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系统论文范文
医疗系统论文篇1
开发具有信度和效度的医患信任量表可为测量医患信任程度提供科学工具。基于测量维度，国外医患信任量表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从借用“人际信任”量表到Anderson等开发的医患信任量表，之后测量主体趋向多元化，建构起医疗信任系统中的内容框架图，使之逐步趋于完善；国内对医患信任量表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现有量表开发多借鉴国外研究框架。基于测量对象，学界对医患信任量表的研究经历了患者视角、医方视角、普通公众视角的转换。国外医患信任量表研究虽较为成熟，但缺乏对量表信度和效度的科学完整检验；国内相关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缺乏定量研究和实证分析。未来的医患信任测量研究需致力于扩展医患信任研究层面、完善医患信任测量维度、关注医患信任动态机制等方面。
关键词：医患关系；医患信任量表；定量研究；测量主体；医患信任动态机制
中图分类号：B82-05；R-05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1254（2015）03-0011-08
就当前我国医患关系而言，医患信任危机是医患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患者不信任医生的医术和医德从而对医生处处提防，医生不相信患者所提供的病情资料并出于对医疗纠纷的担心而采取过度医疗或防御性医疗。这种状况不利于构建和谐的就医环境。有效且可行的医患信任量表为切实把握医患信任情况、衡量医患信任程度提供了科学工具，为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创造了前提条件。本文拟通过对国内外关于医患信任量表研究的论述，在借鉴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建构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的医患信任量表。
[BT1]一、医患信任产生机制理论概述
[JP+1]医患信任的产生机制是医患信任测量的理论基础。学术界关于医患信任产生机制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五种观点：“信任关系说”“信任制度说”“信任关系和制度结合说”“信任归因说”“信任源说”。“信任关系说”认为医患信任产生于人际关系；“信任制度说”认为医患信任产生于良好的制度，是制度保证了医患信任的实现；“信任关系和制度结合说”则认为单单依靠制度和关系中的某一方面来构建医患信任是片面的，两者可以通过相互结合来构建医患信任；“信任归因说”强调通过研究医患信任缺失的原因源，根据原因源构建医患信任的产生机制模型；“信任源说”与“信任归因说”从“不信任”入手不同，它试图找出可以导致医患信任的因素，进而构建医患信任模型。[JP]
马志强等根据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构建出“信任修复归因模型”（见图1），强调信任者感知到被信任者可信赖性有三个维度：能力、善心和正直，并对医患信任的缺失原因进行了分析。医患信任测量量表的构成维度就是基于“信任修复归因模型”的可信性因素，并综合了其他医患产生机制的相关理论。[FL）]
[PS刘剑锋1；S*2，BP]
[TS（][HT5"H][JZ]图1信任修复归因模型
[HT][TS）]
[FL（K2]
[BT1]二、基于测量维度的医患信任测量量表研究进展
医患信任测量的基础是构建医患信任测量指标体系，其理论来源就是医患可信性因素模型。关于医患信任指标体系的具体情况，学界并没有达成一致观点。国外对医患信任测量维度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近年来，随着我国医患关系恶化，医患矛盾加剧，出于通过构建医患信任体系来改善医患关系的考虑，医患信任测量逐渐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
（一）国外研究进展
1第一阶段：1973―1989年。医患信任是人际信任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体现，医患信任研究离不开信任研究。20世纪50年代左右，学者们对人际信任做了大量研究，构建出丰富的信任模型，并开发出科学的“人际信任量表”。信任研究的兴盛，引起医疗领域专家学者的兴趣，并开始把信任研究引入医疗卫生管理领域。1973年Wallston等根据“人际信任量表”开发出“护士信任量表”（TCN，Trust Scale for Nurses），并依据该量表测量了79名护士对其病人的信任程度。问卷虽有良好的结构效度，但未给出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值），重测信度也只有032。总之，医患信任测量维度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借用“人际信任”测量量表，并未真正结合医疗卫生领域的实际情况开发出具有高信度和高效度的量表。
2第二阶段：1990―2000年。自Wallston等学者研究之后十多年，医患信任测量研究进展缓慢，研究思路单一。1990年Anderson等在对美国退伍军人医疗中心患者和医生进行访谈的基础上，指出医患信任测量包括可靠性、信心（对医生知识和能力的信心）、信息（保守秘密和医生所提供信息的可靠性）三个维度，继而开发出“患者信任量表”（TCP，Trust Scale for Patients）。经过两次对照试验[ZW（DY，7]
第一次测量160人次，Cronbachs α值高达09，且结构效度良好；第二次测量106人次，Cronbachs α值为085，且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
[ZW）] ，验证了量表具有重测信度。由于应用访谈法在量表设计中比较注重卫生医疗系统的特殊性，该量表一经公布便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根据“谷歌学术”搜索结果，该文献目前已被引用423次，成为学者研究医患信任量表的参照范式。
Anderson等开发的医患信任量表，为研究医患信任提供了科学工具。1999年斯坦福大学医师信任研究小组Thom等对该量表进行修订，认为医患信任维度主要应包括忠诚、能力、诚实、保密、整体信任、行为。在该阶段，量表开发摒弃照抄照搬“人际信任量表”的缺陷，通过访谈等科学手段，使量表更加具有适用性。
3第三阶段：2001―2012年。医患信任量表研究经过几十年发展，指标体系逐渐完善，量表开发更加科学和系统。2001年Hall等系统论述了医疗领域的信任问题，基于信任本质，并结合前人关于医患信任测量维度的研究，开发出更加科学的医患信任测量量表，该量表也称为“维克森林医患信任量表”（WFSMT，Wake Forest Scales Measuring Trust）。该量表包括对医师的信任量表（WFSMT-P）和对医疗组织的信任量表（WFSMT-I）两大块内容，以及五个测量维度――忠实（Fidelity）、能力（Competence）、诚实（Honest）、隐私（Confidentiality）、整体信任（Global trust）。鉴于该量表只是在理论层面构建，为弥补实践层面的不足，Hall等在2002年基于美国国家样本数据，分别应用“维克森林医师信任量表”和“维克森林医疗组织信任量表”研究了专家及普通社区成员对（内科）医师和基础医疗提供者（医疗组织）的信任状况，量表经检验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且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89和093，但未对量表内部信度进行检验。根据“谷歌学术”搜索结果，目前这三篇学术论文被引用率达976次，成为继Anderson等研究成果之后对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量表。中国在这个阶段开始引入该量表，通过对量表进行验证和修正，使其符合国内医疗现状。自此医患信任测量量表有了固定范式，其他学者仅在该框架下增删相关测量维度，且医患信任量表研究逐渐增多。
随着医患信任量表开发的成熟，量表测量主体也趋向多元化。医患关系中的信任具有相互性――不仅存在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同样也存在医生对患者的信任，所以对于医患双方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之前的研究对量表测量主体更多地关注患方，而忽视了医方。
4第四阶段：2012年至今。2013年Sachiko等对医患信任测量维度研究进行了系统综述，并基于有关理论构建了“医疗信任系统：内容框架图”（见图2）。该框架图由两个同心圆组成，两条坐标轴把同心圆分割成八个部分，分别代表医疗信任系统中的八个维度，学者对内圆分割所形成的四个维度（核心维度）关注度最高，而对外圆分割所形成的四个维度（次核心维度）关注度较低。
[BT2]（二）国内研究进展
医患信任的研究基础是信任理论的发展，国内学者对信任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对医患信任的研究缺乏理论支撑。20世纪90年代的国内学者多从文化角度来讨论信任问题。至21世纪初，随着国内医疗纠纷加剧，医患信任才成为学者关注的话题，但国内学术界定性论述多，定量研究少，对作为定量研究必备工具之一的医患信任量表的研究更是处于起步阶段，且多是引进国外量表并进行修订，没有自主开发的量表研究。目前，通过“谷歌学术”检索工具检索发现，以“医患信任测量”为关键词的相关国内文献只有18篇，其中涉及医患信任量表研究的仅有8篇。
董恩宏应用翻译和回译方法，对Hall等开发的“维克森林医师信任量表”进行中文版修正，修正后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张艳依据Bova等开发的“艾滋病患者医患信任量表”，采用翻译和回译方法，结合我国医疗现状增加“经济因素”维度，给出了艾滋病医患信任量表测量维度：人际沟通维度、专业合作维度、经济因素维度，并通过了信度和效度检验。
除引进国外医患信任量表并其进行中文版修订之外，国内学者还积极探索医患信任测量的其他研究，比如对国内外医患信任程度测量进行综述，对基于医疗质量管理的患者信任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对基于患者信任度的医患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的研究，等等。
综合来看，国内研究对国外医患信任量表的引用主要集中于Hall、Anderson、Bova等学者开发的量表。这里对国较外有影响力的量表及被引情况予以简单梳理，详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研究患者信任量表最有学术影响力的是Hall等在2001年开发的医患信任量表，亦即“维克森林医患信任量表”，但量表维度最为全面的是Sachiko等在2013年在理论综述基础上所开发的医患信任量表。研究医生信任量表最好采用David等在2011年开发的医患信任量表；研究艾滋病患者最好采用Bova等开发的医患信任量表。我国在引入国外医患信任量表时，应该考虑我国医疗社会现状，通过实证检验是否需要增加或删改相关测量维度，且要对量表进行严格的信度和效度检验，开发出既科学又适合我国国情的医患信任量表。
