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锐泉：论古代小说中伦理道德批评的特点与焦点——从毛宗岗到张竹坡
首先，在追溯“稗官”古义或宋元小说传统之际，突出其有关世教的劝惩功能。
许乔林《镜花缘序》谓是书“岂非以其言孝言忠，宜风宜雅，正人心，厚风俗，合于古者稗官之义哉！”[④]
金圣叹（1608-1661）《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的一条回评更明揭“稗史之作，其何所昉？当亦昉于风刺之旨也。”[⑤]
如果说这还是向采诗观政的诗教依附，那么凌濛初（1580-1644）眼中宋元说话伎艺之一的小说，可就开辟了崭新的传统：
“宋、元时有小说家一种，多采闾巷新事，为宫闱应承谈资。语多俚近，意存劝讽。虽非博雅之派，要亦小道可观。”[⑥]
其次，通过与正经、正史的比较，在肯定小说作为稗史、外史的文体优长时，也包括其能够福善祸淫的层面。 刘廷玑的小说品题，提到了小说创作的起因，
“叟对以将作《女仙外史》，余叩其大旨，曰：
‘常读《明史》，至逊国靖难之际，不禁泫然流涕。 故夫忠臣义士与孝子烈媛，湮灭无闻者，思所以表彰之；其奸邪叛道者，思所以黜罚之，以自释其胸怀
之哽噎’”[⑦]。
在他看来，小说正可以承担起责任，在铺毫濡墨间行使道德裁判权。
这种权力行使的方式与产生的效力，与正史相比有何不同呢？孟芥舟的评论回答了这个问题：
古今忠孝节义，有编入传奇演义者，儿童妇女皆能记其姓名。何者？以小说与戏文为里巷人所乐观也。
若仅出于正史者，则懵然无所见闻，唯读书者能知之。即使日与世人家喻户晓，彼亦不信。
故作《外史》者自贬其才以为小说，自卑其名曰《外史》，而隐寓其大旨焉，俾市井者流咸能达其文理，解其情事。
夫如是而逊国之忠臣义士、孝子烈媛，悉得一一知其姓氏，如日月在天，为世所共仰，山河在地，为人所共由。
此固扶植纲常、维持名教之深心，《外史》之功也。虽然，亦《外史》之罪与？[⑧]
静恬主人《金石缘序》一方面宣扬“小说何为而作也？曰以劝善也，以惩恶也”，与此同时又承认“夫书之足以劝惩者，莫过于经史”，但不忘指出后者
“义理艰深，难令家喻而户晓”，
是故“反不若稗官野乘福善祸淫之理悉备，忠佞贞邪之报昭然，能使人触目儆心，如听晨钟，如闻因果，其于世道人心不为无补也。”[⑨]
“谐于里耳”的小说更有助于施行教化，与之秉承相同论述策略的，还有清人惺园退士。
所谓“士人束发受书，经史子集浩如烟海，博观约取，曾有几人。惟稗官野乘，往往爱不释手。其结构之佳者，忠孝节义，声情激越，可师可敬，可歌可
泣，颇足兴起百世观感之心；而描写奸佞，人人吐骂，视经籍牖人为尤捷焉。”
“庶几稗官小说亦如经籍之益人，而足以兴起观感，未始非世道人心之一助云尔。”[⑩]
稍有区别之处是其论证小说文体的优越性，而能结合小说的结构与描写，观点更加令人信服。
惺园退士的评论代表着这样一种认识，在具体的文体构成方面，有没有道德劝诫，其效果如何，也对小说中的议论设置了标线。 冯镇峦 （1760—1830）
《读聊斋杂说》就说《聊斋》
“非独文笔之佳，独有千古，第一议论醇正，准理酌情，毫无可驳。
如名儒讲学，如老僧谈禅，如乡曲长者读诵劝世文，观之实有益于身心，警戒愚顽。至说到忠孝节义，令人雪涕，令人猛省，更为有关世教之书。”[11]
此外，从这个角度，还可以衡量小说评点的功绩。
“然世之读稗官者颇众而卒不获读史之益者何哉？盖稗官不过纪事而已。
其于智愚忠佞贤奸之行事，与国家之兴废存亡，盛衰成败，虽皆胪列其迹，而与天道之感召，人事之报施，智愚忠佞贤奸言行事之得失，及其所以盛衰成败
废兴存亡之故，固皆未能有所发明，则读者于事之初终原委，方且懵焉昧之，又安望其有益于学问之数哉！”
鉴于这个原因，蔡元放才要“稍为评骘。条其得失而抉其精微”[12]，以评点开万千览者之心。
