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有格物致知精神大全11篇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篇（1）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将竺可桢先生、王阳明先生都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加以观测，按照当下的理论考量，都可以把两位称作“科学家”。竺可桢，字藕舫，1890年3月7日出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今属上虞），是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因此，称竺可桢为科学家，毫无疑问。王阳明，即王守仁，字伯安，明朝宪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生于浙江余姚，祖籍浙江绍兴，晚年在绍兴讲学，曾筑阳明洞，后世学者称阳明先生，是明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阳明心学的创始人。何以称王阳明为科学家？这就需要结合“科学”的定义。什么是科学？竺可桢先生认为：“科学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别，又有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之别，有狭义的科学和广义的科学之分。从广义言之，一切分门别类的事物统可名之曰科学，但从狭义言之，所谓科学实只限于自然科学，或是所谓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①纵观中国古代科学史，《礼记?大学》中“格物致知”是指通过对事物的考察、检验或穷究，获取正确认识，主要侧重于物理。有学者认为：“‘格物致知’在先秦提出，经历汉唐的训释，宋明的诠释，明清的演化，清末民初的嬗变，到了近代，与西方science的译词‘科学’并存，而后被科学完全取代。”②阳明心学体系形成就脱胎于王阳明对《大学》“格物致知”思想的领悟，王阳明提出了不同于朱熹的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后世学者习惯将王阳明归入哲学一派加以研究，在此我们不妨将宋明理学作为科学的萌芽，用科学的眼光对两位先生作一番研究。
一、阳明格竹，科学精神的萌芽
竺可桢先生对王阳明这位“乡贤”的科学精神十分推崇，什么是科学精神？竺可桢先生指出：“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③据黄宗羲记载，王阳明“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辞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④。根据史料记载，王阳明是一个志存高远的人，少年时一次与塾师先生讨论何为天下最要紧之事，他就认为“科举并非第一等要紧事”，天下最要紧的是读书做一个圣贤之人。在追求成为圣贤的道路上，王阳明“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继而“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忽悟“格物致知”之旨，此王学三变，就是王阳明在对成圣之道的不断拷问下完成的科学思考和探索。
凡是知晓王阳明的人，都知道王阳明有一段”格竹“的公案。据《传习录》中《黄以方录》记载：
先生曰：“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方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Q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这里意思，却要说与诸公知道。”⑤
可见“阳明格竹”不仅确有其事，而且是对当时官方权威理论的一次科学实践。“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据查，对“格物”的最早记载，源于《礼记?大学》：“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当时，对“致知在格物”这句的理解并不难，因此《大学》中并没有对它作进一步解释的记载。后世，东汉郑玄开始为《大学》作注，至宋代更是蔚然成风。晦翁，是宋代大儒朱熹的号，可见当时的学者，都以朱熹的理学马首是瞻，宋明六百年理学，宋代是创始，到明代完结，当时官方首推朱熹对“格物致知”的注释。《大学》和《论语》、《孟子》、《中庸》一同被宋儒编在一起，合称“四书”。朱熹被后人最为推崇的就是他为《四书》作注。冯友兰先生曾说：“中国皇朝的政府，通过考试制度来保证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参加国家考试的人，写文章都必须根据儒家经典的官版章句和注释。”“元仁宗于1313年命令，以《四书》为国家考试的主课，以朱注为官方解释。”⑥在王阳明生活的时代，朱熹的《四书集注》就是官方教科书，难怪大家说到“格物”，自然就遵从朱熹的注释：“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知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至，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⑦朱熹对“格物”这一段经典的注解，奠定了宋明理学对“格物”而后“致知”学说的权威地位。朱子所格之“物”为“天下之物”，他指明的格物路径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个贯通处”⑧。“天下之物”可以说无所不包，朱子认为：“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格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⑨王阳明早年对朱子的“格物致知”学说深信不疑，因此他热忱地实行朱熹的教导，从“格”、“竹”这个“物”开始，先让友人去格竹，以失败告终，然后亲自去格了七天七夜，也未格出竹子这个“理”来，还病倒了，由此极度失望才放弃了体验。
阳明格竹，虽以失败告终，但王阳明体现的科学精神最为难得。竺可桢先生认为其失败的只是“不懂试验科学的技巧”，缺乏科学方法，否定后他仍坚持肯定王阳明“格竹”的科学精神。“从现在看来，不懂实验科学的技巧，专凭空想是格不出物来的。但是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比，则方法易于传授，而精神则不可易得。阳明先生若于今世，则岂独能格竹子之物而已”⑩。王阳明因此“方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这次“格竹”事件后，到他被朝廷贬谪到贵州地区，艰苦的生活环境，几经生死的考验，使他在龙场一夜顿悟。他由一个虔诚的朱说信徒，变成了一个质疑的学者，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质疑朱子，就是质疑统治者的权威代言人，这就导致王阳明一生屡立奇功，却始终不被朝廷器重，尤其是讨平宸濠之变这次战役，却被朝廷张忠、许泰等谗臣诬为王阳明有意造反，险遭不测。这一点，使得王阳明更加合乎一个科学家应有的态度，他“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他“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他“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严谨整饬，毫不苟且”{11}。
王阳明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开始反思，于是他重新解读《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的真实含义，认为“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义，‘物’作‘事’字义。”{12}他终于明白“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事物物者误矣”，认识到：“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倡导“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13}孔子，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历经千年，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崇。王阳明先生提出不能盲从历代对于孔子的言论记载，他提出“学贵得之于心”，要由内“心”来判断“是”与“非”，也不能附和朱子对孔子言行的注释，要遵从内心的是非判断，实事求是。这便是竺可桢先生认为君子应持有的“求是”精神：“昔之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岂以一时之毁誉而动其心哉。”对于事物的判断，不为社会上的名利、毁誉所动摇，坚持求真理，“即凡事以理智为依归之精神也”{14}。
竺可桢先生一方面肯定王阳明先生“格竹”难能可贵的科学精神，一方面开始探究中国近代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历史原因。他发现重动脑，轻动手，最终导致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缺乏。竺可桢先生清醒地看到，王阳明先生“格竹”失败的原因，是传统士大夫缺乏动手实践经验造成的。“向来我国士大夫阶级不喜用手，所以把指甲养得很长，表示手是只可用来握笔写字，拿筷吃饭，不作别用的。到了两宋，程朱诸子提倡致知格物，实验科学好像有一线的光明了，但他们的格物全是心中推想，纸上空谈，并不用手去试验的”{15}。
那么，什么样的方法才是科学的“格竹”方法呢？竺可桢先生认为：“实际要格竹子的物，就得像广东岭南大学麦克乐先生（McClure）的方法去格。他从民国九年起到民国廿二年已从各处地方移植到岭南植物园里有五百五十株各别的竹子。竹子开花是很难得见的，但在民国廿二年的夏天，岭南植物园里就有二十六种不同的竹子同时开花。普通以为竹子开花后就要死的，但麦克乐先生就证明竹子开花后不一定死，要看那一种竹子而定。当然植物分类学本身是很繁复的一种科学，不过竹子的移植和上述几个简单的观察，在朱晦庵、王阳明时代统可做到的，他们只要肯去动手去移植，用眼去观测就是了。”{16}科学方法不外乎归纳法和演绎法，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是培根（Francis Bacon）倡导的，大家都推他为科学鼻祖。竺可桢先生认识到：“中国古代虽无近世的实验科学，但是南宋理学家的思想，却是很科学的。”他认为“程子的格物致知实在也是归纳法”。竺可桢先生发现宋代朱熹所谓“致知格物”这个“知”，“就是所谓真知。在我国古代学者中间，朱晦庵是很科学的”{17}。“善疑”、“深思”等科学精神中国宋明时期早已倡导，“可是因为对于自然本身没有实验及处理的方法和技术，终致于这种科学的理想，并没有能产生自然科学”{18}。中国缺乏的是近代的实验科学倡导的科学方法。
二、求是校，科学精神的传承
竺可桢先生认为：“无论哪种科学，他的真正目标是在求真理真知真识，所谓真知灼见。”{19}竺可桢先生于1936年4月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掌校期间，他吸收王阳明先生“君子之学，岂有心乎同异，惟其是而已。吾于象山之学，其同者非是苟同，其异者自不掩其为异;吾于晦庵之论，有异者非是求异，其同者自不害其为同也”{20}的“求是”精神，并将此作为浙江大学的校训，传承并发扬光大。竺可桢先生定“求是”校训，并非仅仅因为“浙江大学本在杭州，它的前身最早是求是书院”，而是“深维治学的精义”所在，即治学做人“无心同异，推求其是”，“决不要立门户”{21}，才是立此校训最为根本的原因。
