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写作的可能——《写作的零度》阅读札记
《写作的零度》是巴特论“写作”的重要著作，是其在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基于对萨特“介入”说的思考与批判的。巴特以对作家创作形式的关注，回应了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提出的“用文学介入现实”的观点。《写作的零度》展现了青年巴特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化的形式主义者的思辨特点，蕴含着巴特对于萨特“介入”观既肯定又否定、既支持又悲观的复杂态度，并由此呼唤一种摒除意识形态渗透和写作主体价值与功利考量的新写作形式，那就是极具先锋气质的“零度写作”。
《写作的零度》（1953）是罗兰·巴特早期的重要作品。文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偏于理论的思辨。开头廓清了“写作”概念，首先指出“语言”“风格”和“写作”的区别。巴特认为，语言和风格是根植于特定时期、特定社会和特定经历等因素的先天性存在，“语言结构的水平性与风格的垂直性为作家描绘出一种天性”，都是“盲目的力量”，而写作则是一种功能，是区别于语言结构和风格的另一种形式性现实，一种“束缚于人的意图中的形式”。巴特同时指出：“一种写作的选择以及其责任表示着一种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并不具有相同的限制。作家并未被赋予在一种非时间性的文学形式储存库中去进行选择的自由。”他并不特别强调写作的自由性或介入性，“写作”既是自由的，是作家能动性的体现，也是历史性的，每个人的写作背后，都存在着前人的影子和写作历史的沉积。
接着，巴特分章节讨论了政治式的写作、小说的写作和诗的写作。政治式写作首先被分为革命式的和马克思主义式的，前者具有为暴力、流血辩护的激情特点，后者则强调以马克思主义冷静地洞察社会，是一套知识话语。当马克思主义式写作与改造世界的行为（即“武器的批判”）结合，它就转为一种价值语言，一种斯大林型的独断写作。
当政治式写作沉积为历史，构成社会现象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伸展入文学意识领域，新的作者和写作范式就诞生了。介于战斗者和作家间的新型作者，汲取了战斗者介入现实的道义担当，又坚持作家对作品的关注意识，于是凝成以作品为投枪的行动风格，写作成为一种思想行动，“一种完全摆脱了风格的战斗式写作”。这种思想式写作、战斗式写作的共性是：语言成为道义担当的标记，写作变成在一份并非由自己撰写的集体声明书底下的签名的行为，“它使我在道义上卷入生活而无需我将其说出。”但思想式写作本身是不稳定的，充满悖论或曰“二重性”，写作者对文学性的追求和迷恋，使介于战斗者和作家之间的知识分子，或者完全放弃写作而投入行动，或者“重新为以前的写作的魅力所吸引”，从而放弃政治式的写作。最后巴特指出，如同一切政治式写作只能为某种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辩护一样（“肯定一种警察世界”），“思想式写作也只能形成一种‘超文学’……不管怎样都导致了一种异化”。巴特通过对政治式写作的形式考察和价值辨析，揭露鼓吹介入而忽视形式的思想式写作，本身建立在摇摇欲坠的基础上，他认为写作不可能如政治行动那样发挥现实效力，思想式的写作最后必然走向一种无聊，它要么被行动者放弃，要么带着写作者沉入他曾经反对的境地中，这种写作“只可能（与过去的政治式写作——引者注）同流合污或变得软弱无力”。
在论述小说的写作时，巴特着重关注19世纪小说的叙事人称、时态语言，并揭示小说叙事的拟真属性，叙事语言以精巧的方式编排了合乎作者意图的逻辑链和因果关系，以看似可信的连续内容和线性时间，遮蔽了背后的“非真实事实”，“它必须和某种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性神话有关，这个社会的小说是它的特定产物。”巴特将小说的叙事形式与资产阶级神话（或者说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将小说以虚构秩序代替实存世界的手法，视为资产阶级涂抹世界、歪曲现实的普遍方式，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小说中的过去时和第三人称，往往具有一种含混功能，它们为读者“提供一种可信的、虚构的保证，却不显露其虚假性。”值得注意的是，巴特对小说写作的叙事辨析，已经流露出其对叙事学的兴趣和关注。