第三，道德价值的高低不仅是作品能否跻身先进的标尺，而其有无更成为小说批评家应对质疑，维系小说生存权利的“挡箭牌”。
对于小说描写与历史实际的距离，明吟啸主人《平虏传序》的观点振聋发聩：“苟有补于人心世道者，即微讹何妨。有坏于人心世道者，虽真亦置。”[13]
与之相类，清初烟水散人《珍珠舶序》从小说语言及其虚构想象两个方面，回应了不满的声音，“乃论者犹谓俚谈琐语，文不雅驯；凿空架奇，事无确据。
呜呼！则亦未知斯编实有针世砭俗之意矣”[14]。
反过来，正如清潜林老人所云“小说家千态万状，竞秀争奇，何止汗牛充栋。然必有关惩劝扶植纲常者，方可刊而行之。一切偷香窃玉之说，败俗伤风，辞
虽工直，当付之左龙耳。”[15]
小说批评家会对作品的所谓道德缺陷诟病不已，其除恶务尽的态度也令现代读者吃惊。
这是对古代小说的现实发展作出的分级限定，导致了诸如小说禁毁等现象的产生。
李渔《闲情偶寄·戒荒唐》宣传“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16]
古代小说伦理道德批评的最后一个显见特点是，尽管征奇话异志怪谈玄之作源远流长，参与构成了中国小说的底色，但在伦理道德批评的约束范围内，它们
被要求不可任意驰骋想象，主旨更需要注意复归道德教化的“正道”。
刘知几《史通·杂述》对“求其怪物，有广异闻”的《搜神记》、《幽明录》谓之杂记，分辨其内容时就说道：
“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及谬者为之，则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17]
观鉴我斋《儿女英雄传序》则在点评长篇小说名著时试图揭示：
“继复熟思之：数书者，虽立旨在诚正修齐治平，实托词于怪力乱神。
《西游记》，其神也怪也；《水浒传》，其力也；《金瓶梅》，其乱也；《红楼梦》，其显托言情，隐欲弥盖，其怪力乱神者也。”[18]
至于小说家“夫子自道”的材料，不妨来看吴承恩《禹鼎志序》“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19]
实际上，随着《金瓶梅》的横空出世，世情题材小说逐渐跃为大宗，日用起居耳目之内的“无奇之奇”也日益成为小说家虚构想象所依循的标准，笑花主人
《今古奇观序》说得好：
“故夫天下之真奇，在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
仁义礼智，谓之常心；忠孝节烈，谓之常行；善恶果报，谓之常理；圣贤豪杰，谓之常人。”
“其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惭恧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则夫动人以至奇者，乃训人以至常者也。”[20]
在洞见“奇”与“常”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忠孝节烈的表现更有了理论依据。
众所周知，理解人际关系，堪为认知伦理的要务。提到传统中国的伦理，自然离不开儒家的一整套礼乐文明与五伦、三纲、五常等为人熟知的关系规范。
就其起作用的方式言之，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的，
“儒家一方面强调‘为仁由己'，即个人的价值自觉，另一方面又强调人伦秩序。
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层次又是一以贯之的，人伦秩序并不是从外面强加于个人的，而是从个人这一中心自然地推扩出来的。
儒家的‘礼'便是和这一推扩程序相应的原则。
