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菲律宾女工的全球贸易(1997)
原作者:Grace Chang翻译:Pessoa导读:【合辑】导读女性主义理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对应选文121;单篇选文翻译不代表译者们的实质立场,欢迎加入我们翻译120+篇不同领域的选文本文章基于CC BY-NC-SA 4.0发布,仅供个人学习,如有侵犯您的布尔乔亚法权,请联系提醒号主践行游士删文跑路伦理网哲邻人部,一个自由自主的联合协作哲学翻译社群,欢迎有志者私信加入或投稿(翻译或原创):lab_on_roof@163.com
自1980年代开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还有其他北方发达地区的国际贷款机构,开始例行要求南方欠发达地区的负债国家政府采取结构调整政策(structural adjustment policies, SAPs),以之作为发放贷款的前提。这些要求包括削减政府在社会项目上的支出,降低工资,放宽进口管制,向外资开放市场,扩大出口,贬值本地货币,以及私有化国有企业。SAPs表面上是为了帮助这些施行调整的国家提升效率、获得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际上,其作用不外乎是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人民推入帝国主义剥削的深渊。
对于这些国家的女性,SAPs的冲击尤为剧烈,她们成了最易受伤害的群体——不论在家庭中,还是国际劳工市场上。一旦工资和食品补贴被削减,妻子与母亲们必须调整家庭开支计划,这通常意味着牺牲她们自己和孩子的营养。由于公共医疗和教育的缩减,女性受困于产前保健的缺失,同时还要额外肩负照护生病家人的工作。女孩们首当其冲,她们被迫离开学校,回家帮忙或出去工作。当出口导向的农业被鼓励(事实上,是被强制施行),农民家庭被驱离了他们的土地,为公司农场腾出空间,而女性则成为辗转于田间地头与工厂流水线的季节性工人。许多女性被迫在服务业、制造业寻找工作,或者投身于家庭手工业,生产出口衣物。
当女性承受了这些额外的负担,却依然无法维持生计的时候,她们中的大部分人除了离开家庭、移民打工外,别无选择。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亚洲女性前往美国、加拿大、欧洲、中东和日本务工,做佣人、服务人员以及性工作者。无独有偶,同样在经历自身调整的第一世界富裕国家,对于服务人员,尤其是对私人家庭护工和家政佣工的需求,正在爆发性增长。
以美国为例,诸如医疗缩减和持续缺乏补贴的儿童保育等国内结构调整,扩大了双职工中产家庭对于儿童照护、老年人护理以及家政服务的需求。这些以“福利改革”名义进行的补助和社会服务削减,有助于保证这一需求由急切的移民女工们来满足。美国公共-社会保障的普遍瓦解,以及专门针对移民的补助与服务的取缔,与国外的结构调整共同作用,迫使在美国的女性移民从事低薪劳动。从负债国家移民而来的女工不得不忍气吞声,不仅由于其祖国及家庭对其汇款的依赖,还由于美国对移民获得一切形式援助的严格限制。美国移民政策进一步加深了她们的脆弱性。这一政策旨在招募移民女工作为合同工或临时工,同时并不给予她们一般公民能享受到的保护与权利。
不论在海外还是她们负债累累的祖国,女性都是结构调整下社会(保障)项目解体最大的受害者。在第三世界,女性忍饥挨饿,放弃应有的医疗,以此承担了削减食物补贴和医疗保健的代价。讽刺的是,也正是这些妇女,挣着微薄的薪资,为其第一世界的雇主们照料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担起了弥补第一世界逐渐消失的社会保障的重任。因此,移民输出国和输入国的政府,都将转型成本转嫁给了来自负债国的女工。不论是在她们的祖国还是“主国”("host" country),不论是之于自己的还是雇主的家庭,这些女性都为“调整”付出了最为沉重的代价。
SAPs之下,女性的现身说法
第三世界妇女们纷纷现身说法,在结构调整的影响下,她们被赶出了自己的土地与家园。她们原是小农,现在被迫从事家庭手工业,前往城市进入制造工厂和电子厂打工,或是移民海外从事护理、家政、性工作以及“娱乐表演”。这些女性的自述表明,她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承受了结构调整带来的大部分苦难,而她们国家的政府和精英们却依靠女性廉价乃至无偿的劳动以及海外移民女工的汇款,攫取了巨大的利益。这些来自受SAPs影响国家女性的批评显示出,她们对此有着深刻的洞知:本国的政府和经济精英以及第一世界国家,正以牺牲女性的劳动条件、教育、营养、健康和安全为代价谋取利益。正如一位印度工运组织者所言:
我们的政府对这些跨国公司和西方势力卑躬屈膝。这些资本家和黑社会打着全球化的幌子,极尽所能想要剥削我们的劳动力和资源。我们真正关心的,是食物、水、干净的卫生环境、健康、住房以及消灭剥削。这些才是我们想要的人权。所有那些政府都在跟我们谈人权。瞧瞧他们实际上都干了些什么?
