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教学论文通用六篇
较早提出“大语文观”概念并以此涉及语文教学整体改革方案的张孝纯认为中学语文课必须冲破当前“狭的笼”，而走向“大语文教育”的广阔天地。“大语文教育”认为，语文来源于生活，与生活是源头与活水的关系。美国教育家华特提出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
语文学习完整的结构由3个部分组成：
（1）语文课堂教学；
（2）第二语文教学渠道；
（3）语文学习环境。
课堂教学是主体，第二语文教学渠道和语文学习环境是“两翼”。尤其是在后示性时代，学生在信息的获取上丝毫不滞后于教师，甚至多于教师，以往教师在信息占有上的优势地位逐渐被削弱了。如果语文教学仍然秉承“以课堂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旧教育观念，只会与当今变化迅猛的信息时代格格不入。“大语文教育”要落到实处，就要冲破“三中心”的旧教育观念的牢笼，要以课堂为基地，并延伸至广阔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中。因此，“大语文教育”观具体化到操作层面，即为“大教材观”、“大课堂观”、“大教法观”。
2受大语文教育启发对医学伦理学教学的思考
医学伦理学教学的目标是唤起医学生敬畏生命的理念，塑造和完善学生的道德人格、医德素质和职业价值观、丰富的医学伦理知识、良好的医学伦理意识和较强的医学伦理思维能力。与传授知识相比，医学伦理学教育更注重信念的培养，而信念的培养是道德主体经由他律到自律、内化为主体生命一部分的过程，这就决定了达到教学目标的教学手段的开放性。这与重在培养学生情感、信念等的语文学科在教学目标上具有相似性。受“大语文教育”的启发，笔者试图从大教材观、大课堂观、大教法观出发，为医学伦理学教学提出建议。
2.1大教材观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既要研究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规范和范畴体系，又要研究在医疗卫生机构应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医患关系问题、医疗卫生资源分配问题等，还包括医学科学所特有的道德问题，如人体试验、器官移植、克隆等。因此，内容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仅仅局限于教材是不够的，不能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求知欲，不能有效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医学伦理学研究内容的开放性决定了要以一切适合的素材作为教材，包括课本、报刊杂志、新闻媒体的相关热点、相关的影视作品及医学人文著作、临床案例等，其根本特点是课堂教学的目的不是把教材的学习当成唯一的学习任务，而是把能力的提升、知识的积累、素养的积淀作为教学的目的。例如，大多数教材对知情同意权的论述主要为知情同意权的概念及理论上如何应用，缺乏与现实应用对接的桥梁，也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此，在介绍患者知情同意权这一应用性较强的内容时，要应用一切有价值的素材，包括通过教材以了解其理论应用、相关的学术论文以了解学术前沿及动态、影视资料如《死亡工厂》以明白知情同意权的起源、医学临床领域出现的一些典型案例，以使学生更直观生动地了解其临床应用。在介绍其他内容时，同样需要将一切与之相关且有价值的素材引入课堂，一方面使学生掌握相关内容的全方位的理论介绍；另一方面由于理论与实践往往有差距，进而通过多种素材的结合生动地呈现其在现实中的应用，以提升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实效性。
2.2大课堂观大课堂观就是打破传统的有限课堂的时空观念，立足课堂并超越课堂进行学习。通过上述对医学伦理学教学目标的介绍可以看出，与医学专业课相比，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目标更多的是培养医学生理念、素质、价值观、情感等更为柔性的素质，这些素质的提升需要的不仅是理论知识及实践技能的传授，更需要的是循序渐进、润物无声般的人文氛围的熏陶。如果只是局限在一个学期固定的教学时数中，远远达不到教学目标。因此，在教学安排上，不能只以课堂为医学生唯一接受医学伦理素养培育的基地，而应当贯穿于医学生整个学习阶段。笔者认为可分三个阶段进行：
（1）医学生在基础学习阶段：以讲座形式进行启蒙教育，内容主要为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国医学生誓词、对生命的敬畏、对生与死意义的求索等思想教育，以端正学医的动机和学习目的；
（2）医学生进入临床学习阶段：开展理论教育及实践教育，即多种教学方法并用进行医学伦理学的医德、临床决策能力、生命高新技术应用出现的伦理问题等内容的教育，并进行专题讨论；
（3）医学生进入临床见实习阶段：加强实践教育，以床边教学、案例分析、调查讨论等形式，提升医学生的临床决策能力，使医学伦理学的理论、规范在学生动手亲身实践过程中内化为其生命过程的一部分。
2.3大教法观教学有法，但无定法。大教法观是打破固定的教学模式，改变课堂的程式结构，倡导学生自主学习，鼓励教师个性化教学。按照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内因（自我教育、内心陶冶）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外部约束）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因此外部教育和约束归根到底要通过学生自我教育才能产生教育意义。道德准则只有被学生自己去追求、获得和亲身体验的时候，只有当它们变成学生独立的个人信念的时候，才能成为学生的精神财富。医学伦理学教学要运用一切能提升医学伦理学理论与实践教学效果的教学方法。理论教学如CBL教学法、PBL教学法、叙事教学法、故事引入法、模拟讲座法、专题论辩法等，减少说教式的灌输，以增强学生对医学伦理学课程的兴趣，从而促使医学生在社会交往与实践中进行自我伦理教育；实践教学方面要引导学生走向社会，走进大课堂，创设更多接触患者及医疗工作的机会，让学生带着问题，有目的地开展各类专项调查。调查可以是座谈式、访问式、问卷式等，让学生深入到医疗实践中去，与医务人员、患者和社会人群直接打交道，根据调查目的搜集第一手资料，掌握实际情况。目前部级、省级、校级鼓励大学生参与到创新及科研的课题中。医学伦理学方面的选题可以共同讨论，在指导教师的引导下鼓励学生分组调研，将调研结果汇总整理并分析，写出调研报告，尽可能使每个学生都感受并了解到医疗领域的问题所在。我校思政部每学期组织1～2次实践教学活动，教学活动的基地选择一般会倾向于红色革命基地、基层医疗、基层教育等。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实践也可以借助这个平台，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形象化。此外，还可以开展暑期“三下乡”活动、义务支医活动等，使学生通过亲身感触，加深对教材内容的理解，运用医学伦理学的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以提升其社会实践能力，使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目标得以实现。
3小结
关键词终身教育道德善恶
终身教育是指对一个人从生到死的整个一生所进行的教育。具体来说，终身教育包含了纵向教育和横向教育的连续和结合。从纵向上看，它指出了人生发展的每个时期受教育的连续性;从横向看，它指出了受教育者身心各方面的发展是互相结合的。由此可见，终身教育否定了将人生截然分成前一段用于教育，后一段用于劳动的观点，对只注重学历教育忽视学历后继教育的传统教育模式进行了批判。
1善恶与终身教育
善、恶是伦理学说中的一个最基本的道德范畴，是道德评判中最一般的表示道德价值的概念。善同恶一起，构成区分德行和非德行的最概括的形式。人们通过企求善来反映自己最普通的利益、要求和对未来的希望，同时又借助善来评价他们周围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一切社会现象。
从“善”与“恶”的视角看终身教育思想的伦理意蕴，必须首先对准善的实质。那么，什么是善?简而言之，善就是那种既符合人们的要求，又符合外部现实性的实践活动。善恶是教育伦理研究的主要问题。善恶问题的关键，是要搞清楚教育善恶的标准。教育善恶标准一方面要体现教育道德的伦理特性，主要包括对教育活动过程、结果、要素进行合理性、合目的性的检验，以期达到教育伦理规范的要求。教育善恶标准另一方面是要反映教育道德水平，人们对教育的评价是多角度、多层面的，但主要是对教育效果的评价、教学水平的评价、学生质量的评价。对教育的伦理评价是现代教育评价中的一个重要的维度，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人们对教育的新要求。
20世纪60年代中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终身教育的新思维。这一与中国古老的教谚“活到老，学到老”不谋而合、殊途同归的提议，从概念的提出到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新思潮的形成，虽然为时不长，各国对其认识也不尽一致，但由于这一新思潮顺应了现代社会的改革趋势，满足了当时各国教育现实或教育市场的需要，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起，从西方到东方，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终身教育都被广泛接受，一些国家甚至通过立法等手段为终身教育的实施提供制度化的保障和护航。终身教育的意义已超越国籍国界、意识形态、社会形态和种族界限等范围。借用北欧福利社会制度“从摇篮到墓地”这句形象广告语作为自己标志性口号的终身教育，引起世界教育界强烈的激荡，成为当代社会最富有影响力和最重要的创新之一。目前，国际教育界对终身教育比较共同的理解是，这几乎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教育形式或制度。是社会所有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和培训的总和，包括各个年龄阶段的各种方式的教育，如正规、非正规和非正式的种种教育，还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社区)教育。
