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伦理论文范文
新闻伦理论文篇1
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是新闻学界十分重视的研究方向，然而笔者在阅读近年来国内的该类学术研究文章的过程中，发现其中普遍存在“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两个概念使用混淆的问题。这种状况使研究成果打了折扣，令读者费解。
伦理和道德的意义到底是否完全相同？这个问题在伦理学界也一直有所争论。大多数伦理学界的学者认为，在日常生活中这两个概念一般不做严格区分，但具体到研究中，它们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具体也有以下几种：
一、理论与现象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伦理比道德有更大的共同性、普遍性和可通解性。道德则是这种价值向个体倾向延伸的部分，因而更具有个体性、独特性、更依赖于个人的心性。于是指出“当表示规范、理论的时候，较倾向于使用‘伦理’一词，而当指称现象、问题的时候，更倾向使用‘道德’一词”。[1]
同持该观点的学者还指出：道德偏重实际的社会现象，伦理偏重道德现象的内在理据。[2]道德侧重于指人们之间的实际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关系，伦理则较多指关于这种行为和关系的系统原理或学说。因此，伦理学在西方称之为“道德哲学”或“道德科学”。[3]
二、社会与个人的关系
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就对伦理和道德进行了区分，他把伦理称之为客观的法，指谓社会道德，把道德称之为主观的法，指谓个人道德。[4]
有学者认为：伦理强调规范的外在性、既定性，偏重社会规范、思想体系，道德强调规范在个体上的体现，偏重人的品性。[5]还有学者从二者的英语词源涵义角度分析：“Ethics”用于指“伦理”时有半社会的意味，表达了既有的社会关系，有社会倾向，“morals”道德则用于个人生活方面，表征一个人的内心境界，有个人倾向。[6]
三、整体与部分关系
有学者指出，伦理是整体，其涵义有二：人们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及其应该如何的规范；道德是部分，其涵义仅为一：人们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伦理和道德的涵义从概念上看与中国的词源涵义一致：伦理是人们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及其应该如何的规范，道德是人们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伦理则既包括人际关系应该如何，又包括人际关系事实如何，道德仅仅是人际关系应该如何。[7]
通过梳理可以看出，在学术研究意义上中国的“伦理”和“道德”并不完全等同。在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的研究中，二者也应该有所区分。但是，在新闻学界目前的该类研究中，仅有个别学者在研究中对“伦理”和“道德”做出明确的选择，并给出相应理由。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为数不多的有明确选择的观点：
将伦理和道德视为同一
有的学者认为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这两个概念的内容是一致的。陈绚在他所著的《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教程》中指出“人们在新闻信息传播活动中的行为应该如何规范，即是新闻伦理研究的内容”。[8]他将伦理和道德二者做含义相同的解释，指出新闻伦理就是新闻传播道德，也可简称为新闻伦理或新闻道德，都是指“新闻传播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9]对为何这样使用，作者的理由仅仅是一句简单的“为了研究方便”，显然过于草率。刘行芳在她的《新闻法规与新闻伦理》中认为从其内涵而言，道德和伦理都是“指人们处理人际交往关系中所要遵循的规范或规范的总和。所以，‘道德’和‘伦理’连用甚至通用也就不足为奇。”[10]然而作者在书中又分别对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的概念进行解释，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令读者费解。
偏向使用“道德”一词
有的学者在研究中偏向使用“道德”这个词。陈力丹在他的著作《新闻理论十讲》第八讲“新闻职业道德与职业规范”中提到了关于新闻职业道德存在“道德”、“伦理”“自律”、“规范”等多个词语混用的现象。他对选择“道德”而不选择其他词语的理由主要有：在中国，“伦理”的“伦”是血亲、姻亲之间处理问题的原则，在外国，伦理的原词没有这一层含义，翻译成中文人们会马上想到是血亲、姻亲的关系。[11]统观该章，作者以“新闻职业道德”为统一用词，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理论和实务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
偏向使用“伦理”一词
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偏向于使用“伦理”一词。黄瑚在他的著作《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中提到：“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往往把伦理一词用来表示一种理论学说或科学，亦称伦理学，即以道德为对象，研究有关道德产生和发展、道德的本质、道德评价、道德作用以及道德教育与修养的规律的科学。”[12]他的《新闻伦理学》也表明了作者偏向使用“新闻伦理”的选择。
像以上这样能够基本明确概念的新闻伦理研究实属凤毛麟角。更多作者并未对“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的概念给出清晰区分，尤其是各类新闻类专业期刊中的学术论文，关于原因、现象、对策的研究丰富，对概念区分少之又少，使得文章基础薄弱。其中，主要的混乱现象有：
概念模糊
下定义是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但是在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的研究中，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十分模糊。下面先分别引用四条对二者的定义：
“新闻伦理是调整新闻活动与社会其他活动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的总称。”[13]
“新闻伦理是从事新闻信息传播活动的人们，在长期职业实践中形成的调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14]
“新闻道德，亦即新闻职业道德，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人们在长期的新闻传播活动中逐渐形成的调整人们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合。”[15]
“所谓新闻职业道德，就是从事新闻职业的人们在其特定的工作中形成的有关新闻工作的社会责任与义务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道德品质的总合。”[16]
这四个定义分别来自四位研究者，假如分别看，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是对比来看，问题就有所暴露。第一条和第二条分别指出新闻伦理是“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第三条和第四条则都指出新闻道德是“行为规范”。首先，“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有什么区别？其次，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到底谁是“行为规范”？以上所列举的定义使概念模糊不清。
“伦理”和“道德”二词任意替换
同在一篇文章中出现“新闻伦理”、“新闻道德”、“职业道德”等近似概念，表述的却是同样的意思。这种多词一用的现象非常普遍。在中国期刊网上，笔者以“新闻伦理”或“新闻道德”为主题词搜索了近5年的该类研究，有相当一部分的学术著作主题词和具体内容无法承接。比如有一篇论文题目为《新闻、社会、受众的平衡杆――新闻道德》，在作者的第二部分“新闻、受众、社会关系失衡”中写到“当三层关系发生失衡状况造成矛盾时，新闻伦理道德便发挥作用。新闻伦理是‘新闻自由’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点”。之后又是由对新闻伦理的大量阐述。[17]这篇文章，它的题目是“新闻道德”，中间的内容有“道德”也有“伦理”，不时还夹杂着“伦理道德”这样的词汇，作者却完全没有对此做出解释，让读者看起来也颇为混乱。
“伦理”“道德”二词无故连用
“道德伦理”、“伦理道德”成为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研究中的常见词语。有的作者还给出了对这一概念的解释：“传媒伦理道德，是指传媒及传媒工作者出于自律的需求，经长期实践而形成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行为准则与规范。”[18]该定义并没有阐明它与“新闻伦理”或是“新闻道德”有何区别。事实上，在伦理学中，“伦理”和“道德”是可以连用的，但多指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在学术研究中，如果要连用，至少作者应该表明理由，无故连用实属欠妥。
随意选择“伦理”或“道德”其一
从中国期刊网上搜索到的2003年到2008年新闻类的学术研究中，以“伦理”或“道德”为标题的论文一共有166篇，数量庞大，质量却参差不齐。论文的内容大同小异，究竟为什么选择用“伦理”而非“道德”，或是用“道德”而不用“伦理”，几乎没有作者对此专门给予解释。
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两个概念的使用之所以混乱，一方面与概念本身界定模糊有关，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对该问题的忽视。新闻伦理学本身就是个交叉性学科，这要求研究者不仅要掌握扎实的本专业知识，还要不断补充完善其他学科知识，进行严密细致的研究。
那么，在新闻传播学界中应该如何恰当地使用“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二词？笔者认为，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伦理”和“道德”是有区别的，伦理更注重理论研究，有一定高度，道德更注重现象研究，有一定多样性。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也有这样的区别，新闻伦理是较侧重于对新闻实践中各种现象的理论构建，新闻道德则是对新闻实践的研究，是对现象的直接认知和归纳。应当以研究内容来确定立足点，如果该项研究侧重对事情原因、结果、意义的分析，就应该用“伦理”；如果侧重对某一具体现象、实务的回放、解释，分析，那么用“道德”比较合适。同时，不管作者的选择如何，在研究中点明理由是很必要的。■
注释
[1]罗国杰主审，李萍主编：《伦理学基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2页。
[2] 陈汝东：《传播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20页。
[3]佘亚平，李建强等：《伦理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6页。
