这些种群在它们对群落的空间、时间、资源的利用方面,以及相互作用的可能类型,能趋向于相互补充,而不是直接竞争。

  根据Cause假说,得出竞争排斥原理,在一个稳定环境内,两个以上受资源限制,但是有相同资源利用方式的种,不能永久地共存一处,也就是完全的竞争者都不能共存。这样种内个体的生存竞争更为激烈,如果它们之间的生态位发生重合的话,它们更不能长久共存。因为同种之间的种群最容易发生生态位的重合,顶极群落如果由单一种群组成的话,将会最终走向同归于尽。由于地形等空间位置的差别各演替过程的不同,时间生态位和空间生态位一般不会重合,要重合只能是局部重合,因此只有同种的苗木间发生的竞争关系,才有种群个体生态位发生近似重合的问题。但是顶极假说的前提是在一定范围内空间生态位(生境)是无差别的,均质的,植被演替的结果都要最终达到这一状态,最后必将走向全面消亡,那便是世界末日的到来,它忽视了时间生态位和信息生态位的存在,并把空间生态位绝对静止化,显然是不正确的,必须要有一个全新的理论来代替它,由此笔者提出生态演替螺旋式上升理论。

  2.2生态演替螺旋式上升理论

  根据上面的研究,及大量生态植被演替的现实,提出以下结论。所有生态植被均处于演替状态,当没有外力破坏作用,或植被内在生理机制的反作用超过外力破坏作用时,是进展演替,否则是逆行演替,是植被的内在生理机制决定着演替的方向和趋势,植被的演替是植被所在的空间生态位,时间生态位和信息生态位三种因素综合交织作用的结果。在一定的地区内,最后局部或全部达到与该地区相适应的最稳定、最平衡的状态,即顶极。一个气候区的所有系列的群落,只有一个气候顶极,但顶极并非终极,当达到顶极后,由于顶极群落内在生理机制的局限,它最终要回到原来演替的某一阶段,重新产生新的生物群落,这种往复不是简单的回归,群落对环境改造作用更加强烈,继续向气候顶极演替,也可能会产生的气候顶极,这样循环往复,使生物多样性不断增加,群落的生产力不断提高,对环境具有越来越强的改造作用,是一种螺旋式上升过程。当进行逆行演替时,在外力破坏作用停止,或群落内在生理机制的反作用超过外力破坏作用时,就马上进行进展演替,进入上述的演化循环状态。可见,生态演替是一种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过程。

  3理论的验证

  3.1诸多生态学家在此方面的理论探索与研究

  克里门茨的单元顶极学说与其他诸位的多元顶极及镶嵌或格式假说,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许多学者的批判和反对。单元顶极学说,即成了顶极终极论它忽略了各种天然原始植被群落在同一地区内共存发展、不断演替的客观现实,发展终极论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而多元顶极、镶嵌、格式假说,只强调了现有的客观实在,而忽视了群落的发展、进化与演替,陷入“存在合理论”的泥坑,它们最致命的一点就对生物多样性的发展和物种进化无法解释,它只解释了部分物种的局部消亡问题。因此许多学者提了不同的观点,现列举如下。

  Maissurow(1941),Jones(1945),Loucks(1970),Henseman(1973)认为生态演替原因有:风、水、山崩和火灾有破坏,许多林木可能是因为特别的衰老。在没有破坏的情况下,由于气候(Goopen,1960)或者缺乏捕食动物(Peterkin和Tubbs,1965),有利于幼苗生长,林木缺乏可能出现同龄群。对于群落演替、稳定群的收敛及其周期性Gleason(1972),Whitaker(1975),Drury(1971),Nisbet(1973),曾有过明确的论述。Hom(1975)指出,稳定的森林,是演替地块的镶嵌。

  Cause(1934)的研究表明,生态上类似的种,很少能够存在于简单的同一实验室系统中;生活在一起的种必须都具有各自独特的生态位。

  R.M梅指出,虽然生态位重叠明显地是利用性竞争的一个必要条件,但重叠并一定导致竞争,除非资源供应不足,(在一可利用资源过剩的竞争真空中,生态位即使完全重叠,而对于有机体却没有伤害)。干扰性竞争一般不会形成,除非生态位在有限资源利用中有重叠的可能(即必须有利用性竞争潜在或存在的可能)。因而竞争的避免可能导致资源利用的完全非重迭模式(不连续生态位)。

  Hutchinson(1961)在解释浮游生物的明显“困境”(即一个多样性较丰富的群落成员共同生活在具有生态位基本重叠,相当均匀的物理环境)中指出,时间上变化着的环境通过定期地改变组分种的相对竞争能力,可以促进多样性发展,从而允许他们共同生存。Gause认为,在共同生存的种之中,必须存在着某种生态学差别。

  R.M梅又指出,竞争的优势种死亡者可能把空间留给持续的早期演替种,而“未受干扰”的森林,实际上可能是演替的块状镶嵌。在一定地点上,任一群落周期性被清除在地质层次构造中有着十分清晰的反映,通过演替而恢复原来多样性的现象,在化石记录中具有较高的发现频率。南开大学教授唐廷贵认为,顶极群落具有最大的熵值,可以保持相当长的时间,但不能使熵值增加,否则将达到超平衡状态,表现为衰老或腐朽。如果无外力干预,顶极群落将有走向自我毁灭的发展趋势。

  3.2许多生态实验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在一个群落内,生态演替实质上就是当两个种群的时间生态位和空间位发生重合时,而由于信息生态位的差异而导致竞争演替,群落的原有优势种被现有种、现有优势种被将来的种所取代现象或趋势,或者原有优势种已经取代更原始优势种的事实。在不列颠群岛有两种草本小植物,岩栖猪殃殃,分布在草地和石南灌丛地稍酸性的土壤上,尤其砂壤十分普遍,而矮猪殃殃与岩栖猪殃殃非常近缘,但生长在白垩或石灰岩上的碱性土壤中。英国生态学家AuturTanseley的实验表明,在温室里的酸性或碱性土壤生长较好。在两类型土壤上分别混种两个种,结果矮猪殃殃在碱性土上生成较快,岩栖猪殃殃在酸性土上生长较快,它们分别排挤取代了自己的竞争对手。这一实验表明,由于营养的限制,时间生态位与空间生态位分别发生重叠,而由于信息生态位的差别,而使一植被被另一种植被所取代,发生了生态演替。

  Gause(1934)进行的草履虫实验表明,生态位越相近的种竞争越强烈,而生态位有一定差别的种而能暂时共存。整个实验也表明,由于营养空间的限制,各种群密度达到一定程度不再上升,而保持一定的稳定状态,这说明同种之间由于生态位完全重叠,而竞争更为激烈。

  3.3大理生态演替的事实与现实可证明这一理论的正确性

  冰川孑遗植物小苦艾,是一种高山小植物,现在仅分布在挪威乌拉尔山脉和苏格兰的两孤立地区,它在最后一次冰川之后还是广泛分布的,但随着森林的扩展它的分布受到了限制。

  据Hom(1975),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附近的荒废农田的生态进展演替过程如下:红桦?紫树?红花槭?山毛榉,此自然过程需350年完成,山毛榉便是当地的顶极种。研究发现,红花槭或紫树有取代山毛榉、紫树有代替红花槭的现象,另外这三个种也能进行自我更新。

  生态理论论文篇(2)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时,不仅提出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而且指出要“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思想。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结构和文明进程认识的拓展和深化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概念和关系

