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田：那些逝去的岁月
文丨尹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保险法学研究会会长。
来源丨问渠社
人的一生，既短又长。说它短，是不经意间，几十年悠然而过，回头一望，来路上混混沌沌，模模糊糊；说它长，若是站立下来，仔细审视那来道上的每一块路石，会发现无数斑斑驳驳的痕迹、枯萎的小草，干涩的落叶，也许还有星星点点、散落一地的枯竭的花瓣，当你凝视、疑惑的瞬间，那些花草落叶竟忽然鲜活起来，争先恐后向你微笑、诉说，或者寓意深长地轻轻点头，这时，忘却的岁月似潮水般涌来，撞击你有些麻木的心灵，淹没你有些干涸的情怀。于是，便有对于生命的敬畏，便有对于历史的感慨，而蔓延起来的一种感恩之情，会在瞬间连通过去和现在，撞击出对于人生价值的一种新的感悟。
01
1979-1980年：有戴眼镜的公安吗?
虽然只有25岁，但已经被生活的艰辛和命运的重压搞得满脸沧桑，以至于接到西南政法学院的录取通知时，几乎没有什么喜悦产生。随之而来的却是习惯性的担忧：是不是搞错了?高考填自愿，第一是人大中文系，第二是川大历史系，到第三，没有合适的可选，随便填了西南政法学院，没顾得上弄清“政法”的含义。印象中，政法就是公安。我读政法，就意味着将来要当公安。姑且不论我对当公安有无兴趣，问题在于，我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而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能戴眼镜吗?我拼命回忆，想不起在我生长的小城曾经见过戴眼镜的公安，于是就深深地忧虑：万一是招生的人疏于审查我的档案怎么办?而且要命的是，我的体检表上的视力记载是虚假的。如此高度近视，到学校以后被发现怎么办?
满怀忧虑，拎一口破木箱，登上去重庆的火车。到达时已是晚上，菜园坝火车站灯火阑珊，发现一面迎接新生的大红横幅，横幅下，瘦小的黄庭孝老师正在大喊大叫。走将过去，立刻受到七八级肖同学的热情接待，虽然我立刻失望地发现肖同学更感兴趣的并不是我，而是另一位站在我旁边的刑侦系新女同学(据说是老乡)，但令我更失望的，是经过仔细搜索，在场的新老同学中，没有一个是戴眼镜的!我感到紧张，有一种混进革命队伍的心虚和尴尬，尤其是挤在人群中无限崇敬地倾听一个胸前显眼地别着老山前线纪念章的军人新同学用沙哑的嗓音讲述战斗经历时，自己随着听众发出来的笑声竟也是苦涩涩的(20多年后，见到这位已经位居中央政府要职的同学来读北大的博士，沙哑的声音和20年前一模一样)。
几辆大卡车载着我们和一大堆破烂行李，沿着泥泞的路在黑暗中驶进学校。东山大楼灯火辉煌，人声喧哗。我找到了七九级一班的寝室和热情的同学。我感到如此巨大的温暖、惬意和幸福：我看到了一个戴眼镜的同学，又看到了另外一个……
02
1980-1981年：全优生是真的还是假的?
永远灰蒙蒙的天，永远泥泞泞的地，永远烂糟糟的校园。那时的生活条件真的很艰苦，但那时的人也真的很纯粹。每个老师都认真地别着红校徽，认真地教课，对学生和颜悦色。同学大都很穷，收音机、录音机，那都是以后的事。寒冷的冬天，裹紧军大衣，拎着一个小方凳到工地预制板场看露天电影，一堆一堆的人，可以随意抽烟和聊天，是最愉快的时刻；经常的下雨天，穿着一模一样的皱巴巴的中山装和长统雨靴，拿着一模一样的铁饭盒，一串一串地踏着院坝边缘的泥泞小心地向食堂走去。院坝那边，重庆九建公司的工人在铁栏杆上刷油漆，其中总是有一个特别漂亮的重庆妹仔，着工装，长辫子，矜持的黑眼睛，吸引着所有的人。于是，去路的男同学，脑袋一律向左偏，来路的男同学，脑袋一律向右偏，那炽热的目光凝聚起来，足以把姑娘刷上油漆的铁栏杆融化掉。