1910年，竺可桢先生考取第二批留美“庚款生”，先入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攻读新兴的气象学，1918年以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作为哈佛大学的毕业生，竺可桢先生将“求是”（Faith of Truth）校训与哈佛大学校训“真理”（Veritas）合而观之，认为两者不约而同{22}。竺可桢先生确实学贯中西，那么，如何做才是“求是”呢？谈到求是的路径问题，就引用中国古代《中庸》的记载：“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认为治学做人能做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深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23}。便可达通往“求是”的大门。同时，他十分赞同王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主张，他在《浙江大学二十二周年纪念会讲演辞》（1949年4月1日）中说过：阳明倡知行合一之说，“只问是非，不问利害”之精神，尤令人钦迟。本校校训“求是”，即以为“实事求是”之典型。{24}同时，竺可桢先生时时处处都不忘告诫后学，学习王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求是精神，追求治学做人的求是作风。竺可桢先生深入地剖析了王阳明先生“知”与“行”的关系，所谓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觉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原来只是一个工夫。”故“未有知而不行。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所以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25}。他主张把“知行打成一片”，反对任何割裂“知”和“行”的观点，认为做学问，就是要理论上求真，实用上求行。这是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充分结合的典范，这就解决了此前“格物致知”所犯的错误。
同时，竺可桢先生深切地知道，“校训为‘求是’，实事求是，自易了然，然而言易行难，一旦利害冲突，甚难实行‘求是精神’。近世科学始祖首推哥白尼、伽利略和勃利诺三氏。除前一人著书外，后二人一秉求是精神，历险如夷，视死如归，以身殉科学。先哲王阳明氏有言：‘我心以为是，虽千万人非之而不改;我心以为非，即孔孟是之而不易！’壮哉求是精神！此固非有血气毅力大勇者不足与言。深冀诸位效之！”{26}竺可桢先生由此得出：“科学工作者在目前此种局势下，不但要在物质上应变，而且要在精神上应变，就是说，科学工作者应抱坚定之立场，追求真理。不论在何种社会环境之下，一切以真理为依归，决不指鹿为马，抹杀真理。”{27}竺老校长为此常常勉励大学毕业生秉承王阳明先生的“求是”精神，出校后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形成并应用自己的思想，以应对社会上将面临的种种问题{28}。
三、科学研究，科学精神的创新
1914年夏天，有感于中国科学的缺乏，以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杨铨（杏佛）为首的几个留美学生在康奈尔大学酝酿成立“科学社”。当时，正在哈佛大学攻读气象学的竺可桢闻讯立即加入，成为该社的早期社员。在中国科学社第十四次年会上，竺可桢先生的主席致辞表明：“本社以提倡增进国人科学知识与发展科学研究能力为宗旨，编辑《科学》杂志之外，复搜集图书。”{29}竺可桢先生除了在中国科学社担任主席外，积极推动“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等学术团体的科学研究工作，曾参与庐山四学术团体联合会议、广西六学术团体年会并致辞，多次重申“科学家的目的是求真理”。{30}
求真理，是竺可桢先生一生的科学追求，哈佛大学的校训[Veritas]，拉丁字Veritas就是真理。竺可桢先生受哈佛大学的教育，“对于教育应该采取自由主义或干涉主义，对于科学注重纯粹抑注重应用，尚有争论的余地”，先生认为“应用不是研究科学的最重要目的，科学的研究，一方面是在求真理，一方面在求如何征服自然”{31}。
他在《美国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感言》上演讲时坚持认为：“我们大家应该一致研究真理，拥护真理，则是无疑义的。”{32}
求真理，不仅要有科学精神，而且要运用科学方法。竺可桢先生对当时社会上“提倡科学救国，以为有物质科学，就有百废俱兴可以救国了”，还有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言论，他都持否定态度。他举过一个精妙的比喻：“因为科学是等于一朵花，这朵[花]从欧美移来种植必先具备相当的条件，譬如温度、土壤等等，都要合于这种花的气质才能够生长。故要以西洋科学移来中国，就要先问中国是否有培养这种移来的科学的空气。培养科学的空气是什么？就是‘科学精神’。”{33}有了科学的精神，如果缺少科学方法，就会犯“阳明格竹”的错误，竺可桢先生深知：“我国古代科学之所以不昌明，一由于学者只在书本上寻知识，或则记诵古典加以注释考证，或则高谈心性，而不知体诸实验，以校正舛谬。”{34}因此，竺可桢先生通过列举西方亚里士多德和培根的演绎法和归纳法，伽利略关于重力的应用试验，哥白尼的《天体的运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等，对演绎法和归纳法的科学实验事迹进行对比分析，提出：“真正之科学方法，是归纳法与演绎法二者兼施并用。所谓演绎法和归纳法并用，乃假定一学说，然后证之以实验。不合则改之去之。”{35}
竺可桢先生一生笔耕不辍，在科学精神的引领下，运用科学方法，为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尤其是中国气象学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先生的研究常常由古及今，中西贯通，如《论新月令》、《说云》、《测天》、《中秋月》等篇。先生的研究时时钻研地方之特有，如《长江流域三十年未有之大雨量及其影响》、《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南京之气候》、《杭州之气候》、《冬寒是否为水灾之预兆》、《华北之干旱及其前因后果》等篇。先生的研究往往言气象却不离人生，如《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关系》、《天气和人生》等篇。无论先生从何处着眼气象学研究，都始终以求真理为旨归。
注释：
①③⑩{11}{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竺可桢，著.竺可桢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499，238，541，541，541，260，260，499，567，499，
453，453，461，461，693，452-453，690，691，483，18，236，144，
370，238，157，161.
②蔡铁权.“格物致知”的传统诠释及其现代意蕴――一种科学与科学教育的解读.全球教育展望，2014（6）.
④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181.
⑤{12}{13}[明]王阳明，著.萧无陂，注译.传习录.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243-244，242，155.
⑥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79.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篇（2）
先分开说，一层一层，然后再概括说，文章分总的逻辑顺序一般为先分写内容，再总的概括。常见的文章结构有四种:1并列式2总分式3对照式4递进式。下面介绍总分式:先总述，再分说。这种关系还可以演变为分总和总分的结构方式，例如《应有格物致知的精神》一文采用的就是总分总结构，先总说格物、致知就是现代学术的基础，即实地的探察，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实验，然后先写儒家对格物、致知意义的曲解和精神的埋没，再阐述科学发展为什么需要格物致知精神，最后从正反两方面论述格物致知精神的重要性。
（来源：文章屋网 http://www.wzu.com）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篇（3）
现象之一：在教学《 圆的周长 》一课时，让学生分别量出圆的直径和周长，再计算出周长和直径的比值，探究出圆的周长与直径的关系。可是结果让我大感意外：大部分学生（或许是课前已经预习了）根本没有去实际测量和计算，敷衍了事地在量出圆的直径后，用直径乘3.14算出周长。结果在汇报交流时的数据都是惊人的一致。
现象之二：在教学完扇型统计图的内容以后，我布置了一道家庭作业，要求学生向家长了解自己家里每月的支出情况，根据相应的数据制作一张家庭上月支出情况的扇型统计图，学生第二天都把作业交来了，但是当我问有多少同学是根据要求向家长询问得来的，他们面面相觑，无人作答。
二、原因分析
1、学校教育长期忽视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
在小学阶段，至于科学的价值意义、科学的目标指向、科学兴趣、科学方法论、科学态度、科学行为模式等构成科学精神的基本要素，甚至许多教师都感到非常迷茫，于是我们的教育走入了这样一个怪圈：学生的科学兴趣得不到早期的开发与培养，科学知识的学习变成了一种应试的手段，奇妙的自然、缤纷的社会、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复杂的生命现象等，由实践的对象转换为“背诵的对象”。学生从此不再好奇、不再怀疑、不再叩问开始，只知道被动地接受那些现象、概念和定理，于是就一点点失落了本来应该给他们带来无穷乐趣的科学精神。
2．应试教育的价值取向制约了学生科学精神的发展。
在小学阶段，科学精神的核心主要包括实事求是的精神、勇于质疑的精神和开拓创新的精神，但当前的教育模式仍将升学作为唯一的价值取向标准，在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只注重灌输知识而忽视对受教育者的非智力因素的激发，忽视学生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培养，片面地强调答案的标准化与书本内容的教条化，在此影响下，学生只知道被动地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而不肯动手实践，错误地认为书本知识就是真理，就是权威，这极大地压制了学生的怀疑和批判精神的发展。
3、小学生的心理认知特点影响了科学精神的形成。
小学生年龄小，知识经验不够丰富，处事往往没有自己的主见，对成人的依赖性较强，他们看问题多停留于感性阶段而忽视理性的分析，我们只有根据小学生的心理特点，从小提倡科学精神，才能使他们养成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习惯，形成敢于探索、敢于质疑的精神，科学对待身边的事物。
三、思考及对策
1、教师从自身做起，为学生树立榜样示范作用。
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尤其是小学生的价值观可塑性强，易受教师的影响，教师自身严谨的科学精神与治学态度会对学生形成潜移默化的作用。反思我们的教学中作图随手而画的有之，演示实验草草了事的有之，甚至题目数据胡编乱造的也有之，这些不严谨的作风对学生科学精神的养成都会起到负面影响。
2、在教学中放手让学生探索、实践，构建探究性学习模式。
