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少年因痴迷新白娘子传奇，一个被掐死，一个被枪毙，还一个被关了19年
冯辉被释放很久之后，有一天给我来了个电话。我听见那边有风声呼啸。他说，白队长你知道么，我用了十九年，才从村边的那片小树林，来到了这西湖边。
第一次见到冯辉是五年前，那是我入警上班的第四天，按流程来到罪犯的劳动现场——一个巨大的服装加工车间。
带我过来的分监区长黄队长指派了一个小个子罪犯跟着我，“这是咱们生产一组小组长，别看年龄小，老资历了，有啥事儿你都问他。”
我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年轻人，发现他个子不高，一张圆圆的娃娃脸上带着和善的笑容，像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能与什么罪恶牵扯起来。
我瞟了一眼他的胸口，想看看他的姓名、罪名等个人情况。他迅速觉察到了，在衣服襟前口袋处摸了一把，“报告白队长，我胸卡这几天丢了正在补办。我叫冯辉，一组小组长，你以后有啥只管叫我。我先跟着你上线里转一圈”。
站在他分管的生产区入口，他如同指点江山一般给我介绍了每个区域的工序分布，裁剪、缝片、钉扣哪里生产流畅，哪里遇到技术困难，都了然于胸。
我听完他的介绍，准备到各个岗位上看看，不过生产线内劳动正忙，罪犯们来往如织，各种花臂在面前走动着，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挤进去。正在我犹豫的时候，他在身后高喊一声：“给警官让路！”直吓得我一激灵。
转过头，还是那张娃娃脸的笑容，“没事儿白队长，你走你的。”
随着他一声吼叫，迎路遇到的罪犯有凶神恶煞的，有雕龙画凤的，有桀骜不驯的，无不一一面朝内站好，闪出一条道来。我们一边走，冯辉一边给我介绍不同的机器。
他被黄队长称为老资历，所以最起码得来了七、八年了。但我看他也不过二十四五，难道是未成年犯罪？我很费解。
那天回去之后，我找出这个娃娃脸的罪犯档案，匍一翻开，上诉判决书里前几行字便震得我大脑一片空白：罪犯冯辉，14岁时因犯绑架罪，故意杀人罪，*年*月*日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再往下看：“该犯和同案犯丁某合谋后，于树林中，将年仅12岁的同伴绑架，勒索赎金2万元之后，将被害人勒死掩埋......”
当年14岁的冯辉，居然犯下如此重罪。
之后的一段时间，再见到冯辉时，虽然他还是笑脸相迎，但我态度里已经明显带着冷漠和疏远。他的犯罪经历，即使在罪犯云集的监狱里，也称得上触目惊心。
一天，我正在值岗，一个犯人找到我，说他腿疼，无法参加劳动，申请去狱内医院看病。但我在记录里发现他前天刚刚到医院检查过，医生说一点病都没有。
而且记录里还写着，这人屡次因为完不成生产任务被扣分。
碰上这种老赖，是新狱警最犯愁的情况。果然，不管我怎么盘问，他就是捂着腿呻吟，一口咬定腿有问题。
正一筹莫展的时候，我想起了在管理犯人方面格外有一套的冯辉。
和之前一样，他为公家做事特别积极，听到我喊他，麻溜地小跑进办公室。一看里面的架势，他就明白了，马上开口教训犯人少装模作样，赶紧回去干活。
但这老赖也很有经验，一脸豁出去的样子。冯辉想了想，凑到我近前低语。
我对他出的主意有点信不过，但看他一脸笃定的样子，还是决定试试。
冯辉的办法是，满足这个犯人不想劳动的要求，但是让他靠墙站三天，保持标准立正姿势，并指派监督岗进行监督。
