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苦的性别们与性暴力循环
作者：赵恩洁来源：芭乐人类学
在几本经典的美国内城民族志当中，《寻找尊严》一直是最令我难忘的作品。在台湾，《泰利的街角》、《全员在逃》、《我当黑帮老大的一天》都已经有繁体中文译作，如今《寻找尊严》能问世，通往美国内城底层世界的通道也走得更深。不同于上述几本重要的都市民族志与公共人类学／社会学著作，《寻找尊严》更为深刻地呈现出内城的女性视角。从华盛顿特区、费城、芝加哥到纽约，上述每一本著作都论及贫民窟居民受苦的结构性成因，然而只有《寻找尊严》花了最多篇幅，针对个人受苦的性别化与性暴力的循环，做了毫无保留、走到濒临道德临界点的呈现。这样的露骨呈现超越了民族志工作者自身的伦理煎熬，直指任何存有厌女文化的社会都必须面对、却往往难以公开讨论的议题：的养成、集体轮奸的少年仪式，以及幸存者矛盾的生命图像。
尽管碰触的是棘手的禁忌话题，本书作者，资深人类学家布古瓦，非常有意识地致力于写出一本为活在纽约底层的波多黎各裔社群辩护的书。他追溯波多黎各的被殖民经验，从西班牙到美国的军事策略与经济殖民，一路来到二十世纪期间人们如何因贫穷而大规模移民至美国本土。然而美国内城的生活仿佛注定了新移民被迫面对种族化的不平等就业命运，而将一部分人的生计卷入贩毒的地下经济之中。这些殖民与后殖民的结构因素已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分析，布古瓦做得更多的是从这些历史的躯干与骨架的缝隙，钻入人们的血肉与灵魂之中。见证了人们的受苦，他决定不避开性暴力的难题，不畏惧极具争议性的描绘，在伦理上拒绝漠视女性的受苦与性暴力的常态化。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同时不将人们扁平化与去人性化，他必须避免再度复制特定少数族裔身上已经加诸的各种暴力与色情的刻板印象。因此，他在书中提供了大量而仔细的对话逐字稿，以及那些对话产生的脉络、报导人说话的神情与肢体动作，让读者充分地感觉到，每一位报导人都是活生生的真实存在。因此，读者不会只停留在快克药头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等结构性压迫或是文化生产理论分析，而是能真实有感地碰触到这个边缘社群里头，人们的个体自主性及性别化主体的养成，是如何与自我毁灭相互扣连。
虽然布古瓦在这本书中并未特别深入地针对性与性别来进行理论创建，但全书的主轴一直紧密地贴合着波多黎各男子气概、后殖民父权及厌女的深层心灵结构，就连女性自身的视角也高度内化了仇女的意识。因此，在本篇导读中，我想尝试从一种著重性与性别的角度切入，将全书的精神性别化。为了使读者能身历其境般进入贩毒贫民窟的生命经验与心境，我将尽量不破哏民族志的细节菁华，但提点全书主要的论证结构，并依序按照本书的三个重要环节──东哈林区街头文化的殖民系谱、正式经济的阴性办公室与服从文化、性暴力的习得与受暴者的尊严，并提示每一环节中，性与性别的重要性。
在丢满吸食及注射药物器具的人行道及谋杀率超高的公宅区背后，是一长串颠沛流离、持续经历剥夺的被殖民者经验。
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西班牙殖民者购买非洲奴隶来波多黎各种植农园，但最主要的目标仍是把这块土地定义为军事战略地点，而非盈利场所。接着，美国殖民者在十九世纪最后两年进驻并沿用西班牙的统治模式，但逐渐加重这块土地的经济投资角色。二十世纪初，波多黎各的土地有一大部分都落入大型国有农业出口公司的控制底下，导致成千上万的小农户不得不离乡背井去到其他地区的大甘蔗园工作。政治上，所谓的波多黎各「自由邦」里的人民并未拥有选举权或任何的民主权力。尤其在一九五九年古巴革命后，美国政府以遏阻共产势力扩散为名，将波多黎各打造为自由经济展示舞台，以「投资换来免税，免税换来利润」等政策，将波多黎各土地上所有的投资利润都放入跨国公司的口袋。种种独厚跨国公司利益的政策，终究造成二十世纪最大规模的人口流离失所。在二战后的二十年内，一百五十万人，相当于岛内三分之一的人口，纷纷来到了纽约城中最破败不堪的公寓，他们带着苦干实干就能争取到更好生活品质的愿景，但真正迎接他们的，却是一九五○年代大型工厂纷纷转战海外廉价劳工之后，取而代之的种种毫无保障、只提供不稳定最低工资的服务部门。「后工业」经济转型所宣称的进步仅仅优惠了中上阶级，而将跨国的劳工阶级置入不堪的劳力条件之中。对刚进城不久的「吉巴罗」而言，后工业转型意味着一种美梦破碎的末日宣判。