从广义上讲，医患信任包括参与医疗活动的一切医方，据此延伸出护患信任关系。国外最早对护患关系进行研究的是Wallston等。1995年日本学者冈谷慧子通过对护患关系的研究，指出护患信任测量维度应包括对知识和技术的确信、一贯性、尊重、安心感、对未来的信心等几项内容。目前我国学者主要依据冈谷惠子的护患信任量表开展研究。比如，黄哲梅等把该量表翻译成中文，经专家评定后修订成符合我国实际的护患信任量表。修订后的量表基本情况为：折半信度为085，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89，重测信度为0746；各条目与所属领域相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各相关系数都达到050以上，内容效度良好。国内学者研究护患关系大体遵照这一思路。
[BT1]三、基于测量对象的医患信任测量量表研究进展
20世纪的学者对医患信任测量的研究主体集中在患者身上，但自Hall等开始转向患者对基础医疗提供者的信任研究后，测量对象不再局限于医师和患者，研究主体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医疗系统、医疗保险机构、药剂师、医疗研究者等均成为医患信任研究的对象。
[BT2]（一）患者视角下医患信任量表研究
患者视角下医患信任量表研究包括：患者对医护人员信任量表的开发和患者对医疗系统信任量表的开发。目前，研究患者对医护人员信任量表者大多参照Anderson等和Hall 等开发的量表，研究患者对医疗系统信任者大多参照Hall etal的量表。随着医患信任研究的不断深入，患者视角下的医患信任量表研究不断细分。学者开始研究不同病因的患者对医患信任感知情况，如研究慢性病患者、癌症患者、糖尿病患者、宫颈癌患者、肿瘤患者对医患信任程度和量表测量维度的感知是否存在差别。Janet等基于Anderson等的研究量表，认为对于慢性病患者应加强医患保密性维度的研究；Ellen等则基于Hall等的研究量表，认为对于肿瘤患者应删去保密性测量维度。学者针对不同类型患者测出的医患信任程度也不尽一致。患者对医疗系统信任量表的开发大多基于Hall等学者的测量量表，且量表都有良好的效度――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85、089、084、087，但所有量表均未进行重测信度和内部信度检验。
[BT2]（二）医方视角下医患信任量表研究
医患关系中的信任具有相互性，但当前医患信任测量中对患者视角过分关注，忽视了医方视角。David等从医方视角出发，指出医生对患者的信任测量包含四个维度：患者提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患者是否遵守约定的治疗方案、患者是否尊重医生、患者不会为了其他利益而操控医患关系。由于调查对象的特殊性，该测量量表是否适用其他患者人群还有待实证研究；国内仅黄春峰对医生测量的医患信任量表进行了开发研究。
[BT2]（三）普通公众视角下医患信任量表研究
普通公众视角下医患信任量表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普通公众对医疗系统的信任研究、普通公众对医疗保险机构的信任研究、普通公众对药剂师的信任研究、普通公众对医疗研究者的信任研究。把普通公众、医疗系统、医疗保险机构、药剂师、医疗研究者纳入医患信任研究体系，扩大了医患信任研究范畴，使研究不再局限医生和患者之间，研究主体呈现多元化。国内研究也逐渐突破医生和患者的局限，开始关注医疗系统所延伸的制度信任问题，但未通过测量量表进行量化研究，结论缺乏实证支持。
[BT1]四、研究不足及展望
（一）研究不足
当前国外对医患信任测量的研究呈现主体多元化趋势，不仅关注医生和患者间的信任测量，而且关注普通公众对整个医疗系统的信任测量，医患信任概念变得广义化，凡与医疗有关的提供者，均被纳入医患信任研究中。国外医患信任量表研究虽较为成熟，但缺乏对量表信度和效度的科学完整检验。国内对医患信任测量的研究较少，且尚处于起步阶段，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缺乏合理的实证分析，在测量对象上多聚焦于患者，缺乏对医患信任的互动研究。
（二）研究展望
未来的医患信任研究应重点关注：扩展医患信任研究层面、完善医患信任测量维度、关注医患信任动态机制。
1扩展医患信任研究层面。医患信任研究层面的扩展主要应关注两个方面：医患信任与其他医患概念的关系研究和医患信任测量主体的多元化研究。医患信任隶属医患关系，医患关系包括医患沟通、医患满意度、医患贿赂等，医患信任研究不能孤立存在，必须加强与医患关系其他概念的互动研究，如医疗腐败、医疗贿赂怎么影响医患信任的建立等。医患信任、医患沟通、医患满意度是彼此相互联系的，但学界缺乏对其彼此关系的科学论述。随着国内医疗的健全与发展，未来家庭医生、药剂师、医疗健康公司等新型医疗机构会不断涌现，医患信任也需扩大其测量对象研究。
2完善医患信任测量维度。医疗领域情况复杂多变，新事物、概念必然会不断出现在医患信任研究中，完善医患信任测量维度成为必然。正是基于此，有学者建议将“关爱”纳入医患信任测量维度，以促进医患信任。随医患信任研究的深入，凡对医患信任有影响的因素，都应加入医患信任测量量表中进行检验。医患信任测量维度还应适应不同文化和经济体制下医患信任测量的需要。基于此，结合信任修复归因模型，可构思并建立医患信任测量维度动态检验模型（见图3）。[FL）]
[PS刘剑锋3；S*2，BP]
[TS（][HT5"H][JZ]图3基于信任修复归因模型的医患信任量表开发构思
[HT][TS）]
[FL（2K2]
患者首次就医后，可基于不同情绪感知对患者进行分类，分组访谈调查患者产生医患满意或医患纠纷的原因，然后将结果反馈医生。通过对医生认知层面的浅层归因和深层归因分析，确定医患信任可信性维度，并据此制定医患信任测量量表。在患者二次就医时，利用构建的医患信任测量量表对患者进行信任程度测量；采用因子分析、信度效度检验等统计学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处理，在实证层面修订医患信任测量量表。为反映最新医患信任研究成果，可间隔一段时间后进行循环修订测量量表，使量表修订保持动态性和连续性。
3关注医患信任动态机制。医患信任是一个动态过程，尤其对慢性病患者而言，需经常性接触医生，更需加强医患信任的动态过程研究。医患信任从患者角度看，可分为首次就医前的预设性信任、就医过程中医患互动的关系信任、医患关系结束后经过评价确立的认识性信任三个阶段，且每个阶段中医患信任的状态不同。已有研究结果表明：病人第一次看病前后，信任程度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但第二次看病前后，信任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并且对医疗组织的信任不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目前很少有学者从动态角度进行信任测量，未来研究的重点应关注就医前、就医中和就医后的医患信任测量，通过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医患信任在此动态过程中的变化机制。
参考文献：
[1]
黄晓晔.“关系信任”和医患信任关系的重建[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3，26（3）：300-302.
[2]黄奕祥.社区卫生服务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信任困境及其对策[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09，26（1）：14-16.
[3]孙良国，刘艳萍.医患关系：法律的局限与信任的重建[J].医学与哲学，2013，34（3A）：79-80.
[4]刘俊香，莎仁高娃，李晶，等.新医改背景下医患信任的主导道德信任与制度信任[J].医学与哲学，2011，32（21）：30-32.
[5]任学丽.单位制度变迁视阈下社会转型对医患信任的影响[J].医学与社会，2014， 27（1）：36-39.
[6]杨同卫，苏永刚.患者对于医生之信任产生的机理：关系依赖与理性选择[J].医学与哲学，2012，33（2A）：19-26.
[7]马志强，孙颖，朱永跃.基于信任修复归因模型的医患信任修复研究[J].医学与哲学，2012，33（11A）：42-44.
[8]左国庆，廖于.医患关系的信任机制探讨[J].重庆医学，2004，33（6）：948-949.
[9]李德玲，吴燕琳.信任源理论对构建医患关系信任机制的启示[J].医学与社会，2012，25（8）：17-19.[ZK）]
[10][ZK（#]陈松林.信任源理论在医患关系管理中的运用[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6，22（12）：826-828.
[11]TOMLINSON E C， MAYER R C.The role of causal attribution dimensions in trust repair[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9，34（1）：85-10.
[12]WEINER B. An attributional theory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emotion[J]. Psychological Review，l985，92（4）：548-573.
[13]钱海燕，杨忠.跨国合作组织间信任修复：基于制度与文化视角的分析[J].江海学刊， 2010，（5）：89-93.
[14]WALLSTON K A， WALLSTON B S， Gore S. Development of a scale to measure nurses’ trust of patients： a preliminary report[J].Nursing Research，1973，22（3）：232-235.
[15]ANDERSON L A， DEDRICK R F. Development of the trust in physician scale： a measure to assess interpersonal trust in patient-physician relationships[J].Psychological Reports，1990，67（3）：1091-1100.
[16]THOM D H， K M RIBISL， A L STEWART， D A LUKE. Further validation and reliability testing of the trust in physician scale[J].Medical Care，1999，37（5）：510-517.
[17]HLL M A， DUGAN E， B ZHENG， MISHRA A K.Trust in physician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what is it， can it be measured， and does it matter？[J].Milbank Quarterly，2001， 79（4）：613-639.
