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精读-写作的零度

　　关键词：意识形态、语言结构、政治写作、小说写作、诗的写作、风格、写作革命、写作与沉默、语言的乌托邦

　　意识形态

　　作家语言的所指向历史以及人们在历史之中的作用，反过来，历史按照迫使作家按照许多的可能性意指文学。比如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一产生了独特的写作方式，但在资产阶级之前，形式还不会分裂，因为人的意识也并未分裂。为什么福楼拜会和传统的写作方式决裂？巴特认为，当作家不再为“不幸的意识形态（比如资本主义）”服务时，作家会自然地选择另一种形式。此时福楼拜发现传统意义的写作无法表达日渐复杂的社会形态，就像浪漫主义强调人的内心世界和个性需求，现实主义强调客观、冷静的观察，究其根本，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变化，在浪漫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给人们带来商品经济和个人的自由，而伴随资本主义的进程，浪漫主义的“理想国”也悄然陨落，种种弊病和矛盾显露出来——比如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这些意识形态促成文学形式的分裂。而福楼拜导向现实主义正是因为感到了作家的使命，他面对当下的社会环境必须采用另一种新的写作机制。

　　什么是写作？

　　一、语言结构

　　罗兰巴特认为，语言结构是某一时代所有作家共同遵从的一套习惯和规定。语言结构自然地融入作家言语表达之中，但却不赋予言语形式。这种说法类似索绪尔的语言&言语，语言是一个社会性的集体契约，而言语则带有个人经验的印记。所以，语言结构统辖所有文学创作（形式），像是一道界限，如果越过这道界限，语言就变形了——规定语言结构的历史，语言正是在历史的演变之中逐步确定意义，具有完整性和统一性。

　　语言结构在文学之内，而风格在文学之外。意思应该是，语言不是作家所掌控的，具有共同经验（历史）；而风格是一个作家叙述方式、词汇的选择与表现，具有私人经验。风格指向一种个人经历，而不是历史的水平，它属于作家的另一个自我。所以，风格和社会无关系，但又向社会显现价值。

　　由此，我们可以说，风格是垂直的，封闭的，巴特认为，语言是制约性的，水平的，风格则是作家个人身体的开放化，一种个人对现实的隐喻。风格的垂直性和语言结构的水平性共同组成作家的天性（p.18），在写作时，语言是否定性的，有写作经验的人会明白，语言限制了思想的表达；与此不同的是，风格是一种必然性，使得作家将个人的性格和语言结合，作家就是这样介入文学之中的。

　　语言结构和风格都是对象，写作则是一种功能。

　　二、政治写作

　　巴特指出，写作绝不是交流的工具（说话），相反，写作是轮廓分明的语言，它独立自足，在写作之前已强行授予一种言语形象。写作与言语对立区别便是，写作是象征性的、内向化的、发自语言隐秘方面的。而言语只是一种空的记号之流，只有运动才具有意指性。而写作与言语最重要的区分也许是：写作是一种反交流。

　　含混性

　　巴特的语言学法则就是建立含混性，承认意义的漂浮不定是科学性的，承认文学作品是象征语言，这种语言在结构上是复调语言，其编码结果，即在于由她产生的任何言语（作品）都有多种意义，比如巴特认为，“民主”“自由”“和平”这些词都具有故意的含混性。

　　马克思主义写作

　　其特点是并非修辞夸张，也不是某种叙述技巧，而是来自一种技术性词汇（功能性词汇）。马克思写作从根本上说，是要表现一种知识的语言，它的写作是单义性的。这种技术语言使得马克思主义写作与政治活动联系了起来。马克思主义喜欢强加解读于读者，最终一种价值取代了另一种价值的说明，比如说某个罪犯从事损坏国家利益的活动，这就等于说这个罪犯犯了罪，这种同语反复是常用的写作方法。

　　当政治和社会的力量侵入文学意识领域时，产生了一种新型作家，认为写出的作品就是一种行动，这类写作语言不占据主导地位，倾向于成为承担道义的记号。

　　三、小说写作

　　19世纪似乎都是以长篇小说居多，究其原因是小说与历史具有同构关系，两者都具有相似的叙事形式。巴特认为，叙事体是纯文学形式的组成部分，不再表现为时态，而是使现实归为某个时刻。比如动词是模仿、构造世界一般运动的逻辑链条，在时间性和因果性维持着含混性，区别于动词，简单过去时是秩序的一种表现。在当时的作者创作中，世界（模仿物）是一个协调各种关系的整体，所以事实之间不存在重叠与交叉，作家可以在每一个句子中证实各个行为之间的联系和等级关系，所以一般使用全知视角来把握简单过去时对事件的陈述。

　　这种叙事体没有越出语言的藩篱，只是被纳入一种风格，而文学也依旧遵守某一社会的使用价值，此社会是由其所消费的字词和意义本身的形式表达的。在简单过去时之中，它类似谎言——描绘了似真非真的领域。在此，巴特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小说：这个社会的小说是它特定的产物，小说赋予想象物一种真实性的形式保证，却在真实性的记号之中造成含混性，导致这个对象即是真的，又是假的，而且这也是西方艺术中一直存在的程序。

