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青春题材电影的三大空间，家庭、校园、公共空间的特征
理查德·桑内特明确指出身体与空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因为身体是生活实践的载体，而身体参与人类关系的方式就是去占有空间
，这种参与不仅仅是面对面的交流，还有一种情感上的占有。
地理空间是空间批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电影叙事的赖以完成的支点，任何故事的发生和人物活动的场所都要依空间而存在。米歇尔·德·塞托也曾说过故事的发生地就是在空间展开，而空间是各种景观的容器。
空间里的人与物有了特定的符号意义，成为叙事要素。纵观青少年成长史可以发现，随着青春个体的生活、学习轨迹迁移：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完成“成长”这一议题，观众视角也会随着空间的变化发生改变。
物质与情感的不平衡变化：家庭空间
空间是社会发生最为显著的外化形式，它可以更为直观
展现人类的行动变化和社会的发展
青春题材电影的主体往往处于青春期未成年阶段或者向成年人过渡的阶段，家庭，是保护，监护和通向社会的窗口，是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空间。我们中国人尤其重视家文化的建立，可以说家族文化自古以来承担着重要的教育意义和道德起点的作用。
中国甚至很多亚洲影视作品背后都隐含着“家”的深层议题，“家”的意象被赋予到影片文本中，承载着艺术作品中情感的表达。
社会改革下的物质增长
空间本身是一种生产，它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而被干涉，同时空间也可以反作用于人类的生活方式，甚至对其产生影响和引导。
早在第六代自传式的青春电影勾勒的是物质不太富裕时期的筒子楼、挂满挂历的墙壁和各种斑驳的旧式家具。成长环境的混乱和动荡其实是记忆中成长的疼痛和不堪，以及社会发展的重大变革。
《青红》下三线城市建设的父母一心想回到大城市里来，对现状的不满和两代冲突使得他们两代人的关系有着难以沟通的困难，
家庭永远是昏暗、闭塞与凌乱的，如同青红的残酷命运。
进入21世纪，尤其是网生代作品中，家庭空间的展现出现了很大的改变。社会经济发展翻天覆地，家庭空间不再局促狭小，现代化的家居设备也普遍出现在影像的家庭空间里。
“80后”青春已经开始出现唱片、磁带、台式电脑和电话等娱乐和消遣式设备。
青春题材电影的家庭空间建构具有了极具时代性的特征，标志着新时代下物质生活的丰富。
《狗十三》中李玩虽然父亲再婚，她被丢在爷爷、奶奶家里，但爷爷、奶奶所居住的都是干净、宽敞的单元楼，家中也可以养只狗作为精神寄托，父亲出入的代步是汽车，进出的工作场所是应酬的酒店。
《小时代》更是呈现了上海以陆家嘴为代表的豪宅背景，大都市的物质堆积成为消费社会的主流表达。
残缺与破碎
家庭空间是青春个体不可回避的重要场所，但在青春电影中往往是残缺的，压抑的，或者是缺失的。
如《少年的你》《悲伤逆流成河》《过春天》中的陈念、易瑶、佩佩是只有母亲甚至母亲也是弱势边缘人的存在；《狗十三》《黑处有什么》里的李玩、曲靖都是父权压制的表现；而多数怀旧类青春片《同桌的你》、《匆匆那年》等家庭都是仅仅是符号的存在。
青春电影中的家庭空间很好
见证了家庭伦理从传统到现代、从亲密到疏离的转向。
“家”是安全、港湾、温暖等具有保护情感属性的场所，但在青春题材的影片中，家庭空间经常是动荡的、残缺的。
物质的变化没有改变空间里的家庭关系，家庭的解体与家庭成员缺失仍是青春题材电影中的主要设置，而这种成长经历带给青春个体的伤痛进而影响青春个体的成长。
