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与杨贵妃范文
安禄山与杨贵妃篇1
有人向唐玄宗说：寿王李瑁的妻子杨氏貌美非常。但是李瑁是唐玄宗与武惠妃所生的儿子，杨氏就是他的儿媳妇。然而，唐玄宗不在意她是不是自己的儿媳妇，召见了杨氏，一见，大喜过望，惊为天人，于是授意杨氏出家为女道士，并以此为借口，要杨氏和寿王李瑁离婚。杨氏出家后，道号“太真”，而唐玄宗又为李瑁另娶了韦昭训的女儿为妻。
天宝三年，唐玄宗把杨太真接进宫来，杨太真外貌丰艳，通音律，擅歌舞，而且聪明过人，善解人意，进宫以后立刻得到唐玄宗的恩宠。唐玄宗在天宝四年便将杨太真册封为贵妃，而所有宫中的礼仪和待遇都比照皇后。
唐玄宗对杨贵妃十分迷恋，舍不得分开，以至于连朝都不想上了。他把国家朝政大权交给了宰相李林甫，自己则每天和杨贵妃在宫内欢乐通宵。
虽然唐玄宗对杨贵妃非常宠爱，然而宫里面有数千嫔妃，唐玄宗难免也会对她们有亲近的举动。杨贵妃是位醋劲极大的女人，如果被她知道唐玄宗和其他妃嫔亲近，都会大发脾气。天宝五年，有一次杨贵妃就因此吃醋生气和唐玄宗大吵，唐玄宗也难得生了气，把杨贵妃逐出宫廷，让她去宫外的亲戚家里住。但是杨贵妃出宫后，唐玄宗却闷闷不乐，茶不思饭不想。宦官高力士看了这种情形，就问唐玄宗：“皇上为什么这几天如此忧虑呢？”玄宗便说：“你是我家的老奴，跟了我这么多年，你就猜猜我的心事吧。”高力士便说：“莫非是思念贵妃？”玄宗不禁点点头，高力士趁机说：“何不送一些礼物给贵妃，然后将贵妃接回宫内呢？”唐玄宗立刻同意，于是命高力士去准备100多车的礼物，送到杨贵妃寄住的地方，并把贵妃接回宫里。从此，两人似乎就更加恩爱了。
天宝九年，一天杨贵妃又因为吃醋和唐玄宗吵起架来，玄宗一怒之下又把杨贵妃驱出宫外。这一次吵得非常严重，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就和当时一位大臣吉温商量，看看该如何化解此事。吉温拿定主意，就进宫向唐玄宗报告说：“启禀皇上，一个妇道人家顶撞了皇上，确实罪该万死，但是宫里面那么大的地方，就赐她一个死地就可以了，又何必让她到宫外受污辱呢？”其实这时的唐玄宗正在思念杨贵妃，于是唐玄宗就命令宦官张韬光，去宫外慰问杨贵妃。杨贵妃见到张韬光后，就写了一个简短的奏章给玄宗，她在奏章里面说：“贱妾自知有罪，罪当万死，承蒙皇上宽恕，无以为谢，因为身外所有东西都是皇上恩赐，唯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谨剪下一束头发，随附奏章中送给皇上。”并让张韬光将头发与奏章一起呈送给唐玄宗。玄宗看后大为感动，立刻派人把杨贵妃接回到宫中。
一人受宠全家受惠
杨贵妃有三位姐姐，大姐嫁给崔氏，被唐玄宗封为韩国夫人；二姐嫁给裴氏，封为虢国夫人；三姐嫁给柳氏，封为秦国夫人。她们婚嫁的这三姓人家，都是当时世袭贵族，这三位夫人也都得到玄宗的宠爱，时常有厚赏，另外，杨贵妃的堂兄杨铦与杨锜两人，也都被唐玄宗拔擢在朝廷当大官。以上韩国、虢国、秦国等三夫人与杨铦、杨锜五人，号称为“杨氏五家”。“杨氏五家”在当时长安声势赫赫，各有豪宅和家奴，竞相奢侈，也公然接受贿赂，更向地方官施压勒索，地方官当然也立刻照办，看的比皇上下的圣旨还要严重。
此外，唐玄宗的女儿和孙女们若想结婚出嫁，也必须出钱贿赂韩国、虢国两位夫人替她们做媒，才能向皇上要求到许配给好人家。当唐玄宗和杨贵妃到华清池游玩时，杨氏五家也总是相随，恩宠非常。
杨贵妃有位堂兄，名叫杨钊，也就是后来的杨国忠，是位品行不佳的小人，在家族里很被轻视，但是他善于钻营交际。当杨贵妃进宫时，杨钊正好在四川担任新都县县尉这么一个小官。这时的剑南节度使（掌管四川），名叫章仇兼琼，因为和宰相李林甫不合，心里很畏惧李林甫。章仇兼琼为了保住自己的节度使官位，得知杨钊是杨贵妃的堂兄后，便叫杨钊带着大批的四川土产珍宝到长安去巴结讨好杨贵妃。杨钊带着这些大批珍宝到长安后，立刻找秦国、韩国、虢国三位夫人，请她们帮忙引见，最后也见到了杨贵妃。他把珍宝分送给诸位杨氏打点关系，于是诸杨便在唐玄宗面前说杨钊的好话，使他顺利地在长安任官了。
杨钊善于讨好钻营，玄宗十分喜欢他，并赐名为国忠。天宝十一年，当时的宰相李林甫病逝，杨国忠立即继任为宰相。杨国忠原本就是位无品德的小人，既然当上了宰相，就像暴发户一样趾高气扬，盛气凌人。可是他却没有真正的才干，只会收受贿赂，结果弄得贪污横行，朝政败坏，朝中官吏对杨国忠敢怒不敢言。因为如果露出对杨国忠不屑的表情，就必定会被杨国忠排斥于官场外。
在政府官员中，唯一敢表明不服杨国忠的人，就是幽州节度使安禄山。当时安禄山负责北方边境的国防重任，手上握有大量军队，也同样得到唐玄宗的宠信。杨国忠对安禄山产生妒忌之心，常常在唐玄宗耳边说安禄山要造反。安禄山知道杨国忠在玄宗面前不断地说自己要造反，心里很忧虑，恐惧心越来越重，最后于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在幽州起兵，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向南出兵，这就是历史上所谓“安史之乱”的开始。
马嵬之变
安禄山的大军从幽州向南，攻下了洛阳，再向西进攻长安，一路都很顺利。安禄山军队到了长安附近时，唐玄宗一看情势不妙，于天宝十五年六月初九黎明，没有通知满朝政府官员，就悄悄地带着杨贵妃，还有一些皇子和心腹官员，当然也包括杨国忠在内，在几百位禁卫军保护下，偷偷离开长安，向西逃窜。
第二天，唐玄宗一行人来到马嵬驿站（今陕西省兴平县西），准备休息。但此时，军士们却怨声载道，怒气冲天。为何如此？因为他们本来在长安过着很安逸的生活，突然之间，就要被迫跟随着皇帝出来逃亡，所以他们非常不满。当时禁卫军的将领陈玄礼担心会有军人哗变，就对皇太子身边宦官李辅国说：“军士们现在非常怨恨，他们将这一切都归咎于杨国忠的奸佞，认为就是他逼使安禄山造反，才会造成今日我们的逃亡局面。看现在这种状况，若我们不杀杨国忠，恐怕难平众怒。如果军士们真的暴动起来，我们也将自身难保。我请求您转达太子，请太子答应先杀了杨国忠，才能平众怒。”然而这时杨国忠正骑着马，恰巧有二十几个吐蕃人，拦住杨国忠，向他诉怨说他们没饭吃，又饥又饿。杨国忠还来不及回答，就有军士见状趁机大喊：“杨国忠勾结胡虏，想要谋反！”军士们本来就已经对杨国忠很不满，于是马上群情大哗。有人向杨国忠射了一箭，射中了他骑的马，杨国忠跌落马下，许多军士一拥而上，不问青红皂白，就先将杨国忠给杀了，还肢解了他的尸体泄恨。
军士们叫声震天，唐玄宗在驿站内也听到了。随后，陈玄礼进来向玄宗报告说：“军士们认为宰相杨国忠谋反，所以把杨国忠杀掉了”。他还说：“杨国忠虽已死，但‘祸本尚在’，所以将士们人心不服。”玄宗问：“谁是祸本？”陈玄礼回答：“杨国忠之所以得势，就是因为贵妃，所以贵妃就是祸本。”玄宗听了很不高兴，就说：“这种事情朕自己会处理，由不得你们问。”于是自己走进房内，久久不语。但是军士们仍在外面叫嚣，情势已经一触即发，这时京兆府司录（首都京兆府的官员）韦谔前进一步跪下说：“禀报皇上，现在众怒难犯，大家安危如燃眉之急，请皇上速速裁决。”玄宗闷闷地说：“贵妃一直在深宫中，怎知杨国忠谋反？”但这时，连玄宗最信得过的高力士都说话了：“贵妃诚然无罪，但现在军士们把杨国忠杀了，贵妃天天在皇上身边，他们仍会疑心贵妃日后会进言要皇上替杨国忠报仇，所以军士们心里疑惧，到现在这地步，不得不杀贵妃了。”
玄宗当年本来就是以政变才夺取政权的，他当然知道军士们武力的可怕，所以黯然低下头，摆摆手，吩咐高力士把杨贵妃带出去。高力士把贵妃带到驿站旁的佛堂里，命人用丝巾把她勒死。杨贵妃一死，玄宗就吩咐禁卫军的将领们到佛堂来，巡视一圈，表面上是让这些将领们向贵妃的尸首行礼，实际上是让他们观察贵妃确实已经死亡，以安抚他们的心。
杨贵妃在马嵬驿的佛堂中气绝身亡，也结束了她与唐玄宗之间的一段爱情。
安禄山与杨贵妃篇2
关键词： 盛唐年间 “连榻” “卷帘” 安禄山 杨贵妃
大唐王朝的开国之君李渊是在“晋阳宫人私侍事件”之后才被迫揭竿而起、造了隋炀帝的反，所以大唐王朝是在香艳的粉色底蕴里开的张。在随后的二百九十多年里，盛唐后宫里聚集的宫女之多，大大超过世人常说的“佳丽三千”。这么多的女人们集中于盛唐后宫，可谓花团锦簇美不胜收，再加上李唐皇族原本存在放荡不羁，层出不穷的绯闻似乎是理所应当。细细数来，盛唐后宫里与性有关的活动大致分为如下几大类别：连榻、卷帘、赐浴、游乐、赏宫女等，下面仅就“连榻”与“卷帘”细细评说一番。
一、连榻：零距离亲近后妃
榻，是一种介于床与躺椅之间的窄小木床，主要功用是用于古人午睡或来客时随意闲坐，所以古人常用“连榻”一词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密，或是某人的不摆架子与下级随意交往。但按照惯例，古人的这种“连榻”行为，只用于男性之间。如《晋书?外戚传?羊L》云：“杜预拜镇南将军。朝士毕贺，皆连榻而坐。”[1]1475又如《南史?列传?梁宗室下》记云：“（始兴中武王萧詹（原字左加竖心旁））性好谦降意接士，常与宾客连榻坐论时。”[2]734又《旧唐书?王琚传》云：“虽居州伯，与佐官、胥吏、酋豪连榻饮谑，或股h、藏钩以为乐。”[3]2067男性之间更亲密一起的连榻行为就是同榻而眠：“李峤幼有清才，昆弟五人皆年不过三十而卒，唯峤已长成矣。母忧之益切，请天纲。天纲曰：‘郎君神气清秀而寿苦不永，恐不出三十。’其母大以为戚。峤时名震，咸望贵达闻此言不信。其母又请袁生致诊视云：‘定矣。’又请同于书斋连榻。”[4]
上述的连榻行为都在表现“连榻”的原意，即男人之间的亲密无间、坐卧在一处的行为。而如果把这种连榻行为转移到男女之间，特别是用在唐宫的权臣与后妃之间，就具有非常明显的桃色的味道，虽然连榻并不等于“同床”，更不等于“私侍”，用现代的话说，不过是男女二人在一个沙发上坐坐罢了，但这种行为要是发生在大臣连妃子的面都不能见到的制度森严的后宫里，性质便截然不同。可以用这样一件事证明大臣与妃子连榻的重要性：唐高宗朝的中书侍郎刘t之有姐姐在宫中为内职，刘t之曾借机偷偷看过姐姐一次，就遭到流放的处罚：“仪凤二年……t之有姊在宫中为内职，天后令省荣国夫人之疾，t之伺见之，坐是配流Q州，历数载，天后表请高宗召还，拜中书舍人。”[5]1801这件事足以说明宫禁之中规矩是十分森严的，平时别说看到妃子的面，就是偷看内宫女官都是犯大忌的。
