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民族志】影像民族志：构建共同文化心理的情感过程
【作者简介】张晨，广西艺术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影像民族志书写；陆熙，广西艺术学院在读学生，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
【摘要】影像民族志是结合影像与民族志双重特点的专业影像，需要通过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通过与他者展开对话，实践专业影像记录。这就要求影像民族志工作者通过追求普同“美”，使处于影像边界两侧的自我与他者相互交流文化观点，在心理层面上构建共同体框架。
【关键词】影像民族志；命运共同体；普同“美”；整合
影像民族志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专业影像实践，是利用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基于整体观基本拍摄原则，在民族学家的参与下，结合民族学田野调查与影像手段的方式记录人类行为，在影片中提出了民族学、人类学关注的问题，以客观真实的、以影像叙事的记录方式，结合视听的全息性和囊括各类学科的包容性来分析和解决影片提出的理论问题，呈现较为完整的田野民族志。当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异文化群体的物理距离不断缩小，这就造成了处于影像边界的群体相互交际交往的概率无限增大。面对异文化，差异使群体的沟通存在一定困难，必需寻找到更为有效的交流方式，使文化差异转变为多样化求同存异，打破影像边界促进文化交流，在情感层面打破“文化壁垒”。影像民族志以科学客观视角分析理解他者世界，在情感层面上与他者达成初步共识，使处于文化边界两侧的群体通过影像民族志实践促进相互认识，在心理层面上初步实现构建影像共同体框架。
一、从陌生到认识营造初步普同共识
影像民族志基于影像规律开展民族志记录，其工作方法可能造成一定拍摄难度。影像民族志追求用影像技术呈现活态民族志，民族志追求民族学或人类学理论方法，强调参与观察式的田野调查。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摄制组与包括报道人在内的所有被拍摄对象近距离交流，必定经历由陌生到熟悉的田野过程。这个过程中，从物理距离到心理距离的层层突破，是从影像摄制到民族志实现的必经过程。与文本民族志相同的是，开展影像民族志拍摄实践需要深入被拍摄群体，展开长时间的观察和记录。与文本民族志不同的是，影像民族志不再是文字的记录，而是基于影像摄制规律，用摄像机记录被拍摄群体，这就造成了群体对接受持有摄像机的摄制组与接受常规文本民族志工作者存在不同的反应，甚至存在对摄像机存在排斥心理。摄像机与人不同，它作为我者视觉交流的工具，在他者视觉中则以异于人的无生命体形象呈现，它既无情感、又无交流感，甚至存在暴露其隐私的各种隐患。这造成影像民族志的拍摄实践较文本民族志难度更高。
基于相似“美”的观点，是群体沟通的基本条件。对于影像民族志摄制组而言，既然承担了田野调查的工作特点，就必须寻找到与报道人之间的沟通渠道。从摄制组筹建拍摄开始，摄制组与报道人如果维持在相互差异的边界内，其交流必然存在天然的“鸿沟”。影像民族志摄制组基于对他者的尊重，不评判他者文化正确与否；既然选择以他者为拍摄对象，就需要对他者展开进一步的认识。异文化群体并非无法沟通，特别是在相互认识的过程中，异文化群体对于他者的持续了解有助于从他者文化中找到异同。差异是保持影像民族志摄制组对他者文化兴趣的根源，但追求“同”是与他者打破边界的方式。一方面，摄制组对于他者文化理应持理性判断和尊重的态度，尽量站在他者的文化视角理解他者眼中的“美”，以实现在“美”的观点上达成“普同”认识。
影像民族志往往记录的是他者的世界，他者生境即是他者“美”的源泉。在群体交际过程中，视觉呈现了被异文化群体定义为“美”与“丑”的两种效果，不同群体对“美”的定义虽然存在差异，但人类对普同“美”的追求和认识却存在于差异化的群体中。文化差异使群体对于美的认识存在差异，但是视觉层面上的认识存在某种普同性，即影像民族志工作者对于异文化所处的生境给予客观的记录，并综合他者文化立场给予价值判断。对于影像民族志工作者而言，影像民族志的科学客观使影像呈现出相对真实的他者世界，工作者的学科素养使其尽量回避由于抒发个人情感从而带来影像本身的情感偏颇。在对“美”普同性追求的驱使下，摄制组对他者展开观察。摄制组凭借着以格尔茨提出的用自我的话语解释他者的理论范式，将自我视觉中的他者记录下来，并尝试以分享的方式将视觉形象展现给他者。对于处在他者位置的“局内人”而言，影像民族志工作者所记录的他者可能呈现出对自我认识的另外一面。