可是我不喜欢上课，不喜欢法律。那时，能够上讲台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讲课的老师都是第一流的，非常光荣，也非常卖力，没机会讲课的老师，全都到教室旁听，课间休息就和同学讨论。记得有一次，一个胖胖的女老师回答同学的问题时，毫无犹豫地说“根据刑法第132条关于杀人罪的规定……”流利中充满自信和骄傲，我在一边不禁深感钦佩：居然把刑法条文背得如此滚瓜烂熟!但我还是不喜欢法律，于是渐渐习惯了在课堂上睡觉，并且形成规律：第一节课，头脑清醒；第二节课，阵发性昏迷；第三节课，半昏迷状态；第四节课，沉沉入睡。我故意选择大教室靠后的座位，并且训练到极高超的水平：头稍稍一偏，立刻入睡，身体却不会倒下来。惟一的一点遗憾，是有时在睡梦中会流口水，常常在下课铃响时醒来，发现军大衣胸前有两三处滴水痕迹，没有围巾什么的，无法掩饰。也有知情的同学见了嘲笑，便很不好意思。
而且从不上教室自习，也几乎不上图书馆。大部分课余时间，要么拉我的手风琴，要么在寝室和同学聊天，然后看小说和其他与法律无关的杂书到深夜。有时候也有些内疚，见一些刻苦学习的同学放下饭碗就到自习教室占座位，深夜方归，也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有问题，便想改革。有一晚，终于煞有介事地背着书包到了一间教室，拿出那时特时兴的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哲学书读起来。教室如此安静，每个座位上的男女同学动也不动，我却怎么也集中不了注意力，有一种这里不属于我的奇怪感觉。终于在半小时之后，我贼头贼脑地溜了出来，如释重负，从此再也不去受折磨。
但第一学期考试我是班上惟一的全优，第二学期考试我是全年级惟一的全优。4年下来，20几门课程基本上统统是优秀，好像是位居全年级第一。
整日目睹我生活方式的同班同学，开始时不介意，认为我的“优秀成绩”纯属偶然，后来也有不太服气的，认为不公平，再后来，便习以为常。不过，我的不务正业给知情的同学留下的印象可能极为深刻，以至于20年之后，当我已经成为教授和博导，在有些同班同学看我的眼光中，我相信还是可以发现些不信任。有一位当年学习刻苦但成绩平平的同学在酒桌上甚至当众直言不讳地对我说：“尹田，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你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优秀的学者。真正优秀的学者是我。”我有些尴尬，也有些不服气，然而仔细想想，别人知道我的底细，所以，赶忙点头称是，一笑置之。
为此，新生入学，邀请我介绍学习经验，我在讲台上坐立不安，说的全是瞎编的不实之词。也有好奇的同班同学来请教学习方法，我就大侃音乐和法律的关系，大谈拉琴对于思维敏捷及反应能力训练之重要性，当然也会谈到音乐对培养法律人的综合素质及正义情感的种种好处(同样的话题，居然在十几年后以更体面的方式全盘重复：1996年，我当法律系主任，时下本系出了件大事，一位年轻教师双目失明仍在坚持讲课。重庆电视台记者来采访，结束后，设便宴款待。席间，不知怎么和记者谈起了音乐，相当投机，那记者发现新大陆样的惊异：法律教授，管杀人放火的，居然懂音乐!于是决定为我做一个人物专题——《音乐与法律》。节目在“重庆与世界”栏目播出，十几分钟里，我又是弹钢琴，又是和妻二重唱，又是沾沾自喜地向电视机前录爱的观众们展示从法国带回的一百多盘交响乐光碟，其余时间，便是大侃法律与音乐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我不知道关于音乐之功能的这套宣传是不是起了作用，或者纯系别的更重要的原因(比如经常会有女同学来寝室找我练唱歌什么的，不可避免引起男同学们的羡慕或者嫉妒)，有些同学真的下决心学习音乐。隔壁的马国强学过吹笛子(或者口琴)，好像坚持了没几天；后来成为法院院长的罗辉学过小提琴，好像拉一阵以后也没了动静。惟一令人感动的是现役军人丁昭(后来成为优秀的律师)，买了把劣质二胡，成天在二楼阳台上练习，一拉就拉了一两年。那时还不懂得噪音对人体有害，所以，一直没人去制止或者干涉。
