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热点面对面·2005》
【基本信息】
作者：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 编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年7月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继《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和《理论热点18题》之后，组织撰写的第三本通俗理论读物。本书充分体现了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深入浅出地分析和回答了干部群众提出的思想认识问题，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本书观点准确、说理透彻、通俗易懂、可读性强，是解疑释惑、统一思想、普及理论知识的重要通俗理论读本，是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学生理论学习的重要参考材料。
【目录】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2、与时俱进看发展——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涵
3、“有形的手”显威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4、从《财富》500强的新变化谈起——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5、破解“三农”问题的一把钥匙——如何理解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6、关注民生活就业——如何看待当前的就业再就业形势
7、基尼系数今昔谈——逐步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8、“永远的丰碑”的昭示——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9、握在人民手中的权杖——为什么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0、独具特色的政党制度——为什么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1、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础——为什么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2、“邯郸学步”要不得——为什么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
13、思潮游荡显本色——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
14、《迷宫》之谜——谈谈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15、网络天空好自游——如何认识互联网发展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
16、从救助印度洋海啸灾区谈起——如何理解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17、“黄炎培难题”的新求解——如何理解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18、时代先锋 社会楷模——谈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19、风正好扬帆——不断提高反腐倡廉的能力
20、让神州大地变成美好人间——正确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十六大以后，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化，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围绕如何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我们党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我们不仅要坚持发展这个硬道理和第一要务，而且要正确认识“什么叫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十六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对于科学发展观，我们应怎样认识呢？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在全面把握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经济社会进入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既是“加快发展机遇期”，也是“各种矛盾凸显期”。细说起来，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不少，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还在扩大，就业压力继续加大，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等等。对这些问题，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高度重视、全面把握、正确应对，努力促进经济健康持续较快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刻分析更好地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任务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既是一个经济更加发展的社会，又是一个民主更加健全的社会；既是一个科教更加进步的社会，又是一个文化更加繁荣的社会；既是一个社会更加和谐的社会，又是一个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社会。这样一个宏伟目标，是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既令人鼓舞，又十分艰巨，绝非轻而易举就能完成。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创新发展观念，完善发展战略，拓宽发展途径，切实抓好用好战略机遇期，努力实现党在新世纪的历史任务。
再次，科学发展观是在总结我国长期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历程，也是我们对发展规律的探索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现代化建设波澜壮阔，有艰辛的探索，又有各种风险的应对；有成功的欢乐，也有曲折的教训。十六大在深入总结这段历程的基础上，提出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条基本经验，为我们继续前进提供了指导。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牢牢把握发展这个主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特别是抗击非典的实践，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对以往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第四，科学发展观是在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科学审视国际形势变化趋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各国发展实践的推进，人们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注重社会变革的发展，从提出可持续发展到注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全面发展，都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特别是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许多国家都在围绕抢抓发展机遇，调整发展战略。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对此，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把中国的发展放到世界的大局中来思考，努力取得发展的主动权。
科学发展观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是我们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观，是以人为本、造福人民的发展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是整体推进的发展观，是坚持和平发展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内涵十分丰富，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环节，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各个领域，贯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用一系列富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新思想、新观点，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和发展目的的认识。总体来说，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前人又勇于创新，深刻阐明了发展的本质和基本内容，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进一步深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实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对实现文明发展、和平发展、又快又好发展，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其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一是要自觉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二是要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三是要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各级干部的行动中；四是要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认真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中；五是要把科学发展观体现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实践中。
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就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就一定能够变为现实！
（二）与时俱进看发展——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涵
发展，是贯穿改革开放20多年的主旋律。科学发展观继承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一贯思想。它强调以人为本，突出了党的根本宗旨和发展目的；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突出了发展的内涵和要求。它围绕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丰富了对发展的认识，创新了发展的理念。说到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就是发展。
当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伟大航程中，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一个重大跨越。在我们面前，摆着两种前途：一种是跃起腾飞，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另一种是盘桓不前，导致贫富悬殊、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能否争取前一种而避免后一种前途，这取决于我们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科学发展观着眼于解决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对党的发展理论作出了新的概括，提出了关于发展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我们进一步指明了通向光明前景的正确航道。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思想，吸收了人本主义思想中的有益成分，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它强调的以人为本的“人”，是指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以人为本的“本”，是指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以人为本的实质，就是以人民群众为本。
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已退居次要位置，而是为了更好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发展观强调的全面发展，绝不是撇开发展谈全面、偏离经济建设中心求发展，而是要克服过去在某些方面存在的重经济指标、轻社会进步，重物质财富、轻精神财富，重当前利益、轻长远利益的偏差，经济社会发展不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强调协调发展，就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要统筹兼顾、相互促进，而不能彼此分割、各行其是；强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注重发展进程的持久性、连续性，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保证一代接一代永续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三者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体现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协调共进，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平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协调适应。