  “文明”(或者“社会文明”)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范畴,是从社会实践的基点上提出的。恩格斯曾经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因此可以说,文明是一个与野蛮相对应的范畴,是指人类在能动地探索和改造世界(包括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社会实践中所付出的努力及其获得的全部积极成果,表征着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开化状态。

  “生态文明”由“生态”与“文明”两个词合成。“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原意是指房屋、家庭,19世纪中叶以来具有了现代意义,主要是指自然界诸系统之间的交错复杂关系。“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开化状态。因此,一般来说,“生态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在改造自然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所付出的努力及其获得的全部积极成果。

  从狭义上说,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对应。物质文明就是指人类在能动地探索和改造自然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及其获得的全部物质成果,表现为物质生产力的进步与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政治文明就是指人类在能动地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及其获得的全部政治成果,表现为人们政治理念的进步与政治制度的完善;精神文明就是指人类在能动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及其获得的全部精神成果,表现为精神生产的进步与精神生活的满足和提高;生态文明就是指人类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所付出的努力及其获得的积极成果,表现为人们的生态意识的增强、生态制度的完善和生态环境的改善等。

  从广义上说,生态文明是一种文明类型。从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大体上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个阶段,现在正处于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现代生态文明的过渡时期。文明基本类型的划分,主要是根据不同时期的核心产业而加以区分。工业文明是以工业为核心产业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则是以生态产业为核心产业的文明形态,是后工业文明时代的文明类型,它是人类社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反思传统工业文明弊端的基础上提出并且努力建设的一种文明形态,它不仅意味着要改造传统的产业结构、增长模式和消费模式,而且涉及到制度、观念等要素的全面变革。

  从生态文明的结构来看,生态文明首先包括强烈的生态文明观念,这就要求我们摆脱“人类中心主义”,不能仅把自然看作人类征服和掠夺的对象,而应该把人看作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观念;其次,生态文明包括一系列为促进资源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和建设而建立起来的组织机构和制度规范;再次,生态文明还包括人们在生态文明观念指导下和生态制度的规约下所采取的生态实践活动。

  建设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

  (一)马克思主义提出尊重自然规律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行深刻批判,提出了尊重自然规律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指明了方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初期,形成了人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类的生产目的是获取使用价值,人与自然基本上维持一种原始的共生关系。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造成生产的无限扩张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因此,他们向人类发出警告,并指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在他们设想的未来社会,“社会化了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

  (二)建设生态文明思想是对传统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产物

  工业文明过度张扬人的主体性而贬低自然价值,在使人类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严重危机。20世纪60年代以来,气候变暖、土地沙漠化、森林退化、臭氧层破坏等为主要特征的生态危机日益凸显,人类开始自觉地寻求新的发展模式。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提出均衡发展的思想。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形成人类建设生态文明的纲领性文件。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三)我国领导人提出的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观点及实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使我们付出沉重代价,能源紧张、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严峻,我国也开始寻求新的发展道路。邓小平在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也提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观点。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则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995年9月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在制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他提出要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并且提出要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思想。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之一,并且提出了包括“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内的“五个统筹”,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2005年2月在阐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时,明确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大基本特征之一。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则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目标。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资源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目标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来。

  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

  (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结构和进程认识的拓展和深化

  对文明问题的认识可以从文明结构与文明进程的静态和动态结合中加以全面把握。在对文明结构的认识上,在十五大及以前的一段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范畴,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命题,强调在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则首次明确提出生态文明范畴,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实现了从“三个文明”向“四个文明”认识的飞跃。在对文明进程的认识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思想,表明中国共产党清醒地意识到传统工业文明的弊端并且采取措施努力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

  (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并且把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一起纳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作为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在当代中国,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把人民群众利益(包括物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和归宿;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之一是坚持可持续发展。因此可以说,注重环境保护和建设,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努力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三)促进“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构建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重要战略任务。树立生态文明观,建设生态文明,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具有积极的促动作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和谐理念”在内政上的重要体现。它不仅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努力建设生态文明,不仅能够保证人类有个舒心的生活环境与良好的生活质量,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且能够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实现代际公平与代际和谐。

  构建和谐世界是中国共产党的“和谐理念”在外交上的重要体现。它既可以保证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是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在推进构建和谐世界过程中,建设生态文明是个重要条件。和谐世界应该是一个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不论社会制度)既和平共处而又互利共赢的世界。我国不仅要致力于自身发展,而且作为一个大国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自己的积极贡献。我国只有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生态文明,回应国际社会在资源能源和环境等问题上的关切,致力于与国际社会一起通过协商与合作解决共同面临的(如发展和环境关系)问题,才能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

  生态理论论文篇(3)

  二、以主体性哲学为基础的西方管理是反生态管理

  以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为指导,在西方管理理论和实践中,管理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只看到了自然物的“消费性价值”,都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忽视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纵观西方管理思想史,各种管理理论几乎概莫能外地聚焦同一中心———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泰罗的科学管理的根本目的是谋求最高工作效率,而达到最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是用科学的管理方法代替旧的经验管理,因此科学管理理论重点解决的是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提高生产现场的生产效率问题;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所研究的中心问题是组织结构和管理原则的合理化,管理人员职责分工的合理化问题,以确保效率的提高;行为科学学派试图通过行为科学的研究,掌握人们行为的规律,找出对待工人、职员的新手法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新途径;管理科学学派的主导思想是使用先进的数学方法和管理手段,使生产力得到最为合理的组织,以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决策理论学派以统计学和行为科学作为基础,力图在管理领域寻找一套科学决策方法,以寻找到实现最佳效益的最佳方案;社会—技术系统学派认为,组织不仅是一个社会系统,而且也是一个技术系统,只有把二者协调起来,才能解决组织矛盾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见,西方管理思想的终极旨趣都是为了追求本单位经济效益、利润的最大化,而没有考虑或很少考虑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自然的破坏和影响,没有考虑到自然的生态价值和生态平衡问题。这种片面追求效益而忽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联的管理是当前迫切需要反思的。在现代管理实践中,人们皆自觉不自觉地在行为上忽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管理学家指出各行业中管理工作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为了实现本单位的既定目标,通过决策、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等职能进行着任务、资源、职责、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协调着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现代管理实践仅仅是为了实现本单位的、局部的利益目标,在社会系统内部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排除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在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的指导下,西方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对组织和组织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关系以及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关注不够,这就使组织形成了以片面追求效率为核心的功利的、反生态的管理观。这样,西方管理理论对人掠夺自然的事实视而不见,在客观上放任和加速了这种掠夺的进程,从而造成了资源危机、能源危机、人类生存的生态系统的危机,这种危机本质上就是人的生存危机。因此,为了人类的永续生存,用一种新的哲学和管理理论来指导管理实践,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这种新的哲学就是生态哲学,新的管理理论就是生态管理理论。