第二天傍晚收工，犯人就过来求饶了，说他脚踝已经站肿了，想回去干活。我一边冷冷地驳回他的请求，一边对冯辉多了几分佩服。
他告诉我，管理犯人，最重要的是根据不同人的性格特征，施以不同的方法。
紧接着，他居然就像一个“典狱官”一样，对我指点这监牢里的每个囚犯。诸多罪责，如何罚判，让他理得条理清晰：
如罪犯王某此次入狱为初犯，本心未泯，对减刑有着强烈期望，只要平时考核奖惩对其多加激励，就能令其积极改造；
而罪犯李某，前科累累，平时警官面前貌似恭敬，暗地里消极抗改，对其应该用雷霆手段，小错严惩，从而杜绝其钻空子的小心思。
等他“指点”完，我半开玩笑地问：“那你觉得你内心是怎样一个人，又有什么样的性格特征？”
正在口若悬河的他，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监狱里大部分的人，无论是什么罪行，只要警官谈心，必定高呼冤枉。
我在等着冯辉的托词，但他只是勉强笑了一下，说在里面过了太久了，入狱前的事情像是上辈子一样，得好好回忆一下，才能知道怎么说。
我看他走回犯人中间，还是小队长一样指挥来去，东瞅瞅西问问，但神情却有点落寞。我也盯着眼前的冯辉，只想知道，他是如何定义自己当年的罪行。
几天之后，我正在办公室写台账，他突然过来，说想和我聊聊。
犯人主动和狱警谈心，是改造过程中很好的现象。但我没想到，听完他的故事，自己会半天想不出什么安慰和开导的话。
他对我讲了一个，上个世纪末，两个懵懂的农村少年，如何把自己最好的朋友，从绑架勒索，到最终杀害的故事。
1986年，冯辉出生在华北的一个小山村。他的父母都是农民，见识不多，觉得读书是家中两个孩子过上好生活的唯一途径，所以早早就把冯辉和姐姐都送去了镇上的寄宿学校。
他们当然想不到，缺少管教的冯辉很快就从上课睡觉到翻墙逃学，整日在学校门口厮混。
这一天，冯辉正在录像厅门口鼠头鼠脑地往里瞅，突然看见有人给他招手，仔细辨认才看出来是同村的丁海东。
两人遇上对方，都面露喜色。要知道，这些逃学的小孩儿不管摆出一副多么不得了的痞气，都有个死穴，就是兜里都没钱。
他们指望对方能请客，看个录像，喝瓶汽水。
然而寒暄了没几句，对话就成了哭穷大赛。冯辉想起来，丁海东家在村里比自己家还穷，而且丁海东的爸爸酗酒，好几次从他家门口过都能听到打骂的声响。
不过丁海东毕竟比冯辉大四岁，他很快拿出了大哥做派，说有一个生财计划，让冯辉只管跟着走。
走到学校门口，丁海东才公布了谜底，原来是要冯辉指认家中有钱的同学，趁放学的时候，到胡同里堵住几个，“要点小钱花花。”
敲诈？冯辉没敢马上答应，他不爱念书，但也不想当个坏蛋。
正犹豫的时候，丁海东一巴掌拍在他背上，“就你这样畏畏缩缩，能成什么大事？你看出来混的，哪个不是心狠手辣？”
这句话击中了冯辉的心。当时“混社会”对他这样在学校里不受待见的孩子来说，有种神秘的吸引力。他多次幻想能遇上一个赏识自己的大哥，从此过上一种不同于书呆子的血脉喷张的生活。
于是他答应下来，顿了一下，又说有个附加条件：“我班上的和同村的同学，不下手。”
没过多久，丁海东和冯辉就成了学校附近知名的混混，甚至有被勒索的“常客”开始主动每个月交“保护费”，以图在学校里和同学发生争执时，可以找他俩出面罩着。
那段时间，冯辉每天能进账十几块钱，打台球，买零食，再去录像厅看个香港黑帮片，日子过得甚是舒服。
除了每次经过姐姐校门的时候，他还是会心虚地闪躲。他并不愿家人知道自己在外面“胡作非为”。
丁海东不来学校的时候，他也乐意回班里待上几天，哪怕只是趴在桌子上睡大觉。他隐隐觉得，在同学中间，心里更踏实一点。
但他总能找到理由，说服自己从学校迈出去，到街头厮混。他也未曾想过，有些地方迈出去的次数多了，迟早回不来。