[4]魏英敏主编：《新伦理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2版，第96页。
[5]王引兰：《伦理学初探》，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8页。
[6]高兆明：《伦理学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第44页。
[7]王海明：《伦理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2版，第89页。
[8]陈绚：《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1页。
[9]陈绚：《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1页。
[10]刘行芳主编：《新闻法规与新闻伦理》，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216页。
[11]陈力丹：《新闻理论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236页。
[12]黄瑚：《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页。
[13]李衍玲：《新闻伦理与规章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第14页。
[14]郎劲松，初广志编：《传媒伦理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93页。
[15]刘行芳主编：《新闻法制与新闻伦理》，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219页。
[16]黄瑚：《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
[17]赵黎：《新闻、受众、社会的平衡杆――新闻道德》，《新闻知识》，2007年第3期。
[18]覃孟念陈华明：《传媒伦理道德的失范与规范》，《新闻界》，2007年第3期。
新闻伦理论文篇2
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关注最早始于80年代初，基本是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的。从那时到现在，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不仅产生数量庞大的论文和各类文章，而且已出版相关教材和专著10余部。
就专著与教材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周鸿书《新闻伦理学论纲》、中华全国新闻工作协会编《新闻职业道德》、陈桂兰主编《新闻职业道德教程》、王军《新闻工作者与法律》、黄瑚《新闻伦理学》、王天定《新闻道德与规范》、黄瑚编《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陈汝东《传播伦理学》等。这些撰著已经涉及新闻职业道德的历史、基本理论、原则规范、内涵等各方面内容，较系统地介绍了新闻职业道德的方方面面。
就研究论文来看，仅以CNKI收录文章为考察对象，就可获得专门研究“新闻职业道德”的论文617篇和涉及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文章近千篇，这还不包括CNKI未收录期刊上的文章及国内出版的论文集中的文章等。可以看出，研究论文数量巨大。
就研究开始的具体时间来看，1979年12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9年第4期）上发表的《新闻道德的准则》首次将新闻职业道德引入我国新闻学研究中。但当时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并未引起更多人关注，直到1982年，由于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各行各业加强职业责任、职业纪律的教育”，从而大大促进了新闻领域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新闻职业道德概念随之开始在新闻界流行和普及，并为各界所认同。
总括1979年至今的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可以看出这样几个阶段：
1、1979年—1991年：这一时期，新闻界经过拨乱反正，在理论上弄清了新闻事业的性质、社会定位等带有根本性意义的大问题，意识到了新闻事业既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是现代社会中一门具有独特的社会职能的职业。既然是职业，就必然有其职业道德要求。同时，这个时期新闻失实这种新闻实践领域的老问题依旧存在，而追求不正当物质利益的行业不正之风这类新问题又接踵而来。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这个时期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逐渐兴起。当然，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内容还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反对新闻失实、虚假新闻，提倡新闻工作者追求新闻真实性等方面；也出现了少量研究美国新闻职业道德、反对有偿新闻、新闻伦理学等的论文，但数量很少。
2、1992年-1997年：这个时期，对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无论从论文数量还是从研究强度来看都明显加强，论文数量每年都在增加，到1997年达到第一个研究高峰。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研究高潮，一方面与这个时期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出台与不断修订有关系——1991年1月《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出台，1994年4月、1997年1月两次修订，《准则》的出台明显推动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另一方面，也与这个时期新闻界在市场化中片面追逐利润、淡化新闻报道的社会责任有关，另外，这个时期“有偿新闻”的泛滥也促使了人们对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热潮。与此相应，这个时期，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内容明显丰富了；而且，与有偿新闻有关的研究明显成为一个重点。
3、1998年-2004年：这一阶段，有偿新闻研究在继续，但与前一阶段相比，对有偿新闻的研究大都与突发事件结合起来论述。突发事件成为促进这个阶段新闻职业道德研究不断延续的重要因素。《东周刊》事件、2003年山西繁峙矿难事件引出的受贿事件等，都促使了新闻学术界对职业道德研究的重视，新闻职业道德研究走入又一个高峰，仅2004年一年的研究论文就达百余篇。同时，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审视新闻职业道德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其次，新闻伦理学研究也在继续：除了对国内新闻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外，对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新闻伦理研究的介绍和论述增多。另外，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职业道德观的相关研究也受到了重视。除此以外，研究者开始从新闻娱乐化、炒新闻、新闻策划等角度研究新闻职业道德。还有，网络道德的相关研究也开始出现。
4、2005年至今：这个时期，从有偿新闻、虚假新闻、炒新闻、新闻专业主义等切入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在继续。同时，新闻职业道德与我国的相关政策相联系（如新闻职业道德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三个代表与新闻职业道德等）的研究，也占不小比重。随着2006年网络传播研究成为热点，对网络环境下的新闻职业道德的关注度明显增大。另外，研究者对新闻自律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了。
二、研究的主要视角和内容
总括20多年来有关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可以发现以下研究视点和内容：
1.新闻失实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新闻失实是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一个最常见的切入点，也是从80年代初新闻学界一开始研究新闻职业道德问题至今一直持续关注的一个点。当然，随着不同时期新闻失实形式的不断变化，研究的认识和结论也在不断地更新。就内容来看，对新闻失实的研究主要围绕失实的表现、失实的原因以及如何防止失实等层面来展开；从目前来看，不同层面的研究论文数量都很庞大，所获得的认识和具体内容也较为系统、深入。从研究成果的形态和类型来看，也相当丰富和多样，有新闻理论著作中较全面、系统的梳理和阐述，有研究论文中就某一认识视点所做的深度分析与论述，也有大量来自业界的对某些失实个案的解剖和反思。
2.“有偿新闻”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有偿新闻”在新闻职业道德研究中也占有很大比重。与“有偿新闻”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有偿新闻”的成因、后果及如何防治等方面。
关于“有偿新闻”的成因，研究者的观点较为统一，普遍认为，“有偿新闻”的成因主要分为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从主观看，新闻工作者社会良知的丧失，对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追逐是重要原因。①从客观因素看，市场化背景下形成的新闻产品市场交易的不规范，为“有偿新闻”的出现提供了机制和土壤；企业或其他组织在市场竞争中的宣传需求，则为“有偿新闻”提供了买方市场。
关于如何防治“有偿新闻”，研究者主要围绕“自律”、“领导”、“监督”、“改革”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各自的对策。从近年的研究来看，加强媒体和新闻工作者自律，似乎受到更多人的强调。如有学者认为，无论是监督、评议还是惩罚，起到的无非是一种修枝剪叶的功效，只有新闻职业道德教育，才是从根做起，才能夯实新闻职业道德理念的根基。②当然，也有学者提出通过提高新闻工作者的待遇的方法来杜绝“有偿新闻”。③
3.新闻炒作、新闻媚俗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90年代以来，新闻炒作与媚俗之风盛行。一些媒体迎合人们的低级趣味，一味媚俗，大肆炒作，引起许多社会公众的反感。新闻实践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引发了学界和业界对新闻炒作与新闻媚俗问题的关注。
新闻炒作与媚俗和新闻职业道德的联系在于：首先，新闻职业道德的缺失是新闻炒作与新闻媚俗的原因之一；其次，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是减少和避免新闻炒作与新闻媚俗的重要条件。一些对新闻炒作与媚俗问题的研究者正是由此出发对新闻新闻炒作与媚俗问题进行强调和关注的。
4.典型案例与新闻职业道德研究
