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江伟 汉百越长江农耕稻米单音节华夏苗壮基因僰人淮河 古音拟构 kh互换 易隹豕
所谓汉民族先民，就是古籍记载中的百越人。在华夏文明起源之前，他们广泛分布于长江流域，遍及整个南中国地区。他们支系庞杂，方言众多，但共同性也很明显，都是定居民族，大多居住在四面悬空的干栏屋（吊脚楼）中，通常临大水而居，环湖泽分布。他们以农耕为生，以稻米为主食，说的都是不卷舌的单音节语言。在漫长的华夏化过程中，百越先民渐渐整体上沦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奴隶，一批又一批地被掳掠到黄土高原上去成为井田中的耕奴。他们固有的生存方式和文化习俗受到巨大冲击，慢慢消失不见了。现今在中国范围内，只有在西南边远地带的苗、瑶、侗、壮等少数民族中，还保留了一些百越人的原始习俗。历史学家正是通过他们去遥想百越先民史前生活场景的。
国内外基因研究都表明，汉民族的基因构成是以云贵地区的苗瑶僮壮人基因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基因只占少数部分。就整体而言，汉民族具有南亚民族属性，属于“南方人”，而非“北方人”。百越先民作为一个古老的人类分支和族群，从大视野看，其活动范围是非常广大的，并不局限于中国南方，而是遍及中南半岛，台湾，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中外学者都认为，泰国的泰族与中国的壮族具有同源关系。文化比较研究表明，他们在语言、民居、风俗、饮食习惯等诸多相似性。学者们选取了1000个基本词汇进行比较后发现，两者相同或相近的比例达75%以上，语法结构则完全相同。中国“壮族”虽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但他们是百越先民的后裔则是明白无误的。
中国古籍关于百越先民的第一个称呼是“黎”，在《尚书·尧典》中就出现了。郭沫若说：“黎，大约就是中国古代的先住民族，这种人或就是马来人。这种民族被征服了以后便被当成奴隶使用，一天一天地消失了”（《郭沫若全集》）。郭沫若的话不算确切，因为“黎”（俚）作为百越的代称，至今还有遗存，海南岛上的黎族是也。郭沫若显然是站在黄帝，尧舜，儒家的立场上说这话的，下意识地认定汉民族是北方游牧民族出身，是征服者。迄今为止，历史学家都无力突破儒家设定的立场。笔者推测，南中国地区的百越先民，整体华夏化为时并不十分遥远。《蜀志·许靖传》记载，许靖与曹操书曰：“自会稽南至于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就是说直到汉末三国，南中国许多地区的土著百越人很大程度上还保持着原生态生存方式，一眼看去就与中原汉人有明显区别，似乎还是一片化外之地，因而许靖很难把他们归在“汉人”之中。
汉民族先民具有南亚属性，可以在“悬棺葬”遗迹中得到佐证。纪录片《墓室问史·僰人归来》对此有过专门介绍，并试图用悬棺葬遗迹去描述“僰”（bo）人曾经有过的迁徙路径：湖北山区僰人留下的悬棺葬、从悬棺中提取颅骨所复原的僰人人种特征（图略）。考古学家说，有悬棺葬习俗的僰人，是百越的一种，就是商代的“濮人”，近代的“白族”人。而“濮人”在商代是奴隶的代名词。夏商之时，僰人还广泛分布于山东西南部地区，那里有地名“濮阳”就是僰人留下的足迹。史书记载僰人是矮种人，但从悬棺中提取的骨骸看，似乎并不矮，其男性身高在165-170cm，这在古代不算矮小。为了躲避北方游牧民族的屠杀和奴役，商代后期僰人已迁徙到了湖北一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僰人已迁徙到云贵地区。汉代史书记载，云南昭通地区有僰人存在。考古学家说，僰人从中原腹地向西南退缩的过程中，一路留下了他们的悬棺葬。直到明代，僰人还与明王朝发生过11次战争，最后才被彻底消灭。残余僰人隐去身份，再也不敢自称僰人，都改姓“何”了。与僰人有关的“白族”，在云南地方志中记作“土獠蛮”。可见与《魏书》记载中“獠”有关。土獠蛮的特点是有悬棺葬习俗，曰：“棺材以先堕者为吉”。今天白族人散居于云贵地区的高山深谷中，已经没有悬棺葬习俗。
笔者以为，《僰人归来》关于悬棺葬的描述是不全面的。悬棺葬遗迹在南中国有更广泛的分布，不仅仅是僰人所特有的。在江西洞庭湖周围到福建都有发现；笔者在福建武夷山景区中就看到过这种悬棺葬遗迹。并且，悬棺葬不是中国南方特有的，在印尼也有大量古代悬棺葬被发现。民族学家凌纯声还据此提出印尼人来源于江西洞庭湖一带。笔者以为，印尼人的起源或可存疑，但据此去判定百越先民具有南亚属性是能够成立的。
考古学家从僰人悬棺中取来两例骨骸进行DNA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僰人是羌氐后裔。就是说僰人可能是北方游牧民族！结论虽然来自高科技，来自分子人类学，但显然是错误的。笔者以为，一个好的“华夏文明起源模型”，不仅能为分子人类学研究提供佐证，还能为此提供必要的指引。因为基因只是一种标识，对此可以作多种解读。分子人类学家要想形成科学的人类学理论，还需语言文化的溯源研究去配合。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范式既能互相促进，也能互相校正。
古代百越人普遍有一种拔牙、凿牙或漆牙的习俗，就是喜欢在自己的牙齿上做一些文章。对此先秦古籍就有记载，称之为“雕题漆齿之氓”。令人吃惊的是这种古老习俗如今还在越南，泰国，印尼等地延续着。在印尼爪哇等地，少男少女成年时要举行“锉牙”仪式，不是拔除门牙，应是由百越先民的拔牙漆齿习俗演变而来。当地人认为，人的六颗门牙分别代表欲望、贪婪、愤恨、焦虑、空想、嫉妒六种罪，如不锉平，就无法成为智慧之人。因此男孩17岁，女孩15岁就要锉牙。锉牙前他们会盛装打扮并与人隔离三天。锉下来的残牙被埋在神龛旁。其时富庶人家还会请来戏班歌舞助兴，如图：印尼女孩锉牙仪式进行中。
