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不孤必有邻出自范文
德不孤必有邻出自篇1
这句话简单的翻译成白话就是，有德的人不会孤单，一定会有人来亲近的。那么，太阳神直销为什么要用这样一句话来作为企业的文化呢?笔者认为，这应该是朱总与张总他们在早期筹备太阳神的直销事业时，发出的对太阳神直销事业应该如何经营的内心叩问。而“德不孤，必有邻”的回答，让我们看到了太阳神直销事业的领航人们对规范经营直销事业的坚守，并且坚信这份坚守，必会赢来更多的志同道合者的加盟与追随。
不过拥有信仰的企业，只是拥有了一个前进的指南针。指南针只能帮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如何到达成功的彼岸，只靠一个指南针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做好远行前的各种准缸作。
那么太阳神做得怎么样呢?首先，是成功拿到了宝贵的直销牌照。2007年2月8日对于太阳神直销来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国家商务部正式给太阳神颁发了直销经营许可证，允许太阳神以合法的身份经营直销，―下子就取得了市场的先机。
其次，是创造性的提出了珍珠店的经营模式。太阳神的珍珠店模式被《中国直销》以《珍珠串起未来，太阳神寻找中国直销的希望!》为题进行报道后，在业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和关注。的确，珍珠店模式的出现，解决了困扰行业很久的一个很根本的核心问题――那就是如何在市场的最终端完成销售。而珍珠店模式是笔者目前看到的解决这一问题最卓有成效的良方。
什么是直销?简单地说，就是传播推广好产品，然后销售好产品，继而达到个人创业和财富的增加。现在业界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招集了一大堆好的事业传播人员，但是这些人员却不愿意去完成最后的销售工作，导致优质的产品不能最终到达真正的消费者手中。笔者始终认为，以销售为导向，是判断一个直销企业能否永续经营的必要条件。否则，没有办法解决现金流长久健康运转的问题。
更可贵的是，太阳神的珍珠店模式不是个案，而是可以在公司内部进行大面积的复制与推广。因此珍珠店模式的出现，让得到了牌照的太阳神在短短的两年内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这又进一步证明了珍珠店模式的创造性与先进性。
第三，太阳神提出了明确的阶段性目标。比如“小康直销”目标的提出。与珍珠店模式相比，小康直销目标的提出在业界引起的争论很大。笔者很认同张鸣先总经理的话：“小康直销标准的设定，就是要让多数的直销员看得到，摸得着。”当大多数的人都贫穷时，少数人的富有是不安全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只有大多数的人都富了，你才能够更富有。只有当最广大的太阳神直销员都能过上小康的直销生活时，笔者相信太阳神中那些更优秀的市场领袖们一定也能取得更大、更稳定、更持续和更健康的财富。
德不孤必有邻出自篇2
关键词:孔子;《论语》;交友;修身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7-0005-02
《论语》实在是一本博大精深的书。宋代罗大经在《鹤林玉露》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宋初宰相赵普,人言所读仅只《论语》而已。太宗赵匡义因此问他,他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确有些夸张;但笔者认为,对于个人来讲,半部《论语》以修身,则是绰绰有余的。《论语》中关于修身有很多方面的论述,例如论孝,论仁,论诚信,论守礼,论学习……当然,对于交友的论述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本文就择取《论语》中“孔子论交友”这一方面来试做阐述,以图窥一斑而知全豹。
一、《论语》中“友”的涵义
在论述交友之前,首先要明确“友”这个概念。现代汉语中,“友”和“朋”都是“朋友”的意思,所以现在人们说“交友”,也就是笼统地说“交朋友”。但是在《论语》中,“友”和“朋”虽属近义词,但是其涵义却有所差异。《论语注疏》解释道:“郑玄注《大司徒》云:‘同师曰朋,同志曰友’。然则同门者,同在师门以授学者也。同志谓同其心意所趣乡(向)也。朋疏而友亲,朋来既乐,友即可知也。”这里应当注意:“友”比“朋”的层次要高。“朋”只是同在一个师门学习的人(同师曰朋),而“友”则是怀有共同志趣、心意相通的人(同志曰友)。所以《论语注疏》中说:“朋疏而友亲,朋来既乐,友即可知也。”《论语》中孔子所论的交友,指的就是那些怀有共同志趣且心意相通的人。
二、孔子论交友的目的
人是社会性动物,从古至今,社会交往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意识性(或者说目的性)是人类活动的一个特性,因此,交友作为社会交往活动的一种,无疑也有其特定的目的。那么,在《论语》中,孔子所论述的交友的目的是什么呢?