这个原则一方面要照顾到每一个个人的特殊处境和关系，另一方面又以建立和维持人伦秩序为目的。”[21]
《孟子》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22]，引发了后人“五伦之外无道”[23]的议论。
下面结合重要小说评点，对本文直接观照的伦理道德中的人伦关系，再作论述。
关于《三国演义》，庸愚子（蒋大器）的序言可谓揭橥人伦总纲：
惟昭烈，汉室之胄，结义桃园，三顾茅庐，君臣契合，辅成大业，亦理所当然。其最尚者，孔明之忠，昭如日星，古今仰之。
而关、张之义，尤宜尚也。其他得失，彰彰可考，遗芳遗臭，在人贤与不贤、君子小人、义与利之间而已。 [24]
第二十五回中，以“义绝”闻名的关羽投降之前有三约：
“一者，吾与皇叔设誓，共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降曹操。
二者，二嫂处请给皇叔傣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
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
毛宗岗（1632-1709）于此有评：“第一辨君臣之分。第二严男女之别。第三明兄弟之义。”
这就从五伦角度点明了关公道义上的优胜。
兄弟之义自然是小说人伦描写的重点。不仅突出了刘、关、张结拜以来的义薄云天、视兄弟如手足，还在相形之下，鞭挞了骨肉兄弟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
不义行为。
《世说新语·尤悔》中，卞太后眼睁睁看着曹丕毒死儿子曹彰的惨剧发生，生死关头没有容器盛装用来解毒的井水的焦躁令人动容。
而到了长篇小说里，曹丕也先后逼死弟弟曹熊，谋算弟弟曹植。 毛宗岗评曰:
“玄德以异姓之兄，而痛悼共弟之亡；曹王以同胞之兄，而急欲其弟之死。
一则痛义弟之死，而不顾其养子之思，一则欲亲弟之亡，而不顾其生母之爱。君子于此，有天伦之感焉。”（第七十九回总评）
在刘备身上，夫妇之爱要让位于兄弟之情。一心为关羽报仇的他并不因糜夫人、孙夫人的关系而原谅其兄弟糜芳和孙权。
“不以殉难而亡之糜夫人而赦其弟，肯以不告而归之孙夫人而忽其兄乎？凡人妻子之情，每足夺兄弟之情，而爱兄弟之情，每不如其爱妻子之情。观于先主
亦可以风矣。”（第八十三回总评）
毛宗岗的慨叹因先主心目中两种人伦的高下而发，又具有针砭时世的意味。
再来看世情小说的高峰之一《金瓶梅》：
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也，使观者庶几可以一哂而
忘忧也。
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这段话的意思，发展至张竹坡（1670-1698），就演变为针对“淫书说”做出回击：
第一回弟兄哥嫂以“弟”字起，一百回幻化孝哥，以“孝”字结，始悟此书，一部奸淫情事，俱是孝子悌弟穷途之泪。
夫以“孝、弟”起结之书，谓之曰淫书，此人真是不孝弟。噫！
今而后三复斯义，方使作者以前千百年，以后千百年，诸为人子弟者，知作者为孝弟说法于浊世也。 [25]
张氏进而在《竹坡闲话》中从人伦角度推测作者的身份特点，并由此探究小说的创作缘起，有所谓
“《金瓶梅》，何为而有此书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呜唈，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26]
在具体描写中，《金瓶梅》第五十八、七十八回集中刻画金莲不孝的“逆子之样”。
潘姥姥的所作所为，从制止女儿虐打丫环以致惊吓李瓶儿幼子，到区区上门不带轿子钱，都被金莲无情数落，无怪张竹坡评点时连连直呼“哭尽天下父母