能够在盛唐的后宫里与妃子们连榻的人是姜皎，姜皎是唐玄宗的密友，他与唐玄宗的关系，差不多等同于唐高祖李渊与裴寂、唐太宗李世民与刘文静的关系：“（姜）柔远子皎，长安中，累迁尚衣奉御。时玄宗在藩，见而悦之。”[6]1473姜柔远是姜的孙子，姜行本的儿子，姜柔远以貌美而且善于应对而得到武则天的青睐，成为武则天的内供奉，从此姜家与李唐皇族有了更深刻的关系。据此来看，姜皎一定是貌美而聪慧的，又耳濡目染许多官场里的应对技能，所以在唐玄宗还没正式立为太子时，姜皎就看到唐玄宗的未来而与之深深结交：“皎识其有非常度，委心焉。及即位，自润州长史召授殿中少监。出入卧内，陪燕私，诏许舍敬，坐与嫔妃连榻，间击球斗鸡，呼之不名也。赐宫女、马及它珍物，前后不胜计。帝在殿廷D一嘉树，皎盛赞之，帝遽令徙植其家。”[7]3794这两位少年的伙伴亲密到了极致，唐玄宗“呼之不名”，把姜皎直接呼为“姜七”，特赐与妃嫔们连榻而坐，是给予姜皎的一种殊荣。姜皎和唐玄宗有枕席之欢的美女们（包括最受宠的武惠妃）同榻而坐，可以零距离地感受贵妃们的容貌、气息、姿态、声音，这里面就包含唐玄宗对于姜皎的一种含义微妙的亲昵。所以姜皎成了唐玄宗的心腹，与唐玄宗共谋诛杀与太平公主谋反的窦怀贞的行动，因此封为姜皎为楚国公，食封四百户。此时的姜皎已权贵朝野，再加上他的弟弟姜晦、女婿韦坚、姻亲源乾曜、外甥李林甫，姜皎一族在唐玄宗朝已炙手可热，无人能比：“其（姜皎）有权宠，宋Z以为非久安策，请抑损之。”[7]3795姜皎最终因为姜皎和唐玄宗混得太熟，知道的机密太多，还是倒霉在唐玄宗手里：“玄宗皇后王氏，同州下人。梁冀州刺史神念之孙也。帝为临淄王时，聘为妃。将清内难，预大计。先天元年，立为皇后。久无子，而武妃稍有宠，后不平，显诋之。然抚下素有恩，终无肯谮短者。帝密欲废后，以语姜皎，皎漏言，即死。”[8]3475唐玄宗想废掉王皇后，而这种心腹之语只能说给心腹之人，这个人就是姜皎。而不知道在官场里混了那么久、深谙官场之首的姜皎竟然把如此机密的话泄露了出去，让一直痛恨他的王守一、李峤（不是诗人李峤，而是濮王李泰的孙子）等人抓住了致命的把柄。其实真正致姜皎于死地的并不是唐玄宗，尽管唐玄宗对姜皎的泄密心怀不满，但他并没有杀死姜皎的意思，而只想让姜皎吃点苦头罢了。不肯放过姜皎的是嗣濮王李峤。李峤是王守一的妹夫，王守一又是王皇后的双胞胎兄弟，所以在王守一、李峤的暗示下，中书令张嘉贞才对姜皎严加审讯，直至杖责至死。看来正应了那句“伴君如伴虎”的老话，皇帝一旦翻脸，哪怕是和他当年共患难、可以“连榻”的密友，也难逃祸殃。
二、卷帘：安禄山窥贵妃
与“连榻”意义相近的做法是“卷帘”，“卷帘”就是卷起遮挡于嫔妃们面前的帘子，让妃嫔们的如花美貌暴露在宠臣的面前，让宠臣看到只允许皇帝一个人使用的女人的真容。这当然是一种殊荣，也是一种含意暖t的炫耀与张扬。李唐皇族的皇帝们喜欢把自己的妃子展示给外人看：“上尝宴勤政楼，百官列坐楼下，独为禄山于御座东间设金鸡障，置榻使坐其前，仍命卷帘，以示荣宠。”[9]玉帘卷处，华服盛装的杨贵妃艳光四射地露出真容，让安禄山震撼不已：好一个天上难寻地上难觅的国色天香。色胆包天的安禄山虽然知道这个女人是动不得的，但他还无法控制想接近杨贵妃的欲念。于是安禄山找到了一个合理接近杨贵妃并进一步地讨好唐玄宗的妙计：“请为贵妃儿。”安禄山当上杨贵妃的“儿子”，母子一家，岂不是可以自由地来往了吗？唐玄宗哈哈大笑欣然应允，后来安禄山真的当上了杨贵妃的胖儿子，他明目张胆地接近杨贵妃，当着唐玄宗的面就可以表示对杨贵妃的思念：“上与贵妃共坐，禄山先拜贵妃。上问何故，对曰：‘胡人先母而后父’。上悦。”[9]安禄山的讨好之道果然收到了奇效，唐玄宗的国门兼家门一齐毫不设防地向他打开了，唐玄宗还真心地把安禄山当成了儿子疼着：“上每食一物稍美，或后园校猎获鲜禽，辄遣中使走马赐之，络绎于路。甲辰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赐衣服宝器酒馔甚厚。后三日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使宫人以彩舆舁之。上闻后宫欢笑问其故，左右以贵妃三日洗禄儿对。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尽欢而罢。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9]安禄山自由出入后宫禁地，通宵欢娱，贵戚猱杂毫无男女之分，以至于满城传扬着杨贵妃的淫荡丑名，但似乎只有唐玄宗一人毫不知情，《开元天宝遗事》云：“禄山常与妃子同食，无所不至，帝恐外人以酒毒之，遂赐金牌系于臂上，每有王侯召宴，欲沃以巨觥，即禄山以金牌示之，云准戒酒。”
安禄山在盛唐后宫得到前所未有的极大荣宠和成功，他甚至最大限度地介入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私生活里，毫无避讳地观看着眼前这一对老夫少妻的私密举动：“一日，妃浴出对镜匀面，裙腰上微露一乳，帝扪弄曰：‘软温新剥鸡头肉。’禄山对曰：‘润滑初来塞上酥。’贵妃大笑曰：‘信是胡奴，只识酥。’”[10]唐玄宗与杨贵妃的这种狎昵无疑对肥佬安禄山是一个巨大的挑逗，他的手已多次试探着伸向杨贵妃：“贵妃日与禄山嬉游，一日醉戏无礼尤甚引手抓伤妃乳间，妃泣曰：‘吾私汝之过也。’虑帝见痕以金为诃子遮之。”[10]此时杨贵妃与安禄山之间的私情，只剩下一层窗户纸那么薄。而安禄山似乎对杨贵妃真有一片真情，在他即将远行渔阳的时刻，他表现得非常缠绵：“禄山出守渔阳，白妃曰：‘此行深非所乐，此别复有相见期乎。’妃笑而不答。禄山曰：‘人但患无心耳，苟有心虽抽肠溅血万生万死犹且不顾，臣须来见娘娘。’因抱贵妃泣久不止。禄山数失礼于妃，妃晚年尤不喜恨，无计^之耳。既行怏怏，令前骑作乐，禄山曰：‘乐有离声，人多别恨，自古迄今也。’后与兵反，私曰：‘吾非敢彡殛齑蟊Γ但欲杀杨国忠等数人，一见贵妃叙离索，得同欢三五日，便死亦快乐也。”[10]这是安禄山难得的真情表白，也使后人从史书记载中见证了安禄山“真情”的一面。这应是“安史之乱”真正的起因之一，也是为什么在唐玄宗西行途中陈玄礼的军队“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刀马前死”的真正理由。安史之乱突发，唐玄宗等人行至马嵬坡前，随行护卫唐玄宗的陈玄礼及将士们不顾唐玄宗的感受，在杀死了杨国忠之后，坚持要杀死杨贵妃：“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既而四军不散，玄宗遣力士宣问，对曰：‘贼本犹在。’盖指贵妃也。力士复奏，帝不获已，与妃诀，遂缢死于佛室，时年三十八，痤天驿西道侧。”[11]1374在白居易的笔下，这一场有情人的生死离别的确让人心碎，但联想到当年杨贵妃与安禄山在大唐宫殿中的那淫乱之声，想到杨氏一族给大唐民众带来的长达七年的生灵涂炭，又觉得她死有余辜。最终，唐玄宗的一次“卷帘”以悲剧落幕，一代艳后杨玉环终于零落成泥碾为尘，在马嵬坡前结束了她的一生。
参考文献：
[1][唐]房玄龄.晋书.列传（第六十三）[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2][唐]李延寿.南史.列传（第五十二）[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3][后晋]刘d.旧唐书.列传（第五十六）[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4][宋]李P.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十一）[CD].四库全书[CD]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5][后晋]刘d.旧唐书.列传（第三十七）[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6][后晋]刘d.旧唐书.列传（第九）[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7][宋]欧阳修.新唐书.列传（第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宋]欧阳修.新唐书.列传（第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五）[CD].四库全书[CD].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0][宋]曾V.类说（卷四十六）[CD].四库全书[CD].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安禄山与杨贵妃篇3
关键词：杨贵妃妖姬二重性格形象演变
杨贵妃在中国的祸国妖姬形象由来已久。由唐至宋元，文人笔下的杨贵妃形象基本遵循“祸水”的思维定式，乃至明清，仍有将杨贵妃写成淫荡妖冶女性的剧作。但仔细考察可发现，将杨描绘成祸国根源的历代文人，在提及她时却常流露出同情怜悯。这种既批判又怜惜的态度，令杨贵妃的“妖姬”形象前后颇复杂矛盾。
如元代白朴所作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中的杨贵妃，其为一己之“留着解闷倒好”的心思帮玄宗阻杀安禄山在先，与之发生暧昧关系在后，七夕乞巧也是为安所设，却巧言令色讨了玄宗欢心。这样的杨贵妃，是作者批判的对象。但在马嵬兵谏一节，却借玄宗之口为其开脱：“他又无罪过，颇贤达。须不似周褒姒举火取笑，纣妲己敲胫觑人。”又说：“他是朵娇滴滴海棠花，怎做得闹荒荒亡国祸根芽？”又借高力士表示：“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杀了国忠，祸连贵妃。”明确表示，在安史之乱上，杨贵妃无责任。
又如元代王伯成之《天宝遗事诸宫调》，其中多套曲都牵杂杨贵妃与安禄山暧昧等宫闱秽事。杨的形象愈加妖艳、淫乱。即便如此丑化，也阻不住她临死时对玄宗的反诘：“又不曾背叛朝廷，篡图天下；又不曾违反国法，误失军期。平白地处死，无罪遭诛，性命好容易！”还有对高力士的嘱咐，其辛辣怨恨跃然眼前：“若得见君王，却教俺传示：把我生勒死，不知为何事？若施行了以后，却休教死骨头上揣与我个罪名儿！”