第四节的标题是一个疑问句：“有没有诗的写作呢？”他将诗歌史一分为二，呈现出古典诗与现代诗的对立，古典诗可以视为装饰性（如格律、韵脚或意象规则）的散文，而现代诗（自伦姆堡，即兰波开始）与散文有着质的差异。巴特着重分析了古典诗（与散文）、现代诗的语言特点，指出前者的语言是一种思维的表达与说明，是一种服务于对话的具有说服力的连续体，“字词会尽可能地抽象，以有利于关系的表现”，“在古典语言中，正是关系引领着字词前进，并迅即把它带到一种永远被投射出去的意义面前。”而现代诗则恰好相反，它“摧毁了语言的关系，并把话语变成了字词的一些静止的聚集段。……新的诗语的非连续性造成了一种中断性的自然图景。”语言的连续关系被摧毁，字词自在地迸发，以非连续的关系游走在诗行，于是诗的语言不再服从于意识形态的询唤，不再诉诸话语表达，此时只存在一种风格，一种语言的至德，“我们几乎不能再谈论一种诗的写作”，因为现代诗人借助风格随机应变地面对这个世界，而从历史和社会结构中脱落。
前一部分的内容，尤其是对政治式写作和小说写作的分析中，已经表露出巴特对写作虚假性和含混性的批判，也即对古典写作的意识形态功能的批判。在后一部分的写作史梳理中，更能体现巴特对资产阶级写作的意识形态批判。巴特首先关注写作史的重要时刻（如“1650年”“1660年”“1848年”等），并指出17世纪确立起来的古典写作，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工具性、修饰性的写作，形式被假定为是服务于内容的工具，并且这种工具“是以在其功能之外的外在事件为来修饰的”，不管是君主时代的前资产阶级，还是大革命后的资产阶级，都是用这古典语言进行写作，都推崇一种本质主义神话学的普遍性写作，鼓吹抹杀一切不稳定性以维护一种明晰的连续状态，这就彻底消除了语言的一切表意可能性。政治权力、精神独断论和古典语言的稳定性互相关联，大革命并未带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分裂，古典主义的工具性也并未被动摇。
巴特认为，1850年前后的三件历史事件：欧洲人口统计学的反转、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法国自由主义幻想的破灭，带来了古典写作的变化转机。此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陷入分裂，古典语言的统一性受到挑战，古典写作的地位也被现代的多样化写作取代。福楼拜首先开辟的艺匠式写作，正说明原本被简单视为工具的语言形式，现在日益获得作家的关注。
但巴特所赞赏的是所谓“风格的艺匠”，即作家在安排形式的劳动之外，必须浸入其个人风格。自然主义的写作，虽然也关注形式记号，但过分追求再现真实的形式，营造文学的似真幻觉，追求表现“普遍的真实”。这使作家陷入一种异化，作家不再投入自己的性灵，而是试图去掉个性和风格，使他的写作尽可能地符合更普遍的现实。在这里，巴特还批评了苏联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他认为法国和苏联共产党作家所秉持的“表现社会主义现实”的教义，必将导致一种规约性的写作，由于“这种写作应该十分清楚地指明一种应予表达的内容，却没有一种与内容相认同的形式”，于是它只能吊诡地延用了小资产阶级的艺术形式，在资产阶级作家反思这种僵化的写作的同时，“共产主义作家们是唯一心安理得地支持资产阶级写作的人”。这实在是对其教义的巨大反讽。
另一方面，巴特依然将艺匠式写作视为资产阶级写作的遗存，因为它并未掀动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与意识形态。尽管福楼拜等人的艺匠式写作意在改善古典写作对现代作家的压抑和异化，他们通过将更多的热情投入形式创新挑战既有的形式结构。但他们创造自由写作的努力，最终却使其自陷于形式结构更严厉的控制。这是一种西绪弗斯式的努力，很快这种先锋性的形式写作本身也被秩序化了，“语言骚乱导致形成了他们本身的常规，导致创造了它们本身的规则”，文学的先锋试图颠覆社会言语和语言，最终却在形式的迷宫和泥潭中挣扎不前，最终导致了对形式的病态迷恋和写作的沉默，这反过来削弱了文学的力量——现代写作令人咋舌地从革命走到了沉默。
然而巴特看到了同一种努力中的另一种解决，“一种白色的、摆脱了特殊语言秩序中一切束缚的写作”，也就是所谓“零度写作”或“中性写作”。这是一种悬置判断、毫不介入的写作，一种透明而不及物的写作，这种透明的言语首先出现于加缪《局外人》一书中。零度写作是一种否定的形式，在否定中，语言的社会性和神话性被破除，而代之以“一种中性的和惰性的形式状态”，它摆脱了对形式的着迷，摆脱了历史的和社会的控制，也摆脱了情感介入。零度写作不但清除了外在因素对写作的干预性，也清除写作主体介入带来的价值评判和功利考量，从而使写作具有更广泛的可能性。
然而，绝对意义的零度写作并不真实，正如巴特在开头所说的，语言和风格描绘出作家的天性，是不可能完全被剔除的，而他推崇为典范的《局外人》，与其说主人公是全然的无动于衷，毋宁说带有一种故作冷漠的感伤。巴特的零度写作概念，和他在最后一节论述的“语言的乌托邦”一样，具有强烈的理想色彩。
