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最新电影《75计划》太可怕：老人一律法律化地安乐死

　　一个想活到死，一个想中止生。提出的问题倒也寒风如刀：生命是可以甄别筛选的吗？常年穿尿不湿排泄的人，就失去生的尊严了吗？

　　文 / 姜建强

　　一到75岁，由国家决定你的死。国家出手协助你的死。当然，体面和尊严是有保证的。

　　你乐意吗？你服从吗？你安心吗？

　　还能走、能行、能吃生鱼片，甚至还有性幻想、还能性骚扰。一到75岁，就被迫送进想象中的“屠宰场”或“毒气室”，脚腕处挂着编号，然后工业化规模化地集中处理尸体。这，也太可怕了。想起托马斯·基尼利的《辛德勒名单》里，有“将雪亮的皮鞋冒险踩上结冰路面的青年，可绝非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正人君子”的金句。这里，大批的被害者还能遇上做“冒险买卖”的辛德勒。但这回，有人出面来相救老人吗？

　　今年6月17日，在日本上映了一部备受关注的电影，片名叫《75计划》（Plan 75）。1976年出生的女导演早川千绘，她的一个基本设问是：如果日本政府为75岁以上老人赞助一个安乐死项目，你会同意吗？而这一设问的萌生，则是来自于一桩惨无人道的杀人案。2016年，日本一男子持刀闯入神奈川县一家残疾人护理院，乱杀正在熟睡中的残疾人，造成19人死，25人伤。就杀人动机，这位凶手事后声称：这些人都应该被安乐死，“因为他们在家庭生活或社会活动中遭受着极端痛苦，活着没有意义”。这一恐怖的杀人案件震惊了日本社会。早川千绘也为此受到极大震撼。她认为这绝非孤立事件，这里有情绪，这股情绪已经四处蔓延，日本正变成一个极度不宽容的社会。于是，她想重新换位思考何为生/何为死，何为人人都能接受的安乐死。这就如同看到车站广场的空地，总有成群的鸽子在觅食，自己因此忘了干渴，但又感到干渴的时候总会来临。日本人这种敏感又沉潜的性格，决定了他们总是喜欢将带有原罪的社会问题，用艺术形式加以表现，恰到好处的警示世人。

　　承认75岁以上老人拥有死亡权，支持其选择死亡的制度，简称“75计划”，有一天在日本国会通过了。这也就是说一到75岁，就要被迫选择死亡这个艰难的对象。影片中，82岁（1941年出生）的演员倍赏千惠子，扮演一位78岁的女性角谷未知。都78岁了，还在旅馆客房做清扫员，这一非常日本化的设定，是想突出社会老龄化程度。角谷没有丈夫、没有孩子，一人外出、一人吃饭，一人睡觉，送走波澜不惊的每个日常。有一天，她被公司以高龄为由突然解雇，随之在团地的住所也被管理会社收回。她再也找不到新的工作和新的住所，被拒绝的理由就是一个——年龄太大。就在困惑之际，她接到了“75计划”推销员打来的电话。推销员以营业的口吻说国家有一个统一安排75岁以上老人安乐死的计划，响应者能得到10万日元（约合5200元人民币）的赏金，火葬费和墓地全免，以后还会有专人扫墓。

　　有这样的好事？那还不赶快报名申请。78岁的老人，面对新的诱惑，终于有了新的冲动。影片中为政府工作的年轻男公务员，在申请窗口接打电话的年轻女性，他们严肃而认真地忙绿着。不过，他们还是无法掩饰自己劝死就像接生那样的自在和喜乐——一群傻瓜。从“75计划”的内容看，就是你活到75岁够了，别再活下去浪费国家资源占用年轻人福利，趁早死吧。而影片中反复的官制套话——“万一你改变了想法，可随时中止”，听上去也丝毫没有鲜活气，只有冰冷与狡黠的感觉。很是残忍的，政府却将其包装成一个人人都想报名的唯美计划。不过，82岁的演员倍赏千惠子倒也有所感动有所觉悟。她回想说她的丈夫（一位作曲家）每天对着她，睁眼就说“早上好”，闭眼就说“晚安”。多少年了，没有在意过没有上心过更没有感动过。但在拍了这部影片后，才恍然悟出这不就是生的可贵可尊吗？生，才是最实在的。割腕会流血的，才是生。