我们知道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居室是穴居、半穴居及可移动的毡房（蒙古包）；而古代百越先民的传统居室是四面架空的干栏屋（吊脚楼）。这已经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江苏梅里遗址、云南红河遗址中得到证实，如图：河姆渡文化中的干栏屋遗迹，这种大规模村庄可能是建在河滩边的、缅甸人至今还喜欢把干栏屋村庄建在河滩两边。笔者曾到柬埔寨旅游，发现柬埔寨农村人至今还住在干栏屋中，只是用于支撑的柱子已改用水泥柱，屋顶茅草大多已用油毡洋瓦之类代替。笔者还注意到，柬埔寨古装历史剧中的古代柬埔寨人都是“椎髻”人，就是把头发索成一团用簪子别在头顶，与汉人完全相同。古代百越人规格较高的吊脚楼如何模样？对此考古学家一直无从得知。直到云南古滇国饰有房屋和人物场景的大铜鼓出土，这个问题才大白于天下。此铜鼓年代大约是汉代初年，如图：铜鼓上有吊脚楼，屋脊上的椽作向天交叉之状；在吊脚楼上下都有头上有髻的人在活动；吊脚楼两侧立面不是平直的，而是向外倾斜扑出。图中干栏屋上下都有椎结之人，应该是当地土著人。这种大型的吊脚楼应该是土著长老们的居所，也可能是庙堂之类的公共场所。问题是，这种倾斜扑出的尖屋顶仍在今天的东南亚地区广泛流行着，如图：印尼苏门答腊的干栏式居所都有这种向外扑出的船型屋顶。古滇国铜鼓上的干栏屋显示，百越先民确具有南亚属性。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学者会会提出一个“南岛语系”假说，并把汉语也包括其中。
笔者已描述过许多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令人震惊的血腥习俗，但我们应当看到，这些都已经过去，在华夏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随着人性的萌发和兽性的消退，种种野蛮习俗早已经消失不见。其实农耕百越先民同样有过许多陋习，同样得益于华夏文明的发展，种种陋习才慢慢消失不见的。试问：这些仍然住在干栏屋中的人，难道不令人恶心？如图：缅甸地区的东巴人以头颈拉长锁骨凹陷为美。从上图这些人身上，我们不难想见古代百越先民曾有过的美学观念。对于汉族妇女裹脚的起源，笔者是这样推测的：古代百越人原本就有一种毁坏或变形身体某个部位并以此为美的习俗，后来这种陋习在孔儒学说男尊女卑观念的催化下，慢慢演变出一种以裹脚自残，摇摆走路为美的恶俗。
已故著名语言学家胡明杨先生（原北京语言学会会长）谈到汉语和汉族的起源时这样说：“周文王的太伯父带了一帮子人，来到江苏梅里，当地人拥护他当国王，就成立了吴国。当地一帮人是什么民族呢？非常可能就是傣族，他们现在在泰国。我有两个证据：一是我家乡海盐，吃甘蔗的时候，用刀先挖一下，然后割断，土语叫做‘勒’，在傣语里，和我们的发音和意义都一模一样。二是我家乡的童话与傣族童话几乎一模一样。傣族有个民间故事叫做‘没意思’，说以前有个人是钓鱼的，有一天就是钓不到鱼，后来终于钓到一条奇怪的鱼，鱼眼睛是长的，就放掉了。后来又钓了三次，钓起来的都是长眼鱼，于是都放掉了。他不知道这条鱼就是龙王，龙王感谢他，把女儿嫁给了他。龙王公主大有能力，而他所在的县官很贪婪，问钓鱼的要金鲤鱼，龙王公主就给了他一条金鲤鱼。县官盯上了她，来为难公主，向她要一个叫‘无介拉啥’的东西。为满足县官的要求，龙王就给了他一只野兽，野兽名字就叫作‘无介拉啥’。此兽吃炭火，拉出来的是黄金。县官高高兴兴地把野兽拉走了。但这野兽到县府里吃了炭火就是不拉屎，于是县官继续喂炭火，还是不拉，县官一直喂，此兽吃多了就放了一个屁，放出一把大火，把县衙统统烧光了。
这个故事我儿时就听过！我们海盐方言‘没意思’就叫‘无介拉啥’，‘无’是没有，‘介’是这个，‘拉啥’是等等的意思。我小时候睡不着时，妈妈就说‘那我给你讲过无介拉啥’，就讲是这个故事。情节与那个泰国傣族故事完全一样。民间故事的雷同不会是偶然的，我以为我家乡这一片远古就是讲傣语的，后来与周文王的语言混合了。那么周文王是什么语言呢？过去有人认为是藏语，我以为是羌语，因为没法证明周文王与藏人有关。但周文王与姜太公世代婚姻，姜太公是说羌语的。只是这羌语有个缺点，没有留下任何文献可供考证（2012年第5期《社会科学论坛·胡明扬先生访谈录》）。”
关于汉族和汉语的起源，不仅是胡明杨先生有过思考研究，近40年来我国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努力探索过，但进展甚微，更无突破。笔者以为，根本原因是他们都无力挣脱传统华夏文明起源观的强大制约，导致这种研究始终处在原地打转的状态。我们看到，在分子人类学出现之前，西方学者就敏锐地觉察到语系与人种的密切相关，认为可以通过考察语言属性来区分人类族群，从而描述世界各种族的起源。达尔文《物种起源》曰：“如果我们拥有一份完备的人类谱系图表，那么人种的形成序列将为全世界各种不同语言提供最好的分类。”笔者以为，他的话可以反过来这样说：只要我们科学地分类人类语言，就能正确地描述出世界各民族的谱系。
在动物界有草食和肉食之分，在人类，自古就有农耕与游猎的区别。一般而言，草食动物温顺胆怯，肉食动物凶猛残暴。笔者以为，在华夏文明起源过程中，北方游牧民族成为南方农耕百越先民的统治者，根本原因还是两大民族先民基于不同自然环境形成的生存方式，及由此而来的食物类型。在中国地理环境上，存在一条800毫米降雨量分界线，它在秦岭淮河之间。线内线外的自然景观呈现巨大的变化，阔叶林由常绿向落叶转变，而南方典型植物橘子和竹子的分布极限也大致在此，如图：800毫米降水量线是远古时代农耕与游猎的天然分界线。笔者的推测是，在华夏文明起源之前，原始游猎民族与原始农耕民族的分界线也在秦岭、淮河一线。应当从这条天然分界线出发去追溯华夏化过程。
追溯一种民族性的形成，终将追溯到人类遥远的进化史中去。相比之下华夏文明史就短暂得多了。因此民族性是很难改变的。当年孙中山提出的革命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他号召汉人用武力赶走奴役我们数百年的满洲人。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如若革命成功，可把满洲人留下来当奴隶用。这个口号其实不是孙中山的发明，而是出自600年前的朱元璋之口，是朱元璋起义时用过的口号。但朱元璋意识中也是赶走了事，没有意识到如若成功登基，可转而去奴役蒙古人。所有这些都是农耕民族的特性使然，因为汉人自古没有掠人为奴的习性。但我们看到，当苏联瓦解时，俄罗斯境内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和图瓦人乘机暴乱，要求民族独立，他们烧毁俄罗斯人的住所和商店，冲击政府机构，他们的打出的横幅，喊出的革命口号是：“俄罗斯人留下来作我们的奴隶！”这就是民族属性，或曰文化基因。天造地设，难以改变。如此振奋人心的口号是农耕汉人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的！