事实上，这种对杨贵妃评价的矛盾性贯穿于她身后的整个封建社会，远在白朴之前的文人就纠缠在这矛盾中。杜甫之《丽人行》，描绘杨氏一门因杨贵妃得宠而奢糜的景象；又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对杨氏一门受宠，君臣一同奢华享乐的讽意尽显；又有《北征》诗云“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将安史之乱的责任直指杨贵妃。但是，杜甫对杨贵妃还有另一层态度，其《哀江头》云：“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往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表现了对杨的些许同情。又有《东狩行》云：“朝廷虽无幽王祸，得不哀痛尘再蒙。呜呼，得不哀痛尘再蒙。”较先前严厉批判缓和良多。李益、李商隐、罗隐、韦庄等晚唐诗人，也分别选取了不同的角度，对杨或贬斥、或同情，让她的形象充满争议。
即便是《长恨歌传》，对杨贵妃的态度也是矛盾的。《长恨歌》并未对杨贵妃做直接评论，但其对杨美貌的描写，以及对李杨坚贞爱情的叙述，都对杨贵妃的形象起了正面作用。然而《长恨歌传》在肯定白诗精神的同时，又加入了陈鸿自己的态度。他明言作“传”的目的，在于“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由以上种种矛盾处来看，纵使杨贵妃的“妖姬”形象在封建文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却无法坐实杨贵妃直接导致安史之乱、盛唐转衰这一指控，因而对杨的极力丑化，总有些底气不足。文人们似乎都在有意回避真正的致祸之源，在面对它时趑趄嗫嚅，用“汉皇重色思倾国”这样遮遮掩掩的句子行“讽谏”之责。
一、杨贵妃折射出的中国封建文人二重性格
一个祸国殃民的妖姬与一个无辜的弱女子，两种截然不同的面目在杨贵妃身后的文学和戏剧作品中并行，甚至可以在同一作品中共存。在对待杨的态度上，封建文人表现出一种“二重性格”。这种二重性格，尤其在涉及皇帝时表现极为明显。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在法理上不受限制，从而使其个人政治失误，在最终的责任推定中，被以“为尊者讳”的理由保护起来，而将根本责任加诸他人。
成于唐代宗大历年间的《高力士外传》叙马嵬事云：“扈从至马嵬山，百姓惊惶，六军愤怒。国忠方进，咸即诛夷。虢国、太真，一时连坐。”（《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成于后晋之《旧唐书》则云：“既而四军不散，玄宗遣力士宣问，对曰‘贼本尚在’，盖指贵妃也。力士复奏，帝不获已，与妃诏，遂缢死于佛室。”（《旧唐书》卷五十一《玄宗杨贵妃》）《新唐书》与之仿佛：“帝遣力士问故，曰‘祸本尚在！’帝不得已，与妃诀，引而去，缢路祠下。”（《新唐书》卷八十九《玄宗贵妃杨氏》）无论是“贼本”，还是“祸本”，后代史学家都是将杨贵妃视为致乱之源的，他们故意让玄宗退出了责任推定过程中的“嫌疑人”行列。《新唐书?玄宗本纪》对于杨贵妃与安史之乱的关系评价为：“呜呼，女子为祸于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于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而复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新唐书?本纪第五睿宗 玄宗》）这是欲加之罪，将杨贵妃比作韦后，又暗比武皇。杨贵妃是一个毫无政治野心的女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试图染指政治权力。精英知识分子做的是“有罪推定”，先定性，再罗织罪名。
精英知识分子对杨进行有罪推定的背后，是整个封建社会的伦常体系。通过儒家学说延续下来的上古礼乐传统，强调仪式与秩序本身的重要性，要求社会的伦理政教与个体的身心情感融合统一，从而达到稳定和谐的效果。这个体系的前提，是君权的绝对性。从法理上讲，天子之权为“天授”，只有“天”有权对皇帝定罪。皇帝之于臣民是君，是父，这是以“君臣父子”为架构的封建社会伦常体系得以成立的前提。臣子无权为天子定罪，而历史被告席又不能空缺，因此像杨贵妃这样的女子便被推搡上去，她令唐玄宗远离“明君”要求的行为和“天生丽质”，都为后世史家留下把柄。
但无论文人对杨贵妃如何批判，他们都无法忽视其魅力，不管是亲眼得见，还是单纯想象。《旧唐书》虽斥杨贵妃为“女祸”，也不得不承认其“姿色冠代”，“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动移上意。”（《旧唐书》卷五十一《玄宗杨贵妃》）杨贵妃拥有绝代美貌，超乎常人的智商，卓越的艺术才能，还有温柔体贴、娇俏可人的手段，文人不能对此视而不见。李白《清平调》中描写的杨贵妃，能不在文人心中勾引波澜？即便是受封秦国、虢国夫人的杨氏姐妹，在杜甫眼中也是“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秦虢尚且如此，贵妃更加无伦，难怪最终他也哀叹一声“明眸皓齿今何在”。
一面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必须将杨贵妃塑造为祸国妖姬，一面是无法拒绝承认杨贵妃的美貌和才华，更无法昧着良心推断皇帝与整个官僚集团在安史之乱中没有责任，也无法拒绝对玄宗与贵妃爱情的美好想象，文人们显然纠缠在这种矛盾里，造成了他们笔下杨贵妃形象的不统一。杨贵妃现象的背后，是个人的情感、欲望与传统社会规范、伦理、政教的冲突。这种冲突长期存在。如李泽厚所说：“这个强调社会的伦理政教与个体的身心情感相融合同一的礼乐传统，随着时代的发展，便愈来愈暴露出其中蕴藏的巨大矛盾。即社会的理性、伦理政教的要求与个体身心情欲这两方面并不能经常真正统一融合在这种‘情感的形式’――艺术中。……社会生活的行进，使人们要求自己的情感、欲望，从传统的伦理政治的捆绑下解放出来。于是，政治与艺术、伦理政教的规范准则与情感自身的逻辑形式，便处在既有同一又有差异，既有统一又有对立以至冲突的复杂状况中。”（李泽厚.华夏美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7）
作为矛盾的双方，总体上忠于伦理政教还是忠于情感自身，受到社会生活发展程度、物质产品丰富程度、消费需要扩展程度的影响，还受到特定历史环境，特定作者的生活经历、思想状况的局限。于是在传统文化、伦常体系遭逢巨变的宋元之际，饱尝丧乱之苦的白朴，选择了总体上忠于前者；王伯成也终以传统的政教伦常体系为大。除《天宝遗事诸宫调》外，他还在《李太白贬夜郎》中斥杨贵妃与安禄山为“宫中子母，村里夫妻”，至于玄宗与杨贵妃，甚至安禄山与杨贵妃之间是否真情，他是否定的。但到了明代，情况有所改变，传奇《惊鸿记》对杨贵妃的指责便不如先代强烈，传奇《彩毫记》更强调了杨贵妃与唐玄宗感情的纯洁性，对杨贵妃的专情和知人之明持褒奖态度。
明代，社会经济形态出现了一些变化，资本主义萌芽初现端倪，市民阶层扩大，其在戏剧上的审美取向与趣味也随之改变。明代中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哲学思潮。李贽、汤显祖等承王阳明“心学”的“左派”一脉，强调个人情感欲望的重要性，对标榜崇古、追求仪式感本身的文学主张加以批判，令文人“二重性格”里忠于情感的部分力量高涨。对比汤显祖“情不知所以，一往而深”与传统儒家的“发乎情，止乎礼”，后者强调的是“礼”对“情”的约束力。而汤氏的“情”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约束，定要追求个尽情尽性方可。这种转变，也是促使清代出现《长生殿》的重要思想动力。
二、丑是道德的丑，美是道德的美
成于康熙年间的传奇《长生殿》，其杨贵妃形象的完美程度无疑是空前的，洪N心目中的杨贵妃仅是个普通的女人，她有大多数女人共同的弱点如善妒、性格单纯，完全没有政治头脑，这正是封建社会绝大多数普通女子的写照。杨贵妃爱情之路的特殊性在于嫁给了皇帝。妃子的身份，让杨贵妃被动地卷入政治和历史命运，最终导致她成为牺牲品。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梧桐雨》、《天宝旧事诸宫调》、《天宝曲史》（清代）中被批判和丑化的杨贵妃，还是《惊鸿记》、《彩毫记》、《清平调》（清代）中稍作美化的杨贵妃，又或是《长生殿》，以及后来的《太真外传》乃至近几年的《大唐贵妃》中几乎被完全美化的杨贵妃，其“丑化”或“美化”的过程都是从道德标准入手的。略为对比即可发现，杨贵妃形象的转变，不外乎以下几条：
一、 由儿媳妇变为身世清白的女子。出身是杨的“原罪”，丑化者要强调这一点，美化者要抹去这一点。杨贵妃是寿王妃，被玄宗先度为女道士，而后册为贵妃，此事几成定论。玄宗与杨贵妃原本是公公与儿媳，他们的结合，不管是因为真爱，还是皇权威逼，都不会见容于社会伦理。《梧桐雨》中的玄宗上来便直言：“昨寿邸杨妃，绝类嫦娥，已命为女道士，既而取入宫中。”毫不讳言这段感情违逆伦常的实质。
乱伦，兹事体大。实际上，乱伦之于安史之乱，之于唐室运衰非但没有直接关系，连间接关系都得存在。汉代乱伦私通之事见于正史者不知凡几，亦未见其致汉之衰。但伦常是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根本，就算到当代，也是保持社会和谐的基本准则，欲美化杨贵妃的人，都不愿、不能、不敢让个人情感直接推翻伦理道德，只好或不提、或篡改。《长恨歌》对于杨贵妃如何“一朝选在君王侧”不明言，《彩毫记》中的杨贵妃不是自寿邸取得，《长生殿》中的杨贵妃是一名普通宫人。到了齐如山的《太真外传》，杨贵妃成为了父母双亡的孤儿，由高力士安排在太真宫修行。李杨的相爱，肇始于充满浪漫气氛的邂逅。近年新编的交响京剧《大唐贵妃》，李杨相爱并未交待，除坚持杨贵妃不是玄宗儿媳外，还令其出身于“教坊”，原本是歌伎或舞伎。
二、 从不忠于明皇到坚贞不二。对爱情忠贞与否，又是道德层面的要求。《梧桐雨》中的杨贵妃与安禄山有私情。白朴有意抛弃了对宫廷规范的理性考量，大量根据野史描写杨安私情。白朴笔下，玄宗对于杨贵妃的爱情是真，而贵妃对于玄宗的爱情是假，两相交错，愈发显得贵妃“其心可诛”。《天宝遗事诸宫调》继续大书杨贵妃秽乱宫廷的情节。王伯成的笔下，无论是玄宗还是贵妃都没拥有真爱，男女情事的高度，止于声色肉欲而已。《惊鸿记》详写杨梅二妃相妒事，倒不及于杨氏私通安禄山的故事。运用手段战胜梅妃的杨贵妃，面目不免显得狰狞，而其动机不见得是捍卫爱情，更多是保护自己的地位权势，感情的纯洁性有瑕疵。即便如此，《惊鸿记》里的杨贵妃在《七夕私盟》和《马嵬杀妃》两出中，还是表现出对玄宗的一往情深。至于《彩毫记》、《清平调》等，便无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私情，玄宗与贵妃的感情纯洁度都有所提升。到了《长生殿》，杨贵妃干脆连安禄山的面都没见过，她与玄宗两人对于爱情的忠诚度都登峰造极。杨贵妃与梅妃江采萍的宫廷斗争，转变成说明玄宗对贵妃爱念日深，不可一日或离。在《长生殿》里，还要借杨贵妃之口说出一点宫闱斗争的残酷性，而到了《太真外传》则几乎完全演变成杨贵妃作为一个女性维护爱情专一权利的合理斗争。