冯辉没想到的是，自己行走江湖，定下不对同班和同村下手的规矩，这帮人却丝毫不领情。
那是一个周五下午，寄宿学校的同学都背起大包小包赶班车回家。每周的这时候，冯辉少有的还会出现在同学之中。
他像过去一样走到几个结伴的同学身边，结果对方看到他，立马做出抗拒的姿态，一边还不忘冷嘲热讽地说：哟，这不是冯辉吗，您这不会是没路费了吧，一会再让我们给垫个路费回家？
冯辉过去常常幻想，自己混社会成了大哥，学校的同学遇到什么麻烦，就能仗义出头，打抱不平，赢来一片崇拜。
他以为自己是个大侠，没想到在人家眼里只是个草包。
正在自尊心被刺伤而无法收场的时候，丁海东出现了。
丁海东早就彻底脱离了学校，即使周末也为了躲避父亲而不回家，但这天他从朋友那里借了辆摩托，在镇上玩了一天，正想着来学校找冯辉显摆一下，结果赶上了这一幕。
丁海东把摩托车横到那几个学生面前，换上一副恶狠狠的表情：平时看在同村的份上没欺负你们，是不是还给你们脸了？今天有一个算一个，把钱都给我拿出来。
那帮同学吓得不吱声，冯辉赶紧说，丁哥，算了算了。
他们最后也没有从同学那里拿钱。丁海东一脸凶狠和不屑，冯辉则强撑着内心的难受，上了摩托，沿另一条路回家了。
摩托车开得很快，这是冯辉第一次坐摩托。一开始，他们两个都不说话，后来丁海东主动提起一个话题，说你看咱们现在是不是很像《纵横四海》里的周润发和张国荣？
冯辉笑了，说确实像，那还差一个钟楚红呢。
这一幕，后来冯辉在监狱里还会梦到。梦里面丁海东坐在前面把控方向，两人总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什么，不过因为风声太大，常常听不清楚。
他觉得奇怪的是，梦里的丁海东看上去年纪特别小，并不是他记忆里的“大哥”模样，反倒像个少年。
醒来后，他回想梦里年轻的丁海东，又算了算自己被关押几年，才说：“原来是我自己长大了，变老了”。
过了两个月，钟楚红没等来，却来了一个年纪比冯辉还小的小屁孩，非要加入两人的组织。
这孩子名叫徐岩，因为个儿矮，在学校常常被欺负。冯辉记得自己有几次也在巷子里堵过他，他几乎不反抗，总是老老实实地把钱拿出来。
徐岩也是同村的，家境在村里算是优渥。他父亲在镇上开了一个批发部，买了村里唯一一辆摩托车。生意忙起来，也是顾不上孩子。
开始，冯辉和丁海东只把徐岩当个跑腿的，撸羊毛一样瓜分他的零花钱，支使他跑东跑西。慢慢相处久了，发现这个屁颠屁颠的小孩儿是真把自己当大哥了。
冯辉当时的年纪，很容易依赖别人，也很想对别人负责，似乎这是一种长大成人的证明。他心里默默想，自己要处处帮衬徐岩。
有一次，他们又在外面晃荡，丁海东提议去打台球，徐岩马上默默地把裤兜里所有钱掏出来，数一数，大概有十四五块，是家里给的一周的生活费。他留下七八块够吃饭，剩下的全要拿给丁海东。
丁海东看了一眼，只从里面抽出两块钱，剩下的又塞回徐岩口袋里。
他说，咱们用这两块钱打球就够了，剩下的你自己花吧。你个子这么矮，多吃点好的，长高了才不会被人欺负。
当时的台球厅不像现在按小时计费，而是按局计算。如果一局球一直没打完，就不另收费，所以笨蛋能用5毛钱打一下午，而丁海东这样的高手没一会儿就要重新开局了。
徐岩于是担心地问，两块钱不够咱们玩吧？
丁海东贼笑起来，说够了，你们看我的。
结果那天下午，丁海东哐哐哐进了几个球以后，就再也不往准里打了。一颗球，他不是往右偏一点，就是往左偏一点，加上徐岩和冯辉本来就菜，那局真的打了很久。
台球厅老板凑过来看了看，翻了几个白眼。三个男孩忍不住偷笑起来。
那个台球厅的下午，一直是冯辉的美好回忆。少年们都觉得自己拥有了真正的朋友。