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常以新闻界发生的某些违反职业道德的典型案例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口，通过某些案例，呈现新闻职业道德的现状与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对策。这类研究的路径一般是：案例介绍引出新闻道德缺失话题，然后就新闻道德问题的相关内容、对策进行论述。
如，著名的山西繁峙矿难中11名记者受贿事件，就曾成为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引发了许多研究文章。另外，“茶水发炎”事件、“杨丽娟事件”等也都曾引起众多学者由此出发对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有学者指出，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和职业良知的记者，必须做到：绝不有意编造虚假新闻，这是新闻工作者的一条最基本的道德底线。④
5.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从新闻专业主义切入来研究新闻职业道德问题，是近年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出现的一个重要特点。围绕二者间的关联，有学者指出：新闻专业主义从本质上说，至少包含三方面的理念：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使命和社会责任、新闻从业者的行业准则。⑤还有学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中的媒体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使命和社会责任应该对应着新闻职业道德中的职业职责和职业权利；同样，新闻专业主义中的行为准则和新闻职业道德中的职业利益也密切相关，新闻从业者只有在满足一定的行业准则前提下，才能够获得其应有的职业利益，获得别人的赏识和尊重。因此，新闻职业道德是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新闻成为一项专业的必要条件。同时，新闻职业道德也对新闻专业主义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⑥另外一些学者把新闻专业主义视为解决新闻职业道德缺失问题的治本之策。如陈力丹认为，通过长期的新闻专业主义教育，内化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角色，是解决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长远之计。⑦
6.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法制关系研究
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法规，一个涉及新闻自律，一个涉及新闻他律，两者密不可分，故研究新闻职业道德必然要涉及新闻法制问题。在这方面，一个基本的认识是，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法制之间是相互作用的：新闻职业道德为新闻法规提供存在的价值基础，对新闻法规具有多方面补充；反过来，新闻法规又可以保障新闻道德规则的实施。⑧从现有研究看，学界往往是将自律和他律同时作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途径来看待的。如有研究者就强调：新闻传媒职业道德建设一要靠他律，二要靠自律。⑨
7.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措施研究
研究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措施者也不少，取得的认识也较为多样。如有研究者强调，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应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完善自律监督机制；二是建立健全重视职业道德修养的机制；三是完善和加强有关职业道德修养的学习制度等。⑩另有研究者则提出，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应当促使新闻职业道德内化；促使宏观管理和调控体制良性整合；优化新闻职业道德的外部监督体系；提升社会公共道德水准和道德判断力，铲除违背职业道德的社会土壤等。11
8.外国新闻职业道德状况研究
对外国新闻职业道德的介绍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相关研究视角和内容主要分为这样几类：
（1）美国新闻职业道德状况研究。这方面研究相当多，有些研究也较深入。如关岩德的《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简况》一文，对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的情况作了较全面、深入的介绍，具体涉及到美国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发展，美国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美国新闻行业的内部监督机制（如新闻评议会、媒介内部专职督察员或道德顾问的设置、新闻评价活动）等；另外还介绍了美国新闻院校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情况。12
（2）各国新闻职业道德准则比较研究。这方面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陈中原的《形象与信誉的基石——81个国家(地区)、7个国际组织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初步比较分析》。该文从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出现时间、价值标准、新闻生命、采写原则、版面安排等五个方面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进行全面比较，分析了各国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共性和个性。13
（3）中外新闻职业道德状况比较研究。此类研究的路径一般是先介绍西方新闻自律情况，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做说明。以肖志峰《西方新闻自律的历史演进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镜鉴》一文为例，文章首先介绍了西方新闻职业道德发展的历程，然后转向西方新闻自律发展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启示的探讨。14
9.网络媒体职业道德研究
网络媒体职业道德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网络给新闻职业道德带来的影响和网络环境中的职业道德要求等方面。就第一方面的研究来看，很多人的认识已经比较明确，如认识到网络媒体在真实性、抄袭、把关人缺失、新闻保密、隐私权等方面都更有可能出现诸多问题。15就对网络新闻职业道德要求的研究看，研究者多从强化职业责任和自我约束能力、依靠自律原则规范从业者的行为、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等方面进行强调。16可以看出，目前这方面研究的层次还比较浅，主要停留在传统职业道德理论与网络传播特点的机械对照与分析层面。
三、小结
综观近年来有关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认识：
1、新闻职业道德问题涉及新闻传媒的公信力和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形象，因此对其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2、从现有研究成果看，研究成绩总体来看是不错的。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也获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而且，研究视野比较开阔，涉及面比较广，研究内容也比较深入。在新的研究视角的开拓方面，研究者也较为注意。如近年来，新闻伦理学、网络环境下的新闻职业道德、新闻自律等新的研究视角被不断开掘出来。
3、从现有研究来看，问题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有关新闻职业道德问题出现原因和对策的研究中前后逻辑与可行性分析的缺失。具体来说：在成因分析方面，大多着重于原因的说明，而缺乏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的论证和分析；在涉及新闻职业道德缺失的后果时，偏重于情绪性的宣泄和简单层次的描述，且理论视野较为狭窄；在对策研究方面，学界提出的种种对策往往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持，也缺乏可操作性，多为自说自话和拍脑袋的产物。当然，这些问题已经获得了一些学者的重视。
注释
邓名瑛：《“有偿新闻”的伦理批判》《伦理学研究》，2005年第6期。
胡忠青：《西方新闻自律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启示》，《今传媒》，2006年第6期。
曾凡斌：《新闻职业道德的缺失与重构》，《视听界》，2005年第3期。
郑保卫：《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8期。
陆晔，潘中党：《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台），2002年第4期。
景刚：《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专业主义》，《当代传播》，2004年第4期。
陈力丹：《新闻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3期。
黄瑚：《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马秋枫，张晋升，王天权：《论广东新闻传媒职业道德的他律与自律》，《暨南学报》，2005年第5期。
周宗杰：《简论加强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修养的途径和方法》，《职业时空》2007年第2期。
陈敏：《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关键性因素分析》，《新闻界》2006年第1期。
关岩德：《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简况》，《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1期。
陈中原：《形象与信誉的基石——81个国家(地区)、7个国际组织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初步比较分析》，《新闻记者》2001年第11期。
肖志峰：《西方新闻自律的历史演进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镜鉴》，《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郑瑜：《互联网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影响》，《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方玲玲：《试论网络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修养》，《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状况、研究的主要视角和内容。