过去我们讲两个文明一起抓，后来发展为三大文明全面推进，现在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它们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发展包含社会发展。实现科学发展，就必然提出社会和谐的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以新的时代内涵。
我们党从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中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实现，有了经济的增长、政治的发展、文化的进步还不够，还必须重视社会建设问题。在推进三大文明建设的同时，还要关注财富怎样分配，利益怎样协调，矛盾怎样化解。三大文明建设的成果要体现到社会的和谐发展上，要让社会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让人们普遍分享发展的成果，使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构建和谐社会与三大文明建设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能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中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和谐社会又为三大文明建设创造社会条件，它们统一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进程中。
本世纪头20年，是我们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必须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妥善处理国际间的各种矛盾和纠纷，积极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对我们党正确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国际上的分歧和争端，我们必须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在涉及我国主权和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原则；在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上，则要把握好斗争的时机和分寸。应该看到，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国际上总有一些人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总会千方百计制造各种事端。对此，要充分相信党和政府有能力、有办法妥善处理好这方面的问题。广大群众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应该充分肯定，但表达的行为和方式必须冷静理智、合法有序。否则，可能会在一时一事上占据上风，但对于国家的长远发展于事无补，甚至得不偿失。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开放的、健康的国民心态，始终站在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立场上看问题、办事情，绝不能图一时之痛快，而损长远之前景。
（三）“有形的手”显威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2003年以来，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中央作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决策。这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决策是完全正确和十分及时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重要作用，又要注重发挥宏观调控这只“有形的手”的重要作用。
2002年下半年，我国经济明显呈现出 新一轮的增长趋势。到2003年第一季度，GDP增速已经达到9.9%，是1997年以来的新高；第二季度以后，虽然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一度使经济增速放慢，但很快又恢复了高速增长的态势。对此，中央始终保持冷静，在进一步激发经济潜力、保持经济活力的同时，高度关注经济运行中新出现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2002年下半年，特别是2003年非典以后，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凸显。一方面，粮食播种面积连年减少，粮食产量连续下降，人均粮食占有量大幅度减少，粮食供求关系趋紧；另一方面，新开工项目多，在建规模大，一些行业和地区投资扩张加速，尤其是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开发等行业出现增长过热的趋势。这两方面的问题又进一步引发信贷规模过大、煤电油运紧张、基础产品价格上涨等问题，有的还相当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后果不堪设想，来之不易的好形势就可能发生逆转。
党中央、国务院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果断作出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力的政策措施。2004年1月，中央发出1号文件，出台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方案，建立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把土地管理定位为国家最重要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2月，国务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要求严格控制钢铁、电解铝和水泥等部分行业过度投资；3月，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和扩大再贷款浮息范围；4月，国务院发出通知，提高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开发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集中整顿土地市场；5月，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协调配合，控制信贷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7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方案；10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放宽人民币贷款利率浮动区间；12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就这样，充分运用各种经济、法律手段，同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打出了一套漂亮的宏观调控“组合拳”，从而有力地保证了国民经济这艘大船平稳较快地航行。
两年来，这次宏观调控的一整套“组合拳”逐步在实践中显出成效。我国经济发展过热的局面得到初步改变，呈现出稳步协调发展的良好势头。2004年，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播种面积扭转了连续5年下滑的趋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增长6.8%，增长速度是近几年最快的；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整体增幅回落20%以上，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投资增速明显趋缓，货币信贷增势减缓；经济效益继续提高，财政收入2.57万亿元，增长25.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突破1万亿元，增长38.1%；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增长35.7%，外商直接投资突破600亿美元；城镇新增就业980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增长7.7%，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3.9%，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这些成绩说明，这次宏观调控使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得到缓解，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得到抑制，避免了经济运行大的起伏，使国民经济保持了增长比较快、效益比较好、活力比较强的良好势头，实现了又快又好的发展，是一次成功的宏观调控。这次宏观调控有四个不同以往的突出特点：一是有预见性的主动调控；二是把握全局、有抑有扬的调控；三是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的调控；四是治标和治本相结合的调控。归结起来，这次宏观调控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次重大实践，使我们加深了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实践充分证明，科学发展观是符合我国实际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现代化建设始终要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在充分肯定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这些成效还是阶段性的，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制约经济平稳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还没有完全消除。首先，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有缓解，但基础还不稳固。其次，经济运行中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特别是从长远和全局来看，影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有不少。经济增长的粗放方式还未根本改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农业基础脆弱、产业技术水平不高、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刻不容缓；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扩大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已日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推进协调发展刻不容缓；体制不完善、改革不到位，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根源，加快完善体制机制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要不要宏观调控，而是必须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如果我们稍有放松，就有可能出现反复，甚至前功尽弃，那就不得不花费更长的时间、采取更大的调控措施、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增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宏观调控各项政策措施的自觉性。
（四）从《财富》500强的新变化谈起——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财富》杂志是美国一家颇有影响力的财经类媒体。它每年对全球范围内各种企业，按照实力的大小进行排名，评选出当年的500强。时至今日，一个国家有多少家企业入围《财富》全球500强，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该国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一个反映。前些年，我国内地入围的企业还是凤毛麟角。到2004年，已有中国石化、国家电网、中国石油 、中国人寿、中国移动、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电信、中化集团、宝钢集团、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南方电网、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粮集团、一汽集团15家企业入围，它们都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全球500强排名的这个变化，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近些年来我们对国有经济实施战略性调整、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包括产权改革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
我国的国有企业，原来叫国营企业。“国有”与“国营”虽只有一字之差，定位却迥然不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是由国家来“经营”的，国营企业作为政府计划的生产单位，并没有经营的自主权。企业如果挣钱了，利润全部上缴；如果亏损了，损失由国家承担。在这种方式下，企业一无动力、二无压力，很难有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我们党一直都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之路进行积极探索，努力寻找从根本上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和创造力的办法。在国有企业改革的长期探索中，我们对产权和产权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化，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不断深化。实践充分证明，无论放权还是让利，无论承包还是租赁，虽然都在解决国有企业活力和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作用，但仍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问题。归根到底，必须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的要求，积极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这是其他方面改革的基础。