　　由于这种模糊真实的性质，20世纪的资产阶级把它的价值变成了普遍性，并将道德的各种名字推广到该社会内彼此迥异的各个部分上，这正是神话机制所在。P.23 而小说中的简单过去时就是神话学的对象，他们在文本意图上又另加了一层意义，这种意义大部分是教育内容，因为要赋予某些人的创造品以本质。在这里，巴特论述了西方小说艺术与中国传统，中国传统艺术只是针对现实的完善模仿，不需要艺术过程，自然丧失了含混性。

　　说起含混性，巴特举了一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例子——小说的凶手是第一人称，用“我”来掩饰谋杀者，读者想去找“他”，却发现“他”（凶手）隐藏在“我”之中。在阅读习惯下，一般“他”都是演员，在这里，“他”在形式上表示为神话，第三人称就像简单过去时一样供小说艺术调遣，并为消费者提供一种确定虚假性的“虚假保证”。而“我”又较少的有含混性，因此也较少具有小说性。于是，当“我”被排除在阅读习惯外，并经由某些作家在叙事上形成一种虚假性（不可靠叙述者），这种圈套造成的后果就是引起读者误以为的信任。

　　巴尔扎克曾说，不同的“他”组成了广大的人物网络，这个人物网络揭示了世界的存在，在巴尔扎克这里，“他”是小说原始的未修饰的部分，是创作的材料而非成果。到了近代小说，“我”使作者逐渐赢得第三人称的权利（某种意义上，‘我’和‘他’是一样的）比如内心独白的小说，我的独白就变成了小说的内容。那么。追溯第三人称的历史，我们发现第三人称是19世纪写作最为顽固的记号，文学创造的世界与消费它的社会处于脱节状态，比如巴尔扎克的第三人称确实反映了事实，体现出一种秩序的胜利，但却丧失了可能性，而这一点，福楼拜做到了。现代主义是以探索一种不可能的文学为起点的。

　　另一种意义上，现代小说也是对秩序的“谋杀”，巴特如此说道：“小说是一种死亡，它把生命变为命运，把记忆变为一种有用的行为，把延续变为一种有向度和意义的时间。”但这种转变只有在社会的注视下才能完成，这类似于一种契约关系——小说的严肃性把作家和社会联系在了一起（试想网文这种，无严肃性便无社会性）。巴特认为，小说的真实需要虚假性作为记号，以便被人们消费接受，这种“戴面具”式的产物就是写作，这种写作束缚了作家（巴特认为，历史也是被束缚的）（社会将历史打上烙印，于是作家的写作异化了）。这里的异化是指，原始的写作是情感的直接表露，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的发展，作家与社会之间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作家被迫地（比如工业文明）进行某一种写作，所以巴特说是“异化的写作”。

　　三、有没有诗的写作？

　　在古典时代，散文与诗之间的区别是可以度量的。他们的区别只是数量上的差别，因此这种区别不损害语言的统一性。在古典时期，诗学并不指任何领域，而只是语言技巧的改变。（比通常的谈话更富有艺术性），那么古典诗和现代诗的界标是什么呢？巴特认为，古典思想欠缺延续性，古典诗只是在技巧运用必需的限度中才存在延续性，现代诗则相反，字词产生了一种形式上的连续性，从而孕育无字词就不可能出现的思想和情感或者内涵。因此，诗的言语就是包含更富精神性构思的时间，在言语的偶然行为中诞生了意义，而这种偶然性，是以诗的时间为前提的。

　　在此，巴特通过数学语言论述了古典语言的散文和诗，在古典语言，字词本身不具备内涵，它几乎不是一件事物的记号，而是一种进行联系的渠道，诗的词汇就是通过这种模式延伸向其他字词，由此形成了表意的图层链。在数学中，每一个量都有一个记号，并且联系这些量的关系本身也用一种记号、等式或等号表示（a+b=c），在古典语言中，字词避开了声音和语义等偶然性事件，使得语言的韵味凝聚于一点之上，形成连续的序列。诗的词汇本身就是一种用法的词汇，而不是创新的词汇。因此，古典诗人不是去找新的字词，而是整理出古代历史的程式，完善关系的简洁性和对称性——古典文学是这样一种供口头传播之用的产物，一种由世界偶然性支配的消费。

　　然而，在现代诗中，现代诗摧毁了语言关系，把话语变成了字词的静止的栖所。于是，现代诗反映自然呈现不连续性，客体不再有等级系统，排除了人为的因素，也就是说，它不与他人发生关系，而是与自然界非人性的意象发生关系，比如天空、地狱、神圣、孩子等等。