新闻伦理论文篇3
Abstract(英文摘要)4-5
目录6-7
第一章加拿大的基本国情与媒介现状7-10
第二章加拿大媒介自律的历史成因与理论来源10-17
第一节媒介自律的理论来源──功利主义与新教伦理10-12
第二节加拿大媒介自律发展历史与现状12-14
第三节媒介自律的伦理模型14-17
第三章加拿大的媒介自律组织17-26
第一节加拿大全国性媒体自律组织──CAJ、CAB和TNDAC17-22
一、加拿大新闻工作者协会17-20
二、加拿大广播电视协会20-21
三、加拿大广播电视新闻理事协会21-22
第二节加拿大媒体地方性自律组织──安大略省报业评议会22-24
第三节加拿大媒体的内部自律──CBC的自律规约24-26
第四章加拿大媒介自律个案分析26-31
第一节从案例看加拿大媒体自律的实现条件26
第二节来自CAJ的声明──“记者不是政府的人”26-28
第三节CBC──在多元社会的多种利益关系中取得平衡28-29
第四节“世纪海啸”假新闻──自律监管的漏洞29-31
第五章加拿大媒介自律存在的问题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31-37
第一节如何认识媒介自律存在的问题31-33
一、加拿大媒介自律的公关嫌疑31-32
二、加拿大媒介自律的刚性不足32-33
第二节加拿大媒介自律对我国媒介有何借鉴意义33-37
一、我国媒介自律的历史与现状33-34
二、我国媒介自律的问题及加拿大媒介自律的启示34-37
后记37-38
参考文献38-40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40-41
中文摘要:随着我国传媒业的迅速发展和公众法制意识及自我保护意识的加强，近年来，新闻纠纷、新闻官司不断增多，新闻媒体与公众的矛盾冲突日益明显。在我国新闻法未能及时出台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避免新闻纠纷、新闻官司，维护新闻媒体的公信力，使得新闻媒体在执行“群众喉舌”的功能的同时，不侵害人们的权益，不因为媒体自身的不当行为，带来司法干预或媒介公信力的下降，导致新闻报道空间的缩小，是当下新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媒介从业人员应该积极思考和努力尝试的。在这方面，国外媒体的自律行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启示与参考。
新闻伦理论文篇4
一、研究目的
传播学传入中国的滥觞，可从1956年算起，当时，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内部刊物《新闻学译丛》开始翻译、介绍来自美国的传播学知识，但这一作业很快就由于反右斗争而中断。直到197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风云，才得以重新接续这段脉络，从而在中国（指大陆，下同）正式兴起了这样一门新兴学科。[1]
转眼，30年过去了！恐怕很少有人能预想到，传播学在中国变成了一门显学。当然，这种局面的出现，除了拜中国自身实行改革开放正确路线所赐，还有赖于全球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趋势的推动。
既然是顺应了大势，则传播学的前景可谓风光无限。但也因此而有忧患，即：生长过快难免发育不良，表面繁荣可能掩盖了基础贫弱。值此30年之际，与其歌功颂德，不如检点反思，认真总结问题和不足，以利下一个30年的发展。
本文试图从一个重要角度、即研究状况着眼，具体而言，以专业期刊论文、尤其是高被引率的论文为视角，考察其特征、变化、得失、趋势等，期待从中得出一些启迪，供广大同行参考。
二、研究方法
1．定义
何谓传播学？有各种理解。本文采用国际较为通行的定义，即涵盖了理论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应用传播学等领域的广义传播学。[2]
2．样本
本文使用内容分析方法。为提高效率，借鉴了前人的两篇同类论文，即：肖燕雄的《期刊论文引文中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载《当代传播》2004年第5期）和徐剑的《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科核心作者群的现状与分析》（载《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一辑），合并他们给出的名单，共获得中国传播学论文引用率居于前列的学者40余人。
本文不同于以上两文的特点为，尤其重视论文的影响力。一般来说，被引次数越多，则影响力越大。因此，我们主要关注具有较高被引率的论文。对上述40余名学者发表的2000多篇论文进行统计的结果表明：被引率在3次以上的为764篇，约占1/3。
其中，3-10次的为642篇（84%）；11-20次的为85篇（11%）；21-30次的为20篇（3%）；31次以上的为17篇（2%）。显然，这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即影响力越大的论文，数量越少。考虑到30年是一个不短的时段，本文确定，以被引率在11次以上的论文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共计122篇论文，出自31位学者。
图1：中国传播学专业期刊论文被引次数分布（篇）
需要说明，本文分析的所有论文均来自中国知网（CNKI），[3]论文被引率也都来自其引文数据库，从1979年起，至2007年止。[4]
3．变量
有关作者的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所在单位等，涉及论文的变量则包括内容、方法、贡献等。细目如下：
（1）内容——A、理论（经典学说、新媒体、舆论监督、危机传播、学科建设与发展、大众文化、传播伦理与法规、媒介公信力、受众、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与政治、媒介经济、媒介从业者；B、历史（中国新闻与传播史、外国新闻与传播史）；C、实务（新闻、传播、媒介经营管理）。
（2）方法——D、思辩（概念推理、文献分析）；E、实证（定性、定量）；F、综合。
（3）贡献——G、创新（言前人所未言，或修改、推翻前人所言，对理论有显著推进意义，或对实践有显著参考价值）；H、介绍（对前人成果的介绍）；I、总结（对前人研究的总结）。
三、主要发现
1．总体描述
近30年来，中国传播学界的数及被引论文数，呈现出一种超常规的、惊人的快速增长态势。参见表1和图1。
试比较1979年和2007年，传播学论文数从358篇/年猛增为24366篇/年，增幅高达60多倍！若以1979年的358篇为基数，则至2007年累计的论文总数为224740篇，后者更高达前者600多倍。超过22万篇论文，这堪称是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了。
由此推算，作者队伍的扩张也非常可观，假设一年人均发表两篇论文，1979年的作者估计不超过200人，而2006年的作者就可能接近或超过10000人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发展轨迹里，有若干明显的波动，或者说，有几个重要的节点。一是1983-1986年，初步形成气候的传播学界似有较为高涨的热情，数量连续突破1000、2000、3000大关；二是1992-1995年，走出“六四”风波的低谷之后，接连超越4000-8000大关；三是1997年，恰好是新闻与传播学被提升为一级学科的那一年，骤然冲破10000大关；四是2005-2006年，经过几年的平稳行进，又急剧上升，跨越了20000大关。
如果说，论文数主要反映量变，那么，被引论文数就比较能反映质变。如表1所示，从1979年到1993年，被引论文数很少，一直徘徊在两位数，显示出学科的成熟度很低；直到1994年，才取得突破，到达三位数，此后被引论文数不断增多，尤其是2000年以来，增幅更大。但总的来说，被引论文数（26279篇）只占数（224740篇）的1/8强。
2．高被引率论文概况
如上所述，本文主要考察被引次数在11次以上的高被引率论文，共122篇（由31位作者发表，人均3.9篇）。当然，所谓“高被引率”是相对而言的概念，若以1979-2007年的29年间计，则11次的被引率不过意味着大约2年半才被引1次。但事实上，如表2所示，这批论文集中出现于1994－2006年（共13年），这也就意味着，它们接均每年被引1次以上，其中最高的被引次数为58次，由于该于1998年（至2006年为9年），因此相当于每年被引约6次。
从表2和图3可见，在此历程中，最高峰值为世纪之交的2001年（24篇），这表明，经过20多年的积累，中国传播学界终于成长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集中产出了一批相对有影响力的成果。不过，自那时以来出现的高被引率论文较少的情况，却未必是退步，而更可能是反映了以下规律：大凡优秀的学术成果，总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考验。
如果以进入新世纪的2000年为界，则此前（1979-99年）21年为33篇，占27%，此后（2000-07年）8年为89篇，占73%。也就是说，从总时间量（29年）看，后一阶段只占四分之一强（27%），但其高被引率论文的产量恰好相反，接近四分之三（73%）。
图3：中国传播学专业期刊发表高被引率论文数（篇）
3．作者分析
（1）性别
如图3所示，在31位作者中，男性有26人，占83%，女性有5人，只占16％。这反映出，在中国传播学界的高被引率论文作者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
（2）年龄
这批作者的年龄，集中于20世纪40－60年代出生者，即38—67岁之间。其中，10人出生于40年代（58—67岁），占32％；12人出生于50年代（48—57岁），占39％；7人出生于60年代（38—47岁），占23％，三者合计为94％。另外的2人，出生于20—30年代（68—87岁），占6%。可见，50岁左右是研究者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年龄段。
（3）单位（地域）
从作者所在单位看，显然集中于高校，共10所，另有研究机构，仅2所。作者最多的单位是中国人民大学（8人），其后依次为中国传媒大学（5人）、复旦大学（5人）、清华大学（4人）、中国社会科学院（2人），这5个单位，共拥有24人（占77%）。其余7人（占23%），则分布在7个单位：北京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由此可见，作者单位和地域的分布，有一种集中趋势，即偏向少数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京、沪、浙、鄂地区。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作者人数111111
4．论文分析
（1）内容
在本文选取的122篇高被引率论文中，按大类分，“理论”取向最为突出，共计103篇（占85％），“实务”取向和“历史”取向分别只有15篇（占12％）和4篇（占3%）。
从“理论”取向的论文看，又可细分为13个领域，其中，最热门的话题为：“新媒体”（19.4%）、“传媒经济”（14.6%）、“经典”（14.6%）、“学科发展”（11.7%），这4类合计共六成（60.3%），可谓如实地凸显了当下中国传播业界、学界的焦点和热点问题。
其余9类的比例依次为：“受众”（8.7%）、“大众文化”（5.8%）、“伦理与法规”、“舆论监督”、“传媒与政治”（4.9%）、“公信力”、“新闻传播教育”（3.9％）、“传媒从业者”（1.9％）、“危机”（1%），大体也都是受到广泛关注的研究领域，但相对而言，除了“公信力”、“危机”2类兴起不久之外，其他7项皆属于传统或常规课题。
在“历史”取向的论文中，“中国”和“外国”平分秋色，各占一半。
再考察“实务”取向的论文，“新闻”比例最高（53.3％），超过半数，“传播”居中（26.7％），“媒介经营管理”（20％）排在末尾。但其实，后二者也可合并为宽泛意义上的“传播”实务，如此，“新闻”与“传播”就旗鼓相当了。
理论类新媒体20传媒经济15经典15学科发展12受众9
大众文化6伦理与法规5舆论监督5传媒与政治5公信力4
新闻传播教育4传媒从业者2危机1小计103
历史类中国2外国2小计4
实务类新闻8传播4媒介经营管理3小计15