在数学教学中应该积极引导学生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原先获取知识的方式由“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探究”，由“接受答案”转变为“发现问题”和“探究问题”。长此以往，学生的问题意识就会逐渐升华为含有理性独立判断的、自觉探究问题的科学精神，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格物致知的境界。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篇（4）
在中国传统教育里，最重要的书是“四书”。“四书”之一的《大学》里这样说：一个人教育的出发点是“格物”和“致知”。就是说，从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用这个名词描写现代学术发展是再适当也没有了。
现代学术的基础就是实地的探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实验。但是传统的中国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和致知。这可能是因为传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寻求新知识，而是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大学》本身就说，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能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田地，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理想――平天下。因为这样，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被埋没了。
大家都知道明朝的大理论家王阳明，他的思想可以代表传统儒家对实验的态度。有一天王阳明要依照《大学》的指示，先从“格物”做起。他决定要“格”院子里的竹子。于是他搬了一条凳子坐在院子里，面对着竹子硬想了七天，结果因为头痛而宣告失败。这位先生明明是把探察外界误认为探讨自己。
王阳明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儒家传统的看法认为天下有不变的真理，而真理是“圣人”从内心领悟的。圣人知道真理以后，就传给一般人。所以经书上的道理是可“推之于四海，传之于万世”的。这种观点，经验告诉我们，是不能适用于现在的世界的。
我是研究科学的人，所以先让我谈谈实验精神在科学上的重要性。
科学进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新的知识只能通过实地实验而得到，不是由自我检讨或哲理的清谈就可求到的。
实验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观察，而是积极的、有计划的探测。比如，我们要知道竹子的性质，就要特别栽种竹树，以研究它生长的过程，要把叶子切下来拿到显微镜下去观察，绝不是袖手旁观就可以得到知识的。
实验的过程不是毫无选择的测量，它需要有小心具体的计划。特别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适当的目标，以作为整个探索过程的向导。至于这目标怎样选定，就要靠实验者的判断力和灵感。一个成功的实验需要的是眼光、勇气和毅力。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基本知识上的突破是不常有的事情。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历史上学术的进展只靠少数的人关键性的发现。
在今天，王阳明的思想还在继续地支配着一些中国读书人的头脑。因为这个文化背景，中国学生大部分偏向于理论而轻视实验，偏向于抽象的思维而不愿动手。中国学生往往念功课成绩很好，考试都将近100分，但是面临着需要主意的研究工作时，就常常不知所措了。
在这方面，我有个人的经验为证。我是受传统教育长大的。到美国大学念物理的时候，起先以为只要很“用功”，什么都遵照老师的指导，就可以一帆风顺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一开始做研究便马上发现不能光靠教师，需要自己做主张、出主意。当时因为事先没有准备，不知吃了多少苦。最使我彷徨恐慌的，是当时的唯一办法――以埋头读书应付一切，对于实际的需要毫无帮助。
我觉得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不但是在研究学术中不可缺少，而且在应付今天的世界环境中也是不可少的。在今天一般的教育里，我们需要培养实验的精神。就是说，不管研究科学，研究人文学，或者在个人行动上，我们都要保留一个怀疑求真的态度，要靠实践来发现事物的真相。
现在世界和社会的环境变化得很快，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我们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为的真理，也不能等待“学术权威”的指示。我们要自己有判断力。
在环境激变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体会到几千年前经书里说的格物致知真正的意义。这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寻求真理的唯一途径是对事物客观的探索；第二，探索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袖手旁观，而是有想象力的有计划的探索。
希望我们这一代对于格物和致知有新的认识和思考，使得实验精神真正地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篇（5）
自辛亥革命以来，儒家思想特别是宋明时期理学因社会的急剧变化而迅速没落，其价值与思想也成为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批判对象。“从‘五四’洋溢浪漫激情的伦理革命到“”充满荒诞与严峻的政治批判，戴震的所谓‘以理杀人’成了知识阶层与社会公众鄙弃宋明理学的口头禅。” 宋明理学作为近千年来封建统治时代的统治思想，其本身是有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糟粕，但其中的一些合理思想和人文精神在当代依然绽放着思想光芒。
一 、宋明理学中所蕴涵的主要哲学思想
宋明理学指宋明（包括元清）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从狭义上理解：理学主要是指在宋代占统治地位的以洛学为主干的道学，至南宋朱熹达顶峰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其主要哲学思想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天理”包含有道理、规律、秩序、准则、规定性等意思，而“灭人欲”主要是指克己省身。因此，“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防范个人欲望的过度膨胀，追寻维护社会、道德的和谐与美好；其次是“格物穷理”的思想。主要指穷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再次是“天人合一”观念。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天人一致。指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二是天人相通。指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其中“天”并非指神灵主宰，而是“自然”的代表。
二、宋明理学中所蕴涵的主要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指人文知识化育而成的内在于主体的精神成果，主要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人文精神包含人性、理性和超越性三个主要元素。宋明理学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在思考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中所产生的哲学智慧，它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走势。因此，发掘其人文精神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1.“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中蕴涵的人文精神。
“人性”主要精神就是尊重人，尤其是尊重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价值，它是尊重人的理性价值追求，而“存天理，灭人欲”恰恰体现了这一思想的命题。
理学家们着重于封建社会伦常秩序的建立，因而提倡节欲以维护封建社会的人伦关系的平衡。“天理”反映的是人的理性追求和理性精神，而“人欲”反映则是人的感性需求。因此“理”就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从某种意义上说“理”就体现了人的人性，而“欲”只是人的非理性部分。鉴于此，理学家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其中，“‘天理’是指社会的普遍道德法则，而‘人欲’并不是泛指一切感望，是指与道德法则相冲突的感望。” 因此，“灭人欲”就是消除这些不合理、没有人性的欲望。至于“饮食男女”的“人之大欲”，理学家并没有加以否定，并称“饮食男女之欲”为性，性就是天理，而天理则是加以肯定。此外，“富贵利达、取之有道”也可看作为“理”。二程说：“以富贵为贤者不欲，却反人情。人无利，直生不得，安得无利？” “富，人之所欲也，苟于义可求，虽屈己可也。” 主要是指人们追求物质利欲是正当的合理要求，但是这种追求不是不择手段、不通人情，而是生财有道、取之有道。
从“男女之欲”和“富贵利达”之欲中可知：理学家并没有对人的欲望加以否定，而是对人的欲望加以区分。理学家的“去欲存理”的道德修养，虽然有其许多不足之处，但他们在否定的同时又肯定了人的正当利欲追求，对于现今社会中存在的不择手段、追求利欲最大化确有其反思功能。只有在合理性、合理义的前提下追求利欲，人们才能保持人的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就是尊重人自身，进而才能达到人文精神中尊重人的要求，再进而实现人性与理性的统一，其所具有的人文精神也就不言而喻了。
2.“格物穷理”思想中蕴涵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的另一个命题就是“理性”，指的是人是有思想、有头脑的，能够思考真理、追求真理，而“格物穷理”思想就体现了这一人文精神要素。从 “格物穷理”、“格物致知”上看：理学家要求人们成为理性的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
首先，理学家认为人是理性的认识主体。理学家们的“理”是通过“格物”得来的，而不是从感性直观中得到的。二程曾说：“格物，须物物格之，还只格一物，而万理皆知？怎生便会该通？若只格一物，便通众理，虽颜子亦不敢如此道。 从中可知，“理”即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上帝赏赐给人们的，而是靠人们“格”所得的。一个“格”字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体现，是人们在认识“理”过程中主体地位的完美表现，也是人理性的认识主体的体现。