「吉巴罗」（jibaro）一词，原先是指在这些殖民经济系统底下生存的农民后代，尤其在二战后作为讥讽这群「落后贫穷」社群的词汇，可粗略译为「乡巴佬」。在西语中，jibaro含有「野蛮」之意，而把人描绘成「野蛮」的，正是那些剥削非裔奴隶、美洲原住民与混血儿后裔的西班牙殖民主子。奇妙的是，布古瓦敏锐地捕捉到，波多黎各移民翻转了「吉巴罗」一词原有的负面意象，进而与这个标签产生认同感，并将jibaro视为「波多黎各人自尊心与文化完整性的象征」。这其中的理由，当然与遭受压迫及抵抗主流社会的逻辑有密切关联。对于不愿意被统治、决心放弃在作物庄园出卖劳力赚取微薄薪资的「逃跑者」而言，这个词汇保留了抵死不屈的抵抗意涵。当这些「逃跑者」的后代穿越时空来到纽约街头，他们将「野蛮」的贬义转化为挑战殖民者、使统治者恐惧、无法驾驭的正面意涵，而成为具有反抗者尊严的自我认同：「我就是吉巴罗。」
然而，「吉巴罗」认同是一道双面刃。它提供内城劳工抵抗的骨气，却也是边缘化自身的温床。但「吉巴罗」之所以历久弥新，正因为它涉及的是性别化的主体，也就是人们的自我构成中最深层、最顽固，同时也是最脆弱的那一块。布古瓦说：
老派的家庭经济是围绕着一名独裁男性的生产力而建立起来的，但长期以来，这种定义已在波多黎各的离散处境中遭到严重挑战──尤其是在内城。无论男人或女人都会反覆想起过往的回忆，并美化那段吉巴罗的岁月，他们遥想着平原上的甘蔗种植园、高原的农作社群，又或者是都会里的贫民窟，而眼前的现实却是他们被孤立地困在公宅大楼中，身边全是不认识或不信任的人。
人们憧憬着被浪漫化的过去，认为以前在家乡甘蔗园劳作，虽然贫苦，但至少身边的社群都是自己熟悉的人，男性家户长或许勉强也能从家庭中的地位维持自己的男子气概。现在，他们却在美国都会里被陌生的人群围绕，被陌生人鄙夷。他们的尊严荡然无存。这也是为什么，第二代及第三代移民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始终围绕着尊严及自主性的议题，而他们所发明出来的生活模式，甚至比他们的祖先更具有反叛的意味，以至于有些波多黎各学者将此称为波多黎各裔特有的「对立心态」，并认为这些「抵抗文化」背后的驱策力就是面对长期殖民支配力量的结果。
曼哈顿岛上也存在着内部殖民的力量。东哈林区几乎像是带着一种「诅咒」的封印，不管谁去谁来，什么种族或什么社群，东哈林区仿佛「永远都在制造凶暴的吸毒罪犯」。一开始是十九世纪中期以前还没成为「白人」的爱尔兰移工；接着是被黑手党意象浓厚笼罩的义大利移民；还有犹太移民、东欧移民；最后才是波多黎各人，以及在他们之后的墨西哥移民。东哈林区是给新来的穷人住的地方。最新来的人，都是最穷的人。而穷人并未团结起来抵抗种族歧视，往往急着向上流动，最好自己可以成功融入主流社会，接着再转过头来，轻视最底层的人。
在波多黎各社群所经历过的美国外部殖民与内部殖民中，语言与文化都是迫使人屈从的重点。
由于美国殖民政府直到一九四九年都在波多黎各的学校推行全英语政策，因此对于波属移民而言，他们的言谈与举止在美国社会是低人一等的。原本在家乡，一个人的自尊心是围绕着人际之间respeto（尊敬）的乡村网络而建立，由各种不同的年龄、性别，及亲族关系之人结合而成，然而就在一夜之间，他们成为了茫茫的陌生人海之中，种族上，包含语言上，较为低劣的「贱民」。布古瓦因而评论：「他们自从抵达美国开始就一直受到轻蔑及羞辱，这种恶毒正是北美历史种族关系的两极分化，及移民劳工市场的种族隔离，所造就的特定产物。」
