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培养cultivation
赵林
（原载于《江汉论坛》1995年第2期）
一、美之理想与道德楷模
在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中，希腊诸神和英雄并没有被塑造成为令人肃然起敬的道德偶像，而是表现为一些具有强烈感性魅力的生灵。尤其是以宙斯为首的奥林匹斯诸神——他们的故事构成了希腊神话传说的主要内容——更是以美丽的身躯和浪漫的性情而成为希腊人崇拜的偶像。宙斯、波赛东、哈得斯三兄弟的威严、太阳神阿波罗的俊美、战神阿瑞斯的剽悍、神后赫拉的美丽、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睿智、美神阿佛洛狄忒的妩媚、先知普罗米修斯的机智，都成为凡人所羡慕和讴歌的对象。黑格尔认为，希腊人普遍为一种美之理想所吸引，诸凡“客观地美丽的个性”，就构成了希腊人的神。在希腊文化中，精神与肉体仍然处于一种尚未分离的“青春”状态，“这种青春在感官的现实世界里出现为‘具有躯体的精神’和‘精神化了的感官性’”。神对于凡人来说就是一种美的理想，神构成了人的另一种存在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超越了他自身的有限性和缺憾性。希腊人通过对神的崇拜和交往——这种交往发生在史诗和悲剧的英雄传说中——而体验到一种超凡脱俗的神性生活，但是在希腊世界，这种神性生活并不同于中世纪基督教唯灵主义和禁欲主义的神性生活，而是一种包含着对人的各种欲望最大满足的、充分感性化的神性生活。神并不比人更有道德，也不比人更有智慧，但是却比人更有力量、更美丽。质言之，希腊神话的理想化特点就在于它的感性化，黑格尔认为，希腊文化的基本性格就是“美的个性”。法国著名艺术史家丹纳指出：“在奥林匹斯与尘世之间并无不可超越的鸿沟，神明可以下来，我们可以上去。他们胜过我们，只因为他们长生不死，皮肉受了伤痊愈得快，也因为比我们更强壮、更美、更幸福。除此之外，他们和我们一样吃喝、争斗，具备所有的欲望与肉体所有的性能。希腊人竭力以美丽的人体为模范，结果竟奉为偶像，在地上颂之为英雄，在天上敬之如神明。”
如果说希腊神祇因为其感性化的特征而成为希腊人和后世西方人所向往的美之理想，那么中国神祇则由于其历史化的变形而成为中国人世代敬仰的道德楷模。
在中国神话中表现出一种浓郁的伦理意识，它的特点是侧重现世的道德教化，淡化彼岸的宗教信仰。由于这种伦理意识的制约，中国神话中的那些具有超越色彩和宗教倾向的遐思冥想都被淡化、消除，或者拉回到伦理范畴中重新加以诠释。结果使得“怪力乱神”均被排除到正统文化思维的视野之外，富有原始浪漫情调的神话传说成为道德教化祭坛上的牺牲品。结果，在中国神话的历史化改造过程中，诸神失去了自然属性和浪漫色彩，却获得了历史属性和道德色彩。
二、“兄弟联盟”与“家长专制”
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把文明的种系发生过程说成是从“原始父亲”的专制向“兄弟联盟”的民主制度转变的过程。他认为，在文明时代的曙期，部落中的“原始父亲”在性方面对其儿子们进行控制和压抑，当儿子们触犯了禁忌时，他们就遭到放逐的惩罚。被放逐的儿子们联合起来杀死“原始父亲”，并由他们中最强有力者取而代之，于是又导致新的压抑和新的叛乱。直到最后一个“原始父亲”被杀死以后，联合起来的儿子们不再重蹈覆辙，而是以一种民主形式的“兄弟联盟”取代“原始父亲”的权威，从而导致了新的文明统治形式的产生。弗洛伊德的这种思想，无疑是从希腊神话所反映的神王统治形式的演化过程中得到了启发。
从赫西俄德的《神谱》中可以看到，在希腊神话中，神界统治权的几度易手正是通过禁忌——放逐——反叛——取代的途径而实现的。从乌兰诺斯到克洛诺斯，再从克洛诺斯到宙斯，每一次子继父业都是通过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才完成的。当宙斯为首的奥林匹斯神族取代了克洛诺斯为首的泰坦神族的统治之后，一种较为宽松的民主气氛出现了。宙斯对其子女不再进行强制性的压抑，虽然他也预知自己将面临父辈一样的悲剧结局，但是他既没有像乌兰诺斯那样把子女们囚禁于地下，也没有像克洛诺斯那样把子女吞入腹中，而是让他们与自己一起就座于奥林匹斯山顶的神殿中，共同商议神界和人间的事务。新一代的神祇遵循一种民主原则和睦相处，他们在神界中的地位类似于罗马元老院的元老或英国上议院的议员。而宙斯的形象也不像其父或其祖父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专制君主（虽然在偶尔的场合中他也表现得像个暴君），而是更像一个有威望的元老院领袖或者议院议长。汤因比指出，宙斯“其地位很像后来立宪国家的君主，‘统而不治’，不过给命运之神和自然的作用提供一种权力的象征罢了。”黑格尔认为奥林匹斯神族对泰坦神族的取代标志着“东方精神”向“西方精神”的转变，即专制主义向民主精神的转变。宙斯治下的诸神关系已与克洛诺斯时代大相径庭，妥协精神取代了独断专行。“宙斯是希腊各神的父亲，但是各神都能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宙斯尊重他们，他们也尊重他；虽然有时候他责骂他们，威胁他们，他们或者帖然服从，或者不平而退，口出怨言；但是决不使事情走到极端，宙斯在大体上也把诸事处理得使众人满意——向这个让步一些，向那个又让步一些。”