所以佩佩单亲、单非的身份促使她走进黑暗，成为一个“水客”；易遥母亲对易遥的咒骂和忽视使得她成为一个被欺辱的悲剧角色；陈念父亲缺席，母亲被追债也被迫缺失，家门口走廊里被贴满追债和咒骂的小广告，向上攀援的楼梯似乎永远也到不了顶，家里也从来不敢电灯，这是一个充满绝望和黑暗的家庭。
青春电影中复杂的家庭关系与成长背景带给青春个体深远的影响,也产生出独特的空间意义。
易遥在经历学校暴力后无处释放自己的委屈和屈辱；佩佩只能通过走私偷偷赚取和闺蜜去日本的旅游经费。
陈念也从来不敢寻求母亲成为她的避难所，家庭空间的遭遇成为了青春个体异变的诱因,主人公的成长焦虑通过家庭空间得以泄露；同时也暗示着：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发生变化。
成人缺席的天堂：校园空间
德里斯科尔在对好莱坞青春电影的分类中，归结了两种不同的类型：青春片和大学校园电影。
因此校园空间也是青春电影长期以来观众的重点领域。
青春片的重点是讲述成年和未成年的矛盾，关注青春个体走向社会化的深刻议题，校园作为这个过渡的节点，在青春电影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规则与反叛
作为青春片重要元素的校园，既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为青春个体提供学习和生活的场所，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意象，对青春个体的身体与情感进行管理和规训。
由于我国特殊的九年义务教育体系和政策，青春个体往往必不可少的活动空间就是校园经历。
经济、家庭和制度的变化，会把儿童和青年群体与社会分开。无论是高中校园为
主体
的《匆匆那年》《同桌的你》《少年的你》《悲伤逆流成河》，还是大学校园为主体的《同桌的你》、《中国合伙人》，几乎都是以校园生活为故事发生的核心场所。
在这个场所内，等级制度森严，权利分明，尊师重道，还要规训于师长。
学校领导、
教师群体、班级干部界限分明，若有逾矩，便会受到相应的处罚，以此束缚青春个体的行为和热情。
在这样一个社会小缩影里，青春个体往往呈现的是跨越与挑战这些界限,来表现意志力的越轨。如《青春派》的开头就是男主在全体师生面前大胆向女神表白，这一行为在高中尤其是复读的语境设置中，具有挑战性和反叛意味。
而另一种被压抑的反叛似乎更残酷和绝望：
四四方方的教学楼，被困在其中的青春个体，似乎要被围剿。
既要脱离小社会里的规则压制和教育评判，又要在其中完成蜕变。压抑的最终结局是反叛，但反叛的结果并没有得到精神的解放和自由。
爱情想象与性意识塑造
高中时期的青少年往往是懵懵懂懂的，生理和心理都在悄悄发生着变化，一点点向成年人过渡，但因为亚洲特有的含蓄和性文化教育环境，中国的老师几乎都不会在课堂上光明正大的传递性知识和爱情的引导。
青春期的爱情萌芽总会被考试的压力和传统观念的强势所压迫
，同桌的眼神，规避老师去传递的纸条成了高中教室里爱情的试探。而性和爱情到了大学似乎一下子失去束缚，自由成为了理所当然。
也许中国对于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问题的敏感、禁忌使得爱情萌芽的年龄段规避掉中小学时期。但是，当爱情被过多
在青春电影中被消耗时，这一母题似乎也就被异化成畸形的“卑恋”。
从2013年以来，《致青春》里的阮莞、《匆匆那年》里的方茴完全是同一批“加工”的“恋爱至上”模板刻画，爱情元素被不加节制的强行使用。
用“卑微而执着的爱情想象”为影片提供了主要的生活意义，并和怀旧要素合流、发展成为“情感偏执狂”，
整个影片的唯一叙事目的就是“不断地生产一个个富有生产性的意义片刻”，营造出“片刻即永恒”的虚假充实感。
青春个体的爱情往往出现的莫名其妙，而又结束
毫无预兆，《匆匆那年》里青春个体的矛盾似乎只能通过爱情才能够获得救赎，《小时代》中爱情又充满混乱和不堪，无法的得到观众的认同。
2016年《黑处有什么》、将视角转向主角的友情和家庭，并关注到在懵懂年纪经历的心理上和生理上的敏感变化，打破了成人式爱情的启迪和性成熟的表达。