  三、生态危机时代需要生态哲学指导下的生态管理

  哲学具有时代性,任何哲学都是其时代的产物。生态哲学是以生态世界观为基础而构建的新哲学,是一种不同于西方主体性哲学所尊崇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新哲学,是以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为基础的整体论哲学。生态哲学是一种整体论的生态世界观。一般认为,世界由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所构成。而社会是人的社会,思维也是人的思维,因此世界就是由自然界和人所构成的世界,世界观就是关于自然和人的总的看法和态度。生态哲学所坚持的生态世界观在对人、自然的态度上坚持整体论、系统论的观点。人作为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一员,是自然界高度发展的产物,但人无论怎样特殊,都与自然具有同一性,其生存须臾离不开地球生态系统整体平衡所提供的清新的空气、温暖的阳光、充足的食物、清洁的饮用水等。目前,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其终极原因就在于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没有把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视为一个整体,而是把统一的自然界人为地割裂开来。生态管理就是在生态哲学的指导下,合理吸收生态学、系统论、经济学、管理学、现代技术科学等学科知识,反思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在管理理念和管理目标上,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维护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的前提下,实现人的可持续生存。生态管理的内容十分广泛、庞杂,涉及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各个领域。从不同的视阈进行研究,可以构建出不同的生态管理理论体系。从国内的研究状况来看,以“生态管理”为关键词的学术专著和论文都很少。笔者才疏学浅,暂无力构建系统的生态管理理论。这里,提出几点有关生态管理的基本原则:

  第一,实行生态管理,要坚持整体论的管理观。

  由于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是人类可持续生存的基础,因此为了人类的生存,必须更新管理理念,重新审视现代的片面追求利润、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管理目标,把维护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作为当代乃至未来管理的基本理念和目标,作为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切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等都必须服从、服务于这个理念和目标。今天的管理者尤其是高层管理者、领导者,必须从忽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现代管理理论中“超拔”出来,充分认识到现代管理理论及其指导的管理实践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的危害,认识到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人类就将走向不归路。

  第二,实行生态管理,关键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整个地球生态系统是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不同的自然物不仅具有供人消费的“消费价值”,而且具有维护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平衡的“生态价值”,这两种价值都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然而,这两种为人类生存所必须的价值却是正相反对的:对于同一自然物来说,实现它的“消费性价值”,就必须牺牲它的“生态价值”;而实现其生态价值,又无法实现其消费性价值。面对这种窘境,人类只能有一种选择,即必须对人类改造自然的管理实践进行必要的规约和限制,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从而保证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人类生存的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保持,是人类管理实践活动的底线。

  生态理论论文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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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构成了社会主义整体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正确认识和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则是理解、探索和坚持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的基本条件。

  一、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学理论在人类文明发展道路探索中的具体运用

  生态学概念最早是德国动物学家E•海克尔提出的。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和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该学科认为,动植物及其无机环境构成一个生态系统,在系统内存在着有规律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且具有内在的自我调节功能从而在较长时间保持着相对稳定,即生态平衡。因此,人类在利用和开发自然环境过程中,必须从整体的角度,遵循自然界动植物的发展规律,保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也就是说,人类必须运用生态学的观点去认识和处理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用生态学的方法去解决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误用环境、误用技术,势必破坏维持生命系统自然平衡的诸种因素,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最终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正是对生态学揭示规律的正确认识基础上的具体运用。

  二、生态文明建设,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弘扬

  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马克思在其名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那种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135,“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1]124,“人是自然的一部分”[1]52。在马克思看来,把人与自身之外的自然连接起来的活动就是生产劳动,劳动改造了世界,使它变成了“人化的自然”。由此,马克思甚至把自然比作“人的无机的身体”[1]124,强调人与自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马克思主张人与自然在双向相互作用中达到辩证的统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2]恩格斯认为,宇宙岛(银河系、河外星系)、太阳系(恒星系)、地球、地球上的生命和人类都是无限发展的自然界在一定阶段的产物,任何具体事物都有生有灭,整个宇宙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并处在永恒循环的物质运动中。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论述集中地说明了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要求人类善待自然,保护环境。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化学家和农学家李比希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植物吸收阳光、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分及土壤中的钾、钙、磷酸盐等各种有机物的养分,动物(包括人)又从植物或其他动物身上吸收养分,动植物腐烂后又分解回归到土壤和大气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自然界自主平衡的大循环。马克思受到李比希观点的启示,引申并发挥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的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大土地所有制造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3]196。在这里,马克思使用了“物质变换”(代谢)的概念,提出了人类对生态的破坏造成了大自然物质代谢中的“裂缝”严重后果。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4]马克思认为,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进行“合理地调节”,“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5]926,这是十分必要的。马克思还强调,要“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6]。这些论述既与人类中心主义相区别,又指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坚持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人口过度集中)及其生产过程的废弃物排放,扰乱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破坏了“永恒的自然条件”,“同时就破坏了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7]。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人与自然的异化,指出“异化劳动”造成了“文明的阴沟”、“自然的荒芜”和“日益腐败的自然界”。在遭受工业污染的恶劣生存环境中,工人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3]117。这从反面告诉人们必须对环境进行保护,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还强调违背生态规律必将受到自然的惩罚,在他们的著作中多次对人为盘剥自然、破坏环境的行为给予严厉谴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例如,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来污染泰晤士河。”[5]927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国民经济批判大纲》以及《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对过度开发自然,破坏自然平衡的行为给予强烈的谴责。恩格斯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美索布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它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8]517恩格斯的劝告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人类要在地球上生存下去,就要与自然界建立共存共荣的和谐关系。

  三、生态文明建设,是对我国古代思想家生态文明智慧的汲取和升华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被普遍确认为“天人关系”,这个与环境保护紧密联系的哲学命题,各家学说多有论述,其中以儒、道、佛三家最为丰富精辟。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尊重生命、保护环境的智慧,为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思想来源。

  道家以老庄为代表,他们把“道”作为万物的本源和基础。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①在这里,老子以万物相互联系的宇宙观来审视得天独厚的生态,把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编织于统一的自然之网中。“道生万物”表明,老子反对把等级贵贱观念用于自然界;《庄子•齐物论》更鲜明地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R26;秋水》则认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这些都明确地表达了道家对人与自然平等关系的看法,反对人类凌驾于自然界,主张以道观物,以达到天人和谐。“道法自然”是老子生态观的核心思想和根本规律。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②也就是说,宇宙万物的生成根源于自然,演化的动力来源于自然,联系统一于自然,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依循“道”的自然本性,达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按照“自然”的方式对待自然,要懂得尊重自然、爱惜自然。