2004年，围绕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问题，曾在国内引发一些争论。怎样评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成效，如何看待中央确定的改革思路和方向呢？大家知道，从1998年开始，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积极进展，政企分开迈出重大步伐，国有经济布局得到改善，股份制改革步伐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逐步推进，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发生深刻变化，企业整体素质明显提高，经济效益大幅增长。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额从14.9万亿元增加到19.7万亿元，净资产从5.21万亿元增加到8.36万亿元；2003年实现利润和上缴税金分别为4951.2亿元和8104.5亿元，均占全国工商企业的1/2。这些数字变化有力表明，中央确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采取的措施是有效的，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大方向必须坚持。
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首先是要从整体上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也就是说，要着眼于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和质量，不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十五大以来，通过结构调整，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放开搞活了一批国有中小企业。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国有经济分布仍然比较宽泛，投资涉及的领域太多，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必须进一步加快调整和改革步伐。
就企业层面来说，推进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中心任务是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逐步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近年来，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步伐不断加快。截至2003年底，全国4223家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中，有2514家通过多种形式改制成为多元持股的公司制企业，改制面近60%，国有中小企业的改制面达85%左右。通过股份制改革，推动了国有资本的流动重组，放大了国有资本的功能，增强了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促进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推动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提高了企业融资能力，促进了企业做大做强；形成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有大型股份制企业，实现了国有经济与其他所有制经济的更好结合。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
加快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前提。现代产权制度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没有完备的产权制度作保证，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将无所依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的任务。近年来，为了适应股份制改革不断深入的需要，我国在国有产权制度改革和管理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探索，在产权登记、资产评估、资产转让、国有股权管理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推进产权有序流转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产权制度改革还相对滞后，不能满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需要，必须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加快改革步伐，使现代产权制度早日得到确立。
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确定的改革方向积极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决不能因为出现一些问题而否定改革的方向和取得的成效，放慢改革步伐；也决不能对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任其发展。要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政策法规、加强监督管理等多方面努力，使改革在推进中不断规范，在实施中不断完善。
（五）破解“三农”问题的一把钥匙——如何理解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在2004年9月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是新形势下破解这一难题的一把钥匙。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对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科学概括。
一般来讲，在工业化发展初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主体地位，为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应当用农业积累支持工业发展；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业取代农业成为主导产业，为使工农业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对农业的扶持和保护，实行由农业哺育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转变。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当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国民经济发展到工业对农业反哺期时，如果及时扶持农业，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就会协调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如果继续忽视农业，就会导致农业萎缩，城乡差距扩大，贫富悬殊，社会矛盾加剧，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那么，现在我国是否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阶段呢？据测算，目前我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000美元，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约为15：85。这说明，工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根据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在我国工业已经发展壮大的情况下，应该由以农业支持工业转入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这样一个新阶段。
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不仅是由我国工业化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而且也与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有关。对于我们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解决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扶持和保护农业，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我国人口60%以上居住在农村，农民安居乐业对于政权的稳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农村社会稳定才有坚实的基础，工业才有广阔的市场，城乡关系才能协调，国家的长治久安才有可靠的保障。正是在深刻分析我国工业化进程和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基础上，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战略思想，为新形势下解决好“三农”问题，推进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
现在，工业已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国家税收和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工业。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亿元，财政收入2.6万亿元。从国家财力来看，我们已经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实力。我们这里讲以工促农，不是让工业企业直接支持农业，而主要是指通过适当的政策，加大公共财政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总的来说就是六个字：少取、多予、放活。
首先是要少取。在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后，党和政府决定2006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征农业税，这是实施以工促农的重大举措。免征农业税，将为农民每年减轻900多亿元的税收负担。广大农民为此欢欣鼓舞，真正感受到支农政策的实惠。
其次是要多予。继续坚持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坚持和强化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将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范围，加大对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等小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增加对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投入，到2010年基本建立起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完善对农村困难群体的救助体系，逐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和技术推广体系建设。
第三是要进一步放活。少取、多予说到底毕竟还是外部条件，解决“三农”问题还是要靠深化农村改革，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增添新的动力和活力。在全部取消农业税以后，要全面启动以乡镇机构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为核心内容的改革；从体制和法律上建立起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着眼于控制耕地征占规模，着眼于保护农民合法利益，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改善农村金融服务。
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丝毫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农业和农村自身的发展。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使城市和农村紧密地联系起来，在理顺城乡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平等的经济社会发展新体制。要进一步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进程，加快农村第二三产业和小城镇的发展步伐，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同时，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让所有农民共享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带来的好处，真正建立起地位平等、开放互通、互补互促、共同进步、平等和谐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
（六）关注民生活就业——如何看待当前的就业再就业形势
就业是民生之本。积极做好就业再就业工作，始终是党和政府最关注、最操心的一件大事。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很快，但就业再就业形势却依然严峻。经济高增长为何没带来人们预期中的高就业？