几天以后，夏日的傍晚，三人趴在溜冰场的栏杆上打发时间。丁海东给两人一人分了一根散烟，喷云吐雾间，说了一个改变三人一生的计划。
他想带着他们离开镇子，出去闯荡世界。
冯辉马上问，是去北京上海么？
丁海东说，“北京上海什么的太俗了，咱们去杭州。还记得《新白娘子传奇》么，那里面的西湖断桥什么的，就是在杭州。”
《新白娘子传奇》冯辉也看过，西湖确实很美，但这一切也太突然了。
丁海东继续说他的计划，三个人会先去县里坐火车，到杭州随便凑合着住下，然后想办法打工赚钱。攒够启动资金后，就可以做生意了。大城市有什么稀罕物件儿，可以往老家这边捣鼓，老家的土特产也可以去大城市里卖。
一来一回，几趟下来保准发财。然后买房子，买轿车，衣锦还乡。
冯辉被震得目瞪口呆。丁海东又补了一句：出去闯荡，肯定不容易，但咱们兄弟三个一起，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不怕闯不来一片天。
事实上，丁海东的想法并非空穴来风。
90年代正值市场经济前夜，很多乡镇青年都选择去深圳之类的大城市打工，即使留在老家，人们赚钱的营生也开始发生转变。前不久，徐岩爸爸的批发部里还进了一批BB机，那玩意挂在腰上，别提有多威风。
冯辉决定加入。徐岩懵懵懂懂，也跟着点了头。这一刻，三个人觉得命运联系在了一起，这带来一种神奇的感动。
但现实总是冰冷的。丁海东去县里跑了一趟，才知道三人到杭州的食宿费加火车票，怎么也得一千块钱。那个时候，冯辉一周五天的生活费只有12块，徐岩多一点，但也不过20多块。
刚刚燃起的理想火焰，就这样被浇灭了。丁海东彻底消沉了几天，再出现时，带来了一个新计划。
这个计划让现在的我听来还是觉得离奇，遑论当时十四岁的冯辉和十二岁的徐岩。
丁海东希望三人伪装一个绑架行动，假装被害人的当然是家中最有钱的徐岩。
首先徐岩要给家人写一封亲笔信，说自己被人绑架了，需要赎金才能放人。然后冯辉趁夜色把信塞到徐岩家的门缝中，为了防止徐岩的家人不信，丁海东会再用镇上的公共电话亭给徐岩家打一个电话，重申赎金的金额。
按照要求，徐岩的爸妈要在第二天十一点之后，把钱放在村边小树林东头最大的那棵白杨树底下。
当然，最后肯定要威胁一下，不许报警，不然撕票之类的。总之都是电影上面看到的那些套路。
徐岩听完，很明显懵了，马上说不行，丁海东赶紧劝服，“你别有想法。咱就要一千块，这对于你家就是小菜一碟呀。我们出去闯荡赚钱回来了，还你爸十倍，还他一万到时候。”
那时他们压根还没有“犯罪”这个概念，只是觉得这是个聪明的小手段。
事情按照丁海东的计划进展。
到了那天晚上，三人爬到了那棵白杨树附近的一棵大树上，树叶郁郁葱葱，在漆黑如墨的夜晚，绝不会被人发现。十一点多，他们看到远远的两个黑影走近，正是徐岩的爸妈。
徐岩差点叫出声来，但被眼疾手快的丁海东捂住了嘴巴，他只能看着爸妈在十几米外的白杨树下扔下一个包裹，徘徊张望了一阵，然后离去了。
过了很久，三人确定附近没有旁人，才爬下来，准备拿着钱连夜离开。
命运的转折就是此时发生的。
丁海东捡起塑料袋，拎了拎，沉甸甸的重量让他特别兴奋，他没有忍住打开看了一眼，另外两个人也马上凑了过来。
结果里面并不是一千块，而是厚厚的两沓钱！足足有两万块！
冯辉由迷茫马上变成了狂喜，身边的徐岩却炸了锅，一向顺从的他开始叫嚷起来。
原来，丁海东狮子大开口向徐岩家要了两万块。整个勒索赎金的过程是他独自在镇上打的电话，所以冯辉和徐岩并不知情。
徐岩开始哭闹，说自己想家想爸妈，他边哭边说，“丁哥，要不你把说好的一千块拿走吧，剩下的还我，我真不去了，两千也行，我要回家。”