传统教育体系的特征，是以一个学习者或受教育者按线型流程完成小学、中学、大学和研究生教程为标志的，而以终身教育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现代教育体系，则开始于传统教育体系结束的地方，是传统教育体系的延伸和拓展。以至于国际教育界通常把终身教育是否诞生，看成是衡量教育是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按照终身教育思想构建现代教育体系，是入世后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2终身教育的道德伦理精神
终身教育的道德精神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2.1终身教育是道义的事业
我们进行终身教育的一个重要活动，是道德教育，它是培育理想人格，造就人们内在道德品质、调节社会行为、形成良好社会舆论和社会风气的重要手段。道德教育总要同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社会风气状况发生关系。我们进行道德教育包括终身教育必须从初级阶段的现实出发，与改革开放、促进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政策相一致，服务于现实，又着眼于未来，社会的公正状况同广大社会成员的个人和整体目标一致，道德教育才能更有成效。
终身教育中的又一种社会活动是教育人们的道德修养，道德修养主要是指人们在道德品质、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习惯等方面进行的自觉的自我改造、自我陶冶和自我培养的功夫。人们道德品质和人格的形成，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一项社会性的活动。接受道德教育，努力进行道德修养，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有了公正伦理环境，人们才有可能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才会自觉地进行学习伦理知识，省察克治、内省、思过、积善、慎独、达到较高的道德境界。道德是关于伦理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道德教育需要社会公正的伦理环境。社会公正是人民大众千百年来追求的一种善美的理想社会秩序，是人们个性的培育、相互关系和谐、社会生活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社会成员相互间应有的伦理关系。社会道德规范的制定需要社会公正，社会道德评价需要社会公正，道德教育、道德修养都要社会公正。社会越是进步，越是向消灭剥削阶级与阶级对立迈进，越是创造出一个合乎人性的公正的社会生活环境，就越能给人一个适合自身全面健康自由发展的社会，对人们的终身教育就越有利。在本质上它是人民的社会，社会发展目标与实践指向是人的全面发展。自由解放、人民的民主，自由、社会公正要求，存在于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公正的实践中，人们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各有所创、各有所得、走共同富裕的路，我们所憧憬的社会与个人和谐一致、社会秩序公正、清明、个人自由发展的理想，正以一种历史的脚步稳健地走向现实。终身教育的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在当前，应当肯定人们在分配方面的合理差别，同时鼓励人们发扬国家利益、整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集体主义精神，反对一切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金钱至上、、欺诈勒索的思想和行为。提倡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在我们社会的各行各业，都要大力加强职业终身教育。在社会公共生活中，要大力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在广大城乡要积极开展移风易俗的活动，提倡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克服社会风俗中还存在的愚昧落后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终身教育的基本目标。
2.2终身教育是求真的活动
把道德教育定位在求真知，说真话，做真人，这是终身教育道德的又一具体表现。求真知就是尊重科学事实、追求科学精神，善于掌握和运用现代科学成果并积极创造新的成果，反对迷信、落后、愚昧，不弄虚作假;说真话就是要有真情实感的流露，要远离愚弄、麻痹和欺骗，敞开心扉，表里如一;做真人是求真知和说真话的必然结果，真人应该是有自由的思想和独立人格的人;要做个真正的人，就要摆脱教育中的文化专制，实现文化共享。现代教育所奉行的科学性与思想性原则就是要教给学生客观的、真实的、全面的和系统的知识，用人类最优秀的文化成果和最能体现真理价值的思想去影响受教育者。教育如果没有充分的理性的力量，教育所追求的播撒文明火种、造福人类的理念，就会变成一种空想;因为借助于科学精神和理性判断，人们方可辨别真假、声明大义、驱恶扬善。
2.3终身教育，是实现人的自我完成的需要
自古以来，孔孟之道讲求“吾一日三省吾身”、“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现代，刘少奇同志在其名著《论产党员的修养》中，也把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成员的共产党员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完成，看成是人生追求的重要目标。
一个人和一个民族在终身学习的自我完成之路上，必然经历三大层次的学习过程。
(1)对于个人，终身教育首先是为高质量的生存境遇而学习。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竞争社会，各行各业，每一个个体，都对生存危机有所体验并有所畏惧。一个人只有保持生存警觉，坚信知识改变命运的真理，通过终身教育的不断学习过程，个人经受竞争的能力不断进行强化，才能在争取高质量生存境遇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对于社会，终身教育的意义在于提高全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我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全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偏低。由是观之，社会蕴涵着强大的教育需求。
应运而生的终身教育，则为提高全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水平，提供了良好的教育平台和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文化和世界各国频繁地交流，在全球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战略版图上，中国占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如果我国要想在21世纪更为激烈的世界强国或强盛民族的多方竞争中继续保持强劲势头并一直走好，通过终身教育之路以提高全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水平，可以说是一条切实可行的必由之路。因为无论是现代社会个人之间的生存竞争，还是当代世界上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生存竞争，究其实质，都是整体文化素质水平的较量。只有整体文化素质水平较高的个人、民族或国家，才能在残酷的竞争中名列前茅。
(3)对于人生的终极关怀，终身教育是提升道德水准，升华人生境界的不二法门。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中国，2000多年史不绝书的传统道德规范，曾在一夜之间被打翻在地，摧毁殆尽;改革开放之后正待重建之时，冲决一切的经济大潮又方兴未艾，民间重金轻义，商界诚信缺失，官场失职腐败，人人感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现代文明的潮头在冲决旧的生产关系之时，也对传统的道德伦理规范产生了冲撞，而新的道德规范又尚未产生，自古以来就以“轻生死重大义”的“君子国”形象著称于世的中华民族，面临着一场严峻的道德考验。
当此之际，既能使学习者在生存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终身教育，在道德建设上，同样也能使你学有所得，养有所成。在这种意义上，一个人终身不断学习的过程，不但是知识技能日益精进的过程，更是道德修养日益磨练并日趋完善的过程。一生都处于学习的状态，扩大对未知世界的认识，在成为一个知识人的同时，也成为一个更为高级的道德人，正如所指出过的那样，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对人民有益的人”。因此，终身教育既是知识技能教育，也是道德修养教育。
参考文献
1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关键词 教育管理 科学主义 人文主义 伦理主义 理论导向
从中小学教育管理发展的历史来看，无论古今中外，不同的研究者在研究教育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时，总会 采取不同的理论观点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在批判、继承、交流、整合的基础上，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教育管理理 论和流派。不同的教育管理工作者因其价值观念、道德标准、思维方式不同，会认同不同的管理理论，也就会 形成不同的管理模式和管理风格。我们为论述方便，可以大体将他们归并为：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以效率为核 心的“科学管理理论”；以人本主义为导向的“行为科学”理论；以伦理主义为导向的“人伦管理理论”①。 在当今世界，这三种理论导向构成了教育管理的基本图式。在当代中国中小学，对各种理论的探索和实践，也 深刻地影响着中小学教育的发展轨迹，但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这三种理论导向发展的趋势，都正在逐步由对 立走向整合，对这种趋势的深入研究，对深化我国中小学管理改革，意义极大。
一、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科学管理