三、 道德净化之后的才能转嫁
传统戏剧的流变至《长生殿》，完成了对杨贵妃出身、秽乱、善妒三条“道德原罪”的净化，使其形象变得纯洁无辜。在此前提下，杨的倾国之貌、能歌善舞等先代史家及一部分文人眼中“妖媚惑上”的手段，就由罪孽转化为美丽。在《长生殿》中，洪N完成了一次才能转嫁，将《霓裳羽衣曲》的著作权授予了杨贵妃。无疑让杨贵妃在纯洁的品性、绝代的美貌之外又多了卓越的才华。
综观上述杨贵妃形象的流变过程，可以发现，她大部分“丑”来自道德缺憾。由于不符合社会道德的要求，其容貌、身姿、才华、善解人意等原本应带给人美感的东西或被忽略，或转化为其“丑”的证据――她正是凭借这些魅惑君王的。而其在流变过程中的“美”，也是解决了道德问题后才实现的。在中国的杨贵妃的形象中，道德的完善是其“美”的前提，完善的道德更是“美”本身。如李泽厚所说“中国……美善不分或美善同一的观念非常持久。在各民族古代文献中，以‘美’作‘善’二字等同使用的语言习惯本相当普遍，但在中国却一直遗留至今……中国美学强调美与善的联系分外突出。”（李泽厚.华夏美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3.）杨贵妃从“丑”到“美”的过程印证了中国文人（或中国人）心目中的美与道德之联系。人们关注的重点，不是她的明眸皓齿，不是她丰腴性感的身材，不是她曼妙的舞姿，不是她解语花般的温柔，而是她的道德纯洁、高尚程度。无怪歌德评价中国古代小说时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歌德与爱克曼对话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12.）相较于西方古典作品如希腊神话中宙斯的性滥交，赫拉的嫉妒，奥德修斯的狡诈，这种审美取向的反差愈加明显。
安禄山与杨贵妃篇4
关键词：《梧桐雨》；唐明皇；意蕴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0-0005-02
《梧桐雨》是元代剧作家白朴的名作，全名为《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它是一部以安史之乱为背景，以唐明皇宠幸杨贵妃故事为中心的悲剧。由于《梧桐雨》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人们对它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对其所含的意蕴也一直存在争议，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歌颂爱情说，如陈建在《略论杂剧》一文中认为：“《梧桐雨》以歌颂唐明皇对杨妃的真挚爱情为中心，附带的反映了统治者享乐所造成的国家危难，而前者是作者所歌颂和赞美的”①；二是评判政治得失说，如罗弘基在《论的主题及研究方法》一文中认为：“《梧桐雨》通过唐明皇宠幸杨贵妃，荒淫误国，并执迷不悟，饮恨终身的悲剧，旨在揭示国家兴衰的原因”；三是双重主题说或主题混乱说，如有人说《梧桐雨》：“主题不突出，倾向性不鲜明，没有能够把握中心，结构也显得松散，戏剧性不强”②；四是幻灭说,如幺书仪先生说：“白朴在这个剧中，是要借李、杨故事抒发他的一种在词中反复表现过‘沧桑之叹’，一种在美好的东西失去之后又无法复得的哀伤和追忆，表现极盛之后的寂寞给人带来的无可排解的悲哀，一种对盛衰无法预料和掌握的幻灭”③。可事实上我们细读作品可以发现前三种观点并没有准确地概括出作品其中的意蕴，而幻灭说虽然对《梧桐雨》做了有价值的探讨，但有些过度阐释。对比《长恨歌》、《长恨歌传》，并结合白朴的人生经历，本文试探讨《梧桐雨》中李杨故事的意蕴，即白朴的《梧桐雨》通过荒淫误国的唐明皇的悲剧形象，来讽刺批判昏庸的封建统治者，从而具有很强的惩戒警示意蕴。
我们通过分析《长恨歌》和《长恨歌传》知道，白居易的《长恨歌》侧重于赞美爱情，而陈鸿的《长恨歌传》侧重于揭露讽刺，但是《长恨歌》赞美爱情而又暗含微讽，《长恨歌传》讽刺而又“如不胜情”④，赞美爱情和揭露讽刺在《长恨歌》和《长恨歌传》中交织，使得两者在主题上有一定的矛盾性，两者的主题都绝非“爱情说”或“讽喻说”所能概括的。当然它们各自都抓住了自己的创作意图，突出了各自的主题,《长恨歌》着重写情，《长恨歌传》则着重叙事，作为元杂剧的《梧桐雨》充分借鉴了《长恨歌》重于抒情和《长恨歌传》重于叙事的特点，把叙事和抒情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但是，《梧桐雨》并不是将《长恨歌》的抒情特点与《长恨歌传》的叙事特点简单相加，它不仅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而且它的主题并不矛盾，而是统一和鲜明的，就是以悲情寓讽刺，当然这里的情并不是着重抒发爱情，而是侧重于表现荒淫误国的唐明皇自食恶果的凄凉之情。
与《长恨歌》、《长恨歌传》相比较，唐明皇父纳子妃，安禄山与杨贵妃二人私情这两个细节在白朴的《梧桐雨》中反复做了交代，而在《长恨歌》与《长恨歌传》并未作交代。如白朴在唐明皇一出场便这样写道：“六宫嫔御虽多，自武惠妃死后，无当意者。去年八月中秋，梦游月宫见嫦娥之貌，人间少有。昨寿邸杨妃，绝类嫦娥……朝歌暮宴，无有虚日……寡人消遣咱”，从中可以看出，唐明皇对杨贵妃的爱只是因为杨贵妃“绝类嫦娥”，他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居然干出了父纳子妃的荒唐事。同时，白朴在《梧桐雨》中强调了安禄山与杨贵妃的私情。剧中安禄山被唐明皇任命为渔阳节度使，杨玉环居然感伤：“妾心中怀想，不能再见，好是烦恼人也。”而且我们从安禄山的口中也可以证明他们之间有私情，安禄山被唐明皇封为渔阳节度使后，这样说道：“别的都罢，只是我与贵妃有些私事，一旦远离，怎生放的下心”，并且他在渔阳叛乱的目的就是：“单要抢贵妃一个，非专为锦绣江山”。从这两个细节不仅可以看出白朴的《梧桐雨》并不是为了歌颂李杨二人之间的爱情，而且还可以看出白朴对唐明皇荒淫无耻的无情讽刺。
与《长恨歌传》相比较，白朴的《梧桐雨》对昏庸误国的唐明皇进行无情的揭露则显得更为明显，如在《梧桐雨》第二折中，当他与杨贵妃在御园中纵情享乐之时，安禄山叛变的消息传来，他竟然开始责怪前来禀报消息的李林甫：“止不过奏说边庭上造反，也合看空便，觑迟疾紧慢。等不的俺筵上笙歌散，可不气丕丕冒突天颜！”李林甫劝谏道：“陛下，只因女宠盛，谗夫昌,惹起这刀兵来了。”面对安禄山的反叛，群臣开始互相埋怨，玄宗又开始斥责大臣们的无能：“你道我因歌舞坏江山？你常好是占奸,早难道羽扇纶巾笑谈间，破强虏三十万”， “你文武两班，空更些乌靴象简，金紫罗襕。内中没个英雄汉，扫荡尘寰”。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敌军即将攻进京城，国家将要灭亡，自己的性命也都可能不保的危急情况下，唐明皇却不慌不忙，只顾纵情享乐，这是何等的荒淫和昏庸，而也正是因为唐明皇的纵情声色，大臣们的无能平庸才造成了这起战乱。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梧桐雨》中对唐明皇荒淫误国地揭露，从而表现出白朴对昏庸误国的统治者无情的批判和讽刺。
安禄山与杨贵妃篇5
[关键词] 《梧桐雨》；民俗事象；故事情节；俗化倾向
[中图分类号] I23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2）04-0057-06
元代著名杂剧作家白朴的杂剧代表作《梧桐雨》，全名《唐明皇秋夜梧桐雨》{1}，取材于唐人陈鸿《长恨歌传》，取自白居易《长恨歌》“秋雨梧桐叶落时”诗句，写唐明皇李隆基与杨贵妃故事。全剧结构层次井然，诗意浓厚，以致后世学者对该剧的风格倾向于俗化还是诗化产生很多讨论。张石川在《白朴的俗化倾向》一文中，提到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在《元曲的由来与白仁甫的梧桐雨》[1]中论到元杂剧的俗的倾向，狩野先生认为其原因在于《梧桐雨》取材于颇具通俗情调的《长恨歌》。张石川在此基础上指出，《梧桐雨》不仅取材于《长恨歌》，而且取材于宋小说、金院本、元代诸宫调等多种通俗文学。但是接下来，文章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笔锋一转，提出：“《梧桐雨》是一部‘诗化’的杂剧。无论从语言还是从意境的营造上，都体现出与传统的诗词文学更为接近的特色，而所谓俗的倾向则应更多地体现在白朴的《墙头马上》这样的作品上。”[2]这一观点颇让人存疑。笔者认为，《梧桐雨》“诗化”的曲辞并不能掩盖其作为杂剧的俗化本质，《梧桐雨》的俗化来自于白朴高超的情节组材艺术。
《梧桐雨》之前，关涉李、杨故事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故事情节也异彩纷呈，仅《杨太真外传》中就出现了二十五个情节元素{2}。白朴在创作《梧桐雨》时择取“洗儿会”、“七夕乞巧”、“爱情盟誓”、“信物定情”、“通奸”等五个民俗事象，将李、杨、安三个主人公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推动剧情发展。白朴之所以选择这五个民俗事象，是因为他深谙于杂剧的情节艺术本质，他按照平民百姓所熟知的、喜闻乐见的民俗事象去设置情节，从而展示出《梧桐雨》作为杂剧的通俗之美。
王国维先生对戏曲的定义为：“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3]“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的意义始全。”[4]可见，戏曲艺术的内核是一个故事，怎样表现这个故事，让故事触动人心才是戏曲所追求的，其它因素如言语、动作、歌唱、舞蹈等只是为“演一个故事”而服务的。而故事的核心元素是情节，因此，情节艺术才是戏曲之根本。《梧桐雨》的俗化恰在于情节设置上对民俗的倚重。这种倚重突出地表现于它借助于五个民俗事象，完成了整个情节的建构。