人口自然增长率过高，是就业难的基本原因。我国有13亿人口，基数很大，对就业是一个长期的压力。从1980年到1999年，全国就业人数净 增2.90亿人，相当于世界新增劳动力的33.7%。从1998年开始，又迎来了因往年的生育高峰带来的新一轮就业高峰，“十五”期间新达到就业年龄的劳动力，较“九五”期间平均每年多290万人。经济高速增长创造的大量就业岗位，大多被人口增长所抵消。今后两到三年，城镇每年需要安排就业的劳动力达2400万人，而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仅为1000万左右，每年缺口1400万，加上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失业者增多是必然的。从统计数据看，我国人口增长速度大约还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放缓，所以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短期内不会改变。目前，产业结构不合理，是造成就业难的重要原因。一般来说，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最多的部门。近几年来，我国进入了以重工业化为特征的工业化加速发展期，第二产业的比重还会上升，而吸纳劳动力最多的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缓慢。企业大量富余人员的释放，加剧了就业难的局面。从1998年到2003年底，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累计达到2800多万人，虽然其中就业能力较强的大都实现了再就业，但在中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困难行业和资源枯竭城市，也有一部分年龄偏大、缺少专业技能的人进入失业队伍。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减弱，是造成就业难的一个新原因。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竞争的激烈，很多企业倾向于利用先进的设备、技术来代替人力劳动，使企业在发展扩大过程中吸纳的劳动力相对少了。据测算，20世纪80年代，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90年代以来，每增长1个百分点，只能增加70万-100万个岗位。劳动力供求关系错位，也是造成就业难的一个内在原因。从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现状看，虽然总量供过于求，但在局部行业却供给不足，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一边是有人无事干，一边是有事无人干；一边是有事不愿做，一边是有事不会做。一些地区、行业和工种招不进人，留不住人。在城市，有30%的岗位找不到人，有20%的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社会对劳动力的吸纳靠市场选择，隐性失业必然转化为显性失业。用人单位有空缺岗位，就有人去应聘，双方谈好工资标准等事项后，求职者上岗；谈不拢，则上不了岗。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失业成为劳动力流动的一种经常状态。与隐性失业比较，显性失业更能真实反映劳动力供求矛盾，有利于劳动者提高自身素质，也使企业更注重提高劳动力使用效率。市场与就业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应该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好就业难题是完全可能的。
首先，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充分就业已成为政府非常重要的政策目标。从政府来说，促进就业的办法主要是：制定就业政策，开发就业岗位，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对特殊困难对象给予就业援助，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提供就业服务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其次，通过加快经济发展和优化经济结构，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经济结构的调整，蕴藏着大量的就业机会。从所有制结构看，2004年劳动力市场中，个体、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用人需求占60%左右。我国的非公经济发展很快，将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从产业结构看，国家已明确提出要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将增强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带动作用。从企业结构看，“小企业，大就业”已成为共识，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正在进一步改善，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创办中小企业或在中小企业找到岗位。而且，现在自由职业者、非全日制工作者越来越多，目前全国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已达到5000万人。再次，完善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再就业机制，是解决就业难问题的根本。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特别是要形成以劳动者自主就业为主导的新格局。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改善创业环境，鼓励个人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全面加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建设，加强职业介绍、职业指导、职业培训，提供优质就业服务；加强法制建设，明确责任，规范企业用人行为和劳动力市场秩序，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权利。从劳动者个人来说，既要转变就业观念，更要提高自身素质。当前，一些人找不到工作，一些技术性岗位又找不到人，是因为劳动力素质和岗位需求不相适应。无论在职职工还是失业者，都要有危机感、有进取心，在学习和工作中努力提高职业技能和知识水平，以适应竞争上岗的新趋势。
（七）基尼系数今昔谈——逐步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基尼系数是一个用来描述收入整体差距程度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认为，当它处于0.3-0.4时表示收入分配比较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过大，超过0.5则意味着出现两极分化。从现实来看，世界各国对基尼系数的运用并不完全一致。很多国家都是把它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综合判断收入差距。在不少国家，基尼系数都有不同的标准和界线。总的来说，基尼系数只可参考，不能绝对化。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城乡差距大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不能简单地套用基尼系数的一般标准来衡量我国的收入差距。
应该说，近几年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解决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推进分配制度改革，调节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增加农民收入等，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那么，在政府加强调控后，为什么收入差距仍呈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这里，除了人们经常讲到的体制不健全、行业垄断、历史问题、地域差异、再分配手段不完善、管理疏漏造成的非法收入等一些因素外，从目前来看还有以下一些原因：一是政策调整的“延迟效应”。从政策的出台到发挥实际效应，往往存在一个“时间差”。尤其是长期政策的调整，在短期内可能会“立竿不见影”，其预期成效往往会“延迟”到来。我们不能奢望政策一出台，贫富差距就立即缩小，基尼系数就立即降低。二是收入提速和起点过低的反差。近年来，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等政策的推动下，许多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超过了全国的平均增速。但即使这样，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由于起点低、基数低，从长期来看差距将缩小，但短期内绝对数的差距还会扩大。城乡之间差距的扩大也是这个原因。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增长6.8%，结束了连续7年低速徘徊的局面，但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更快，达到9422元，增长7.7%，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三是体制改革的相对缓慢和滞后。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越来越涉及一些深层次的利益关系，这就加大了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有关政策的“磨擦成本”，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将一些政策措施“推、拖、磨”掉了好多，难以达到应有的政策效果。
必须看到，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使经济上比较困难的社会群体产生失落感和心理失衡，容易产生对社会的不满，影响社会的稳定。同时，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会制约社会有效需求的增长，最终妨碍经济持续发展。面对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有人担心，也有人疑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是不是说明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应当说，虽然收入差距扩大是客观存在，但这是在居民总体收入水平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也是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收入提高的速度和程度不同，有的快，有的慢，但毕竟都是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努力。而且还应看到，东中西部发展的速度差距正在缩小，农村也正在结束低增长甚至徘徊的局面。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收入差距虽然呈现扩大趋势，但不能作出已出现两极分化的结论。
针对目前我国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有人认为，是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分配原则造成的。事实果真这样吗？一般而言，效率是指资源投入和产出的比率，公平是指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及其调整利益关系的原则、制度、做法、行为等是否合乎社会发展的需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针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弊端提出来的。那时，由于过分强调公平，结果出现了“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现象，导致效率十分低下。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对分配制度逐步进行了改革。“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大战略相联系的。现在，这一体制虽已初步建立，但尚处于完善中，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较低，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还不能忽视效率，人为地“抹平”差距；但是，注重效率，正视差距，不等于忽视公平，甚至不要公平。我们必须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重视维护社会公平，把社会公平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建立健全维护社会公平的体制和机制。讲“效率优先”，不能变成“唯效率论”；强调“兼顾公平”，不能把公平“能兼则兼，不能兼则弃”，更不能变成“公平次要论”甚至“不要公平论”。