  道家认为,要使人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违反自然规律,必须做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强调:“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③也就是说,人世间最大祸患莫过于不满足,最大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凡事皆有度,学会知足,才能得到满足。只有适可而止才能避免祸患,远离危险。既然万物都有自己的限度,人的行为就应当有所“止”,人的欲望就应当有所“满足”,有所克制。庄子也主张“常固自然”、“不以人动天”,使自己的欲望顺应自然法则,以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道家主张人类要尊重自然,凡事都应顺应自然,在人类活动中尽可能地少一些人为因素。但并不是要人降低到生物学意义的动物,否认人在宇宙万物中的地位。《老子》提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既没有把天道奉为与人对立的至尊权威,也没有把人贬为天道的附属物。在天人关系中,人的地位是不容降低的。人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求,需要保护资源和环境。为此,老子要人们发挥主体能动作用,有效地控制自己的行为欲求,不能一味追求自己欲望的满足而过度开发利用资源。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与道家一样,也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同类,因此人对自然应采取顺从、友善的态度,以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最终目标。道家是从天谈人,着重从自然的视角来论述天人关系,而儒家则是从人谈天,从人的角度来阐述“天人合一”;道家追求反璞归真,反对人力加之于自然,而儒家则在“赞天地之化育”的同时,又肯定人为万物之灵,主张尽人事以与天地参。儒道二家的角度虽不同,却异曲同工地肯定天与人的联系,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儒家认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尊重自然即是尊重自己,爱惜其他事物的生命,即是爱惜自身的生命。被称为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把“生生”,即尊重生长、长养生命、维护生命作为人的“大德”,“天地之大德曰生”④。随后的儒家哲人大都从自我生命的体验去审视同情他人的生命,并推及对宇宙万物生命的尊重。在对待山林资源、动物资源、水资源、土地、环境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人与自然和谐的措施。以对待山林资源的态度和利用为例,儒家认为,注意保护山林资源的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是人类保护山林资源的出发点。孟子最早意识到破坏山林资源可能带来的不良生态后果,并概括提炼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态学法则:物养互相长消的法则。孟子认为:“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①儒家还看到山林树木作为鸟兽栖息地的价值——“山林者,鸟兽之居也”,认为“山林茂而禽兽归之”、“树成荫而众鸟息焉”,反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②。儒家对山林和鸟兽的生态关联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③同时,儒家还看到树木能净化环境、补充自身营养,提出“树落粪本”的思想。不仅如此,儒家更为注重山林对人类的价值,提出“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④,也明确指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⑤。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儒家的这些主张尽管是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考虑,但客观上使生物得以保护和永续利用,促进了自然保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尊重生命的思想表述得最为完整的是佛教禅学。在生态问题上,佛教认为,宇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之法的体系,无论是无生命物、生物还是人,都存在于这个体系之内,生物和人的生命只不过是宇宙生命的个体化和个性化的表现。在佛教理论中,人与自然之间没有明显界限,生命与环境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佛教提出“依正不二”,即生命之体与自然环境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佛教主张善待万物和尊重生命,并集中表现在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上。佛教教导人们要对所有生命大慈大悲。所有生命都是宝贵的,都应给以保护和珍惜,不可随意杀生。佛教中“不杀生”的戒律乃是约束佛教徒的第一大戒。在今天看来,佛教信仰虽然带有宗教神秘的内容,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保护生物的问题,但它所表现出来的对生命的尊重和关爱,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显然有其积极的意义。

  儒、道、佛的生态智慧产生于遥远的古代,却具有跨越时代的价值,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思想来源。

  四、生态文明建设,是反思人类传统发展观念的与时俱进的理性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处理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经历了依赖自然畏惧自然征服自然的曲折变化,相应地人类经历了前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若干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不同阶段存在不同的情况,并由此引发了人类的觉悟与反思。如近代,人类曾进行过三次反思,发生过三次环境保护运动。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近代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突飞猛进,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森林资源、野生动植物遭到严重破坏,发达国家的一些工业城市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空气中含有大量污染物和煤灰,烟雾弥漫在大街上。对此,查理•狄更斯在其著名小说《荒凉之屋》中描写19世纪末伦敦的情况:“处处弥漫着雾……雾飘进格林威治退休老人的眼睛里和咽喉里,使他们在炉旁不断地喘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多部著作中,从“好象是被谁吸干了的”贴普尔河,到“今天因此(森林砍伐)成为荒芜不毛之地”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从“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8]520到泰晤士河的污染,作了深刻揭露和批判。西方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开始质疑人统治、主宰自然的观念和行为,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形成了首次环境保护运动。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中叶,先后发生两次世界大战,不仅严重破坏了许多国家的经济,破坏了有关地区的自然环境,也加剧了发达国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掠夺,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失调,从而引发了西方第二次环境保护运动。从20世纪中叶至今,人炸、化工产品的大量生产和使用、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工业化道路的普遍实现,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愈演愈烈。据统计,占世界人口26%的发达国家,不仅消耗着世界75%以上的能源和80%的资源,而且还利用其在资源消耗方面的优势,对本国资源实行保护,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从而加剧了资源的短缺和生态的破坏。这一切促使人们进一步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经济、技术、文化的层面去检讨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行动,从而引发了西方第三次环境保护运动。[9]

  人类生态行为失范的重要原因是受传统发展观(或价值观)的支配。传统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的增长,把国民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和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近代以来的一个很长历史时期,人类社会在这种传统发展观的支配下,创造出了空前的物质文明和社会繁荣。在我国,为了尽快迎头赶上发达国家的步伐,提高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仍一度以粗放型为主,过于追求指标的实现;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大规模、高速度发展经济之时,也往往采取置环境损害于不顾的做法。总之,传统发展观(或经济发展模式)认为,人类物质财富增长所依赖的资源在数量上是无穷无尽的,自然环境对人类废弃物的净化能力是无限的,自然环境只是人类消费的对象。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无限索取和掠夺的结果,最终造成环境的失调,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威胁。反思人类发展史,人类文明的步伐却以自然为人类的工具进而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如今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转变经济发展观念,高度重视生态文明,抛弃传统发展模式,转而采取经济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模式。①具体参见《老子》第42章。

  ②具体参见《老子》第25章。

  ③具体参见《老子》第46章。

  ④具体参见《易传•系辞》。

  ①具体参见《孟子•告子》。

  ②具体参见《荀子•致士》。

  ③具体参见《孟子•梁惠王》。

  ④具体参见《孟子•告子上》。

  ⑤具体参见《荀子•王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24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1-202.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52.

  生态理论论文篇(5)

  “道”是老子自然哲学的核心内容,也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主要源泉。在老子的《道德经》中,“道”是万物产生的根源,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同时,“道”又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人与自然之间最理想、最和谐的发展状态,是人与自然向本真和天性的复归。

  1.1.1道生万物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中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产生“一”,“一”是宇宙万物原始混沌状态。“一”产生“二”,“二”是哲学上阴阳,或说天与地。“二”产生“三”,“三”是阴阳相合而形成的和气,尽管这里对其“一”“二”“三”的具体解读各有说辞。但是,我们在这一段浓缩的言语中可以清晰地体会到老子是在向人们表达一个“道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过程与其有规可循的道理。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一章:“孔德之容,惟道是从”;第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等句子中也均是想充分地表达出其“道生万物”和有“道”可循的基本观点。因此,可见,对于老子而言“道”乃“万物之母”“天下之源”。

  1.1.2道法自然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写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四法”之蕴意,可谓是妙义纷呈,博大精深。“人法地”是指:君主、民众均要效法大地,按照大地的规律和法则进行活动。“地法天”:大地要效法上天,日月星辰、斗转星移、风霜雨雪、春夏秋冬地运行和轮回。“天法道”:天不可违背于道,道,乃德全覆。“道法自然”:道所效法的就是其自我本身,自然而然。所以,这句话从整体上可以理解为在告诫我们:无论是人类自身社会还是自然界,我们都不要刻意地去改变其发展和运行的规律,相反,使他们顺其自身的进化轨迹,自然而然的发展。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七章曰:“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第二十三章:“希言自然”等篇章均是老子“道法自然”的最好引证。

  1.2“万物自化,少私寡欲”的生态社会进步观

  “万物自化,少私寡欲”是老子生态伦理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原则,也是老子自然哲学观中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统一。老子在《道德经》中的多处诗句均是在向世人描述他的“天道无为,万物自化,少私寡欲,淡泊名利”的理想社会,他主张社会、经济的发展应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我们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1.2.1万物自化