禹夜郎、犬戎乞颜、单于大和、共工喀尔喀、三苗鄋瞒苏美尔_徐江伟_新浪博客。
徐江伟：阿尔泰语中的h和k互换现象_新浪博客
广阔分布的阿尔泰语方言在读音上存在一种k和h互换现象：如“人”这个词汇，蒙古语读作“hu-n”(与汉字“夫”的读音相同)，而明代《鞑靼译语》：“人，苦文”（又写作“可温”），就是说当时东蒙古语把人读作“ku-n”，读音中h被替换成了k。而今天满洲语的人也读作“苦文”。又如：脚，今蒙古语读作“豁尔”（hol）。但明代《女直译语》记载：“脚，苦儿”，就是说当时东蒙古语脚读作“苦儿”，读音中h被替换成了k。又如：善，今蒙古语读作saihan，但西部蒙古语（即突厥语）读作saikan，中间的“h”又被替换成了“k”（阿尔泰语中“善”有三个读音：sain、saihan、saikan）。又如：黑，今蒙古语读作“哈拉”haila（蒙元首都叫“哈拉·和林”），但突厥语黑色读作“喀拉”karla，读音中h被替换成了k。又如：牙，今天满洲语牙读作“畏合”weihe，但《金史·国语解》记载：“牙，畏可”，就是说宋代满洲语牙的读作“畏可”（weike）。同样是满洲语，但古今读音有所变化，读音中h变成了k。笔者发现h、k互换现象在阿尔泰语中广泛存在；且一个词汇有两种读音的现象可能自古就存在。当我们以此来思考和分辨中国历史的时候，一些历史谜题就可迎刃而解。举例如下：
1、呼和-喀尔喀（共工）。游牧文化中以蓝色指代天和神，蒙古语蓝色读作“呼和”hoh，如成吉思汗名其国曰“呼和·蒙古勒·兀鲁思”，意思是蓝色的蒙古。但西蒙古方言蓝色读作“喀尔喀”kok，如今天蒙古国的主体民族就叫“喀尔喀蒙古”。这并不是两个不同的文化概念，它们都是天和神的意思，同一个词汇的两种方言读音而已。应知殷商时代就有“蓝夷作寇”的记载了。但满洲语蓝色读作“许许”xuxu，满洲有大姓曰“舒舒”，《魏书·高车传》记载高车王族姓“蠕蠕”，著名的鲜卑拓跋东魏遗迹“茹茹公主墓”，《旧唐书·突厥传》记载，突厥有“茹茹”部，所有这些都是同名异写。五帝之一的“颛顼”，从造字方式看，原始读音是“页页”，正是满语蓝色的读音。（徐江伟：说共工、神农与狼、蚩尤是什么人种？、苏美尔与石抹）
2、可汗-合罕。关于草原民族的王，中国史书中存在“可汗、合罕、汗”三个读音：kehan、hehan、han这“可汗”与“合汗”乃是k、h互换的结果，“汗”（罕）是则是蒙古语口语，多音节读音被简化了的结果。应知“可汗”这个称呼与英语国王“king”读音近似，这不可能是偶然巧合，乃是两大语系存在某种亲缘关系的线索。（徐江伟：中国的来历、禹的原始读音、夏的原始的读音、说“羌”（三）、漫说哥萨克）
3、可敦-合敦。当我们知道阿尔泰语中有k—h互换现象后，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史书中蒙古语皇后有记作“可敦”的，也有记作“合敦”的。可敦（kadun）与合敦（hadun）两个读音在蒙古语中同时存在，且远古时代就同时存在了。古籍记载神农氏母亲叫“安敦”，而舜母名“握登”，两者显然都是“合敦”（可敦）的异写。（徐江伟：匈奴的原始读音、楚人和匈奴、单于·可汗、女直的读音）
4、单于-大口。“单于”是司马迁记载下来的匈奴首领的称号，我们还知道匈奴军事联盟中有许多单于，所有部族首领都有单于称号，部族有大小，单于也有大小，但只有匈奴冒顿单于可称“天单于”（棠黎孤独单于）。笔者已考证指出，汉代的“于”有“贺”这样一个读音，单于的原始读音就是“大和”，与《辽史》记载的契丹部族首领称号“大贺”只是异写。司马迁记载，周人有先王“古公亶父”和“太王亶父”，两个“亶父”其实也是“单于”的异写。而秦人的始祖叫“柏翳大费” （费通拂，读fu），就是“伯颜单于”。那么“单于”的本义是什么？其实并未有特别深奥的含义在里面，就是“大人”的意思。从史书记载可知，古代东北地区的鲜卑、乌桓、长狄等，其部族首领都叫“大人”，与此相对的是“小人”，指单于的部民。
在满洲语和蒙古语中“da-”是头领的意思，也是源出的意思。而“贺”对应蒙古语“夫”的读音“hu-n”。大贺（单于）就是“大人”。前清史研究中有一个存在已久的疑难问题：为什么努尔哈赤有时自称“可汗”，有时自称“大口”？ 这“大口”到底是什么？笔者以为“大口”就是“单于”。只是“大贺”的方言异读。阿尔泰语方言k、h互换的结果。满洲女直语“人”读作“苦文”(ku-n)，而不是读作蒙古语“夫”(hu-n)。当满洲语把“大人”读作“da-ku-n”的时候，人们就用“大口”两字来为此注音了。笔者推测，单于的两个方言读音“大贺”和“大口”可能自古就存在，只是没有被记载过而已！
易是关于猪鸟关系的学说_徐江伟_新浪博客
《易》可谓国粹中的国粹。四书五经，六艺，十三经，都可作为华夏文化的代称，古人为这些古籍排次坐的时候，“易”都居于首位。因而被誉为“群经之首”，“华夏文化之源”。人们听得耳熟的“四书五经”中的“五经”，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而“四书”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后两部《大学》和《中庸》其实是《礼记》中的两篇。由此可见《易》地位之尊贵。然而“易本卜筮之书”，一本占卜古籍竟拥有如此显要的地位，乃是因为整个华夏文化就是从萨满巫师的跳神占卜中积累起来的。远古时代的部族军事首领就是最高萨满巫师。他们的权威就是从与天交通，跳神占卜，神灵附体，代天传言，即“天人合一”获得。萨满巫师占卜跳神正是华夏文化之滥觞。那么“易”最初表达的是怎样一种思想观念呢？这其实是一个关乎华夏文明起源的重大认识问题，有必要单独讨论之。还易学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还华夏文明起源的本来面目。
笔者以为，易学从女直先民的猪鸟崇拜习俗中产生，“易”原本是一种关于猪鸟关系的学说。《易》原名《易象》。如此书名最早出现在《左传·昭公二年》中，曰：“晋韩宣子聘鲁，观书鲁太史，见易象与鲁春秋。”可见《易》原来叫做《易象》，只是到后来它才简称为“易”。易，象形会意字，甲骨文和金文都带有鸟形，它原本就是指女直先民的始祖乌鸦。金文“易”字：