心”。
又如西门庆、陈敬济这对翁婿关系也多处得到表现。
西门庆固然有贪图亲家财产的恶念，可是对于半子敬济，“但凡家中大小事务、出入书柬、礼帖，都教他写。但凡客人到，必请他席侧相陪。吃茶吃饭，一
时也少不的他”[27]，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他平日里一直念叨，到“贪欲丧命”（第七十九回）前夕嘱咐过吴月娘后旋即叫来女婿托付时的“有儿靠儿，无儿靠婿”，却没有换来一片真心相对。第七
回张批有言：
西门有保全扶养之恩，而其婿苟有人心，自当敬以济此恩遇，不可一事欺，心负行，而敬济又如彼。
至若其父为小人，敬济当敬以干蛊，济此天伦之丑；其岳为恶人，敬济又当敬以申谏，以尽我亲亲之谊，乃敬济又如此如此，如彼如彼。
呜呼，所谓敬济者，安在哉？ [28]
当然，本书人伦表现的重心似乎另有所在。
就张批而言，除了提出《金瓶梅》以“孝”“悌”起结来反对“淫书说”，还有贯穿全书的对于书中所叙假父子、假母女、假朋友、假兄妹的抨击。
闲尝论之：天下最真者，莫若伦常；最假者，莫若财色。
然而伦常之中，如君臣、朋友、夫妇，可合而成；若夫父子、兄弟，如水同源，如木同本，流分枝引，莫不天成。
乃竟有假父、假子、假兄、假弟之辈。噫!此而可假，孰不可假？将富贵，而假者可真；贫贱，而真者亦假。
《竹坡闲话》的这段话，站在“五伦”立场反对诸种假关系，可谓义正辞严。
又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第八十六则总论全书中西门庆的假亲友，以见人情之浇薄：
书内写西门许多亲戚，通是假的。如乔亲家，假亲家也；翟亲家，愈假之亲家也；杨姑娘，谁氏之姑娘？假之姑娘也；应二哥，假兄弟也；谢子纯，假朋
友也。
至于花大舅、二舅，更属可笑，真假到没文理处也。敬济两番披麻戴孝，假孝子也。
至于沈姨夫、韩姨夫，不闻有姨娘来，亦是假姨夫矣。
惟吴大舅、二舅，而二舅又如鬼如蜮，吴大舅少可，故后卒得吴大舅略略照应也。
彼西门氏并无一人，天之报施亦惨，而文人恶之者亦毒矣。
奈何世人于一本九族之亲，乃漠然视之，且恨不排挤而去之，是何肺腑！
直至第九十七回《假弟妹暗续鸾胶真夫妇明谐花烛》的回批，张竹坡仍然由当上守备夫人的庞春梅贼心不死，假认陈敬济为弟，以图蒙混过关再续奸情这一
情节切入，把目光放在小说重点描写的人物关系上面：
夫一回“热结”之假，“冷遇”之真，直贯至一百回内。
而假父子则已处处点明。桂姐之于月娘，银姐之于瓶儿，三官之于西门，西门之于蔡京是也。真父子，则磨镜之老人，李安之老母等类。
至于假夫妇，满部皆是，并未有一真者。有自己之妻而为人所夺，且其妻莫不情愿随人，是虽真而实假也。
有他人之妻而己占之，是以假为真，乃假中之愈假者也。
故此处一写假弟妹，结上文如许之假夫妻；一写真夫妻，结上文如许之假弟妹。总之，为假夫妻结穴，见“色”字之空，淫欲之假。觉“东门”之叶无此
慨恻也。 [29]
这里回顾前文，先后提到的“桂姐之于月娘，银姐之于瓶儿，三官之于西门，西门之于蔡京”，涉及各种假人伦形成的条件，也就是拜认干亲的风习。
经竹坡提示，读者能够更好地认识，小说是如何展开其网状结构，在此节点上铺展花团锦簇一般的文章。
诸如批评妓女李桂姐之“趋炎认女”，月娘认其为干女儿之“胡乱处家，不知礼仪”（第三十二回），以西门庆趋奉蔡太师做假子“为世人一哭”（第五十
五回），
又通过林太太让儿子王三官认自己的情夫西门庆为义父，来展现人伦关系的极度紊乱。
作者正是借助假人伦的叠加，出之以对世情浇漓人性败坏的控诉。
相较《红楼梦》人物的拜认干亲，如第十三回描写秦可卿丫环宝珠甘愿作为义女，为秦氏摔丧驾灵，这样严肃正经的情节，
又如第四十八回贾母让王夫人认薛宝琴为干女儿，透出的贾家对于宝琴的钟爱，《金瓶梅》和张竹坡批语的态度明显冷峻得多，充满对于人性和权势的批判