  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二章中指出:“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该句话意指:天地阴阳之气相调和、相统一,就会降甘露滋养万物,尽管民众们没有命令它,但结果甘露却是自然均匀地分布。从老子这简短的一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天地万物之间是在不断地实现自我进化、自我完善的过程,而在过程当中,他们之间又是相互和谐、相互统一的。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二章中也提到:“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第八十章:“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等篇章都是在表达着天下万物的自化过程及在自化中人们过着幸福、安逸的和谐生活,从而进一步勾勒和描绘出老子其“万物自化”的理想国。

  1.2.2少私寡欲

  《道德经》第四十四章曰:“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意在告诫人们:虚名与生命哪个重要?身体与荣华富贵哪个重要?损失财务和丢掉性命哪个损失更大?人们不要过分地追逐功名利禄,过分地贪得无厌。相反,要懂得物极必反,适可而止的哲学道理,得到的越多,失去的也就会越多,要不断地培养自己少私寡欲、淡泊名利的生活情操。《道德经》第三十三章也写道:“知足者福”;第四十六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等语句也表达出了老子淡泊名利,清心寡欲,守道存真的高尚情操和良好品德。

  1.3“天人合一,物我为一”的生态和谐统一观

  在老子的生态伦理思想中蕴藏着丰厚的“天人合一,物我为一”和谐观念。“合一”“得一”“为一”的哲学思想是万事万物和谐统一、共生共荣的生存机制。

  1.3.1天人合一

  在《道德经》第三十九章中指出:“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致之。”老子指出:“一”就是“道”,“得一”就是“得道”。“道”主宰着天、地、神、谷,乃至于万物、侯王,如果能“得道”便一切和谐。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老子的主张:“道”可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统一的基本理念。

  1.3.2物我为一

  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曰:“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这种将王,即将人与万物放在平等地位的基础上来讨论人与自然之关系,可谓是对人与自然,物与我之间关系的一个和谐的界定与统一。综上所述,“道生万物,道法自然”的生态自然发展观、“万物自化,少私寡欲”的生态社会进步观和“天人合一,物我为一”的生态和谐统一观,共同构成了老子的生态伦理思想。与此同时,老子的这些生态伦理思想又对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具有着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对我国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有着极其巨大的时代价值。

  2老子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评价

  老子生态伦理思想不仅对其当时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而且对当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也同样发挥着巨大的推动意义。老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对我国构建生态文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巨大的启迪和现实意义。当前生态环境的种种退化、恶化现状均和人类的不合理行为有着密切的关联,人类为了眼前利益,为了一己之私而毫无节制地破坏自然,破坏生态,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杀鸡取卵,而这一系列的罪恶举动最终都会使人类社会自食恶果,受到应有的惩罚。因此,通过学习和掌握老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可以帮助我们人类社会尽早地意识到和纠正好自身极端错误的不良行为,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的构建中积极地贯彻和践行生态伦理观,从而为把我国建设成青山、绿水、蓝天的美丽家园而努力奋斗。为了帮助人们走出实现人类社会发展必须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误区,为了引导人们树立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统一观,为了实现我国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伟大构想,不仅需要全社会健全生态文明意识,更需要不断地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吸收、借鉴和传承,而老子生态伦理思想的伟大发现就是我国生态文明社会最好的传家瑰宝。综上所述,老子生态伦理思想的积极作用是可点可圈的,是应不断地发扬光大且丰富、继承和发展的科学理论。

  3老子生态伦理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文明是人类社会文化进步与发展的产物,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及精神财富的总和。生态文明作为人类遵循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财富,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共生共荣、良性循环、和谐发展的重要文化伦理形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尽管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却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牺牲环境、生态与资源为代价的基础上产生的。据资料显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国GDP年均增长为9.5%,其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环境的透支来实现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间关系问题,而老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对我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等伟大生态构想具有巨大的现实启迪。

  3.1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自然信念

  在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人类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已经开始危及到生态环境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短缺等生态问题日益显现出逐渐恶化的趋势。1998年全国特大洪水、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等重大自然灾难的频发,无疑不是人类破坏自然,无视自然最终所获得的有偿报复。自然界作为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作为人类社会改革与进步的重要力量,以牺牲自然界为代价而谋求进步与发展的社会必将走向衰退和败落。《道德经》第四十二章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类作为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生于自然且统一于自然的,其生存与发展是离不开自然的,人类只有从自然界中汲取营养和能量才能维持其自身的繁衍生息。因此,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自然信念已刻不容缓,同时,该信念的树立也有利于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

  3.2提高遵循自然界客观发展规律的生态意识

  自然界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物,其自身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是有其特定的、不以人类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规律,人类在面对规律时,只能遵循规律,把握规律,利用规律。一旦人类有意或无意地破坏和违背了自然规律,人类社会就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例如:土地荒漠化、饮用水短缺、海平面上升、雾霾等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就是人类违背自然发展规律的例证。老子生态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是自然无为,万物自化。自然,是事物本性自由伸展的状态;无为,则是顺其自然,遵循其客观规律,不强加妄为的意思。老子认为:“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常”就是事物的发展规律,老子认为,认识并遵循事物发展规律是聪明的举动,而不尊重其规律的惘然行为必将会危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这种顺应自然界的客观发展规律,遵循规律的生态意识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构建我国生态文明社会的题中之意。

  3.3确立实现人与自然平等发展的文明观念

  中国古代“人定胜天”“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与西方自卡迪尔以后的主体性思维一直在某种程度上主宰着近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之关系,他们认为,人作为实践的主体,自然作为实践的客体,主体作用于客体,人类可以对自然任其攫取和征服。但是,事实上,他们却忽视了自然作为一种与人类平等的生物,作为一种有生命的物质,他也会对人们的不宜行为进行有力的回击。《道德经》中第五十二章写道:“无遗身殃,是谓袭常。”这句话恰恰是在告诫我们:不要强调自我中心主义,不要强调自我的主观意志,我们应该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树立人与万物平等的文明观念。而在人与自然关系愈加紧张和恶化的今天,人们更应该树立一种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最高价值取向,树立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共生共荣的平等观念,同时,这一取向和观念的确立也为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

  3.4建立理性消费,绿色消费的价值理念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人的需要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为了满足对物质和精神的追求,开始不断地向自然界进行肆意的索取和开采,而这种无止境的行为也使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关系日趋恶化。追求价格昂贵的奢侈品,追求过分的精神享受等行为活动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形势。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八章曰:“常德乃足”;在第三十三章:“知足知富”等“知足”与“知止”的人生哲理告诫我们:人生只有拥有常德,才能真正体会到“知足”“常足”的快乐。而如今的我们,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越来越体会不到消费所给我们带来的也正是因为我们丧失了“常德”,我们被金钱、被虚荣、被奢靡所迷失了双眼,迷失了自我。与此同时,这种盲目的、过度的、不理性的消费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人类社会对资源的依赖与攫取,最终导致了资源的短缺与破坏,严重地阻碍了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所以,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了促进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荣,建立理性消费,绿色消费的价值理念至关重要。

  生态理论论文篇(6)

  充分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史,对自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看待大坝与生态的关系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1水电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大坝与生态的关系问题上,水电比较有代表性。因此有必要分析一下水电的发展历程。我国水电建设从解放初期装机16.3万kW,发展到2002年底装机8607.5万kW,尽管在发展进程中曾数度遭遇困难和挫折,但是仍然顽强地发展,从弱到强,由小到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国水电事业曾受到不同因素的制约,先后经历了技术制约、投资制约、市场制约和生态制约4个发展阶段。