出口妇女:“新英雄们”
每一天,数千名菲律宾女性离开故土、告别家人,前往国外寻找工作。据菲律宾政府估算,该国人口中有4%以上是海外合同工。在过去两年中,每年都有大约七十万菲律宾人经由菲律宾海外就业管理局(Philippine Overseas Employment Administration, POEA)这一政府机构被派往海外工作。1991年,妇女在该国海外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为41%,高于其在国内劳动力所占的比例(36%)。在海外女工中,约有七成在美国、英国、欧洲、日本和中东的中产和上层家庭中担任家务佣人。其他大部分从事护士、性工作者和娱乐表演工作。如此大规模的女性移民,引发了对菲律宾政府正在出售或贩卖其妇女的指责。
事实上,这种大规模的移民绝不只是个别女性巧合之下的选择。菲律宾政府每年都能从其海外劳工处获得巨额汇款。“主国”政府以及私人雇主都相当喜欢这些移民女工,因为她们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这些政府和雇主只付给她们极低的工资,并且不向这些临时工提供公共福利或社会服务,以此节省开支。最后,这条贸易线两头的中介机构及其他企业,通过为“主国”雇主们提供随叫随到、工种齐全的服务与照护人员,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随着众多北方发达国家精简机构,公共保障逐渐瓦解,移民女工成了完美的应对方案。稳定的女性移民潮成为廉价、易剥削的理想劳动力来源。这些女性被直接送往各个服务部门,从事各式各样的照护工作,薪水微薄,毫无福利。讽刺的是,移民家政佣工、保姆、家庭护工还有护士,弥补了在北方与南方世界普遍存在的政府服务与保障削减。在海外,她们照护病人、老人和儿童,而她们自己的家人却无法获得此种照料,因为国内的SAPs将她们推向了海外。
菲律宾护士与家庭护工
目前,菲律宾有十万名注册护士,但这些人几乎都不居住于本国。同样,有90%的菲律宾医学院毕业生也是如此。从197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从菲律宾“进口”女性担任护士。乍看之下,这是为了应对国内训练有素的护士的短缺。这一“进口”系统借助H-1护理签证得以制度化,该签证让医院或疗养院可以资助或从海外带来一名执业护士在美国工作两年……
美国加布瑞拉网络(Gabriela Network USA)的尼诺奇卡·罗斯卡(Ninotchka Rosca)注意到了在美菲律宾护士经历的充满讽刺性的历史。1980年代,美国护理行业薪酬极低,一年仅有2万美金左右,整个国家因此遭遇严重的护士短缺。很少有美国公民愿意领着如此之低的薪水从事这一行业,这让很多牙买加和菲律宾妇女有机会移民到这里,做起护理工作。随着医疗保健的收缩,不少已经在此工作十余年之久的老移民护士发现,她们现在与新移民处于同样脆弱的境地。医院为了减少开支,正试图裁掉那些最资深也是最高薪的护士。罗斯卡认为,如果没有菲律宾护士,美国的医院和医疗行业将面临崩溃。“我们照顾着其他更弱小的社会成员,但同时我们自己的社会正走向地狱。”
家庭护工
家庭医护是另一个移民妇女高度集中的行业。在其中,她们成为贪婪逐利的中介机构和苦心降本的美国政府的共同猎物。许多家庭护工被归于一个州政府出资、名为“居家支持服务”(in-home support services,IHSS)的项目之下,算是州政府的雇员。这些妇女中只有一些人是注册护士,其他则从未接受过护士培训。该项目不提供培训,没有规章,同时也不对工作进行监督。这里的“工作”,涵盖大大小小一切事务:从执行医疗、准备膳食、清理保洁,到帮助年老、体弱或患病的客户如厕、洗浴以及走动。为了压低成本,政府仅支付4.5美金的最低时薪,不提供任何福利,没有病假、探亲假、加班工资、工伤补贴,也不会报销由为病人琐事跑腿或送他们就医而带来的车票钱和油钱。在加州,有十七万名这样的工人,其中约有80%是女性,60-70%是有色人种,40%是移民……
雇佣一个IHSS工人能为纳税人一年省下大约3万美金——将疗养院照护一名病人的费用,与一名一周工作30小时的IHSS工作者7000美元的年薪相减,就得到了这一数字。这笔省出款项的最终受益方是州、郡以及联邦政府(通过医疗补助Medicaid),这三方共同分摊了IHSS项目的年成本。加州社会服务部成人服务处主任罗伯特·巴顿(Robert Barton)负责监督该项目,他说道:“对政府来说,这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华盛顿特区工会的组织总监大卫·斯奈普(David Snapp)则反驳说:“这就是纯纯的欺诈。”IHSS项目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说明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如何通过压低移民护工工资来省下巨额资金。此外,通过诸如不向从业者提供公共福利、服务以及保护等方式,政府和雇主还获得了其他节余,其数额尚未得到计量。