其实我并不是完全不用功，每逢课堂讨论，发言是最积极的(争辩之余，甚至考虑过将来是不是当律师)，每逢考试前的10来天，便停止了一切社会活动，借了同学的课堂笔记，找一个清静地点，该背的背，该想的想，到了考场，多半考的题都逃不出我归纳的范围。惟一没考好的是中国法制史，那种死记硬背，超出了我能力的范围。正因为如此，考试对我来说也只是一件必须做好的事情，没多少乐趣。惟一的一次例外是政治经济学课的考试。这门课由种明钊老师讲 (后来他当了校长)，讲得非常棒。期末考试时他出了一道教材内容里没有的论述题：“和资本主义一样，社会主义的工人也领工资，但为什么不存在剩余价值?”我一下就悟出了其中的道理，亢奋不已，思路奔逸，笔下行云流水，答得酣畅淋漓。事后，种老师到班上来，说这次考试全年级都没答好，也有十几个得优秀，但都不该得，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尹田。我自然很得意，但更重要的是，那次考试的痛快感觉，大概使我了解到自己的特点所在，以至于在后来十几年的学术生涯中，成为我寻找出路、方法和争取成功的重要参考依据。
回想起来，也许因为那时我对法律完全不感兴趣，也许那时的法学理论中确实有很多没用的东西，反正一年两年下来，头脑空空。所以，最羡慕的是隔壁川外的学生，一年两年，洋文就可以说出来一串串。有一天去校门口边传达室取信件，见一老外寄信。老外听不懂“‘8分钱’张的邮票”，转头问我，我张口结舌，满脸通红，不待我想清楚邮票和8分钱怎么摆放，旁边早有川外的女生说了。当时真是羞愧难当，发奋要努力学习，报仇雪恨。事后果然模仿别人早早起来读外语，坚持了两天，也就不了了之。然而当时的羞愧却从来没有忘记过。事过十几年，我从头学法语，后来到法国南方城市图卢兹留学，能够和法国人聊天，谈邮票和邮票之外的东西，不能说和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说实话，在所有的课程中，我惟一有点喜欢的是婚姻法(那时对伦理道德很感兴趣)，但教材拿到手，立刻大失所望，什么男女平等，互敬互爱，与想象中的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期中论文题目仍然选了“论感情破裂是离婚的法定依据”。毕业论文也想选婚姻法的，但校方所列题目全部没意思，所以，选了“论遗嘱的法律效力”，好歹和我喜欢的问题有点关联。也没想到这一偶然选择后来竟决定了我后半生的生活方式：毕业时，我不再想考研究生，只想回宜宾老家。不料学校有新政策，要把优等学生留校任教。我自然首当其冲。当时竟有点觉得是大难临头，便拼死抵抗，找到吴书记和宋院长家里舍苦求情，无效。领导指示，必须留校，教研室随便挑。我平时基本不和老师私下接触，不知道该找谁。情急之下，突然想到写论文时接触过的民法教研室的邓大榜老师，想到有一次他从背后突然用力拍我的肩膀，说：“尹田，我好想你啊!”我吃惊地问：“想我什么?”“想听你拉手风琴啊!”于是就去邓老师家。他很为难，说名额早满。我失望地要离开时，他顺便问了句“你有多少个优”，我说“24个”。他似乎大吃一惊(校方规定留校条件是14个优)，连连摆头说“不可能”。我走后，他女刻到隔壁管我们班的廖灿英老师那里核查，证明我没说谎，然后我就留在了民法教研室，由此，就注定了要和民法打一辈子交道。
那些学生时代的学习生涯已经很遥远很遥远了，只留下一个我可能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
我这个当年的全优生是真的还是假的?