而“象”为猪形。它由“豕”头上加一“人”组成，又像猪嘴里长出了长长的猪獠牙。“豕”就是野猪，也就是龙，原是部族军事首领的尊贵称号。笔者以为，还易学本来面目的关键是弄懂“象”字的原始本义，下面分别为六书通中的“象”字、金文“象”字和甲骨文“象”字：
1、六书：
2、金文： 
3、甲骨文：
从“象”的原始写法可知，它就是“豕”，古人以此特指“豕”所处的一种状态。并且“象”字与“易”字相似。象中有易，易中有象。所有这些只有女直先民的猪鸟崇拜习俗能与此对应起来。甲骨文“象”字与甲骨文“豕”字几乎一模一样，区别只是鼻子或獠牙有长短。说明“象”字最初就是用来指野猪的，其所指的是野猪的某种情状或曰兆头。应知古人造字并不是随意的，各种字形都是有指向有含义的，都与文化理念有关。
“易”与乌鸦有关，古人以此特指乌鸦的某种状态。这可从“凤”字的写法中得到佐证。凤原本就指乌鸦，而金文“凤”字里面就有一“易”字。金文凤字：
“象”具有显现、兆示的意思。其所兆示的是人的凶吉或命运。这人也不是一般的人，而是有“豕”称号的君王。易、凤、豕、象都是神灵所属的权力符号，原本就与普通人无关。古人既然以“豕”指称君王，以猪獠牙代表野猪，很自然就会以猪獠牙变粗变长来表示吉兆，以猪獠牙的变细变短来表示不祥。当古人把猪獠牙刻画得很长之后，就不可避免地有了大象的形状，事实上它仍然是猪獠牙，仍然指“豕”，也就是“龙”，而不是真的大象。其实汉字“象”字到很迟以后才被赋予了大象的意思。大象的意思由借用产生的。象字最先被借用作象形之象，即征兆之象，到后来古人以形声方式造出造出“像”字来替代。如此这种本字被借用而后重新造出一形声字的情形，在汉字的历史中非常多见。就这样原本指猪的象字被借用作了大象之象，转而用以指称一种行动迟缓，呆头呆脑的大型食草动物了。应知古代中原并不产大象，华夏古人也没有大象崇拜习俗。在整个华夏文明起源时期，黄土高原上已经没有了大象的踪迹。远及蒙古高原和白山黑水，也不产大象。这象字最初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不可能指大象。象原本就是指野猪，也就是部族军事首领，即君王。
周易原名“易象”，说明古人以此来解释的是猪鸟关系。在女直先民的观念里，祖先之乌就是在天之神，神鸟主宰大地上的一切。那些具有猪称号（豕或亥）的现世君王都是乌的后裔，他们都是鸟的子孙。君王的权势命运都受神灵的支配，只有通过占卜才能与祖先神灵沟通，只有不断地虔诚献祭才会得到祖先神灵的福佑。否则君王们的权势就会衰减，猪獠牙就会变细变短，甚至性命不保。
自然界中的乌鸦确是善于飞翔的鸟类，当它们群起攻击时，即使凶猛的苍鹰也要落荒而逃。乌鸦还非常聪明，鸟类学家说只有乌鸦能使用工具。乌鸦的轻灵变幻被萨满巫师用来比附神灵的变幻莫测也是很自然的。而现实世界中，君王的权势命运也是变幻不定的。君王掌握权势之时令人惧怕，被人朝拜，威风荣耀，但面临的风险也是巨大的，一不留神宝座就会被人取代，甚至身首异处。古人把君王权势的此消彼长想象成由某种神灵控制也是很自然的。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特有的心理活动。基于女直先民的猪鸟崇拜习俗，萨满巫师把此鸟此猪联系起来，作种种牵强附会，也是可以理解的。原始“易学”就这样出现了。“易象”作为猪鸟关系说，其发明权非女直先民莫属矣！“巫”与“乌”读音相同可能不是巧合。我们看到远古岩画中的萨满巫师都头戴鸟头帽，这些萨满巫师显然以鸟祖下凡，代天祖传话的身份出现。所有这些都建立在“祖先是乌鸦”这样一种文化理念中。
易是关于猪鸟关系的学说，还可以从《易》中有《彖传》得到佐证。“彖”是周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彖传》篇中的“彖辞”是对六十四卦象以及爻辞的具体解释。彖（tuan），象形会意字，象形野猪奔跑的样子。它由表示权力的“屮”和表示野猪的“豕”（亥）组成，这个汉字的本义就是野猪。“彖辞”顾名思义就是“关于猪的说法”。信阳楚简中的“彖”字：
周易中的每一卦都有“彖曰”之语。曰：“彖者，言乎象者也。”古代萨满巫师以此解释君王面临的凶吉情状。“彖”与“象”原本就是同指，其所比附的全都是豕的情状，龙的征兆，猪的命运。从《易·系辞》可知，八卦由伏羲（完颜）发明创造，而“完颜”的满洲女直语本义就是猪。那么，易不是猪鸟关系学说又会是什么呢？古籍记载，伏羲就是庖牺。庖（pao）者，烧煮也，牺者，献祭之牲口也。这种烧煮应指“燎”祭，就是堆积柴火烧化献祭之物。考古显示燎祭在6000年前的红山文化中就非常盛行了，乃是北方游牧民族火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正因为周易是君王专用的鸟猪关系的学说，故周易中关于“龙”的卦辞卦像是最多的，如：“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此田非种田之田，而是狩猎之畋）。“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乾元者，时乘六龙，以御天地也。”如此等等。
远古时代，能够观察到“豕”的情状，有权研判“象”和“彖”的人，必是君王身边的高级萨满巫师。这些萨满巫师既是祭祀仪式中指挥者，也是杀牲命令的下达人，即“宰”。萨满巫师借着神灵光环所作的解释显然是有说服力的，劝谏作用也是最大的，甚至可以左右君王的行为。这种萨满巫师很自然就有了“相”的称呼。《说文》：“相，省视也。”萨满巫师所省视的是“冢君”的行为迹象。通过这种省视他们建言于庙堂，辅佐于朝廷，很自然就拥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贵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就是“象”。正因为如此，古代汉语中两者是相通的。如今中国象棋中的象和相亦如此，仅有红蓝之分。当我们知道了周易原本叫做“易象”，萨满巫师以此模拟比附猪鸟关系的时候，无比古老的，蔚为大观的周易研究便有了一个新突破，观察华夏文明起源也有了一个新视角。