首先,交友是为了促进学习。这里的学习,特指对知识的学习。作为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毕生都致力于“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的教育实践中,把学习看做是能够改变人的一生的重要活动。而学习又是一项交流性的活动,古代非常重视学习中的交流,反对闭门造车。《礼记?学记》中就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因此,在《论语》中,孔子所论述的交友的目的,首先是能够促进学习。
《论语?学而篇》: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个“乐”,就是交流之乐、知音之乐;那么为什么快乐呢?《论语注疏》是这样解释的:“孔子曰:学业稍成,能招朋友,有同门之朋从远方而来,与已讲习,不亦乐乎?”原来是自己学习有所得,然后和远方来的朋友进行交流,互相启发促进了学习而感到快乐。在孔子心目中,交友对于学习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其次,交友是为了有助修身。古代知识分子的毕生理想,可以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修身,则是实现人生理想的基础环节,因此《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孔子在《论语》中就十分重视修身,而交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有助于修身。
《论语?颜渊篇》: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这句话出自孔子的贤徒曾子,实质上一脉相承了孔子的精神内涵,因此可以看做是孔子的代言。《论语注疏》云:“正义曰:‘此章以论友,言君子之人以文德会合朋友,朋友有相切磋琢磨之道,所以辅成已之仁德也。’”“仁”是孔子试图构建的理想道德体系的核心,笔者认为,作为交友的目的来讲,“以友辅仁”的“仁”不应当仅仅指“仁爱”或“仁义”,而是应当理解为个人道德体系的养成。
三、孔子论交友的标准
孔子提倡的交友,并非是毫无标准的滥交;孔子肯定的,是怀有高尚志趣而且心意相通的朋友,只有这样才能相互得益共同进步。否则,就会“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孔子家语》)”了。因此,孔子在《论语?学而篇》提出了一个交友的总原则: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就是孔子提倡的交友的一个总原则。我们应当正确理解这句话。 “无友不如己者”,是说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从字面上看,很容易把这句话误解为孔子势利的表现。但是,联系上下文就可以知道,孔子说的“无友不如己者”,其实是就“忠信”这一道德标准而言的。《论语注疏》:“‘主忠信’者,主犹亲也。言凡所亲狎,皆须有忠信者也。‘无友不如己者’,言无得以忠信不如己者为友也。”因此,孔子提出的交友总原则就是:要和忠信的人亲近,不能和不忠不信的人做朋友。
在总原则的基础上,孔子进一步具体说明了可交与不可交的几种类型:
《论语?季氏篇》: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有便佞,损矣。
《论语注疏》解释道:“‘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者,直谓正直,谅谓诚信,多闻谓博学。以此三种之人为友,则有益於己也。‘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者,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者也。善柔,谓面柔,和颜悦色以诱人者也。便,辨也,谓佞而复辨。以此三种之人为友,则有损於己也。”也就是说,孔子提倡与正直、诚信、博学的人交朋友,而反对与谄媚奉承、虚情假意、夸夸其谈的人交朋友。
四、孔子论交友的方法
笔者将孔子所论的交友方法概括为“主动型”和“被动型”两种。
首先,主动型,也就是自己主动去寻找品德高尚的人并与之交往。那么,怎样才能了解一个人是否值得与其交往呢?
《论语?为政篇》: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C哉?人焉C哉?
《论语注疏》阐释说:“‘视其所以’者,以,用也。言视其所以行用。‘观其所由’者,由,经也。言观其所经从。‘察其所安’者,言察其所安处也。‘人焉C哉?人焉C哉’者,C,匿也;焉,安也。言知人之法,但观察其终始,则人安所隐匿其情哉?”孔子教给人们三种识人的方法――观察他的行为、考察他所用的方法、研究他的动机。孔子本人对此是颇为自信的,认为用这三种方法去识人,那么对方就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了。
主动型还有一个指导思想,那就是“见贤思齐”。
《论语?里仁篇》: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论语注疏》解释为:“此章勉人为高行也。见彼贤则思与之齐等,见彼不贤则内自省察得无如彼人乎。”因此,要主动去交朋友,就应当时刻存有一颗“见贤思齐”之心。
其次,被动型。“被动”在《现代汉语词典》的意思为“不能造成有利局面从而使事情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但笔者所说的“被动型”并非此意,而是一个与上文论述的“主动型”相对的概念,也就是加强自身修养,使人仰慕而来与己为友。用《论语》里的话说,就是“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篇》)。
《论语?里仁篇》: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论语注释》阐述道:“此章勉人修德也。有德则人所慕仰,居不孤特,必有同志相求与之为邻也。”《周易?坤卦?文言》中也有与孔子的这句话相似的论述:“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孔子所讲的,就是自修文德待他人来的“被动型”交友方法。
笔者虽然将孔子论述的交友方法概括为“主动型”与“被动型”两种,但在具体实践中,这两种类型是不能割裂的,而是应当有机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
五、孔子论交友的原则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与朋友交往也应当有一定的原则。如果能很好的遵循这些原则,那么友情就会巩固持久甚至得到升华;反之,不但已有的朋友会舍己而去,也不容易再交到新的知心朋友。在《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如此阐述与交友应持的原则:
(一)讲诚信
《论语?学而篇》: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孔子的两名弟子都不约而同地将“诚信”视为与朋友交往应持的重要原则,联系《论语》中孔子关于“诚信”的其他论述(如《论语?为政篇》:“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r,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孔子坚持的与朋友交往的首要原则,就是讲诚信。
(二)推己及人
《论语?颜渊篇》: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说“推己及人“的仁爱思想,是孔子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在《论语?颜渊篇》中,孔子虽然没有专门针对交友提出这一思想,但是作为《论语》中论述与人交往的一个重要原则,笔者认为应当把这一条列入交友所持的原则中。
(三)重情谊
《论语?乡党篇》: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
《论语注疏》曰:“此明孔子重朋友之恩也。言朋友若死,更无亲昵可归,孔子则曰:‘于我殡。’与之为丧主也。”虽然古人认为“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庄子?山木篇》),但究其涵义,是说君子相交,不应当被利欲和物质所累,而不是说朋友之间不重视感情。朋友死了,家里没人可以依靠,孔子就会挺身而出说:“丧事由我负责。”这不正体现了孔子对朋友之间情谊的重视吗?