可以说，在祖父母辈的殖民经验之后，那种抵死不屈的、逃离被统治的、能够从家庭获得父亲尊严的波多黎各父权体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大部分移民能够找到的工作，都是过劳低薪、极不稳定，且严重损害他们对尊严定义的职场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选择对抗正式经济。
东哈林区的波多黎各第二代与三代移民所面临的，是一个正在面临经济转型的美国社会，而他们受到的压迫是一种典型的阶级、种族与性别交织的三重歧视。一九八○年代与一九九○年代，原本以工厂为基础的经济体系正快速遭到服务业取代，带来一种我称之为「后工业末日」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许多内城的人们被迫在地下经济与合法工作之间不断转换，而唯一恒常不变的，却是他们持续的贫穷处境。主要的理由，是因为在正式经济里，他们费尽心力努力找到的工作，都是美国社会中最没人想做的低薪过劳工作：无证照的石棉清除工、家庭照护员、在街角发传单的、炸物厨师、夜班病房守卫，或是麦当劳店员。布古瓦的报导人凯萨曾直截了当地说在麦当劳工作是一种奴隶的工作：
你知道我都说，在汉堡王和麦当劳工作等于什么吗？就是在当奴隶。我很清楚，因为我在那里工作过。在麦当劳工作根本就是过劳又超低薪。你可以全职在那里工作──一整个星期喔，五天都在工作──都已经全职啰，每周带回家的薪水还是只有一百四十块，或者一百三。你知道为什么这份工作烂透了吗？不只因为过劳又超低薪，还因为你要──我是指已经过劳又超级低薪啰！──你还要去他的炸汉堡肉、要刷地板。你得为了那点屎钱做一大堆这种工作。
贫穷如同凯萨的青年男女，如果不是在汉堡王工作，也必须要搭地铁去市中心的办公室做那些只有最低薪资的工作──甚至还得兼差做两份最低薪资的工作，而那些微薄的薪资，只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等于朝九晚五又加班，到头来却只能糊口饭吃。最惨的是，在正式经济里，他们永远都是「最先开除，最后录用」。
内城人们不只占据劳工阶级中恒常被剥削的经济底层，与白人劳工处境不同的是，他们还需要每日每夜在职场上面临文化冲击与种族歧视。书中最深刻的例子，来自布古瓦最亲密的报导人普里莫。他曾经在一间贸易杂志社担任邮件收发员兼打杂小弟。期间，他的一位白人女性主管到处告诉其他同事「他是文盲」，而他必须要查字典才知道「文盲」的意思。这个事件带来的羞辱感完全击溃了他。专业服务部门下意识地将属于盎格鲁、中产阶级的文化资本视为在此工作的必要条件，因此他的英语咬字发音不清楚就变成了一种专业的大忌。事实上，老板禁止他接电话，因为客观来说，波多黎各口音会让潜在的客户退避三舍，因而害她赔钱。讽刺的是，之所以会发生普里莫接电话的争议，正是因为他看见主管在忙或离开办公室，为了表达积极及善意，他才接了电话。
不只是言谈，甚至是波多黎各人走路的方式，都可能惊吓到白人世界的服务部门。「他们沿走廊走向饮水机时一定会下意识地摇摆肩膀，一副充满攻击性的态度，仿佛在巡视自家地盘」、「他们会因为用带有性攻击意味的行为冒犯同事而一再受到谴责」。他们往往被年轻的白人主管粗鲁地颐指气使，而这些低阶主管的两个月薪资可能比他们一年的薪资还高。他们几乎只拿最低薪资，曼哈顿金融区的惊人财富更让他们感到羞辱。
除了办公室工作之外，普里莫曾经也想发展自己的合法事业，他把影印的传单贴在公车站，宣传自己修缮家用电器的「修理先生服务」。遗憾的是，每当有电器坏掉的潜在顾客透过电话找到他，也就是拨电话到他女友玛丽亚的公宅公寓时，只要一听见他提供的地址，他们就却步了，就算他提议去他们家，对方通常也会拒绝。甚至，「他们常一听见我的声音就不说话了」，因为白人听见了波多黎各口音，就判断他们不想要跟这样的人有任何来往。根据布古瓦的观察，普里莫本来就已经特别没自信又容易受伤，因此类似像这种「改邪归正」的尝试，「还得在一次次对话中面对种族歧视的羞辱」，总是惨败收场。药头老大雷伊也是，因为不识字，总是无法顺利走完任何行政官僚程序，以至于每次想合法创业，最后都被政府部门打枪。