其次，理学家们的知行关系也要求人们成为理性的实践主体。不管是二程的知先行后，朱熹的论先后、知为先，还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都要求人们重视“知”的重要性。从某种层面来说，“知”代表的就是人的理性，“行”则表明是人的实践。理学要求在“知”的理性指导下进行实践的“行”，也就是说“行”必须是有理性的。从这一点上看，虽然理学家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实践观，但他们在“格物”的观点中体现出的人是理性的实践主体这一思想是不可否认的。#p#分页标题#e#
从“格物致知”到“知行合一”中我们可以看到宋明理学存在着我们现代社会中的某些人文精神的元素，即人既是理性的认识主体又是理性的实践主体。
3.“天人合一”思想中蕴涵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的另一要素就是“超越性”，就是指人可以超越自身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统一。宋明理学中“天人合一”思想就是这个“超越性”的集中体现。
宋明理学中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到宋代的张载、二程而达到成熟，张载提出“天人合一”、“人但物中一物耳”的思想，二程强调“一天人”、“人与天地一物”思想，这一思想基本上是宋明理学各派思想家的普遍思想，主要包括三个命题：“一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即肯定人是自然的产物；二是认为人与自然遵行同一规律；三是认为人性即天道。” 具体来说，“天人合一”思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倡一种人对自然的自然顺应，主张人和自然之间保持平衡、融洽、和谐一致。“天人合一”思想的合理性和深刻性在于认识到人和自然的伦理关系。当人成为理性的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时，人与自然的关系直接关系到人与人的关系，关系到人类活动的自由度和发展命运。直至今天，当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而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命运时，理学家们所倡导“天人合一”的观点，正体现了人类社会拯救自身命运、对自身终极人文关怀和自身不断发展过程中的超越性。
三、宋明理学蕴涵的人文精神的时代价值
宋明理学中蕴涵的以上人文精神，反映出了宋明时期的中国古代哲学家的不断进取、不断追求的精神，这种追求精神不断给当代提供了启发和启示作用，所蕴涵的人文精神具有跨时代的价值。
1.“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时代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进行，市场经济的观念不断强化并使得一些人把功利、利欲看的高于一切，穷奢极欲、挥霍无度。遏制贪欲、提倡节俭，构建“节约型社会”成了我国当务之急。现在我们重新审视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时，发现其思想对于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有效地反贪、反浪费和构建和谐社会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存天理，灭人欲”主要是只对于那些人之常情、人的正常欲望，这是“理”，均为“存”的；而对于贪欲、无节度的欲望我们应该灭绝的，因此，我们不应该扩大自己的欲望，要时刻遵守法律规则和崇尚道德。此外，“存天理，灭人欲”不仅启示我们要戒“贪”，而且启示人们要反浪费。节约从某种程度来说就是对自身欲求的节制，“灭人欲”就蕴涵了要节制人的各种欲望的要求。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生态失衡、资源枯竭等许多问题都与人的欲望过度膨胀有关，过度的欲望消耗了太多的能源资源，也使我国现有资源浪费了太多。因此，要改变这些状况，达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就必须节制我们的欲望，走环境友好型发展战略。
2.“格物穷理”思想具有指导人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时代价值。
宋明理学中“格物穷理”思想对于开启和发扬现代人们的尊知理性精神和理性实践精神具有重要的理论思想指导作用。从“格物穷理”、“格物致知”的内涵和外延我们可以看出，物之理是人们不断通过“格”所得来的，人的知识是“穷物之理”才产生的，人们对物之理的认识不能靠天，不能靠神，只能靠“格物”。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着盲目迷信、不努力学习、学术腐败不断滋长时，“格物穷理”思想的时代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人们只要不断的“格物”，就不再会被迷信思想所蒙蔽和学术腐败所侵蚀。我们经过“格物”来取得知识后，才会更加尊重知识，从而才会产生尊知的理性精神。
宋明时期的许多哲学家在谈到“格物穷理”、“格物致知”时，都会不可避免的谈到“知行合一”，宋明理学中“格物穷理”的目的是“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的前提是“格物穷理”。“格物穷理”、“知行合一”的时代价值主要体现为人的实践不是盲目的，是有一定的知识作为指导下进行的，人们的实践不能离开“知”。“格物穷理”、“知行合一”思想彰显了人是理性的认识主体和理性的实践主体。它对当今社会那些盲目盲干、不讲科学的人具有良好的启发和批判作用，并科学地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3.“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和谐社会发展理论的时代价值。
“天人合一”思想的基本含义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类各种关系和谐的基础。“天人合一”思想为人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为现代可持续发展观战略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依据和思维模式，同时“天人合一”思想也有助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20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环境、人口、生态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所带来的危机在近年来更是有增无减，人炸、土地沙化、资源枯竭、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等问题使得人类陷入了生存的困境。可持续发展思想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而“天人合一”思想对于现代可持续发展观的建立和发展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如张载“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二程的“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一天人”等都包含着丰富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都追求“天”与“人”之间的和谐、均衡、统一，都追求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这些思想恰恰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吻合。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建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统一的社会，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观认为，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有其自身的秩序；人类是在自然演化中诞生、发展，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和谐的一体，天人相依、相存；人与自然之间应该和谐相处，在二者之间寻求统一。这些思想与“和谐社会”的观点具有相同之处，可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可借鉴的理论依据和思维模式。#p#分页标题#e#
21世纪是人的世纪，是人类全面对自身关怀的人文精神的世纪，为了更好的贯彻实现人的现代化即“以人为本”的精神，我们就应该融合各方面有利的积极因素，对其加以扬弃为我所用。因此，对待宋明理学的态度也应该是把它的思想精华融于现实当中，吸取其合理的精神因素从而形成现代人的思想飞跃。
参考文献：
[1]陈来：宋明理学（第二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引言第1页.
[2]陈来著：《宋明理学》（第二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引言第2页.
[3]程颢，程颐撰：二程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72页
[4]程颐，程颢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第1144-1145页.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篇（6）
西安交通大学建校110年及迁校50年来，学科门类齐全，发展迅速。校园文化底蕴深厚，形成了的勤奋刻苦、真抓实干的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以及重实践，讲实效，饮水思源，追求真理等优良传统。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我校不可避免的要向现代化、综合性、世界性高水平的大学迈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需要我们继续弘扬我校既有的良好的校园文化，同时需要构建更加适应现代化办学理念的新的校园文化，从而推动我校在新的形势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其中之一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校园文化应该是：我校人文精神的培育。
那么何谓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泛指人文科学体现出的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一种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它概括并包容了科学精神、艺术精神和道德精神。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是自觉地坚持和弘扬人的精神主体性，尊重人格和人性，肯定人的价值，提升人的品位，进行对人之为人和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凝聚了几千年来人类已有的一切知识和文化的精髓与主旋律。人文精神的培育与塑造越来越成为高校教育的核心之一。
（一）我校构建人文精神的必要性、紧迫性：