一、洗儿会、七夕乞巧
《梧桐雨》剧中洗儿会和七夕乞巧，这两个节日的择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将杨贵妃与安禄山、杨贵妃与唐玄宗之间的感情纠葛提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激化了剧中人物之间的冲突。从受众角度而言，洗儿会与七夕乞巧的习俗已是当时平民百姓所熟知乐见的。
（一）以传奇目的再现洗儿会
洗儿之风开始盛行于唐代宫廷，并且上行下效。而最有传奇色彩也最具特殊性质的洗儿礼是杨贵妃给安禄山所办的“洗儿会”，后人对其多持征信态度。《资治通鉴》载曰：“甲辰，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赐衣服、宝器、酒撰甚厚。后三日，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褪袱，裹禄山，使宫人以彩舆异之。上闻后宫欢笑，问其故，左右以贵妃三日洗禄儿对。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尽欢而罢。”[5]这一故事在文人中影响较大，宋代出现了一些有关杨贵妃洗儿的诗句，如舒邦佐的《读》：“锦绷儿啼妃子笑，鸡头肉念禄山来。”[6]刘克庄的《明皇按乐图》：“惜哉傍有锦绷儿，蹴破咸秦跳河陇。”[7]《唐二妃相》：“原来玉环子，别有锦绷儿。”[8]姚勉的《题杨妃出浴图》：“谁知迎洗锦绷儿，已在华清赐浴时。”[9]可见，许多文人对贵妃洗儿这一故事颇熟。
宋时，民间“洗儿会”已经作为一种习俗，为千家万户所接纳和遵守。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育子”条记载北宋都城东京一带民间盛行满月洗儿，此时洗儿程序复杂而有规范，有“围盆”、“搅盆”、“添盆”，还有“落胎发”等程序[10]。甚至当时一些著名文人也按习俗操办“洗儿会”，梅尧臣五十七岁时喜得贵子，当时一些著名文人和朝中大臣参加了其洗儿会，留下贺诗有欧阳修的《洗儿歌》[11]、范仲淹的《次韵永叔贺圣俞洗儿》[12]、富弼的《次韵永叔贺圣俞洗儿诗》[13]等。梅尧臣为答谢诸友的洗儿贺诗，作《依韵答永叔洗儿歌》诗以答[14]。
金元时期，洗儿会也颇受重视。《金史》卷八本纪第八载：“辛未秋猎。十月癸巳，还都。庚戍，幸东宫，赐皇孙吾都补洗儿礼。”[15]记载金世宗因出宫秋猎，回宫后还特意为皇孙补洗儿礼。《金史》卷七十五列传第十三载：“（泰和）二年，元妃李氏生皇子，满三月，章宗以玑（卢玑）老而康强，命以所策杖为洗儿礼物。”[16]可见金朝是“满三月”洗儿，大概为“百日洗儿会”。金章宗为了祈愿皇子能够平安长寿，用老臣卢玑的拐杖作为洗儿之礼，可见洗儿的时间和洗儿的礼物因时代的演变和个人的想法而有所变化。到了同样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元代，洗儿会风俗依然盛行。宋末元初诗人方回《庆陆仁重举男四首》（其三）有：“升平重见上元天，箫鼓声中璧月圆。惟有高门更多喜，金盘分送洗儿钱。”[17]元末明初学者谢应芳《过金陵明道书院访友人高孟立山长适遇秩满且有侧室洗儿之喜作诗贺之六韵》[18]。由此可见，“洗儿会”自唐始而盛，经两宋，至少数民族统治的金元两朝，发展成为宫廷和民间的重要习俗。
白朴作为由金入元文人，对“洗儿会”习俗应该非常了解。杨贵妃给安禄山作“洗儿会”的故事在李、杨故事中是一件堪称引人注目的新奇事。因此，白朴既考虑到金元时期洗儿会盛行的风俗，又考虑到杂剧的民众性，选择杨贵妃为安禄山作“洗儿会”剧情，是有意识地以传奇之目的叙写这段传奇故事。
（二）以嫁接手法演绎七夕乞巧
七夕，因牛郎织女相会的传说而广受人关注。七夕乞巧，这一习俗也因牛郎织女故事的流传而逐渐发展成民间的普遍节日。后世文人为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著名篇章，也因其而流传下来许多动人心魄的传奇故事。
魏晋南北朝以来，因七夕乞巧的习俗，产生了大量的诗篇。民间也有《乞巧歌》流传：“乞手巧，乞容貌，乞心能，乞颜容，乞我爹娘千百岁，乞我姊妹千万年。”[19]这一习俗发展到北宋，则显得繁华无比，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七夕”条[20]和罗烨《醉翁谈录》卷四“京城风俗记”“七月”条[21]中关于七夕的记述都非常详细，从中可以看出宋时七夕节的隆重，因七夕节所带来的市场繁荣场面与市民的购物狂潮丝毫不逊于中国传统的春节和中秋节。
元代七夕节的隆盛场面也令人叹为观止。生活于金元之际的杜仁杰有套曲《商调·集贤宾北·七夕》：
暑才消大火即渐西，斗柄往坎宫移。一叶梧桐飘坠，万方秋意皆知。暮云闲聒聒蝉鸣，晚风轻点点萤飞。天阶夜凉清似水，鹊桥图高挂偏宜。金盆内种五生，琼楼上设筵席。【集贤宾南】今宵两星相会期，正乞巧投机。沉李浮瓜肴馔美，把几个摩诃罗儿摆起。齐拜礼，端的是塑得来可嬉。【凤鸾吟北】月色辉，夜将阑银汉低，斗穿针逞艳质。喜蛛儿奇，一丝丝往下垂，结罗成巧样势。酒斟着绿蚁，香焚着麝脐，引杯觞大家沉醉。樱桃妒水底红，葱指剖冰瓜脆，更胜似爱月夜眠迟。【斗双鸡南】金钗坠、金钗坠玳瑁整齐，蟠桃宴、蟠桃宴众仙聚会。彩衣、彩衣轻纱织翠，禁步摇绣带垂，但愿得同欢宴团圆到底。【节节高北】玉葱纤细，粉腮娇腻。争妍斗巧，笑声举，欢天喜地。我则见管弦齐动，商音夷则。遥天外斗渐移，喜阴晴今宵七夕。【耍鲍老南】团圈笑令心尽喜，食品愈稀奇。新摘的葡萄紫，旋剥的鸡头美，珍珠般嫩实。欢坐间夜凉人静已，笑声接青霄内。风淅淅，雨霏霏，露湿了弓鞋底。纱笼罩仕女随，灯影下人扶起，尚留恋懒心回。【四门子北】画堂深寂寂重门闭，照金荷红蜡辉。斗柄又横，月色又西，醉乡中不知更漏迟。士庶每安，烽燧又息，愿吾皇万岁。【尾】人生愿得同欢会，把四季良辰须记，乞巧年年庆七夕[22]。
此套曲既对元代七夕节繁荣场面做了充分描绘，又展示了元代七夕节的特殊风俗，如挂鹊桥图等。元代文人对七夕节也情有独钟，产生了许多与七夕节相关的诗词。在这些作品中，有七夕怀友的，如萨都剌的《登乐陵台倚梧桐望月有怀南台李御史艺，七夕》[23]；有感伤悼亡的，如华幼武的《七夕薄阴悼亡有感》[24]；有寄信问候的，如陆文圭的《回俞亲家七夕问信》[25]；有七夕宴乐的，如刘仁本的《七夕宴会分韵得人字》[26]；有文人因七夕节而向亲友征集诗歌的，如宋褧《张仲容七夕来征诗就次韵以答》[27]；还有借七夕贺新亲的，如谢应芳《新亲贺七夕札子二首》[28]。而且从元代诗人七夕题材诗歌中也可见元代七夕之习俗，如祈雨、曝书等。
宋元时期，作为俗文学之大宗，小说戏曲中有关七夕的记载也繁荣起来，有些甚至是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元素，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民间七夕节的热闹繁荣为人间男女欢会提供了一些有利条件，以此为背景，产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如《新编醉翁谈录》乙集卷一有《静女私通陈彦和》的故事[29]，《绿窗新话》卷上有《杨生私通孙玉娘》的故事等[30]。
白朴则另辟蹊径，《梧桐雨》中关于杨贵妃七夕乞巧的叙写采取了张冠李戴的表现手法，将元代的七夕节习俗嫁接到了唐宫中，使得杨贵妃七夕乞巧情节具有了元代的民俗风情，从而大大加强了其作为戏剧的现实性和通俗化特质。因为随着时代的流变，七夕节中的诸多习俗虽然大致相同，但是某些具体习俗却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宋代开始七夕节流行买卖“魔合罗”。而元代七夕节最为典型的时代特征就是悬挂鹊桥图。元人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岁纪》中云：“宫庭宰辅、士庶之家咸作大棚，张挂七夕牵牛织女图，盛陈瓜、果、酒、饼、蔬菜、肉脯，邀请亲眷、小姐、女流，作巧节会，称女孩儿节。”[31]《梧桐雨》中关于杨贵妃七夕乞巧的内容，就有典型的元代七夕节特征，剧中唐明皇唱词：“小小金盆种五生，供养着鹊桥会丹青帧，把一个米来大蜘蛛儿抱定。”这里提到了悬挂鹊桥图，而文献记载显示，唐宫中七夕乞巧并没有悬挂鹊桥图的习俗，可见白朴所描绘的七夕乞巧其实是元代民俗生活中的节日活动，而非唐代宫中的七夕乞巧。
其实，在元杂剧中七夕节也是一个非常通俗化、大众化的男女情感表达的媒介。如白朴《墙头马上》剧中嬷嬷问李千金：“你看上这穷酸饿醋甚么好？”李千金唱道：“却待要宴瑶池七夕会，便银汉水两分开！委实这乌鹊桥边女，舍不的斗牛星畔客。”[32]武昌龄《张天师》中陈世英云：“既蒙仙子相许，小生怎敢负了此心？但仙子虽同织女，小生非比牵牛，怎么也要一年一会？做这般老远的期约也。”桂花仙子唱曰：“那七夕，会牛女佳期，你可也休卖弄。”[33]
二、爱情盟誓、信物定情
《梧桐雨》中择取唐明皇与杨贵妃于七夕之夜为爱情盟誓，寄钗钿信物以定情的情节，不仅为了表达李、杨二人之真情，也充分说明了白朴在创作《梧桐雨》时的市民化取向。
（一）以真情遇挫打动人心——爱情盟誓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有关爱情盟誓的记载非常丰富而动人。《诗经·王风·大车》有：“榖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34]汉乐府民歌中的《上邪》通篇以咒为诗，动人心魄：“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35]《敦煌曲子词集》中一首【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非斗回南面。 休即未熊休，且待三更见日头。”[36]在主人公的眼中，爱情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共存，都是将宇宙之不可能以衬托主人公对爱情的真挚，对真情的坚守。
《梧桐雨》中设置李、杨二人在七夕之夜为爱情盟誓的情节也是非常打动人心的，通过爱情盟誓以表主人公情坚意长。而且，以皇帝与贵妃身份而作爱情盟誓，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将二人的角色下移，更接近普通百姓的心理，即尽管他们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和贵妃，但是在爱情面前，他们也像市井男女一样，会为了爱情的忠贞而盟誓，这自然拉近了受众与剧情的心理距离。