[18]HALL M A， CAMACHO F， DUGAN E， BALKRISHNAN R.Trust in the medical profession： conceptual and measurement issues[J].Health Services Research，2002，37（5）：1419-1439.
[19]HALL M A， ZHENG B， DUGAN E，et al. Measuring patients’ trust in their primary care providers[J].Medical Care Research and Review，2002，59（3）：293-318.
[20]DAVID H THOM， SABRINA T WONG， DAVID GUZMAN， et.al. Physician Trust in the Patient：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New Measure[J].Annals of Family Medicine， 2011， 9（2）：148-154.
[21]SACHIKO OZAWA， POOJA SRIPAD. How do you measure trust in the health system？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13， 91（SI）：10-14.
[22]董恩宏，鲍勇.维克森林医师信任量表中文修订版的信效度[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2，36（2）：171-175.
[23]张艳.艾滋病患者医患信任量表的编译及应用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2.
[24]C BOVA， K P FENNIE， E WATROUS et.al.The health care relationship （HCR） trust scale：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evaluation[J].Research in Nursing & Health，2006， 29（5）：477-488.
[25]罗碧华，肖水源.医患相互信任程度的测量[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4，28（8）：567-571.
[26]董恩宏，鲍勇.基于医疗质量管理患者信任度评价指标Delphi构建[J].科技管理研究，2011，31（24）：48-53.
[27]董艳.基于患者信任度的医患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9.
[28]冈谷惠子.看护妇―患者关系における信赖老测定する质问纸の开[J].看护研究，1995，28（4）：46-47.
[29]黄哲梅，洪婉媚，曾丽红，等.护患关系信任度及其影响因素[J].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2， 18（11）：1244-1246.
[30]曹丽红，黄哲梅，李剑妮，等.护患关系信任度影响因素的研究及对策[J].国际护理学杂志，2014，33（7）：1616-1619.
[31]吴林，郝卫文.急诊患者对实习护生的信任度及实习护生自我工作满意度的调查分析[J].卫生职业教育，2014，32（11）：104-107.
[32]SHELTON R C， WINKEL G， DAVIS S N， et al.Validation of the group-based medical mistrust scale among urban black men[J].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2010， 25：549-555.
[33]ARMSTRONG K， MCMURPHY S， DEAN L T， et al. Differences in the patterns of health care system distrust between blacks and whites[J].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2008， 23：827-833.
[34]JANET K FREBURGER， LEIGH F CALLAHAN， SHANNON S CURREY， et.al.Use of the trust in physician scale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ic diseas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and correlates of trust in the rheumatologist[J].Arthritis & Rheumatism，2003， 49（1）：51-58.
[35]LORD K， IBRAHIM K， S KUMAR， et.al. Measuring trust in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A study of ethnically diverse UK cancer patients[J].Clinical Oncology， 2012， 24：13-21.
[36]YIN-YANG LEE， JULIA L LIN. How much does trust really matter？ A study of the longitudinal effects of trust and decision-making preferences on diabetic patient outcomes[J].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2011， 85：406-412.
[37]ANN SCHECK MCALEARNEY， JILL M OLIVERI， DOUGLAS M POST， et.al. Trust and distrust among appalachian women regarding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a qualitative study[J].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2012， 86：120-126.
[38]ELLEN M A， SMETS MARIJ A HILLEN， KIRSTEN F L， et.al. Does being informed and feeling informed affect patients’ trust in their radiation oncologist？[J].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2013， 90：330-337.
[39]ARMSTRONG K， MCMURPHY S， DEAN L T， et al. Differences in the patterns of health care system distrust between blacks and whites[J].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2008， 23：827-833.
[40]EGEDE L E， ELLIS C.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trust in health care systems scale[J].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2008， 23：808-815.
[41]SHEA J A， MICCO E， DEAN L T， MCMURPHY S， et al. Development of a revised health care system distrust scale[J].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2008， 23：727-732.
[42]SHELTON R C， WINKEL G， DAVIS S N， et al. Validation of the group-based medical mistrust scale among urban black men[J].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2010， 25：549-555.
[43]黄春锋.医患信任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D].广州：中山大学，2011.
[44]EVELIEN VAN DER SCHEE， BERNARD BRAUN，et.al. Public trust in health care： a comparison of Germany， the Netherlands， and England and Wales[J].Health Policy， 2007， 81：56-57.
[45]OZAWA S， WALKER D G. Trust in the context of community-based health insurance schemes in cambodia： villagers’ trust in health insurers[J].Advances in Health Economics and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2009， 21：107-132.
[46]NGORSURACHES S， LERKIATBUNDIT S， LI S C， et a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patient trust in community pharmacists （TRUST-Ph） Scale： results from a study conducted in thailand[J].Research in Social and Administrative Pharmacy， 2008， 4：272-283.
[47]HALL M A， CAMACHO F， LAWLOR J S， et al. Measuring trust in medical researchers[J].Medical Care， 2006， 44：1408-1053.
[48]DAGMAR RADIN. Does Corruption Undermine Trust in Health Care？ Results from public opinion polls in croatia[J].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3， 98：46-53.
[49]宁丽红，陈晓阳，杨同卫.论医疗红包及医患普遍信任之建构[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3，26（2）：220-221.
[50]向玉乔.“信任与医患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伦理学研究，2014，13（2）：136-137.
[51]李德玲，吴燕琳.从患者本位看信任的特征[J].医学与哲学，2012，33（2A）：21-23.
[52]李德玲，卢景国.从患者视角看预设性信任/不信任及其根源[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1，24（2）：201-203.
医疗系统论文篇2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与共和国同龄的陈厚琦出生在长江之畔的古城扬州。1982年，酷爱文学的他，还没来得及考证诗人张若虚为什么在《春江花月夜》里发出“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之问时，便告别了江苏省农学院，启程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遗传学专业研究生，憧憬着未来科学家的梦想。然而，他心里十分清楚：作为一名公派留学生，他负笈美国求学，一定要学有所成，不能辜负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来日还要报效祖国、报答家乡。在飞机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的那一刻起，他便暗下了“面壁十年图破壁”的决心，心中升腾起“我爱你，中国”的无限缱绻之情……
如今，30年过去了，陈厚琦以无可厚非的事实，践行和印证了一个中华赤子的拳拳爱国之心。从他留学的轨迹中，我们可清晰地看到那些他走过的求学、研发和探索路上留下的坚实脚印。