在荷马的不朽史诗《伊利亚特》中，我们可以看到民主精神在神界中兴起的例证。在特洛伊战争中，宙斯表面上持幸灾乐祸的态度，内心里却对特洛伊人有所偏袒。为了防止众神帮助阿卡亚人（希腊联军），他严禁诸神参战，违者将被永远打入地狱。但是赫拉、波赛冬、雅典娜等神却执意站在阿卡亚人一边。赫拉用睡眠和爱的力量征服了宙斯，使他入眠，然后指使波赛冬去援助在战场上失利的阿卡亚人。宙斯醒来之后，对妻子赫拉大发雷霆，并且指使神使伊里斯到波赛冬那里去传达他的命令，让波赛冬退出战斗。面对宙斯的淫威，波赛冬表现出一种不屈服的精神，他对宙斯的使者叫嚷道：
天哪，他虽然贵显，说话也太狂妄，
我和他一样强大，他竟然威胁强制我。
我们是克洛诺斯和瑞娅所生的三兄弟，
宙斯和我，第三个是掌管死者的哈得斯。
一切分成三份，各得自己的一份，
我从阄子拈得灰色的大海作为
永久的居所，哈得斯统治昏冥世界，
宙斯拈得太空和云气里的广阔天宇，
大地和高耸的奥林波斯归大家共有。
我绝不会按照他的意愿生活，
他虽然强大，也应该安守自己的疆界，
不要这样把我当作懦夫来恫吓。
后来经过伊里斯的劝导，波赛冬虽然表示了妥协，但是仍然向宙斯发出了一个警告：如果宙斯胆敢违背他和雅典娜、赫拉、赫菲斯托斯等大神的意愿，继续庇护特洛伊人，那么“我俩的怨隙也不可弥合”。由于波赛冬和诸神的坚持，宙斯最终不得不改变态度，先是默许众神自由参战，后来他自己也迫于“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转而支持希腊人。
这种历史化的描述，与《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可谓谬之千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形记”，完全是出于专制统治的伦理要求。蚩尤、鲧等神之所以在“古史神话”中成为千古罪人，只是由于他们妄图破坏“家长”神的统治秩序，“犯上作乱”。在家长专制的大一统社会模式中，各种形式的反叛都被不由分说地扣上了道德方面的罪名，从而就永远地注定了反叛者形象和地位的可悲性。
三、自我否定与自我肯定
以内在的自我否定机制作为神系延续和发展的契机，这是希腊神话的又一个基本特征。从赫西俄德的《神谱》中可看到，希腊神王的更迭都是通过一种自我否定的暴力方式实现的——老一辈的神王生下儿子并囚禁或吞食他们，幸免于难的儿子在母亲的支持下起来反抗父亲并取代他的权威。从乌兰诺斯到克洛诺斯，从克洛诺斯到宙斯，所经历的过程都大体相同。宙斯也同样面临着被更新的神所否定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由于希腊神话的僵化而没有实现，但是这种内在的自我否定的发展契机却是一以贯之的。由于这种否定机制，对于统治者的叛逆就成为希腊神话和悲剧的一个重要题材。反叛有时成功，有时失败，叛逆者或者成为新一代的神王，或者受到惩罚。但是无论结局如何，叛逆的行为都没有与道德范畴相联系，叛逆者并不因为反叛正统而被斥为邪恶，反而往往因反叛而变得更加强大和富有魅力，神的家族也通过这种连续的叛逆行径而日趋完美。这种维持神系更新和发展的自我否定机制，使得希腊神话表现出一种新陈代谢的社会进化思想。在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这种自我否定机制和社会进化思想的热情讴歌：
那位从前号称伟大的神，在每次战斗中傲慢自夸，但如今再也没有人提起他了，他的时代已经过去；那位后来的神也因为碰上一个胜利者而失败了。谁热烈地为宙斯高唱凯歌，谁就是聪明人。
从内在的角度来看，维系希腊神系发展的自我否定机制体现了命运的神秘而残酷的力量；从外在角度来看，这种机制则表现了一种不断超越现实的社会进化思想。
在中国“古史神话”中，由于远古神祇被历史化为上古帝王，因此中国诸神不像希腊神祇那样具有不死的本性。既然诸神或上古帝王都难免一死，那么帝位的更迭就无须像希腊神话中那样必须通过暴力的途径来实现，而可以通过家族内部的继承或者禅让的方式来进行。这样一来，“力”的原则在中国神系的发展演变中几乎不起作用，而“德”则成为传承帝位的唯一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