在元杂剧中，为爱情盟誓，甚至赌咒发誓的作品非常多，如关汉卿《救风尘》第三折周舍对赵盼儿的婚约产生了怀疑，赵盼儿赌咒发誓曰：“你若休了媳妇，我不嫁你呵，我着塘子里马踏杀，灯草打折臁儿骨。你逼我的赌这般重咒哩！”周舍听完赵盼儿的誓词之后就回家休了妻[37]。杨显之《潇湘雨》第一折张翠鸾怕“崔秀才此一去，久后负了人也”，崔甸士赌咒发誓以表决心曰：“小生若负了你呵，天不盖，地不载，日月不照临。”[38]
以上诸杂剧，均有为爱赌咒发誓的剧情，但是在海誓山盟之后，主人公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获得天长地久的大团圆式结局。这种真情遇挫的剧情更能扣人心弦、打动人心。剧作家择取这类剧情除了能够吸引受众的眼球和调动观众的期待视野和观剧情绪外，对剧作家而言，还有利于激化戏剧冲突，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使得剧情跌宕起伏、张弛有度。
（二）以诚信受阻推动剧情——信物定情
《梧桐雨》中李、杨二人通过“钗钿”信物定情这一情节，也是中国古代民俗事象中的一个典型。《说文》云：“信者，诚也。”[39]即我们今天所讲的诚信。可见，所谓信物，不在于物的贵贱，而在于赠物之人的诚信。信物的种类丰富多彩，在中国文学史上，信物是抒情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意象，但是，发展到元明清俗文学中，信物定情几乎成为关涉爱情的叙事文学中的固定情节模式，在一些小说戏剧中，它起到穿针引线、贯穿整个故事情节的作用。而在这类故事发展中，作为信物定情的主人公，大多遭遇种种阻碍和磨难，从而形成了三类结局：第一类是因主人公坚守诚信，并且不屈不挠地同现实阻碍抗争，最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第二类是主人公没有坚守，男人始乱终弃，或女人见异思迁；第三类是主人公虽然坚守诚信，但是由于外力阻碍所不可抗拒，最终相爱之人只能落得悲剧结局。《梧桐雨》就属于第三类情况。
在中国文学作品记载中，定情信物的样式也多种多样。《诗经·王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40]《诗经·郑风·丘中有麻》：“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治我佩玖。”[41]除了上述的瓜果、玉器作为定情信物，中国古代情人间的定情信物五花八门、各有特色，也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世说新语·惑弱》有“韩寿偷香”的故事[42]，唐传奇中也有许多情人间互赠定情信物的，如《柳氏传》、《李章武传》、《霍小玉传》、《南柯太守传》、《莺莺传》等[43]，所赠信物各不相同，如相思枕、扬州青铜镜、扇子、交颈鸳鸯绮、同心结、香囊等等。这些信物大多是人间珍品，名贵异常。而到宋元明清小说戏剧中，主人公的汗衫、裹肚、袜儿之类也被当做爱情信物，赠送给爱人。这些随带的贴身用品，不仅将赠送信物的范围普及化，而且也是社会风尚日趋俗化的表现。在宋元市井文化转型的浪潮中，普通人家男女之间为了表达爱情的真诚，以贴身俗物相赠，表达那种以“信”赠物，以真爱定情的寓意。元杂剧《金钱记》、《玉镜台》、《对玉梳》、《鸳鸯被》等，都是以信物作为杂剧之名，也是以信物贯穿全剧始终。
因此，《梧桐雨》里设置李、杨二人信物定情的故事情节，是通俗文学发展到元代的时代必然选择。在白朴《梧桐雨》中，信物定情在通俗意义上所预示的美满结局同现实中悲惨结局作对比所形成的剧情张力，也为剧本蒙上了浓重的不可抗拒命运的悲剧色彩，从而使剧情更具震撼力。
三、民众接受中对婚外情的想象与心理补偿——通奸
陶慕宁先生在《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中曾论到：“对男女两性关系的问题，民间的理解却并不认同于统治者所倡导的原则。如果说士大夫阶层是通过纳妾狎娼来弥补婚姻生活的缺陷的话，那么在下层社会则是用私通来解决同一问题。民间的男女所追求的是那种比较形而下的，侧重本能快感的两性之爱。”[44]这段话论述得颇为精到。从中国古代流行于下层社会的通俗文学中可以看出，私通、通奸等话题是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特殊调味剂，颇受民众关注，其实从民众心理视角而论，这种好奇心与民众接受中对婚外情的缺失性体验的想象与心理补偿有关。《梧桐雨》中也写到通奸的剧情，即杨贵妃与安禄山的通奸行为，这受到同题材宋小说的影响，但是白朴在作为面向大众的杂剧中设置这一通奸行为的剧情，无疑是充分考虑到民众的接受与期待的，这一选择本身就体现了白朴创作剧本时主观上的俗化倾向。
杨贵妃与安禄山是否有通奸行为，唐五代文人的记述颇为隐晦，只是提到杨贵妃自收安禄山为义子之后，安禄山经常出入宫廷而不受阻碍。但是随着宋代俗文学的发展，关于杨贵妃与安禄山之间的私情被文人逐渐夸张与放大，到了北宋后期秦醇的《骊山记》、《温泉记》中，其内容完全艳情化，淫秽色彩浓重。如《骊山记》中描绘杨贵妃与安禄山，甚至还有唐玄宗三人淫乱后宫的行为：“贵妃虑其丑声落民间，乃以禄山为子。一日，禄山醉戏，无礼尤甚。”“贵妃虑帝见胸乳痕，乃以金为诃子遮之，后宫中皆效之，迄今民间亦有之。”“一日，贵妃浴出，对镜匀面，裙腰褪，微露一乳。帝以指扪弄曰：‘吾有句，汝可对也。’乃指妃乳言曰：‘软温新剥鸡头肉。’妃未果对。禄山从旁曰：‘臣有对。’帝曰：‘可举之。’禄山曰：‘润滑初来塞上酥。’妃子笑曰：‘信是胡奴，只识酥。’帝亦大笑。”[45]但是《骊山记》中还是维护了杨贵妃的尊贵形象，将杨贵妃与安禄山之间的通奸叙述成杨贵妃被迫而为之的行为：“禄山数失礼贵妃，贵妃私甚恨，第无计绝之耳。晚年尤不喜之。禄山之守渔阳，贵妃屡言于上曰：‘渔阳天下之精兵所聚，宜用—心腹臣，禄山阴贼，不可为帅。’上不答。”[46]从杨贵妃谏言唐玄宗的言语中可以看出，作者在极力丑化安禄山这一胡人叛将。这与宋代文人谨承“华夷之辨”之大防，对安禄山一片斥责之声相一致。
而《梧桐雨》中虽然也写到杨贵妃与安禄山的通奸行为，但是却与宋小说中大不相同。首先，《梧桐雨》将杨贵妃与安禄山通奸设置成自愿而为之，并且肯定了二人的真情。第一折中写到杨国忠发现其妹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私情，他谏言唐明皇发配安禄山去镇守边疆，以免东窗事发，累及整个杨氏家族。安禄山走后，杨贵妃是“妾心中怀想，不能再见，好是烦恼人也”。其次，《梧桐雨》中的安禄山形象并非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十恶不赦和无耻下流，而是一位了解政治形势的武将。第二折安禄山起兵时说：“如今明皇年已昏眊，杨国忠、李林甫播弄朝政。”再次，《梧桐雨》中的安禄山还是一位爱江山更爱美人的重情之人：“我今只以讨贼为名，起兵到长安，抢了贵妃，夺了唐朝天下，才是我平生愿足。”“单要抢贵妃一个，非专为锦绣江山。”《梧桐雨》中对杨贵妃与安禄山之间自愿通奸行为的叙述与安禄山爱江山更爱美人形象的树立，无疑极大调动了受众对故事情节的好奇和对剧中人物的复杂心理。受众既对剧中杨贵妃与安禄山的通奸行为大加谴责，同时也会对安禄山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举动唏嘘不已，而并非宋小说中仅仅给人以感官刺激和对小说中人物的可耻行为深恶痛绝这种单一的情感体验所能比拟的。
白朴并没有因为《梧桐雨》作为历史题材而刻意加强剧本的严肃感，其对杨、安二人通奸剧情的选择与元代其它杂剧一样，元到通奸主题的剧作也很普遍，郑传寅在《论元人杂剧中“贪淫破家”悲剧》一文中专门对元杂剧中关涉有妇之夫“贪淫破家”剧情的剧本做过统计：“现存150多部元杂剧中有12部以有夫之妇贪淫破家的故事为表现对象，其中有4部具有较强的悲剧性。”[47]这种通奸模式在明清小说中更是大量出现，有人曾统计明末涉及奸情情节的小说，竟然有近四十余部[48]。元明清时期通俗文学中对奸情主题的选择和大肆抒写，除了一部分是为了劝人遵守妇道，大多情况下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呈现出强烈的民间化叙事倾向。
四、结语
《梧桐雨》虽为简短的四折一楔子杂剧，但是其内容的涵盖量却非常丰富多彩。从《梧桐雨》中出现的五个民俗事象可以看出，虽然白朴采取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是都是为剧情的通俗易懂、引人注目、新颖可观服务的。以传奇目的再现洗儿会，首先考虑的就是剧本内容的吸引人；以嫁接手法演绎七夕乞巧，则充分考虑了剧情虚实相间的叙事原则。受众可以从爱情盟誓中体悟真情，但是真情遇挫、有情人终不能长相厮守，不得不令人感慨万千。受众也可以从信物定情行为中感受情坚与情贞，但是由于受到外力阻碍，爱情信物最终变成了爱情遗物，怎能不令人顿首喟叹。而剧中杨贵妃与安禄山的通奸行为不仅可以满足民众接受中对婚外情的想象与心理补偿，而且对于受众而言，还有种石破天惊的震撼效果。因此，从民俗事象来看，白朴创作《梧桐雨》充分考虑了杂剧的文本性质和演出需要，这些民俗事象既构成了《梧桐雨》的主体故事情节，也充分体现了《梧桐雨》的俗化倾向。而张石川《论中的意象——兼及杂剧意象的特征与功能》中认为：“如果我们从文体发展演变的角度来看，《梧桐雨》并不是一部成熟的元杂剧作品，它更多的体现出的是一种过渡的状态，一种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创作倾向。”[49]联系他在《白朴的俗化倾向》中的观点，可以看出，他认为《墙头马上》是一部成熟的元杂剧作品，而《梧桐雨》由于曲辞的“剧诗”化，因此只是诗词到杂剧的文体过渡形式。这一看法显然过分强调了杂剧曲辞对杂剧本质的决定性作用。从笔者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梧桐雨》的定位还是值得商榷和重新评价的。
[参考文献]
[1][日]狩野直喜.元曲の由来と白仁甫の《梧桐雨》[J].艺文，1911（2） .（3）.