200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这为我们走出一条既能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又能缩小差距、维护公平之路，提供了指导性思路。实践证明，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和贫富悬殊的利益分配格局都不利于社会和谐。比较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应该是一个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占少数、中等收入人群占绝大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分配格局。从当前来看，首先还是要集中精力加快经济发展步伐，进一步做大“蛋糕”。这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基础。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必须采取“多管齐下”的办法，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一是要进一步完善维护社会公平的政策措施。二是要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众的扶持力度。三是要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八）“永远的丰碑”的昭示——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从2005年2月开始，中央各大新闻媒体联合推出了“永远的丰碑”大型系列宣传报道，先后介绍了党的历史上100多位革命先烈和先进模范人物。看了这个系列报道以后，有一位中学生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座座‘永远的丰碑’。透过这座座‘丰碑’，我不仅了解了共产党的光辉历史，看到了共产党的英明伟大，认识了共 产党的精神风骨，而且也懂得了共产党‘打天下’与‘坐天下’是多么的不易”。仔细思考一下这位青年学生的话语，重温“永远的丰碑”介绍的英烈事迹，可以说再次印证了这样一个朴实的道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00多年间，许多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进行了前赴后继、英勇顽强的斗争。在这期间，先后出现过许许多多的政治实体，包括各色各类政党，但最终大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的顽强斗争，牺牲了2000多万革命先烈，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把一个贫困交加、四分五裂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团结统一、前途光明的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领导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确立和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从党的产生和壮大，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取得和巩固，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也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莫道人心同此理，雄风今已靡前贤。”这是后来任民革领导人的李济深在1947年3月所作诗中的两句，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人民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戴。正如1949年9月宋庆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讲话时所说，中国共产党“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党”。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只有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后，才真正开启了中国驶向现代化的历史航船。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奋斗，我们这条航船不仅开辟了通向现代化的正确航路，而且顺利地完成了一段航程，正向着胜利的彼岸加速前进。那么，今后我们是否还需要中国共产党这个“舵手”掌舵呢？答案是毋庸置疑的。
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性质决定了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近代以来的历史反复证明，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企图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使中国实现现代化，是根本行不通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立新中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真正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现代化之路。要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必须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其次，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需要共产党的领导。翻开我国历史，不难发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时期，往往是国力强盛、人民安居乐业的时期。千百年来广为传颂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是这样。相反，凡是国家分裂、民族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之时，必定导致国力衰弱，人民苦不堪言。在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发展又很不平衡的国家里搞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离开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可能保持长期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也就无法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第三，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共同奋斗，需要共产党的领导。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亿万群众的事业。只有集中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组成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才能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像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情况十分复杂的大国，如果没有一个核心力量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发动起来，实现现代化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在当代中国，谁最有资格和能力做到这一点？只有中国共产党。
第四，应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外挑战，也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矛盾都比较复杂。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从国内来看，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长期积累的许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我们的选择只有一条，那就是坚持并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使党更好地成为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九）握在人民手中的权杖——为什么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是由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的头脑里所固有的，而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的重要成果，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虽然还有待在实践中完善，但从总体上说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充分享有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载体，是适合我国国情和需要的民主模式。当然，对其他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有益方面，我们要积极研究和借鉴，但绝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
50多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和完善，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它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动员了全体人民以主人翁的精神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保证了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50多年来的历程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党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实现形式，同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的功效，是由于它兼取了民主和效率之所长。一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能够保障人民充分行使国家权力。按照宪法规定，我国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同这一国体相适应的政体。国家的根本性质决定了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13亿人民当家做主，不可能都进行直接管理，需要有一个适当的组织形式。这个组织形式，就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人大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代表的产生和构成，反映了我们国家的性质，保障了国家权力最终掌握在人民手中。正如有人所说的：“一个代表是一方百姓的缩影；一个代表议案往往是千百万人民的呼声。”另一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又充分保障国家机关运转的效率。人民代表大会不仅是立法机关，同时又是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和政府、法院、检察院都是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的，它们的根本目标相同，只是分工不同、职责不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决定和执行、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这种监督既是一种制约，也是一种支持和促进，可以使“一府两院”的工作以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依靠，获得强有力的支持；又可以把“一府两院”的工作置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效监督之下，防止权力滥用，避免重大失误。
实现民主和效率兼收，一直是人类社会长期争取的目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确保人民代表大会享有高度权力，又能使各级执行机关有效地处理事务。这样，就避免了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权力分立制衡制度，使得各国家机关之间经常摩擦、扯皮、互相牵制的弊端。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时说，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
有人说，人大代表就是“举举手，按按钮”，认为人民代表大会是“橡皮图章”。这种观点是不合事实的，是十分错误的。它完全忽视了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是国家整个政权体系的基础这一基本事实。不可否认，在民主和法制被轻视时，我国的民主政治进程相对缓慢，人大的作用未得到很好发挥。但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不断加强立法工作，改进监督工作，讨论决定国家和地方的重大事项，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现在，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对“一府两院”工作监督的力度越来越大；由代表联名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和各级重要领导干部候选人越来越多，其当选率也越来越高；部门或单位的工作报告未能在人大会上通过和干部任免遭人大否决等情况，也早已不是新闻。
历史反复告诉我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健康发展，人民当家做主就有保障，党和国家的事业就顺利发展；这个制度受到破坏，人民当家做主就无法保证，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坚持这一制度，当然不是说它已经尽善尽美了，而是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改进和完善。
有法才能治国，无法就会祸国。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首先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当前，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进一步突出经济立法的重点，抓紧制定和完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法律，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安定的法律，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法律。