  1.1技术制约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水电事业受建筑材料和技术等因素制约,发展速度缓慢。当时,由于缺乏科学的筑坝技术和现代化的建筑材料、施工机械,修建大坝主要靠人扛肩挑,机械化水平极低,制约了水电事业的发展。如今技术制约阶段早已成为过去,中国目前有能力设计、修建任何类型的大坝。

  1.2投资制约阶段

  筑坝技术水平逐步得到提高,随之而来的是资金的制约。在电力短缺的情况下,国家急需发展火电和水电。为加快电力建设,国家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鼓励水电发展。由于水电建设的投资相对较大,回报周期较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水电发展主要受着资金的制约。

  1.3市场制约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实力逐步增强,中央水电投资的增加,极大地缓解了水电建设的资金困难。随着水电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电力出现相对富余的局面,水电面临新的发展格局,同时也遇到了新的困难——市场成为影响水电发展和电力布局的主要制约因素。决定电站建与不建、电力往哪里送,市场是主要的制约因素。

  1.4生态制约阶段

  近年来,国内外各界对生态和环境的问题日益重视起来。水电事业在走出技术、资金、市场等因素的困扰后,又面临新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水电开发对生态带来的影响。当前,社会各界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如怒江该不该开发水电,都江堰的杨柳湖电站该不该建,等等。有关三门峡大坝的争论本质也是这个问题。这些争论都是大坝与生态问题在实践层面上引发的,焦点都是生态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电力紧缺矛盾正在日益加剧,发展水电是解决能源短缺的重要措施。但是修建大坝带来的生态问题应如何认识并妥善解决,这已成为当前水电事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可以说,修建大坝带来的生态问题又将成为水电发展新的制约因素。只有把生态问题解决好了,我国的水电事业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今后一个时期,生态问题将成为我国水电建设乃至整个水利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综上所述,我国水电事业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技术、投资、市场、生态等方面的制约,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产生的,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当前,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水电发展中的生态问题,正确认识水电开发与生态的关系,科学评价大坝可能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用科学发展观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正确认识并妥善处理现阶段遇到的问题,确保我国水电事业快速健康地发展。

  2大坝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

  尽管当前关于大坝与生态问题的争论很多,但不少人对大坝导致的生态问题的认识并不全面,或者说并不准确。要正确处理大坝与生态的关系,首先必须冷静下来,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大坝可能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区分哪些是主要问题,哪些是一般性问题。我认为,从普遍意义上讲,修建大坝可能带来的生态问题主要可以归纳为8个方面。

  2.1移民问题

  水库移民涉及众多领域,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关系到人的生存权和居住权的调整,是当今世界性的难题。在中国,移民问题是大坝建设带来的生态影响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对此,我谈3点认识:

  (1)移民问题值得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修建了8万多座水库,移民人数达1500多万,这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没有的。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移民工作,千方百计采取措施解决因移民带来的各种问题,陆续出台了一些扶持政策。我国水库移民工作总体是好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其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许多移民至今仍未摆脱贫困,生产发展和生活问题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改革开放后,修建了一批大型电站,国家对移民问题更加重视。

  (2)关于修库建坝中征地移民安置工作的处置方式。大体讲,我国移民安置主要有3种方式,或者说分3个阶段:一是早期较为简单的移民安置型阶段。二是改革开放后的开发性移民安置阶段,即让移民拥有生产手段、生产资料,改消极补偿为积极创业,变生活救济为扶助发展生产。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应该走向第三阶段,走投资型移民的道路。投资性移民是库区移民以其享有的居住权和土地使用权等作为资本入股,在电站经营中享有一定的股权。也就是说,国家享有资源资产,移民拥有相应的权益资产。

  (3)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我们能够妥善解决移民问题。我国的水库移民有其特殊性。我国有相当一部分水库是山区水库,库区群众原本生活十分贫困,移民给他们带来了脱贫的机会,成为摆脱贫困的一个途径,因此移民工作得到了库区百姓的支持。世界银行、亚洲银行官员到我国的一些库区考察,了解到库区群众都愿意移民。这一点与国外不同,是中国水库移民的一大特点。因此,只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我国水库移民问题是能够妥善解决的。

  2.2对泥沙和河道的影响

  这是目前讨论大坝与生态问题的文章中很少提及的。事实上,泥沙对于河势、河床、河口和整个河道的影响,从生态角度讲,是修建大坝产生的最根本的影响。在河流上建坝,阻断了天然河道,导致河道的流态发生变化,进而引发整条河流上下游和河口的水文特征发生改变,这才是建坝带来的最大生态问题,也是最令人担忧的问题。

  2.3对大气的影响

  国外舆论在谈到大坝与生态问题时,首先谈到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大坝建设对大气和气候的影响。这种观点的提出是有原因的。在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等国,在北美洲,以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一些大型水电站的水库淹没了大片森林,水库蓄水前,又没有能力大规模砍伐清库,林木便长期浸泡在水中。树木生长时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有益于生态环境;但经水浸泡腐烂后便会产生一些有害气体,对大气造成污染。从世界范围看,这个问题十分突出。因此,国际上把对大气的影响看作建坝对生态的影响的首要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在中国并不严重。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的电站虽然很大,但多属高山狭谷型水库,与国外的水库相比,库容并不大;二是库区几乎没有大面积的森林。譬如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电站,但其库容要排在三十几位以后,林木淹没很少。因此,用对大气有影响来指责中国的大坝建设,显然是对中国大坝建设问题缺乏了解。

  2.4水体变化带来的影响

  当河流中原本流动的水在水库里停滞后便会发生一些变化。首先是对航运的影响,譬如过船闸需要时间,对上、下行航速会带来影响;水库水温有可能升高,水质可能变差,特别是水库的沟汊中容易发生水污染,如水华现象的出现;水库蓄水后,随着水面的扩大,蒸发量的增加,水汽、水雾就会增多,等等。这些都是修坝后水体变化带来的影响。

  2.5对鱼类和生物物种的影响

  这里的鱼类是特指的,生物物种则泛指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当前社会上极为关注的是大坝建设对洄游鱼类造成的影响。事实上,洄游鱼类由于种类不同,其生存的环境也各不相同,如鲟鱼,相当一部分是在北纬45°左右的日本北海道与我国乌苏里江、黑龙江和松花江等河、海之间洄游。而且,并不是每条河流都有洄游鱼类,有一些河道并没有洄游鱼类。世界各国在建坝中解决鱼类洄游问题通常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采取工程措施,建鱼梯、鱼道;另一种是对洄游鱼类进行人工繁殖。我国长江葛洲坝工程建设中,在解决中华鲟洄游问题时选择了人工繁殖的办法,事实证明是比较成功的。需要强调的是,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河流上建坝,对鱼类和生物物种的影响是不同的,要对具体的河流进行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2.6对文物和景观的影响

  我国是历史文明古国,文物古迹极多。水库库区淹没后可能对文物和景观带来影响,这一问题也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2.7地质灾害

  修建大坝后可能会触发地震、崩岸、滑坡、消落带等不良地质灾害。

  2.8溃坝

  可能造成溃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大坝运行不当,工程质量问题,或遇到超标准的负荷,也有可能是战争带来的人为破坏等。

  以上归纳的大坝对生态的8个方面的影响,是普遍意义上的。对中国而言,我认为在这8个方面的影响当中,要高度重视移民问题和建坝对泥沙与河道的影响问题。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不同的河流、不同的河段、不同的坝址上建坝,可能带来的生态问题并不相同,一定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针对具体项目进行具体分析。一个项目带来的生态问题是什么,项目该不该上,该怎样进行控制管理,要作具体分析,而不能一提建坝就指责生态的问题,否定一切大坝建设。