从时间角度看，有什么变化呢？如上所述，这122篇论文中，近四分之三（73%）发表于2000年之后。表6显示，在此平均水准及以上的内容类目达11个（以黑体标示），占总数（18个）的六成。特别是“伦理与法规”、“公信力”、“传媒从业者”、“危机”、“传播（实务）”，100%出现于2000年以后，“传媒经济”、“新闻（实务）”、“舆论监督”也达到80%及以上。这些类目，可说是近年来尤受关注的热点。
（2）方法
近30年来，中国传播学界对于研究方法的掌握与运用状况究竟如何？如图7所示，时至今日，仍以“思辨”方法为主，约占2/3（65％），相比引进传播学之初，一个不小的变化是，使用“实证”方法的论文从无到有，越来越多，超过了1/5（21%），而且，出现了使用“综合”方法的论文，占14％。由此可见，“实证”、“综合”的研究方法，正在日益普及，但尚未成为主流，有很大发展空间。
其历时变化如何？从图9可见，1996年以前是思辩方法论文的“一统天下”，而1997年以来，使用实证、综合方法的论文数量逐渐增加，2005年甚至首次超过了思辩方法论文。若以2000年为界，比较1999年前与2000年后使用三类方法论文的比例，结果如下：思辩——30%比70%，实证——24%比76%，综合——16%比84%，各自增幅为：思辩233%、实证317%、综合525%。差异虽不算很大，但毕竟显示出一种趋势，即：思辩方法论文在减少，实证、综合方法论文在增多，而且，综合方法论文的增幅最大。
（3）贡献
这是一个最为关键的指标。本来，所谓科学研究的目的，无非在于创新，即：为人类知识大厦（在此而言，就是传播学知识宝库）“添砖加瓦”，但分析的结果表明（参见图10），在122篇论文中，主要贡献是“总结”和“介绍”，分别有73篇、21篇，各占60％、17%，两者合计为94篇，占77%。换言之，超过3/4的论文是对他人成果的回顾、梳理、评述，而“创造”的论文仅为28篇，占23%，即不到1/4。也可以说，这如实地呈现了当前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中”态势。
与方法的情况类似，从历时变化看，如图11、表7显示，2000年以来，“创造”论文的增速虽不算很快，但超过“介绍”和“总结”的趋势已相当明朗，具体数据（1999年前与2000年后之比）如下：创造——18%比82%，介绍——24%比76%，总结——32%比68%。三者的增幅分别为：创造460%、介绍310%、总结220%。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贡献”状况其实与“方法”情形密切相关，即：大部分“创造”类型的论文，使用了“实证”的方法，在28篇“创造”论文中，有20篇使用了“实证”方法，占71%；而“思辩”方法的论文，其贡献大多局限于“总结”或“介绍”，在79篇使用“思辨”方法的论文中，只有8篇的贡献为“创造”，仅占10%。当然，“总结”、“介绍”并非没有价值，但如果“喧宾夺主”、取代“创造”而成为主流，则只能理解为研究的科学性不显、方法的规范性不强、学科的成熟度不高了。
四、简短结论
纵观中国传播学30年来的历程，可谓发展迅速、进步巨大、成就显著。从专业期刊论文看，2007年与1979年对比，年发表量增60倍，总发表量增600倍。但必须承认，传播学在中国的引入和生长，毕竟时日尚短，根底仍浅，因此，外延大大超过内涵，与数量的增长相比，质量的提升远远不如人意。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数据是，即使在高被引率论文中，具有创造性的论文也仅有1/4弱，据此可以推测，在全部论文中，情况就更不容乐观了。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历史短、基础弱等客观因素之外，从主观层面看，评价机制的急功近利、专业期刊的良莠并存、研究队伍的参差不齐、科学方法的训练不足等，恐怕是几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吧。举凡这些课题，还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展开考察。
另外，在相对有影响力的学者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和区域的差异，也值得关注。
[注释]
[1]参见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载《新闻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书刊资料复印中心）2007年第2期。
[2]参见赵心树：《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载《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5期。
[3]参见。据称，《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了国内出版的6642种学术期刊，其中核心期刊、重要评价性数据库来源期刊2460种，期刊种数完整率不低于99%；其他期刊4182种，期刊种数完整率不低于90%。文献收录期数完整率不低于99.9%，文献篇数收录完整率不低于99.9%。期刊文献互联网出版平均不迟于纸质期刊出版之后2个月。
[4]本文发表之际，中国期刊网尚未显示2008年全年的完整情况，故数据只计算到2007年为止。
[参考文献]
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新闻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书刊资料复印中心），2007年第2期
肖燕雄：《期刊论文引文中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当代传播》，2004年第5期
徐剑：《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科核心作者群的现状与分析》，《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新闻伦理论文篇5
新闻学学术论文包括新闻领域多科学术论文；经验体会式文章或解读性、提示性、质疑性文章；大学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硕士、博士）等等。
至于为什么要写新闻学论文，理由主要有三：
一是为了提高和充实自己。写作的前提是学习知识和调查研究。实践表明，研究与撰写论文能积极带动自觉学习和思考，促使已有知识体系和新闻实践体会同理论梳理相互结合起来，使自身的经验教训和体会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即理论高度，从而提高自己的业务功底和思想认识，增强搞好新闻工作的自信心和责任感。
二是为了促进新闻实践和发展。研究与撰写论文过程中，势必要了解并汲取他人、前人和外国的相关信息、资料以及经验、教训和体会，并在扬弃与传承相结合的基础上汲取思想养料。探索事物的发生、发展规律。进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不断前进和发展。
三是为了推进新闻学研究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正处在新兴和成长之中，新闻领域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层出不穷，很多新闻科目、领域尚存在不少“处女地”（研究空白）有待开垦。以科学发展观、世界观、学术观为指导，对其进行创造性地探索、审视和研究，是时代赋予我们新闻工作者的艰巨使命和光荣任务。作为新闻工作者，大家都来研究并写作论文，将会有助于全面推动新闻学的研究和创新。
二、怎样选择论题
写作新闻学论文的研究和选题范围包括：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包含新闻信息与采写、媒体编辑与评论、新闻摄影与图片、广告策划与创意等）、中外新闻史、新闻伦理与道德、新闻阅评（评议）、大众媒介传播等等。
以新闻理论为例，可供研究的选题就很多。仅仅依据胡锦涛同志近年来和近期先后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社考察时的讲话精神进行选题就可以列出如下一些选题：“办报坚持鲜明的党性原则的必要性”、“新闻宣传务必要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与舆论导向”、“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尊重报纸服务对象的主体地位”、“增强新闻报道和舆论导向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主流媒体和新兴媒体如何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等。
再以新闻业务为例，可供研究的选题就更多了，诸如“采写务必要亲历现场耳闻目睹”、“解析中国媒介新闻可信度”、“汶川地震媒体报道和版面编排的创新举措”、“人民日报‘今日谈’专栏的现况分析”、“广告刊播与媒介公信力”、“解放日报‘解放论坛’专栏言论研究”等。
至于中外新闻史方面可供研究的选题同样海阔天空。例如，“梁启超首创‘时物文体’的兴起与特点”、“辛亥革命时期的《大江报》”、“韬奋《生活周刊?小言论》专栏的社会功能”、“日本的信息与传播学研究”等等。
如上所述不难看出，科研选择论题的原则和要求不外乎这样三个方面：
首先，要尊重客观需要原则。先要考虑党中央及其主要领导所提示的有关新精神、新问题、新要求；其次要琢磨在宣传报道中尚存在着什么有待解决的难点、疑点、矛盾和问题；三要思考时展的需要和受众的期盼。
其次，要重视应用原则。鉴于新闻学是一门政治性而且是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因此，在选题时务要面向实际，尽可能选择一些具有实用性的对实际工作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以便更好地适应新闻报道改革创新的需要，推动新闻实践的不断发展。
再次，还得兼顾作者个人的主攻方向和兴趣擅长。科研选题，尤其是学位论文选题，切忌脱离实际，好高骛远，追风逐利，而要扎扎实实，切合实际，兼顾自身的兴趣、专长和资料积累状况，以及这一选题是否便于展开和创新，是否力所胜任。
总之，在认真地综合考量上述原则和要求的情况下，进而找准契合点和切入点，才能使研究工作顺利进行，完成好写作任务。在选择论题时初学者容易误入脱离实际，求全求大乃至急于求成的误区，结果落得吃力不讨好。理智的做法理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忌大忌空忌全，还得忌讳陈旧。
三、怎样才能写好新闻学论文
选题这一关过了，就可进入实质性研究阶段。研究是写作的基础和前提。创新的基石在于信息的持续积累和储存。通过较为周密的调查研究、积极思考，在资料准备、理论准备、思想准备较为充分的情况下，自然可以进入拟订大纲而跨入具体写作的阶段了。我以为，要写好新闻学论文，写作时还得重视并力求体现以下三条要求和方法：
一是材料与观点的相互统一。大凡论文应具有三个要素：论点、论据、论证。论点，是从大量材料中引发出来的结论、见解或观点，它要求正确、新鲜和深刻。论据，是依据论点需要从所掌握的众多材料中挑选出来的最能说明并印证论点的材料。论证，即运用可用作论据的材料，通过证明、推理、对比、驳诘等方法来证明论点可以成立的逻辑过程，旨在求得论据与论点的相互结合。成功的实践表明，研究与写作论文应从客观事实或矛盾出发，在科学发展观、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详细地占有并分析和筛选材料，进而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中引出科学的结论。唯其如此，才能体现材料与观点相互统一，才能导致论据与论点的相互结合，才能产生说服力，才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那种以观点套精神、材料与观点或脱离或割裂、爱说空话套话、搬弄现成或他人结论等自欺欺人的做法是不足为训的。
二是针对性与导向性的相互统一。一篇好论文其立论理应有的放矢，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敢于面对矛盾、问题和质疑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是非分明。与此同时，还得为解决矛盾和问题提示导向性的意见、建议和办法，从而体现针对性与导向性相统一。这样，才能使论文具有创意，才能提升论文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增强引导力和影响力。