1，社会分工、转型导致学生个体人格、心理急剧变化。现阶段，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导致学生的个体人格分裂、心理急剧变化。学生传统家庭氛围、家长观念的变化，学生家庭贫富差距的影响，高考应试教育的弊端，就业压力的影响，社会重学历、文凭，轻能力的观念，以及西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得我校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心理等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部分学生表现为功利性强、消费走入误区、攀比成风、人际关系冷漠、心理脆弱，承受挫折能力不够，容易悲观失望，消极逃避，甚至不认真对待学业，考试作弊，论文作弊，学术浮躁等，他们迷茫困惑，找不准人生的坐标，不知道哪些才是自己最终追求的正确航向。这就需要我校学生在人生重要的大学阶段，努力养成良好的人格品质和价值追求，而学校在育人方面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2，我校是以传统的理工科为主的院校，这就从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多年来我校不乏科学精神，钻研、探索精神、重实效，讲实际、学以致用的精神。自然科学在我校得到了传承应用繁荣发展，相比之下，社会科学的发展相对薄弱，我校要建设综合性高水平世界知名大学，就必须进一步加强社会科学的发展，重视人文精神的培育。长期以来，我校学生学风扎实，精勤求学，在知识的拥有和获取上是值得肯定的，但作为现代的大学生更需要具备综合素质，具备迅速适应社会的能力和心理准备，具备并时常巩固当代大学生应有的爱国主义、责任感、道义感、意志力、诚实守信、坚忍不拔、乐观热情、积极进取、团结友爱、团队合作等精神风貌。现阶段，构建、培育人文精神还应在吸取我国传统文化关于人文精神的基础上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与“八荣八耻”思想理论结合起来。
3，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其内涵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分别相对于自然界、社会和人自身来说的人的劳动能力、人的社会关系、人的素质和潜能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指人作为主体的自觉、自愿、自主的发展，是为了自身人格完善和促进社会进步而发展，是把人作为目的而发展的。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也阐述了人在获得物质、生理需要的满足及安全、社会归属感的满足后，需要获得人的自我实现的满足。我校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应该进一步强化一切以学生为主体的办学理念，在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努力营造为学生全面发展所需的主、客观环境。事实证明，人文精神的培育是当前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要素之一，这也必将成为我校繁荣发展的必要的和紧迫的任务之一。
（二）构建我校人文精神应遵循的原则：
1，处理好物质满足与价值追求的关系。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来说，物质性需求与满足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基本的物质基础，人的其他的需求和愿望不可能实现。但物质性的需求与满足决不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全部内涵，人的生存与发展还有更高的目标，还有基于物质基础上的价值追求。然而，当前人类在物质满足与价值追求关系的认识和实践上都遭遇着空前的危机，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不健康人生观念和生活方式正在侵蚀着人类社会的机体，致使人们在极度依赖物质、贪恋于感性享受的同时，却在不知不觉中失却了一个人之所以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另一半：至真、至善、至美——精神的追求。这种社会状况也蔓延到了我校，侵蚀着我校学生的思想机体和生活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我校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其成为一个有着丰富生命内涵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物化了的工具，就是当前我校教育迫切而至关重要的实践课题。为此，我校应树立一种超越于经济利润之上的教育理念：既强调包容性，又拒绝知识简单的功利性；既强调大学的清流化、中立化，去除官方意识形态色彩与政府代言人的角色形象；又注重高等教育的综合性，在文理并重的氛围下加强知识的融合，把人培养成一个有用的人才，把人塑造成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使人们对人的价值与生命意义有最深刻的认同。为此，必须坚持高举科学民主与客观的旗帜，积极倡导与推行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把学生当作“人”来培养，而不是当作“工具”、当作“人力”来“生产”。
2，处理好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关系；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都是大学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涵盖了一个完整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全部，人文和科技也是推动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两个轮子。自然科学的价值在于教人求真，在于给人类以做某事情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运用既可以有益于社会也可以有害于社会。科学知识使人们有能力去行善，也可以去作恶，它本身没有附带着使用说明书。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在于教人求善，在于教人直面现实，过上人之为人的和谐幸福生活。自然科学及其技术有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指导就等于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关系就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正是有见于此，中国古代大学和现代西方大学都十分强调人文精神。《大学》开篇所讲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当中就显示着一种强烈的人文意识和人文精神。对一个完整的个人来说，人文素质的养成是一个人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逻辑前提和实践基础。只有养成良好的人文素质，其科学精神才能发挥正面作用。没有良好的以人文素质为基础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就会像一叶无根的浮萍，甚至可能将科学精神引向邪路。在此意义上，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作为直接或间接地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对培养一个健全的人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当然，人文精神的养成也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支持，但针对我校以理工科为主的实际情况，现阶段应该将人文精神的培育提到一定高度给予重视。3，处理好培育人文精神与传授人文知识、技能的关系。为德国教育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哲学家费希特指出，教育首先是培养人，不是首先着眼于实用性，不是首先去传授知识与技术，而是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归纳力、理解力，以便他们在无法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教育是全民族的事，要教育的是整个民族！“德国教育之父”洪堡认为：“科学首先有它的自我目的，至于它的实用性，其重要意义那也仅仅只是第二位的。”）在费希特、洪堡看来，实用性，服务现实，只是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的结果之一或副产品，人文教育不是简单的传授人文知识，而是以知识传授为载体、为形式，以价值观念养成为目的的知识性实践过程。古人云，教师在社会的职责在于传道、授业、解惑三位一体。其中，授业主要是传授知识，而传道则主要教会如何做人，传道是安身立命之本。传道与授业是“体”与“用”的关系。为适应社会对人才的不同需求，增强大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尽快的融入社会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必要的技能性训练是应该的，但千万不能用技能性训练代替人文教育。人文教育不是技能训练：训练是传授参与社会生活的某种技艺，教育则是要给人提供某种精神品质、价值目标。大学绝不仅仅是一个职业的训练场所，适宜的职业只是实现完美人生的一个手段而已，不是做人的目的，不是为人之本。大学教育绝不能只抓住了“手段”却丢弃了“目的”本身。
（三）我校目前构建人文精神的若干可行性途径：
大学的使命不仅在于使学生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达到智力上的丰富与发达，而且在于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达到心灵上的成熟，使他们能够理解生命的价值所在，能够体悟学习的真谛何为，能够找出日常生活的正确指向，能够感受到来自灵魂的每一次颤抖，并真正景仰超越性的人生风范。
首先，全体教师要注重加强人文情怀、责任意识。在日常的教学、工作、生活中通过创设民主的教育环境，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切实地帮助学生怡情养性，将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与人文精神结合起来，以塑造学生健康人格为己任。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篇（7）
【中图分类号】R473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4949（2014）03-0191-01
护理风险管理是指通过对现存或潜在的风险进行分析，针对存在的风险问题，探讨、寻求护理风险的防范措施，尽可能减少护理风险的发生，以减少护理事故和护理纠纷。我院自对精神患者开始实施护理风险管理及护理干预，在减少护理事故和护理纠纷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总结如下。
1风险评估
1.1 精神症状所致的危险因素
精神患者由于没有自知力，受精神症状的支配，可出现暴力、冲动行为，威胁自身及周围环境安全，最严重的是自杀、自伤、伤人、走失等意外事件的发生而引发医患纠纷。据本次统计此类事件占41.8%。