03
1981-1982年：我心爱的手风琴
进大学之前，我早已是宜宾小城有名的手风琴手，考过三次音乐学院。到西政看见第一位戴眼镜的同学之后，我的关注点立刻转到“学校有没有手风琴”这一重大问题。
这时，师资班的黄平同学背着一部手风琴走进了我的寝室。瘦小的黄平，斯斯文文，锅底样厚的眼镜片背后的眼睛已经变形(后来有不少人说我和他长得相像，打死我我也不肯承认)。黄同学是学校乐队负责人，早已调查过我的档案。听我演奏后，他说，文工团乐队已经有叫张光博的同学拉手风琴，琴技稍逊于我。然后领我去见张同学。寒暄几句后，黄平借故告辞，我坐下开始拉琴。我心知肚明，此系琴师地位之争夺战也，便使出浑身解数，足足拉了个把小时，光博也静静地听了个把小时。事毕，光博走到我跟前，叹了一口长气，幽幽地说：“你把手风琴拿去吧，它，归你了。”他的此番义举使我感激涕零。
于是我成了学校乐队的手风琴手。
黄平是乐队指挥，在他辛勤操办之下，在早期，仅靠七八、七九两个年级，他便凑合并拥有一支二三十号人的中西乐器混合乐队。这支乐队最为辉煌的一次表演，是伴奏由百人合唱的《大学生之歌》，录音后参加四川电台的什么比赛(那时还没有电视台)。此歌由黄平作曲，气势恢宏但篇幅冗长。为写歌，黄平殚精竭虑，夜不能寐，常来找我商量，神情庄严得超过当今布什总统决定攻打伊拉克。录音是在食堂进行的，用的是那种大转盘的老式录音机，还拍了些照片。照片中心的黄平，挥肩甩臂，嘴巴微张，十足专业指挥家风范，其他乐手则形象模糊，尤其是坐在远处角落里打鼓的贺卫方，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辨认得出来(贺同学后来成为著名教授和演说家，专门重炮猛攻司法腐败，也不知道是否与当年关键时刻擂大鼓所训练出来的男气有关门过了一段时间，黄平拿了个半导体收音机来找我，我们一起听电台的播音。当熟悉的歌声响起时，乱哄哄的声音使我大失所望，但瞧黄平，双目发光，激动万分，就差点没当场掉下眼泪来）。
必须反复强调的是，没有黄平，就没有西政的近代音乐史。
黄平痴迷音乐，尽人皆知。常有为学习不好痛苦的，为入党不成痛苦的，为追求女同学或者男同学失败痛苦的，但为谱写一首谁也不爱听的革命歌曲而失眠憔悴、形容枯搞的，只有黄平一个。和任何人谈话，黄平只有一个话题，那就是他心爱的音乐，也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他将本校音乐发展视为己任，任劳任怨，无怨无悔。每逢有活动，他会逐个拜访乐队队员和有关人员，见到你，会从中山装胸前左边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小心打开，拿出里面的一盒香烟和一盒火柴，敬你一支烟，亲乎为你点燃，然后极为诚恳地、嗫嚅地说乐队的事，那样子分明是要恳请你帮他私人的什么忙。如果你不抽烟，那他就会从右边口袋里掏出另一个牛皮纸信封，小心打开，拿出里面的水果糖，亲手剥开一颗递给你(但他自己从不抽烟，也不吃糖)。因此，黄平在乐队享有崇高的威信(他毕业时，专程约我到沙坪坝照了张相片，写上“亲密朋友”几个字，我们的友谊持续到现在，此间，偶有通话或者见面，作为主管教科文卫的政府官员，他仍然忘不了谈几句音乐上的话，以示“我们”与“他们”的区别，看样子的确是本性难移)。
正式成为手风琴手后不久，团委卜永秀老师让我去解放碑买回一部当时最昂贵的“鹦鹉牌”手风琴(640元)，这部黑色发亮的琴就一直陪伴我，当学生会文艺部长，当校文工团长，直到毕业留校以后，还用它伴奏由刘曼玲老师领导的一百多名八三级漂亮的少男少女同学参加沙坪坝“金雀之声”合唱比赛，捧回特等奖和一部金雀彩电 (只可惜学校旁边当年红红火火生产这种彩电的无线电厂，十几年后濒于破产，我曾带着法律系两个副主任一本正经地去考察过紧靠学校路边的那幢空荡荡的大厂房，差点承租过来作自考生培训中心)。
于是，每天晚饭后，黑黑、静静的一楼走廊门厅，就会响起我时而温婉优雅，时而激情昂扬的琴声。