“徒法不足以自行。”光有法律还是远远不够的，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工作，增强监督实效。在现实生活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存在；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执行难的问题时有发生；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贪赃枉法、执法犯法，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要进一步健全监督机制、完善监督制度，增强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工作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支持和督促它们严格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办事，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它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要进一步密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好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作用。要进一步规范人大代表的活动方式，为他们联系群众、开展活动、履行职责提供方便和条件，引导和调动人大代表依法履行职责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此外，制度建设的状况，直接关系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成效。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进一步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建设，形成适合国家权力机关特点的、充满活力的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要优化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结构，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议事程序和工作制度，更好地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保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依法履行权利。
（十）独具特色的政党制度——为什么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翻开共和国的史册，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是哪个人一时冲动的奇思妙想，而是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民主人士的共同选择。
新中国成立前夕，对于采取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并不是一开始就意见统一的。 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感到，革命胜利了，新中国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行，民主党派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应该功成身退。在这一历史的关头，中国共产党站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高度，主动选择了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毛泽东同志对此有一段生动形象的阐述。他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从前有句话叫“飞鸟尽，良弓藏”，现在应该改作“飞鸟尽，良弓转”——转向更好更进步的方面去。这一格局的突出意义，一是孤立敌人——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二是新中国的建立，如“大厦将建，独木难支”，不能光靠一个党派，需要多党派齐心努力，共建大厦。就这样，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鼓励其他党派继续存在、合作参政，创造了世界政党制度的崭新模式。
为实施好这一制度，1949年9月我们党创建了人民政协这一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专门机构。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4年首届全国人大召开的5年期间，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首届全国人大召开以后，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人民政协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社会各界参与国家事务、促进民主发展的重要活动场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修复在十年动乱中遭受破坏的多党合作制度，并不断加以发展和完善，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丰富了新时期多党派团结合作的基本原则。这一制度还被载入宪法，法律地位进一步明确。如今，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已被纳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范畴，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深深根植于中国土壤中，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制度创新。它的显著特征概括起来说，就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为了共同的目标，形成亲密的友党关系，而不是执政党与反对党或在野党的关系。因此，它既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有别于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
判断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究竟好不好，要从它的基本国情出发来认识，要从它的实践效果来分析。我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具有独特的优势。这一制度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政党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也必然要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我们实行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建立在公有制占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能够在广泛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同时，确保对国家的统一领导，快速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正是靠着这一点，才使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大国，克服种种困难和风险，在较短的时间内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实现了经济腾飞和社会全面进步。
这一制度有利于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很好的制度安排。通过这一制度，各民主党派选派代表直接参政议政，或者以政党形式参与民主协商、监督，并以其所联系的群众为依托，广泛吸纳和反映来自社会各方面、各阶层的意见与建议，有助于保障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体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的本质要求和独特优势。
这一制度有利于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我国政党制度的本质是团结和合作，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因此，各政党之间既不争权夺利，也不互相倾轧。这种独特的党际关系具有很强的社会整合功能，便于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使不同群体的愿望和要求以合法的形式表达出来，使矛盾和问题在现有体制框架内得到妥善化解，维护国家政局的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这一制度有利于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宗旨和目的，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多党合作的政治架构和民主协商的制度保证，有助于扩大各界人士有序的政治参与，使各方面利益的发展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发展方向保持一致，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同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的政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之一，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2005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它总结了我国政党制度的历史经验，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原则、内容、方式、程序等作出科学规范，是指导多党合作事业进一步发展的纲领性文献。当前，我们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进一步加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谱写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篇章。
（十一）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础——为什么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一项符合我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是正确处理我国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基本方针。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包括各民族代表在内的600多位政协代表共同协商决定，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专门阐述了新中国的 民族政策，明确把民族区域自治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提出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绝非偶然，它是基于我国历史与现实的国情作出的必然选择。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是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依据。几千年的历史一再表明，无论某一民族还是整个中华民族，都是团结则兴、分裂则亡。因而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始终是各民族关系的主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存在和有效治理，不断增进着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缔造了同文同源、生生不息的民族血脉。
近代以来在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基础。在共同反抗外来侵略的浴血斗争中，中华各民族儿女深切体会到：伟大祖国是我们的共有家园，各族人民只有紧密地团结和联合起来，才能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只有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和繁荣富强，各民族才能拥有真正的自由、平等、发展和进步。
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人口分布格局，各地区资源条件和发展的差异，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现实条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民族频繁迁徙，逐渐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汉族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民族遍布全国，少数民族人口虽少，且主要聚居在广大边疆地区，但在内地所有县级以上行政区域都有居住。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人口分布状况，决定了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建立不同类型和不同行政级别的民族自治地方，有利于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始终积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由此出现了各民族团结友爱的大好局面。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少数民族被看作是“国族”的大小宗支，许多民族得不到承认，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为了逃避民族压迫，被迫隐瞒了自己的民族身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布后，曾经遭受歧视和迫害的少数民族纷纷恢复了自己的民族身份。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时，仅在来京观礼的少数民族代表中，就出现了60多种民族称谓。从1953年起，我国政府抽调大批专家学者，对各种民族称谓进行科学识别。在第一次人口普查的基础上，初步确认了哈尼、拉祜、撒拉、锡伯等38个民族；在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基础上，又确认了毛南、阿昌、普米、独龙等15个民族；1965年，识别了珞巴族；1979年，确认基诺族。民族识别为落实民族平等政策、推行民族区域自治铺平了道路。这一中国特色的重要政治制度在探索中稳步推进：1955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958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截至2003年底，我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在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建立了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1%，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64%左右。