家政佣工与保姆
大部分菲律宾移民工人都是从事家政佣工或者保姆,她们中有许多人在加拿大工作。该国自1992年便启动了一个“家庭护理员项目”(live-in caregiver program),大力引入这类移民。
玛丽·波提(Marie Boti)制作的影片《棕色女人,金发婴儿》(Brown Women, Blonde Babies)记录了在加拿大做佣人或保姆的菲律宾女性移民的境况。通常来说,女工们需要全天候连轴转,从早上七点干到晚上十点,有时甚至更久,并且被要求随叫随到。她们税后的平均月薪在130美元。如果这些女工想要辞职,她们必须经过移民官员这一关。在影片中,一位女工请求脱离雇主,而移民官员的回应相当冰冷:“你来这可不是为了享受生活的。”……坎伦根基金会中心(Kanlungan Foundation Centre)是一个致力于菲律宾移民劳工权益的游说组织。该组织表示,
我们并非作为独立自由的个体而移民。我们往往别无选择,只得背井离乡,迎难而上……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是非法雇佣的受害者,是政府积极推销廉价劳动力的受害者……我们饱受那些未能充分提供儿童保育服务支持的国家的打压,我们进入了寻求维护父权制意识形态的第一世界国家。
这一陈述表明,移民女工们清楚地认识到,她们被利用来维护第一世界的父权制,这些富裕国家的政府正着力削减社会保障……
女性的反抗
特蕾西妲·特里斯坦(Teresita Tristan)是一位寡妇,她把两个孩子留在菲律宾,自己前往英国找了一份家政佣工的工作。动身前,雇主承诺给她400美金的月薪,但等她到了那,雇主收走了她的护照,并且只付给她108美金的月薪。到达异国的第一天,她被送去接受了医学检查,吃了清洁肠胃的药物,还被要求洗澡,前五天内严禁徒手触摸餐具。她的日常工作包括打扫整栋房子,送孩子上学,为雇主家准备饭菜——她自己只能吃些残羹冷炙。雇主不准她使用餐盘或杯子,也不准她使用家中的厕所。雇主还不断对她进行性侵犯,想把她带去小旅馆偷度云雨。特蕾西妲·特里斯坦只得请辞,好让自己能回家。结果,她反而被送到了雇主女儿家,在那里,她依然饱受虐待,处境毫无改观。
位于英国、致力于为海外家政佣工伸张正义的组织卡拉延(Kalayaan)称,特里斯坦的遭遇在移民工人中非常典型。从1992年1月至1994年12月,卡拉延采访了755位离开雇主的家政佣工。采访结果表明,对于来自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度、加纳、尼日利亚、哥伦比亚和巴西的移民家政工人的虐待普遍存在。其中,有88%受到过精神虐待,包括人身攻击、威胁和侮辱咒骂,38%遭受过某种形式的身体虐待。11%面临过企图性、威胁性乃至实质性的性侵或强奸。整整有六成受访者的正常膳食不得保证,42%的人没有床,51%的人没有卧室,被迫睡在过道、厨房、卫生间或者储藏室中。31%的人提及曾遭受禁足,不准离开房子。91%的受访者称,自己平均每天需要不间断工作17小时。55%的人没有按期得到薪水,还有81%的人实际到手工资低于合同规定的数额,她们的月薪平均为105美金。
诸如卡拉延、INTERCEDE、SEIU(服务业者国际工会,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这类团体致力于组织移民工人、为她们在主国提供直接服务,同时游说主国政府,试图改变那些打压移民和劳工的政策。其他组织则有不同的工作重心,例如向菲律宾政府施压,要求其承认SAPs对第三世界贫穷女性在国内外境遇的影响。她们力图揭露菲律宾政府是如何推动移民女工的出口,以牺牲女性权益为代价,徒劳地维持债务偿付。此外,她们要求菲律宾政府减少偿债支出,建立海外移民工人保护制度,停止从菲律宾以及其他贫穷国家输出妇女。
对于此种女性贸易,美国主流女性主义者的回应不温不火。当加布瑞拉网络呼吁全世界妇女组织将解决全球女性贩卖问题提上议程时,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Women,NOW)拒绝这么做,声称自己并不处理国际性问题。真正的问题或许在于,第一世界的那些高高在上的女性们,哪怕她们自称女性主义者,也都是这一贸易的主要消费者与受益者。在美国,中产与上层职业女性通常并不加入改善照护工作者薪资或工作境况的合力,因为一直以来,太太们的美好生活都仰赖那些在她们家中、在日托中心、在疗养院的有色和移民妇女付出的廉价工作。