　　从背景看，电影《75计划》讲政府部门推出选择死亡制度，让老人安乐死，是想解决日本老龄化和少子化这个“国难”（前首相安倍晋三语）问题，是想处理“一亿总活跃”中不愿活跃或不能活跃的老人。所以，表面看电影剧本是虚构的、空想的、乌托邦的，但实质上又是非虚构的、非空想的、非乌托邦的，它要表达的恰恰就是——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就是社会。用人人都不能逃避的如何面对死亡这个话题，巧妙地引出至今还未在日本合法化的安乐死这个主题，虽残忍亦温情，虽非道亦人性。而大多数人成为拥趸者，则更显人心所向。日本老人常说，自己不想成为别人或自己孩子的负担。这样看，这部电影恰好反映了当下日本社会和人口比的构成问题（至2025年，日本每5人中就有1人超过75岁）。响应国家号召，自觉地做出主体性牺牲，这也同时彰显了日本人顺从听话的国民性。如同养老孟司《傻瓜的围墙》这本“鸡汤”书，竟然也能卖出近500万册，本身就是“傻瓜”太多的明证。不过，历史的铁则往往又是：事后看来必须做的事，在当时怎么看都不可思议。比如，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06年即位的时候，基督教不过就是一个神秘的东方教派。如果当时有人说基督教会成为古罗马的国教，一定会引来哄堂大笑。

　　政府出台死亡法案，让老人自愿且体面去死，《75计划》并非首创。早在2012年，日本作家垣谷美雨就率先发表小说《70岁死亡法案，通过》（幻冬舍）。故事的背景是到2020年，日本老龄者超出人口比的30%，社会保障等费用再创新高。面临破产的日本政府，在国会强行通过了“70岁死亡法案”，两年后实施。根据这项法案，凡拥有日本国籍，在70岁生日后的30天内非死不可，唯有皇室成员例外。此外，政府计划安排数种安乐死的方法，让70岁死亡法的适用对象从中自由选择。根据政府试算，这项法案一旦正式实施，第一年度的死亡人数为2200万人，第二年度开始每年将有150万人死亡。如是这样，因高龄化导致的国家财政困局将获缓解，经济将获重振。为此，小说在最后喊出口号：“为了国家，请去死吧”。书中描写一位82 岁的老奶奶，做了胃造口手术，余生只能躺卧病床，以插管喂食的方式维生。痛哭的她时常皱眉瘪嘴地瞪着护士，希望能靠政府的死亡法案，尽快结束自己的生命。其实这里就显现出每个人都有了断自己的那种冲动和本能，就像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一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洛伊德认定人有两种本能——性本能和死本能。只是文明禁忌压抑了这两种本能。死本能内转就是自责、自杀、安乐死；外转就是攻击、破坏、战争。

　　将75岁或70岁以上的老人，一律法案化地安乐死，电影和小说给予的启示究竟是什么？是犯罪还是救赎？先让我们看一组数据。厚生劳动省在今年7月发表2021年日本人平均寿命。男性81,47岁，世界第3位，女性87,57岁，世界第1位。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对高龄化的定义是：65岁以上占人口比超7% ，即高龄化社会。超14%是高龄社会，超21% 是超高龄社会。日本早在2008年就是超高龄社会了。2020年日本国情调查表明，高龄人口是3600万人，独身人口是4930万人。日本成了名副其实的超高龄国家和超独身国家。医学进步，寿命延长。肺结核能治愈，日本人平均寿命延长了20年。如果能攻克癌症，人的寿命将又延长。ips细胞的发现与使用，诞生的再生技术和新的治疗法，若将其临床化，人的寿命势必再会延长。目前公认的三大成人病——癌症/心脏疾患/脑血管疾患，在现代医学的攻克下，有了长足的进步。问题是人的脑。原则上脑是不能产生新细胞的脏器。也就是说，随着医学的进步，人体所有的脏器都有再活性化可能，唯独脑器官，坚定地拒绝再活性化。日本多产的精神医学科作家和田秀树，最近的新书是《70岁是老化的分水岭》（诗想社），卖出了30万册。他在书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人生100年，是早死的好还是活到百岁成痴呆而死的好？他说我们确实进入了如何选择死亡的时代。他的另一本畅销书《80岁的围墙》（幻冬舍）说，虽说人生100年，但平均健康寿命，男性是72岁，女性是75岁。到了80岁，需要护理才能存活的人太多。显然，80岁成了一堵又高又厚的墙，不过在他看来，还是有“翻越围墙”的最强方法。这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不再忍受讨厌的事；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必在意血压血糖；癌症不手术不切除；亲近尿不湿；痴呆不惧怕。最后，要有安乐死的觉悟。