三是力求新闻业务研究和相关的新闻史论探索相互统一起来。在新闻学论文写作实践中长期存在着一种不良倾向，即将新闻业务与新闻史论人为地孤立或分割开来，以致不少论文往往是就业务论业务，就理论谈理论，就历史说历史，使论文内涵缺乏厚度、深度和新意。而正确的做法理应做到谈史论联系业务，研究业务则不忘探索相关的理论依据与历史发展轨迹。总之，唯有将新闻实践与历史理论统一起来进行探索，才能真正体现推陈出新，虚实结合，促使新闻学的深入研究和繁荣。
新闻伦理论文篇6
【论文摘要】2010年度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并且研究的着眼点仍保持较高热情。但对于其存在的问题，却没能得到具体的建设性意见或解决方案，实际解决问题的功效并不显着。新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若无观照问题的学理性“眼光”，就会被实践和问题牵着跑，沦为就事论事应对问题的奴隶。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也到了需要挤去泡沫的时候了。
2010年度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具体表现为相对以往，个案研究更加细化，历史嬗变成新晋热点，现代化与其关系的流变有待商榷，道德伦理的建构亦有待探讨。同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延伸，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更加紧密，并试图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进一步探讨其发展前景。笔者通过阅读，整理归纳了2010年度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相关研究文本，力图引导大家关注到该课题在本年度取得的进步，并对问题所在有所警醒。
一、更加细化的个案研究
个案切入,以小见大是论文写作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该方面研究进一步细化，不仅针对具体案例、具体媒介进行分析，而且更注重可操作性。
以《南方周末》为例。有学者认为,该报所强调的“新闻专业主义”可从报纸理念变迁、采编团队的管理模式、新闻操作的创新三个角度去了解。从该报口号的变迁可见其时刻未忘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也折射出对新闻专业主义内涵理解的逐渐深入。业务导向则体现在该报日常业务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方方面面①。
另有研究者引入冲突性事件的报道概念，从《南方周末》从业者对记者角色和媒体功能的认识、从业者从业心态、新闻操作方法三个维度，分析该报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抑或背离。“《南方周末》的媒体观是‘推动历史’更多于‘记录历史’，记者观是‘事件参与者’更多于‘事件记录者’。这是其与新闻专业主义有出入的地方。”②
二、本土化研究的历史嬗变
田新玲、张晓多合作撰写的《从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看六十年来突发事件报道》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媒体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过程做了一个梳理，认为“具体说来，建国以来我国突发事件的报道经历了‘以宣传为本位’、‘以事实为本位’和‘以信息为本位’三个阶段。”③
另有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的近三十年研究成果调查发现，学者们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在内容上呈现分散、多元的格局，且主要以理论研究为主，研究方式也偏重理论结合实际的个案研究。研究视野的深度和广度虽有明显进步，但仍存在学科运用单一、系统化研究不充分和重复性研究等不足之处。因此，国内学者应在今后的研究中关注媒介融合下的新现象、新动态，并运用多学科知识来分析问题，不断拓展研究的视野与方法④。
还有作者侧重于一个时期的历史环境对新闻专业主义产生的影响。王倩指出，清末新政是没落的清政府为挽救统治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次变法，尽管它并未挽救清政府的统治，但变法的多项内容却形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传播生态：清末民初，一系列独立报人走上历史舞台，以其实践践行着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工作原则。报人开始自发地成立新闻团体，进而形成共同的作业准则，中国最早的新闻教育也在这一时期产生。变法可以说是一次不成功的实践，但它客观上促进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促进着公共空间、公共舆论的生成，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并生成了中国新闻专业主义⑤。
亦有学者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深入考察新闻专业主义在我国的实践。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芮必峰通过检视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分析国内几项有代表性的调查研究结果,认为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看, 真正对中国媒体和从业者具有“描述”意义或起“规范”作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被称之为“底色”的东西⑥。
三、历史人物的全新解读
2010年度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中除了对本土化嬗变的梳理，历史长河中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对象，拓展了这个领域的研究空间。
想必多数读者对邹韬奋不会陌生，他以《生活》系列为阵地，永远从大众的立场出发，逐渐形成了后人景仰的韬奋精神。即便在当下，韬奋精神也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韬奋精神没有被放入博物馆，却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大力提倡，非常重要的一点原因是他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生态环境的特殊性，保留了中国新闻人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启示我们在理解和建构这些理念时要注意把西方理念与中国的具体环境相结合，才会有远大的发展前途⑦。
类似的文章还有《张季鸾：新闻专业主义的追寻者》。在这个新研究领域内出现了多篇力度与理论深度兼具的好文章。
四、现代化视域下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
北京大学传播学博士云国强、郑寅淑合作撰写的《建构新闻共同体：当代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与影响》既从宏观维度深层次书写当代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构建史，对当代中国新闻事业的现代化作出社会文化剖析，试图捕捉这种形成中的新闻专业主义，并将其置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语境下，考察它的形成谱系与发展脉络，探究哪些社会因素或力量参与塑造了它的形态，同时进一步分析它是如何孕育新闻从业者的身份认同，如何制约新闻行业共同体的建构，以及它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是如何产生影响和如何陷于无力根源的⑧。
五、新闻职业伦理的考量
进入21世纪，什么是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成为研究焦点之一。
“今天，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研究主要不是，也不可能是关于‘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之可能’的问题。在当前世界多层次、多方位深刻全球化的历史性语境中，当然有必要设置一些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的具体规范，诸如新闻传媒及其专业人员的社会责任与问责、真理与客观性、隐私与公共性等，世界许多重要国家对此非常重视。但是，最为根本的问题是思考全球新闻专业主义如何可能这一元问题，在先设定生命、自由、财产等最为基本的个体自然权利的基础上，进行某种制度安排，以便从策略上保障全球新闻专业主义的逐步形成。”⑨
论及网络舆论对于新闻专业主义构建的影响，罗宁认为，目前的现状是我国新闻行业和从业人员还未完全具备专业主义的素质。而且，我国传媒的职业权利与党政权力的混同，使得它容易成为违法乱纪者重点行贿的对象；另外，追求传媒自身利益和记者个人利益的动力也越来越大，造成了职业精神的淡化。以上这些都是造成我国新闻职业伦理缺失的原因⑩。
然而，任何能保护自由的权力也能威胁自由。网络，也有着致命的缺陷——信息的准确性无法核实。网络的开放性也带来了虚假信息的泛滥，直接导致人们形成与现实不相符合的意见，甚至产生思想混乱和极端行为。“捐款门”等事件频频敲响警钟。重新审视这一事件，不难发现，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是造成企业品牌“地震”不断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⑾。
亦有学者从媒介融合的角度出发，指出：传统媒体的报道决不能只盯在物质生活的“幸福”选题上，还应强化维护公民尊严的新闻价值取向。传统媒体要积极地与新媒体互动，在“与民尊严”的进取中形成舆论的合力，同时政府部门也应为传统媒体在维护人民尊严方面创造良好的报道环境⑿。
六、更为紧密的“知行融合”
笔者将理论统称为“知”，实践统称为“行”，紧扣时代热点，更为紧密的“知行融合”是2010年度新闻专业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
近几年房地产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郭磊通过阅读cnki上近五年来以“房地产报道”为关键词的文本，认为“研究者们主要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报纸的内容进行分析，研究视域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报道的内容分类、房地产报道中的民生问题、房地产报道内容的客观性和媒体立场的讨论三方面研究上。”⒀
还有学者将视角延伸到现如今高校的新闻学教学中，进一步分析新闻专业主义现实存在的可能性和在我国发展的张力，探讨新闻专业主义的教学实践问题，以期在新闻教学中，让学生正确地理解和养成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⒁。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使得媒体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在网络时代新的媒体格局下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杨艺蓓在《探析网络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一文中力图从媒介观、新闻观、记者观、受众观四个维度来考察网络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探究其在新时期继续发展的实践操作性⒂。