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象”指野猪、指龙，并不是大象，还可以在出土文物中得到充分印证：山西博物馆镇馆之宝西周凤鸟尊（图）。上图精美青铜鸟尊出土于山西曲沃县晋公大墓中。大鸟尾部藏一猪。猪獠牙夸张成了象鼻状，前端分叉如勾云。但它仍然是猪而不是大象。这是一个猪鸟结合体。古人以猪獠牙变粗变长来象征着君王权势的增长。鸟尾藏猪的寓意是祖先之乌福佑现世之猪，君王权势在鸟祖神灵的福佑下兴隆发达。所谓“易象”是也！我们看到，商周出土文物中的“龙”常常长着一个长鼻子，如图：长有鼻子的商代龙形玉器；长有鼻子的西周龙形玉佩；西安出土战国龙形玉佩，整体以猪獠牙造型，但龙头作象鼻状；商代三脚子龙鼎铭文照片。著名的商代三脚子龙鼎体型巨大，铭文奇特，如图可见龙字上面立有一鸟，鸟旁边一子。这铭文就是猪、鸟、人的结合体。龙首亦作象鼻状。
易的具体演绎方式是卦符。传说伏羲首创八卦。后来出现六十四卦，它由八卦重叠而来，称“重卦”。据说是周文王演绎出了重卦，故名“周易”。 卦符多了有利于萨满巫师任意解释种种自然和社会现象。八卦最基本的符号是“—”和“--”，前者象征男根，后者象征女阴。《周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男女交媾生子是易学思维的出发点。所谓重卦，就是这两个符号的重叠，有一叠为三，一叠为六两种。重叠之后阳中有了阴，阴中有了阳，萨满巫师就可以据此就任意比附了。所谓卦符就是不同的“爻”。《说文解字》：“爻，交也。”萨满巫师从男女交媾生育出发解释自然与社会现象，慢慢形成了一种以臆象直觉，拟人类比，伦理化为特征的哲学观念。通过这种阴阳符号，古人把世间万物都赋予了某种程度的男女关系，某种程度的辈分关系，以及某种程度的血缘关系，天地万物都伦理化了。人伦最终要落实到现实社会中已经存在了的尊卑等级关系中去。《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古人用一种礼制把天地万物都笼罩起来。
易学虽然是国粹中的国粹，已经传承延续了数千年，但我们应当看到，它与科学是不搭界的。虽然易学蕴含了一些辩证思维的因素，但无法掩盖它在本源上的荒诞性，易学确算不得一种科学的认识论。试想，自然界中的野猪和乌鸦并无内在联系，它们归属于两个物种，一个属于哺乳动物，一个属于卵生动物。鸟类是恐龙的直接后裔。猪与鸟有完全不同的生存方法和活动空间，在自然界中它们并非是形影相随的。在食物链上它们也是八竿子打不着。只是由于女直先民认定自己是乌鸦的后裔，认定野猪是世界上最勇猛的动物，他们以猪来指称部族军事首领，猪与鸟才有了文化观念上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只存在于古人的观念和习俗中，一旦离开它就是虚伪而不真实的。周易八卦的直接用处从来就是算命诓钱，坑蒙拐骗。巫蛊卜筮与科学永远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不管如何与时俱进地包装粉刷，它也无法与科学相提并论。
最能说明“易象”本源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馆所藏商周青铜器，如图（略），上图青铜礼器中相对而立的是什么动物？它确不是大象而是龙，它虽然长着大象般的长鼻子，但它仍然是“豕”。此乃早期的“两龙戏珠”。图：妇好墓中出土的偶方彝，上图这个商代礼器也是一个猪鸟结合体，四面都饰有象鼻状兽头，但此兽不是大象，仍然是“豕”，也就是龙。图：故宫博物院藏西周四龙首青铜尊，上图青铜礼器饰四龙首，龙首上的耳朵作鸟翅状，冠冕作獠牙状，这是一个猪鸟结合体。整个龙首呈象鼻状，末端分叉，与山西博物馆藏西周凤鸟尊上的猪首相似。相同的造型清楚地告诉我们，此兽不是大象，而是龙。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理解金文“象”字为何有长鼻子。古人以此象征君王权势不断增长，国运兴盛不衰，所谓“易象”是也！
自然界中的野猪也有长鼻子，附图：周身遍饰旋涡纹的商代猪尊，猪鼻夸张成了象鼻状，而旋涡纹代表长生天；周身遍饰饕餮纹，即猪脸纹的商代晚期猪尊，猪鼻成象鼻状；西周早期猪尊，一个猪鸟结合体，周身遍布饕餮纹，弯弯的獠牙长到了耳朵位置上，猪耳朵和猪尾巴都是龙的造型，背上则是成排的乌鸦。
徐江伟：华夏古人心目中的猪象关系_新浪博客
笔者已经论证过“易”的起源，指出它原本是关于猪鸟关系的学说，乃是原始苯教固有的观念。但古时易学又称“易象”，这“象”又是什么呢？自然界中的野猪与大象会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的确困扰了我很长一段时间，苦思冥想也没想个明白。后来笔者潜心学藏语，得来全不费功夫，就豁然开朗了：原来藏语中的大象就叫“大猪”！古代藏人认为大象就是野猪的一种化身。藏语“大象”读作lang pa qie （朗帕切）。藏语“风”读作lang，“野猪”读作pa，“大”读作qie。直译就是“风猪大、神猪大”。字义已经告诉我们，古代藏人认定大象是被某种神秘力量充满后的野猪。
在原始苯教中野猪乃是天祖之形象，故只有神灵所属的帝王才能以“豕”自称。这“象”作为特大号的“豕”自然就是大吉大利的王者形象了，是“易”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了！应知华夏古人并没有现代动物学那种动物科属分类的概念，这种概念直到近代才从西洋传入。并且，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自古就不产大象，古人难得见到大象，没有仔细观察大象习性的机会，他们甚至可能从未见到过大象，只是从传闻中得知有这样一种神奇的动物。如此，他们把大象误认为是一种大号野猪就不奇怪了。野猪的特点是有两颗自下往上长的獠牙，而大象刚好也有两颗弯弯上翘的大牙。野猪有短而小的尾巴，大象的尾巴刚好也特别短小。野猪有大大的耳朵，大象刚好也长有大耳朵。怎么看大象都是被神风吹大了的特大号野猪，野猪之王！
造字方式也在告诉我们，古人确是把大象看作一种大野猪的，甲骨文、金文、篆文的“象”都是在“豕”头上加一颗长獠牙来表示，如图：
篆文象字 金文象字
古籍《五杂俎》有言：“龙与豕交生象。” 这可能是华夏古人关于豕与象关系最为清楚的表述了，与藏语的“朗帕切”是同一个意思，藏人也认为风是龙所为。考古显示，早在6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代，野猪獠牙就已经成为最高军事权威的象征，有时候墓主人与野猪同卧。在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中心大墓中，墓主人通常手握野猪獠牙，或者雕成獠牙状的玉器，墓中大量陪葬野猪的下颌骨，因獠牙都是长在下颌骨上的。山西“尧都平阳”中心大墓中，考古学家发现墓主人头部上方的神龛部位，就竖立着一个长有大獠牙的猪下颌骨。