意识。
曹雪芹笔下第二十四、三十七回又多次出现贾芸以比自己年幼四五岁的叔叔宝玉为父，还像模像样地在书信中以“不肖男”[30]自称，这样的段落折射出的
则是一种轻松谐趣了。
综合前文来说，研究古代小说伦理道德批评的性质与特色，便于加强对小说内在张力的解释。
以世情题材的才子佳人小说为例，一方面，现代学者的观点，其“要旨所归”在于“顺情而不越礼，风流而无伤风教”[31]，合乎相当一部分古人看待此类
小说的观念态度；
但另一方面，清李仲麟眼中“淫词小说”之祸正是由其中浓墨重彩的情欲、婚恋描写发端[32]。
推扩开来看，古代小说作者评论者常用的辩护词是“不知四书五经不外饮食男女之事，而稗官野史不无忠孝节义之谈”，
他们也以“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为自觉的创作追求，甚至得意于“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33]。
但其中关合百姓日用人情欲望的内容，每每沦为诲淫诲盗的口实，导致作品变成纲常名教的卫道士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
康熙五十三年礼臣钦奉上谕“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肆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鄙俚，凌乱正理，不但
诱惑愚民，即缙绅子弟未免游目而蛊心焉。
败俗伤风所系非细，应即通行严禁”[34]，就点出了清初严禁白话短篇小说的背景。
故此，小说的创作本旨与传播效果之间有时存在着一道鸿沟，其中伦理叙事的看待与评价也可能成为一个纠结缠绕的问题，需要细加厘析。
面对这一难题，引入古代小说伦理道德批评的材料，则能让我们拨云见日获得正解。
大量序跋作者、评点家以有关世教作为文本社会功能与文体优长之所在，此外，在他们的语境中，道德价值构成了作品维护生存权利的“挡箭牌”，也给写
实与虚构关系问题的处理划出了一道底线：这些正构成了我们认识伦理道德批评的总体特点。
还应注意，人伦关系成为了这些伦理道德批评的聚焦。一方面，君臣之分、男女之别、兄弟之义得到念兹在兹的弘扬，贯穿于小说人物品质的阅读接受，
另一方面，评点家赋予作品以新的主题，提出《金瓶梅》以“孝”“悌”起结来反对“淫书说”，表明他们自觉肩负着正本清源引导读者的重任。
以张竹坡为代表，伦理道德批评还具备社会史的认知价值。透过他强调的书中养义子、认本家、
拜干亲、结金兰等描写，读者容易走近宗族制度下的“拟制血亲”或称“虚拟血缘关系”。
前者是指“通过人为的方法和程序模仿真正的血亲关系而制造出来的血亲关系”，是“人们的社会关系以宗亲关系的面貌出现”[35]，涵盖联宗、赐姓、收
养义子、认本家、拜干亲、结金兰等多种行为。
后一个概念也与之意思接近，包括异姓兄弟和异姓父子两大类[36]。是故，古代小说的伦理道德批评，就具备了文学、伦理学、历史等多个维度可供发掘价
值的空间。
注释（从略）
文章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名《论古代小说中伦理道德批评的特点与焦点》，发表于《中国文论中的“体”——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四十六辑，201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公众号刊发题目名有所改动。转发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