1982年，陈厚琦飞抵太平洋彼岸美国密西根湖畔的芝加哥城。在伊利诺大学香槟校区学习的日子里，他只争朝夕，充分利用学校提供的良好教学和实验条件，向世界先进的科学堡垒进军。为了研究一个课题，他在实验中苦苦摸索，常常孜孜以求地工作到深夜，认真总结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教训，以期发现科学的真谛。他的导师别托教授（Dr.Buetow）是全美生物分子学和遗传工程领域的权威，在他的指导下，陈厚琦先后完成了遗传学硕士学业和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业，并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89至1994年，陈厚琦在伊利诺大学芝加哥校区癌症研究中心从事肿瘤生物学研究。尔后，他在该大学医学院肿瘤外科系任教授，从事癌症的免疫治疗研究，涉及多方面的前沿性研究开发。然而，困扰着整个西方医学的许多慢性疾病医学难题，一直令他困惑不安。他认识到：攻克包括癌症在内的慢性疾病，关键在于医学的创新。2000年后，他开始涉猎西方医学的前沿领域――泛自然医学（分子医学和量子医学）。其研究和实践涉及以代谢综合症为主轴的慢性疾病及其发生发展的机理，也涉及多种天然化合物逆转与治疗慢性疾病的分子机制。
以代谢综合症为主轴的慢性疾病包括高血压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老年痴呆症和癌症等。这些慢性疾病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可怕杀手。为了提高自己的自然医学水平，他又通过在国际自然医学院研习自然医学，与美国自然医学界的临床高手交流学习。继而，他在美国芝加哥创建了自然康复中心，为当地民众服务。在指导民众逆转多种慢性疾病的同时，积极开展健康教育，提高民众的健康意识。在多年的研究、健康教育和逆转慢性疾病的康复实践中，他取得了宝贵的成功经验，在理论建树和临床实践上均取得了重要成果。莘莘学子陈厚琦不孚众望，圆了自己的医学梦，实现了人生的一次重大转型。
在大洋彼岸，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春潮深深地吸引着海外学子们，思念故土的陈厚琦在美国再也坐不住了。他虽身在西半球，却依然眷恋着东方的故乡扬州――“扬州是我的根，即使走遍天涯海角，我也要在脑海中留下他古朴秀丽的身影”；他虽已加入美国国籍，但始终忘不了自己是炎黄子孙。
2008年，他果断地踏上了回国的征程。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近几年来，回国后的陈厚琦马不停蹄地奔波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有时不得不日夜兼程、乐此不疲地参加多种国内外有关医学、健康的重要会议和活动，热心宣传国外医学领域的变化、动态和创新，积极寻找与国内医疗界同仁的合作的机会，创建慢性疾病治疗康复中心样板。此外，他还陆续应邀为高等院校、医疗机构等单位做了几十场有关自然医学和抗衰老医学的专题报告。
2008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抗衰老医学大会上，他的论文《战胜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冠心病和脑中风》获得优秀论文荣誉证书。
2009年4月，他在家乡扬州注册了健康咨询公司，将抗衰老医学和自然医学的新理念与临床革新带回祖国，开始为家乡民众的健康倾注心血。同年11月，在香港召开第三届世界自然医学高峰论坛上，他荣获“杰出自然医学专家”证书和“医圣”勋章。他的论文《预防和逆转心脑血管疾病》被卫生部主管杂志《中国健康营养》2009年12月刊选登。
陈厚琦的一颗滚烫的爱国之心受到了祖国和人民的抚爱和厚待。他深深地感动了，也激发了自己“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人生正能量。
在他看来，中国医疗改革的成功，与医学本身的变革密切相关。慢性疾病问题不能解决，医疗改革事倍功半。西医要创新，用分子医学和量子医学这些新思想、新学术、新理论、新技术改变慢性疾病无法治愈的状况；中医则要回归到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古中医学。中医回归也是一种创新。从医学临床实践方面讲，慢性疾病的治疗与康复是医学创新的应用， 需要创建成功样板，也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新型医疗系统、用药系统和健康管理服务系统。
据官方最新统计：我国高血压患者已突破3.3亿，其中18岁及以上居民的高血压患病率为33.5%，60岁及以上老人高血压患病率66.9%。高血压患者年轻化倾向越来越严重。高血压患者如果久治不愈、终身服药，会直接产生心脑血管疾病死亡，或通过诱发糖尿病产生心脑血管疾病而死亡。心脑血管疾病之所以成为全球性的人类健康头号杀手，是因为高血压和糖尿病制造了大量的心梗脑梗后备军。中国糖尿病和准糖尿病人数高达2亿，成为全世界糖尿病人口最多的国家。心脑血管疾病造成的死亡每年接近350万人，占慢病死亡人数的40%。另据民政部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占总人口的14.3%，预计在2013年底将突破2亿。老年群体的健康问题，与慢性疾病密切相关。
陈厚琦对此状况忧心忡忡，撰写和发表了不少有针对性的论文，或在他所作的有关专题报告中阐明自己的观点，建言献策，以示国人警惕。他认为，这些数据为中华民族的健康状况与持续的经济发展、民族昌盛，敲响了警钟。欲解决慢性疾病问题，目前的常规西医必须与时俱进，自我革新。这样的革新，在欧美诸国已经发生了，而中国医学界和医疗界在国际范围内医学变革的巨变中反应尚为迟钝，至今未能接轨。
他指出，西方医学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核心的变化是分子医学与量子医学的兴起。分子医学的几大分支包括功能性医学、抗衰老医学和自然医学。这些医学新流派的产生和兴旺，不仅揭示了慢性疾病产生、发展的分子机制，而且发现了大量能够逆转、治疗、康复这些慢性疾病的天然药物。在自然界中，蕴藏着各种能够逆转和治疗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天然化合物。
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例。在这两个国家，有专门的自然医学学院培养自然医学医师，抗衰老医学学会有权给医师培训考试，通过考核者取得抗衰老医学医师资质。常规西医医学院开设功能性医学、营养医学专业，已经普遍被接受。民众通过功能性营养素预防疾病和逆转慢性疾病，已经成为民众的共识。常规西医及其前沿分子医学从人的形体入手，着重以化学手段解决人体健康问题，聚焦的是物质。与此同时，量子医学也在欧洲传统的能量医学――和疗医学（又称同类疗法和顺势疗法）与现代量子生物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量子医学是现代的能量医学，从能量入手，解决人体的健康问题，聚焦的是能量。分子医学和量子医学同为西医的前沿领域，统称泛自然医学，或简称自然医学。自然医学界和生物科技界已经研发出不少优质高效的天然药物，对逆转、治疗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的效果显著，打破了慢性疾病无法治愈、终身服药的禁区。
他强调，中国民众的健康需求和老年化社会的巨大压力，迫切需要大力引进自然医学。教育界可以从开设课程开始，到创建专业、成立自然医学系科，再到建立专门的自然医学学院或大学，培养人才，推动研究，走进社会，为中华民族的健康保驾护航。产业界需要引进、研发、推出多种高效优质的天然化合物，用以逆转、治疗慢性疾病。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医学中医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困境，我们需要振兴中医。怎样才能够振兴中医？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但关键是给中医定位。中医不是化学医学，而是能量医学。从能量医学的角度去认识中医，才可能回归、继承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古中医学，才能够发扬光大中医，为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健康作出贡献。西方量子医学其实已经为中医的科学性做出了注释。但中医本身需要从能量医学的角度深化对中医中药内涵的认识，并逐步建立中医药理论与临床的现代语言表达系统。
2013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健康产业大会上，他应邀发表的论文《21世纪医学变革的主旋律：西医创新与中医回归》被民政部主管的《中国民康医学》杂志选登（2013年第7期）。受出版部门之约，他的论文集《现代医学的存亡兴衰》和两部专著《泛自然医学与慢病康复》、《分子医学药典：天然化合物与慢病逆转》将陆续面世。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协会主管的《今日科苑》杂志于2013年第16期以《悠悠报国志，天涯医者心》为题，报道了该期《科学人生》栏目推荐人物――陈厚琦博士，介绍了他为医学创新在中国的发展所作的贡献。《人民日报》海外版于2013年9月10日用两个整版的篇幅，以《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为题，报道了陈厚琦博士的个人经历和在自然医学领域所作的突出贡献。
目前，陈厚琦担任着世界健康生活方式促进会联合会总会副主席、美国自然医学研究院副院长等职。他与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国际自然医学会、国际亚健康协会和世界健康生活方式促进会等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愿共同为推动医疗模式转变和健康产业的发展而作出积极的努力。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据统计，中国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数高达350万人。这个惊人的数字对拥有13亿人口的、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大国而言，意味着如不采取积极有效的干预行动，心脑血管疾病将会成为中国民众健康的最大威胁。
在接受采访时，陈厚琦先生欣然为我们介绍了他在国内近几年所做的主要工作，其谦和姿态和坦荡的胸襟令人不禁肃然起敬。本文据实记录以下的具体内容，以飨读者，并期得到社会和政府的广泛支持。
一、提出“人体自稳定调控系统的生物控制论”，并将其作为泛自然医学的总体理论。这一理论是系统生物学、系统科学运用于人体生命科学的成果，它涵盖了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三大系统科学的基本理论。医学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恢复人体自愈力。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在物质、能量和信息层面上各具特征：以神经系统为主导的生物化学调控机制（物质层面）；以人体电磁场为背景的生物电磁波同谱共振机制（能量层面）；以意识调控为核心的信息调控机制（信息层面）。上工治未病，就是借助于各种手段让人体的自修复能力得以恢复，实现人体新陈代谢的动态平衡。
二、建立了自然医学的用药系统。功能性营养素慢性疾病适应症一览表，是对这一用药系统的基本介绍。近百种天然化合物为何能够治病、能够治疗哪些疾病？正在写的一本专著《分子医学药典：天然化合物与慢性疾病》主要介绍这一成果。
三、将自然医学逆转与治疗慢性疾病的新系统介绍给中国民众。正在写的另一本专著《自然医学与慢性疾病》主要介绍这一成果，以及针对近二十种慢性疾病，分子医学用哪些天然化合物组合来逆转与治疗。
四、研发出逆转心脑血管疾病的酶制剂：奇迹酶。该酶制剂能够有效地消除动脉血管内壁的硬化斑块。其效果包括颈部硬化斑块的消除，冠状动脉硬化斑块的消除。从症状和患者的感觉讲，偏头痛、头晕和心绞痛，三种症状的控制最明显，1～2周明显见效。六年来，赠送了价值上百万人民币的酶制剂给许多人，效果得到大家的充分肯定，受益者逾千计。回国后，与华林博士合作，研发出一种新技术，用以提高该酶制剂的临床效果。这一技术已经得到中国国家专利局的批准（专利号：201110128772）。目前正在与企业界合作，将产品进入市场，为更多民众的健康服务。在高血压患者中，有许多人的高血压是小血管阻塞造成的。糖尿病的并发症主要是血管阻塞产生的。心脑血管疾病更是血管阻塞问题。因此，这一酶制剂的广泛使用，将帮助许多人走出生命险区。这一产品在北美和国际市场上，也受到越来越多民众和医疗界人士的重视。