那真是一部好琴，键盘和低音键都是最高配置，键盘可以变换13种不同音色，其中有我最喜欢的一种：那是长笛和大管的混合音响，两种音色相距三个八度，形成一种无比高贵的空旷和哀伤。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用它来轻轻演奏《蓝色的多瑙河》(慢节奏的华尔兹)和《蓝天》(探戈节奏)，沉甸甸的忧郁会随着那些如歌如泣的旋律一丝丝飘去。几年苦练下来，我的琴技长进许多，不仅可以高质量演奏《霍拉舞曲》、《马刀舞曲》这样一些经典作品，甚至完成了根据小提琴协奏曲改编的《流浪者之歌》以及根据肖邦钢琴曲改编的《e小调圆舞曲》这样一些高难度的大型作品。那时，我的手指训练得如此灵活，有时使自己都感到惊讶。有一段时间，我常用令人难以置信的快速度演奏罗马尼亚民间舞曲《春天》，激动跳跃的音符如瀑布般倾泻而下，戛然终止，静谧之际，仿佛生命也获得了永恒。还有一首我特别喜欢、常用来宣泄情感的曲子，也是根据／J、提琴曲改编的罗马尼亚舞曲，叫“云雀”。这首曲子我曾在川外礼堂两校的联欢会上演奏过。此前，我已经在乐队伴奏下独奏了准备好的三支曲子，观众还要鼓掌，我只好一人走到舞台中间，自己报幕，当然用普通话。我的普通话极糟，偏偏又遇上和四川话发音不同的字，便将“女雀 (que)”按重庆话说成了“云qu”，引起哄堂大笑。但当“女雀”激动心扬的歌声响起时，早已是满堂喝彩。
但最受欢迎的是《西班牙斗牛舞》。
1981年，为在重庆市第一届大学生校园之春活动中获奖，我准备了两个特色节目：一个是八一级吕瑶同学的女中音独唱，另一个是我的手风琴独奏。我选中的主奏曲目是《西班牙斗牛舞》，为了女强效果，我配备了由电吉他和i丁击乐(小军鼓、沙球、铃鼓等)组成的伴奏乐队，其中有一件谁也没见过的特别重要的玩意儿，叫“响板”，专门用在西班牙舞曲中，是我在沙坪坝乐器店无意中发现后买的。裁判们很快发现，那通过抖动木柄使顶端的两块活动的木片发出“嗒嗒”声响的家伙不好对付，问题在于，不仅控制抖动的频率比较困难，而且更困难的是必须要让“嗒嗒”声快速、连续不断地响。乐队的同学都来试，都摇头躲开。最后，谢庄自告奋勇承接了对付响板的任务。
七八级的谢庄是本乐队首席小提琴手(虽然对于谢庄的琴拉得究竟有没有我的同班同学陆晓东好，本校音乐评论界一直存有争议，但谢庄为人稳重谦和，资格老，威信高，而且一开始就是首席，以后也没有明确表示过不当首席的意思，至于陆晓东，同样具有谦谦君子风度，从未流露过想要争夺王位的企图，所以，谢庄一直是首席)。这样，谢庄拿上响板走了，一边走，一边抖动，从乱成一片的“嗒嗒”声看来，这事够他呛。
过了几天，我从东山大楼下来，隐隐约约听见“嗒嗒”声，由远而近，一看是谢庄，边走边抖，一脸严肃，一当那木块乱响，两道浓眉，愤怒地皱一下。我大笑，叫住他，问怎么样，他痛苦万状地摇头，然后继续向前走，边走边抖动那木块，一脸的严肃。倾听那渐渐远去的“嗒嗒”声，我禁不住肃然起敬(20年后，在北京和已经是中级法院副院长的谢庄一起吃饭，我还对他说起这件事。笑过之后，我不禁想：20年前的西班牙响板和20年后的院长之间，究竟有没有因果关系呢?) 。
西班牙斗牛舞获得了特等奖。而谢庄乎中的响板究竟有没有乱响，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从此以后，这首曲子成了保留节目，后来在乐队的鼎盛时期，我还把它改编成器乐合奏作为演出的第一个节目。第二年的校园之春在建院举办，西班牙斗牛舞不能再拉了，我将芭蕾舞剧《天鹅湖》中的《西班牙舞曲》改编成手风琴曲，仍然由打击乐队伴奏，仍然获得特等奖，但七八级毕业了，谢庄的响板演奏任务是由谁继承的，忘了。
印象中，吕瑶的独唱没有获奖。估计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她的中音嗓子浑厚是浑厚，但音域太窄，稍高一点，就唱不上去；二是我专门为她谱写的《校园多美好》这首主打创作歌曲写得太臭，换了我自己，打死我我也不肯唱。但吕瑶是个老实的女生，高个头，憨厚朴实，让她唱她就唱，唱不上去就卡住自己的脖子吞口水、皱眉和摇头表示痛苦，然后又继续唱。在女歌唱演员中，我最信赖吕瑶了，因为她永远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不发牢骚(近20年后，和作为省高级法院庭长的吕瑶在成都唱卡拉0K，发现当年她常使我着急的嗓子音域窄的问题早就解决了，现在的吕瑶，想高就高，想低就低，声音漂亮极了。但她仍然是一副憨厚模样。于是我想，20年前卡住自己的脖子吞口水与20年后的庭长之间，是不是有因果关系呢?) 。
