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抑、权力、归属、叛逆——论男性性欲的非生物性维度
现代社会将人从禁欲的牢笼里解放出来，却又通过无孔不入的“性文化”将人逼入放纵性欲的舞台中心，使人成为性欲的奴隶。当代人废除了性欲令人唾弃的“贱民”身份，又乘精神暴动之余威将其扶上统治者的高位。人们倾向于认为，许多人的性欲旺盛之所以无法被克服，是由于人的动物性本能,可是在不同人身上，即使是同一种文化或类似的家庭养育环境中，性欲也会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另一方面，许多动物的性欲远远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强大，而且可能比大多数成年人要小得多。许多成年哺乳动物只在每年的固定季节发情，或只在自己的特定发情期内表现出性欲，一旦错过了这一时节，便似乎拒绝与任何异性交配，这也是许多动物繁殖中心“增产”努力经常失败的原因，因为这需要雌雄个体的发情期步调一致。动物性欲的发作受到季节、哺乳期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可对许多成人来说，只要有适当的条件，他们便不愿错过与心仪之对象行房的机会，而且是多多益善，不论现在是何种季节。此外，不少人又似乎天生性欲寡薄，在这个标榜性欲的年代，他们常被宣判为“性冷淡症”的患者，对他们来说，即时终身与性活动无缘，但他们自己也没有欲求难获之憾。
笔者认为，性欲中却有其生理性因素，如性激素的分泌时间和数量对不同生物的调控作用，实验证明狗在分泌性激素前将之阉割就没有被观察到性需要，反之，在分泌后即使阉割也会表现性行为。不可将人的性欲强大完全归咎于自然本能，许多人的性欲膨胀，是由于他们的性欲没有被合理疏导，导致对性欲的压抑和放纵同时恶化。
在研究包括性欲在内的欲望的问题上，须看到所牵涉因素的多维性、辩证性、复杂性。我们塑造着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欲望也塑造着我们，我们既是我们欲望的主人，也是欲望的奴隶，我们影响着社会的欲望，社会的欲望也影响着我们，我们将自己的欲望投射给社会，将其视为社会的普遍欲望，但在同一个过程中，我们又将他人的欲望内化，并将其视为自己的欲望。他人和社会既刺激着我们的欲望，又压抑着我们的欲望。
在父权制社会中，伦理道德的标准难免被僵化乃至被神圣化，尤其是现代文明的童年期——农业文明强调服从和次序。一个男孩，不论其出生多么显贵，常受制于一个双重压制的成长环境：既要面对家庭中严厉父亲对其欲望的粗暴、直接的控制[1]，又要承受无所不在的由习俗、宗教、舆论、社会统治力量等混合而成的更广范围内的压制，在这种双重压抑之下，儿童由于畏惧、或由于在渺小脆弱的幼儿时期无法克服被抛弃的焦虑、乃至缺乏对困境的理性反思能力等等原因，使这种压抑内在化[2]，而个体的欲望通过失落在“道德”——这是人的社会性生存所必须面对的规则——之外的方式得到了保存。然而，如一个弹簧受压后便积聚了更大的能量，内外压抑不仅难以消灭儿童的欲望，反而可能使欲望在内心的隐秘之处更长久的保存，成为一种“反向强迫”，故而一旦爆发倒显得威力更大，可以说，他人和社会既压抑我们的欲望，又刺激了我们的欲望。
马克思在其1844年的手稿中指出，“拿妇女当作共同淫乐的牺牲品和婢女来对待，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我认为，性欲并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肉体欲、不是单纯的生殖欲望或单向的发射，性欲表现了一个人处理自身欲望的方式——对自己欲望本身的理解和评价。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就是欲望（begierde）。欲望意味着自我意识将不是自身独立的自足实体，它“只有通过扬弃它的对方才能确信自己的存在”。（参见拙文《从父母对子女欲望之控制谈自我意识的中期形成过程及其内在矛盾性》）。