在科学主义者眼中，科学是对客观真理的认识，客观真理被认为是可以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而对 “科学方法”的普遍性信念，则被认为是人们在认识客观真理之后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法宝。现代科学管理是 在社会大生产条件之下，对科学主义理论的一种实践。在教育管理中的科学管理作法，许多是从企业管理中移 植过来的。对形成20世纪以来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影响重大的最早一种学说是英国工程师F·泰勒提出 的“科学管理”理论，泰勒认为：科学管理的原则有四条，一是对工人操作的每个动作进行科学研究，用以替 代老的单凭经验的办法；二是科学地选择工人和管理人员；三是培训工人，使其掌握自己工种的学问；四是资 方与工人之间亲密协作，职责均分，资方要干自己应该干的事情，不要把它们都推给工人②。这种理论提供了 解决企业管理中怎样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和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这两个环节的方法，因而成了现代管理科学 的基础，它也被称为“科学管理主义”。其思想不仅在企业界得到广泛运用，而且也运用到教育和社会生活的 其他方面。例如在美国，由于公共学校教育在19世纪末得到迅速发展，教育管理面临许多新的棘手问题，同时 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的巨额投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们向学校要效率，学校管理人员只好求助于泰勒的方法， 成为在教育管理上与当时西方掀起的“教育科学化”运动遥相呼应的一种思潮。在我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迎 来了“科学的春天”，改革开放的热潮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化，社会、政府、家庭给教育提供了越来越好 的条件，同时对教育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也引发了教育管理人员学习西方科学管理理论的热情，可以说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教育管理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科学管理”思想影响下进行的。
科学管理思潮对教育管理的影响主要有以下特点： 转贴于
（一）注重提高教育管理的功能和效率
20世纪初，由于社会、生产、科技的迅速发展，各国基础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学校数量大量增加，社会 、团体、家庭对教育的投入也大量增加，这引起了人们对教育效益的广泛关注，企业界和政府部门对学校在管 理上的浪费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要求管理人员把重点放在质量和效率上。为此提出必须对学校各方面工作进 行考核，在社会和家庭的巨大压力之下，教育管理人员不得不放弃传统的教育价值观，转向接受与现代社会经 济发展相适应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管理模式，科学管理的思潮开始在学校管理中流行，它要求教育和管理 人员明确了解教育目标，了解学校的总效率与员工们的工作效率的联系，了解教师的工作成效，了解学生的学 习效果，了解一个班和另一个班教学效果的差别，了解本校学生与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较孰优孰劣，即注意把经 费的分配同教学成本联系起来。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讲师富兰克林·博比特就提出，要提高学校行政的效率， 首先要确定学校产品的理想标准（即学生标准）；其次规定学校的生产方式；生产者（教师）必备的资格和工 作准则。这样“管理人员就一定能够牢固地掌握控制生产成本的规律并懂得如何引进更有效的工作方法”，而 “效率意味着权力的集中化和监督者对全部执行过程实施明确的指挥”③，这样注重效率、成本、管理全过程 的观念对传统的经验型管理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二）强调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量化管理
随着科学主义观念的流行，教育科学研究也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量化方法如教育调查、教育统计、教育 测量成了学校进行科学管理的基本工具，成了记录、分析和比较教育产品及其成本的手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在教育管理中十分流行的岗位责任制、教师工作量的量化，标准化考试的盛行，甚至学生品德也要实行量化 标准，各种统计技术、量表以及成本核算程序的运用，使学校管理由粗放化走向了集约化之路。为保证质量和 效率，竞争和淘汰成为必不可少的措施，分数和年级、名次和证书，成为管理的主要手段，一切与此无关的兴 趣活动和课外活动，便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课程之外。
（三）以科层管理为组织基础
科层管理理论属于古典组织学派的一个分支。它是由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来的。其主要 贡献是提出了所谓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即建立在理性——法律权威基础上的等级体系。科层管理理论认为， 在现代社会，由于科技革命改变了工作场所的性质，即分工细化和管理复杂化，这就有必要发展控制工作的综 合机构，创造沟通和协调的系统，确定管理者及其属员的行为准则。在韦伯看来，“充分发展的科层组织机制 较之其他组织，简直就象大机器生产与非机器生产方式之别”④，也就是说，他认为这种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 能提高工作效率，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组织体系。
虽然对教育管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应用科层管理理论，有许多不同的看法⑤，但教育管理的理论研究 者和实践人员仍试图运用科层组织的概念和操作方法来说明和解决教育管理问题，对教育管理产生了切实的影 响。如在教育系统中建立上下衔接又有明确分工的管理体系；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赋予各级教育组织以 明确的职责和权力；在学校内部建立和完善行政管理组织网络，各职能部门层次分明，分工明确，有标准的工 作程序；各级领导要经常考核下属的工作效率，并按他们的能力和成绩决定进退，等等⑥。
上述观点充分反映了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教育管理理论观点。由于有了效率意识，教育管理人员更容易与 社会各界沟通，促进了教育管理的科学化和理论化，促进了教育管理的专业化、理性化、协调合作、连贯性和 激励作用，为教育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这种理论导向在实践中的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 首先，它把人看成机器人、经济人，只能服从，忽视了教育是一项特别需要教师创造性劳动的事业，仅仅视教 师为执行命令的工具，无意调动教师的主动性、积极性，使人失去人性并使教师和学生屈从于机械程序和某些 领导人的专断独裁行为；其次，缺乏对组织环境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的认识，不重视处理组织中的人的问题，在 组织结构上的基调是独裁式，过份强调组织形式、成文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等，缺乏对人格的尊重和对人的灵活 性的重视，其等级化、制度化的管理常常使组织僵化，束缚了事物的发展。第三，在强调教育管理和企业管理 的共性时，忽视了教育过程与生产过程、教师劳动与工人劳动、教育投资与生产投资、教育结果与工业产品的 区别。虽然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首创了运用定量方法解决管理问题，弥补了过去纯定性分析的不足， 但事实上很难完全用定量的方法来分析和评价教师和学生的情况，其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形而上学色彩。
随着时间的发展，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给教育实践带来的危害也越来越明显：首先，加速了学历 社会的形成，在教育中形成了两个无休止攀爬等级阶梯的群体，教师为更高的工资、更高的职务和职称而攀爬 ，学生为更好的学校、更高的学历和学位而用功，使教育背离了教育本身的价值，教师和学生常常在为许多虚 假的目标而奋斗。其次，在教育内部，颠倒了人和教育的关系，压抑人性、摧残儿童，把人培养成了科学技术 和官僚管理制度的工具，教育严重脱离了生活。再次，学校从传道、授业、解惑的场所成为一个“筛选”的等 级化机构和发放学历证书的场所，另外，由于学校教育转向考试中心主义，毕业证书成了挑选职业的通行证， 其贬值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激烈的升学竞争导致了普遍的厌学情绪，严重影响了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
因此，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教育管理理论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批评，一是来自人文主义，一是来自伦理主 义，他们抓住科学主义的要害猛烈开火，批评它忽视人、忽视人性、忽视教育的本质、忽视教育与生活的联系 ，但它们各自的管理思想也是泾渭分明的。
二、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的人际关系管理思想