由于拉手风琴，很快就结识了学校很多有名的或者无名的歌手。当年的歌手和现在的歌手大不相同。那时，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是黄色歌曲，唱了是可能要被开除的。所以，歌手唱的歌及歌手的形象，都特别健康，与“时尚”、“酷”等等没有丝毫关系。但时代的进步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70年代末，学校只有七八、七九两个年级时，文艺活动的革命色彩要浓得多。那时，七八级的文艺骨干大都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训练出来的，排演的节目多半是“文革”中残留下来的优秀作品《洗衣歌》什么的，样板戏也是经常被唱的一种“歌曲”。七八级女生少，所以，不管长得好看不好看，个个都很神气。其中的舞蹈演员，更有明星风采。一个姓梁的女生，黑黑的眉毛，亮亮的眼睛，红扑扑的脸蛋，说好听的普通话，是主角，穿笔挺的军装走路，我们七九级的小男生只能远远行注目礼，断然不敢靠前套近乎。不过，七八级的男生就随和潇洒得多，经常见他们在盥洗室光着身子大声哼哼过时的老歌，好像个个都是歌手。但他们中间有的人真的很行，有一个叫蒋庆的，男中音嗓子可真棒，浑厚圆润，发音极准，至今还感到余音犹在。蒋庆慈眉善目，为人谦和，喜欢斜着肩膀走路，当年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因为在食堂的墙壁上发表《回到青年马克思》而闻名全校(甚至全国)。我常为他伴奏《伏尔加河船夫曲》，每看他唱歌时全身心投入的神态，我就会产生一种特别的敬意 (他后来因为研究“新儒学”而闻名遐迩，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曾经发表过关于伏尔加河船夫曲与孔盂之道之因果关系的演讲?)。还有一个叫黄松有的，长相比蒋庆标致得多，拥有一副响亮的高晋嗓子，喜欢唱民歌，而且永远只唱同一首歌，而且永远只和同一个女同学二重唱，而且永远只让我的手风琴伴奏。我记不清歌名(是老电影《阿诗玛》中阿诗玛和她男朋友回家路上唱的)，也记不清他们唱了多少次，甚至记不清他身边女同学的模样，惟一记得住的，只是黄同学唱歌时的那张专注和极其认真的脸(20年后，读到位至最高法院副院长的黄同学写的短短的回忆录，几百字中好像有一大半是写唱歌的事，似乎阿诗玛和副院长之间，并非完全没发生过某种关系)。
但80年代以后，舞台上的风光就慢慢变化了。七八级老了，七九级也渐渐老了，聚光灯慢慢转到了那些青春活泼的少男少女身上。老演员借口抓学习渐渐退役，歌唱演员渐渐变成了一群漂漂亮亮的小姑娘(甚至20年之后，见到当年羞羞答答、老老实实，用细细的声音唱《情深意长》的刘红宇，尽管听说她已经是京城有名的律师，但仍然不觉得她与当年的小女孩有什么本质区别。所以，我总想问问地的律师天空的五彩云霞是不是在20年前就已经敲定了。而印象中一笑一个酒窝，用脆生生的嗓门唱歌的绍群红，尽管带着一个洋娃娃样的漂亮小儿子来参加聚会，我却怎么也不能把她和当年唱《小马车》的小女孩脱钩。而且在北京同学聚会时，我被突然拉上舞台，用变得僵硬无比的手指笨拙地弹电子琴为她伴奏《小马车》，居然还完全记得当年所用的“降E”调、前奏和所有的过门!)。舞蹈队也兵多将强，小姑娘一个比一个漂亮，领头的队长叫霍彩霞，不仅舞跳得好，且性格沉稳，显得比其他女孩成熟一些。那时我名为文工团长，实际上只管乐队和唱队，跳什么舞，谁来跳，全由她们自己安排(20年后在北京见到的霍彩霞，已经是什么公司的老总，还是那么沉稳，也不知道当年舞蹈队的管理经验后来有没有可借鉴之处?)。但比较严重的问题是缺乏男舞蹈队员，招募过多次，自告奋勇应试者众，然有出色表现者寡。惟一优秀的是七九级二班的杨红，长得秀气白净，舞姿甚好，常和另一个姓杨的美丽女孩跳双人舞，除了差点阳刚之气，其余净是优点。