五、对振兴中医这一重大课题，提出了颇有见地的建议和独特理论。第一次提出：能量医学是中医中药的本质特征。中华民族的古中医学不是化学医学，而是能量医学。西方现代的前沿医学――量子医学与古中医学殊途同归，但古中医学的内涵与外延都远远比目前的量子医学丰富。这一见解得到许多中医界同仁的认同。初步提出了建立古中医学的现代语言表达系统。古中医学六大学说涉及的人体生物能量、信息调控机制包括：1.天人合一宇宙观：阴阳的物质/能量基础；2.宇宙信息能量场论：宇宙能量对人体能量的作用；3.五行场论：人体内部五藏（能量团）之间的能量场相互作用；4.经络能量控制论：经络能量运行调控机制；5.气血微电磁场论：经络的量子生物学本质与气血之间的关系。古中医学解决的是人体经络―藏像问题，以能量（气）入手；西方医学解决的是人类形体问题，以物质（化学）入手，两者互补。现代量子医学是古中医学与西方医学之间的桥梁。
六、为创建“慢性疾病治疗与康复”新医疗系统，整合泛自然医学与古中医学的技术资源，完成了“慢性疾病逆转与康复的技术资料”。正在与上海医疗界同仁合作，创建慢病康复中心样板。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与共和国同龄的陈厚琦虽已年逾花甲，却总也停不住奔忙的脚步。他那宽阔的天庭饱满而明亮，有些修顶的头上袒露着饱经风霜的学者风度和睿智。他出身于扬州的陈氏大家族，无论在动荡的岁月还是在和平盛世，他的家族始终显得耀眼辉煌，表现出显赫的社会影响。他的祖辈曾中过举人、进士，有人还做过清道光年间的布政史。在近代史上，这个家族先后涌现了三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陈忠经（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副局长、代局长）、陈朗环（冶金部副部长）、陈思（离休前为副军级干部）。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他矢志不渝地追随着自己内心的真善美，无所畏惧地追求着自己的人生理想。终于，他从一位当年的插队知青、农林专业教师，在攀登了几座科学高峰后成长为知识渊博而有着强烈爱国爱家乡情怀的自然医学专家。他在国内国际讲坛上对前沿的分子医学和量子医学所作的精彩演说，给许多人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他曾吟咏自创的一首诗：“生物工程，癌症攻关。杏林探索，冲波推浪。康复病患的欢欣笑语，抚慰着经久磨难的翅膀。取真经，驱逐病魔；化腐朽，成为神奇。谈笑间，还你健康。”这首发自肺腑而铿锵有力的诗句，令人深刻地感受到他的真诚和善良、他对人类的大爱和他那颗激情澎湃的心。
医疗系统论文篇3
陈柳钦,湖南邵东县人,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天津市知名青年学者,青年经济学家,产业经济、城市经济和城市金融问题专家。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哈尔滨商业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哈尔滨理工大学客座教授,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教授,天津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天津工业大学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广西民族大学兼职教授。
摘要: “数字城市”作为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代表的是一种世界潮流和城市发展的方向。“数字城市”是21世纪城市发展的新主题,也是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新动力,它不再是一个技术性概念,而是现代科技、社会、政治、经济影响下的新城市形态。本文阐述了“数字城市”的内涵,并对“数字城市”建设的内容与框架进行了细致的探讨。
关键词: 城市 信息化 城市信息化 “数字城市”
中图分类号: F49
一、“数字城市”兴起的背景
1998年1月31日,时任美国副总统戈尔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科学中心发表了题为“数字地球:二十一世纪认识地球的方式(The Digital Earth: Understanding our planet in the 21st Century)”的讲演中首次提出了“数字地球”的概念。戈尔指出:我相信我们需要一个“数字地球”,即一个以地球坐标为依据的、嵌入海量地理数据的、具有多分辨率的、能三维可视化表示的虚拟地球。详细地说,“数字地球”是指以地球为对象,以地理坐标为依据,具有多源、多尺度海量数据的融合,能用多媒体和虚拟现实技术进行多维的表达,具有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特征的虚拟地球。简单地说,“数字地球”是指数字化、信息化的地球。形象地说,“数字地球”是指整个地球经数字化后由计算机、数据库及通讯网络来管理的巨型信息系统。同时,“数字地球”也是全球定位系统、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宽带网络及虚拟现实等现代高科技的高度综合和升华,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制高点。
1999年12月,来自20个国家的500余名科学家、工程师、教育学家、管理者及企业家汇聚北京,于“首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召开之际发表了著名的《数字地球北京宣言》。宣言指出:21世纪是一个以信息和空间技术为支撑的全球知识经济的时代,强调综合全球对地观测系统、全球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全球导航与定位系统、地球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及动态过程监控的重要性;认识到数字地球有助于回应人类面临的诸方面的挑战;倡议政府、科技界、企业等共同推动数字地球的发展;建议实施数字地球过程中,应优先考虑环境、灾害、资源、可持续发展与人类生活质量等方面。数字地球北京宣言的发表,标志着1998年戈尔提出数字地球概念后该领域在全球范围的正式推进。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互联网的普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数字地球”概念的提出和推广,全球掀起了一股强大的信息化浪潮。这股浪潮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均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它使得一些传统的东西正在消逝,许多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它正在逐步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促进人们进行新的社会变革。由于计算机技术的产生以及在各个科学领域的广泛应用,大大促进了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和空间分析技术等技术的发展,学科的相互交叉和技术的集成又不断地拓宽新的应用领域。信息技术与信息产业的发展已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些先进的、改变城市功能的技术主要表现为:(1)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技术突飞猛进,极大地提高了地理信息获取和更新的能力;(2)宽带光纤和卫星通信为基础的互联网的迅速普及,极大地扩大了信息的通信交换能力;(3)分布式数据库和共享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信息存储和管理能力;(4)仿真和虚拟技术的成熟,酝酿着信息应用技术领域的划时代变革。信息技术变革的大趋势必然深刻地影响到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行业的信息技术应用领域。传统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不得不向“数字城市”靠近,并努力追寻“数字城市”的发展模式。
城市是社会经济要素高度集中的区域,是人类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的中心,是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聚集和扩散的基地。进入21世纪,信息化进一步得到了广泛应用和高度渗透,信息技术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信息资源日益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无形资产和社会财富。同时,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增长要素特别是技术、资本、人力资源、知识等诸要素,在资本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利益驱动下所出现的全球性流动和组合,以至于国别经济和区域经济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了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依赖性、互补性、关联性更为增强,各种商品在全球流通,为世界人类所共享。2000年6月5日～7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UNDESA)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及亚太地区的城市市长参加的主题为“推动城市信息化,共创未来家园”的“亚太地区城市信息化高级论坛”,最后发表了《上海宣言》。该宣言指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信息化的程度和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实力和文明程度的主要指标。信息化正成为全球贸易、投资、资本流动和技术转移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信息化建设将有利于促进人类的共同富裕和共同进步。加强对城市信息化的理解,推进城市信息化建设与合作,将成为城市发展的新主题和新动力。城市信息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数字城市”的建设。从技术角度看,“数字城市”是城市信息化实现的技术基础,而且是城市信息化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特征。“数字城市”是社会信息化发展必然,是当今发达国家信息化发展的主要特征。全球信息化正在引发当今世界的深刻变革,重塑着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军事发展的新格局。全球信息化的出现使得互联网成为新世纪国人关注的热点,而“数字城市”则是热点中的焦点。
在戈尔于1998年9月首先提出了“数字化舒适社区建设”的倡议后,许多国家已经对“数字城市”开展了相应的工作。比如欧洲“数字城市”(EDC)中的虚拟赫尔辛基很有特色,3D界面是其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日本的“数字京都”(DCK)项目始于1998年10月,目的是使其成为京都的社会信息主干,其设计思想是真实和活动。“真实”是指该“数字城市”是为实际的用户服务的,而不是虚拟城市;“活动”是“数字城市”中的数据采集于现实的动态数据。“数字京都”中的新技术开发,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新加坡提出了“智能城市”的设想,为国民提供一个综合业务数字网和异步数字用户专线,将新加坡90%的家庭连接在一起,实现“网上生存”的梦想。随后,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制定城市信息化发展政策,这些信息化城市或地区统一命名为“数字城市”。在国内,近十多年来,深圳、北京、海口、济南、广州等城市和国内著名科研院校相继建立了一批专业数据库和应用开发系统,为“数字城市”的研究积累了经验和数据。“数字城市”已成为我国各主要地、市进入21世纪后,在新的时代背景、经济背景、技术背景下,运用并发展空间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最终将其集成并渗透到现代城市生活方面的一项重要的标志性建设。
目前,“数字城市”作为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代表的是一种世界潮流和城市发展的方向。深入开展“数字城市”的研究,积极推进“数字城市”的建设,无论是对当前,还是对未来城市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数字城市”的内涵