本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劳工运动和民主思潮的蓬勃发展，新兴社会科学的产生，加上学校规模扩大和学 校系统内部结构变化，科学管理思想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猛烈抨击。于是，民主管理的新思想开始酝酿、诞生。 其中名气最大、影响最深的倡导者当推杜威，他在系统地提出基于人文主义精神的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主张的 同时，提出要让教师有机会更充分地参与管理，这不仅不会改变学校组织的本质，而且还将改变教师和管理人 员之间关系的类型和性质；作为学校管理人员的“领导应当是通过和别人交换意见从而激发和指导智慧的领导 ，而不是那种孤立地依靠行政方法专横独断地将教育目的和方法强加给别人的领导”⑦。以后，工业和社会科 学所进行的人际关系研究似乎在实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证实了民主管理的支持者的所抱的信念——人道主义的领 导方式能够提高组织的士气和效率。
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管理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注重管理中的人际关系研究
当时工业方面进行人际关系研究的著名实验是美国芝加哥霍桑工厂的管理部门与哈佛大学管理教授E·梅奥 (Eltan Mayo)等人合作进行的“霍桑调查”，其研究结果促使管理上的“经济人”模式向“社会人”模式转换 ，即注重集体以及集体中人与人的关系等社会问题对个人和组织效率的影响。不久，此种研究形成为有广泛影 响的人际关系学说，其基本原理是：工人是“社会人”，是复杂的社会系统的成员，他们不仅有追求物质利益 的欲望，还有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以及安全、归属等方面的社会和心理的欲望，满足工人的社会欲望，提高 工人的士气（如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协作精神等），是提高效率的关键；领导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好集体工作 ，要在正规组织的经济需求和工作人员的非正规组织的社会需求之间保持必要平衡。
最早意识到把人际关系学说的研究和教育管理联系起来的教育家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导主任拉尔夫·泰勒 ，他在《变化中的思想概念促使教育必须调整》（1941年）一文中提出人际关系的研究与学校管理人员有关， 他预见今后教育管理必将受到“霍桑实验”的影响。二战以后，把人际关系学说和教育管理结合起来研究的文 章增多，如威尔伯·约契主张校长要正确处理好全体教职员之间的关系，要和教师以平等的地位对话等，给教 育管理理论以新的启发。
（二）注重人的需要的满足
人际关系理论通过霍桑实验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是提高工人士气。究竟怎样才能提高 员工士气呢？人际关系理论研究者认为：追求满足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需要是激励人们的动力。以后的一些行为 科学研究者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人们各种各样的行为，都出自一定的动机，而动机又产生于人们本 身存在的需要。因此，人们的需要和动机确定了人们行为的目标，人们的行为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目标。从人们 内在需要出发，推动人们采取某种有目标的行为，最终达到需要的满足，这就是激励的过程。以人文主义为导 向的行为科学论者认为，没有达到满足的需要是激励过程的出发点，行为的推动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和赫茨伯格的“需要激励两因素论”。
1.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马斯洛认为激励的前提是，一方面，人是有需要的动物，只有尚未满足的需要才能影响行为，而已经满足 的需要不再是激励的因素；另一方面，人的需要是按重要性的等级排列的，一旦一种需要被满足，另一种需要 就会出现，并要求满足。这个进程是没有止境的，人就是为了满足需要而不断地生活和工作的。马斯洛在1954 年发表的《激励和人》一书中，把人的需要划分为五个等级。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性需要、尊 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的这些基本思想被后来的实际管理人员广泛接受，在教育管理中如何用更 高层次的需要手段来激发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是教育管理人员普遍研究的课题。
2.赫茨伯格的“需要激励两因素论”
赫茨伯格同他的助手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人们不满足于工作时，是对工作环境不满；如满意工作时，则是 满意于工作本身。1959年他在发表的《工作的激励》一书中提出了激励的两因素论。即：第一，保健因素或维 持因素。这种因素是维持一个合理的满意水平所需的，没有它们，职工就不会满意，但它们的存在并不构成强 烈的激励。第二，激励因素。这些因素构成对职工强烈的激励，能使职工高度满意于工作。激励理论明确指出 人们的工作效率决定于人们的工作态度，而工作态度又取决于人们需要被满足的程度；而人们的需要是否能得 到合理的满足，又受到工作本身和工作环境的影响。70年代以后，马斯洛、赫茨伯格的管理理论对教育管理的 影响与日俱增，“自我实现”既是教育管理者自身的一种追求，他们也认为，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就 是要帮助每个人成为自我，如格里菲思就断言：“学校全体教师中士气的高涨，是和管理人员帮助他们每个人 在工作中获得的满足所能达到的程度直接联系在一起的。”⑧ 转贴于
（三）注重领导方式的研究
行为科学的研究者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结论，在影响企业各部门工作效率的因素中，领导是最主要的因素。 他们发现生产效率高的领导人总是让下级清清楚楚地知道目标是什么，需要达到什么要求，然后让他们有充分 的工作自由。并且还认为，如果领导人员以职工为中心，不仅注重职工工作，而且经常关心他们的需要和愿望 ，那么这个部门的效率就高；如领导人仅以工作为中心，不关心职工的愿望和要求，这个部门的效率就低。利 克特和他的助手在调查研究中就领导是否对下级信任、下级在工作中有无自由的感觉，以及领导是否积极与下 级发生联系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组织领导的四种基本制度；一种是剥削式的专制制，第二种是 仁慈式的专制制，第三种是参与制，第四种是民主制。调查结果发现，工作效率高的单位多采用第三、四种制 度。因此，利克特认为，高效率管理人员领导人的组织有以下鲜明特点：第一，整个组织中每个成员是相互高 度信任，目标一致，并有参与、支持完成目标的意识；第二，组织成员对组织目标有明确、合作的态度和正确 的动机；第三，组织是一个紧密结合的、工作有效的社会系统，成员之间相互信任、支持，领导鼓励成员有效 “参与”；第四，对成绩的总结，主要用来进行自我引导，而不是为了控制。国际知名心理学家K·节英(Kort lewin)与其研究生在美国依阿华大学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领导作风如何影响群体行为。结果显示，实行民 主领导的组织活动成果丰富，组织成员对相互间的交际感到满意，他们表现出更有创造性和独立性。
不难看出，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的人际关系思想之所以被教育管理界广泛接纳，除了与本世纪20—30 年代的民主思潮发展有关外，更实际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有助于解决由于学校管理和教育行政越来越官僚主义所 造成的问题。同时，教育组织的进一步专门化及其在规模上的扩大、教育活动的复杂化都要求教育管理人员在 处理有关事物的过程中应更加依靠教师的合作和专业知识，而民主管理理论和人际关系理论两者的确都提供了 一些重新分配决策责任，以及帮助教育管理人员更好地同教师一道工作的方法。这种管理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 广泛传播，并在实际管理中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它改变了教育管理中对人的看法，重视人的因素，特别是 将人的组织行为作为讨论的重点，不仅可资借鉴，而且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促进了管理思想的繁荣；其 次是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发展了管理理论，一方面开创多学科协调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加强了对人的行为的调查 研究；另外，它还强调人的行为的因果关系和行为规律，并据此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第三是提出了在工作中 实现“民主”和“自主”原则，恢复“人的尊严”或“人性”，使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相结合等新的管理方式 ，开辟了一条管理新路，特别是倡导教师参与管理的各个方面，“目标管理”和“丰富工作内容”等方式方法 ，在教育管理实践中影响是很大的。
然而，民主的人际关系学说毕竟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定阶段发展起来的管理思想，它不可能解决管理的全部 问题，也无法解决随着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冲突。特别是这种理论被行为科学论者片面强调其作用，夸 大其在管理实践中的有效性，其片面性显得更加突出。加之制约人的组织行为的因素相当复杂，单靠某一种理 论予以科学的把握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寻求多种理论的整合使教育管理理论趋于完善便成了人们继续奋斗的 目标。