乐队中，似乎除了谢庄一直坚守着首席小提琴的席位到毕业，由黄平聚集起来的乐队的元老们渐渐消失，乐谱架后面渐渐出现稚嫩的新面孔。二胡、琵琶、扬琴等民乐器早被淘汰，代之以电吉他、电子琴以及爵士鼓。后来留校在团委主管文艺的七八级师资班的韩德云热爱吉他，乐队便拥有好几个优秀的吉他乎，使之进一步电子化、现代化。再以后轮到师资班留校的明国辉当团委书记，在我怂恿之下，还一起去弄回来一部漂亮的大钢琴。
然而，当西政音乐史进入现代和后现代之际，我也逐渐被淘汰。
岁月流逝，人和事都面目全非，惟有西政舞台，依然灯光明亮，每当我坐在台下看那些学生跳霹雳舞，唱摇滚歌曲，总会透过薄薄的光的帷幕，隐隐约约看到摇响板的谢庄、卡脖子吞口水的吕瑶，还有黄平那张高傲执著的脸孔……
04
1982-1983年：我亲爱的同学们
很快发现，我们七九级一班是一个多数时候很温暖的大家庭。
那时我们真穷。即便是城里来的同学，多半也灰衣旧衫，面颊清癯。有不止一个同学每晚睡觉前总是仔细地把每日开支的明细账目认真地记在小本上，一分一毫，清晰无比。农村来的同学，日子过得更艰辛，一天几个大馒头，很少吃肉，也不知道吃饱没吃饱，但从来没见到他们抱怨过。有一次，班里组织去歌乐山春游，自带干粮。到了山上，开始吃午饭，这时，贫富悬殊便显露了。经济条件稍好的同学，大都带点面包、小吃什么的，热情的，便招呼几个人围坐在草地上用餐。我注意到几个农村同学，静静走到一边，分散开，蹲下，旋开绿色的军用水壶，各自拿出两个干硬的馒头，就着凉水吞下肚去，目不旁视，镇定自若，我忽然很感动。
但与吃冷馒头有所不同，我们几个抽烟的同学，时常穷相毕露，没了烟抽，忍不住，只好卑躬屈膝向人要。所以，但凡本寝室门被打开，走进笑嘻嘻的刘学优，或者笑嘻嘻的周吉俊，或者笑嘻嘻的其他什么人，大家就会说：看看，要烟抽的人来了。于是就一起抽烟，并且有—种亲密的感情。令人振奋的是每逢假期过去，开学时，家在昆明的储健民总会带来好几大包“裸烟”(无包装的残次废品烟卷），烟丝极好，价格便宜，虽然粗细不一，长短不齐，但已是最珍贵的礼物。后来据说抽烟有害，我发起了一场戒烟运动，和大家约定，见到抽烟，罚款五元。五元可是天文数字。此招果然有效，大半学期，真的无人抽烟。但新学期开始，便有人破坏，同学向我举报广东来的刘学优偷偷抽烟，瘦瘦高高的刘同学历来胸襟坦荡，为人豪爽，但对其罪行坚决否认，因查无实据，罚款未成。而山东来的周吉俊则三番五次跑来纠缠，苦苦恳求解禁，我坚持不肯。但法不责众，戒烟运动遂告失败，我自己也继续吞云吐雾。
有一次过中秋，好些同学和老乡聚会去了，宿舍变得空荡荡的。我们寝室里，陆晓东照例出去参加什么聚会了(陆同学喜欢音乐艺术，又是校篮球队主力，人缘极佳，不愁没有聚会)，部队转业的王同学照例背书包去自习教室了(黝黑皮肤的王同学脾气温和厚道，学习极为刻苦，惟一的缺点是被人发现在抽屉里秘密藏有一小盒雪花膏和一面小镜子)，只剩下王晓南、周唯和我。我们都知道今晚是中秋节，但没得到任何聚会的邀请，自己也没打算搞聚会，表面上装出过不过中秋无所谓的样子，其实是兜里没钱。夜幕慢慢降临，窗外细雨朦胧，远处传来一阵阵喝酒谈笑声，反衬着寝室里的冷清。隔壁的蒋玉春跑来了，好像罗辉和陈朝明也跑来了，大家聊天，聊着聊着，聊不下去了，气氛变得沉重而冷冰。我实在忍不住了，用力一拍桌子，叫道：“老蒋，去买月饼!”瘦瘦的老蒋带着大家凑的钱出去了，一会儿回来，沮丧地报告，所有的店铺都已关门。大家一声叹息，心灰意冷。忽然间，门外响起一连串清脆爽朗的笑声，一个姑娘大大咧咧闯了进来。众人眼前一亮，是刘芬!刘芬来自云南德宏州，黑眉大眼，活泼豪爽。这一下，阴霾尽消，阳光灿烂。吃着刘芬同学带来的一包别人吃剩下的月饼，沐浴着她带来的春光明媚，那种感激之情啊，一辈子也忘记不了!
