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狱他胖了10斤，他说，敬老院的生活不如监狱。

　　（本文选自《心外传奇》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版，果壳阅读出品。作者为心胸外科医生，科学传播团体"科学松鼠会"成员。）

　　克里斯蒂安·伯纳德成长于南非的农村，幼时贫困，当其他同学都能穿着足球鞋踢球时，他却只能望鞋兴叹，光着脚丫子满场跑。自医学院毕业以后，他在一个叫做塞拉斯的葡萄园实习，给一个家庭医生当助手。就像很多年轻的医生感觉到的那样（未必是错觉），伯纳德认为病人们喜欢他的程度超过那个老大夫。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伯纳德会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家庭医生也未可知，但是最终他却因为跟老大夫合不来而被赶了出来。看来这条道是走不通了，伯纳德不得不另谋出路，离开此地去了开普敦。

　　在开普敦大学，他开始学习普通外科学，并以肠梗阻为研究方向申请学位。他的动物实验做得不错，取得了预期的成功。可惜，由于某种"潜规则"的存在，这一申请失败了。有好事者私下里给了他这样一个解释：他根本不可能申请成功，因为他让子女进入了讲英语的学校，这被认为是希望子女有朝一日可以离开南非。要想在南非医学界取得较高的地位，他的孩子就必须讲祖鲁语。

　　1956 年的一天午饭过后，伯纳德在停车场遇到了一位刚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回来的大夫。据这位大夫讲，明尼苏达大的教授对南非的医生评价极好，希望再次有南非的医生能去 接受培训，并问伯纳德是否愿意去。伯纳德还在为申请学位失败的事窝火呢，一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重大机会就出现了。当晚他与妻子简单商议之后，便决定去美国发展。

　　通过前面的讲述，我们已经知道，明尼阿波利斯的明尼苏达大学在当时是心脏外科发展的前沿阵地，一系列重大技术进步均在此发端。在外科掌门人欧文·奥根斯汀的开明领导下，那里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外科人才，出现了第一次低温下心脏直视手术、第一次人体交叉循环心脏手术、心肺机的重大技术改进、第一次便携式心脏起搏器的临床应用……不过当时的伯纳德可并不知道这些，他还没有做心外科大夫的打算，他甚至连明尼阿波利斯在美国的什么地方都还不知道呢。

　　最初，伯纳德在明尼苏达大学还是进行普外科方面的学习和进修。他在实验室研究肠闭锁，在手术室给奥根斯汀当助手。由于这些年伯纳德并没有啥收入，在美国的日子当然不会舒坦，但自小穷困的他似乎有着异乎顽强的生命力，这一点让美国医生们颇为震惊。他晚上充当护士，在社区做些仆人的工作来挣钱养家，其他医生都觉得这也未免太跌份了。

　　有一天他无意中路过一个手术室的门口，里面进行着一台心脏外科的手术，正缺人手，就招呼他刷手上台帮忙。心脏手术的场面当真把伯纳德震撼了，他作出了人生中至为关键的一个决定——转行心脏外科。如果说之前被家庭医生赶出、在开普敦大学受挫都是他被动接受命运的驱使，那么这一次转向，则完全是他主动的选择，虽然这个契机仍是很偶然。他跟奥根斯汀提出放弃目前普外的工作，想去心脏外科学习，奥根斯汀起初对这一要求不太高兴，最终还是同意了。在心脏外科刚刚开始于明尼苏达兴起的时候，很多最初慕名来看奥根斯汀手术的医生都纷纷转去看心脏的手术。作为已经成名多年的外科学大宗师，奥根斯汀如果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很可能会对这批新兴的少壮派加以打压。可事实是，那些关键性的进步都是在他的支持下完成的，甚至日后发生在南非的第一例人体心脏移植手术，也与奥根斯汀的一个慷慨之举有关。作为当家人，奥根斯汀常把自己比作后勤司令，要为年轻人的发展提供足够的阳光雨露。这对一个新兴学科的发展来说，弥足珍贵。

　　接下来的几个月，伯纳德开始跟着李拉海等人学习心脏外科，学习如何使用心肺机。凭着扎实的外科基本功、过人的天资以及不懈的努力，渐渐地，他可以参加一些心脏手术了，有时候甚至可以独立完成一些操作。但心脏外科毕竟是一门风险极高的专业，伯纳德又是一个新手，他在手术室的日子不太可能风平浪静。