三、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人伦管理理论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管理思想是由一系列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思维定势所组成，管理者的管理行为就 是他的管理观念的体现，西方现代管理思想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们无不出自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的 融合。而以中国为代表的管理思想则是东方文化的产物，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发展的过 程中积淀而成的价值道德和思维定势。中国人处事、待人、律己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是非标准为准绳的。在 管理思想上重人论、重和谐、重传统居于主导地位。正如伦理学家罗国杰先生所说：“人伦关系和人伦价值是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起点，精神境界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支柱，人道主义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整体观念 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归宿。修养践履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根本要求，而推己及人则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 唯一重要方法。”⑨我国现在的教育行政与管理人员就是在人伦为本的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在他们头脑中 潜藏着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人伦管理思想。这种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强调政教合一
道德理想主义特别重视教育的作用，视教育为改造人的灵魂的工具。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学校的一切工 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⑩，可说是这一观点的代表。道德理想主义者特别是在儒家的哲学里，政治就是 教化，教化也就是政治，“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1)管理者首先是一个教育者，管理过 程也是一个教育过程。他们反对自然主义学说，认为人在组织中如不被好的东西去影响、改造，就会被坏的东 西影响、改造。教育的责任就在于“化性启伪”，引人向善，就是把人的本性中好的东西发掘出来，用以驱除 后天不好的东西，向“仁”和“君子”迈进。管理就是通过管理者的教育，使被管理者遵守人伦关系中的秩序 。
（二）重视知行合一
道德理想主义强调知行合一，强调用一整套伦理规范来规范人在组织中的行为乃至个人的生活小节，管理 就是建立一种伦理规范，管理方式主要是通过做、行，在做和行的过程中养成行为习惯，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 向的管理者相信、道德理想、道德秩序是个人精神和国家的支柱，它甚至可以超越经济的、军事的力量，并且 相信一种理想的道德可以通过合适的方法、途径有效地灌输给受教育者，陶行知先生在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 、重庆育才学校就是进行这样的教育，也是实践这种管理。陶行知把它概括为“教学做合一”的原则：“教学 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 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12)
（三）讲求人伦秩序
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十分讲求人际关系中的秩序，要求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特别是下级对 上级的服从，朋友之间的“信”，上级对下级的“义”。办事要谦虚谨慎，宽容忍耐，严于律己，沉着稳健， 工作勤奋，生活节俭，讲究中庸，强调团结，重视和谐，遵守纪律，这一切对于提高管理的质量和效益起到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
道德理想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源远流长的，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教育管理思想在中国的教育管理者的 头脑中也是根深蒂固的，从儒家的“修道之谓教”，到王阳明、陶行知的“知行合一”，都可以看出道德理想 主义的影子。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若服务于一个理性的、民主与法制健全的国家，管理的质量和 效率将会大幅度提高，教育将会取得巨大进步。但是，这种管理思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土壤中也衍生出一些 消极因素，成为中国人前进中的包袱，比如崇尚权力的官本位专制主义思想；论资排辈的等级观念和行为准则 ；只重情义不讲效益；和为贵，忍为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缺乏开拓进取精神，等等。这是我们今天所必须 摒弃的消极因素。 转贴于
四、融合——当代教育管理思想的基本走向
从以上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看，无论是西方管理思想还是东方管理思想，各种理论导向都有自己的视角和 侧重点，科学主义导向产生的变式都关心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使组织更富有效率的问题，其视点在于组织结 构方面。人文主义导向产生的变式其注意力则在于人的情感和其他的心理因素，强调人的需要。道德理想主义 产生的变式则强调秩序、人伦关系的重要性。但是，随着当代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学科高度 分化、高度综合的趋势影响之下，许多学者发现单独一种教育管理思想解决不了问题，教育管理思想也不可避 免地要走向融合，即博采众家之长，促进教育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专业化。
在西方，随着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理论、突变理论以及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兴起 ，一种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的开放系统管理理论开始受到管理界的欢迎，并引入教育管理，可以视为教育管理理 论走向融合的发端。系统管理论认为，学校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认为学校、社区和社会之间的 界限是可以渗透的、相互作用的，社会上各种因素（政策的、观念的、经济的、风情的等等）都在影响着学校 的教育质量、工作秩序和效率。一方面，系统管理学说从系统观念上给教育管理人员提供了一种思想方法，提 供一种把学校内外环境、各种因素作为整体进行思考的方法，要求教育管理人员树立起整体优化观念、合理组 合观念、动态平衡观念、开放与闭合统一观念、信息沟通与反馈观念。同时把系统分析的方式应用到教育调查 、教育预测、教育决策、教育规划、教育评价、教育诊断之类的教育行为之中。另一方面，系统管理学说认为 教育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的一体化系统，它是由许多子系统组成的开放的系统。第一，学校是由人、物资、教育 媒介和其他资源在一定目标下组成的复杂系统，一个系统的变化会引起另外几个子系统的变化，学校领导人在 协调学校内部管理过程时，要注意各子系统之间的动态联系。第二，学校是一个开放系统，是社会大系统中的 一个子系统，它受外部环境影响，如社会对学校的政策和法律规定及广泛的文化影响，它同时也影响外部环境 ，它只有在与外部环境相互影响中才能达到动态平衡。同时，系统管理理论往往同权变理论结合起来，不承认 在处理组织问题时有一套放之各种组织而皆准的方法，管理应该是根据学校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具体情况对组织 问题作出灵活处理。
在我国，特别是80年代以后，我们在学习西方管理思想的过程中改造我国原有的管理思想和体制，大多数 学者认为，我们学习西方管理理论，无论是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还是以行为主义为导向的，都是为了消化、 吸收，为我所用。根据对以上三种教育管理模式的分析，我认为必须用邓小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的伟大教导为指南，对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管理理论进行系统地、深入地研究，把现 代的先进管理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既不妄自菲薄，盲目崇拜，也不全盘否定，大加讨伐。纵观整个 世界管理理论的发展，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论与运用，多样与综合，已成为当代教育管理理论完善与 更新的大趋势。
参考文献
①参见袁振国：《对峙与融合—20世纪的教育改革》，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②F·泰勒：转引自关岩著：《领导心理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1页。 转贴于
③F·Bobbitt，in S·C，Parkered， "The Supervision of CitySchools" (Pubil School Publishing Com pany，1913)，P53.
④H·H·Gerth & C·W·Mills，"From Mat Wober:Essays inScocrology"(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48.P215.
⑤⑥参见袁锐锷：《20世纪西方教育管理思想发展的回顾》，《教育研究》1995年第10期。
⑦J·Dewey，"Prblems of Men"(New Yourk:PhilosophicolLibrary，1944)，P64.
⑧D·Grittith，"Human Relatiores in School Adminstration"(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vfts，19 56)，P146.