由于“数字城市”是一个正在发展演变的概念,人们对它至今没有统一和权威的解释,存在很多的争论和思考。
台湾学者林峰田(1999)认为,“数字城市”是一项从人员组织、经费、法令、土地使用等各种配合条件,到包括硬件、软件和科技在内的基础设施,再到数据资料及其应用服务,直至社会文化五个层面的多层结构的城市大系统,他提出理想的“数字城市”应能达到三个目标:第一,有效支援城市产业发展,提高城市竞争力;第二,满足市民日常的交通、购物、娱乐、休闲、安全、教育、医疗等需求,保障市民知与言的权利;第三,创造地方特色自主意识的网络文化。
承继成(2000)认为,信息化是指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全部过程。因此,信息化城市,也可以叫“数字城市”(或数码港)、网络城市和智能城市。俞正声(2000)认为,所谓“数字城市”与“园林城市”、“生态城市”、“山水城市”一样,是对城市发展方向的一种描述,是指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要渗透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将是世纪之交最重要的技术革命,将深刻改变人们习惯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甚至风俗习惯和思维方法。宋建元等(2001)认为,“数字城市”即城市数字化,是指充分利用遥感技术(RS)、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计算机技术和多媒体及虚拟仿真等现代科学技术,对城市基础设施和与生产生活发展相关的各方面进行多主体、多层面、全方位的信息化处理和利用,具有对城市地理、资源、生态、环境、人口、经济、社会等诸方面进行数字化网络化管理、服务和决策功能的信息体系。郝力(2001)认为,从信息化广义角度看,“数字城市”即是空间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的技术系统。“数字城市”是物质城市在信息世界的反映和升华。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狭义角度看,“数字城市”可概括为“43VR”,即地理数据4D化;地图数据三维化;规划设计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化。地理数据4D化指城市空间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包括数字线划图(DLG)、数字栅格地图(DRG)、数字高程模型(DEM)、数字正射影像地图(DOM);地图数据三维化指地图数据由现在的二维结构转换为三维结构;规划设计VR化指规划设计和规划管理在4D数据、三维地图数据支撑下,将现有的二维作业对象和手段升级为三维和VR结合的作业对象和手段。
杨开忠、沈体雁(2001)认为,一般所指的“数字城市”是以3S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城市空间信息运行系统,是一个包括城市空间信息运行机理、空间信息运行技术系统、空间信息服务与产业体系和社会文化在内的多层框架。也就是说,“数字城市”工程建设要在城市空间信息认知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的作用下,采用数字化的空间信息技术手段对作为物质实体的城市系统,特别是对与地理空间相关的经济社会现象进行数字化重现和虚拟,从而促进人们对城市的认识,规划建设和管理,进而促进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的通畅与协调,提高城市竞争力和市民生活质量。赵燕霞、姚敏(2001)认为,“数字城市”就是以数字化的方式表示城市及其各种信息,不仅应该包括城市各类与空间位置有关的直接信息(如地形、地貌、建筑、水文、资源等),还应该包括相关的人口、经济、教育、军事等社会数据,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具有智能性质的城市巨系统。周晓颖、章申鲁(2001)认为,“数字城市”是综合运用现代高新技术,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功能机制进行信息自动采集、动态监测管理和辅助决策服务的技术系统,具有城市地理、资源、生态环境、人口、经济、社会等复杂系统的数字化、网络化、虚拟仿真、优化决策支持和可视化表现等强大功能。它与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城市有关数据能够自动采集、处理分析、传输分化、自动或半自动智能决策,直接为社会公众提供便利的信息服务。王浒等(2001)认为,“数字城市”就是基于城市空间信息基础设施之上的城市居民社会信息生存空间。通过运用数字地球的关键技术,如数据挖掘、知识提取和虚拟现实技术,“数字城市”中广泛的、多源的空间信息将被有效的集成和管理。最终,“数字城市”将提供给公众和企业的不仅是虚拟的用户界面以实现所谓的“数字生存”,更重要的是将辅助政府制定城市管理的综合决策。
“数字城市”也称信息城市、智能城市,以数字化的方式表示城市及其各种信息,不仅包括城市各类与空间位置有关的直接信息(如地形、地貌、建筑、水文、资源等),还包括相关的人口、经济、教育、军事等社会数据,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具有智能性质的城市信息系统。顾朝林等(2002)认为,“数字城市”是指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遥感系统(RS)等关键技术,深入开发和应用空间信息资源,建设服务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服务于政府、企业、大众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其本质是建设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并在此基础上深度开发和整合应用各种信息资源。牛文元(2002)认为,“数字城市”是从工业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转换的基本标志之一。它一般是指城市“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范畴中,能够有效获取、分类存储、自动处理和智能识别海量数据的、具有高分辨率和高度智能化的、既能虚拟现实又可直接参与城市管理和服务的一项综合工程。
张静(2002)认为,“数字城市”应是四维(三维坐标加时间维)的、可视化的城市,不但包括城市三维空间的所有信息,而且还包括城市各种现象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信息,更为重要的是应包括人的信息如位置,甚至思维信息,是一个四维的空间信息系统。通俗一点讲,“数字城市”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以及生产生活中,利用数字化技术、信息处理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将城市的各种数字、信息及各种信息资源加以整合并利用。城市规划者、管理者和生活者,可以在有准确坐标、时间和对象属性的五维虚拟城市环境中,进行规划、决策、管理和生活,其感觉就像漫步于现实的街道上或是承坐直升飞机俯瞰城市一样。李京文、甘德安(2002)认为,信息化的实质就是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因此,“数字城市”广义上指城市信息化,是指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渗透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本质是对物质城市及其相关现象(经济社会特征)统一的数字化重现和认识,是用数字化的手段来处理、分析和管理整个城市,促进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的通畅、协调高速。这些学者把“数字城市”等同于单一的城市信息化建设,认为“数字城市”建设就是当前信息化发展过程中城市对信息化的一种回应。
李琦等(2003)认为,“数字城市”是从信息化角度,对信息时代及准信息时代城市状态的形象化刻化,表征在园林城市、生态城市等工业城市文明基础之上,信息化基础设施完备、信息数据资源丰富、信息化应用与信息产业高度发达、工业化与信息化持续协调发展、人居环境舒适的良性城市状态。“数字城市”工程就是要在集成化高速宽带城市通讯网络基础设施、城市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城市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整合城市信息数据资源,连接城市信息化孤岛,开展面向政府、企业、公众的个性化、多样性综合信息应用服务,同时,促进城市领域(行业)信息化建设,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促进传统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城市产业结构、生态结构与城市空间规划,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持续协调发展。刘忻(2003)认为,“数字城市”从功能上讲是城市信息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可视化,即将城市的各种信息,如城市管理、城市设施、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人文环境、经济、历史等各方面信息,以数据形式整理、加工、存储、分类、管理,通过计算机网络实现全社会的信息共享、共建、交流、再现,通过对城市信息的综合分析和模型化处理,提高决策水平和应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潜力,为城市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服务。从技术上讲,“数字城市”是以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大规模存储技术、数据仓库技术为基础,以宽带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为桥梁,结合3S技术、遥测、虚拟现实技术,对城市进行多分辨率、多尺度、多时空和多种类描述,并通过城市管理与决策模型及其他应用模型,优化资源配置,提供科学决策的现代化工具。从理论上讲,“数字城市”在地理信息科学基础上,结合计算机及网络理论、现代城市理论、决策理论、控制论、系统论,复杂理论等,在计算机及网络中虚拟城市,并结合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信息交流、融合和挖掘,实现城市的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姜爱林(2004)认为,从城市建设的角度看,“数字城市”就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与运营管理以及城市生产与生活中,充分利用数字化信息处理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将城市的各种数字信息及各种信息资源加以整合并充分利用的一种系统工程或管理模式。从信息化角度看,“数字城市”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信息产业为主导、以信息服务为中心的一系列数据库和信息系统的一种城市发展模式。
戴汝为(2005)认为,“数字城市”是一类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数字城市”在功能、结构和庞大、复杂的多层次系统,及与周边、全国以至世界的联系等方面,无不具备着开放的杂巨系统的特性。
谢明(2005)认为,“数字城市”是对城市发展方向的一种描述,是对组成城市的各种要素和现象的一种数字化重现和认知,用信息化的手段收集、分析并管理城市的生产生活,促进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更加顺畅和协调。“数字城市”的建设基于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遥感、网络、多媒体、虚拟仿真等技术,综合城市空间和人文信息,服务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管理、经济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