  3关于大坝与生态问题的几点认识

  (1)社会舆论对大坝与生态问题的关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关注生态,是经济社会高度发展后人们思想认识的升华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作为水利水电工作者,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保护生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此,我们应该比以往、也应该比任何人都更加重视生态和环境问题。对社会各界关于大坝和水利水电工程的不同看法,我们应持欢迎态度。但同时,对偏激的、全盘否定大坝的错误观点也决不能苟同。发展是第一位的,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发展中应牢记新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科学的发展观来统领新时期水利水电事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水利工作着眼于江河流域的治理开发。现在我们要转换立场。作为流域机构,要站在河流的立场上,做河流的代言人;要着眼于人类发展的未来,保护生态,保护河流的生命,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把保护生态、保护河流的生命作为工作的制高点,而不能把开发资源作为流域机构工作的制高点。

  (2)国际上对大坝建设看法不同,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客观反映。一般而言,国际上对大坝问题的看法主要有两种观点:发达国家不同意修大坝,认为大坝建设将对生态造成影响;发展中国家主张修大坝,认为不修大坝经济无法发展。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赞成建坝,并在赞成修大坝的同时提出要十分注意生态问题。

  国际上的两种观点针锋相对,是有其原因的。当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水电开发率极高,有的国家甚至高达90%以上,水电资源开发已接近饱和,而发展中国家的水电资源开发水平极低,一般在10%左右,按最近水能资源普查结果看,中国水能资源开发也只达到百分之十几。另外,发达国家的人均能源消耗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以美国为例,其人均用电量是中国的十几倍,水库拦蓄水资源量的比例,远远高于我国。因此,发展中国家要进一步发展,要解决电力能源问题,不修大坝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我国提出202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据测算,届时国家需电力装机9.3亿kW,其中水电装机要在当前基础上增加1.7亿kW,达到2.5亿kW。这意味着今后平均每年要新增水电装机1000多万kW,才能满足翻两番的能源需求。更何况大坝还承担着防洪和水资源配置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在高度重视生态问题的同时积极进行大坝建设。

  生态理论论文篇(7)

  我们知道人类聚居是受社会经济结构制约的历史范畴,即人类聚居的发展受制于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并与之相适应。笔者认为应从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史以及人类住区的历史演变的广度来认识、理解生态城市,才有可能正确把握生态城市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思想理念。

  文明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它的进化、更替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决定的。人类文明史也是人类认识、利用、改造自然的历史。人类社会第—次革命—农业革命使人类由游牧生活进入了—种新的生存方式—定居生活。农业不仅解决了早期人类的生存危机,而且取代了畜牧业(渔猎采集)成为社会的中少产业。这—时期世界人口数量不多,社会组织程度不高,政治文化专制—统,经济的主体是农耕经济,能源动力主要是薪材、畜力、人力等,技术水平低下,人类对自然有所认识,但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的能力还比较低,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还比较小,虽然也有局地环境受到破坏的情况,但从整体上看,人类对自然的作用还远未能达到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程度,崇拜自然、依赖自然的思想仍占主导地位。

  城市就产生于农业文明时期。这—时期城乡空间混沌、并存,城市与乡村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文化上基本上是统—的。但就城乡关系而言,城市在政治上统治着乡村,但在经济上却受制于乡村。农业文明是在地球表土的基础上创造的,它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土地的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文明是建立在“掠夺”式地利用土地的基础上的,所以有人将农业文明称为黄色文明。

  十八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开启了世界工业文明时代。工业成为社会的中心产业,工业生产大量开发利用以煤、石油为主的化石燃料,提供了比农业社会大得无法比拟的动力,工业文明带来了农业文明无法想象的物质财富,人类社会也空前繁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改善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驾驭、主宰自然的机械论思想盛行。人类住区在工业社会也得到迅速发展。如果说农业革命使城市诞生于世界,那么工业革命则使城市主宰了世界。城市数量、规模剧增,城市成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虽然乡村也得到了发展,但城市凭借生产周期短、产值高、利润大的大机器工业迅速崛起,加之这种工业生产是以剥夺农业资源为特征的,使得本来就处于劣势的农业经济雪上加霜,出现工业经济高度增长,而农业经济相对滞后的现象,在文化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等其它方面城市也明显优于乡村,城乡发展极不平衡、极不平等,城乡差异日益加大,城乡矛盾日益加深,城乡开始分化、对立,形成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为特征的二元社会。“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表现,它是进—步发展的阻碍,这种阻碍在目前已深深地感到了…。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的全体成员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恩格斯)。城市与乡村,由—体到分离,再由分离到融合,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

  建立在掠夺式利用自然资源基础上的工业文明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要的社会价值方向,引发了—系列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威胁到地球上各种生命体的生存与发展,所以有人将工业文明称为黑色文明。“我们在征服自然的战役中,己经到达了—个转折点。生物圈己经不容许工业化再继续侵袭了”(托夫勒),这意味着工业文明已达到其最高成就,因其固有问题的严重化,已经开始走向衰退,而—种新的文明—生态文明正在兴起,人类社会将进入新的生态文明阶段,

  生态文明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结果,是人类在认识、利用自然过程中的—次质的飞跃。生态文明反对传统的人类中心论,反对通过掠夺自然的方式来促进人类自身的繁荣,同时也反对自然中心主义,而强调人、自然的整体和谐[1],实现人、自然双赢式发展,所以有人称之为绿色文明,它以知识、信息生产为主的知识经济取代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主的工业经济,资源的开发方向由自然转向人,这是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关键,因为人与自然矛盾的实质是自然资源使用过度,而人力资源开发不足,这正是基于对人、自然整体和谐发展认识的结果。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成为能源结构的主体,从而形成和创造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这—时期城市与乡村融合发展,城与乡只是分工上的不同,两者相互协调、平等地发展,互为补充。在经济上,城乡形成统—的产业体系,产业划分不再带有城或乡地域特征,农业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农业相对于二、三产业所占比重最低,但能与其共同协调、稳定、健康发展。在社会文化上,城乡社会建立起统—的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医疗服务体系,人口素质获得共同的提高和进步,形成统—的文化价值体系;消除城乡户籍制,全体社会成员,无所谓城市人,还是乡村人,人尽其才,大部分人从事非农产业,从事农业的人口比重较低,这些人就像在工厂、企业从事劳动的人—样,同样享受城市的自由与方便,只是分工上的不同。在社区建设上,原来十分分散、孤立的乡村居民点实现相对集中式发展,形成—定规模的聚居地,有相应的完善的配套服务设施,享有与城市社区基本相同的文明条件,人类住区表现为“城乡融合体”,此即生态城市。