1.2 环境中的危险因素
1.2.1 起居环境
主要是指病室布局是否合理，人流物流是否交叉，地面是否光滑，厕所、走廊是否设有扶手，病房是否设有壁灯等。如住院环境嘈杂，流程不合理，秩序混乱，居住环境拥挤，空气污浊等使患者情绪不稳容易激发患者的冲动行为。地面湿滑易致跌倒摔伤。
1.2.2 危险物品管理
危险物品是指精神患者自杀或伤人、毁物的工具，具有危险性。其来源广泛，包括药品、器械、玻璃器皿、锐器具、绳带、易燃品等，如剪刀、指甲钳、针、火柴、打火机、保护带及各种医疗器械等。据报道，女患者的胸罩和长筒袜等也可当作缢绳使用而更增加了危险物品管理的难度。
1.3 服药过程中的危险因素
临床给药错误发生最多，精神科也不例外。同时，精神患者大多不承认有病，再加上精神症状的影响，藏药、拒服药物等不合作现象比较普遍，轻者被动不合作，重者冲动伤人或打翻治疗盆或损坏治疗车。最严重而危险的是囤积药物一次顿服而达到自杀的目的。还有的患者抢服药物，这些危险因素为精神科所特有。
1.4 实施保护性约束过程中的危险因素
保护性约束是精神科的常用治疗护理措施之一，特别是当患者出现严重的兴奋躁动、自杀自伤等暴力行为时，为保证患者及周围环境安全而最为常用。此措施带有强制性，患者及其家属不易接受或误解，加上患者多不合作，容易导致皮肤擦伤、肢体肿胀、关节脱位、骨折等并发症。使用不当，易引起纠纷。
1.5 药物治疗过程中的危险因素
主要是药物副作用导致，由于个体差异如性别、年龄、遗传、体质等，特别是心血管系统和锥体外系副作用。心血管系统的副作用性低血压较常见，发生率3%-5%，可导致晕厥、摔伤和休克等，可诱发心肌梗死、脑血管意外；锥体外系副作用的危险是噎食、恶性症状群。其他副作用如尿潴留、麻痹性肠梗阻也不鲜见。在患者进食少、体质差、伴躯体疾患时更易发生。
1.6 精神科工作流程中的危险因素
主要体现在保护性约束和性低血压的抢救过程中。如实施保护性约束时，不可单独约束下肢，采取四肢约束时，应先约束上肢，再约束下肢或上、下肢同时进行，以免患者伤人或自解保护带。性低血压抢救时应就地平卧，不能随意变换患者，更不能由卧位突然变换为坐位或立位，以免病情恶化。
1.7 护理人员素质和水平的危险因素
护理人员的素质和水平是保证患者安全的关键环节。精神科护理人员面对的是丧失理智的特殊群体，其受精神症状支配，谩骂、伤及护理人员、冲动毁物等事件时有发生，若护理人员没有良好的素质和水平，处事不冷静，也可导致意外事件发生。
2干预措施
2.1 做好危险因素的评估
做好危险因素的评估是降低风险和提高质量的前提，其程序如下：病史中有无幻觉、妄想，自杀自伤、冲动毁物史，在外游荡史无常规护理， 有进一步评估语言信息，情感信息，行为等危险先兆无常规护理，进一步评估行为方式、强度，预测危险性密切监护+相应措施同时履行好告知义务，把精神症状导致的潜在危险告知患者家属，取得理解与支持，最大限度地降低纠纷的发生。
2.2 加强环境安全管理
精神科病室布局易结构简单、整齐，既安全可靠又不易损坏且危险性低。床位勿过分拥挤，床距至少1 m以上。保持地面清洁干燥，卫生间周边设防滑垫。室内保持整洁安静。经常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新鲜，及时处理兴奋躁动患者，稳定患者情绪，减少冲动因素。走廊、厕所最好设有扶手，为老年及行动不便的患者提供方便。同时，严格危险物品的管理，加强安全宣教和检查。经常对患者及家属进行有关安全常识的宣传和教育，让其认识到安全检查对精神科病房管理的重要性，使他们理解与配合安全管理，防止危险品带入室内。交接班时均要清点实物，一旦缺少及时寻找。
2.3 认真做好服药护理
给药时仔细核对，认清面貌再给药。服药到口，看服下肚，严格检查舌下、面颊部、指缝等处，防止藏药或囤积药物。发药时护士不能离开发药车。以免患者抢服、打翻药盘或损坏服药车。对有冲动、毁物、拒服药物者，最后给药，便于集中精力照顾，防止意外。
2.4 谨慎实施保护性约束
实施保护性约束时，要严格掌握适应证，认真履行保护性约束制度，可用可不用时尽量不用。使用前要履行告知义务并填写知情同意书。使用时注意力量均衡，不可过猛，保护好肢体，以免受伤。严格交接班，将约束原因、执行时间、保护带数目、患者情况记录于护理记录上，并详细观察，是发生纠纷时的有力证据。
2.5 仔细评估可能发生的药物副作用
用药前仔细评估患者的体质、饮食情况如何，是否伴发躯体疾病。用药后，密切观察药物副作用的表现，对年老体弱、伴有躯体疾患、饮食差及用药量大的患者要重点观察、重点照顾，注意患者的饮食、主诉、表情、动作及T、P、R、Bp的变化，以便及早采取干预措施。
2.6 严格遵守操作流程
一般情况下，工作流程是根据制度确定的，操作要有前后顺序，不能随意颠倒，必须遵守操作流程。在抢救和其他应急过程中如果顺序颠倒，就可能造成不良后果。
2.7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技术水平
面对精神患者这个特殊群体，护理人员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技术水平，正确认识精神疾病，同情关心患者。掌握观察患者言语、表情、动作和行为的基本功，给这个特殊群体提供最佳的护理照顾。
3讨论
风险评估是风险管理最初最关键的环节。精神科是护理风险的高危科室，在临床工作中，危险因素随时存在，具有突发性、严重性和难以预测性等特点，如不及时进行全面细致的评估，及早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意外事件及医患纠纷的发生率就会增加。近两年来，我们通过对住院患者的各种危险因素进行逐一评估，并给予有效的干预措施，从而减少了意外事件及医患纠纷的发生，护理质量稳步提高。
总之，对精神患者的各种危险因素进行正确评估，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是降低危险因素，保证护理安全，减少护患纠纷发生的关键环节之一。
参考文献
[1] 唐玉平，沈莉，王爱华，等.加强风险管理的做法与效果[J].护理管理杂志，2006，6（9）：58.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篇（8）
文化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品格，又往往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是团结广大民众、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儒家经典《大学》源于夏、商的原始宗教精神，至周代逐步蜕化、发展、建立成为以人的道德理性为中心的思想体系，集中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而“三纲领”与“八条目”这两个方面又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这是《大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理解《大学》的关键所在。《大学》以“三纲领八条目”为核心，建构了一套关于民众主体应该如何修养好自身品行的完整的道德修养体系，实质上就是凸显了孔子长期倡导的人内在于生命之中的“仁”，“仁”成为人生命本质的性。从作为生命本质的性，孟子又进一步传承了孔子提出的人生命之内的“仁”，阐释为每一个人应该可以把握的“心”。这些观点长期以来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道德观念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所倡导的思想价值、人格理念与现代社会经济、政治相互交融，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素质高低的重要尺度之一，如今这些观点是我国文化建设和重点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提升我国文化实力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
一、《大学》集中体现了一种人格理念，强调了高尚的人生观，强调了真善美的精神追求，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本质。
《大学》中“明明德”倡导人们以自觉地显发自己的明德为本，不被心理或生理的冲动或欲望所遮蔽牵引。人人天生即有光明澄澈的心灵，都可自作主宰；又因个人在气质上有所差异而有殊别，所以，立人之道，并非去宰制他人、为他人安排一切，而是以身作则、树立榜样。文章指出，礼乐教化，可以启迪他人自觉，使他人自作主宰，去除物欲，不断提升民众主体的德行，显发天赋的光明的心灵，这就是“亲民”。从“明明德”到亲民，了无间断，使心灵所具的天理，普遍地、具体地呈现于人伦日用之间，令万事万物无一不恰如其理，而皆臻至于极，这就是“止于至善”。由道德来教化人心，以正风俗民情，使民众“有耻且格”地安分守己正是《大学》弘扬儒家博施济众的思想成就，亦是在事功上的崇高人格理念的集中体现，成为人们立身、处事的准则，与今天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根本目标相吻合。它尤其强调了在我们这个思想大活跃、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应该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理想信念、精神支柱和道德规范去引领社会风尚，从而形成凝聚全民的民族文化理念。《大学》中提出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及“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等用了物事对举的阐释方法，其中“物”是指心、身、家、国、天下而言；“格物”即是感通于心、身、家、国、天下，对心、身、家、国、天下发生作用，亦即发生修、齐、治、平之“事”的效果。所以，“格物”内可明体、外使人与物及事上的感应，能通内外，冀望人与人的互相影响的互动过程通向“至善”的境界。正是《大学》中这些被升华了的文化精神不断打造着中华民族文明的纽带，构成了民族文化的主流精神。在当代文化背景下，《大学》依然以它的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文言形式来传扬文化精神，不仅有助于我们对新思想新视点的思考，而且可以帮助我们透视世界各类跨文化现象，并促进世界优秀文化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融会发展。
二、《大学》中简明清晰地论述了构成个人修身自我完善的各个向善要素的基本关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协调。
《大学》中明确地论述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大学》以“明明德于天下”为“至善”，把最高的价值追求落实在天下每个人的“明德”之中，使其内在化、精神化；文中还强调“正心”，以“正心”为修身的主要手段，而“正心”又包括“诚意”与“致知”两个方面，“诚意”由内而外，“诚于中，形于外”，表现为内在自觉活动；而“致知”，主要是针对“礼”的“知”，它由外而内，以外在的“知”（礼）使心得到充实、安顿。总之，文章反复论述与提升修身的意义在于自我完善与道德自律，并且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所在，是齐家治国的根本途径，对中华民族的品格、个性、精神、理想、信念、价值观等文化精神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塑造作用，经历了数千年的传承、发展、完善后客观上已成为中国民族精神的核心和基石。因为《大学》中倡导的人生观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实践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中国民众的价值取向、心理趋向和文化定势，中国文化精神的许多内容意义都是在《大学》价值观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
三、《大学》倡导了一种振兴民族与国家的责任感、义务感、奉献精神，也成为儒家精神的核心之一。