亚洲人、太平洋岛民和其他第一世界中的有色女性主义者,最好能从INTERCEDE等团体还有我们第三世界的姐妹们身上得到启发,多年来,我们一直呼吁提高对SAPs以及妇女贩卖问题的关注。在NGO论坛上,许多第一世界女性表示,她们对全球经济问题的了解程度和工作组织力度最低。会后,不少第一世界的有色女性主义者或下决心开始、或要加倍努力,去了解与揭露以下问题间的关联:第一世界的经济重组、第三世界的SAPs以及全球妇女贸易。
(1997)
NOTES
l. Sparr, Pamela. ll1ortgagi11g \Vo111e11'.r Liws: F,minist Critiq,as of S1r11,111ral Adjustflle11t. London: Zed Books, 1994.
2. Chang, Grace. "Disposable Nannies: Women's Work and the Policies of Lacina Immigracion." Radi.al America 26,
2 (October 1996): 5- 20.
3. Testimony of representative from Internacional Organization of Prostitutes. Gabriela Workshop, NGO
Forum, September 3, 1995.
4. Plenary on Globalization, NGO Forum, September 3, 1995.
5. This number does not include women who are trafficked or illegally recruited, those who migrate for marriage, students, or tourists who eventually become undocumented workers. Compiled by Kanlungan Center Foundation from Philippine Overseas Employment Administration (POEA) and Deparcmenc of Labor and Employment (DOLE) scariscics.
6. Vincent, lsabel. "Canada Beckons Cream of Nannies: Much-sought Filipinas Prefer Work Conditions." The Glo~ and Mail. 20 January 1996: Al, A6. Other authors address more extensively trafficking in women for the sex work, entertainment, and mail-order bride industries. See Rosca, Ninotchka. "The Philippines' ShamefuJ Export." The Narion. 17 April 1995: 523-525; Kim, Elaine. "Sex Tourism in Asia: A Reflection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qual icy." Critkal Pers/)?lim of Third
World A1Mrira 2.1 (Fall 1984): 215- 231; Sisun and Da11gh1ers BttraJtd: The Traffi.leing of Women and Girl, and the Fighr to End It. Video. Prod. Chela .Blice. Global Fund for Women.
7. Rosca, Ninocchka. Personal interview. 29 April 1996.
8. Kilborn, Peter T. "Union Gees the Lowly co Sign Up: Home Care Aides Are Fresh Target." New York Tiwus. 21 November 1995.
9. Kilborn, op cit.
10. A Fram6U10rlt 011 Women 011d Migration. Kanlungan Center Foundation; prepared for che NGO Forum of 1995.
l l. Testimony, Workshop on Violence and Migration, NGO Forum, 1995.
12. Rosca, Ninotcbka. Personal Interview. 29 April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