  可见生态城市是生态文明时代的产物,是在对工业文明时代城乡辩证否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的更为高级的人类生存空间系统,可以说是人类住区(城乡)发展的高级阶段、高级形式。从地理空间上看,生态城市已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的概念了,是—高度城市化区域,抛弃传统以“农业”、“非农业”作为划分聚居的标准,而是强调了聚居作为人类生活场所的本质上的同—性,表现为—种新的城乡关系格局,城市与乡村融合发展,形成城乡网络结构[2].从人—自然系统角度看,生态城市不仅促进人类自身健康地进化、发展,成为关心人、陶冶人的“爱之器官”,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同时也重视自然的发展,生态城市成为能“供养”人与自然的新的人居环境,在这里人、自然相互适应、协同进化,共生共存共荣,体现了人与自然不可分离的统—性,强调在人、自然系统整体协调的基础上考虑人类空间和经济活动的模式,实现“天地人和”,从而达到人、自然系统的整体和谐,为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解开辟道路。可见生态城市不仅改造了现有人类住区的形式与功能,更重要的是同时也改造了人类自己,创造—种新文明、新文化。简而言之,生态城市就是与生态文明时代相对应的人类社会生活新的空间组织形式,即为—定地域空间内人、自然系统和谐、持续发展的人类住区。

  生态城市追求的人—自然的和谐并不是绝对的和谐,而是有“冲突”的和谐,即—种动态的平衡,它既包含合作,也包含斗争,表现为矛盾的对立统—体,即人—自然系统各要素间存在“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只不过这些或对立或互补或—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形成的合力能保持在可承受的生态稳定阈值或生态稳定门槛内波动,表现为由非平衡平衡非平衡新的平衡的过程,即自组织的动态平衡,这种过程从局部、短期看是动荡的、不平衡的,但从整体、长期看,是—种“发展过程的稳定性[3]”,从而保持系统整体持续稳定,达到整体协同进化、螺旋式发展。

  生态城市的形成是社会文明进化的结果,它也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城市是—个“进化”的定义,这—“进化”的概念,反映了生态城市不是—个理想的终极目标,而是—个“动态目标”,或者说是—个协调、和谐的进化过程。这种“进化”式发展过程不是强调发展的数量和速度,而是更重视发展的质量及要素间的协调、平衡,以不断提高其整体质量水平,或者说发展的目标是“整体功能的完善,而不是组分的增长[4]”,以不断保持人、自然和谐。二、生态城市的思想内涵

  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次质的飞跃,它意味着又—场社会革命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的生态革命(ecologicalrevolution),而这场革命是全方位的、全球性的,包括文化革命、思想革命、信仰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行为革命、教育革命、伦理革命、财富观革命、人生观革命等内容,这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格局。生态城市作为面向生态文明时代的人类住区,其内涵必将反映生态文明的思想,它不仅需要对现有人类住区物质环境、空间形态的重建、重构,还必须有变革传统社会、经济、技术和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内容,下面从哲学、文化、经济、技术等四个层面来解析生态城市的内涵思想。

  (一)生态哲学层次

  现代哲学是由笛卡尔·牛顿的机械论的世界观所支撑着的,主张通过人对自然的改造确立人对自然的统治地位,是—种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要原则的哲学。在这种哲学的指导下,发展了控制自然的技术和“反自然”的实践。人类作为自然征服者的地位观,成为工业文明时代的行动哲学。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就是机械世界观,要改变现代社会的危机局面,就必须超越旧的世界观,而转向—体化宇宙的、生态学的世界观—生态世界观,并在这种新的世界观的指导下,去进行—场真正世界意义的文化革命[5].

  生态哲学是从广泛关联的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作为—种新的世界观,它的主要特点是从人统治自然的哲学发展到人——自然和谐发展的哲学。生态世界观把世界看成是相互联系的动态网络结构,超越了机械论的世界观而引向整体性、系统性、动态性的宇宙观,形成对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生态学原则的正确认识:“我们是自然界的—部分,而不是在自然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用。忽视这个原则的任何政府或经济制度,最终都会导致人类的自杀[6].生态世界观决定了生态城市是在人—自然系统整体协调、和谐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发展,人、自然的局部价值都不能大于人—自然统—体的整体价值。

  (二)生态文化层次

  生态城市作为承载社会文化的建筑空间,展示着生态文明时代的价值、观念、理想和抱负。它是生态文化的产物,又是生态文化的创造者。生态文化摒弃了“反自然”的文化,抛弃了人统治自然的思想,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是—种人、自然协调发展的文化,达到两者的双赢式发展,从而实现人、自然矛盾的消解。这是生态城市的主流文化,从微观层面上看,它又是多元化的,反映生态城市社会生活民主化、多样化、丰富性的特点,即生态文化体现的是从人、自然整体的角度来协调、统—不同背景下文化的发展,不同信仰、不同种族、不同阶层的人能共同和谐地生活在—起,而不是专制、单—、缺乏活力的,更不是统—在—种宗教或意识形态而排他的铁板—块。

  生态城市从其文化观念意识的深处,崇尚健康、节约、控制、人道、平等、公正、民主、正义、协调、共存、精神追求与物质满足的协调、多种文化的互补与渗透等,而反对浪费、挥霍、放纵、自私、特权、侵略、征服、掠夺、急功近利、、沙文主义、技术至上主义等[7].

  生态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方面保持传统文化精华的传承与动态发展的统—,另—方面在全球化浪潮中保存—种比较完整的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文化生态。文化个性和文化魅力是生态城市的灵魂,文化也成为生态城市最重要的功能。

  (三)生态经济层次

  工业经济发展模式是以最少的花费、最快的速度、最短的周期去谋取最多的利益,即以“最少、最快、最短、最多”为价值导向追求经济无限增长,认为经济的不断增长和物质财富的持续增加将带来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的幸福。但这—观念却掩盖了经济增长测量手段本身是否合理、社会财富分配是否公正、人们生活质量是否提高、人类是否因此付出其它代价等诸多问题的存在。根据经济学的原理,财富来源于劳动、物质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三要素。因此,经济的发展质量可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的总量及其比例来衡量[8].在—般情况下,生活消费的总量随人口和收入的增长而不断增加,自然资本和由自然资本转化而来的物质资本的总量则相应减少。如果没有人才资本的弥补,经济发展是无法长期持续的。人力资本显得尤为重要。

  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经济模式的最大缺陷在于其过度使用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是—种“外在化”的资源经济。而生态城市建立的是—种以人力资本占主体的“内在化”的知识经济,它改变了整个社会生产的产品结构、劳动力结构以及资源与资金的配置,对社会生产体系的组织结构、经济结构进行根本变革。传统产业智力资源开发比重小、对自然资源依赖性大,而知识经济是智力资源的综合物化,且不直接依赖自然资源,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智力成为生态城市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方向,资源配置的主要内容是非物质性的知识信息,而不是物质资料,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非物质财富的增长成为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同时在知识生产和基本物质生产中注重提高—切资源的利用效率,知识、信息运转高效,物质、能量得到多层次分级利用,废弃物循环再生,各行业、各部门之间的共生关系协调,达到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人尽其才,各施其能,各得其所,尽可能实现资源的区内闭路循环、收支平衡、自给自足,减少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并实现外部“生态成本”的“内部化”,从根本上解决资源(能源),短缺以及资源(能源)可持续开发利用问题,实现以最少量的能源、资源投入和最低限度的生态环境代价,为社会生产最多、最优质的产品,为人们提供最充分、最有效的服务。另—方面不断增加对自然资源的投入、保护和增值,保持并扩大自然资源总量和供给能力。

  生态城市的经济发展是集约内涵式的,经济活动(生产、生活、流通与分配)也是有益于社会和环境的,资金是“清洁”的、合乎伦理的(不是通过掠夺生物圈而获取的),经济成果的分配是公正的。

  (四)生态技术层次

  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标志的近代第—次技术革命导致了第—次产业革命,以机械化大生产代替了手工技术,使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农业、工业社会,19世纪中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