　　我们再来看看日本安乐死的现状。尽管在100多年前明治作家森鸥外在短篇小说《高濑舟》中就提出“为了救其脱离痛苦才结束他的生命，这样算是犯罪吗”的知性设问，但看日本的今天，确实是安乐死的后进国。日本人缺少围绕死亡的交流，就连医生对患者的癌症当面告知，也是从最近10年才开始的。虽然在上世纪70年代就成立了“安乐死（后改为尊严死）协会”，但至今注册会员也只有10万人，且并无实则性的日常活动。写有《阿信》剧本的编剧作家桥田寿贺子，在90岁的那年（2016年）写下《我想安乐死》的随笔。之所以还能引起巨大反响，就在于在日本名人中，没有人这么明确地说出自己想要安乐死的。相比之下，作家五木宽之则在他的书中重弹“70岁是人的黄金期”的老调。当然，厉害的还是漫画作家手塚治虫，他在那个年代就已经喊出“想自杀的人可否选择安乐死”（出自《怪医黑杰克》）的口号。在日本，早有“尊严死”与“安乐死”之说。所谓的尊严死，也就是“消极安乐死”——根据患者意愿，医生中止无用的延命治疗，等待自然死亡。从近年来日本医疗实践来看，有在中止延命治疗与刑事免责之间，寻求尊严死合法化的趋势。所谓的安乐死，也就是“积极安乐死”——患者从自己的意愿出发，委托他者对自己的生命进程进行干预，达到中止生命的目的。本质的看，所谓积极的安乐死就是协助杀人。由此故，日本现行法律并不认可积极安乐死。虽然早在1976年日本就举办过全球首届安乐死国际会议，表现出对安乐死的前瞻性，但对安乐死的理解则依旧停留在“协助杀人”的观念上。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在2020年，东京两名医生协助一名住在京都的渐冻症（ALS）女患者（51岁）安乐死而遭到警方逮捕。事件引起轰动，日本医疗界都惊吓的停止了安乐死的讨论。人们再次质疑政府为什么要剥夺人对死的选择权利？其背后的动机又是什么？

　　生与死，虽说是相互排斥的，但毕竟同时存在于世。这样看，安乐死并非是目的，而仅仅是死亡方式。不过，这其中一旦介入了自由意志和自主选择，就不再是单纯的方式而是人的自在目的了。所以本质地看，安乐死是在结束生命的样式打上了社会文明的新印记。安乐死不逃避死亡，反而赋予死神以意义。19世纪中叶之前，整个医疗中还没有麻药（氯仿、乙醚等），每次截肢或剖腹，要用4个大汉把患者牢牢压住才成。那个生不如死的痛苦，使任何对生的礼赞都失去意义。自杀或安乐死（他杀），所要消除的恰恰是生的痛苦。不过自杀在文明圈曾经是罪行，因为这是篡夺死亡权利的行为，而这种权利只能由颟顸的君主来行使。同理，协助安乐死，在当下日本也是罪行，因为协助人篡夺了他人的死亡权利，而这个权利，原本只能来自于政府的公权。而公权明白地知道，死亡是权力的极限，更是摆脱权力的时刻。因此，公权并不轻易地让生去死。不过如果就此认为这一举动是公权重（崇）生的善举，那就大错特错了。死亡成为生存最隐秘的一面，是最“私下的”。公权就是要干涉这个“私下的”东西。为此，生也不能死亦不可的日本人，只能走出国门，安乐地死在异国他乡（如身患绝症的51岁的小岛美奈去瑞士安乐死，NHK曾在2019年做过专题报道。）。截止2019年4月，申请去瑞士安乐死的登录会员日本有17人。千年来，人一直是亚里士多德眼里的那个有集体生存能力的活的动物。但这个“活的动物”到了今天，则遭遇了是生是死的质疑。从这一视角看，人天生确实是个文化动物。所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定义人有四种主要德行——智慧、勇气、公正和节制。他对节制的定义是：施加给某些快感和欲望的一种秩序和控制，并从节制中取得快乐。节制于人，当然也包括对生的节制（如活着的医学状态的生，生死边界模糊的生等。）。而对生的节制，则是对死的澄明。这正如有人将情欲高潮表现为癫痫性的发作，有人将安乐死表现为理智性的执拗。