几千年来《大学》一直从某个角度塑造并影响着中国民众的心理与行为方式，积淀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底蕴。中国有一条古训，即“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正是对《大学》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升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忍辱负重，继往开来，正是《大学》文化精神最为生动和传神的写照。它使得中华民族在思想、信念及行为方式等诸多方面区别于其他民族，强化了民族主体的自主性与能动性，并且代代繁衍，生生不息。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为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发展前仆后继、奉献一切、无怨无悔就是最真实的证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大学》还有助于强化民族精神文化，强化民族忧患意识，中国现代的文化精英更需要在《大学》文化精神的激励下，为实现宏伟理想、为发展繁荣中国而努力。纵观中国历史，《大学》已经成为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德治资源之一，在今天人们借鉴世界进步文化，融会新知识、新思想、新理论并努力创造和传播新知识、新理论、新思想，不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大学》发挥着不容忽略的重要作用。
经典论著《大学》内容严谨、体例完整，最能体现儒家的精神价值，尤其是“三纲领”中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已经成为整个道德修养体系的终极目标。尽管全文不长，仅有短短两千余字，然而它却富有永久生命力，在历史上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也正源于此，《大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自宋代列入“四书”以后，其影响力更为巨大。最近出土的郭店竹简中许多观念范畴都与《大学》相近，为今天重新理解、探讨《大学》内容及思想地位提供了重要材料。如今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中国文化精神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更需要的是充分重视其在现代文化背景下选择、融合、批判的过程中对精髓予以积极的弘扬。《大学》思想的深刻精辟，不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而且在我国当代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创新上应当具有重要的功能、地位和作用。
参考文献：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篇（9）
古代文化经典之一的《大学》,被认为是一部重要的高等教育理论著述。当时的大学虽然不完全等于今天的大学，但其围绕“化民成俗”“修己治人”的目标所制定的教育纲领、教育方法和程序，对今天的大学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以修身为起点,宁静致远
大学是成功之学,奋斗之学。它为人生确立了奋斗目标，同时画出了成功路线。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是，它把修身作为了这条路线的起点。古往今来，面对闪闪发光的功业始终存在两种作为。一种是急功近利。在目标面前，耐不住寂寞，不是致力于修身，而是热衷于“法术”“方略”，甚至不择手段，如纵横之术等。另一种是大学所主张的作为:扎扎实实从自身修养做起。大学认为。“事有本末，物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强调自身修身是实现目标的“始”和“本”，“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一种战略眼光，一种一步一个脚印的务实精神。大学所主张的这种精神，体现了儒家先立德，再立功、先成圣，后成王的精神，同时与道家的有关主张暗合。老子说：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是主张一步个脚印奔身理想的彼岸。
修身是一个艰苦细致、循序渐进的过程。大学引用诗经的话来描述这个过程，那就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先形成一个框架、一个胚胎，然后再精雕细刻，最后玉汝于成。操之过急，试图一朝一夕，就完事大吉是不可能的，而必须经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日积月累。
大学所指出的这条由近及远、以本求末的奔向目标、理想的路线图和日积月累的务实精神，非常值得今天高校思想品德教育工作的借鉴。毋庸讳言,由于场经济的负面效应,目前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存在着轻修身,重捷径的倾向,以为只要具备某一方面的知识,某种技能,就可以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用不着搞什么如切如磋切如，如琢如磨之类的烦人的修身。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如能经常向他们展示大学所提出的成功路线图，所强调的务实精神，同时在确定教育内容、教育步骤时切实加以贯彻，这对激发青年们的修身热情，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是十分有益的。
二、以求真为起点的起点，爱党爱国
《大学》所强调的教育，主要是思想品德修养。视之为实现人生目标的重要基础和起点。然而从它所描画出的成功路线图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出，修身虽然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而它本身又另有起点，这一起点的起点就是格物、致知。
什么叫格物、致知？朱熹解释说：“格物者，言欲尽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朱熹大学章句》）
朱熹的讲法得到了古今的广泛认同。“格物、致知”是一种认识过程，一种对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社会、自身的认识过程。就思想品德修养来说，“格”来的最重要的认识，是为什么要进行修养？
这就揭示出一个深刻的道理：任何人的思想道德修养，都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自身的必然要求。一个人要适应社会、适应自然，做到人际关系和谐，使事业获得成功，就必须加强思想品德修养。
古西腊伟大的哲学家曾提出“道德即知识”这样的命题。大学关于修身的起点是格物的论断，与这一命题是暗合的、遥相呼应的。
明白道德修养的认识起点，对开展思想品德教育有重要意义。他告诫我们，在开展思想品德教育时，不要过分渲染修身是国家的要求、党的要求，是外在的要求，而要强调是大学生的内在需求。变“要我修”为“我要修”。
社会主义大学，学生修身的内容包括热爱党，热爱国家。我们可以按大学的逻辑，告诉学生，爱党爱国，也是格物致知的结果，而不是出自什么狭隘的党派利益。爱党，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值得爱，爱国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值得爱。
思想品德教育中有政治，更要有知识，才样才不致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才能润物细无声。
三、以诚意为原则，实现知行统一
苏格拉底的”知识即道德”之说,并不全面。因为光有道德理性，没有道德情感，即对一种道德的挚爱、笃诚，道德与行动还是可能脱节，出现口头上承认，实际上背离的情况。《大学》的提法是全面的。它用“诚其意”来保证道德认识的贯彻落实。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作为支撑道德大厦建设的四根不可或缺的梁柱。古代另一部重要文化典籍、属于大学娣妹篇的〈中庸〉指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诚”是人道之一。大学提出的“诚其意”，是道德认识转化为社会实践的重要保证。任何一种道德，都是面对集体和社会建立的。对于个别社会成员来说，既有益处又有约束，既有赋予，又有索取。作为每一位社员成员，如果不能“诚其意”就可能只愿意享受道德，而不愿维护道德。或者表里不一，认识与行动脱节。大学的这一缜密的思想，对今天大学的思想品德教育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应该教育学生，时时处处“诚其意”，“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对一种美德不但奉如神明，同是以身相许，终生践行。而不能说一样，做又是一样，人前一样，背后又是一样。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党和人民寄予厚望。同志曾号召大学生要“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党和人民所需要的、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诚其意，是实现上述四个结合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篇（10）
癫痫作为一种常见疾病， 是由于大脑异常或持续性过度放电所产生的一种病理性表现， 长期发展会产生癫痫所导致的精神障碍， 临床通常指患者精神障碍与癫痫同时存在， 该类精神障碍疾病与癫痫存在着特殊的病理联系， 其好发群体多为青壮年， 性格内向、孤僻等是癫痫患者的日常表现， 当癫痫急性发作带来的精神障碍发病时， 患者表现暴动不安、妄想等， 容易产生患者的自身躯体实质性损伤， 对患者的生活、工作学习等带来巨大的麻烦[1]。该次研究通过对本院26例癫痫精神障碍患者进行临床护理分析， 改善护理质量， 以便为日后临床护理提供理论依据及资料， 提高护理质量。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2～2014年因癫痫所致精神障碍收治入院的患者26例作为研究对象， 其中男14例、女12例， 年龄18～74岁， 平均年龄（39.3±10.2）岁， 所有患者在入院前均接受相关院内检查， 检查结果经临床确诊为癫痫所引起的精神障碍性疾病。患者因急性发作入院16例， 因小发作入院10例。
1. 2 方法
1. 2. 1 对所有患者实施常规临床护理， 同时加强优质护理， 其中包括精神护理、舒适护理、饮食护理、康复护理等全方位的护理模式， 观察患者病情及病程的变化， 做好临床护理记录， 要求责任护士认真总结护理体会。