　　有一个问题困扰我许久，那便是如何区分诗与散文、小说？我发现有些作者的小说中的句子可以用换行来成为一首诗（只需要删除情节部分），网络上有个好笑的说法：会按换行键就是诗人。那么我们该如何区分什么是诗？巴特认为，是的，现代诗也是一种写作，小说家的风格导致某种诗性的写作，比如纪德《地粮》一类的风格，于是我们发现，摘取小说的某些句子确实能成诗，但毫无意义，因为前者是“诗性写作”，只是一种风格。区别诗和散文、小说，巴特指出：当诗的语言只根据本身结构的效果来对自然进行质询，即不再诉诸话语的内容，也不触及意识形态来讨论自然，此时就不再是写作，而只存在风格，人借助风格随机应变，并不需要通过历史的形象或社交的形象就可直接面对客观世界。P.42

　　四、资产阶级写作

　　16、17世纪表现出文学语言相当自由的丰富性，因为那时人们还从事对自然的认识，时过境迁，资产阶级疯狂生长的背后，带来了语言不稳定的结构，写作也具备多样性。在法国社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取胜时完成了一种既是工具性的，又是修饰性的，独一无二的类型的写作。于是，17世纪的古典写作自然也是一种阶级写作，围绕着权力，这样的写作，首先表现为少数派和特权和阶级语言，而雨果首先抵抗住了这种古典写作的工具性，用一种风格的力量，使得18世纪的法国文学写作具有神圣性。

　　然而，由于1850年的人口统计学、冶金工业取代纺织业、现代资本主义诞生了，法国社会变成了三个敌对阶级，继续承担提供普遍性的职能，于是，资产阶级作家变成了类似法官的角色，但也是在这个时候，文学变得多样化了，每一种写作即是一种立场，一种最初的行动，根据行动，作家摒弃了资产阶级立场，现代主义正是萌生在如此多种多样的写作之中，但这也是其历史的穷途之时。

　　五、风格

　　在资产阶级写作的时期，形式的价值几乎就是思想的价值，在这段时期内，作家好比流水线的工人，罗兰贝特称之为：“作家-艺匠”，作家在形式上花费劳动，有时会形成简洁的风格（删删减减），与巴尔扎克华丽的风格对立，从此美学的目的不再能匹配语言的习惯，从此历史导致作家的社会使命与他继承的传统工具（语言）发生明显的断裂。

　　六、写作革命

　　社会主义写作必然导致一直习惯性写作（唯物），这种写作十分清楚地指明一种内容，而此内容又不可能被表达并且也没有一种对其加以识别的形式，这便形成了矛盾。巴特指出，在这类革命者的写作之中，或许存在某种对今后无力写作的情绪，而也只有资产阶级作家能感觉到资产阶级写作的妥协性：文学语言的分裂乃是一种意识的现象，而不是革命的现象。

　　七、写作与沉默

　　巴特认为，作家有一种证明正义性的热情：形式的创生。即创造出一种丰富但已死去的语言，这种写作损坏传统的文学语言，瓦解作家的习惯表达，以往形式的再生外壳，但这类语言反过来创造了它们本身的规则，于是语言的解体就导致写作的沉默了，比如某些超写实主义作家。巴特指出，这种写作的沉默与自杀有相同的结构。在脱离文学语言还有另一种解决方案——创造出白色写作。这个白色写作就是零度写作，语言学家的研究证明，在单数与多数、过去与现在之间还存在一个第三项（中性项），它们模棱两可，更像非语式的直陈式写作，零度写作就是中性的直陈式写作。打个比方就是新闻式写作。这种写作类别依托各种呼声和判决的环境，但又丝毫不介入其中，它正好是由后者（环境）的“不在”所构成。而且这种“不在”不包含任何隐秘，于是巴特认为，这是不动心的写作，或者说纯洁的写作。接着，巴特举出加缪《局外人》的例子，并认为这是零度写作风格的运用——它完成了一种“不在”的风格，写作被归于否定的形式，语言的社会性质和神话性质被消除了，代之以一种中性和惰性的状态。

　　八、语言的乌托邦

　　写作的扩增是一种近代现象，它迫使作家进行选择，引发出一门写作的伦理学。由此，文学创作获得新的因素——形式。比如在萨特的小说之中，萨特打破了浪漫主义的连续性（形式），将叙事过程分割以表现现实的普遍存在，也就是说，在事件的共时性基础上重新组织了一种独一无二、整齐的时间，即叙述者的时间，叙述者特殊的声音是由可清楚识别的事件确定的。

　　由此，作家的写作如果不能使作家处于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就不可能产生现代文学杰作。或者说，作品的形式没有创新，而是流于前人的写作习惯，那么巴特认为，这样的话文学的神话就并未超越。这种继承而来的写作方式导致作家不承担责任，写作的悲剧就产生了。作家的使命即是与祖传的、强有力的记号进行抗争。

　　作为一种必然性，文学写作证明了语言的分裂，后者又是和阶级分裂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写作的自由，即是超越这种分裂的努力，巴特指出，文学写作一直是对语言的重新想象（梦想中的语言），这种语言是清新的，不是错乱的，写作形式的扩增将反过来促进语言的再次创造，只有文学成为语言的乌托邦之后，全新的文学才能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