(四)轻利重礼
《论语?乡党篇》: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
《论语注疏》曰:“此言孔子轻财重祭之礼也。朋友有通财之义,故其馈遗之物,虽是车马,非祭肉,不拜谢之。言其祭肉则拜之,尊神惠也。”孔子的朋友送给他非常贵重的车马,但只要不是祭肉,孔子在接受时都不行拜礼。这充分说明了在孔子的心目中,朋友之间的利益往来其重要程度远远不能和礼制相比。孔子十分重视“礼”,甚至为了“礼”可以牺牲其他的利益。朋友间的情谊固然重要,但孔子清醒地认识到,绝对不可以让利益往来凌驾于礼制之上。
六、结语
每读一遍《论语》的感觉,都可以用《论语?子罕篇》中颜渊感叹孔子的“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来形容。《论语》堪称一部微缩本的人生大百科全书,笔者择取 “孔子论交友”这一主题来论述,虽然仅仅是一个小方面,也感到难以穷尽奇妙。唯有正心诚意,不断学习,以求能向孔子所提倡的“理想道德体系”更近一步。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邢m,何晏(疏).论语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德不孤必有邻出自篇3
汉代行政构架有一种“简单的美”。在谈及中国古代地方政治得失时，钱穆先生曾提出一个重要判断标准，即“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还是与此相反。在他看来，古代最理想的行政构架是汉代，只有朝廷（中央）、郡（省）和县三级。府、州以上都是管官的官，县官是管民的官。“汉郡多至一百以上”，“一个县政府，也往往有属吏几百人的大规模”，主要的行政资源集聚在地方，所以汉代是“管官的官少，管民的官多”的杰出代表。但这种地方政治架构，从宋代开始就变得不理想，明清以降更是每况愈下。
以明代为例，地方行政由汉代的两级变成了四级，“一省分成三个司：一个布政使司，一个按察使司，一个都指挥使司。前两个藩臬二司，又再分许多分守分巡的司。这许多官下面，才是府、州和县”。“三司”是管行政的承宣布政使、管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和管军事的都指挥使。其下是由“分司”分派到地方去的官员（如出自布政使的参政、参议，出自按察使的副使佥事），然后是府和州，最后才是县。由于层级增加和冗员繁杂，结果是基层政权不堪“一层一层的由上面加下来的高压”，这就彻底解构了汉代行政构架的“简单的美”，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古代国家的行政成本。
汉魏六朝行政构架之所以会形成“简单的美”，与两汉时期重实际实用的主流民族文化精神密切相关。柳怡徵反复强调说：“盖古之学者以学为文，未尝以文为学。汉魏而下，而文章之术盛”。他还指出：“学者之务实用，不独精于算数、创制奇器已也，其于规天法地之事，亦时时推陈出新，以其致用。”精于算数的代表是祖冲之，创制奇器的代表如扶风人马钧“作翻车”，改造诸葛亮的连弩等。重视实用和实际，使两汉文化具有浓郁的行政文化色彩。
顾炎武《日知录》曾盛赞东汉士风。今人缪钺在《与郭洽周论东汉史事》中也慨叹：“士气东京美，千秋未可逢。”其代表人物如党锢之祸中的陈蕃、李膺、范滂等，据《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李膺振拔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这些被后世讥为“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书生，在紧要关头能做到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与汉代推崇儒学的行政文化生态密切相关。
首先，推崇儒学的行政文化生态，极大地提高了整个社会特别是士阶层的道德素质和伦理水平。两汉经师在当时很有人缘。在清人唐晏的《两汉三国学案》中，我们经常会碰到“门徒尝数百人”这个句子。这不仅印证了孔子所谓“德不孤，必有邻”，同时也为汉代行政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生态和社会氛围。
其次，在伦理环境中训练和养成的文化主体，绝不同于西方的“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而是可以干实事，具有坚忍不拔的主体自由意志和实践理性能力的，同时也不乏真正的国之栋梁。如刘昆，“迁弘农太守，先是崤、函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负子渡河”。
由于崇高的伦理主体和经世致用的学术相结合，汉代儒生成为汉代士大夫学习、模仿和歌颂的对象，这是汉代文化在行政主体建设上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汉代文章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确定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评价标准。与老庄及中西现代的审美观不同，这个评价标准的核心是“崇实”、“致用”的儒家文论观。曹丕有“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说，这与秦汉文章主要是政府公文或主要用于政治事务密切相关，同时也成为评价古代文章的主流典范或尺度。后来王世贞也说：“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尽管这种评判标准可能有损于艺术审美，但对政府公文或文风，无疑是一个极好的范式和样板。