《写作的零度》展现了青年巴特的才气和思辨特点，他所表露出的对作家风格的看重，与其理论带有的个人风格（如对警句、片段的嗜好，对宏论的拒绝、唯美主义与形式主义气质等）构成了有趣的互文关系。《写作的零度》已经显露了青年巴特所持有的众多立场，比如巴特对语言的强烈兴趣，对字词的厚度与物质性特点的关切，预示了巴特与语言结构的毕生搏斗。巴特对语言的关注和对资产阶级写作的批判，在其下一本重要著作《神话修辞术》中得到了融汇。更重要的是，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对马克思主义和萨特式存在主义的理解，充分体现了巴特对他人理论创造性利用的特点——不惟萨特和马克思，日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巴特对索绪尔语言/言语关系的改造，恰如拉康对索绪尔能指/所指关系的颠覆。
尽管巴特不赞成萨特的“介入”说，甚至提出相反的“零度写作”概念，但《写作的零度》在相当程度上是对萨特《什么是文学》的回应，尤其在法国文学史的分段、介入的写作与战斗的写作、散文和诗的写作的区分、古典写作特征等方面，巴特与萨特看法极为相似。只有围绕对写作形式的评判问题，巴特才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见解。萨特强调作家的作用是披露世界和人类的真实，以激励读者对已经被揭露的客体承担起责任，在这一意义上，写作变成了呼唤自由的政治工具，它是发展自由的一项伦理事业，其形式的、美学的必要性必须服从于伦理的必要性，在萨特看来，离开这一点而沉醉于形式探索的写作，只能是一种病态、软弱的写作。于是萨特干脆否定了这一努力的全部意义，呼吁发挥写作的行动价值。
当萨特爽快地把写作形式的问题抛到脑后，巴特却久久凝视着它。仔细分析巴特的文字，他似乎在说，武断地抛弃形式的所谓思想式写作，并不能锤炼出争取自由的武器，由于缺乏对写作形式所蕴含的意识形态要素的批判，思想式写作实际上是只迈开一条腿的行动，是一种以撕裂自身为代价的前进，因此它要么退回原位，要么自我毁灭。针对这一问题，巴特最后提出另一种既坚持形式关照，又尽量避免沦为病态写作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零度写作”。通过将主体置于脱离现存语言结构和写作范式之外，“零度写作”也抽空了风格，超越了历史和社会秩序，也就躲避了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渗透。
在某种意义上，《写作的零度》时期的罗兰·巴特是一个形式主义者，但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化的形式主义者。巴特对形式主义的反思，正合乎马克思“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的断语。巴特懂得写作应该是一件“批判的武器”，一种精神的力量，这也是他始终与“介入”的口号保持距离的重要原因。写作主要还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作用，正如鲁迅所说的：“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但革命的文学却能赶走精神的孙传芳，击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从而动摇其治理合法性。因此巴特着重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力量摧毁资本主义统治之前，首先在意识形态的领域抵抗资产阶级话语的渗透，“零度写作”就是他彼时所考虑的一个答案。
乐观如萨特当然会认为，意识形态是阶级斗争之所，写作是“介入”，是吹响了的意识形态战斗号角。但巴特似乎认为，这是一场必败的战斗，唯有躲避和迂回的反抗，才可能发挥作用。尽管巴特辩称零度写作“与其说是由于一种逃避的美学，不如说是由于对一种最终纯洁的写作。”但这当中的确蕴含着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既然主观的反击努力必然失败，或许一种主体封闭的尝试可以暂时抵御被主流吞噬的命运。与萨特对内容“介入”写作的过于乐观恰成对照的是，巴特对形式写作的看法或许过于悲观了。
麻烦的是，巴特认为这种躲避本身也难以为继。正如他所写的：“没有什么比一种白色的写作更易变的了，正是在自由存在的地方产生了一些自动机制，一套既定的形式逐渐包围并限制了话语的纯洁性、清新性；一种写作重新诞生于一种不确定的语言领域中。达至经典水准的作家成为他自己原初创作的模仿者，社会将其写作降格成微不足道的东西，将他重新变成他本身形式神话的囚徒。”即使“零度写作”真的破空而出，它要么被强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吞没，要么在其自由生存之所生产出一种新的形式，作家本人和其后继者又将重蹈自动写作的覆辙，先锋终将匍匐在主流意识形态之下，“作家除了放弃文学之外并无解决这个写作问题的可能。”