群体对普同“美”的差异认识，促使双方形成争议。争议既能造成文化壁垒，也能促成双方在对“美”的认识上妥协或者达成一致。拍摄影像民族志不只是摄制组的工作，也是报道人的工作。双方在交流交往过程中，摄像机记录的全体情景既是真实的，也是“虚拟”的（摄像机、眼睛、主观性）。在以往的影像民族志实践中，摄制组为了避免让报道人产生“被利用”的嫌疑，特别是避免让报道人对影像作品产生反感，一般在拍摄前期、中期、后期均会遵从报道人和本土人的文化意愿，在不违背他们意愿的基础上完成作品的拍摄和制作。当与报道人、本土群众共享影像民族志作品时，作品为其带来美好回忆的同时，也可能引发他们的批评。在批评与被批评的过程中，民众的批评表达了他们对于自我文化的认识。他们作为本土人，对于自我文化的情感与处在文化边界外的摄制组成员必定存在差异，但不论呈现出的画面与其自我认识存在多大差异，工作者遵守民族学、人类学影像记录的伦理道德，其影像必定在相对客观和真实的前提下呈现出对他者逻辑的合理解释，从而在他者的视野中呈现出异于他者理解的、亦能够为他者接受的普同共识。
二、从“普同”到认同初步构建影像共同体
影像民族志摄制组在群体接受与不接受之间展开拍摄，呈现从“普同”到认同的心理过程。民众在镜头前的尴尬、不适应与强表现力形成鲜明的表象特征与心理反应。对于民众而言，影像民族志是什么并不重要，他们会执着地认为摄制组代表“电视台”，摄制组就是“记者”。因此在与民众交流过程中，民众一方面会顾虑摄制组的拍摄对他们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则寄予希望摄制组能够大量拍摄他们。这种矛盾心理看似对摄制组造成了较大的拍摄阻力，实际上在画面中则形成了与“现实”（摄制组的直观感受）表象对立的“非现实”（记录下来的影像）表象。对于民众而言，影像记录过程中他们在镜头前造成的“自我演绎”与观摩影像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自我肯定”，让摄制组在工作中与工作后获得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对于民众而言，他们对呈现影像表达出期许以及对获取“名誉资本”的某种希望。摄制组在被民众期许与反对的交涉过程中，民众期许又反对的双面状态又存在拍摄的可能。因此，影像民族志致力于追求将处在“对立与统一”的双方群体真实地记录下来，呈现出从“普同”到认同的、营造影像共同体的真实心理过程。
影像民族志传播普同“美”促进异文化群体在交流交往中缩小边界距离，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初步共识。对于影像民族志摄制组而言，并非追求在观念上与他者之间达成完全一致，而是追求在民族志基础上尝试还原他者的真实存在。当摄制组基于整体观视角，以不带有偏见的影像的方式呈现他者，使他者通过观摩与摄制组展开对话。生境包含了他者世界观、价值观，这些都是“美”的来源。即便是摄制组无法融入他者群体，通过尝试结合他者以及自我的双重视角来分析他者世界，使对“美”的解释带有他者与自我双重观点。影像作为媒介窗口，把文化在地域中的缩影价值生成大众普世美学价值。媒介也是一座桥梁，单方向的传递地域“美”。他者不论批评还是赞许，都作为接受一方，凭借影像媒介与摄制组产生交流，直至在某一层面上产生共鸣。
影像民族志传播达成普同“美”观点，凭借影像媒介尽量缩小边界，初步构建共同文化心理。在以往的文化实践过程中，商业模式是打破边界的较好方式；除商业交往以外，两个异文化群体在实践交往过程中，凭借视觉感官开展相应的文化交流，是与商业交往同步开展的友好交流方式。普同“美”观点达成使群体基于普同“美”寻找到可交流的心理媒介，使群体在交流过程中最大限度减少沟通障碍。普同“美”以视觉信息的方式突破了语言障碍，使群体在相互交流过程中对对方有了初步的认识，甚至可能降低或重塑了他者对异文化群体的初始偏见。他者在对异文化群体产生新认识的同时，在普同“美”的促使下对异文化群体的排斥程度进一步下降，使自我被他者接受的可能性不断提高、增强。通过异文化群体与他者以影像民族志的方式产生互动，以影像记录的方式展现他者生境即是在视觉层面上与他者完成并进一步加强美的初步共识。