1984年5月1日，我国颁布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把党和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法律化。2001年2月28日，又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对这一法律进行修改，进一步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的法律地位，使这一制度的发展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我国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利。一是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各民族人民拥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通过选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组成自治机关，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同时，各少数民族还通过选出本民族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二是享有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利。截至2003年底，民族自治地方共制定自治条例133个、单行条例384个，民族自治地方根据本地的实际，对婚姻法、继承法、选举法、土地法、草原法等法律作出的变通和补充规定有68件。三是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合法的正常宗教活动。四是享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按照传统风俗习惯生活及进行社会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到2003年底，我国有22个少数民族使用28种本民族文字。在我国，无论在司法、行政、教育等领域还是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都得到广泛使用。此外，还拥有自主安排、管理、发展经济建设事业，自主发展教育、科技、文化等其他各项权利。
改革开放2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坚持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根据新的情况和变化不断发展和完善这一制度。这些年来，党和政府加大了对民族自治地区的扶持力度。加大财政投入，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扶贫。优先合理安排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帮助发展教育事业，增加社会事业投入，扶持扩大对外开放，组织发达地区开展对口支援，等等。2000年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更具有重大的意义。
经过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努力，在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各族人民的生存和生活环境明显改善，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迅速发展。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选择和伟大创举。它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强大生命力；它有利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繁荣，得到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十二）“邯郸学步”要不得——为什么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
“邯郸学步”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寓言故事，说的是一个燕国人，听说邯郸人走路的样子特别好看，就去那里学习，由于他只知一味地模仿，结果不但没有学会邯郸人走路的样子，反而连自己是怎么走路的也忘了，最后只好爬着回家。这个古老的寓言包含着深刻的哲理：不论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学习别人时，如果不能立足于自己的实 际情况，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而是完全照抄照搬别人的东西，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如何对待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问题上，也是这个道理。
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其组织社会生活的根本方式，对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近现代以来，少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发展方面一直居于优势，一般民众的生活相对比较富裕。有些人由此认为，富裕之邦必是真理之地，这些国家之所以富裕，就是因为它们的制度先进；只要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我们一定也会很快富裕起来。
事实果真如此吗？大家知道，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有今天的“富裕”，绝非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经过几百年长期发展的结果，这期间既有对本国人的残酷剥削，更有对原殖民地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野蛮掠夺。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史，不是一曲美妙的欢歌，而是充满血腥、屠杀、战争的历史。君不见，英国历史上残酷的“圈地运动”，使成千上万的英国农牧民流离失所、倒毙街头；君不见，一批又一批非洲黑奴当年被套着枷锁，挣扎于茫茫大海的贩奴船上、美洲的棉花田里、种植园主的皮鞭和枪口下；君不见，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100多年间，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大地瓜分豆剖；君不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利益，疯狂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灾难。对资本主义国家血腥的“富裕之路”，只要回眸一望，我们就会有更清楚的认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否认，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曾起过的积极作用。但归根到底，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本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反映和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利益。从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情况来看，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都有着种种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和缺陷。比如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华丽的形式和包装背后，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前提下的有钱人的民主。就选举来说，“一人一票”、“机会均等”等动人辞藻似乎是说每个人都可以竞选总统，但实际的参选者如果没有雄厚的资金，根本不可能登上竞选的舞台。我们不能只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眼前的富裕，而忽略其曲折发展的动态过程，忽略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形成的特定历史背景、文化渊源和经济基础等主客观条件，忽略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罪恶。一言以蔽之，这些富裕之邦绝不是我们可以亦步亦趋地加以仿效的真理之地，否则，必然落得与燕人“邯郸学步”同样可笑和可悲的地步。
20世纪8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通货膨胀、债务危机的经济困境。西方国家乘机施加影响，主张拉美国家进行“经济自由化”改革。1989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森系统地提出在拉美国家进行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全面实行市场自由化等10条政策主张，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用以指导拉美的经济改革。西方国家声称，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国家取得经济繁荣的灵丹，也是拯救拉美经济的妙药。一些拉美国家对西方送上的药方照单全收、如法炮制。但事实无情，拉美国家非但没有使经济走出困境，反而普遍滑入更加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之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先后爆发了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三次大的经济危机，每次危机都波及本地区其他国家。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在2003年发表的统计数字指出，拉美经济1960年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是8%，现在是4%；穷人人数在拉美全部人口中所占比例已增加到43.3%，其中巴西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一半。尤其具有悲剧意义的是阿根廷，由于盲目照搬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这个辽阔而富饶的国家变成了今天拉美地区的一个贫困国家。实行了10多年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之后，终于在2002年爆发危机，欠下的外债高达1300多亿美元，30%人口陷于贫困，失业率超过了20%。随着金融崩溃、比索大幅贬值，人均收入从8000美元锐减到2000美元左右，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最后连其在美国的使馆都被美国地方法院查封拍卖，用以还债。放任自流的经济发展模式，使阿根廷民族工业丧失了国际竞争力，政府也丧失了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贫富差距加剧，社会矛盾激化，一届又一届的政府刚上台就被迫下台，多年的经济成就毁于一旦。此情此景，使学者们提出了“拉美化陷阱”这样一个概念，形象地表达了拉美国家照搬别人体制的后果。实际上，当今世界190多个国家中，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搞资本主义或宣称在搞资本主义，但真正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只有少数。而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的49个国家和其他相当一批比较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都基本上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
事实一再表明，西方的政党制度、议会制度、经济体制等政治经济制度，并不能像机器零件一样，随意安装到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不论在基本政治制度还是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照抄外国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中国自己的历史发展也一再昭示：亦步亦趋地效仿西方，到头来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经过新中国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和探索，我们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尽管它还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但从根本上讲是合理的、正确的，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得到了人民群众广泛的认同和拥护。所以，我们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十三）思潮激荡显本色——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
近代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社会思想十分活跃，各种思潮纷然杂陈。五花八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流派竞相登场，最终又都昙花一现。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传入中国不久的马克思主义，很快以其科学真理性，在同各种思潮的争鸣交锋中，站到了社会思想大潮的前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到这面旗帜下，指导中国革命不断打开新的局面。80多年后的今天，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不断与时俱进，社会思想更加纷繁多样。那么，我们是否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否还要用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