无论是办公室服务工作，乃至自己创业，都意味着街头男性必须不断面临的制度性种族歧视，而这当头棒喝了街头文化的尊严定义。白人「雅痞」势力和内城「语无伦次的垃圾话」以及过分摆动的身体之间的文化冲突，俯拾皆是。无论兼差当邮件收发员、影印人员，还是在金融区高耸的办公大楼担任派送各种公文档案或邮件的最低薪资劳工，少数族裔内城年轻人在面对中上阶级白人世界时，总是发现自己格格不入，而陷入极度痛苦的文化冲突。其中，白人世界最让波多黎各年轻人最受不了的工作，就是服从白人女性主管。那可以说是他们的街头文化中，严重损害自我尊严的终极反命题。大楼与公司都有各式各样的规范，而服从规范却跟街头文化中所定义的个人尊严有所抵触，因为这些年轻男性从他们的祖父辈以来早已学会，一个男人必须公开自己的不服从、自己的抵抗，才能显示自己的尊严。街头文化的源头来自遭受统治阶级殖民或主流社会排除而产生的对立心态。进入白人世界工作，基本上就是街头文化无法相容的反命题。然而，每个人却也都曾经想要老老实实地做合法工作。这样的复杂心境造成他们心理上的冲击，更常使他们丢了工作。
被正式经济排挤，与贩卖非法药物有极大的关联。普里莫曾经连续数个月，每个月都被五、六个雇主拒绝，最后自信心跌到谷底，也加剧了物质滥用的情形。受创的自尊与阶级、种族和文化紧密镶嵌。许多人像普里莫一样，打从自高中辍学以来，就不断在合法经济中感觉受辱而离职，而地下经济所带来的空白履历，也注定使他们难以回到正式经济。这种处于结构中的边缘性，内化进他们心中，而抑郁与空虚也融进了嗑药经济中。最后，反而是回到街头贩毒，从他们的角度看来才是「自由意志及反抗姿态的展现」。甚至，帮普里莫把风的班奇，是因为在合法工作中受到挫折才陷入药瘾，反而是成为药头才能真正摆脱快克、成为一个负责的企业人。换句话说，有时候反而是地下经济帮助他们恢复自尊，脱离物质滥用。
总结而言，这种种内心与外在同步冲突的两边，一边是后殖民街头文化对尊严的定义，一边是服务业工作中必须受人颐指气使的规范。当办公室初阶工作的主管大多是女性时，高举大男人主义的街头文化更加深了街头男人受辱的感觉。服从本身就是一种羞辱，服从女性更是羞辱中的羞辱。一切都与当初男人们梦想可以在工厂中表现出强悍、领固定薪水的愿景完全相反。在工厂中，一个男人至少还可以对领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反抗姿态，呈现自己的阳刚气概。然而当场景换到了服务部门，一个人就必须采取谦卑、服从，又低声下气的社交互动模式，甚至服从女性、接受她们的鄙夷。当旧有文化价值无法在新的白人都会情境与种族压迫下维持，而旧有文化价值本身其实也来自前几个世代的殖民压迫历史时，双重的文化压迫与经济剥削便不断地使男人从合法工作阵营中退败收场。旧有的男子气概，如今透过各种自我毁灭的方式来达成。除了贩卖毒品赚取糊口的本钱，性暴力也病态地成为了维持男子气概的通过仪式。
比起药物滥用，性暴力是更令人却步的禁忌问题：内城的男女是如何学会当一名强暴犯，甚至学会被强暴？这个烫手山芋，对任何人来说都一样棘手。或许，一些人类学的研究，足以给我们一些启发，至少让我们有力气讨论。
集体作为沙文主义与男性情谊的培养，常在许多战争犯罪、殖民暴力与经济剥削体制的脉络中出现，甚至，在远离战争的大学校园同样存在。集体轮奸并非只是个人的一时兴起，相反地，它是一种组织与传承，使得「一个女人的身体成为男人们彼此沟通的符码」，比如在印巴分治的动荡时局中，轮奸成为「执行印度国族主义任务的一种想像」。[1] 南斯拉夫内战期间，集体轮奸乃至「强暴集中营」成为塞尔维亚男性支配的性别意识形态战场，对波士尼亚女性身体的占领成为塞尔维亚男子气概与父系后嗣的胜利。[2]这样的性暴力并不只发生在战场，也发生在非战期间，甚至在这两者之间，如人类学者玛丽亚．欧卢吉奇所言，存在着一种相互关联的性意识形态（sexual ideology）。在美国大学校园中，兄弟会集体轮奸女学生的案例屡见不鲜，而受害女性甚至可能在过程中早已完全失去意识，因为重点并非女性，而是男性之间的联谊与男子气概的彼此宣示。[3]这些跨文化的集体轮奸显示出，轮奸是一种特定社会情境下被组织的产物，绝非某种男性生物性驱使下带有任何「必然」意味的结果。事实上，正如许多人类学家所揭示的，一个人如何性交以及如何感到性兴奋，尽管有潜在的生物机制，但往往是透过后天的习得与培养，才获得最终的体现。[4]