　　有一天，伯纳德在为一个七岁的孩子做心脏手术时，误伤了心脏外壁，血开始向外喷涌。他顿时慌了手脚，没有先以手指压迫止血，而是试图用止血钳钳夹，结果反而扩大了破裂口，监护器上显示的血压数值一路跌下……作为上级医生的李拉海发现问题后，飞速刷手，上台，止血，可孩子的心脏却再也没能重新跳动起来。在心脏外科手术中，某些关键时刻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最恰当的反应，伯纳德的这一失误导致一个也许有救的幼小的生命就此夭折。

　　伯纳德吓得够呛，充满懊悔地说："这可怎么办，我无论怎么做也无法换回这个孩子的生命了。"李拉海问道："你有没有从这次事件中学到东西？"伯纳德回答："学到了，这种情况应该先用手指压迫止血，再做后续处理。"李拉海说："OK ，这就足够了，明天又将是充满希望的新的一天，你将迎接新的考验。明天的手术，仍由你来操作。"

　　这样的打击，可能在很多外科医生的成长过程中都曾经遇到过，而伯纳德的遭遇却不止于此。他在学习期间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这对于一个需要手指等小关节精确动作的外科医生来说，是极具破坏性的，但伯纳德却顽强地坚持了下去（或者说关节炎饶过了他），并取得了不凡的学习成果。仅仅两年的时间，他就以肠闭锁方面的研究获得了博士学位，同时以动脉瓣膜方面的研究攻取了另一个硕士学位，并有幸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资助。除此之外，伯纳德还有幸结识了当时明尼苏达大学之外几位顶尖的心脏外科医生，包括梅奥诊所的约翰· 韦伯斯特· 柯克林，德克萨斯的丹顿· 阿瑟· 库利，和麦克· 埃利斯· 德贝奇 （Michael Ellis DeBakey ，1908—2008 ，在冠状动脉外科、人工心脏、人工血管方面都是一位先驱者)。

　　1958年年初，当伯纳德觉得自己可以回到南非一展拳脚时，谁也没想到这个仅仅在美国学习了两年的年轻医生，会在回国之后搞出那样大的动静。按照伯纳德自己的说法，奥根斯汀基本上就是将其视为一个医学生而不是外科同道。临行前，奥根斯汀向华盛顿方面为其申请了一万美金（一说为六千），用以购置一台心肺机带回南非，这一慷慨决定后来让美国一些外科医生懊恼不已。

　　像所有的成功者一样，伯纳德名动江湖之后，经常被人问及成功的要素是什么。他回答说：机会，想象，能力，运气。很多有过欧美学习经历并有一定能力的年轻人，回国以后非但得不到重用，甚至可能遭到打压。伯纳德却没遇到这些。在开普敦的格鲁特· 斯库医院 （Groote Schuur Hospital ），当伯纳德提出要跟自己的头儿劳教授（J . H. Louw ）一起开展心脏的外科手术时，劳回答说："不不，我没打算做这个，既然你学了心脏外科，那么你来。"非但如此，劳教授还积极地帮助伯纳德组建科室团队，筹办心脏外科实验室。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被幸运女神关照一次不难，可像伯纳德这种一次又一次被关照的，也太令人嫉妒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开端，似乎也昭示了伯纳德日后的辉煌。

　　回到南非以后的伯纳德又多次出国学习。1966年，当决定要做心脏移植这一手术时，他心里清楚，对于他来说，手术技术方面已经没有太大问题了，关键是如何抗排斥。为此，伯纳德在美国里士满的弗吉尼亚医学院跟大卫· 修姆（David Hume）学习了三个月。在那里，修姆为他提供了可观的薪水，并让其在肾移植的过程中学习如何处理供体，如何处理排斥反应等等细节。那时，理查德· 洛厄（Richard Lower ，1920—2008 ）是弗吉尼亚医学院的心脏外科主任，此人是继 19 12 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亚历克西斯·卡雷尔之后，又一位在实验外科学方面有极高造诣的外科医生，是心脏外科学发展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洛厄当时已经能开展动物的心脏移植手术，而伯纳德正是在这个阶段的学习中，有幸观摩了一次洛厄在狗身上做的心脏移植手术。这也是开展心脏移植手术之前，伯纳德唯一一次与心脏移植直接有关的学习经历，此前他并没有看到任何人做过此类手术。本来伯纳德要进行心脏移植手术的计划是严格保密的，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一位助手无意间说漏了嘴，他跟洛厄说："你知道吗，伯纳德准备回南非以后开展这个手术的。"洛厄只是耸了一下肩，心说，开什么国际玩笑啊，我还没做成呢。