汉代文章是行政公文的杰出代表，如贾谊《过秦论》：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如晁错《论贵粟疏》：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
以后，如海瑞的《治安疏》，张居正的《陈六事疏》，都继承了这个传统，充分发挥了文章对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特有的矫正时弊、固本培元的作用。现代学者刘师培解读中国文化多偏颇之词，但对《史记》却有一探骊得珠的评价：“《史记》……《货殖传》所言，戒人君之重取民财也。《蒙恬传》所言，戒人君之轻用民力也。重取民财、轻用民力为君主专制之二大原因，故史公戒之。”
时代不同了，人们当然可以有更丰富的文艺生活，但在行政公文和文风中，汉代崇实的审美趣味和以文经国的文风，仍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发扬光大的。
德不孤必有邻出自篇4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各种规则制约的社会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是我们这个社会得以安定和存在发展的基石。而规矩，既有硬性的规定，如国家法律、规章制度等，属于强制范畴，要求我们必须遵守并执行，没有这些，一个国家、一个集体就要陷入混乱;又有软性的道德和思想规范，是用道德和精神来感染人和规范人。几千年来形成的道德准则和思想规范，从未丧失它的活力，千百年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无论是仁人志士还是豪杰侠客，都是沐浴着这些精神阳光而一路走来，走出自己的人生轨迹。在现代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形态往往会使我们眼花缭乱而产生迷茫。什么才是我们应该坚守的，在社会高度发达的今天，应该以什么作为人生航程的灯塔呢？我想，回溯历史，品味先贤至理名言，我们会寻到答案。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意思是说：“以道为志向，以德为根据，以仁为凭借，活动于六艺（礼、乐等）的范围之中。”这个解说是比较宽泛的，在这里我想结合我们所处的具体环境及自身情况来谈一谈我们该如何用这些至理名言来指导我们的人生发展，约束自己，并最终成就辉煌人生。
人贵有志，人需要有坚定的志向，也必须有坚定的志向。人而无志，则如无帅之兵，只能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在人生的战场上注定要吃大败仗，那么如何来立志呢？子曰：“志于道”，也就是立志以道，这个“道”即为合乎人性，顺应历史，积极进取，造福人类的正道。回望历史，但凡成就一番大事业之人，都是凭着道来立志的。陈胜于垄亩之中喊出“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冲天豪言，身份虽卑微却早已心存大志，做鸟中鸿鹄、人中英杰。移乾坤，除暴世，是他心中坚守的道。他最终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人类历史上书写了属于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年轻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秦始皇东游之时，于人群中见其英姿，慨然长呼“大丈夫生当如此”，人生于世，要活得像个真男人、大丈夫，要顶天立地，建一番旷世伟业。这是刘邦的立志之道。以此道为准则，他斩白蛇起义，投入到秦末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洪流之中，并最终鼎定天下，成为千古一帝。司马迁身遭腐刑，忍受奇耻大辱，却终能忍辱负重，著书立传，也是凭借坚定的志向，他说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探溯历史，发现规律，这是他的立志之道。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之下，他完成了流传千古而不衰的史学巨著《史记》。岳飞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之志，是报国之道，战场杀敌，保国平安，终成抗金英雄，成万世之楷模。周恩来少年时代即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雄心壮志，振兴祖国，复兴民族，是他的立志之道。他成为伟大的开国元勋和我们敬爱的好总理。身为学生的我们应该向先辈们学习，心中有道，立志以道，确定正确的、坚定的、成就自身的、服务祖国的道。以此为基点，确立志向，实现理想。