獠牙在古汉语中叫作“克”，来自满洲语獠牙的读音“畏可”。古人把战胜敌人就叫“克敌”。此“克”就是军事统帅的代名词。故博物馆中也常见叫“克鼎”“克簋”“克壶”之类的礼器。《辽史·国语解》曰：“克（剋），官名。北克、南克，掌军之官名。三克，统军官名，犹言三帅也。”可见这种獠牙崇拜、以獠牙为帝王之爪牙的习俗，在北方游牧民族中是一直延续着的。
考古学家在四川三星堆遗址中也发掘出土了许多野猪獠牙，还有陶塑的野猪，这些他们已见多不怪了，让他们迷惑的是还出土了大量的象牙，埋象牙又作何用呢？当我们知道了在原始苯教中猪与象是何种关系后，谜团就烟消云散了：因为古人把这些象牙看成了特大号的猪獠牙，随葬大量象牙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大墓中随葬大量野猪獠牙是同一个意思。三星堆发掘出的大量象牙，那个著名的叫“纵目”黄金面具也与象牙埋在一起（图略）。这些象牙不见有任何被加工过的痕迹。这些象牙并不是用来制作工艺品的。古代四川盆地并不产大象。象牙应该是从南亚热带地区进贡或者通过贸易得来。它们被原封不动地用作了献祭之物。
在三星堆古人的心目中，象牙就是帝王军事权威的象征，也是在天祖先们最为吉祥的易象。有了这些象牙祖先神灵会越发高贵威武起来，一代代继位者也会因此获得“逐”即征服四方的神力。可见，三星堆文化中的象牙才是原汁原味的“易象”观念的产物啊！附图：嵩山少室石阙“驯象图”中的大象带有明显的猪形。位于河南嵩山的少室山石阙，相传是大禹之子夏启为其母所建，今仅剩“启母阙”等石门残迹和一些石刻画，其中以“驯象图”最为著名，细看此“象”就是从野猪中变化出来的。其实大象前面的神巫并不是驯象，而是在“易象”，把野猪吹成大象，即易为“朗帕切”！
徐江伟：野猪是原始苯教中的天父形象_新浪博客
从华夏古人的思维方式看，他们是偏向于极端形象思维的，他们把天地变化、世间万象都看成了三种动物：野猪、乌鸦、猕猴，互相寄托又互相转化的结果。笔者曾分别称之为猪崇拜、鸟崇拜、猴崇拜现象。而“易”描述的就是三者之间的因果幻化关系。考古显示，这种观念早在史前时代就已经广泛存在，显示华夏文化的源头非常久远，绝非只有区区五千年的历史。当笔者寻找它的源头所在时，线索都指向青藏高原。为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此文暂且撇下乌、猴不提，单把这“猪崇拜”源头来说说明白。
藏语“猪”读作“帕”（pa）。藏语“父亲”读作“阿·帕”（ar pa），两个音节都要读重音，前缀a音是尊称。藏语中猪和父读音相同，不会偶然巧合，正是原始苯教观念的集中体现！藏语“家乡”读作“帕域”（pa yu）。氏族拥有的土地或部族拥有的国土叫yu，“帕”就是父亲，“父亲的土地”是也。藏语pa ma（帕妈）意为“父母”。藏语“英雄”读作“帕都”（pa du），意为“猪大”。
藏文有32个字母，前16个为基本字母。他们习惯把16个字母一分为二，8个一组。在藏人的观念中前者属阳，后者属阴。他们再分之，成为四组，每组4个，藏文字母就是这样排列的。这16个藏文字母以“极阳性字母”ga起始，以“极阴性字母”ma结底。第一字读作“噶”（ga），藏语和阿尔泰语都是“野猪”的意思，同时也是“白”的意思，是为阳极。最后一个字母“妈”（ma），指母亲，但不专指人母，是为阴极。我们知道在华夏文化中，数字一、四、八都是有神圣含义的。笔者甚至推测，先秦时代就存在了的，极不实用的一斤16两制，也可能是这种阴阳观念的产物。藏人认为猪属阳、属天，而猴属阴、属地。这也是突厥语把母亲叫a-mi（阿猕），蒙古语把母亲叫e-ji（额姬）的原因所在。藏语“阴阳五行”：pa ma ju-ng wa nga ，藏语本义是“猪·狙·五”。
闻名世界的布达拉宫就是建立在“红山”上的，藏语叫mar pa ri (玛儿帕日) ，意为“红猪山”。藏语布达拉（宫）读作pa da la（帕达拉），本义就是“最大的野猪”。布达拉宫正下方汉文记作“八廓街”，但藏语读作pa goo，本义是“猪头”，因为在古代，能在这里驻帐的便是藏人的最高首领。正是基于这种思维方式，藏人把国王的宫殿如北京故宫叫“帕帐”，藏语本义是“猪宫”。他们把故宫里皇帝的卧具叫shi mo qie（豕木切，敬语），意为“猪王大”；称皇帝的食具为sor qie（索切，敬语，意为“牙大”），因为藏语把猪獠牙叫so；藏语把皇帝的统治、国政叫：“家豕”（ja shi）。这些都是远古时代就存在了的以猪为尊、以猪为天苯教习俗的遗迹。
笔者以为，藏人的这种观念对我们认识红山文化，探寻华夏文明之源是有相当重要的帮助的。因为与布达拉宫一样，红山文化中心祭坛也是建造在一座山顶之上，此山蒙古语叫“乌兰·布通·哈达”，意为“红猪山”。已发现的红山文化规模最大的神庙遗址位于叫牛河梁的山梁上，1983年的秋天，考古队员们先是在山中的冲沟里发现了巨大的陶塑人耳，他们顺着冲沟的方向寻找，最后来到海拔670米的东山坡顶，终于发现了神庙遗迹。此神殿正南遥对着一形似猪首的红色山峰！
无独有偶，2013年1月，考古工作者在四川成都三星堆文化中心区域青关山大型宗庙基址群中，也发掘出一尊巨大大石猪，长3.30米，高1.70米，从残留痕迹看，此猪被精心涂成了赭红色。所有这些都不会是偶然巧合，而是同一种苯教观念的产物，野猪就是红山古人、三星堆古人心目中的祖宗形象，他们都可能是从青藏高原迁徙而去的。图：内蒙古赤峰市境内的红山。台湾故宫博物院藏红山文化灰黃人面玉佩，高3.2公分，受沁甚深，表面已成灰白色，但仍可看出原来是赭黃色，背面有一系绳之孔，正面是浅浮雕，刻有猴的眼眶，猪的鼻子，就是一猪猴结合体。
再来看古籍中的古帝排序：伏羲叫“太嗥”（gao），黄帝叫“少嗥”。此“嗥”就是野猪。蒙古语、满洲语都把野猪叫“噶哈”（gah），乃是藏语ga后缀了h音的结果。在阿尔泰语中，词根词后缀此音后就成了专用名词。“嗥”是会意字，由发号施令的“口”，表示天的“大”和“白”，及表示杀戮的“十”组合而成，造字方式也与苯教观念契合。此外，夏历是以十月为岁首的，夏人把十月叫“亥月”，即猪月，这也是以猪为大观念的产物。