　　孰料，仅仅四个月后，洛厄所认为的国际玩笑就变成了万众瞩目的现实。这件事可能真的让洛厄纠结了很久很久。直到2008年5月其去世时，《纽约时报》的纪念文章还提到他一生对心脏外科的贡献，说他为人类第一例心脏移植的成功铺平了道路，并解释说他所以没有早期施行人体心脏移植，是因为顾及供体受体组织不相容等原因云云。

　　这次从里士满学习归来后，伯纳德开始组队准备心脏移植的手术了。他们首先完成了一例肾脏移植手术，为的是打开局面，让南非在伦理及法律层面认可器官移植。幸运的是，南非当时针对器官移植供体的法律还是较为先进的，如果有两个医生判定一个病人脑死亡，那么他就可以作为供体提供心脏、肾脏和肝脏，但有权宣布病人脑死亡的医生不得从事器官移植的工作。这次肾移植手术做得很成功，病人术后存活了二十三年。伯纳德在晚年经常提起此事，他开玩笑说："我是这个世界上做肾移植效果最好的外科医生，我的肾移植病人术后二十三年存活率为 100%。"

　　之后，伯纳德一面高调对外界宣称自己在瓣膜外科方面开发了许多新的技术，一面反复进行动物实验，完善心脏移植的技术细节，秘密地为人体心脏移植做筹备。美国人对此一无所知，事实上就连他的顶头上司，格鲁特· 斯库医院的院长也不知道他的具体计划。

　　一个叫路易斯 · 华什肯斯基 （Louis Washkansky）的病人被选中了。以今天的标准，他绝对不符合心脏移植的要求，他病得太重了。这名时年五十五岁的病人，患有冠心病合并心脏衰竭，同时还有糖尿病和外周血管疾病。这个家伙年轻时是一名举重运动员，"二战"时在军队服役，身材高大，头脑聪明，喜欢赌博、吸烟、喝酒，热爱生活，性格外向，有强烈的求生欲。他一直试图保持男子汉气概，在妻子面前装作一切都好，病成这样还偷着抽烟，几乎是垂死之人了还不忘与护士调情。

　　1966年4月时，内科医生已经认为他活不过几个月，可是这个顽强的家伙居然晃晃悠悠地又活了一年多。但他依旧是垂死的状态。1967 年9月，他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呼吸困难与水肿，肿胀的下肢甚至必须钻孔导液。他无法睡觉，只得坐在椅子上，让水肿液顺着腿流到盆里，皮肤也几乎变成了黑色。这样垂死的挣扎简直就是一个噩梦。患有心脏病而还活着的情况，病情最重也不过如此了。因此，当伯纳德说，为他换一个新的心脏，他还有生存机会时，他决定抓住这棵救命稻草。

　　在手术实施前三个星期，他们等到了一个供体，但是伯纳德放弃了，因为这是一个黑人。在南非，种族问题十分敏感，如果病人和供体中有一个是黑人，则他们极可能被攻击为用黑人做人体试验，这是捅马蜂窝的事。因此他们还得继续等。但华什肯斯基的病情愈加严重了，死神在步步紧逼。事实上即使在器官移植已相对多见的今天，这种受体在等待合适的供体出现前就死亡的情况也非常多见，伯纳德很担心他会失去这次机会。

　　1967 年 12 月3 日下午，一位二十五岁的白人女孩丹尼斯· 安· 德威尔 （Denise Ann Darvall）和母亲一起出了车祸，母亲当场被撞死，而丹尼斯到医院后被宣布脑死亡，其心脏尚在跳动。此时的伯纳德必须要面对一个同时失去妻子和女儿的男人，提出他的主张——一个不近人情的要求。文献记载，伯纳德对女孩的父亲说："我们这有个濒危的男人，如果您授权我们使用您女儿的心脏，我们将可能挽救他的生命。"这位悲痛欲绝的父亲回答得很简单："如果你们没能救活我的女儿，那么就试试挽救这个男人吧。"我不确信真实的细节是否如此，真的有在经历过如此巨大打击之后，还能这样冷静慈悲的父亲吗？