⑨罗国杰著：《中国伦理传统的基本特点》，见许启贤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1987年版，第100页。
⑩《毛泽东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页。
【关键词】大学生；伦理道德；学习效果；重要性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8-182-01
伦理学是一门专门研究道德现象中带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揭示道德的社会实质和发展规律，以规范人类道德生活行为的具体理论。对大学生伦理道德的研究不仅缘于伦理学教学理论研究的需要，更迫于大学生伦理学学习效果欠佳的现状。
一、大学生伦理学学习效果欠佳的重要成因
（一）高校人文科学教育的边缘化影响大学生学习伦理学的兴趣
伦理学理论隶属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主要涉及善与恶、该与不该等价值问题，其效用是善化心灵、规范行为，提高人性的涵养。但是，自近代始，相对于揭示客观事物的真实性与准确性的自然科学，以及效仿自然科学的量化研究方法而日益追求社会现象的确定性和公信度的社会科学来说，无法立即为人们提供实证知识或实用职业的人文科学一直难以得到人们的器重。很多时候人文科学教育成为了学校的一种装饰和摆设，失去了它在学校教育系统中应有的位置。一些大学生之所以只对计算机、经济学、各种自科类课程等所谓的“正课”、“主课”倍加关注，而对学习伦理学不感兴趣，这与伦理学这类人文学科在受到实用主义教育的排挤后被沦为一种边缘化的学科直接相关，因为在崇尚“惟实用是真、惟就业是用”的大学生和教师心中，“成才”是比“成人”更具实际意义的事情"。导致在一些大学里，学习伦理学理论几乎成为了大学生的一件敷衍之事，不少大学生的内心甚至从来就没有爱学的倾向。
（二）有效教学方式的供给不足影响大学生对伦理学理论的认同
大学生通过伦理学教学能否产生自觉认同伦理学理论的学习效果，其关键就在于教师能否立足教材中的那些利于大学生准确把握自身存在意义和公正合理地应对各种现实利益关系的内容，使大学生在得到有效教学方式的供给中能够自觉认同正确的道德原则与道德规范，为他们主动践行伦理学理论奠定必要的道德心理基础。
遗憾的是，在我国高校，一些伦理学教师往往忽视了这一点，一些教师由于忘记了伦理学的学科性质是一门育人课程，错误地将伦理学看成是一门纯粹的政治意识形态教育课，这就决定了这些教师的教学经常是出于“完成政治任务”的需要，热衷于向学生简单地讲解伦理学的基本内容，并强制要求学生把这些内容当作确定的“知识”予以背记，其结果是由于大学生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困惑没能得到有效的化解，致使大学生们常常以囫囵吞枣的方式来接受这一理论，而且所接受的理论也只能成为一个个硬结，不是被融入而是被嵌入到大学生的文化知识结构之中，引发理论认同的缺失。
（三）伦理学理论传播主体的可信赖性缺失影响大学生对伦理学理论的践行
当代大学生的道德认识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比例很高，这说明大学生的道德理论认知水平并不低。一些具有高道德认知水平的大学生并不具有高几率的道德实践，一个突出的表现就道德理论的知行分离。这表明，当代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其通过对伦理学理论学习而具备较高的理论认同度后并不会必然地导致伦理实践的发生。大学生践行伦理学理论，除了需要对该理论的高度认同，还需要责任感、义务感、正义感等道德情感的催化。
净化社会伦理道德环境以培育大学生伦理道德情感，从而促进大学生能够主动践行伦理学理论的关键就在于保持伦理学理论传播主体在倡导和践行伦理学理论时的可信赖性。令人惋惜的是，一些伦理学理论传播主体在践行伦理学理论方面并没有赢得大学生的充分信赖。学校在宣传和倡导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观时由于经常不能得到一些主流媒体和学生家长的积极配合，导致大学生对学校教育失去信任。
有些时候即使大学生在学校准确理解了应该掌握的社会道德生活准则和要求，一旦他回到家庭或进入社会后看到家长和主流媒体坚持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道德生活准则和要求，这就易使大学生怀疑学校伦理学教育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其对伦理学理论的怀疑就变得更加严重，对践行伦理学理论更是心灰意冷。
二、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大学生即将成为国家的建设者，大学生的伦理观对于具有高学历、高技术的大学生来说，形成一种与其身份相符的思想意识和伦理道德是尤为重要的，因为这种意识就决定了，他们会去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去运用手中的知识和能力，是用来造福社会还是危害社会。因此，大学生的伦理学教育不仅关系到学校、社会、家庭的稳定与和谐，也是培养现代化人才的一项内在要求，是一项重要的道德指标。就像我们社会公认的：一个人的健康不仅是身体上的没有疾病、更是心理上的没有疾病，及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因此，对大学生加强伦理学教育，即使从道德层面使他们接受正常的心理教育，帮助他们提高个人素养及道德品质，不仅仅是一种防范性的减少道德事故的手段，更是有利于他们最大化提升自身道德修养，加快自我发展的积极措施。总而言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立德为先。
参考文献：
[1]蒋凯.跨越知识与道德的鸿沟[J].现代大学教育，2003（3）：14.
一、同一文化视域下的不同聚焦点
1993年9月，世界宗教会议通过了创始性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也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回应。1997年和1998年，中国学者两次聚会北京，对全球伦理的倡议作出了积极响应。2000年9月，孔汉思先生再访北京，重申他对全球伦理的坚定主张：“没有一个全球伦理，一个虽然存在着教义差异的全球伦理，就不会有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注：孔汉思：《世界伦理与中国传统伦理》，载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基督教文化学刊》2000年第4辑，第287页。）
在有关全球伦理这一主题的诸多文献中，万俊人先生的《寻求普世伦理》是笔者所见最详尽的一部由中国学者完成的作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中国学术界参与寻求全球伦理这一思想运动的代表作。它既是作者心路历程的一个思想总结，但也可能预示着中国学术界参与寻求全球伦理思想运动的一个新的起点。
在笔者看来，从学理角度考察，孔汉思先生建立全球伦理的倡导可以视为一名宗教家在一般文化系统中探讨宗教与一般伦理相结合的可能性，希冀由此探索一条建立世界新物序的道路。而对中国的哲学家、伦理学家来说，除了对这一倡导积极响应外，更加注重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探讨中国文化自身转型与更新的具体进路。让我们从分析孔汉思先生和万俊人教授在思考全球伦理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视域（视阈、视野）上的共同性与不同聚焦点，来进一步说明这一侧重点的差异。
所谓“文化视域”，指的是经由20世纪多学科文化理论的综合研究之后所形成的观察问题的文化理论视野以及跨越单一学科的理论架构和文化系统论的综合方法。尽管现今中国学术界对文化的理解仍然千差万别，但文化视域的形成确实可以视为中国学术界在上个世纪最后十年中所取得的重要进步之一。
由于学者的知识背景和关注点不一样，文化视域可以是同一个，但聚焦点可以不同。比较一下孔汉思教授与万俊人教授的文化视域，不难看出：在前者的文化视域中，宗教始终占据文化系统的核心地位；而在后者的文化视域中（以万俊人教授本人的用语，这是“一种世界多元文化和多种道德传统的全景式视阈”（注：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第62页。）），道德无疑是一个聚焦点。孔汉思教授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承认教义差别（也包括各种意识形态的差异）的前提下，存异求同，寻求人类对全球伦理的认同；而万俊人教授想要解决的问题则是：如何超越各种意识形态（包括以宗教形式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的差异，存异求同，寻求人类对普世伦理的认同。问题是同一个，但要求回答的侧重点不同。
相比较而言，孔汉思先生需要回答的问题要容易些，这是因为孔汉思先生对宗教与文化两者关系的理解是“宗教核心论”的，亦即认定“宗教是文化的核心”。这种“宗教核心论”的要点是：宗教作为文化的一种形式，渗透或包容一般文化的各个层面和各种形式，不仅渗透到文化的精神意识层，而且渗透到文化的器物、制度、行为层；不仅包容文学和艺术等文化形式，而且包容其他一切文化形式。人类各大文化系统均以某种宗教为代表，现存世界各大文化体系均有宗教的背景，均以某种为支柱；宗教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基本的信仰体系、价值规范、行为准则、组织体制。孔汉思从宗教这一关键要素出发，解释全球文化系统的运作，打通宗教与道德的关系。
在万俊人教授的文化视域中，宗教的重要作用虽然得到高度强调，但他的聚焦点是伦理，因此最后的结果是一定程度的伦理泛化，而宗教则被淹没在世俗伦理的大海之中。从万著对普世伦理的界定及对其基本理论维度的分析来看，上述这一倾向十分明显：“普世伦理是一种以人类公共理性和共享的价值秩序为基础，以人类基本道德生活、特别是有关人类基本生存和发展的淑世道德问题为基本主题的整合性伦理理念。”（注：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第29页。）“依据以上有关伦理层次结构及其相互关联的了解，我们可以这样来确定普世伦理的基本理论维度：在信仰伦理或道德形上学、社会规范伦理和个人心性美德伦理三个层次之间，普世伦理将以社会规范伦理为其基本理论维度，同时保持对信仰伦理与美德伦理的开放性探讨。这种理论定位是由普世伦理本身的特质所决定的，具体地说，是由其‘最起码的最大普遍化’理论立场所决定的。”（注：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第45页。）相对于中国社会的特点（信仰宗教的人数不占总人口的多数）来说，这样的界定和理论维度设置有着十分正当的理由；然而就世界范围而言（全世界信教人数约占总人口的80%），这种普世伦理能否做到“最起码的最大普遍化”，笔者对此表示一种谨慎的疑虑。