关于藏人的起源，流行的说法是，在天地开辟之初，观音菩萨命天上一公猕猴下凡，与居住在山洞里的罗刹女交配，生出六个猴崽，就是藏人的起源。但故事与苯教的阴阳观念不符：因为猴属地、属阴。这是怎么回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笔者从藏文称呼中才得知，这其实是阐述者为避开藏人“猪父”观念故意改编的。藏文中此公猴就叫“扎帕”（zha pa），本义是“首猪、猪眼”（他们有一种用眼睛指代首脑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罗刹女名叫“扎申木”(zha shen mu)，本义是“首猴、猴眼”，后缀mu表示女性。可见藏人就是猪与猴的结合体。只是因为汉人对猪偏见太大，翻译者才会使用“春秋笔法”来回避之，实属不得已而为之。
有人会反问：难道只有古藏人才会有猪崇拜习俗？远古时代的定居农耕民族就一定没有以猪为父的习俗？但笔者以为，如果汉民族先民也有猪崇拜习俗，不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只要看看《本草纲目》关于猪的条目，就知道汉人对猪的偏见有多大了，其曰：“猪，吃不择食，卧不择埠，目不观天，行如病夫，其性淫，其肉寒，其形象至丑陋，一切动物莫劣于此，人若食之恐染其性……南猪味厚，其毒尤甚……”汉人既然认定猪是最劣等的动物，猪成了蠢笨的代名词，他们的祖先怎么可能有以猪为父的习俗呢？
但蒙古人并不这样看待猪，蒙古人赞叹“这个男孩太聪明、太机灵了！”是这样说的：gaihal-tai huu yu-mee！蒙古语本义是，这男孩像猪一样！两厢对照，我们不难看出古籍记载的“太嗥”“少嗥”到底是什么民族背景。同时我们也明白了，那些在商代大墓中出土的，青铜铭文中有“父豕”字样的人，他们不可能是农耕定居民族背景，只能是来自青藏高原的羌藏类游牧民族！
徐江伟：华夏文化中的猪崇拜痕迹_弥乐_新浪博客
远古时代阿尔泰游牧民族有两大部族，就是狼图腾的突厥先民和鸟图腾的女直先民，而与华夏文明起源最为密切的是猪崇拜的女直。我们看到从黄帝到夏商周秦都是女直背景，这也是为什么夏商周秦的创建者都把自己的远古祖先追溯到帝喾的原因，他们确有共同的起源。司马迁《五帝本纪》曰：“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原因在此，他们还可能来自同一个地区。
在华夏文明的初期，狼崇拜的突厥总体上处于“戎夷”地位，或者说处于华夏文明核心圈的外围。炎帝虽是突厥背景，但此后突厥便沉默下来。对于女直和突厥的对立，我们可以从《史记》中“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鹿以归”，“大戎袭杀周幽王，还有秦人与“犬戎”世代为敌、征战不断的记载中了解到这样一种历史状态。但到了汉末情况出现逆转，突厥重新崛起，他们又占上风了。具有标识意义的现象是女直固有的单于称号，逐渐被突厥固有的可汗称号替代。从拓跋北魏到隋唐再到蒙元，统治者的突厥色彩盖过女直色彩，这种突厥占上风的状态也沿续千年以上，清王朝的崛起则是女直的复兴和绝响，从此人类结束了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消失了，定居民族不再处于劣势，人类迈进了新时代。
女直的鸟崇拜和猪崇拜最终演变为凤和龙，成为华夏文明的一个符号。华夏文化中的鸟崇拜痕迹最为明显，史书不但有卵生故事的明确记载，考古发掘出来的玉器青铜器中，鸟的造形也比比皆是。一个商代青铜壶铭文就是“玄鸟妇”，这三个字合书在一起，明白无误地注解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本义，应知“玄”不是“黑”，而是“北”的意思，他们从北方的蒙古高原南侵而来。《左传·昭公》记载：黄帝的继位者名“少皞”，他以各种鸟来命名，朝中之官：“（少皞）为鸟师而鸟名……视鸠氏司徒也，且鸟鸠氏同马也，尸鸟鸠氏司空也，夷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鸠民”是管牧百姓的意思。朝庭设有五司，竟以五种鸟名来指称，那是黄帝有鸟崇拜习俗的明证。
女直的猪崇拜并非完全淹没在龙文化中了，猪崇拜还在华夏文化的方方面面留下深刻的印记，而揭示这种猪崇拜痕迹可以成为揭示华夏文明起源真相的一个切入点。女直的猪崇拜从殷墟甲骨文中显示出来：我们从甲骨文中得知商人的世祖名“亥”，就是“王亥”，而“契”是远古始祖。商人自“王亥”开始才真正走上崛起和称霸之路，因此在商人心目中“王亥”的地位无比崇高，我们看到王亥之名出现在殷商王朝每次祭祀大典中。王亥之“王”是尊称，冠于名之上，那是后人加上去的，或者是他的谥号，就像古代“子”是尊称，总是放在名之前一样，“亥”才是此人的本来名号。“亥”是个象形字，象形一只侧身卧着的野猪，只有女直民族才有明确可考的猪崇拜习俗，只有众望所归的的氏族首领、公认的勇士才会有“猪”这样一个尊贵而崇高的称号，这个商人远祖以猪为名，显示出明白无误的女直背景。从甲骨文看来，商人世祖“亥”好象并不是一个人，这个部族的历代首领都叫“亥”，就是说他们都有这样一个勇士称号，“亥”有可能是单于的代名词。
在殷墟卜辞中“契”又写作“高祖亥”，有时也把帝喾和商汤称作“高祖亥”，可见猪绝不是普通人可以自称的，猪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崇拜对象，黄帝和帝喾都可能有“亥”这样一个尊号。满洲语“猪”读作“噶哈”正是“亥”的原始读音。甲骨文中“王亥”还有异写，可以从“亥”从“鸟”或从“隹”（“隹”是鸟另一种象形写法），也就是说这个“亥”人有鸟的身份，或者说这个有猪鸟两重身份的人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而是女直先民传说中的卵生始祖，这个猪鸟结合的符号不仅是一个部族符号，而且还是一个萨满教神灵符号。
周人同样有猪崇拜习俗，《周本纪》记载，周人原本居于“豳”，他们是“豳人”，后来“豳人悉从亶父”“作周”，建国号曰周。“豕”就是猪，一个象形字，“豳”由两个“豕”组成，一个会意字，“豳”不是地名，而是他们的习俗。“豳”与“坐”造字方法相同(参见汉字起源一节)，原先表达的都是尊者的意思，不过是把“人”换成了“豕”而已。“豳”是周人猪崇拜习俗的写照，他们的部族首领都有猪这样一个荣誉称号。西周末期遭逢叛乱“周历王出奔于彘”，他仓惶出逃，避难而去的地方叫做“彘”，从甲骨文中可以看出这是个象形字，象形一头野猪，就是说历王遭到狼图腾的犬戎攻击后逃到有猪崇拜习俗的地方去了，那里显然是周人的本部或故地。