结语
从总体看，相对于新媒体、媒介融合等舆论热点的研究，2010年新闻专业主义方面的研究相对冷静和客观，研究的着眼点仍保持较高热情，同时更注意结合实际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新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固然需要紧贴实践，解决问题，但若无观照问题的学理性“眼光”，就会被实践和问题牵着跑，沦为就事论事应对问题的奴隶。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也到了需要挤去泡沫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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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田新玲、张晓多，《从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看六十年来突发事件报道》[j].《前沿观察》，2010（2）：29-31
④刘思文，《近三十年国内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综述(1979—2009)》[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6月，第11卷第3期，p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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⑾杨岑，《从“捐款门”事件看媒体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j].《电视时空》，2010（3）：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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⒁赵建基，《新闻专业主义内涵及教学实践的探究》[j].《新西部》，2010（2）：209-210
新闻伦理论文篇7
从登月计划到人类基因组研究，从磁浮列车到纳米机器人，涉及科技成果的新闻报道，日益为世人所关注。在中国，关于新科学理论、新技术的报道也常见于报端，是众多读者乐于阅读的新闻题材。
可是当我们看到激动人心的科技成果新闻的同时，也会看到一些没经过证实的，甚至是虚假的、招摇撞骗的报道。从造假、抄袭到伦理纠纷，科技新闻报道中出现的问题不容忽视。
从科技报道看，媒体担当的是科普工作者的角色；在科学家和普通人之间，媒体发挥的是桥梁作用。如果科技成果报道生动、准确，就会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并给决策部门提供正确的信息；倘若报道失实、偏激，或方式不当，授人以柄，就会给读者带来疑惑，给正常的科学研究造成麻烦，甚至导致国家名誉受损，影响社会稳定。
所谓科技成果，“是指为解决一种科学技术问题，经研究、试验、试制或调查、考察、综合分析而得出的、并通过技术鉴定和评审具有一定新颖性、先进性和实用价值的结果或重大项目的阶段性成果。”①在我国，科技成果产生的方式主要有四种形式，即：政府管理部门评奖或是宣布、在专业期刊上刊登科技论文、作为专利而公布，以及企业内部产生的科研成果。
那么如何报道科技成果呢？这先要明确科技新闻的定义，这个定义者尚未统一，主要有：“科技新闻，是反映和报道科学和技术的新闻。”②
“科技新闻，是对科学技术和自然现象及其与人类相互关系中新鲜事实的报道。”③
“科技新闻，是关于科学技术领域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④
笔者认为，综合科技新闻和科技成果的概念，科技成果新闻可以被定义为：以新闻形式传播为解决一种科学技术问题，经研究、调研等方法得出的，并通过权威技术鉴定的结果。
如今，科技新闻已成为国内综合性媒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科技成果报道是其中更具有鲜明时效性的报道题材。但是根据笔者日常观察，与综合类媒体的其他部门相比，科技新闻的人员配置和占有版面仍然处于劣势。除了科技类专业报和特别重视科技的报纸，一般综合类报纸通常只配有1到2名负责科技条线的记者，而且多数报纸将科技新闻归并于教科文卫新闻，其中发稿量最大的往往是卫生和教育的内容，真正属于科技成果的内容并不多。
除了数量不足，科技成果报道也存在许多令人不安的问题。
1981年9月20日，我国首次用一枚运载火箭发射了三颗人造卫星，新华社的报道过于简单，但国际间反应却是爆炸性的，因为这极可能标志着大陆已掌握“多弹头分导”的高科技。一些国家还提出派宇航代表团来中国进行技术交流，我国官员当然是守口如瓶。可就在卫星发射后第三天，北京一家报纸登出《我国第九颗人造卫星》的报道，并附有三颗卫星的图样，在车间实施组装的照片。这篇报道详实地说明了这三颗太空飞行物的运行轨道、无线电遥测频率等等，使得国外对我们的技术情况一目了然⑤。国外情报部门称，“花大力气收集不到的情报，只花九分钱的买报纸钱就搞到手了。”⑥
这个事例说明了我国在科学技术保密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多疏漏，在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向媒体公开前，缺少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对所公开的内容进行审核。
又如2005年10月17日，我国“神舟”六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安全着陆，国内几乎所有媒体都围绕“神六”做足了文章，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它们不但披露了“神六”飞天的详细计划、工作流程、仪器构造，而且还充分挖掘了两位宇航员的家庭情况、兴趣爱好，甚至个人隐私。这些报道中是否有泄密的内容尚不清楚，但是“神六”拥有一大批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和专利，在媒体肆无忌惮的报道下，这些专利的命运着实让人担忧。
除了泄密，科技成果新闻倘若报道不当还会纵容学术造假，引起伦理纷争以及夸大成果造成误导政府决策者的严重后果。有关教训也是有案可查的。
二、科技成果报道必须有科学严谨的规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成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世界上的地位也越发重要。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真正的科技新闻行业规范，或是科技新闻成果报道规范可以借鉴。在自律方面,我国依旧依托1997年修改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在他律方面，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颁布了几十种与科技相关的法律、规定，例如《宪法》，《环境保护法》、《著作权法》，《食品卫生法》，《能源法》，这些法规中有些许条款涉及科技报道的规范。但是，从实践层面来看，这些零散的法规很难有效地管理科技新闻成果报道，科技记者在工作中，也很难用它们去审核每一篇科技成果报道文章的可靠性。
西方的科技新闻已经发展到相当的水平，但由于科技问题的复杂性和行业规范的模糊性，许多科技新闻报道也无法真实反映实际情况。
200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之一、现已年逾八旬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鲁伊•格劳勃（RoyGlauber）在接受笔者电子邮件采访时，这样评价西方的科技新闻现状：“西方的科技新闻报道现状不容乐观，比很多不了解的人想象的要乱得多。虚假和容易引起误解的科技报道经常见诸报端，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的规范，因为规范往往随着情况不同而不断改变。我们的科技记者发表的文章里经常没有独立的第三方的评价，所以他们的文章也往往会出现错误。”
在西方最有争议的科技成果新闻报道，恐怕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关于冷聚变发现的系列报道。
1989年3月21日，英籍捷克斯洛伐克裔的电化学家马丁•弗莱希曼（Mart inFleischmann）和弗莱希曼的研究生庞斯（StanleyPon s）在美国犹他大学召开了新闻会，公布他们在室温条件下，用简单的重水电解装置，在钯电极上实现了持续的核聚变。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种“冷聚变”。
弗莱希曼和庞斯的这一发现，冲破了核聚变只能在上亿度的高温下进行的传统观念，使低成本的核聚变有了希望，引起强烈反响。新闻媒体把他们的发现称为“试管中的太阳”，甚至认为他们将是“有把握的诺贝尔奖得主”。
然而，就在冷聚变被世界各地科学家们炒得火爆的同时，反对者们的意见也一直在持续着，而且很多科学家在相同的条件下未能够重复冷聚变的实验。迫于压力，庞斯和弗莱希曼最终撤回了他们投向英国《自然》杂志的关于冷聚变的文章，因为他们不能给出审阅者所要求的用普通水实验的对比数据。
这场有关冷聚变是与非的论战一直延续到18年后的今天，这是一则典型的科技成果新闻报道，但是根据可以了解到的情况，许多对于庞斯和弗莱希曼新闻会的报道并没有取得第三方的权威意见，更重要的是，举行新闻会的时候，庞斯和弗莱希曼的发现没有在任何科技杂志上发表。
从冷聚变的事例中，我们也许能看到科技新闻超大的威力，这种威力甚至可以引起社会的动荡。然而，媒体的力量在维护社会正义上也有着巨大的作用。在2006年的韩国科学家黄禹锡系列学术造假事件中，正是韩国科技新闻记者的追踪报道，揭开了这个令世界哗然的真相，同时媒体也用事实证明了国际权威杂志也非处处权威。
在2007年4月17日于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世界科技记者大会上，一些西方专家就呼吁建立更为规范的科技新闻报道行业道德准则。但是，与会人员也承认规范的实施比制定会更加艰难⑦。
墨尔本大学著名科技传播专家鲍勃•威廉姆森(Bob Wi lliamson)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科技新闻报道行业规范将帮助科学家和科技记者更好地推进科技报道的质量，因为无论是科学家还是科技记者，都会犯炒作科技成果的错误。
澳大利亚科技传播副主席劳伯•莫里森（RobMor鄄rison）在他的演讲中指出，2006年全年在www.省略网站上的世界主要科技成果的新闻稿中的50%都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称为“重大成果”。此网站是西方社会影响力较大的、具有美国能源部和美国健康研究中心支持的科技新闻成果网站。他说，过度地使用“重大突破”等轰动性词汇来形容科技成果的重要性有炒作之嫌。但他也承认，正因为这些词汇的滥用，标有“重大突破”的科技成果已经无法获得媒体编辑的注意力。
三、对规范我国科技成果报道的若干建议
鉴于中外科技新闻的专家对于科技新闻行业规范制定的多数观点，综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拟提出以下科技成果新闻报道行业规范建议以供参考：
1．科技成果新闻报道必须有第三方权威机构的评价
这条规范在西方一些科技新闻行业规范中有所提及，在西方许多媒体内部对科技新闻的记者也有此要求，例如美国的《纽约时报》和英国的《卫报》，目的是为了新闻报道的客观性，确保公众的知情权，以及对于科技研究成果的监督。