有了坚定的志向，还要有真才实学，这就需要我们付出艰辛劳动，在平时的学习中不断积累、丰富和超越。而一个人若想获得成功，单靠有才是不够的，还要有德。德即“高尚的品行，良好的修养，美好的节操和丰富的涵养”。古人认为，优秀的人应该是德才兼备，可见其推崇德才并重，有德无才是能力水平问题，不必以为羞耻，而有才无德则是素质和修养问题，这些人是高危分子，极有可能给人类、给社会带来灾难，比如秦桧是宋代状元，可谓有才，但是他勾结金国，以“莫须有”之罪名，陷害民族英雄、抗金名将岳飞，终遭千古唾骂，被后世百姓以白铁铸成形貌，叩伏于岳飞脚下，古诗曰“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既有对德才兼备的岳飞的由衷赞美，更有对有才无德的秦桧的厉声指斥。“德不孤，必有邻”。一个人有高尚的品德，那么一定会有人与他为伴，与他为友;无德之人，即使有朋友也只能是逢场作戏，得不到真正的友情。“以德服人”，让别人敬佩，要靠自身高尚的品德，而不是淫威。对恩德的敬佩是发自肺腑的，而对淫威的屈服却是不得已的。诸葛亮讨伐孟获完全可以以武力征服之，但他并未如此，而是对其七擒七纵，凭借自己的恩德使孟获真心诚意地归服蜀汉。《论语》中的修身、齐家、平天下，第一条就是修身，修身即立德。可见，欲人敬，先修德。身为中学生的我们，在“德”上也要下功夫，要不断培养自己的高尚品德和美好节操，懂文明讲礼貌，知谦让、识大体、顾大局。要牢记：修身以德，切莫自私自利、唯我独尊、我行我素、不容他人，切莫缺德。这样我们才会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才会有真正的朋友，才不会孤单。
在我们通往成就人生辉煌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要与很多人相处，那么应该怀着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他人呢？孔子告诉我们“依于仁”。佛家讲究慈悲为怀，是教导我们要怀有一颗仁爱之心;《三字经》中“泛爱众，而亲仁”是要我们秉承“仁”道;孔子主张国君治国应施以“仁政”。可见，“仁”是我们的先贤圣人极力倡导的为人准则。行仁道，方能成大业，反之不行仁，则必将为千夫所指而一败涂地。秦王扫六合，何其雄哉？然只历二世，便土崩瓦解，何也？贾谊在《过秦论》中总结秦国灭亡的教训时说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不施行仁义，是它灭亡的根本原因。没有用一颗仁爱之心来善待百姓，只知疯狂镇压和野蛮掠夺，最终被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所推翻。由上所见，小到与人相处，大到治国安邦，都离不开一个“仁”字，所以身处校园的各位同学，更应具有一颗仁爱之心，去和周围的人和谐相处，去善待你的父母、兄弟、亲人、朋友，唯有这样，才能收获幸福人生，否则只能是孤家寡人，茕茕孑立。
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多方面能力的人才，在社会上立足，既离不开文化知识，也要具备生活方面的诸多技能，上学的目的不是变成书呆子，而是为了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早在两千多年以前，至圣先师孔子就告诉我们要“游于艺”，即“处世以艺”。当今社会，对我们的要求更高，待人接物、为人处世、创新能力、合作能力、拓展思维等等，都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必须学会和具备的。所以，我们需要从不同的方面去完善自身，提高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在未来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德不孤必有邻出自篇5
政从正来，正文为政”“正源德性，德从文出”“文丰德厚，德厚载正”。文明的施政即善政或德政，根本在于“正”，正确的执政则基于正当的执政主体和执政客体。
人作为万物之灵，即使执政的法律制度也是出自人之心、人之脑、人之手。研究比较人类政治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善政出自正，正源于德，德修于文”。“正”源于领导干部秉正直之心、怀正义之感、立正派之德、履正常之职、走正确之道。这本身是政治文明的题中之议，但由于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王朝统治，再加上民国乱局、军阀混战、武装斗争和文革动乱等一系列暴力式、运动式、折腾式的政治运动，致使政治舞台似乎久违了正直、道德和文明施政的基本理念。那些有理想、有理论、有理性，正直正派、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开拓进取、创新求实的干部往往成为官场的支流、从政常态的另类、为官生态的笑柄。
笔者自1988年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外经贸部、中国驻美大使馆、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等单位任职。二十五年来在政府机关和高校工作的最深的体会，就是坚持为政、施政、从政的正直、正义、正派、正常和正道，通过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形成的良好文化素养来修德立正，即“政从正来、正从文来”。
“政从正来”的理性认识