周礼周官也留着女直猪崇拜的痕迹。周礼六官：天官（总理朝政，六官之首）、地官（民政）、春官（宗族）、秋官（刑罚）、冬官（营造），天官又称“冢宰”。《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尚书·周官》：“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尚书·蔡仲之命》：“惟周公冢宰，正百工”。“冢”就是猪，象形会意字，屋下有一猪，有猪称号者为百官之长，反映出在周人观念里猪是极为尊贵的称号。周公旦曾任此“正百工”之官。
清人段玉裁已经考证，“亥、豕、”三字在篆文中原本就是同一字，笔者则进一步推测，这三字原本有同一个读音“亥（该）”。殷墟甲骨文中“亥”又写作“该”，可见“该”与“亥”原本是同一个字，有共同的读音。“该”是会意字，由“言”和“亥”组成，本义就是会说话的猪，就是王者。象形汉字的原始读音常常保留在其形声字中，而作为形旁的象形字其读音大多已变得面目全非了，这是汉字读音演变的一大特点。
周武王在牧野誓师，曰：“我有国冢君-----”，意思是说有高贵猪称号的部族国家首领都唯我是从了，当此之时武王旗下已汇集了许多女直部落了。女直以猪为尊，以猪为荣，以猪指称部族首领的习俗并没有在历史上消失，《金史》记载，金代有“豳王”这一名号，必由帝室宗亲充任，执掌女直故地，极为尊贵，这个名号不见于其他王朝。《金史》记载，金代有封王子为“葛王”的传统，只有帝室宗亲才能授予这个名号，《金史·章宗》有“封皇子为葛王”的记载，金世宗、金章宗登基之前都是葛王，可见葛王是十分尊荣的称号，非一般人可以拥有。笔者以为这个“葛”正是满洲女直语猪的读音“噶哈”的汉字拟音，即“亥”。所有这些都是古老的猪崇拜习俗的继承延续。（徐江伟：古代帝王以猪自称的明证）
直到努尔哈赤之时，女直的猪崇拜习俗仍然顽强存在，努尔啥赤有一个儿子名叫“阿其格”（英亲王），满州语本义就是“公野猪”（aidagan），此人英勇善战，在创建清王朝的过程不可没，他就以猪为名。努尔啥赤的第一个牛录，即第一支军队，其“牛录额真”（牛录之长）名叫“噶哈”，满洲语就是猪，他能以猪为名必是公认的勇士且有高贵的血缘。
古代汉语中的“牙将、牙帐”则直接由野猪的獠牙而来，可以想见古代上将身上都装饰着猪獠牙，或者其蒙古包内挂着猪獠牙。古汉语中的“牙”还有“统帅府”的意思，如“（突厥）建牙于河北”，就是突厥可汗的宫帐驻扎在黄河以北的意思。《尚书·君牙》是周穆王任命“君牙”为大司徒的任命书，“君”和“牙”都是此人的名号，曰：“今命尔予翼，作股肱心膂”，意思是让你作天子的翼卫，帝室的心腹。可见“牙”是非常高贵的称呼，因为“牙”就是猪的代称。所有这些都是女直猪崇拜在华夏文化中留下的痕迹。
"https://www.baidu.com/link?url=5bG6uA9kOFhK4ScmtEyjMRoUg3pP3-aAzBjt3ZBLa9t0VDysSLEQR5HnNiYnucKBpyBv3TElUkELAGGxLBqIPa&wd=&eqid=de83bf2500044a170000000559c312ab">猪鸟结合体的源头_徐江伟_新浪博客
猪崇拜文化的源头已经非常遥远，遥远得如同一个民族的历史。在年代十分遥远的草原鹿石中，就已经有了野猪的形象，其时猪已经成为游牧民族的一个崇拜对象。图：新疆阿勒泰草原上的鹿石。上图鹿石中有箭筒、马、野猪、飞翔的鹿，明显具有图腾意义。草原鹿石通常矗立在大型积石冢前，犹如印第安人的图腾柱。草原鹿石与史书记载的突厥杀人石是不同的，它并非用来代表墓主人生前所杀之人，杀人石也不见有雕刻得如此精细的。虽然阿尔泰游牧文化中还有狼崇拜，有犬戎，有狼突厥，但终究无法与猪崇拜相提并论，因为先秦时代帝王都以猪自称，华夏文明的符号“龙”由猪而来。在华夏文化中，“犬”只会“突”，只有“豕”才会“豪”！野猪在甲骨文中记作“亥”或“豕”，两者原本是同一字，都象形卧躺着的野猪，如图甲骨文亥字：
“豕”到了金文中，有的已带上了“龙”形，有的还带上了“帝”形，如图金文豕字：
古人其实已经用字形明白地告诉我们，华夏文化中的龙，帝，猪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象形字亥（豕）也不是在甲骨文金文中才出现的，它在4000年前的夏家店文化中就已经存在了。在夏家店文化代表性器物，镶嵌绿松石青铜牌饰中，笔者就发现了这个字符，如图：夏家店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饰。上图这个巨大的青铜牌饰中有两个眼睛，其实是两个对向的“豕”字，可以肯定，拥有此物的墓主人生前拥有“豕”这种称号。夏家店文化距今3500～4000年，为青铜时代早期，最初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夏家店而有此命名。夏家店文化晚于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但存在继承关系。夏家店文化也是自北而南扩展，愈往南年代愈晚，到晚期就进入中国历史上的夏王朝时期。令人吃惊的是，当猪成为部族首领称号的时候，“易”的观念，即猪鸟互动的观念就随之产生了。到殷墟甲骨文中，这种观念已经是在频繁地表达了。因为甲骨卜辞中的“亥”上面常常罩着一“乌”（隹），如图甲骨卜辞中的亥字符：
这种豕和隹的组合要表达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就是祈求现世之猪处于祖先乌鸦的庇护之下，这就是“易”的本义。其实这种猪鸟互动的观念早在红山文化时代就出现了，有红山文化玉猪龙为证，图：山西梁带村西周芮公大墓中的玉猪龙。2005年，考古学家在山西梁带村西周芮公大墓中发现了一件红山文化玉猪龙，此物不仅个头大，制作精美，器形也非常典型，当是红山文化传世之物。它可能是通过血缘关系代代传承而来，或者通过征伐兼并，从权力更替中传承下来。看看这个红山文化玉猪龙头上长着什么：猪头上长有鸟翅（图）。长在这个玉猪龙头上的不可能是猪耳朵，因为自然界中的野猪耳朵是很小的，如此大的东西只会是鸟翅，这玉猪龙就是一个猪鸟结合体。那么，此鸟不是乌鸦又会是什么呢？这个猪鸟结合体不是在表达“易”又会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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