江绵康(2006)认为,“数字城市”是“数字地球”的主要空间节点,是“数字地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地球”在城市的具体体现。所谓“数字城市”,通俗地讲是指在城市的生产、生活等活动中,利用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将城市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的方式加以展现。“数字城市”的本质是把城市的各种信息资源整合起来加以充分利用。
杜灵通、韩秀丽(2007)认为,可以将“数字城市”定义为利用各种信息获取、存储、传输、表达、处理等支撑技术,将表征真实城市的信息数字化,形成一个虚拟的城市实体,并利用这个数字化城市实体来解决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它的目的跟数字地球一样,都是为了解决现实的自然和社会活动中诸方面的问题。
彭学君、李志祥(2007)认为,“数字城市”是指一个由数字技术支撑的信息化的城市,是指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渗透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应该能够自动和非自动地获取与城市有关的海量数据,并从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和具有数字实验室特性的技术系统,是一种虚拟城市模型。
李宗华(2008)认为,“数字城市”概念可以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上指城市信息化。它既是城市信息化总的概述,又是城市信息化的目标,是用数字化的手段来处理、分析和管理整个城市,促进城市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的通畅、协调。“数字城市”是为调控城市、预测城市、监管城市提供了革命性的手段,是对城市发展方向本质特征的一种描述。狭义上是指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遥感系统(RS)、网络等关键技术,建设服务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服务于政府、企业、公众,服务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
陈建军(2010)认为,“数字城市”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指以遥感(RS)、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等空间信息技术为主要手段,对地理信息资源进行整合,构建“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城市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是城市实体在计算机中的虚拟表达;另一方面,是指以城市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通过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整合、利用各类信息资源,实现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态各个运作层面的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
尽管对于“数字城市”的定义还无法形成统一的标准化定义,但从专家们的意见和城市信息化实施的过程看,其狭义上的理解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数字城市”就是基于3S(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遥感系统RS)等关键技术,深入开发和应用空间信息资源,建设服务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管理,服务于政府、企业、公众,服务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从信息化广义角度看,城市系统处于一个开放的环境中,需要不断的和环境交换物质、信息和能量,是一个复杂的信息系统。
总之,“数字城市”是信息时代背景下城市及其理论发展的一种必然,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经之路。它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信息服务为中心的一种城市发展模式;它以可视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表达方式对物质城市进行数字化的再现与升华,形成统一的、可共享的信息管理与服务数据库系统(如综合市情系统、城市规划系统,智能交通系统、远程教育或医疗系统等),为市政府提供决策支持、为民众提供服务。它具有使现代城市管理更快捷高效、使城市居民更轻松方便的众多优点,是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数字城市”是21世纪城市发展的新主题,也是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新动力。在这种认识下,“数字城市”不再是一个技术性概念,“数字城市”是现代科技、社会、政治、经济影响下的新城市形态,建立在已有的物质城市基础上,结合多种学科技术,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三、“数字城市”的内容与框架
杨开忠、沈体雁(2001)认为,作为城市空间信息运行系统,“数字城市”是一个包括运行机制与保障系统、空间信息技术系统、空间信息增值服务活动与产业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等层面在内的多层次框架体系。段学军、顾朝林等(2001)认为,“数字城市”由下列体系构成:数据获取与更新体系、数据处理与储存体系、信息提取与分析体系、网络体系、应用模型体系、专用软件体系、咨询服务体系、专业人员体系、用户体系、教育体系、标准与互操作体系、法规和财经体系等(见图1)。“数字城市”的功能结构为:(1)数字商务,包括网上贸易、虚拟商场、网上市场管理等;(2)数字金融,包括数字银行、数字股市、数字期货、数字保险等;(3)数字社会,包括数字影院、戏院、数字旅游、网上办各种手续等;(4)数字教育,包括虚拟教室、虚拟实验、虚拟图书馆等;(5)数字医院,包括网上健康咨询、网上会诊、网上护理等;(6)数字政务,包括数字会议、数字议会等。寇有观(2001)认为,“数字城市”不仅包括城市的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生活、数字政府、数字企业、数字社区和数字家庭等,而且包括城市的数字地籍、数字规划、数字水系、数字交通、数字电力、数字通信、数字旅游、数字生态、数字抗灾、数字商务和数字金融等。同时,寇有观还建立了一个“数字城市”系统框架。这个“数字城市”系统是城市公用信息平台上的空间信息获取更新处理和应用系统,包括城市公用信息平台(网络体系)、城市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城市地理空间数据交换中心、行业空间数据工程数据获得和更新体系、数据库体系、应用体系、动态监测体系等(见图2)。
姜爱林(2002)认为,“数字城市”构建的基本框架应包括5个方面:(1)通过推动信息化建设,使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与培养竞争机制达到有机的统一,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2)加强政策法规建设,体现管理意识,实现可持续发展。(3)建好地理信息系统基础数据平台,促进基础信息资源有效共享。(4)建立应急联动指挥和智能交通管理两个综合性应用系统,带动一批行业信息系统建设。(5)推进基础教育信息化,培养信息化人才,为构筑学习型城市服务。
张静(2002)认为,“数字城市”的主要内容有3项:(1)信息基础设施,要有高速宽带网络和支撑的计算机服务系统和网络交换系统,也就是说“数字城市”的第一项任务是解决“修路”的问题,即为“数字城市”建立一条信息高速公路。(2)数据和信息,特别是“空间数据”。据统计,人类生活和生产的信息有80%与空间位置有关。“数字城市”的基础平台是城市空间数据框架,这个框架提供一个可以精确地、始终如一地获取、配准和集成城市空间信息的基础。它包括空间控制数据,航测与遥感影像数据,各种比例尺地形图数据库,以及相关的专题数据库等等。(3)人,管理“数字城市”和使用“数字城市”的人。与管理我们的“现实城市”相对应,管理“数字城市”要逐渐建立起相应的机构和规范,要不断地对网络系统和数据进行建设、更新、维护和升级,并协调用户的访问。除管理“数字城市”的人之外,培养使用“数字城市”的人也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只是建设了“数字城市”而没有人用,也是一种浪费,也产生不了社会经济效益。只有成千上万的企业,成百万、上千万的市民应用“数字城市”才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段学军(2003)认为,“数字城市”的基本框架由6个方面构成:(1)数据获取与更新体系。包括各类遥感设施,即高分辨率高光谱卫星、星―机―地数据接收设施、地面台站及人文、经济等数据获取设施等。(2)数据处理储存体系。包括高密度高速率的海量数据储存设施,多分辨率海量数据实时存贮、压缩、处理技术,元数据管理技术、空间数据仓库等。(3)数据信息提取与分析体系。包括数据互操作、多源数据集成、海量空间数据的智能提取与分析、决策支持等设施与技术。(4)网络体系。包括高速宽带网络、智能网络、支持基于网络分布式计算的操作系统、基于对象的分布式网络服务、分布处理和互操作协议等。(5)应用模型体系。为用户提供实际应用的解决方案,利用其我们将能够更好地认识和分析所观测到的海量数据,从中找出规律和知识。(6)专用软件体系。完成城市信息处理、实现“数字城市”功能的基本工具,包括数字图象处理软件、GIS软件、统计分析软件、数据可视化软件等。承继成等(2003)提出,“数字城市”内容框架包括基础设施、资源管理和应用服务三部分。基础设施包括通讯层、数据层、保障层三部分。管理层主要是指对“数字城市”信息基础设施的管理及信息数据资源的集成与融合、应用的集成与融合的管理。应用服务层包括基础公共服务层、管理应用层、业务应用层、服务应用层(见表1)。
岳为民(2003)从“数字昆明”的角度指出,“数字城市”的基本框架是由“一个关键、三个基础、三条主线、七大支柱”构成:(1)一个关键。就是城市数据的全面规范和高度共享。(2)三个基础。即信息基础设施、空间基础数据及管理“数字城市”和使用“数字城市”的人。(3)三条主线。第一,政府管理与决策行为的数字化(数字政府);第二,企业经营管理行为的数字化(数字企业);第三,市民生活的数字化(数字生活);(4)七大支柱:即政府上网、电子商务、信息产业、信息港、智能建筑、智能交通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信息化。
姜爱林(2004)认为,“数字城市”的内容包括技术组成、组织结构及应用等方面。“数字城市”的技术组成包括:(1)宽带多媒体网络;(2)电子地图及网站服务系统;(3)高分辨率卫星、航空遥感技术;(4)三维地理信息系统技术;(4)OPEN GIS标准、远程互操作、互运算等信息共享技术;(5)虚拟仿真技术;(6)“数字城市”信息模型与体系结构,包括城市建筑、交通、能源、通信、服务、文化设施和行政管理的信息模型及体系结构;(7)“数字城市”的运行管理技术,包括通信网络系统及其管理,数据组织及数据转换,决策模型管理,城市信息安全保障机制;(8)“数字城市”的功能系统,包括公用信息平台,专业信息平台等。“数字城市”组织结构,即“数字城市”工程将通过建设宽带多媒体网络、地理信息系统等基础设施平台,整合城市信息资源,建立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社会保障等空间信息管理服务系统。王凤霞、张超(2004)在“数字地球”和“数字城市”的基础上,提出了“数字上海”总体框架模型(如图3所示)。
谢明(2005)综合当时我国“数字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情况提出,“数字城市”框架主要由以下四个方面构成:(1)数据获取和更新体系。通过各种手段获取的“数字城市”相关信息,包括城市空间数据框架(基础电子地图、卫星影像、航空影像)、城市规划建设信息、城市社会经济信息、城市管理信息等,并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在城市管理过程中对各种信息进行更新的机制。(2)数据存储、加工和管理体系。该部分内容包括建立起海量数据存储体系,实现数据的高速存取,并在空间定位的基础上实现对信息的加工和管理,包括元数据管理、空间数据仓库、多源数据集成与互操作、海量空间数据的职能提取与分析、辅助决策支持等。(3)网络支持体系。包括高速宽带网络、智能网络、支持基于网络分布式计算的操作系统、基于对象的分布式网络服务等,共同构成支撑“数字城市”的基础网络体系。(4)专用软件和辅助决策支持系统。用于完成城市信息处理、实现“数字城市”各基础功能的工具软件,包括数字图像处理软件、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统计分析软件、数据可视化软件等等,并由此衍生出基于各种决策模型的辅助决策系统和应用解决方案。