万俊人先生问得好：“当代宗教界为什么要提出全球伦理问题？为什么提出全球伦理问题的是宗教界而不是伦理学界？进而，当代宗教界所提出的全球伦理问题究竟是宗教神学的某种世俗关切和现实介入的需要？还是我们这个世界的道德现实反应？”（注：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第13页。）对这些设问，万俊人教授已有基本正确的解释（注：参见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第77页。）。造成这一事实，确实不仅是一个思想敏感度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全球文化现状的问题。如果联系全球现状来看这个问题，那么寻求全球伦理的思想运动由宗教界而不是由伦理学界来倡导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了。
撇开全球现状不谈，仅从思想进路着眼，孔汉思教授在一个以宗教为聚焦点的文化视域下，由宗教进入伦理，是比较自然的事；而万俊人教授在一个以道德为聚焦点的文化视域下倡导普世伦理，由伦理进入宗教，这种做法固然没有什么不可以，针对中国文化特点也有其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我们看到，在这一进路中越是强调宗教所具有的某种重要作用，也就越加大了建构普世伦理的难度。基于对宗教在现代社会重要作用的肯定，万俊人教授以一种承认“宗教为一种重要的道德资源”的方式由伦理进入宗教，但他马上指出：“然而站在现实主义的伦理学立场上，我们并不认为宗教伦理的方式是一种（更不用说惟一）现实可行的普世伦理的建构方式。”（注：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第77页。）两相对照，笔者只能说心理学上的“鸭子变兔子”（或世界观的转变）在学者的思维活动中也得到了印证：在一个以宗教为聚焦点的文化视域下非常现实的东西，到了一个以伦理为聚焦点的文化视域中，成了不现实的。
二、弱宗教模式与强伦理模式
倡导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在相关文献中已经有充分的阐述，对此笔者深表赞同，然而目标（或者说想要解决的问题）的基本一致，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进路的一致。在学者的思想活动中，目标明确之后，下一逻辑进程无疑就是理论上的建构，而不同的关注点对理论思考必然有影响。我们或许可以临时虚拟一个无焦点的文化平台，视宗教与道德为平等的并列关系。为什么要这样做？理由很简单：无论具体文化的现实状况如何千差万别，研究的重点放在哪个方面，但若思想者不能在建构全球伦理的初始阶段即在这个虚拟的文化平台上赋予宗教与伦理（道德）以并列的地位，那么其逻辑推演就很容易趋向于宗教与伦理的相互取代或宗教与道德的泛化。
孔汉思先生在倡导全球伦理的过程中，对宗教与伦理结合的可能性作过一些理论上的分析。他指出：第一，如果以为全球伦理是没有宗教的伦理，那是“对全球伦理计划的根本的误解”，尽管自启蒙运动以来，“要伦理，不要宗教”、“要伦理教育，不要宗教教育”已经成为流行的口号。第二，可以在普遍人性的基础上建立没有宗教的伦理，但是这种伦理相对于宗教来说有四方面的局限性：“是宗教而不是普遍伦理能够传达一个特殊深度、综合层面的对于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的理解”；“是宗教而不是伦理自身，能够无条件地保证价值、规则、动机和理想的正当性，并同时使它们具体化”；“是宗教而不是普遍伦理能够通过共同的仪式和符号以及共同的历史观和希望前景，创造精神安全、信仰和希望的家园”；“是宗教而不是伦理能够动员人民抗议和抵抗非正义的条件”。第三，全球伦理的精神基础是宗教性的，但它的具体表现形式不能与现实隔离，而应当能应付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注：HansKueng:AGlobalEthicforGlobalPoliticsandEconomics,London,1997,pp.142-3.）结合孔汉思先生的其他论述，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反对把宗教归结为伦理，另一方面也反对把伦理归结为宗教，更反对超越普遍人性的宗教狂热，将之视为全球伦理的一条死路。这也就是说，在谈及宗教与伦理结合时，他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宗教与伦理的并列关系，即它们各有其相对独立的界限，只有在进到论述宗教与伦理如何结合这一步，方可言及两者的互渗。
万俊人教授对“道德与宗教文化所享有的文化亲缘关系”作了许多精彩的解释（注：参见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第43页。），提出了以宗教作为一种道德资源的充分理由，从而为他建构普世伦理奠定了基础。然而笔者认为，尽管以宗教作为道德资源也和宗教与伦理的结合有关，但非两者完全意义上的结合。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到万俊人教授坚决地反对宗教与伦理的相互替代（注：参见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第43页。），但无法避免伦理的泛化（我们在中性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例如信念伦理的提法及其论证（注：参见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第43页。））。万俊人教授这样做并非没有道理，但其理论上的直接后果则是宗教特性的消解与伦理的泛化，并将影响到对宗教与伦理结合方式的全面探索，因此我们似乎可说，在万俊人教授的普世伦理中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宗教与伦理的结合，而只有伦理对宗教的汲取。
孔汉思先生建构全球伦理的模式是清楚的，这就是：以宗教信念为基础，以世俗伦理为具体形式，建构全球伦理。这种普遍伦理不是某种具体宗教的伦理，也不是若干世界宗教伦理的共同成分，而是世界各个民族、各种文化普遍认可的伦理。在一个以宗教为聚焦点的文化视域中，从宗教进入一般伦理，进而探讨宗教与世俗伦理相结合的可能性，最后以多宗教的共同信念为基础，以世俗伦理为具体表现形式，倡导有形可见的全球伦理。我把孔汉思先生的这个理论建构过程称作“弱宗教模式”，其最大特征是强调宗教与伦理的结合。
万俊人教授寻求普世伦理的模式也很清楚，这就是：以人类公共理性和共享的价值秩序为基础，整合各种伦理资源，通过对人类普遍拥有的若干理念（人权、正义、自由、平等、宽容）所蕴含的伦理意义之阐释，来确定人类的道德共识和相融互通的伦理理念，通过道德教育使普遍伦理规范能够获取不同文化传统之中的各民族人民的广泛认同和支持，最终使之内化为全体社会公民（在普世伦理的视野内即是世界公民）的有效方式。我把万俊人教授的这个理论建构过程称作“强伦理模式”，其最大特点是伦理道德的最大程度的彰明以及经济、政治、法律、宗教等文化子系统对伦理道德所具有的制约作用的弱化。
“弱宗教模式”在理论上是对以往关于宗教与伦理结合的既有模式（把宗教归结为伦理、把伦理归结为宗教、用宗教超越伦理）的一种突破，尤其从宗教神学的现展来看更是如此。而“强伦理模式”的重要意义在于打通宗教与伦理的界限，参与创建全球伦理的思想运动。凡了解中国学术界以往对宗教与伦理关系认识的学者，不难体会到迈出这一步的艰难。
全球伦理这一思想运动没有终结，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的理论建构也没有终结。我们已经有了“弱宗教模式”和“强伦理模式”，这些模式虽然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说明，但笔者深信这方面的努力还将继续下去。
三、全球伦理的“滑铁卢”
创建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有着十分迫切的现实需要，但又极易被人们斥为乌托邦。尽管乌托邦在人类历史和思想史上并非毫无积极作用，但全球伦理的倡导者决不希望自己的理论建构成为“一种新的人类道德乌托邦设想”（注：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第65页。）。倡导的主旨是为了达成目标，但是阐述现实的迫切需要无法确保全球伦理在理论上能够正确无误，因此在全球伦理的创导者们已经提出相当完整的理论框架以后，笔者想说一下全球伦理的“滑铁卢”。之所以用“滑铁卢”这个词，并非想要预言这一思想运动的失败，而是要考虑全球伦理的理论架构亟待解决的问题，或者说可能招致失误之处。
信仰或信念问题是全球伦理必然要涉及的问题，这个问题既是“弱宗教模式”的“滑铁卢”，也是“强伦理模式”的“滑铁卢”。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的倡导者想要突破全球宗教教派与意识形态纷争的束缚，寻找并确定一种新型伦理以解决世界性的道德危机问题，然而无论是弱宗教模式还是强伦理模式，在寻求这些具有最大普遍性的有约束性的价值观和基本准则时，必然要以或抽掉、或淡化解决道德危机所需要的信仰（或信念）作为代价，因为个体、社群、民族、国家由于信仰上的差异所带来的纷争正是他们要加以突破的东西。可是，为了解决道德危机，是否必须悬置信仰差异？信仰上的差异只能对解决纷争起负面作用吗？在展开不同文化、不同宗教间的对话时，对话者必然要以放弃自身的立场为先决条件，否则就不可能吗？把话再说透一些，孔汉思先生提出来的那些“有约束性的”基本原则、万俊人教授提出来的“规范性伦理原则”，都可以没有信仰或信念作支撑吗？恐怕还得具体分析。
在笔者看来，道德危机不是孤立出现的，它至少与信仰危机和认识危机相伴。而就道德对信仰的依附性及其自身信仰化的趋势和发挥作用的途径而言，道德危机为表，信仰危机为里。哀莫大于心死，信仰危机比道德危机更深层、更根本，信仰的动摇和真理的相对比，必然导致传统道德观念和伦理标准的失效。信仰是沟通宗教与道德的中介，因此解决道德危机可以从信仰入手，反之则治表不治本。我们需要具体地研究信仰的特性及其与伦理和宗教的关系，为倡导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提供更加充分的理论说明。