影像民族志能够促进自我与他者观点形成二元对立与统一状态，以此巩固共同文化心理的形成。影像从拍摄到后期制作，体现出导演和人类学家的双重价值导向，这种鲜明的价值导向通过影像直接传递给他者。他者基于对自我生境的认识确定评判标准，即给予影像正负两种评价。在观摩过程中，摄制组在对他者世界认识的层面上共享影像，凭借影像与他者展开文化交流。对于他者而言，当他对影像中的生境存在疑惑时，恰好表明摄制组的视野与他者视野形成了二元对立的状态。摄制组在影像的基础上向他者讲述拍摄意图，他者则在批判的基础上，向摄制组表明自身的价值观点。摄制组通过整合，对影像重新进行编辑修订，尽量将影像转换为二元对立与统一的观念综合体。摄制组通过影像实践，理解他者的实践逻辑，使他者通过观摩接受摄制组。摄制组的拍摄思维承载着自我文化逻辑，这种逻辑异于他者逻辑。当影像呈现出自我与他者观念的二元对立与统一的综合特点时，他者在观摩过程中与自我形成对话，共同文化心理已经逐渐形成雏形。
三、从认同到“共享”拓展影像共同体范围
共同文化心理雏形是形成共同体观念的必要条件。影像民族志与以往文本民族志不同，其交流感虽然同属单向，但影像民族志以动态画面呈现在他者视野中，使他者不必通过文本重新构建民族学、人类学工作者眼中的他者世界。动态影像具有活态的表现特点，它区别于以往文字建构的静态民族志。动态影像为民族志创造了交流交往的可能性，不论他者能否读懂民族学、人类学工作者的文字，影像都将超越以往静态文本民族志，以活态形象生动地展现在他者面前，使他者受众的范围无限扩大。
影像民族志在双向观摩普同“美”的基础上，将普同“美”的核心要素以影像的方式传播至他者，整合了他者与自我的双重情感，将自我与他者的文化心理逐步建构起来。普同“美”在获得双向认识后，使他者对自我的普“爱”在观看影像、接受影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这更加促进了他者对自我的审视，也构成了影像民族志将双方对于生境的评判标准由对立走向了对立与统一的整合，从而实现了在心理上的基本认同。普同“美”并非追求在全部层面上的“完全一致”，当文化心理实现初步认同时，共同体在文化层面上就已经实现了基本构型。影像民族志也并非追求实践完整的“命运共同体”，在心理层面上营造共同体框架就实现了它的根本价值。
影像民族志传播促进更广泛群体打破边界，扩大交流规模和范围。影像民族志通过记录他者，结合双重观点重新展示给他者，使群体打破边界营造共同体框架，一方面促成了原本处于边界双方的异文化群体开展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以影像的方式保留了在自我视角中的他者文化特点。遵从民族学、人类学工作伦理，影像民族志整体观视角下、求同存异的基本条件下，以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本态度，将他者文化予以保存，进一步促使处于摄制组通过影像民族志进一步了解他者文化、走进他者世界。
结语
影像民族志实践普同“美”，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使处于影像边界的双方能够获得交流沟通。影像民族志整合了影像与民族志两种特点，使其功能整合、超越了二者，具有了新的功能特点。通过追求普同“美”，影像民族志与他者在心理层面上缩小距离、构建共同体框架，基于此来营造自我与他者命运共同体观念。部分学者提出影像民族志作为专业影像“不适合给普通民众观看”。这既限制了专业影像的传播，又限制了影像民族志的工作定位，使影像民族志本身传播命运共同体观念的有效功能缺失。对于整合了影像和民族志两种特征的影像民族志而言，扩大受众、与他者分享普同“美”，使影像在心理层面上能够实践“参与式观察”，或是实践民族学田野调查中工作者与报道人建立情感，这些原本都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一旦缺失了心理基础，处于边界双方的异文化群体几乎无法构建双方共同心理层面上的、文化层面上的相互交流沟通的情感根基。因此，影像民族志实践要求工作者必须秉承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工作伦理，秉承影像摄录的基本规律，提高工作者的整合意识，在拍摄影像同时不断训练拍摄技巧、提高理论基础，将理论、技术与人重新整合，实践具有更加规范、开放、有趣的影像民族志拍摄，使影像民族志吸引更多的观众观看，是在文化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传播的优质途径。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大众文艺》2022年第7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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