布古瓦是在多年田野后期，也就是已经与他的报导人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友之后，才意外地发现轮奸的存在对于这些青年来说，完全是成长的必经。从普里莫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少年是如何经由学习，包含对什么状况能够感到性兴奋的训练，才足以变成一位强暴犯。当他第一次接触到他的兄弟们准备与一位女性集体性交时，他年纪还太小，内心其实不想参与，也无法感到性兴奋。然而随着年纪渐大，为了巩固男性之间的同侪情感，普里莫开始主动参与这个暴力的男性仪式。一直要等到参与了好一阵子之后，普里莫才学会如何在轮奸的情境下，感生性兴奋的感觉。得知报导人参与性暴力后，人类学者感觉到受到欺骗，甚至怀疑自己该如何继续做田野。从此，布古瓦常在田野对话中不时与这些男性报导人对骂，痛骂他们是变态。而与他最亲近的普里莫则在许多对话中透露出自己的懊悔，对于参与这些性暴力的回忆，感到痛苦而无力。
布古瓦非常谨慎地要求读者不要将性暴力与波多黎各文化牵连在一起，希望他的书写不要加深波多黎各人的污名，因为他一方面揭露结构性压迫所导致的男性尊严低落，另一方面则是将重点放在人的受苦，尤其是女性的受苦与尊严。他深知，如果没有这些性暴力的揭露，内城的心灵故事将会是多么地不完整。因此，他把重点转向性暴力幸存者的生命经验，将第六章与第七章完全奉献给这个讨论。
「若专注于快克药头对于集体轮奸的单一个案描述，读者可能会被愤怒及绝望的情绪淹没。然而街头上的女性没有因恐惧而绑手绑脚。…….就像历史上敌对群体之间所有主要权力的转移一样，女人在为自己开创全新公共空间的复杂过程中，也充满了各种矛盾的结果及人性必须承担的痛苦。」第六章的开头，就是糖糖说明自己如何枪击丈夫的自白。接着，布古瓦巨细靡遗地脉络化糖糖的故事，一个刻骨铭心的故事。
糖糖是逃离暴力虐待父亲的少女，后来却变成受虐儿妻子，甚至在那之前，还先被自己未来配偶菲立克斯的一群朋友轮奸过。然后，在她自己当了母亲之后，她的女儿婕琦也再度经历被父亲家暴、逃家，然后被男性友人轮奸，而社群也同样地不认同那是胁迫下的性暴力，认为只是相互合意的行为。糖糖要求大家共同认定自己的女儿是遭到强暴，普里莫和凯萨却拒绝这么想。接下来几周，他们针对这次的事件进行的大多数对话都在为强暴犯脱罪，并对婕琦的行为大加挞伐。他们完全说服了自己：婕琦没有被强暴。他们将这个十二岁孩子经历的所有磨难明确怪罪到她自己身上。糖糖一方面悲伤愤怒不已，但另一方面也内化了社群中男人对女人的暴力。在家中，她甚至认为「被打就是被爱」。她说：
我老公就像我的父亲：我之前是受虐儿女儿，后来又变成受虐儿妻子。我逃离我妈家，因为我是受虐女儿，但之后又成为受虐妻子。我以为这样就是爱。我不骗你。我很爱被打，因为我从很小被打到十三岁早就习惯了，然后我老公再从我十三岁打到我三十二岁。所以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不停被毒打。我以前还会找理由让他打我。
这种与被虐的暴力循环，来自吉巴罗大家庭传统的一种过时理想的失落，以及这个过时理想的勉强执行。就在菲立克斯的上一代，若是为了应付小家庭农场的急迫农务，一个男性家长作为一名需要协调家务劳动分工的「正当」父亲，某种盛气凌人的暴力行径与对家人拳脚相向很可能可以「获得理解」，甚至让男人在波多黎各的吉巴罗山丘上得以获得respeto（尊敬）。只是，当时空转换到糖糖与菲立克斯所处的后工业破败公宅中，不只是时空错置而已，更在当下成为虐待双方互相毁灭的加速器。