文化生活和社会思想密不可分，文化生活的多样化折射着社会思想的多样化。改革开放20多年来，人们的观念日新月异，社会思想呈现出多样、多元、多变的特点。
从社会思想的内容上说，呈现出多样的形态：各种社会思潮应时而生，正确的与错误的彼此交织，积极的和消极的相互激荡。既有进步向上的思想，又有反动落后的思想；既有正确科学的思想，又有偏颇谬误的思想；既有积极健康的思想，又有消极腐朽的思想；既有高尚文明的思想，又有低级庸俗的思想。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一些形形色色的有害思潮乘虚而入，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消极影响。
从社会思想的性质上说，呈现出多元的格局：既有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还有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既有社会主义的主流思想，也有资本主义的错误思想和腐朽观念，还有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从社会思想的发展过程说，呈现出多变的特征：一方面，经济在发展，体制在转轨，现代社会变化的节奏和知识更新的周期加快，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也越来越快；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现代信息传播手段的普及，地球变小了，时间变短了，国际国内八面来风，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更大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思想多样化是一种正常状态。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趋多样化，决定了社会思想的多样化。
应该看到，社会思想的多种多样，不同观点的争鸣切磋，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平等意识和民主法治意识，激发创造活力。在碰撞中产生火花，在比较中学会鉴别，将大大拓宽人们的视野，推动文化、理论等各方面的创新，促进社会的进步。
但也不可否认，在这种情况下，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些错误的思想观点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在滋长。比如，有人国家观念淡薄，集体意识淡化，个人欲望膨胀，追捧极端个人主义；有人对社会主义前途丧失信心，信念动摇，悲观失望，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信仰危机；有人宣扬指导思想多元化，鼓吹多党制，主张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等等。
这些错误思想虽然不是主流，但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否则会扰乱人们的思想，造成社会思想的混乱，从而影响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1991年7月，当时的苏联共产党召开中央全会，作出了一个举世震惊的决定：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这一决定的结局已很清楚：由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在苏共这次中央全会一个多月后，这个执政70多年的大党瞬间土崩瓦解，并导致民族分裂、国家解体。可以说，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苏共从反面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
一个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决定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又对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具有巨大的反作用。任何国家，不管其经济结构和社会思想多么复杂多样，总会有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并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发挥着强大的引领和整合作用。从历史上看，在阶级社会，历代统治阶级总是力图用他们的指导思想来主导整个社会的思想。有的是用宗教信仰统一人们的精神世界，如欧洲中世纪天主教的思想统治；有的是用一套社会政治伦理体系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如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家学说长期居于社会思想的统治地位；有的是打着所谓人类理性的幌子进行思想灌输，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宣扬的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等思想观念。
在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居于主导地位，反映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旗帜和灵魂的马克思主义，引领着整个社会思想。
有人说，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产生于100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呢？其实，一种理论要不要坚持，并不在于它产生时间的长短，而是决定于它正确与否。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从根本上说，是由马克思主义鲜明的阶级立场、严密的科学体系和巨大的实践指导作用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不容置疑的逻辑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人类进步、社会发展，为全人类的最后解放，指明了正确方向。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工人运动中，是指导工人阶级实现自身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过去曾有种种同情人民群众的思潮或学说，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真正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说话，反映和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中国，广大工人、农民第一次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着美好的生活。
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19世纪，但绝没有停留在19世纪。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100多年来她始终与时代同行、与实践同步。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绝不是关闭了真理之门，而是打开了认识和发展真理的通途。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总是不断地吸收、借鉴和融合各种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在创新中不断前进，在创新中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生动而具体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活力。
马克思主义既是指引革命的学说，更是指导建设的理论，是在推动社会变革发展中不断得到检验的科学理论。在伦敦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碑上，镌刻着他的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它用简练的语言向世人表明，马克思主义不是被束之高阁、藏之名山的学说，而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理论。100多年来，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现实，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历史的走向。
苏东剧变后，西方一些政要和右翼思想家迫不及待地放言“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宣称“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这些论调既不符合事实，也不是西方学者的一致认识。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在苏东剧变后指出：东欧剧变和苏联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失败的只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法国思想家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一口气列举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十大祸害，随后指出，面对这十大祸害，人们只有求助于马克思主义才能获得正确认识。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苏东剧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所致，它并没有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伤筋动骨的损害，而是使她变得更加纯洁、更有吸引力，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因此，虽然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但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并没有改变。特别是在中国，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变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的中国，向世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革命和建设事业才会兴盛；反之，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仅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厦会倾覆，而且必将导致整个社会的思想混乱和政局动荡，国家不知何去何从，人民将失去前进的方向。
有人说，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会不会阻碍人们的创新精神，造成社会思想的单调和窒息？其实，这种担心是完全多余的。我们讲用一元化引领多样化，并不是用一元化代替多样化。我们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但并不是无视社会思想多样化的趋向。既然如此，面对社会思想的多元、多样、多变，我们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来引领呢？
俗话说，打铁还须自身硬。用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首先要坚持和发展好马克思主义。要把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作为一条最根本的政治原则，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坚持不懈地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同时，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立足新的实践，总结新的经验，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大力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尽快形成全面反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发展和前进，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
用一元化引领多样化，必须对社会思想状况有全面准确的把握。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现实生活的矛盾很多，人们的思想困惑也很多。特别是各种社会思潮也风起云涌，对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产生着影响。社会思潮是一定时期内反映一定阶级、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得到广泛传播并对社会生活产生一定影响和作用的思想倾向、思想潮流。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关键是要引领好各种社会思潮。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认真分析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各方面的变化，揭示社会思潮形成和流传的社会基础，加强对社会思潮的超前预测，研究社会思潮的基本内容、表现形式和演变规律。
面对社会思潮的纷繁多变，要根据其不同的性质，采取不同的措施，引导其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向着积极的方面发展。紧紧围绕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针对群众的特点和需求，作出深入分析和回答，把疑惑说明白，把道理讲透彻，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战斗力。在对社会思潮进行疏导的过程中，要坚持破中有立、立中有破，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清是非，明确界限，努力消除各种错误思潮对人们思想的消极影响。
（十四）《迷宫》之谜——谈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