在中国历史和实践意义上，政治常常就是控制压制、权威服从、残酷斗争，追求法、术、势，渗透血腥杀戮，成为争权夺利、玩权弄术、斗争博弈的代名词。而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是文明政治或文明执政，在于通过治国理政实现社会的公开、公平、公正，崇尚善政治理，“道洽政治、泽润生民”，追求政治治理与社会管理服务的双赢平衡。
政治主体行为的衡量标准是道德，政治活动更多依靠道德来规范，政治已成为一门科学、一种艺术。其基本内涵和宗旨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统筹协调有限资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的微观主体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生存、生活与发展环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高水平、高效率、高速度发展，实现社会安定和谐，包容增长，共赢发展，共趋大同。当今世界的竞争，看上去是经济发展的角力，实则为政治制度的博弈。政治家、领导者成为政治制度赖以推行的主体，执政主体的为正修德成为至关重要的非规范制度因素。
追溯历史，凡是统治者心系百姓，关心民间疾苦，社会都安定繁荣；凡是当权者品行高洁，注重德行操守，社会都盛世之治；凡是执政者吸取历史失败教训，总结执政经验，社会都与时俱进、和谐发展。
“政者正也，子帅以政，孰敢不正”。领导正，不令则行；不正，虽令不从。作为清明、清廉、清正的现代政治活动主角的领导者，执政源于人正、身正、心正、行正、为正，需要正的德行。胡锦涛总书记曾经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讲德，必须廉洁自律，一身正气”“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领导干部的正德品行集中体现了执政的党性、先进性和纯洁性，成为文明执政的根基根源。政治家不是不学无术、玩谋耍术、讨巧卖乖的政客，更不是唯唯诺诺、明哲保身、见风使舵的好好先生和“不倒翁”，而是学富五车、志存高远、心系百姓的仁人贤达。现代领导者具有的“德”，应该是正直、正义、正派、正常和正道，以及学有专长、勇于担当、创新敬业等综合素质的归纳集结，是充满学识、见识和胆识的德，是体现敢为人先、率先垂范、开拓进取的德，是为政以德、修养高雅、心术纯洁、品行高尚的德。
当然，这里所强调的德是基于才干的正德，是一身正气的德，不是中国封建社会吏治中循规蹈矩的那种盲从、愚忠、无为和讨巧的官僚之德。封建历史上，政治制度是为少数统治阶级、封建官僚贵族服务的，其执政的出发点和阶级基础及制度规范与现代政治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是说，善政在注重执政者正德修养的同时，也应重视宪政执政体制与法律法规制度构建，这样才能产生清明的“善政”，民主、文明执政的时代才能真正到来。
“正从文来”的实践内涵
“正从文来，正文为政”。“正”是德以为政、德以善政的前提，而正则源于德，德基于才，才在于修文。“正”的根本是执政之德，在于领导者秉正直之心，怀正义之感，塑正派之品，立正气之清，持正常之理，走正确之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良好的德性不是与生俱来，更不是汲于人性本善，而是得自于后天良好的教育，格物致知，致知意诚，来自于后天的文化提升及才华聚集与修心养性。德不是抽象的、笼统的，而是鲜活的、生动的，是大才的、有为的。那种先做人后做事和德为先才为后的把人与事、德与才对立分割的做法是形而上学的，是不符合人性人文规律的。如果把德与才对立，一味抽象地强调德，就会在领导干部特别是中青年领导干部中滋长讨巧、取巧、弄巧、灵巧与乖巧的“五巧之风”。应该提倡的是敢为人先、敢作敢为，不讨巧、不浮躁、不动摇，从做事中看做人，从发挥才干中论德性的选人用人机制。
而读书使人豁达、贤达、通达、练达、明达，对一个人来说为正修德是为至要。中国传统历史上，学者型、专家型、学术型官员大有作为者，如春秋管仲，战国商鞅，秦汉李斯、张良，宋苏轼、王安石，明清张居正、曾国藩，近代康有为、梁启超，无一不是勤奋好学的学问、学识、学术大师而位极人臣者，无一不是学以立德、砥砺品行、正心正派、学以致用而干出一番大事业者。历史事实表明，读书学习促使领导者深入理解理论，心怀理想理念，形成理数理性，进而形成定势、定力和定位，而不是左右逢源、首鼠两端，搞宗派、小集团，朋党为奸、工于心计、玩权弄术，沦为随风飘、随大流的政客和“无赖”。所以说，理论耕耘不精不足，构建基础不牢不稳，修德理解不深不透，既挡不住任何风雨、风浪，又经不起任何考验，一遇关头关键，必然六神无主、方寸大乱，更谈不上什么理性判断、理性分析、理性思考和理性实践。