1. 2. 2 护理分析及护理措施 ①基础护理：癫痫患者由于疾病的特殊性， 护理人员应对患者做好临床基础护理， 遵医嘱实施相对应的临床措施， 按时按量进行药物治疗， 做好临床护理记录等。②预防癫痫发作：护理人员要熟悉癫痫发作的诱因， 常见诱因有：过度疲劳、长期持续压力、精神及强声音等刺激性事物、睡眠欠佳和患者突然停用抗癫痫药物等均易引发不同程度的癫痫发作， 所以对于癫痫患者的护理， 首先应询问家属患者的基本情况， 同时对患者病情有一定了解， 熟知相关诱因， 在护理工作中要避免诱因， 及时预防和治疗癫痫及其引发的精神障碍疾病的发作[2]。③安全及生活护理：癫痫患者对于病室选择更应该注意， 尽量与其他患者分开， 避免产生争吵及受到刺激导致疾病发作；癫痫患者的病床应加强防护措施， 如床栏、束缚带、压舌板等， 临床上应加强护理工作， 积极进行病室巡查， 及时观察患者的病情状况， 如遇癫痫发作应及时治疗并通知主治医生， 使用压舌板防止患者咬伤舌头， 同时让患者侧卧， 松开衣物束缚， 适当对患者四肢进行控制， 还应注意防止患者抽搐及呕吐导致的窒息或误吸等， 意识清醒前应安排专人进行照料， 指导患者完全清醒。④心理精神护理：癫痫患者较其他类型患者更易产生负性情绪， 癫痫为慢性疾病， 长期的疾病痛苦让患者大多为冷漠、孤僻等性格， 特别当其精神障碍发生时， 易产生抑郁、焦虑、躁动甚至自杀自残倾向， 所以对于此类患者应该加强临床精神心理护理， 积极同患者沟通交流， 了解其兴趣爱好， 注意态度语气等， 切忌不能刺激患者， 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尽量满足患者的要求， 与患者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让患者感受到来自医务人员的关爱。⑤药物护理：由于患者病症特殊性， 护理人员应完善临床用药护理， 遵医嘱按时按量发药并确保患者正确服药， 如发生药物不良反应则应及时告诉主治医生采取相应措施， 同时应叮嘱患者及其家属， 切忌出现停药、漏药等用药错误， 进行教育宣传， 说明按时按量服药的重要性[3]。⑥饮食护理：临床应确保患者正确营养饮食， 进食高热量易于消化的食物， 切忌辛辣， 多食蔬菜水果及清淡食物， 适当饮水， 保证机体水分的充足， 患者癫痫发作时意识模糊， 为防止患者误吸窒息， 应禁止喝水及饮食；意识恢复后， 可让患者进食流质或半流质食物。⑦健康教育：对患者及其家属应及时做好健康宣传， 讲解疾病的有关知识， 同时还要说明该类疾病患者在日常应注意的相关事项， 让患者及家属有所准备， 积极的对抗疾病， 配合临床治疗。
1. 2. 3 根据患者的临床护理记录及护士的护理体会， 对其进行总计归纳， 分析问题原因， 探讨护理解决措施。
2 结果
2. 1 26例患者的临床精神表现 幻想、妄想8例、人格分裂2例、狂躁4例、抑郁5例、其他7例， 临床患者情绪波动较大， 容易因兴奋躁动等导致自残或者造成他人的身体损伤， 患者无理要求多， 难以与其沟通交流， 好动好争吵， 经常发生口角争吵。
2. 2 26例患者病情状况 住院期间所有患者均有大小不一的癫痫发作， 其中大发作7例， 小发作10例， 两者混合型发作9例， 患者发作时均伴有精神障碍症状。随临床治疗2个疗程后， 患者的病情均有所好转， 发病频率减少。
3 小结
临床护理模式由传统护理逐渐转变为以患者为中心的优质护理， 尤其对于癫痫带有精神障碍的患者， 更加要注意护理工作， 对患者进行全方位的护理工作， 从生理、心理及住院患者等各个方面对患者进行治疗护理， 同时做好健康宣传， 使患者自觉积极配合临床治疗， 医护人员也应该熟悉了解患者基本情况， 才能更好的与患者进行交流， 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可促进患者的病程及提高治疗效果， 同时提升临床护理的质量。
综上所述， 对因癫痫所致精神障碍患者应加强护理强度， 实施优质护理， 全方位的对患者开展护理工作， 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 提高患者疗效及整体护理质量。
参考文献
[1] 高蕾， 李莹， 陈红， 等. 癫痫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临床护理. 大家健康（学术版）， 2014， 30（23）：264-265.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篇（11）
[中图分类号] B248[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7）01―0038―08
Abstract：As the only way for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s a whole， modernization has not only brought mankind a variety of wellbeing， but also led human to the dilemma of spiritual nihility， which results from the fact that mankind indulges in the vulgarization of focusing on outside and abandoning inner spirit， and gradually neglects the self-consciousness and spiritual root of his inner spiritual life， and loses his self-examination and life autonomy.The Xinxue（心W）of the Ming Dynasty is the spiritual treasur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From Wu Yubi（吴与弼）， Chen Baisha（陈白沙） to Zhan Ruoshui（湛若水）， Wang Yangming（王阳明） and other great confucianism scholars， although their academic doctrines are different with each other， their academic objectives all inherit from Mencius， emphasizing the inner experience of moral practice and constructing the humanistic spiritual value faith of All in One. The spiritual essence revealed in the Xinxue of Ming Dynasty is the theoretical source of rediscovering the virtue and dignity in people， and reconstructing the shelter to settle down. And furthermore， it is also the spiritual resource with age enlightenment to solve the contemporary spiritual predicament.
Key words： spiritual predicament；humanistic spirit；the Xinxue of Ming Dynasty；consciousness；experience and comprehend
公元1369年，明太祖取代元朝而再建汉人政权，做为明代学术主流思想的理学深微而广泛的发展。元代中期及后期的理学以兼综朱、陆或包罗和会朱、陆为发展取向。明代初期黄试题举与其同姓的朱熹理学为官学，永乐十三年修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明成祖亲自作《序》，程朱理学蔚为官学正统。曹瑞、薛u代表北方理学严守朱学心性思想，南方的朱学代表吴与弼倾向静观的内心体验功夫，对陈白沙静坐致虚以内证心体之实存性亦有启点之功。黄宗羲（1610-1695）评论说：“故有明儒者，不失其矩E（官学化的朱学）者，亦多有之。而始作圣之功至先生（陈白沙）而始明，至文成（王阳明）而始大。”陈白沙主静坐实行内心体验道德本心的工夫，其弟子湛若水修正其师“从静中养出个端倪（本心萌发）”的静坐方法，倡道：“所谓随处体认天理者，随未发已发，随动随静。” 《甘泉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三十七，1986，页885。以“体认之功，贯通动静引题”
同上，页904。谓“天理”是潜存及开显在吾人先验的本心和道统意识之世界中，所谓：“虚灵方直而不偏，心之本体，所谓天理。”
《圣学格物通》卷十八。人若能以道德本心的中正之理应酬事物，则所蕴涵的“天理”自发性的随机呈显，白沙及若水的心学也深刻地影响阳明而发展出高端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和“一体之仁”之精髓。
现代化已是全球的趋势，但利弊相生，当前我们的世界已由多元开放发展至多元因差异而衍生出种种因民族文化、宗教、经济、政治、军事的对立、冲突、分化而造成的危机时代。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体是启蒙运动后的核心价值，相对地涉及道德心灵、审美、品味及宗教情操的宗教心灵已逐步枯萎，随着价值意识的淡薄、价值主体的异化，成了唯利益主体的后遗症。当代社会及世界已失去人文精神的普世价值信念，亦即缺乏人性中求真、求善及求圣的共识力、凝聚力。人与人在重利轻义，重物轻人、重视“人欲”的自我满足，疏离了“天理”对人心的普遍穿透力和感通力，我们可说是活在一个分崩离析的精神虚无化世界。集体性的陷入焦虑、厢寮靶牧榭嗝频氖贝，当然，作为有天灵原真的人有其超越庸俗化，走出精神虚无困境，共同企求“与万物一体”，化解对立分化的可能。“一体之仁”具有人类爱，天地情，万物爱的精神世界，可共享人类精神文明之和谐与幸福。本人试论：一是精神虚无化的当代困境之描述；二是检讨当代精神虚无化的根由；三是西方心学与明代心学的概念区别；四是明代心学的主干、精义及其当代启示。
一精神虚无化之当代困境
德国社会哲学家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工具理性的蓬勃发展，造成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企业组织、管理或行销在精准的计算和规划下，商品经济活力无限，市场经济对全球产生穿透力。大多数现代人何其有幸地在二战后快速走出了免于物质匮乏的窘境，在经济不断成长下，享受了丰富多彩的物质。再配合开放多元的社会型态、民主政治对人权的法律保障以及个人幸福至上的个人主义人生观之广泛流行，已开发国家及处于正在快速迎向现代化的开发中国家之现代人，无疑地已享受了人类空前的富裕物质生活水平，但是正当人追求物质富裕的世俗性生活享受时，现代人的心理、精神生活的状态和品质是否与时偕行地与物质文明同步提升呢？韦伯说现代化的进程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不能相互兼顾地均衡发展，造成价值理性的萎缩，亦即人文素养的稀释，人文精神的不振。20世纪欧陆存在主义的思潮激发了现代人对精神世界之弱化，精神生活质量的贫乏产生了点滴在心头的自觉和时代心声。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培（Karl Theodor Jaspers 1883-1969）认为人生有三种界限情况（Boundary Situation）造成存在的焦虑和苦恼。一是身体界限所导致的生病、痛苦、衰老、面临死亡；二是心理界限所衍生的失落感、嫉妒感、自我否定；三是灵魂界限即是人生崇高意义的失落感。他认为人可透过“界限情况”的不愉快体验而启动通往“存有”之门路。
雅斯培著，周行之译：《智慧之路》（Way To Wisdom）台北市：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页20。美国基督教神学家田立克（Paul Johannes Tillich1886-1965）认为人类会遭遇许多样式的“存在困境”，例如命、死亡、虚无感、生命无意义感、罪愆、焦虑等等，这些存在困境感促使人面对现实而激活“存在的勇气”。
蔡伸章译，田立克著《生之勇气》，台南市：东南亚神学院，1978年11月版，页27。存在主义描述现代人的人际关系，常以冷漠、疏离来刻划人在工商社会的孤离性，异化了人的真实人性和社群属性。在商品经济的长期洗脑下，人不自觉地被形塑出以追求可量化的有形价值，如高收入、财富之累积、名牌的消费品、豪宅等以个人本位之感官享受的最高消费值来订定人生的成就和价值标的。在逐物不返而遗忘了人性的灵性生命之尊严、人生崇高的精神意义和价值，这是精神世界之空洞化，人文生命意义之虚无化的主要原因。
现代化是人类整体文明必经的一段历程，两岸的华人自然也无外逸出这一人类文明史的宿命。事实上，现代化的商品经济及改善民生福利之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