最后，糖糖用枪射了她的丈夫。
然而这样的枪击抵抗并非女权苏醒，而是父权再现。事实上，糖糖和她的亲友都服膺一种波多黎各的传统民间见解，也就是把女性的「发神经」（ataque de nervios）医疗化，定义为「特定文化相关的波多黎各人症候群」（culture-bound Puerto Rican syndrome）。根据波多黎各精神科的说法，这种症候群最常在童年开始遭受男性虐待的女性身上出现。在盎格鲁文化中最接近的现象或许是恐慌发作。在乡村及劳工阶级的波多黎各文化中，当男性的施虐行为超出了可接受的范围，女性若要对抗支配自己的男性，发作（ataques）就成为一种宣泄怒气的合理互动。不过，传统上来说，这类文化脚本编写出的女性突发暴力行为，触发点是配偶不忠的忌妒情绪。换句话说，糖糖枪击菲立克斯的整个过程，具体而微地遵照着传统受虐幸存者的传统脚本在进行。虽然一颗子弹射进丈夫的肚子里确实带有净化作用地代替了女性的怒吼，但那个跨世代与跨时空的父权虐待锁链并未被挣断，反而受到了肯认：忠诚地相信着幸福家庭的想法，并因这类父权理想被挑战而忌妒，最后以暴制暴。她对丈夫的谴责并没有超出母亲及祖母这两代的文化规则界线。到头来，枪击丈夫不但并未使糖糖脱离暴力锁链，反而加深她自身的暴力倾向，让她在快克贩卖站拥有一席之地。
糖糖透过药物经济获得了经济独立，并与普里莫开始交往，表面上她终于摆脱施虐丈夫菲立克斯的掌控。然而，糖糖的愤怒持续盘旋在她的身体里，她对他人展现出极端暴力且偶尔带有自杀倾向。糖糖始终没有逃离施虐丈夫的掌控。她仍然步上着他的后尘：卖药、忽视孩子、到处炫耀性的战利品。糖糖养了普里莫这个情夫，于是在挑战波多黎各街头文化中的性别禁忌时，普里莫成为她用来进行冲撞的载体。当时，普里莫假装自己是在实现内城男性的街头幻想：靠着女人来白吃白喝（cacheteando）。不过事实上，在私下回顾这段过往的对话中，普里莫坦承自己似乎创造出了一个「科学怪人」：这名有五个孩子的前受虐妇女，变得比她人生中的所有男人还要更大男人。
在糖糖为雷伊卖古柯碱，并把普里莫当情夫养的那几个月，布古瓦明显看出了街头文化针对父职与母职的双重标准。游戏站药头网络中的男人几乎没有例外地总是严厉批评糖糖，认为她不是个成功的单亲母亲和一家之主。明明她被关进牢里的丈夫菲立克斯同样拥有养家的义务，他们却对此视而不见，而且没有人提议帮糖糖的孩子提供食物、住处和关爱。他们反覆提出的批评与建议，不外乎就是糖糖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男性角色来好好教训她。街头文化仍理所当然地认为，父亲在地下经济中追求狂欢及意义时拥有抛弃孩子的权利。当男人因为男子气概被挑战而发展出一系列的性暴力循环与抛弃家庭之际，女人也内化了那样的不负责任的阳刚气质。单亲母亲家庭的安排中，没有任何「母权」（matriarchal）或「母主」（matrifocal）的胜利意味。这样的女性只会被剥削得更厉害，她们被预设为有义务无条件为孩子奉献，而她们的男人则拒绝共同负起责任，且被视为常态。
糖糖的生命经验有两个层面可以分析，一个是父权体制下的男性暴力，另一个则是女性内化上述的暴力。父权体制的危机确切展现于家庭暴力及性虐待的极端化。街头上的男人失去了原本在家的绝对权力，所以将怒气发泄在自己无法再掌控的女人及孩童身上。男性不接受女性逐渐获得的新权利和角色，相反地，他们迫切尝试重新主张，在祖父那代能够掌控家庭及公共空间的独裁权力。男性家户长一旦遭遇了最不理想的情况，就会成为经济失败的无能者，而他所经历的这种历史性结构转变会对他的男性自尊造成极大打击。更糟的是，原本可能缓解这类创伤且具有稳定功能的各种社群体制并不存在于美国内城。于是这些男人暴虐地在充满敌意的文化掏空环境中奋斗，希望能回头掌握祖父那代拥有的权力。
女性内化上述的暴力，展现在自己极端地对配偶出轨的忌妒之心，以及自己要以暴力阳刚的方式来重申自身地位的行为之中。「糖糖知道怎么获得大家的尊敬，你看不出来吗？你难道没听说她对她老公干了什么好事吗？」雷伊对糖糖的敬重及信心再次提醒了布古瓦，在街头建立自己的名声时，公开展示的暴行扮演了多么关键的角色。