　　由于医学的进步，人类进入到了想死也不容易死的时代。作为长寿国的日本，高龄者卧床寿命，比其他发达国家都要长，男性大概是10年，女性大概是12年。一个人躺在护理床上10年或12年，不能下地，不能走动，有的甚至还不能自主翻身不能自主进食不能自主排泄，想来也可怕万分。为此有远见的日本政府几年前提出“死亡质量”(QOD)的新概念。这个新概念的内核就是医疗对死亡负有重大责任。再说白了，医疗的终端责任就是要让人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实际上这就是安乐死的隐喻了。生物伦理学教授、研究荷兰安乐死的松田纯在2018年出版《安乐死和尊严死的现状》（中央公论社）一书，首次在日本提出“生死自决”的概念。但文化学者儿玉真美则在《死亡自决权》（大月书店）一书中，以自己1987年生出的患有重度身心障碍长女为实例，揭破这种所谓的“死亡自决权”，其实质是把痛苦的责任推给患者，换来社会的免责。为此作者设问：失去自力与自主之人，除了放弃活下去之外，就没有别的选项吗？

　　有其他选项吗？除了不滥用、不恶用安乐死，除了不应该轻易地让他们离开，除了不将安乐死外化为一切的自杀手段之外，我们文明人还有其他选项在手吗？确实难以寻觅。死，还能幸福的、预期的、有准备、有心情去死的，现在看来只有安乐死了。只有安乐死，第一次使得微笑离世成为可能。人类发明安乐死，本源于人类同情、慈悲或怜悯的人道主义。但现代安乐死则不再限于这种“普世人论”，而是彰显生命意义或生活意义的“意义本体论”，这就打上了价值论色彩。而一旦打上价值论色彩，那介助于医疗手段的他人行为，在逻辑上就与他杀行为相通。安乐死难于广泛立法，并容易陷入道德困境，其原因也在这里。但问题在于通往安乐死的路上，医生还需背负多少罪名？在安乐死和协助自杀之间，在自己决定与委托杀人之间，日本人还要徘徊多久？在一个每年超3万人的孤独死，每年超2万人的自杀，每年超100万人患上癌症，每年超2500人患上渐冻症，以及全国有超600万老年痴呆者的国度，如果安乐死还只是现代文明所需摆设的一个花瓶，还只是警方立案的一个突破口，那这个国度的老人以及失去自力的患者是悲惨的。照今年2月去世的石原慎太郎的一个说法，以前为减轻武士切腹的痛苦，还有介错人（从身后砍头加速其死亡的人）的存在。如今警方连介错的美德都不知道，太愚蠢了。为此他声称要为“协助杀人”的两名医生辩护。

　　无法医治无法自力的老人，体面尊严安乐的死去，的确可以产生价值——避免国家破产和让年轻人更有活力。或许这一温情而又残忍的事项，也是世界性难题，故《75计划》在今年5月法国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金摄影机奖（导演处女作奖）和特别荣誉奖。导演早川千绘表示，她不想拍一部简单地判定安乐死非黑即白的电影。她只想让人思考：“一个人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生命，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确实，安乐死本身并不可怕。不过《75计划》打出的字幕——絵空事ではない。这就是说政府的“安乐死杀人”计划，并非荒诞无稽。这才是真正的可怕之处。因为如是这样，权力就“温柔”地拿走了每个人死的权利——作为人而言最为私人的权利。女权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最近出书说：如果有一天我变痴呆了，只要我还吃得下饭，就请一定让我活下去（参见《还是一人在家死去的好》文艺春秋2021）。而剧作家桥田寿贺子则在随笔里这样说： 如果我得了痴呆，安乐死是最好的（参见《文艺春秋》2016/7）。一个想活到死，一个想中止生。而提出的问题倒也寒风如刀：生命是可以甄别筛选的吗？常年穿尿不湿排泄的人，就失去生的尊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