一般而言，良好的教育、优秀的文化素养，表现在执政者的才华、才干和才能上。那种缺少理论内涵、理性思维、专业素养支撑的德，是靠不住的，是有害执政能力建设的，也是不能作为选人用人之德的。人之德必须体现在才干才华、做事干事的实际行动上。自古以来，人之德是难以考评考量和评判的。纵观历史，从战国《六韬》“八征”法、《吕氏春秋》“八观六验”识人法、三国诸葛亮《心书》的“识人七法”、南北朝刘炳《人物志》的“八观五视七谬”法，到“惟德是举”的察举制转向“惟才是举”的科举制，都说明了人之德行难评、难考、难察的道理。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德泽于正，正之源泉在于修德，修德的关键是修文，修文的基石是敏学善思，在于坚持不懈的勤读书、再学习、重思考。在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发展的当代中国政治环境中，倡导“多一点书生意气、少一点官僚习气；多一份高雅正气，少一份彪悍匪气；多一些专家学者型干部，少一些江湖粗野官吏”的政治文化，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强基固本，充分利用好战略机遇期，实现民族复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多年来，笔者始终坚信人不学而无才、不学而无能、不学而无术；坚定人无德难自立、官无德难为正、官不正难善政；坚持道德操守慎独慎微，常修为政之德，常思德在为民；保持追求真理、从善如流的政治勇气，不断自我完善、自我提高，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力求做德才兼备国之器。
“政从正来、正从文来”
践行体会
“读书修正”成为自觉意识。“读书修正”意在通过勤读书，达到身正、心正、气正。领导干部秉公持正、立德修身，无疑基于坚持不懈勤学苦读、自我提高。读书是传承文明之途、人生修正之梯。笔者深刻感悟到，要重学好学，坚持读书开阔视野、丰富知识；通过读书掌握规律、探求真理；通过读书感悟人生、提升境界。坚持开卷有益，博采众长，发扬挤劲、钻劲、韧劲，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坚持“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的进取意识，持续加快知识更新和能力提升，努力做读书型干部，做读书修正的积极倡导者、自觉实践者。
“学习修德”成为自觉习性。人才重在德，德不孤，必有邻。学习为修德之邻，学习为品行之源。同志要求领导干部：学习、做人、干事，学习第一，学习当先。欲行正确之事，走正确之道，须得养成学习习惯，做到博学慎思、明辨笃行。让学习成为自觉自醒自悟、塑造品行、正德正行的源头之水、树木之本。通过不懈学习提高自身文化素养，提升道德修养，引导自己珍爱声誉、珍惜形象、珍重人格，增强道德责任感，肩负政治使命感，积小德养大德，树大德立正德，努力陶冶道德情操、锤炼道德意志、提升道德境界。争做塑造思想纯洁、品行端正的示范者，爱岗敬业、敢于负责的力行者，明礼诚信、遵纪守法的先行者，生活正派、情趣健康的引领者。
“勤思求实”成为自觉行动。古人说“在其位，必勤谋其政；谋其政，必求真务实。”中国“入世”谈判期间，笔者曾作为谈判代表，坚持勤于思考，冷静观察，创造性地提出“入世”就是加入世界经济主流，“入世”将实现世界各国竞争合作、共赢发展，并著书论述“入世博弈共赢、互补竞争发展”理念；笔者在国家外汇管理局任职期间，鼓励创新金融科技、跨境资本流动，积极探索外汇体制改革，研究人民币国际化，并通过理性思考，提出“中国向上 人民币向南”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理论；在云南地方，积极协助推进昆明区域性国际城市建设，推动桥头堡战略与滇池泛亚合作等。同时，结合云南金融发展体制机制，研判经济发展形势，研析国家金融资源高度垄断、高度集中、高度监管特点，顺时应势地提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完善地方金融管理的发展理念，推动实现了云南金融业在全国的率先发展、突破发展、创新发展。
做“副职”的为政体验。到位不越位。作为副职，按照职责分工，摆正位置，切实履职，自觉到位，及时补位，适时回位，避免错位。主动完成分管工作，积极配合正职，服从大局，求同存异，不喧宾夺主。
参与不干预。积极履行副职职权，工作不推诿、不扯皮，果断决策，敢于实施，大胆工作。对决策考虑不周的地方，做到拾遗补缺，结合实际，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完善工作。属于别人职权范围内的事，不擅越职权，在需要协调帮助时，参与不干预，避免产生负面效应。
出力不出名。具体工作行动在先、冲锋在前，说话注意场合，协调注意分寸，争差不争权，理智不偏激，尊重正职，多做幕后工作，做到淡泊名利、宁静致远。
补台不拆台。“互相补台，好戏连台；互相拆台，双双垮台”。正职一把手常常宏观思维多些，具体工作难免有疏忽遗漏，副职要换位思考，以心换心，真心补漏，善于补充，有效补救工作，为正职分担困难，绝不能袖手旁观、幸灾乐祸、背后拆台。
分工不分家。在其位、谋其政，行其权、尽其责。副职坚持各行其政，在自己职权范围内主动想办法，看准拿稳的事勇于拍板定夺，大胆负责，大胆实施。工作虽有分工，但不要独自为政，自扫门前雪，要有整体观念，互补迭加，团结干事，服务大局，服从整体，作到分管工作有分工，目标实现有统一。
做正职的为政心得。统揽不包揽。正职领导 “谋势”不“谋子”，善于抓大事、谋大局、找规律，在于定思路、搭班子、带队伍。事关政策性、全局性问题，必须揽住抓好；对于事务性、个别性工作，不应妄加干预，做到统而不包，揽而不过，以适度的揽与放，驾驭全局。
敢断不武断。敢于决断，力求果断，是一把手行政决策的基本素养。领导决断首先要广开言路，择其善者而从之，统一思想而决之，积极善导、善统、善定。在重大重要决策时，雷厉风行，消除分歧，当断则断，及时拍板，勇于负责，敢于担当，真正适其位、展其能、竭其力。
用人不疑人。为政之要，惟在用人。“用人之长，无人不可用；看人之短，无人可用”。敢于使用人才，用其才，施其能，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制度上明令在先，定好规矩，严格监督，善意提醒，理解个性特点、工作方法，差异误会，有则改之，无则解释，充分调动积极性、创造性，形成干事、创业动力合力。