[2]张石川.白朴《墙头马上》的俗化倾向[J].艺术百家，2010（6）：p192.
[3]王国维.戏曲考原[M].清宣统元年晨风阁刊本.
[4]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p32.
[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卷216.北京：中华书局，1956.p6903.
[6][7][8][9]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卷2552，卷3039，卷3051，卷3048.
[10][20][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M].北京： 中华书局，1982.p152，p209.
[11][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2][宋]范仲淹.范丈正公集[O].四部丛刊本.
[13]周义敢，周雷.梅尧臣资料汇编[G].北京：中华书局，2007.
[14][宋]梅尧臣撰.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5][16][元]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p185，p1716.
[17][元]方回.桐江集[M].四库全书本.
[18][28][元]谢应芳.龟巢稿[M].四库全书本.
[19]李善奎.中国诗歌文化[M].济南：齐鲁书社，1999.p184.
[21][宋]罗烨.醉翁谈录[M].北京：古典文献出版社，1957.
[22]隋树森.全元散曲[M].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64.p34～35.
[23] [清]张景星，姚培谦，王永祺编选.元诗别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4] [元]华幼武.黄杨集[M]. 华仲厚，华叔和，华季平重编.赵承中点校.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
[25] [元]陆文圭.墙东类稿[M].四库全书本.
[26] [元]刘仁本.羽庭诗集[M].四库全书本.
[27][元]宋褧.燕石集[M]. [清]顾嗣立编选.元诗选二集·戊集[C].北京：中华书局，2002.
[29][宋]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30][宋]皇都风月主人编.周夷校补[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31][元]熊梦祥.析津志辑佚[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p220.
[32][33][37][38][明]臧晋叔编.元曲选[C].北京：中华书局，1958.p348～364. 关汉卿.救风尘[A].p202.杨显之.潇湘雨[A].p338.武昌龄.张天师（A）.p178.
[34][40][41]周振甫.诗经译著[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5]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6]王重民校辑.敦煌曲子词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
[39][汉]许慎.徐铉注.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43]鲁迅.唐宋传奇集[M].济南：齐鲁书社，1997.
[44]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p109～110.
[45][46][宋]刘斧.青琐高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7]郑传寅.论元人杂剧中“贪淫破家”悲剧[J].戏剧，2000（4）：p92.
[48]曹萌.明末奸情小说的情节类型及成因[J].济南大学学报，1996（3）：p32.
安禄山与杨贵妃篇6
历史辗转了千年，那段情爱的绝唱随风而逝了，人们却真切地记住了以肥硕为美的杨玉环。
杨玉环（719——756），号太真，蒲州永乐（今山西省永济）人，蜀州司户杨玄琰的女儿。唐玄宗李隆基的贵妃。
杨氏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734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纳为玄宗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王妃，时杨氏年16岁，李瑁也年约16岁。737年，玄宗宠爱的武惠妃死，后宫数千宫娥，无一能使玄宗满意。高力士为了讨玄宗的欢心，向玄宗推荐了寿王妃杨玉环。740年，玄宗幸温泉宫，使高力士至寿王宫召杨氏，令其出家，号太真，住于太真宫。745年，另立左卫中郎将韦昭训的女儿为寿王妃，玄宗册封杨氏为贵妃，“父夺子妻”，成为唐朝宫闱的一大怪闻。
杨贵妃有三位姐姐，皆国色，也应召人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每月各赠脂粉费十万钱。虢国夫人排行第三，以天生丽质自美，不假脂粉。杜甫《虢国夫人》诗云：“虢国夫人承主思，平明上马入金门。却嫌脂粉宛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杜诗详注》卷二）乃为事实之写照。
美人，三千宠爱集于一生，衣袂飘动，暗影浮光，《霓掌羽衣曲》的旋律，淹没历史的钟鼓。
杨贵妃靠一身姿色赢得重宠，她的兄弟均赠高官，甚至远房兄弟杨钊，原为市井无赖，因善计筹，玄宗与杨氏诸姐妹，令杨钊计算赌账，赐名国忠，身兼支部郎中等十余职，操纵朝政。玄宗游幸华清池，以杨氏五家为扈从，每家一队，穿一色衣，五家合队，五彩缤纷。沿途掉落首饰遍地，闪闪生光，其奢侈无以复加。杨家一族，娶了两位公主，两位郡主，玄宗还亲为杨氏御撰和彻书家庙碑。
真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有一次，杨贵妃恃宠骄纵，得罪了玄宗，被玄宗谴归娘家。可是，贵妃出宫后，玄宗饮食不进，高力土只得又把她召回来。750年，贵妃偷了二十五郎的紫玉笛，独吹自娱。事发，以忤旨又被送出宫外。贵妃出宫后，剪下一绺青丝，托中使张韬光带给玄宗，玄宗大骇，又令高力士把她召回。张祜《分王小管》诗云：“金舆还幸无人见，偷把分王小管吹。”（《中晚唐诗叩弹集》卷五）就是咏此事的。杨贵妃知道玄宗没有她，便寝食不安，更为骄纵，杨家“出入禁门不问，京师长吏为之侧目”。时人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之谣。（《杨太真外传》））李肇说：“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杜牧《过华清宫》绝句有证：
长安回望绣城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一代帝王被几颗“妃子笑”迷倒，那才是历史的真正悲哀啊！
渔阳的鼓点惊醒一夜春梦，马嵬坡、早就为《长恨歌》填上了一个苍凉的休止符。古藤老树昏鸦，有幸与千载难逢的凄美拴到一处。
天宝中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立过边功，深得玄宗宠信，令杨氏姐妹与禄山结为兄妹，杨贵妃则认禄山为干儿子。禄山以入宫谒见干娘为名，竟明目张胆地调戏起杨贵妃来。
这些是为安禄山后来造反奠定了基础，杜牧《过华清宫》诗：
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
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
云中乱拍禄山舞，风过重峦下笑声。
755年11月，安禄山反，玄宗仓皇入川，次年途经马嵬驿（今陕西省兴平县西），军队哗变，逼玄宗诛杨国忠，赐杨贵妃自尽，时年38岁。白居易的《长恨歌》，就是叙玄宗与贵妃的悲剧故事。
杨贵妃能诗，《全唐诗》收有其《赠张云容舞》一首云：
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枭枭秋烟里。
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
杨贵妃写女入的舞姿，比之秋烟芙容，若隐若现；复比之岭上风云，飘忽无定，人生无常，更比之柳丝拂水，婀娜轻柔，衬以罗袖动香，可谓出神入化。
李白的《清平调词》三首，其：“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旅”名句（《李太白全集》卷五）更成为千古绝句。贵妃死后，玄宗人蜀，“行至扶风道，……又至斜谷口，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声，隔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因采其声为《雨霖铃曲》。”（《杨太真外传》）这就是后来宋词《雨霖铃》词牌的由来。
一条丝巾怎能悬住生命的沉重？
一代帝王啊！你不是万人之上吗？却护不住自己柔弱的爱妃；你不是一言九鼎吗？却眼睁睁看着落鱼沉雁闭月羞花的容颜伸向死神的白绫。
把一场战争的罪过，加到妩媚的女人身上，这是男人莫大的悲剧。
红颜祸水？坐在龙椅上的帝王，你这样说吗？
帝王啊！爱江山也爱美人的帝王，江山已失，美人蔫存？
安禄山与杨贵妃篇7
唐玄宗看上杨玉环之前，她已经嫁给玄宗第十八子寿王李瑁差不多五年了。但唐时宫廷“胡风”剽悍，老子抢儿子的媳妇，好像也不算稀罕事，“爱情面前人人平等”嘛，所以也就没有卫道士哭闹着向皇上谏劝什么“人伦之理”。但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为了给天下人一个交代，唐玄宗还是做了一些台面上的工作。先是打着孝顺的旗号，下诏令她出家做女道士，说是要为自己的母亲窦太后荐福，并赐道号“太真”，搬出寿王府，住太真宫。这样做，也是为避人耳目，更方便他们偷情。好不容易熬过五年，玄宗先是很正经地尽了一把“父亲之责”，为寿王李瑁娶韦昭训的女儿为妃，紧接着就迫不及待地将杨氏迎回宫里，并正式册封为贵妃。杨玉环不仅长得漂亮，歌舞俱佳，而且很聪明，善解人意，简直就是皇上的贴心“小棉袄”，玄宗自然极为喜欢。不久，杨玉环便专宠后宫，使得“六宫粉黛无颜色”，当时宫中称她为娘子，一切待遇(仪体规制)也都是皇后级别。
对此，唐人李商隐发出了感叹，他在《骊山有感?咏杨妃》里写道：“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看来寿王真是郁闷至极，尴尬到家了。但玄宗不顾人伦，依然要夺子所爱，那就只能感叹杨玉环的美色太有诱惑力了。不过，根据常理推测，已步入老年的唐玄宗宠爱杨贵妃，可能并不仅是贪图美色和床第之欢，而是将她当作生活体贴入微、凡事知心解意、无能迎合自己嗜好的精神伴侣。
正如《旧唐书》所述：“太真姿质丰魂颠倒的是她高超的音乐舞蹈艺术修养。史载她“善歌舞，通音律”。而玄宗也有同好，这就难怪他会将她视为自己的艺术知音和精神伴侣。这一点，从他“朕得杨贵妃，如得至宝也”的欣喜语气里便可得知。
唐玄宗熟悉音律，对曲乐、舞蹈都颇有研究，不少贵族子弟都曾在梨园受过他的训练。《旧唐书》里记载，玄宗曾组建过“宫廷乐队”，选拔子弟300人，宫女数百人，招呼他们做指导。对于这样很有才情的“艺术帝王”，精通音律的杨玉环自然显得格外有魅力。据说有一次，玄宗倡议用中原的乐器配合西域传来的5种乐器开一场演奏会，贵妃积极应和。当时贵妃怀抱琵琶，玄宗手持羯鼓，轻歌曼舞，昼夜不息。对此，有白居易诗为证：“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
我们都知道，杨玉环体态丰腴，可这并不影响她成为一个舞蹈高手。而且她最精通的还是节奏很快、身姿灵巧的胡旋舞。相传李隆基创作出《霓裳羽衣曲》后，杨玉环只是稍加浏览，很快就编配出《霓裳羽衣舞》，然后依韵而舞，身段飘摇，翻跃如风，非常漂亮。看到心爱的贵妃对自己的乐曲领悟力如此好，表现力如此强，玄宗兴奋不已，禁不住亲自为爱妃伴奏。在这个配舞中，杨玉环吸收了传统舞蹈的表现手法，又融合了西域舞艺的回旋动作，使得整个舞蹈飘忽轻柔，绰约多姿，与乐曲达到了完美无缺的和谐境界，成为唐代乐舞中的精品。
杨贵妃尝过鲜荔枝么?