丁海东的脸色变得阴沉，两万块钱在90年代是实打实的巨款，徐岩要是回去，一定会禁不住父母的询问把事情抖落出来，到时候自己一切都完了。
冯辉后来跟我回忆说，他从来没有问过丁海东怎样看待“出去闯荡”这个决定，事实上，关于丁海东的生活处境，他也知之甚少。
他和徐岩还有学校，还有父母，但就在事情急转直下的那个当口，他突然有种感觉，去西湖，对丁海东来说好像是一个没有退路的选择。
随着徐岩的哭声越来越大，危险的气息在黑暗悄悄逼近。
冯辉不敢说话，阴影里他看不清丁海东的表情，只见这个昔日他最信任的大哥沉默了许久，突然间一把捂住了徐岩的嘴巴，从背后用胳膊勒住了徐岩的脖子。
冯辉感觉像在做一个可怕的梦，前一刻三人还计划好好的，拿到钱一起坐火车去杭州么，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徐岩还在挣扎，丁海东喝骂冯辉赶紧过来帮忙，但冯辉只是惊惧地后退。
“怎么，你也想反悔，想回家了？反悔你就说，我让你回家！”
冯辉不知道他的话有几分真假。
犹豫片刻，他上前抱住了正在手脚挥舞的徐岩。
徐岩的挣扎却在渐渐减弱。冯辉从头到尾都不敢看徐岩的脸，脑中却想起来前几天，徐岩在问西湖有多大时，那副憧憬的神情。
这个总是把裤兜翻个底朝天，找出所有零花钱给大家用的小孩，应该怎么都想不到自己会被两个大哥联合杀死。
过了一会儿，徐岩终于不动了。
接下来的事情，冯辉的记忆很模糊。一直到后来被捕，他都是浑浑噩噩的。只记得丁海东带着他到了县城，两人在县城火车站的凉椅上窝了一晚，彼此都没有什么语言。
而另一边的徐岩父母，回家苦等一夜，才终于后知后觉地报了警。
在火车站清晨的露水中，两人被警察抓获了。那一刻，冯辉心里突然很轻松，仿佛有石头落了地，一切终于结束了。西湖、杭州、大世界，都是一场梦。
讲到这里时，冯辉脸色有点发白，直到现在他都想不明白，当时事情怎么会发展成最后的结果。
如果丁海东没有贪心，或者没有打开塑料袋看那一眼，他们三个或许已经前往杭州，看过了西湖，有了各自的前程？
村里当然炸了锅。两人被押解到小树林指认现场时，被村民围了个水泄不通。
哭得撕心裂肺的徐岩父亲用铁锹在丁海东头上来了一下。冯辉说，那一刻我多么希望那一下能敲在我头上，敲死了最好。
审判进行的很顺利，两人口供相符，对事实供认不讳。经最高院复核后，丁海东死刑。
而冯辉十四岁，属于未成年，且在犯罪过程中属于从犯，判处无期徒刑。
在狱里的最初三年，冯辉只要闭上眼，就会回到杀死徐岩的小树林里。他觉得他的人生，在那天晚上和徐三一起被埋在那个坑里了。
父母每次来会见，都痛哭流涕，劝他好好改造，争取减刑，但他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
监狱里即使最无可救药的犯人，也知道要积极参加劳动以换取减刑，哪怕是为了出去后继续作恶。冯辉却心如死灰，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动力。
很多次，他因为拒不参加劳动被关禁闭，也听之任之，如同行尸走肉。
“白队长你知道被关禁闭的感受么？一个五六平方的小黑屋里，每顿饭就是一个馒头一碗汤，饿不死但也吃不饱，最难受的，是压抑和孤独。没人跟你说话交流，没有书本电视。正常人七天就熬不住了，但我当时硬生生熬了二十一天。”冯辉说到这里，脸色惨然。
这样过了大半年之后，姐姐来了一封长信。
信中说，监狱外的父母在替他还债。他们会把家中仅有的粮食鸡蛋给徐岩家送，主动帮徐岩家的批发部送货干活，甚至在芒种时，连夜悄悄给徐岩家的田地种上庄稼。
冯辉看到这里，痛哭起来。
姐姐最后在信中说，“别人都放下了，你也放过自己吧。”