人如果习惯于通过欲望的控制与被控制来理解人的存在关系，当他成年后，就会将这种内心的混乱投射到异性的身上。在这样的男人成年后，一方面，他终于看到婚姻给自己一个“不受压抑和指责”地表现自己欲望的机会。因此男人到了这个年龄，在这种突然放松的“管制”之下便不知道如何合理地调控自己的欲望，从表象看，他在这一阶段特别容易爱上女人，而且爱得不能自拔，但实际情况是：他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富有对异性的爱心，而只是没有学会如何处理自己的欲望。另一方面，他并没有轻松地摆脱双重压抑的成长环境中所形成的对自己欲望的憎恨，这是一种他既无法接受，又无法逃避的憎恨，一种需要通过压抑、转换等人格防御机制而被强制遗忘的憎恨。（不过在这一问题上，笔者在多年思考之后不敢苟同于弗洛伊德关于弑父恋母情结为重心的理论，如格鲁恩所指出，下意识不是如弗洛伊德所说由被压抑的性要求所组成，而是由丧失独立的内在体验而引起的自我憎恨所组成。）
在青年期性欲爆发的阶段，这种憎恨以这样的形态展现出来：他将对自己欲望的仇恨（由于受到压抑而无法直接面对）投射到了异性身上，因此以一种自相矛盾的眼光打量女人：他既希望自己爱的女人表现得有性欲，禁不起自己的诱惑，但又在内心深处蔑视自己的女人——恰恰也是因为这个女人表现出性欲！
这样的女人形象充斥在我们身边的各类媒体广告、电视剧和广为流传的故事之中：这些女人被塑造成外表漂亮、内在空虚的人，她们艳丽、性感，并尽量将这些特点展示给别人，这种所谓“标准”的女人只是作为吸引欲望的存在物而存在——反应了内心混乱的男人对自己的由于压抑而产生的欲望既过度渴望又厌恶的矛盾心态。这种男人所追逐的“女人”：一种作为被压抑之欲望客观化了的替代品——集令人向往与令人蔑视于一身。
许多男人对男女两性的性欲持不平等的态度，男人欣赏表现性欲的男人（只要不过度），但却蔑视表现性欲的女人。如果一个男人和女人向别人展现同样强盛的性欲，这个男人可能会被认为体现了“男人味”，而这个女人则可能被认为轻贱。这并不仅仅是几千年的男权压迫、不平等的男女关系之遗毒，其对男性个人的人格防卫机制也有现实之意义，即分裂自己的内心，将对人（或者说对自己之欲望）的既渴望、又憎恨之态度投射给他人，在他人身上既认同、又否认自身。弗洛伊德曾指出，每一种积极的欲望都与它的消极形式相伴。爱一个异性和爱一个物不同，爱一个人更明显地体现了一个人对自己的（作为人的）欲望的处理方式，或者说一个人对欲望的欲望方式。由于人对于自我的内在欲望存在既蔑视、又渴望的矛盾态度：这种矛盾既难以被直面，又难以被逃避，故而需要在外在世界中寻找承担这种分裂的客观对象。
儿童在父母的威力面前，同时体会到“权力”和“强大”既令人憎恨、又令人羡慕的一面。与之相应的是，在父母以收回“爱”作威胁来换取充满弱小感和依赖感的儿童的服从时，孤独、自卑感以及背负着恨的爱便油然而生，这些需要被克服却又难以被克服的挫折会在今后的岁月中向不断扩大的外在环境索要内心的缺失。
在崇拜权力的社会中、男性在意识形态领域处于统治地位，男人需要各种各样的身份认同、需要寻找一种类本质来证明自己确实强大、优越，例如把自己所属的种族、民族看做优等种族。由于男人压抑自己的独特性以满足社会意识形态和父母对他的要求，便使自己内在的空虚化并且无厌地追求外在权力与成就，与之相伴的则是蔑视自己和其他人的独特性。这样的人倾向于把自己和他人都当作一种产品或者工具来看待，而不是把人当作活生生的、有痛苦、有千差万别性格和独特情感体验的个人来看待，男人的这种倾向在两性关系内的延伸，就表现为在观念上把女人内在的空虚化，视作成为一种空洞的花瓶，一种通过色相满足男人欲望的低己一等的猎取物。
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为，人格的发展是一种“同一性”的发展和应对发展挫折的过程。笔者认为，对性别同一性的认同对男性的性欲起到了易被忽视的刺激性作用。人与动物不同，对人而言，性欲不仅仅意味着生殖本能或者某种欲望本身。人需要一种归属感，使自己符合自己所属的性别的归属感，如果人感觉到自己不像“应该是其所是”的男人或女人的话，便易感受到强大的内心和社会压力，使其面对丧失社会性存在的焦虑。反之，对性欲的敏感使人感觉到自己作为一种观念的男人并没有出问题——尤其当我们的文化依旧崇拜所谓的男性气质时——这种文化将男人包装成强大、充满征服力的优等种姓。男人需要性欲来感受自己的“类身份”，由此形成一种“正强化”的作用：即在两种因素的交互刺激下，人越是对自己的性欲敏感、关注（或许多少还包含着一些曾被压抑的焦虑），这种欲望便益发显得顽固、强烈，这使他所欲望的异性更具有吸引力，反过来又刺激这种循环不断递进。