个人乌托邦：公共空间
空间是一种语言，具有语言学与行动意义中的“行事话语”(perfomative)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对于公共性的“言说”构成了公共空间最基本的条件。
公共空间(publicspace或publicplace)是一个不限于经济或社会条件(纵然实际情况未必如此)，没有门槛、没有标准，任何人都可以涉足。
公共空间不仅仅只是个地理上的空间概念，更重要的是进入空间的人们，以及展现在空间之上的广泛参与、交流与互动。
时代隐喻与集体重塑
对于青春个体来说，公共领域充满诱惑，但在社会发展中，公共空间又兼具时代意味
。对于时代问题的把握一般通过一些符号化方式来呈现：怀旧类歌曲和快速变换的场景物件。
国产青春片尤其是2010年以来，以青春为题材的影片在时间跨度上横跨高中-大学-工作，甚至成家，在空间上完成从高中校园、大学校园和工作空间的转变。
漫长的时间跨度在别的国家同类型影片中属实不多见，时间跨度的拉扯配和年份字幕和时代性、节点性物品，才能走马观花的完成对青春的追忆。
精心选择具有典型性的时代文化产品，而这也给易逝的青春和社会巨变之间构建出一种奇妙的关联。《夏洛特烦恼》黄粱一梦回到青春时代，通过剽窃偶像歌曲完成从屌丝到偶像的逆袭，女神秋雅也终于被自己收获芳心。
来自现实生活中的一事无成、一地鸡毛的的压抑激发了怀旧的热情。
一些故事中的烂俗桥段:堕胎的撕裂，女神嫁给富豪，爱情的破裂以及家庭的解体，都是经济社会变革在青春个体上的投射。
将青春回忆罗列在电视新闻、重大事件、流行歌曲和字幕中，其实是一种群体式的社会焦虑释放。本该面临一地鸡毛的成年观众跟着故事回到青春时代，穿梭在充满岁月感的历史物件之间，逃避
完成了自我治愈，但其实本该与社会沟通的表达却不断地失语。
艰苦的爱情带来的生理上和心理上的伤痛不仅仅是长大成人的代价，也是社会变革快速发展的代价。
青春片中当在成长焦虑被慰藉时，社会冲击留下的伤痕也得到抚慰。但青春片的怀旧并没有得到全部观众的认可：既没有获得主流文化的确认，也没有获得和青年亚文化对话的沟通语言。
自我放纵与虚构的想象
因为公共空间没有限制，所以对于备受压抑和限制的青春个体来说，
“自由”会不断引诱着他们进入公共空间，最终导致了青春个体从家庭空间和学校空间的出逃。
自以为是完成成长仪式，然而更多意味自由的个人空间往往是急于摆脱生活空间和躲避现实空间而寻找的“乌托邦”式的想象空间。公共空间往往是青春个体自己主动选择的场所，溜冰场、网吧、街道……无规则感使得这里少了很多约束，青春个体可以从压迫家庭空间和压抑的校园空间里挣脱出来。
《黑处有什么》曲靖在无人的废弃露台可以自由歌唱，没有管制她言行举止的保守父亲和腐朽老师；《左耳》中李珥在走出家庭和校园空间后，也不再是大家眼中“听话的乖孩子”，个性中充满执着和倔强，充分展示被压抑的性格特征；《阳台上》张英雄也有个武侠式神秘主义色彩的秘密基地“东方皇帝”废弃的轮船……
当然这种放纵往往是短暂的，他们最终要回到成年人管辖的空间里去。
只有到了大学，才可以自由出入各种场所，但这种沉溺于自由空间的依赖，恰恰是青春个体长期受到压制的放纵。
而工业社会的发展，消费主义文化的渗透，使得游戏厅、网吧、酒吧成为消费观念和价值观念的特定文化符号。
这些充满现代性和前卫性的场所对于青春个体来说充满吸引力，能穿上高跟鞋到歌厅里舞动一曲或者在台球厅里吞云吐雾就是完成了“长大成人”的行为标志。公共空间既没有去迎接青春个体的成长和进入，也没有拒绝其靠近。
当青春个体以逃避的方式逃离家庭和学校的束缚，获得的只是一种自我放逐和无意义的冲动。
因此想要通过试探放纵来完成“长大成人”和“实现自由”，似乎是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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