后来没多久，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西湖的风景图。他一直以为自己害怕再看到关于这个地点的任何东西，却发现西湖仍然是美的，大世界仍然在那里。
他想起三个人约好一起去西湖的那个下午，滑冰场旁，他是多么惊奇。
是不是只有背负起那个约定，才能生活得下去？西湖就像一个应许之地，在他心里越变越大。
他把那张图片剪下来，小心翼翼地贴在自己的笔记本里。从那之后，他好像被一种奇异的情感鼓舞着：他要早日出狱，亲眼到西湖看一看。
又到了每月一次的清监查号，我到罪犯监舍去，清查有无私藏违禁物品。
翻箱倒柜中，我找到了冯辉的一本旧笔记本，明显的有撕碎后重新粘贴好的痕迹。
翻开后，我发现里面是他从入狱三四年后开始写的笔记。最初几乎每天都写，有的是记录当天的心情，有的是记录学到的新知识和新技能。虽然字迹稚嫩，但字里行间饱含着激情和理想。
翻下去，后面的内容更加丰富，开始出现杂志上剪下来的贴画，有汽车，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广告图片。并在图片下方密密麻麻做了注释，大概内容就是该物品的型号、功能、使用方法等等。
我也看到了那张西湖的风景照，下面还配了一行文字，“无期徒刑终有期，而西湖一直就在那里。”
然而，再往后翻，开始期待中夹杂着抱怨，抱怨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
他歪歪扭扭地写着“坚持就是胜利，前方已经不远”等话语，却又杂乱无章地划掉。再之后，记录的周期间隔开始越来越久，直至停笔不写。
在这字里行间，我看到一个被时间磨平了期待的人。
后来有一天，我从狱外骑了一辆电动三轮车，载了一些配片布料进来，冯辉帮忙卸货。
平时大批量的送布料都是货车，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电动三轮车。他好奇地问我，“白队长，这三轮车怎么没有声音，发动机在哪儿？”
我回答他的同时，心里有些悲哀，继而想到了他那本记录了各种新奇物件儿的笔记本，我问他为什么不坚持记录，那样的话现在也许不会有这样的疑惑。
他听我谈起这个，露出一种陷入回忆般的笑容，好像在怀念一个幼年的玩具。
他说那几年打鸡血似的的日子过去之后，他开始被一种新的情绪笼罩，就是孤独。对于一个青春少年来说，孤独比悔恨和绝望更让他难受。
监狱里的人来来去去，短期刑犯之间往往互相吹嘘犯过什么案子，甚至计划着出去后再怎么为非作歹，而跟他一样的长期刑犯，基本都是罪大恶极，令人不想靠近。
这么些年过去，他再没有交到什么朋友。每次想起丁海东和徐岩，怀念的感觉也愈发强烈。
我问过他是否还想去西湖，他说想，接着问我杭州那边经济状况怎么样，“是不是还像《新白娘子传奇》里那样好？”
我也没有去过西湖，只能鼓励他积极改造争取减刑，“现在去那里很方便，只需要一张火车票就够了。”
但他听了，眼神却有些黯淡。
2018年12月，冯辉临近释放。我在感慨时光无情的同时，也为冯辉的解脱感到高兴，毕竟刑满释放，从法理上来讲，也意味着罪过赎清了。
但这一天，我接到夜间监督岗报告，说冯辉近期表现异常。他起夜频繁，到卫生间抽烟不止。
我第一感觉是兴奋吧，毕竟这么久了，临近释放，高兴的睡不着很正常。然而我叫来冯辉例行谈话的时候，才感受到了他的异常。
他先吞吞吐吐地说想打亲情电话。我告诉他，关于释放接领的安排，我已经给他父亲打过电话了。他还是犹豫地说，有别的事想跟家里商量。犯人打亲情电话的份额有限，但我看他心事重重的样子，就同意了。