然而，药头网络中的女人，并未因此害怕成家，反而许多都怀有想要生一打孩子的愿望，即便自己的经济能力根本不允许。
究竟是何种社会情境与文化价值造就了这样的心理结构？原乡的那种父权结构，恐怕不会赞扬妻子对丈夫枪击的这种反抗。原乡既有的性别歧视，来到新的情境中，是如何被加深为更惨烈的性暴力循环？移民、快速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制造业变成服务业的结构重整，是所有人都有的压力来源，也是反抗的原因。但究竟这些新的结构性因素对性别压迫造成什么影响？移民普遍必须经历的外界敌意，以及地下经济导致暴力极端化的现象，是如何加深了性暴力的循环？当人们实践反抗文化、丢掉合法工作、试图寻回自己最后的尊严之际，我们可以说这样就是他们的主体性吗？这已经是布古瓦无法回答，只能抛给读者的问题：在反抗文化中，系统性的自我毁灭、父权思想的内化、结构性因素与个人责任，该如何被理解？
「这些快克药头清楚向我传递了一个讯息，那就是他们的选择不只是基于经济上的窘迫。就跟地球上的大多数人一样，除了需要足以生存下去的物质基础，他们也在寻求尊严及成就感。在波多黎各的脉络中，这点还纳入了他们对respeto的文化定义。」
无论是对抗主流社会的宰制，还是因为街头文化认同而产生的傲气，东哈林区的药头们都不断地跟吉巴罗的叛逆精神遥遥呼应。这样的精神拒绝屈服于西班牙及美国殖民主义之下菁英社会对他们族人的诋毁，同时也帮助他们反叛纽约阴性办公室文化与白人中产阶级所定义的世界。然而其中的悲剧在于，在这执着追寻文化所定义的尊重的过程中，他们所能拥有的物质基础仍局限于街头经济；甚至，在这个经济当中，受苦的性别化进而转变成受苦的性化，紧紧扣着性暴力与其循环。
阅读此书，我们终于能够用一种跨越种族的、白话的、同情乃至同理的，却又感觉受骗的心情；有机会深入了解性暴力的养成，以及那不忍卒睹的集体轮奸少年仪式，哪怕它已经被化为文字。而所谓幸存者坚韧的生命图像，是否其实是内化施暴者的「刚烈」并复制那种「阳刚」，而这才是街头始终如一的生存之道？为了反叛与报复主流社会、不时渴望合法世界却又常被拒于门外，东哈林的女人与男人们，一个个性格鲜明地被布古瓦描绘出来的波多黎各裔美国人们，究竟是如何在尊严与合法之间，选择了尊严？
[1] Das, V. (1995).Critical Events-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n Contemporary India.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Olujic, M. (1998). “Embodiment of terror: gendered violence in peacetime and wartime in Croatia and Bosnia- Herzegovina.”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12, 31-50.
[3] Sanday, PR (1990).Fraternity Gang Rape: Sex, Brotherhood and Privilege on Campus.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4] Sanday, PR (2020). “The Socio-Cultural Context of Rape: A Cross-Cultural Study.” InGender Violence, 3rd Edition (pp. 70-87).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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