一些男人不把自己当做活生生的自我来看待，而是当作抽象的男人来看待，这种抽象的男人被认为“强大”、充满欲望并追逐满足，而他所爱的女人——只要条件允许——是那种体现体验所谓“女性”标准的女人——这种所谓的女人只是观念化的产物，体现女人的低下，反衬男人的令人崇拜。对于一些男人来说，他们需要一种男性的归属感来提升自尊，并逃避内心深处的自憎和自卑，他们需要世界上存在一些比自己低下的人，而女人，这类显而易见与自己存在生理区别的群体，便在男性世界中承担了附庸的角色。无论有多少男性表现得多无能，也无论有多少女性表现得超出男性，许多男人都不怀疑他们内心中的“男性神话”，因为他们混乱的内心需要这种谎言来支撑。因此，当这种男人由于更年期“荷尔蒙”变化导致性生活“不行”时，他们便可能产生一种生命突然萎缩的崩溃感。
对一些软弱的男人而言，他们需要在追求异性的过程中幻想自己的强大：由于内心深处的自卑，他们需要到外面的世界中去寻找妻子——在传统文化中被判决必须依赖丈夫的人——来证明自己作为男人的强大，但在求爱的过程中，他们又渴望被异性所操控。这样的男人常分不清爱、欲望、控制三者之间有什么区别。他们急需自信：而夫妻制给了他们一种“做男人”带来的自信感，他们用内心的自大来弥补向女人求爱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卑微和受支配。这样的男人一方面相信自己的强大——一种所谓的男人的强大，另一方面却又要通过一个异性的同意、接受才能确认这一点，确认自己作为一种抽象的男人的强大。由此来逃避长期压抑自己内心欲望所导致的自卑和自我憎恨。
随着我们对问题分析的深入，会发现性崇拜所承担的精神动力比前文所述更为复杂。性崇拜常与青年期的叛逆倾向并蒂而存，这同样反映了人寻找自我存在性的焦虑与挣扎。不论是从笔者所认同的心理学抑或哲学角度讲，儿童作为“人”的存在感并不是一种一旦建立便静止牢固的灵魂内核，相反，人的自我存在感是在与他人的复杂交互作用中被激发找寻的，对相当数量的人而言，“作为人的存在感”是一种在获得中失去、在失去中获得的过程性背返。（对此可参阅拙文《从父母对子女欲望之控制谈自我意识的中期形成过程及其内在矛盾性》）我们在遭遇他人的过程中获得了作为社会人的自己。对西方哲学乃至心理学都产生深远影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人认为，人作为能够追问自己存在意义的“此在”，和“他人”从根源处便连在一起，与他人“共在”是每一个“此在”的一种规定性，人对于自己的存在的领会之中就已经有对他人的领会了。
对幼儿来说，社会化的人（最初来源于父母的影响）从开端出便是既令人羡慕（因为其具有控制力）又令人憎恨（同样因为其具有控制力）的异在者，由此人成为外在的自我，内在的他人。他感到自己获得了其他的人都“是”的那种人，却失去了自我——一种在获得空洞的实在性之前并不存在的自我。这种自我因而失落而被发现，因为发现而被剥夺，它退出了存在，却以缺失的方式昭示着自己的永恒。在争夺控制权的过程中，他或许失败了，但失败的他却获得了一种被他人所接纳的自身。他羡慕他人的权力，却憎恨拥有权力者，他憎恨自己所不得不成的人，却崇拜“人”所意味着的权力。在这场失败的胜利中，人发现了“自己”，一个令人失望并竭力被掩盖的主体，人对它无法接受，却更无法不接受，否则必须直面死亡。这种自我一旦形成，其内在性使得人无处可逃，故而只能转向“外在”对象中以获得逃避所需的不竭动力，由此人不断地去追求外在的认同感、归属感，以逃避内在的、但却空洞的自我。这样的人渴望权力，他无法接受自己——作为“他人”的被植入的“自己”，也无法接受他人——一种作为转嫁自我憎恨之替代品的“他人”，这是一种像自己一样被扼杀了个体独特性的“人之一般”。
人的自我认同危机也反映出人类的内心观念在统一性和对象性倾向之间的矛盾。本来，社会化的“自我”，其统一性是内在的，是人心所赋予的，而作为认识对象的自我却在自我之中作为对象而外在化，人既不能将这种自我完全分裂出去（除了某些精神病人和正常人在特殊状态下的超常体验）也不能将其完全整合到存在的整体状态之中，这种分裂状态可能导致人内心长久的冲突和痛苦。