限于本文的主旨，我们无法详细展开这方面的讨论，仅以下述文字表明对这一问题的最基本看法：
在人类历史上，是年代最悠久的一种信仰，道德与的结合是最牢固的一种结合，人类的道德在宗教中找到归宿是一种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现象。道德的出现也许早于宗教、哲学、政治、艺术等意识形式，几乎与人类的自身同时产生，但在其后的发展中，道德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却越来越失去其独立地位，靠依附一定的信仰体系而存在并得以施行。这一方面是因为，信仰作为人类的最高意识形式，有包容、统摄其他意识形式的奢望
和能力，藉此给道德以理论的根据和指导；另一方面是道德自身发展的神圣化、权威化从而自觉地趋向于信仰的结果。在此意义上，我们说道德的信仰化与神圣化是道德发挥社会作用和功能的必由之路，道德的归宿是信仰，但不是道德的惟一宿主，因为信仰化与神圣化并不等于宗教化。
历史上任何一种宗教系统或意识形态都有其相应的道德规范，而这些规范都已经融入信仰体系。道德之所以能起作用，就在于信仰这种意识形式所起的保证作用。不能带来道德力量的是不可思议的，不能带来道德力量的非也是不可思议的。道德的归宿是信仰，至于这个宿主是还是非，视具体文化环境而定。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 教学 改革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亦称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指的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关于道德的科学理论，它是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教学，主旨在于使学生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的道德理论素质，树立正确的伦理观、人生观。加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教学改革，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本身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
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教学现状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传人我国已有近l00年的历史，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教学的蓬勃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中央有关部门决定恢复伦理学学科建设，并积极准备在高校开设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课程。1980年，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伦理学研讨进修班，随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教学在部分高校开始教学试点，此后逐步推开。目前，全国开设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课程的高校有上百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教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随着全球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拓展和深人，人们的伦理关系、道德观念、价值信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与我们现有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教学处于一种不相适应的状况。
一方面，教材滞后于时展。近些年来，各种版本的伦理学教科书相继出版，数量较多，但在章节编排、观点表述、论证思路等方面基本上大同小异，内容上没有大的更新和突破，许多内容学生在高中阶段已接触过。教科书中的理论距离现实较远，存在虚空倾向，失去了深厚的历史感、强烈的现实感，难以回答目前社会上大多数人所关注的一些重要的伦理道德问题。对许多问题的阐析，往往限于一般道德理论上的推演、思辨，忽视了对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的研究，只剩下空洞的道德说教，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教条主义倾向，难以激发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学习兴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形势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课题，需要我们加以回答。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道德观念正在发生着冲突和变革，善与恶的斗争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难以选择，迫切需要有科学的道德理论加以指导。但现有教科书中，或是回避某些复杂而敏感的问题，或仅仅是引经据典讲干巴巴的大道理，而缺少来自现实生活的、实实在在的分析与说明，因而不能正确地、客观地回答学生们所面临的各种道德问题而使学生感到不满和失望。因此，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教学必须进行相应改革。
另一方面，教学方法上以讲授为主，讨论、试验、调查研究等方法处于辅助和弱势地位;以教师为中心，授课方式大多还是采取教师讲课、学生记笔记的“课本+粉笔+黑板”的陈旧教学模式，师生之间缺乏应有的讨论和互动，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利于学生创新潜力的挖掘和创新素质的培养，教学效果欠佳。在课程考核上，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考核指标偏重于定量化分析。课程的教授效果、学生的学习成果，往往通过期末闭卷考试来进行，考试内容就是老师的平时讲解，未讲解的不在考核范围之内，所以，考核实质上仅仅考查的是学生的记忆力。但是，课程教学效果和课程时数不是必然的正比关系，考核结果和课程教学效果的显现也不具有同步性。以考试结果作为课程教授效果、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依据，这有悖于学习的目的。
基于上述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教学改革迫在眉睫。
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教学改革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教学改革，目的在于激发学生的理论兴趣，拓宽学生的理论视野，撞击学生的理论思维，提升学生的理论境界。首先，要激发学生的理论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激发学生的理论兴趣，既不能靠抽象空洞的说教，也不能靠聪明智巧的卖弄，更不能靠奇闻轶事的罗列，而只能靠教师坚实的理论功底和灵活的教学艺术，在教学中把理论本身讲活、讲深、讲透。其次，要拓宽学生的理论视野。学生的理论兴趣是同学生的理论视野成正比的。应当特别注重五种对话: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史对话，使讲授的每个问题都具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与现代哲学对话，特别是与影响广泛的科学主义思潮、人本主义思潮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话;与现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思维科学对话;与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对话，以哲学的方式去反思当今的时代精神;与当代中国伦理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对话，使学生对理论产生应有的亲切感。再次，撞击学生的理论思维，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育改革的核心环节。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它要激发而不是抑制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力，它要冲击而不是强化人类思维中的惰性、保守性和凝固性，它要推进而不是遏制人们的主体意识、反思态度和创造精神。唯此，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才能锻炼和提高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培养和强化人们的创造性素质。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教学中，应当引导学生寻找理论资源，发现理论问题，创新理论思路，把握理论精髓。激发理论兴趣、拓宽理论视野、撞击理论思维，其目的与结果都是要提升理论境界。讲授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不仅要有坚实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背景和灵活的教学艺术，而且必须具有融理想、信念、情操和修养于一身的强烈的人格力量。有了这种人格力量，学生才能在教学过程中进人马克思伦理思想的理论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