也忘不了对周唯同学的感激之情。重庆北碚来的周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可以为你理发，可以为你修表，可以为你补鞋，可以为你做任何一件你做不了或者不愿做的小事情。他做得如此心甘情愿，认真投入，一丝不苟，以至于当他在院坝里不惜花上一两个小时一根一根没完没了地修理你的头发时，你会不忍心，会大叫：求求你，周唯，行了!行了!
还有从贵州遵义来的王晓南，我的上铺，特高的个，一双大脚板，性情温和，有时有些腼腆，有时却又很幽默，毕业晚会上，会装卓别林一拐一拐地走路，还会拉着刘芬来一小段西班牙斗牛舞，这些时候，他那双大脚板就特别显眼和滑稽。我们常常分享喜怒哀乐和私人秘密，在我举办小提琴协奏曲《粱山伯与祝英台》音乐讲座的时候，他和周唯会毫无怨言地把音箱和录音机抬到教室，然后远远地站在最后面听，让人感到友谊的忠实和温暖。
那些物质匮乏的年月，穷酸酸的，也有些灰蒙蒙的，但同学们心中的信念却很坚定，无论是努力学习还是表面上不甚努力学习的人，其实都在为将来的生活积蓄养料，都在远望那有些模糊的未来，设想和勾画自己的追求。而四年的朝夕相处，便在表面上看来色彩单调、有时甚至有些沉闷的背景之下，日复一日地演绎着富有活力的青春和对美好生命的无限憧憬。
尤其是那帮比我年轻八九岁的小同学，他们的存在常常被老大哥们忽略，但当年的学生生涯，无时无刻不在陶冶他们的性情和素质，以至于十几年之后，在北京再见到运作几十个亿资金的王晓同的从容，在外国人中间回旋自如的雷凯的豁达，在宦海之中沉浮若定的夏道虎的稳健，不能不惊异他们自己走出来的宽阔的路。
还有那几个没人注意过的小姑娘：当年成都来的胖胖的严红，打扮得土里吧唧，因为我曾受班委指令去辅导过她一次外语，毕业后十几年中，每个元旦都要给我寄一张贺卡，一直寄到法国，后来终于见到那份漂亮、时尚和自信，惊得我差点眼镜跌落；当年的罗蓉，小得稀里糊涂，和我跟刘学优在昆明法院民庭实习，配给我当助手，后来背着我向庭长告状，说我不让她独立办案，于是我给她个离婚案，说好她审，我当书记员，我们去当事人家调查，她坐中间，神气活现，我坐边上做记录。她向当事人问话，当事人坚决扭头朝我回答，怎么也纠正不过来。几分钟后，她自觉无趣，跑进里屋和当事人的小孩玩皮球去了，外面的审判工作继续进行。从此以后她乖乖跟我走，不再提独立审判权问题。十几年后同学聚会，早已为人之母的罗蓉对有困难的同学的那种老练的开导和理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不知道每一件小事是否都有它深远的寓意，但却怎么也忘不了1979年那个阴冷的雨夜刚到东山大楼寝室时，转业军人赵立同学端给我的第一盆热乎乎的洗脸水；还有矮矮的秦志国同学(我看见的第一个戴眼镜的同学就是他)，买回一件蓝色中山服，我看中了，要他卖给我。后来他又买回另一件更好的，我觉得先前的那件偏小，无理要求他把后买的那件换给我，他笑笑，应该有意见而毫无意见。还有丁昭同学陪我散的那许许多多步，说的那些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的鼓励的话。还有在我最想喝牛奶的时候同学送的半袋奶粉，在寒风刺骨的冬天塞进我军大衣兜里的大红苹果……杨柳同学突然晕倒，一大群同学送她上校医院，下梯坎的时候，轮到我来背，虽沉得超过我瘦弱身体的承重极限，但心中涌起的同学之情却让我竟然支撑了好几十米。
记忆之中，虽然并没有那么多值得大书特书的快乐的事，记忆中却绝对没留下一桩同学之间的龃龉：在和当年的党支部书记林义全闹意见的时候，我怎能想到后来会被他的真诚所感动，以至于和他成为可信赖的好友……
一切都远去了，如烟似雾。但无法忘记那片郁郁葱葱的校园，还有那南方泥土潮湿温馨的气息；无法忘记春光乍泄的歌乐山顶，还有山脚下那条伸向黑暗远方的静静的铁路；更无法忘记在昆明实习的时候，傍晚天空那些绚丽缤纷的彩霞，法院走廊上那盆名叫“伊丽莎白”的花，还有吃过的鸡蛋牛奶，屋顶上吹过的凉凉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