《唐国史补》载：“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关于这――“飞马献荔枝”的说法，最有名的莫过杜牧的《过华清宫》诗：
长安回望绣城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对于这个说法，后人历来有不少质疑。一种说法是说玄宗只在冬春到骊山的华清宫，而那个时节新荔枝还没成熟，所以批评小杜此诗“失实”。
我们不妨再从常识入手来分析这个问题。众所周知，荔枝不易保鲜。再从“贡地”的角度来看。有说来自南海，有说来自四川，也有“洛阳取于岭南，长安来自巴蜀”的“并进”说。而清吴省钦的《涪州贡荔枝辨》干脆全盘否定，认为“涪之荔枝，妃国无由嗜之也”。那么，就假定荔枝来自涪州，根据张岱的《夜航船》载：“唐天宝中，贵妃嗜鲜荔枝。涪州岁命驿递，七日夜至长安，人马俱毙。”按这样的说法，送至长安的已经是“辄坏”的臭荔枝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推理，那就是除却她小时候在四川可能尝过鲜荔枝外，做了贵妃后的杨玉环是没有机会吃到新鲜荔枝的。
也就是说，后人的诸多感叹，包括“七日夜至长安，人马俱毙”的恐怖想象，无非是“红颜祸水论”的褊狭思想作祟，美人也就是这样被合理歪曲、口水淹没的。
她淫乱么?
关于杨贵妃的“秽事”，以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六所载的杨贵妃为安禄山“洗儿”之事影响最大，流传最广。
书中如是说：“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购衣服……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
司马光学识渊博，治“史”严谨，可为了给帝王编一本好的“素质教育”教材，竟然典见着老脸，弃正史不顾，只是把污水往杨玉环身上泼，对此，许多人都看不惯。清代编的《历代御批通鉴辑鉴》，曾明确地指出：“通鉴载……考此皆出《禄山事迹》及《天宝遗事》诸稗史，恐非实录，今不取。”清代著名学者袁枚更直接地为杨贵妃鸣不平“杨妃洗儿事，新旧唐书皆不载，而温公通鉴乃采《天宝遗事》以入之。岂不知此种小说，乃村巷俚言……乃据以污唐家宫闱耶?”
那么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旧唐书?杨贵妃传》：“(杨妃)有姐三人，皆有才貌。……并承恩泽，出入宫掖。”但牵出个安禄山来则另有所据，李肇《国史补》卷上：“安禄山恩宠寝深，上前应对，杂以谐谑，而贵妃常在座。诏令杨氏三夫人约为兄弟，由是禄山心动。及闻马嵬之死，数目叹惋……”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玄宗为何要“诏令杨氏三夫人约为兄弟”。根据唐崔令钦《教坊记》记载：“坊中诸女，以气类相投，约为香火兄弟……儿郎既聘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云学突厥法。”如前所述，唐时“胡风”盛行，其实也是上古姊妹共夫风俗的遗存罢了。杨氏三夫人全都结过婚，又不是皇帝的妻妾妃嫔，怎能随便“承幸”?那么三夫人只有按“突厥风俗”，以贵妃姐妹的名义“约为兄弟”，这样才可“并承恩泽”，名正言顺地和玄宗发生性关系了。因为当时是一种社会风气，所以杜甫才可以不避圣讳地写道：“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金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
然而，这种社会风气只是对男性或者皇权的纵容，对于女性并不尽然，特别是贵为皇帝的宠妃，更不可能，也绝不允许随意出入宫掖。禄山“心动”，只是羡慕唐天子的艳福罢了。而后来安禄山认小他20多岁的杨贵妃作干娘，只是狡黠的安禄山欲讨好唐玄宗的无耻手段罢了。再看看患有严重肥胖症的安禄山本人，“……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禄山肚大，每着衣带，三四人
助之，二人抬起肚……”退一万步讲，便是有偷情的可能，他这样之人，又凭什么来打动尊贵美丽的杨贵妃?
她是如何死的?
李隆基虽年长玉环34岁，也曾是一个雄才大略、开创“开元盛世”的明君，但在达到人生的顶峰时，骄奢心难免会代替求治心。后在宰相与宦官的迎合下他很快就倦怠政事，任由李林甫等专权擅政，自己虽然落个清闲，却也埋下了祸根。也就是“从此君王不早朝”并非全因杨玉环而突然转变。便是唐玄宗后来重用杨国忠，虽有讨好贵妃的一面，但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牵制李林甫的专权。
但不论如何，皇帝迷糊了，帝国的灾难迟早会来。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行夺取皇位之实，起兵反叛。不到一年的时间，叛军便逼近长安。于是，玄宗仓皇入川，途经马嵬驿时(今陕西省兴平县西)，军队哗变，逼玄宗诛杨国忠，赐杨贵妃自尽，杨玉环时年38岁。
对于她的死，有多种说法。除却被缢而死的主流说法以外，有说她血溅马嵬驿，殆于乱军之中，有说“使人牵之而去”，流落民间，更离奇的说法是杨贵妃逃亡日本或远走美洲。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杨贵妃之死的传说愈来愈生动，当然，离史实也愈来愈远。
其实，从马嵬驿事变的形势来看，杨贵妃是非死不可的。缢杀之后，尸体由佛堂运至驿站，置于庭院，唐玄宗还召陈玄礼等将士进来验看。这一点在诸多史籍典册里都有明确一致的记载。
当这位美人的生命走到尽头时，传奇也到达了高潮。绝色美人终是香消玉殒，可香魂不散，故事不绝。诸多幽怨，诸多是非，还是去另一个世界里清算。对此，清人袁枚慨然写道：“到底君王负前盟，江山情重美人轻，玉环领略夫妻味，从此人间不再生。”
编后：
她本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女人。
她的生命历程也非常简单，除却“先嫁子后事父”的伦理尴尬外，她短暂的一辈子几乎就是痛快淋漓地做了一次被宠坏的女人。她就是一个天性快乐、单纯、没有心机的胖美人。她的眼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皇帝，只有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而她也只想好好做个女人。于是，她撒娇，她扮痴，她任性，她胡闹，因为她是真爱。所以她不顾忌规矩，不需要心机，但终赢得那个男人的心。
安禄山与杨贵妃篇8
此剧本虽然同样截取了安史之乱这一段历史故事作为大背景，但着重点放在唐肃宗郭子仪君臣励志齐心协力反对分裂一统山河的中兴之路。与此同时，也抨击了太上皇唐玄宗一味沉溺在个人爱情生活上的昏庸和无聊。
从小时候开始阅读唐诗元曲起，始终觉得不少文学作品过度地拔高了李隆基杨玉环所谓生死不渝的爱情。是次反其道而行之写了六场戏曲剧本“回长安”，完全可以认为这是一出与以往诠释截然不同的翻案戏曲。
关于唐朝皇室（包括横插其中短暂的武周皇朝）的戏曲剧本，最常见的是写唐代宗的“打金枝”和写唐玄宗的“长生殿”（此外与之有关的比如贵妃醉酒/大唐贵妃/贵人遗香，还有梅妃）；以及“则天女皇”“贞观盛事”“归长安”（三刺女皇）等。去年还看到写韦后先是和唐中宗患难与共后又图谋效仿武则天且毒杀亲夫的一部戏，其中男主角懦弱可鄙，竟然也被搬上了戏曲舞台。相信描写唐肃宗中兴的戏曲，这部全新创作的“回长安”应该是第一个本子。
场次
序幕
第一场：惊变西幸
第二场：勤王出征
第三场：兵谏禅位
第四场：收复返京
第五场：扫平江陵
第六场：闻铃移宫
尾声
出场人物（以出场先后为序）
安禄山属下兵士若干
史思明属下兵士若干
安禄山属下将官若干
史思明属下将官若干
安禄山，范阳节度使，简称安
史思明，平卢节度使，简称史
太监若干，简称太
李亨，唐肃宗，简称肃
李豫，广平王，李亨长子，简称豫
李辅国，宦官，简称辅
陈元礼，龙武大将军，简称陈
其他文武官员若干
宫女若干
高力士，宦官，简称高
李隆基，唐玄宗，简称玄
杨玉环，即杨贵妃，简称环
杨国忠，丞相，简称杨
韩国夫人，杨贵妃姐妹，简称韩
虢国夫人，杨贵妃姐妹，简称虢
秦国夫人，杨贵妃姐妹，简称秦
霓裳羽衣舞歌舞伎若干
黄幡绰，小丑，简称黄
张野狐，小丑，简称张
逃难民众若干
逃难父子俩，分别简称父和子
杜甫，诗人，简称杜
御林军兵士若干
御林军将官若干
朔方属下兵士若干
朔方属下将官若干（包括郭子仪的七子八婿在内）
郭子仪，朔方节度使，后为中书令和汾阳王，简称郭
永王属下兵士若干
永王属下将官若干
李璘，永王，简称永
李白，诗人，简称白
序幕
场景：范阳节度使大营
时间：安史之乱发动之时
幕后合唱：
安史之乱烽烟起，
民不聊生百业废。
君臣协力图中兴，
唐肃宗和郭子仪。
幕后合唱声中大幕拉开。
安禄山史思明兵士将官分两侧上场。
安禄山史思明分别随后上场。
安（念）：弓开月华满，
史（念）：锤落星斗寒；
安（念）：鼓角轰雷震，
史（念）：旌旗冲霄汉。
安：俺安禄山，官拜范阳节度使是也。一向能征善战，自小会吹好拍，已蒙贵妃娘娘青睐收为养子。可恼那奸相杨国忠屡次阻俺青云之路，可恨那昏君李三郎父夺子媳何来文明教化？想俺倒是与那大唐贵妃年齿相当，又远较她那前夫寿王雄壮英武，俺俩个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每每思想起来，好叫人按捺不住，直欲杀上长安夺了他李家的江山美人！啊，思明贤弟，不知可否共襄大业？！
史：史某愿追随左右！
安：好！待俺坐了天下，思明贤弟你就是九千岁！
史（作势）：谢万岁。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安禄山史思明两人放声大笑。
安：思明贤弟，日前那杨国忠传来旨意要俺进京叙职，俺置之不理。想他一计不成又生二计，欲以公主许婚下嫁小儿的名义再次要俺火速前往长安。俺岂能束手就擒中他这调虎离山的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