寇有观(2006)认为,“数字城市”总体框架可以概括为五大平台、五个中心、五类应用、五大工程,政策、法规、标准、规范体系和安全、组织、资金、人才保障体系等。五大平台是信息网络平台、公用信息平台、专题信息平台(多个)、空间信息平台和决策支持平台。五个中心包括信息网络互联中心、信息资源管理中心、身份认证中心、信息服务中心和决策支持中心。五类应用包括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社会服务、经济运行服务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与运营。五大工程包括市民卡工程、金融信息工程、社会劳动保障信息工程、社区服务信息工程和金旅工程。“数字城市”大力推进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定位系统和遥感技术在城市的应用。
孙旭阳、冯一民(2006)认为,“数字城市”的建设内容主要包括7个方面:(1)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2)城市基础数据库建设。(3)电子政务建设。(4)电子社区建设。(5)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建设。(7)数字行业应用建设。吴庆双(2007)认为,“数字城市”的构成体系包括:数据获取与更新体系、数据处理与储存体系、信息提取与分析体系、数据与信息传播体系、数据库体系、网络体系、应用模型体系、专用软件体系、咨询服务体系、专业人员体系、用户体系、教育体系、标准与互操作系统、法规与财经体系等。
马娟、秦凯(2007)认为,“数字城市”建设的主要任务包括:城市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基础地理信息采集体系的建设、政策法规与标准体系的建设、技术支持体系的建设、地理空间信息交换网络体系建设、组织机构的建设等,以及实现覆盖整个城市的多尺度、多分辨率、现势性好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彭学君、李志祥(2007)认为,数字化城市涵盖了整个城市各方面的信息及应用,总体上可分为三个层次十个组成部分。三个层次为信息基础层、应用层、综合决策层。十个组成部分包括:城市公用信息网络平台和骨干网、空间数据等基础设施、政府类应用、企业类应用、公众类应用、区域类应用、数字门户网站、信息资源管理中心、城市综合决策指挥系统、政策法规规章及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及各种应用规范。
李宗华(2008)认为,“数字城市”涉及城市信息化的方方面面,总体上可以分为3个层次、9个组成部分,它们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如图4所示)。3个层次为:基础层、管理层和应用层。9个组成部分为: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城市空间数据基础设施、空间信息资源管理与交换中心、法律法规与政策、技术与标准、政府类应用、行业类应用、企业类应用和公众应用。
曹蕾(2009)认为,“数字城市”的内容可以概括为4个方面:城市基础设施数字化,城市信息和交换网络化,城市生活和管理智能化和城市空间数据可视化。“数字城市”框架体系大体由3部分组成:(1)基本平台部分,主要为城市综合信息平台、城市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城市电信基础设施平台;(2)“数字城市”服务对象(用户),该部分主要为政府、企业、社区、公众构成的各类应用系统,作为核心应用系统是“数字城市”发挥作用的根本;(3)关键技术,它是“数字城市”的技术支撑,主要为计算机技术、海量数据存储技术、宽带网络技术、3S技术、对地观测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互操作技术等。
张立平(2009)认为,“数字城市”的内容包括技术组成、组织结构及应用等方面。“数字城市”组织结构,即“数字城市”工程将通过建设宽带多媒体网络、地理信息系统等基础设施平台,整合城市信息资源,建立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社会保障等空间信息管理服务系统。“数字城市”是城市信息技术的综合应用,也是当前信息技术应用最广泛的领域。就这个意义而,“数字城市”应用十分广泛,归纳起来主要有12个方面: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城市智能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管理、公共信息服务、远程教育、社会医疗保障、社区管理、突发事件处理、城市环境检测、智能化小区、水网调配。“数字城市”的体系结构包括:(1)数据获取与更新体系。包括城市地表、上空及地下等自然地理数据的自动获取系统,城市基础设施数据的实时获取和更新体系,城市人文、经济、政论等社会数据的变更与监控系统等。(2)数据处理储存体系。包括高密度高速率的海量数据储存设施、多分辨率海量数据实时地存储、压缩、处理技术、元数据管理技术、空间数据仓库等。(3)信息提取与分机体系。包括数据互操作、多元数据集成、信息智能提取分机、海量空间数据的智能提取与分析、决策支持等设施与技术。(4)网络体系。包括高宽带网络、智能网络,支持基于网络的分析式计算操作系统,基于对象的分布式网络服务,分布处理和互操作协议等。(5)应用体系。包括城市规划、地籍管理、城市防灾、城市交通等。同时还包括城市网络生活方式等。(6)管理体系。包括专业人员小组、教育培训、安全管理、系统维护、标准与互操作规范、相关法规等。
马佩勋、谢海波(2009)认为,“数字城市”的框架体系涵盖了城市建设的各个方面,是由战略政策层、信息基础层、应用服务层和分析决策层组成的有机整体。战略政策层包括“数字城市”的发展战略及总体框架、信息技术标准、政策法规规章制度和技术保障体系等;信息基础层由城市公用信息网络平台、中心骨干网、区域骨干网、通信管线、空间数据、业务标准体系和协调维护机制等组成;应用服务层根据“数字城市”功能特征分为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城市规划建设及运行、经济运行服务和社会综合服务等五类应用;决策分析层是跨行业、跨区域的综合性应用系统,主要包括城市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城市环境监测分析系统、城市发展预测决策系统和城市防灾、救灾及应急处理系统等。基本框架如图5所示,战略决策决定和指导信息基础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实施应用服务,通过决策分析又反过来指导战略决策的制定。
四、小结
“数字城市”是空间时代与信息社会发展历史的必然产物,同时,又是城市可持续发展与整体功能提升的必然依托,是新的经济建设增长点,这一特点决定了其发展将是跨越式的。“数字城市”为认识物质城市打开了新的视野,对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展示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理念,为调控城市、预测城市、经营城市提供了革命性的手段。“数字城市”的战略研究、数据和技术集成框架等基础研究和原型系统建设,必然与其应用研究相辅相成,齐头并进。“数字城市”建设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环境等各个方面,是多学科的融合体,因此,不仅要有先进的技术为基础,更需要管理体制、机制和政策作保障,还需要市民和整个社会信息素质的提高。(编辑:何乐)
主要参考文献:
[1]刘仲蓓:《我国发展数字城市的政策和策略研究》[D],浙江大学博士后学位论文,2003年。
[2]李佩武:《论数字城市建设及其重要意义》[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第9期。
[3]顾朝林等:《论“数字城市”及其三维再现关键技术》[J],《地理研究》2002年第1期。
[4]承继成:《信息化城市与智能化城镇-数字城市》[J],《地球信息科学》2000年第3期。
[5]宋建元等:《数字城市初探》[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12期。
[6]郝力:《中外数字城市的发展》[J],《国外城市规划》2001年第3期。
[7]李京文、甘德安:《建设“数字城市”的经济学思考》[J],《城市规划》2002年第1期。
[8]赵燕霞、姚敏:《数字城市的基本问题》[J],《城市发展研究》2001年第1期。
[9]杨开忠、沈体雁:《浅析数字城市》[J],《北京规划建设》2001第1期。
[10]林峰田:《资讯都市的兴起》[J],《台北书刊》1999年第1期。
[11]俞正声:《21世纪数字城市论坛开幕式讲话》
[EB/OL],,2000年5月13日。
[12]王浒等:《数字城市与城市可持续发展》[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1年第2期。
[13]王志龙、白庆华:《数字城市:现状与未来》[J],《现代城市研究》2001年第3期。
[14]周晓颖、章申鲁:《“863”为数字城市夯实基础》[J],《经济参考报》2001年1月10日。
[15]段学军、顾朝林等:《数字城市的概念、框架与应用》[J],《现代城市研究》2001年第3期。
[16]寇有观:《数字城市系统与应用》[J],《计算机系统应用》2001年第4期。
[17]姜爱林:《数字城市:一种可供选择的城市信息化模式》[J],《广东财贸管理千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8]牛文元:《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载体――中国数字化城市建设的五大战略要点》[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年1期。
[19]张静:《构筑数字城市的空间数据框架》[J],《三晋测绘》2002年第1期。
[20]李果仁:《关于数字城市讨论综述》[J],《经济研究参考》2002年第83期。
[21]王凤霞、张超:《“数字城市”研究初探》[J],《世界地理研究》2002年第2期。
[22]李琦等:《数字城市若干理论问题探讨》[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3年第1期。
[23]段学军:《数字城市建设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3年第5期。
[24]承继成等:《数字城市的理论、方法与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
[25]刘忻:《数字城市体系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研究》[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26]岳为民:《昆明建设“数字城市”的基本思路和对策建议》[J],《经济问题探索》2003年第10期。
[27]姜爱林:《数字城市发展研究论纲》[J],《科技与经济》2004年第3期。
[28]王凤霞、张超:《“数字上海”的研究与构建》[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4年第1期。
[29]戴汝为:《数字城市――类开放的复杂巨系统》[J],《中国工程科学》2005年第8期。
[30]谢明:《数字城市建设与发展探讨》[J],《中国科技信息》2005年第14期。
[21]寇有观:《“数字城市”的规划研究》[J],《电脑知识与技术》2006年第18期。
[32]杜灵通、韩秀丽:《基于数字地球思想的数字城市研究》[J],《地理空间信息》2007年第1期。
[33]彭学君、李志祥:《数字城市及其系统架构探讨》[J],《商业时代》2007年第8期。
[34]吴庆双:《建设数字城市的若干问题探讨》[J],《中国科技信息》2007年第6期。
[35]马娟、秦凯:《数字城市建设的初步探讨》[J],《科技咨询导报》2007年第1期。
[36]李丽琴:《中国数字城市研究》[D],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7年4月。
[37]李宗华:《数字城市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与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
[38]曹蕾:《数字城市基本框架及关键技术》[J],《交通科技与经济》2009年第2期。
[39]马佩勋、谢海波:《数字城市的基本框架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