在我国，虽然无法全面统计，但是根据笔者的调查发现，大多数中文媒体都没有严格要求记者做到稿件中必须有第三方权威对科研成果进行评价。
获得第三方权威机构的评价，就是要让独立性的同行来评价科研成果的得失成败，而不是让与某项科研成果有牵连的科学家或是专家来做评价。这一步对于确保科技成果新闻的真实性至关重要。但在国内，由于中间牵涉到很多利益问题，要做起来却不一定容易。
2．制定在某些科技成果前的统一新闻禁闭制度
所谓“新闻禁闭”，是指科技期刊主管部门不允许论文作者在论文尚未在该期刊上发表前，就把论文内容透露给新闻记者做报道。一些国际上主要的科技权威刊物例如美国的《科学》，《美国科学院报》以及英国的《自然》杂志都要求投稿人对媒体保守秘密，这种做法虽然有悖于新闻原则，但可以维护杂志的权威性和商业利益。既然已成为一种规则，科学家和科技记者就应该遵守，以免导致论文被取消，研究成果受到影响。
在西方，一般情况下，科技成果论文即将发表前，主持科技研究的科学家会召集媒体记者公布成果内容，记者也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但是报道却只能在成果论文在期刊或者网站上发表之后才能见报，这是一种不成文的游戏规则。
在国内，很少科技记者会关注这种所谓“新闻禁闭”的游戏规则。为了抢新闻，往往是捡到篮里就是菜，在科研成果论文还没有发表，或者还没有被接受，甚至还没有投稿的时候，就把其作为已经取得的科研成果来报道，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做法。我国现行的新闻管理制度无法管理这种行为，但这种行为的确广泛地存在于科技新闻行当之中。
3．制定国民最基本科技词汇手册
科技新闻区别于其他新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包含大量的术语和专业知识。
为此，美国新闻学者沃尔特•福克斯在科技报道的用语上提出了以下两点建议：
1）用常见词和短语来表达技术概念；2）当用到技术性术语时马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其进行解释。⑧
在中国，国民的科技素养普遍偏低，就算在经济发达的上海，1700多万市民中超过60%的人受教育水平只有在中学阶段，对于他们来说，要理解像核苷酸、物理图谱、核磁共振这样的专用名词，难度可想而知。
所以，在中国的科技新闻媒体行业中，应该考虑制定国民基本科技词汇手册，为科技记者撰写科技稿件时提供帮助。手册中的词汇来源可主要从小学到大学的课本中获得，按照我国各地区的受教育情况，评定各种科学术语的社会知晓度。
4．关于科技成果中涉及机密的不予公开的报道制度
每个国家都有法律规定保护自己国家的科学技术和专利。在中国，《科学技术保密条例》中对于媒体的要求非常清楚，但是除了条例的约束，还牵涉到一个执行上的问题。在现实工作中，一些科技记者或是科技人员往往并非故意要将科技秘密泄露出去，而是由于无知而为之。为了确保对于国家机密的保护，有必要细化防治新闻媒体泄密的监管制度。
5．对科技成果重要性评价词汇须明确定义和界定
上海黄浦江上的卢浦大桥的跨度是世界第一；我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成功构建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宝钢的钢材冶炼水平具有世界水平……在中国的报纸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诸如此类的科技成果报道。报道中，科技成果被冠以世界第一、世界首创、国内第一和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等高调的形容词。在西方新闻界，对于这类词汇的使用是十分慎重的，如果要用的话，作者一般情况下都要给出对于科技成果评定的单位、来源和依据。有一些更为严格的媒体，还要求记者列举出“紧跟”在世界第一之后的第二和第三。相比之下，国内的报纸对于科技成果报道几乎没有这种意识，更没有规范。为了确保科技成果报道的真实性和严肃性，有必要对这些评价性的词汇做明确界定。
6．关于伦理问题
自从1997年英国科学家创造出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羊“多利”，关于要不要克隆人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倘若我们放眼整个科技领域，特别是生命科学领域，伦理学问题无时无刻不是人们议论的焦点。可是，在国内科技新闻领域似乎还没有行之有效的规范，从伦理上检验一项科研成果的成败。
按照生命伦理学的观点，科学技术要从长远利益出发，造福整个人类，必须遵循“行善、不伤害、自主和公正”这四项国际公认的伦理原则。然而，在科技新闻界，如何用生命伦理的规范来检测媒体报道，尚未成为行业规范中的一部分。
根据英文上海日报2005年11月19日的一则报道，中国正在准备到2010年前制定出一整套涉及生物伦理的研究规范，其规范标的包括干细胞克隆，药物临床试验，转基因食品等。
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陈竺先生在文中说：“我们绝对不能对那些违背伦理、违背人类尊严和权利的行为置若罔闻。”
可是，光靠政府的承诺和宏观的生命伦理规范是远远不够的，媒体同样需要行业规则来检验伦理问题。媒体从业者一般不具备全面的伦理知识来判断每一项所报道的科技成果是否存在伦理问题，但他们能够通过深入的采访来证实它。这样的过程也有利于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和对科研成果的善意监督。
当今世界，科技的重要性正在呈几何级上升，并影响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轨迹。在寻求制定行业规范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借鉴现有的科技研究规范和新闻规范，并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实质上是科技成果新闻报道行业规范制定的要务之所在。
规范的制定，一方面能大大提升媒体中科技报道的可信度和专业度，一方面还能利用媒体对科技研究工作进行有益的监督，维护公众的利益，并将有利于科技事业的持久发展。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读硕士生、上海日报记者）
注释：
①胡钰：《科技新闻传播导论》第2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②肖鹏林、于华夫：《科技报采编工作》，人民日报出版社
③辜晓进：《现代科技新闻概论》第10页，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
④贾宝良：《科技与科技新闻》第9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⑤陈祖甲：《科技新闻论集》第28页，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
⑥刘秋惠：《科技新闻必须遵守法律法规》，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第四次学术年会论文，1997.10
⑦HepengJia:《Sciencejournalists 'needcodeof'》2007年4月19日刊登在www.省略
新闻伦理论文篇8
关键词：传媒低俗化；危害表现；综合治理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2-0153-02
中国的传媒业30多年来发展迅猛，报纸种类从不到200种增加到超过1000种，期刊数量由几百种增加到超过7000种，电视台则由700家增加到3000家左右。网络迅速兴起，我国网民数量很快将超过3.4亿。如此众多的传媒数量，以及十余亿的传媒受众，使得传媒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与日俱增。
一、传媒低俗化的界定及其表现
传媒低俗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众传播市场化、娱乐化蓬勃兴起的变异现象，主要是指大众传媒在传播活动中放弃自身伦理责任、片面迎合受众低级情趣和需要，如炒作明星绯闻、迎合猎奇心理、专重感官刺激、渲染色情暴力等不良倾向。近一段时间，低俗之风在一些报刊、图书、电视、网络中呈抬头之势，媒体在追求“眼球效应”和经济利益的同时，忘记了自己所承载的社会责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实，娱乐覆盖了文化，低俗代替了端庄”，一股弥漫在新闻报道中的低俗之风，已与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不良广告一道，被公众列为中国传媒业的“四大公害”，并受到各界的强烈抨击。
有学者把当前中国传媒业的低俗之风归纳为六个方面：一是一些社会新闻和娱乐报道细致描写淫秽情节；二是一些事故报道过于直接，场面过分血腥；三是一些媒体热衷于明星的隐私生活和其他花边新闻；四是炒作；五是虚假；六是媚俗。据中央政策研究室文化研究局有关专家分析，这一“公害”主要表现在：
――少数媒体采用非常手段，甚至通过偷窥的方式，把注意力集中在明星的绯闻、丑闻、诉讼和琐事上。
――少数“时尚”报道热衷于对豪宅、盛宴、名车和其他奢侈品的炒作，或者将性虐待等低俗的文化元素当作时尚标签加以追捧。
――少数媒体以“性”为卖点打“擦边球”，以追求“眼球效应”。
――少数媒体漠视苦难，轻薄死者，缺少人文关怀。比如，无论是中国工人在阿富汗遇袭，还是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都有电视节目号召观众通过短信竞猜。
――少数媒体渲染暴力色彩，过度追求猎奇。比如，对抢劫、凶杀、强奸等报道津津乐道，细节描写、大标题、大图片，以求最大限度地刺激读者感官。
二、传媒低俗化治理研究的现状
对传媒低俗化的研究，国外主要集中于媒体伦理责任的理论分析和评价框架的构建，新闻职业道德规则的制定、完善及其国际化，以及关于如何对受众进行媒介教育（media education）、提升公民媒介素养的理论探讨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形成了一些代表性的理论流派。我国台湾、香港地区也有不少传播学、新闻学专家较早关注这一问题，在翻译、介绍西方相关理论著作的同时，也初步进行了对策研究，形成了包括一部分专著和重要论文在内的理论成果。
尽管我国传媒低俗化问题与国外及港台地区有一定的类似之处，但由于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我们并不能直接照抄照搬其理论成果和相关对策建议。目前，国内对此课题的研究还存在如下缺点与不足：一是对传媒低俗化没有进行学理上的科学界定，分析仅仅停留在现象层面；二是对中国传媒低俗化现象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缺乏探讨，尤其是缺乏和国外以及港台地区传媒低俗化现象的比较分析；三是提出的治理措施不够系统，也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尤其是缺乏适合中国国情的系统的治理对策；四是对西方新闻传播学前沿理论缺乏跟踪研究，尤其对其传媒伦理和媒介教育理论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
三、治理对策的研究视点
当前，愈演愈烈的传媒低俗化倾向不仅制约了我国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更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深入研究传媒低俗化这一社会现象的本质，并提出行之有效的治理对策，切实遏制这一不良倾向的蔓延，有助于人们科学认识其本质、产生原因和社会危害，有助于传媒从业人员与受众迅速划清低俗化与“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之间的界限，有助于建立健全系统有效地媒体监管体制、机制，对于我国大众传媒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推进，对于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目标的最终实现，无疑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