电话中，冯辉对父亲说，先不要和亲戚邻居们说他释放的事儿，他想先不回家，去他姐那儿过个年再说。
“怎么不敢跟人说，还不敢回家过年？十几年前你不都放下了么，怎么临到头了，又拎起来了？”电话挂了之后，我忍不住问道。
一向机灵能言的冯辉，再次沉默了。我仔细端详着他，发现他的额头已经有了细细的皱纹。十四岁的犯罪少年，如今也是饱经沧桑的而立先生了。
他终于艰难地开口，“白队长，我也以为我忘了，放下了。”
“然后呢？”
“然后我发现那只是自我麻木，我骗了自己十几年！我一直就活在那片小树林里，徐岩死了，丁海东也死了，即使我去了西湖，又能改变什么呢？”
他已经很久没有提过这两个名字了。我让他抽根烟，慢慢冷静下来，然后劝慰道，踏出高墙是个好事儿，外面的世界才是你真正的生活。
虽然我心里知道这样的劝慰是苍白的。许多人，包括曾经的我自己，都以为监狱是一个赎罪的地方，罪过赎清，人也就理所当然地要开始新的生活。
然而在监狱工作了十几年后，我才明白有些痛苦只会伴随人一生，坚强的人能尽力找到与之共存的方法，但内心里根本无谓解脱。
释放那天，冯辉起了个大早，在栅栏门口张望着等我。他看起来平静多了。我把他送到大门外，他朝我鞠了一躬，便转身和在外面等候已久的父亲一起离去，消失在清晨的薄雾里了。
一个冬日的傍晚，我接到了来自杭州的电话，对面人声嘈杂，热闹喧嚣。
“白队长，我好害怕。”
我听出是冯辉的声音。
“是冯辉吧？你说什么？”
“我好害怕，有好多人从身边走过，他们都有各自的方向，可我就站在那，不知道能去哪。”
问过后，我才知道他已经在杭州生活下来。他姐姐大学毕业后就去了杭州工作，定居，现在给冯辉报了一个技术学习班，学成后，至少能找个修理工之类的活计。
我其实是为他高兴的，不管他电话里是怎样的焦虑和无助，他的人生都在向前走。过去他在监狱养成的待人接物的聪慧，也一定能在未来的某些时候发挥作用。
只是在面对外面真切的大世界时，三十多岁的他，可能很难找回十四岁时的那份勇气了。
一年之后，我接到了他的第二个电话。
那边久久无言，我能听见有风声传来，隐隐带着湖边的湿气。他终于开口说话，“白队长，我来西湖了。说来奇怪，好像真到了这里的时候，我才明白他俩确实都不在了。白队长，原来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
这一刻我眼前又看到那个懵懂而犹豫的少年。他曾用人生最灿烂的十九年奔向西湖，却好像永远都到不了一样。
看完这个故事，我记起了小时候的一件事儿。
我养过一盆金鱼，很宝贝，以至于其中一只爱抢粮，我都会特别生气。我气得要惩罚这条金鱼。怎么惩罚？我觉得应该放冰箱冻上十分钟。
结果放进冰箱后，我把这事儿给忘了。拿出来的时候，金鱼在冰块里眼睛睁得老大。
十几年之后，我回头想到这事儿，突然脊背发凉，惊诧自己当时怎么能如此残忍。我做了好几年的噩梦，梦里不是瞪着眼的金鱼，而是被关在冰箱里的我。
直到有天，我才在一本书里看到这样一句话：小孩的恶是纯粹的恶，成年人的善是复杂的善。
我想，或许每个人最开始只是一片空白，是在长大的过程中，才建立了伦理，明晰了是非善恶，并最终成为你自己。我安慰自己，能长大成知道对不起金鱼的成年人，也算是一种幸运。
只是对冯辉来说，他或许永远无法像我一样释怀。毕竟他19年来苦苦追寻的，是当初3个少年约定要一起去的西湖。现在只有他一个人了。
狱警白参告诉我，他仍然和冯辉保持联系。目前冯辉在跑业务，生意不错，就在西湖那一块地方。就像当年他答应12岁的弟弟一样，要一起在西湖边干一番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