在性欲的背后，躲藏的不仅仅是一头会进化着的动物，还有对自在的自我、自在的他人爱恨交织的感受。性承担起了生殖器快感之外更矛盾的使命，即向文明、禁忌——这些代表着他人对自己的欲望和独特性的压抑起而反抗的快感。德裔心理学家格鲁恩在批评弗洛伊德的观点时指出，如果人不能通过自己对父母关心的反应来发展人格的话，充分地激发生殖系统的要求就是他进行自我表达的惟一可能性。表面上为了满足这些本能要求而进行的权力之争并非体现了一种天生的本能结构，而是表现了自己有能力让父母面对他们最恐惧的东西。
如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所理解，生殖器成了人进入父权制文明之后，失落的欲望（及主体）吊祭自身的象征。生殖器是一个特殊的“能指”象征，它疯狂地指向别的什么，却无法得到令他获得终极满足的“所指”，因为它指向的就是欠缺。性向着他人，以负罪的形象表达着那个以虚无的方式存在着的纯粹自我。然而，虚无与孤独又会将人引向难以忍受的存在性焦虑和同一性焦虑[3]，因此人既难以忍受完全的屈服，也毕竟无法接受绝对的孤独和叛逆，他需要一个叛逆者的群体、一个特殊的存在之类来安顿自己的虚无，在对叛逆的张扬中找到叛逆者们的家园。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指出，尽管追求同一性可谓终身过程，但在青春期，随着生理变化却达到了高峰，青年人需要找到“自己人”（in group）。在当今社会，我们能在很多青年身上发现种种矛盾。一方面，他们咄咄逼人地表达性欲，以彰显自己作为一个真实的生命特例不羁的一面；另一方面，这种表达却异化为比性欲本身更重要的意义，获得了自身的目的，他们需要通过这样的表达找到可以皈依的组织，在对个性的表达中发现类似者身上的共性，在叛逆之中获得叛逆者群体的认同。
对许多人来说，性欲中还隐藏着一个很不光彩的动机，即自虐/虐他的施虐/受虐倾向，它们构成一个表面看来更为简单的整体，内则包含着一一相对而又组组呼应的诸要素，彼此之间既相互压抑，有相互刺激，并通过倒立的形式在对应要素中获得自身的异化表达。与弗洛伊德不同，笔者不将破坏、虐待、杀戮等倾向归结为人的“死本能”，因为我们可以从人的任何行为中或多或少找到生物性的条件，因此我将视线的焦点置于后天的人际环境之中。我在相关系列文章中谈到，人的成长过程是依赖于父母/他人的成长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人体会到自身的渺小、孤独、空虚，
儿童在自我意识清晰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对父母权威感和力量的认识，与之相随的情感体验则有自己的渺小、孤独、愤怒、失望和无用。恰如弗洛姆所言，人比其他动物更少依赖与生俱来的本能，人自由了，但他也孤独了。成长中的幼儿将体验到这样一对矛盾：主观上，他渴望永居于摆脱一切现实限制的快乐之中，但客观上，幼儿几乎完全无能为力地依赖他人。
总之，随着作为家庭成员的社会化自我意识逐渐被强化，幼儿就成了一种 “内在的外物”一方面，它体验到自己的自由，感觉自己确实与世界相隔绝地“在自己之中”，他甚至想逃避这个孤独的自我却又无处可逃。另一方面，他的自由又体现在被父母作为物化的对象而受控制、被规定的状态中。
当幼儿与父母的矛盾由潜在的状态转变为直接对立的状态时，他一方面感受到父母不同于世界的其他组成部分——父母是有意志的主体，但在另一方面，他的主体意识（伴随着受到控制产生的强烈憎恨感）又渴望无视父母的主体性，否定父母的意志，渴望把父母下降为受自己控制的物，成为完全受主体支配的对象，这使其自我意识的发展处于一种辩证的矛盾之中。儿童体验到自我——一种伴随着不同于物的自由意志，因而必须承担选择之责任的自我，另一方面，他在获得自我之空洞形式的同时又被父母剥夺了其具体的内容，在体验到责任的同时却又无法选择。人在他人对自己的控制之中体验到自己的主体性-——一种在确认中即被否定的主体性。
在这种环境中所形成的“自我——他人”意识伴随着对其隐秘的憎恶与仇视，如果在社会性自我意识形成过程中的这种挫折和内裂没有被有效释放和揭示，它便会伴随着人的成长以各种转换的形式表现出来，将潜藏的虐待倾向：指向他人——这一自我之倒影的力量藉由观看性虐待表现出来。这种人不自觉地寻找机会虐待自己，并且尽量利用媒体、影视剧、网络等方式传播这种折磨，他们只有在伤害自己和别人的过程中才能体会到“快乐”，一种建立在残忍和暴力之上的快乐，他们在内心深处憎恨别人并且憎恨自己、于是，被这种人把持的媒体总能寻找到相关的故事让别人一起来分享这份痛苦，利用使自己痛苦的机会来刺伤他人的内心。
