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中的女儿国真的存在吗，是神话传说，还是隔绝之地？
清代李汝珍也曾在《镜花缘》中提及“女儿国”，他们所写下的“女儿国”的文字，诸如“浴河怀女”“感风而怀”等等，实际都取材于渊源颇深的传说，但在历史长河之中确实曾提及过女国这么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女儿国”现在还存在吗？如果不是，它曾经的面貌又是如何呢？
一切都请随笔者一起往下看去。
关于女儿国是否存在，历代史书都有所记录，隋唐时期，人们曾说在青藏高原上存在着东、西两个女国。
《旧唐书》中说东女国大约在今天的川西高原上，而西女国则在葱岭以南，当然史书中曾说葱岭以外又有一个女国，在西北方，走过去得花三个月，但这个女国并未说得十分仔细。
史书中对于女国礼制的记录相当详细，首先是东女国：
《隋书》中曾这样记载到，东女国的习俗一向重女轻男，没有人因为这样的习俗感到不公平。
不论男女，东女国的人们都会用五颜六色的颜料涂在脸上当做装饰，有时一天之内他们会多次绘面。这些人们都披着长长的头发，用动物的皮革当做鞋来穿。
如果说国中的女王去世了，那么国内会征收重金安葬女王，同时在女王族众寻找两名有才能的女性继任统治东女国，一个为主要的女王，另一个则担任辅佐统治的小王。
丧葬礼仪上，如果是身份尊贵的人去世了，他们会把死者的皮剥下来，把黄金碎屑与骨肉混在一起放入瓶中，然后把瓶子埋在土内，等到来年再把昨年剥下来的皮放入瓶子内部。
东女国所信奉的神明名叫阿修罗神，人们祭祀神明时是以人或猕猴祭之。祭祀结束后，人们会进入山林祈祷祝贺，进行占卜。
他们会抓到一直雌鸟放在手上，把它的肚子剖开查看。如果鸟的肚子里有米粒，那来年作物一定会丰收；如果肚子里含有砂石，那么来年就会有天灾侵袭。这种占卜被他们称作“鸟占”。
《隋书》中对东女国丧葬礼仪的描写，与现在青藏高原地区流行的天祭有相似之处，这一点也可以说明她们有可能就是青藏高原地区的住民。
而西女国在《史书》当中的地理位置则显得有些含糊不清，只说了其在葱岭之南，后世有人认为苏毗是女国，且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在《新唐书·西域传》中曾记载，苏毗由本西羌族人构成，被吐蕃所吞并，在各部落之中是最大的。天宝年间，苏毗的王没陵赞想要举国依附于唐朝，王因此被吐蕃杀害，后来苏毗的使节护送首领逃到陇右，唐朝的节度使接应送到了唐朝境内，玄宗以厚礼待之。
关于东女国和西女国大致的记录就这么多，从史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女国真的存在过，但至于是否如人们想象之中的国度内皆为女子，所生育孩童也全为女孩一说还有待商榷。
关于女国地理位置和对应的国家，历代学者也有过激烈的讨论。
在历代学者对“女国”的讨论之中，最热门的的应该是认为“苏毗”为传说中的女国。
这个观点出自于任乃强先生所著的《隋唐之女国》一文，他在文中提出：苏毗的国家中心虽然在玉树一带，但它国内的民族分布是很分散的，东西两边可以到松洮、阿里两地，这两个地方都在今天的西藏地区。
他又说，女国实际上是这个少数民族往西边发展后建立的半农业半畜牧业的国家，只是她们的王姓氏叫做苏毗。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首先，苏毗是东、西两个女国的母国，她们的王姓苏毗，于是后面有学者就误以为苏毗就是这个国家的名字，实际不然。
周伟洲先生在《苏毗与女国》一文中，考证过苏毗的具体地理位置，大概是在今天金沙江上游地区，横跨唐古拉山，与吐谷浑相邻。
在吐蕃征服苏毗之前，苏毗曾达到拉萨河一带，位于雅鲁藏布江的北边，在黄河以南，主要活跃在今天的藏北高原和青海西部。
苏毗在7世纪初被吐蕃征服成为吐蕃地的属部这一点，从汉文史籍中从未见苏毗向唐朝贡的记录可得到充分印证。
但，在唐初的《大唐西域记》和《释迦方志》两书对“女国”的记载中，却均称女国“世以女为王”，全未提及其为吐蕃属部，而仅称其“东接吐蕃”。等到唐玄宗时慧超所撰的《往五天竺国传》中才记载：女国“属吐蕃国所管”。
假设女国就是苏毗，那么《大唐西域记》和《释迦方志》就不可能称女国“东接吐蕃”，而不记其为吐蕃属部。
回顾前文提到的女国的位置，《新唐书》中曾说，女国居于大雪山（喜马拉雅山）上，其地形东西纵长，南北狭窄，盛产黄金，位置更偏向于川西高原之上，而苏毗与其相隔甚远，北抵黄河、南达雅鲁藏布江北面，并且其地形也和东女国不同，并没有东西纵长等地形特点。
同时，东女国是一片冰天雪地，而苏毗则紧挨河流，并未有天气寒冷一说。
从史书记载的对女国“世以女为王，王姓苏毗”这一记载，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对女国的记载存在两个不同的史料系统，一个系统是《隋书》《北史》；另一个系统则是《大唐西域记》《释迦方志》和《往五天竺国传》等。
这两个史料系统对女国的记载存在较大的差别。如对于女国的位置，《隋书》《北史》系统仅记“葱岭之南”和“于阗……南去女国三千里”诸如此类的话语。
至此我们可以确定女国确实存在，但苏毗绝不是女国。