路易·阿尔都塞曾声称，他从《资本论》对古典经济学家的阅读实践中，找到了一种“症候式阅读”，这种阅读方式要求读者深入文本，找寻其疏忽与空白处，思考“洞见”与“盲见”的关系间暴露的问题。将这种观看之道移用于对《写作的零度》的阅读，不难发现，巴特提出的“零度写作”概念，恰恰是从他的形式主义气质和马克思主义立场见的矛盾中生产出来的。巴特认同作家们反抗古典写作的众多现代形式实验，但又看到这些形式实验无可抑制地将要被常态写作和主流意识形态吞没，于是匆忙捏造出一个不甚圆满的“零度写作”概念，呼唤一种另类的“风格形式”——零度、中性、“没有风格”的特异风格。
巴特在论述写作时，借用了法国文学史的写作实践丰满他的理论，正说明对写作的分析同语言、历史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不妨也将巴特的理论引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语境中看。陈思和曾考察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先锋精神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尤奈斯库《论先锋派》相关论述的借重，他指出：“我们考察先锋文化的成功与否，必须看它与主流文化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先锋派不是建立新的文学范式，而是通过对主流文学的主要体系的出击，使批判的、创新的因素进入主流文学的范式，使传统的内涵在它的攻击下变得更加充实更加丰富，进而更加贴合时代变化的需要。”比如《新青年》同人虽然最终散落，“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但却推动了1921年白话文进入国家教育体制，获得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可，这正说明五四新文学运动“作为一场先锋文学运动已经取得了部分的胜利。”没有一个人、一种风格写作能永远保持先锋，先锋是一种短暂的状态，它要么被遗忘要么被接纳，与巴特的看法不同，陈思和认为先锋派本身就是一种暂时性的存在，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先锋精神的信心。如果说巴特将先锋写作的主流化视为失败，那么陈思和或尤奈斯库，则把这种先锋派的失败看作是一种先锋精神的成功——只要先锋实验在主流文化中留下痕迹，改变了主流意识形态细微的方向，必然能与行动者带来积极影响。巴特堵死了先锋写作的出路，这才把希望转向一种无风格的风格、反形式的形式。换言之，只要破除巴特设置的失败怪圈，我们就能发掘巴特“零度写作”概念真正呼唤的东西。
尤奈斯库曾说：“所谓先锋派，就是自由。”先锋是对旧秩序的反叛，是对新的自由、新的真实的厌弃，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和作家内心图景相适应的新的形式，先锋的品质在于“在孤独中，在时代的行列，用个人的方式，反抗者腐朽而闭抑的当下，在自由精神的感召下，呼喊，并吁求”，“任何新的形式都是从作家的内心和艺术的内部自然产生的”。先锋写作是自由的，它是个人风格的体现，也是对时代的呼告。先锋写作更是宽广的，决不拘泥于形式的先锋——这就逸出了罗兰·巴特的观察范围。谢有顺在观察当代先锋作家的走向时指出，仅仅注重形式的先锋必然造成无以为继的自我重复，“当某种艺术前卫的意义完成之后，很自然，他们一度陷入了新一轮的价值迷惘之中。”先锋写作不仅是形式的先锋，更是精神的先锋，这近乎萨特的一点见解，或许为巴特的形式主义主张所遮蔽了，巴特过于注重寻找一种能够承载批判精神的写作形式，最终陷入一无所获的悲观，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在加缪那里“发现”（或者说“发明”）了一种“否定的形式”，并最终认定，只有这种写作才能较持久地承载先锋的、自由的精神。
2019年秋 广州小谷围岛
参考文献：
（法）罗兰·巴尔特著，李幼蒸译：《写作的零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汪民安：《谁是罗兰·巴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鲁迅：《而已集》，《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英）格雷厄姆·艾伦著，杨晓文译：《导读巴特》，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
陈思和：《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新文学整体观》，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
鲁迅：《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谢有顺：《先锋就是自由》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