总之，在性欲的窗帘背后，人的性欲比动物具有更为复杂的内涵。人的性欲当然有其生物性的内在根源，如果这种内在的根源由于受到过多的关注，就可能被广泛地误认为不可更变的特质。
“性崇拜”是“生物本能”+“内心分裂欲望的外化投射”+“欲望强迫”+ “逃避自卑自蔑感所带来的焦虑”+”“对权力的崇拜和憎恨”+“对类身份的追求”+“叛逆崇拜”+ “潜在的施（受）虐倾向”+许多有待进一步分析的因素……需指出的是，一个性崇拜者未必需要具备上述各种素质，但他的性欲绝没有生物本能那样单纯。
附：在对相关问题的探讨过程中，一个巨大的遗憾如影随形般地留下了日益加长的阴影。即不论作者本人还是给予我重要启发的西方思想家，由于自身性别，几乎都在男性的视角下探讨相关问题——即使不是有意为之的话。由此出发，对女性的性心理的讨论则具有更多的想象色彩，这似乎也反映了在男女两性相关问题研究上的不平衡性
[1] 在这一过程中，母亲扮演的角色同样不容忽视。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笔者绝非片面地主张父母在与子女的关系中建立一种纯粹朋友化的情感，这样做既不现实，且同样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危害。一对足够好的父母绝不是从来都不强迫孩子的父母。此外，笔者所言的父母也非那种以犯罪的程度虐待、邪恶地利用或遗弃子女的人。他们与足够好的父母之间的差异绝不是是否控制孩子的行为，而是能否有效地在自己对孩子的期待、判断、命令与孩子的需求之间做出区别，再者，则包括是否能够发自内心地体会到每个人具有表达独特情感体验、价值追求和精神自由的权力。导致孩子内心分裂的父母并不需要虐待或以其他接近犯罪的形式伤害子女，相反，这样的父母甚至可能是那些外表看来对孩子百依百顺，或自认为满足了孩子一切“需要”（除了真正的理解和接受）的父母。这些人首先要满足的是自己作为一个“合格”父母的自我形象，并很少能意识到自己以欲望为饵，将潜在的控制欲和无私的爱混为一谈的事实。很多母亲宣称，自己鞠躬尽瘁地为子女付出了一切，给他们提供了自己所能做到的最好安排，可不仅无法得到孩子的理解，相反却遭致了疏远。我相信这些母亲说的是自己的真实体验，可是这种令人无法承受的“感人”母爱强迫人将母子之间本来复杂的情感投入和情感付出简单化，首先强迫自己，进而逼迫子女相信一些神话。如果这种想当然的预设在现实中遭遇孩子的抵抗，许多母亲反而会变本加厉地为孩子“付出”，以获得孩子对自己的“爱”的最终认可（这通常在母亲的追悼会上发生），结果只能使母子之间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很多儿子抱怨母亲有时神经质般地关注自己的需求、健康，她像一个优秀的饲养员，能满足豢养动物的各种需要，却无法将你作为一个独立于她，活生生的、完整的人来接受。 [2] 儿童内化这种压抑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限于本文篇幅，但点出有限维度。 [3]受存在主义启发的精神病学家莱恩则认为，人（至少是精神病患者）本即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就是虚无，它无法忍受这种虚无，因而既渴望吸附于他人以获得存在的泊锚地，又害怕自己的空虚被“他人”吞没，不管怎样，存在都成了一种荒谬。法国第二代存在主义者列维纳斯认为人憎恨存在却又无法逃避，但列氏的存在具有他者的意义。我认为，莱恩似乎混淆了存在性焦虑和自我同一性焦虑，尽管在解释具体案例时，两者通常可以被合并为一个问题，限于本文侧重，对此不做详分。对许多人而言，他既憎恨自我的存在但又无法逃避，这又使人陷入了一个更深的荒谬之中，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既无法抓住影子般的自我，又无法逃避它，他知道那个自己不是自己，但离开了那个自己，又要堕入可怕的虚无，可在某些时刻，虚无似乎恰恰是那比自己更为真实的存在。人对于自己之体验伴随着内在的矛盾和令人痛苦的情感冲突，人在获得自己存在感的那个时刻起便失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