　　另一边，华什肯斯基先生在获知已有心脏捐赠者之后的两分钟内，再次表示愿意接受这一手术。

　　还在睡梦中的部分移植小组成员分别接到了电话，纷纷忙不叠地赶来，甚至有人穿着睡衣出现在医院。还有人汽车半路抛锚，一路连滚带爬地上了山，等到了格鲁特· 斯库医院时已经狼狈不堪地上气不接下气。

　　华什肯斯基被推往手术室，在这个他期待许久的重要时刻终于到来之时，这位强人开始有些发抖了。过去有一位经历过重大手术的拳击手曾经对他说，"这种感觉就像是还不知道敌手是谁时，便被推上了拳台"。华什肯斯基在被麻醉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紧张地问伯纳德："告诉我，我们的敌手是谁？" "它是死神黑桃J ，"伯纳德答道，"对付它，我只有一张王牌——心脏。"

　　丹尼斯的心脏停止跳动后，又等了三分钟，确定其心脏不会再跳动起来之后，医生们开始迅速开胸建立体外循环，为切取这枚健康的心脏做准备。与此同时，隔壁的手术间里，华什肯斯基也被打开胸部，准备建立体外循环。两边的手术必须在时间上密切配合，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可就在为华什肯斯基建立体外循环的操作过程中，一个意外差点儿使全部的努力功亏一篑。最初，伯纳德打算在大腿根部的股血管处插管建立体外循环，以方便胸部的手术操作，但由于粥样硬化的存在，病人的血管条件实在太糟糕了。体外循环的回路不通畅，压力检测显示急速升高。这时如果发生血管破裂，大量的鲜血将喷涌而出，这个手术也就提前结束了。危急中，伯纳德果断排除险情，重新在胸腔主动脉处建立体外循环，挽救了这第一次心脏移植手术。

　　一些有关外科医生的影视剧中，出现手术过程中鲜血溅了医生满身满脸的情况，就大致是这样。没有亲身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很难理解当时的凶险，真可谓千钧一发、分秒必争，一个闪失就可能令一次手术彻底失败。除了心脏外科之外，别的外科专业确实罕有这种情形。

　　伯纳德来到供体的手术间，切取了丹尼斯的心脏，放入冰盆，拿回主手术间交于助手 （一说为助手切取的供体心脏）。2000 年9 月 15 日，当伯纳德再次回忆起这次手术时，他说："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当我将华什肯斯基的心脏切掉时，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一个'活人'空荡荡的心包腔，只留有部分心房的外壁。我忽然意识到，到了这个关头，真的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相比于华什肯斯基宽阔的胸膛，丹尼斯的心脏是显得小了点儿，吻合在仔细地进行。这些基本操作，伯纳德早已烂熟于胸，无数次动物实验的演习，正是为了今天这一刻的实战。吻合完成以后，最关键、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这颗被移植的心脏能否重新跳动起来呢？现在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并没有留下任何有关该手术的录像资料，对于那时情景的描述出现了两个版本。一个医生说，当时的情景就像打开了汽车的点火器，伯纳德只轻轻一拍，这个心脏就开始跳动起来了，激动不已的伯纳德气喘吁吁地说："上帝啊，它开始跳了！"但据2000年伯纳德的那次访谈中所说，事情并非如此顺利。当丹尼斯的心脏第一次开始在华什肯斯基的身体里跳动起来之后，伯纳德命令停掉心肺机。可此时病人的血压开始直线下降，心脏越跳越慢，他们不得已又重新启动心肺机，待心跳恢复正常，血压平稳之后，再次关掉心肺机。同样的情况又出现了。伯纳德真的开始怀疑这次手术能否成功了。不过，谢天谢地，第三次尝试停掉心肺机时，这颗心脏终于没有令大家失望。伯纳德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麻醉师对血压的读数简直是进入我耳畔动人的音乐，'血压现在五十毫米汞柱，现在五十五，现在六十，现在六十五，现在七十，八十啦……'"

　　经过了一整夜的奋战，手术在 1967 年 12 月4 日早上七点结束了。伯纳德这时才拨通了院长的电话："院长，我完成了一例心脏移植手术。"院长在睡意蒙胧中接起了电话："嗯？在狗身上完成的么？""不，是人。""我……你怎么才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