到了现在，关于女国的历史已停留在泛黄的史书之上，其有别于历史主流的统治者性别，也成为了许多传说之中的编写的奇幻元素。
后人们对于“女国”“女儿国”的故事叙述和想象，从《山海经》就已经存在了。
《山海经》中曾提及“女子国”，稳重说道，女子国在巫咸的北边，有两个女子居住……在女子国内有一个地方叫“黄池”，女性走进池内沐浴，出浴后就会怀孕，如果生了男孩，那这些男孩长到三岁以后就会夭折。
与之对应的还有“丈夫国”，这个国家位于维鸟的北面，每个人的衣服帽子上都带着剑，这两个国家都是要么只有女性，要么只有男性，衣服配饰截然不同。
而后世对于“女国”的想象则更为夸张。
唐人张说《梁四公记》曾写到这样的内容：
在西北千万里远的地方，有一个国家叫女国，那里的女性把蛇当做自己的丈夫，这些作为“男人”的蛇都住在洞里，女性们在朝廷上担任官职，作为王的臣民。
书中还有一处写道，西南方夷板楯的西边也有一个女儿国，那里的女性十分彪悍，男性则恭敬有礼。
那里的女性就像中原的男性一样，会娶身份尊贵的男性作为丈夫，也会纳男性作为小妾，多的有百余人，少的则十多个……
在书中有许多这类型的猎奇描写，不得不说古代人对于女儿国的想象基本上围绕着男性与女性身份、社会地位的置换，以及女子如何不与男性结合而怀孕这三个方面展开想象。
而到了宋人赵汝适《诸蕃志》那里，则又变成了在女人国中，女性遇上了吹拂的南风，就会褪去衣服接受劲风的洗礼，以这样的方式怀上女孩。
到这里对于孤雌生育的想象则和自然联系了起来，依稀残留着母系社会对于自然的依赖与崇拜的残影。
那究竟为什么古人都喜欢在女性怀孕、嫁娶上做文章呢？
前文在《山海经》中提到的“女子国”与“丈夫国”相隔甚远，同时两个国家内部都只有单一的性别，这些故事虽荒诞不经，甚至脱离尝试，呈现出诡谲的色彩，但其中有一些元素却折射了曾经真实的历史。
首先是女国中所谓的“重女轻男”，女性担任统治者，或作为家庭中的家长、主心骨。
这都是原始社会中，母系社会的特点：
以女性长辈为核心形成的女性主导的家庭；知道孩子的母亲，但不一定知道父亲是谁；对大自然的重视和崇拜，彩绘、绘面对神秘图腾的崇拜等等。
又比如《旧唐书》中所写的东女国礼制：这一国度以“女王”“女官”“平议国事”施行行政管理，男性参政者只是“在外官僚”。王位的继承，则在王族求得二女立之。年龄稍长则为大王，小则为小王。
假如大王去世，那么小王的子嗣则即位为大王，或者是姑姑去世，由她家中的女性亲戚继任，总言之，不会产生谋权篡位的现象。
此这里所说的“王族”，应该是母系宗族。如果把这“俗以女为王”“俗重妇人而轻丈夫”的社会看做是文明进步初期，而仍然保留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文化遗存标本。
这些都在传说、故事中以女性为王，女性以蛇等动物为父，入池感风而怀，女性为官或极端的重女轻男等等故事情节之中，以夸张的方式呈现出来。
其次，在这些故事中所写到的“单一性别”“产男不举”则是反映了生产过程中的性禁忌的特点。
许多少数民族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都出现过，男女分开生活的现象。特别是在女性孕育新生的活动之中，更是非常严苛地表示禁止男性靠近女性，从各种方面切断男女性侄儿建的联系。
比如，不允许男性看女性，；不允许男性和女性有身体接触；也不许和女性说话。甚至还有禁止男性吃女性制作的食物，也不可以和女性同处一个空间之下。
这些都是为了防止男性和女性在生产过程中有任何的接触。
当被禁止接触和看见以后，人们并不会就忘记另一个性别的存在，相反的，在焦虑和苦闷之中，他们会更想要去想象，试图去理解她们的生活。
由此也就产生了这些传说，而这些传说在后人的“添油加醋”和试探性的想象之中便化作了另一种形象，随后就衍生出了光怪陆离的女儿国传说。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在史书之中，确实存在着女国，这个国家在雪山之上，民风淳朴，有强烈的神明崇拜。
但这个女国并非如《西游记》中的西梁女国一般只有女性，打一口井水喝下就会身怀女孩，如此无穷无尽地传承下去。
这个女国，有男有女，人们喜好以颜料绘面，但它的统治者以及其制度构造更像是母系社会遗留下来的。女性为家长，由女性构建起来的官员，在家庭之中，也由女性长辈带领其他女性组建家庭。
虽然这个女国并没有在历史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它确实证明了曾经有那么一个女性集体真实存在过。
不过，在今天的国内依旧保留着这样的母系社会的影子，即生活在云南省西北、四川交界处的泸沽湖畔的摩梭族，这个少数民族是如今国内唯一一个保留较为完整的母系民族。
但是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之下，摩梭族的许多年轻人都走向了社会，没有继承摩梭族独特的走婚制，母系民族的特色正在消失。
或许，当我们开始注意到这些史书中的小小一角时，才会对如今保留在现实社会里的历史残影加以关注。
历史是真实的反映和记录，而现实中遗留断壁残垣则又印证了历史的真实。
女儿国确实存在，但它已经遗留在了历史陈迹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