信任不放任。信任下属，是一把手重要的用人艺术。正职的放心放手，给下属压担子、分任务，适当放权，适度控制，倚重不依赖，信任不放任，充分尊重，用心体谅，会有效激发部属满腔热情、创新创造，以干事的积极创造来实现自己的宏观统筹。
放手不撒手。“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正职要作伯乐、善相马，根据各人能力禀赋，用人所长，避其所短，敢于放权。严格按照职责分工，注意过程，更注重结果，机制监管，纪律约束，责任追究，严格教育，强化工作作风，做到收放自如，放手不撒手。
一元不一言。决策正确，成事之始；决策失误，败事之趋。一把手决策要发扬民主，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共识。正职领导权衡利弊，科学分析，适时集中，择善而从，择优而断，将有效杜绝主观主义经验和一言堂，实现集中不集权，达到科学决策。
刘光溪简介
刘光溪，1965年1月出生，山东五莲人。经济学博士、政治学博士、教授、博导。中国首届十大杰出外事青年。现任云南省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1988年-2003年：历任外经贸部国际局主任科员，中国驻美大使馆经商处三秘，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经贸处二秘，外经贸部国际司副处长、办公厅处长，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特别助理，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商务参赞，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副院长兼WTO学院院长；
2004年至2011年，历任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资本司和金融科技司司长（期间：2009年11月，挂职中共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
2011年2月至今：任云南省人民政府金融办党组书记、主任。
主要经历：作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参与了13年中国入世的实质性谈判工作。相继提出了“互补性竞争——区域集团与WTO关系的核心”“区域产业非协调发展”“金融是转型经济发展第一推动力”“制度创新是第一竞争力”“中国向上 人民币向南”等诸多有影响的理论与学术观点。兼任中国泛亚金融合作战略研究院院长和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WTO研究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经贸大学、上海外贸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等高校兼职教授。
德不孤必有邻出自篇6
一、红色——有理想、有信念的学者
红色，光谱中波长最长的色彩，它让人联想到血与火，给人热烈兴奋激动，象征着正义和力量，理想、抱负和信念，从《论语》中可以看到孔子是有理想，有信念的学者，他那红色映照着神州大地，热气腾腾，刺激着人的心灵，热血沸腾。
孔子有理想，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意思是一个人的理想、志向非常重要，决定了他一生的发展和方向。孔子在教学生的时候，十分重视理想。在《论语·先进》篇里有一个比较罕见的完整段落《侍坐》，记载孔子如何与学生畅谈理想，针对子路、曾皙、公西华所谈的理想志向进行中肯的点评和引导。孔子的理想，在《论语·为政》中较好的反映出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人生理想的阶段坐标，对我们还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从小以学为主，经过历练，逐渐提升自己，有所感悟，这样到三十岁就“立”起来，从内在到外在具备了条件，正是走向成功的标志。四十、五十、六十都有不同的境界，不同的要求，这不正是理想的火花绽放的红彤彤的光彩吗？
再看孔子的信念，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与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而不立。”从中可以看到孔子对信仰、信念的重视，宁可不要兵，不要吃的，甚至连死都无所谓，而不能失去信仰和信念。他是这样说的，也是一身极力的追求的。别人问子路：“你的老师孔子是什么样的人？”子路没有回答，孔子后来对子路说：“你为什么不这样回答呢：‘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就是孔子追求理想的真实写照。
二、蓝色——有文化、有修养的智者
蓝色，让人联想到浩瀚的大海、广阔的天空，给人抒情的感觉，象征深沉，隽永的意蕴，也是文化修养的写照。从《论语》中看到孔子是有文化、有修养的智者。如天空和大海一样展现出不同色阶的蓝色调，蕴藏着深沉厚重的韵味，让人望其项背。
孔子是自学成材的典型，勤奋不倦的学习贯穿他的一生，成就了他渊博的文化知识和造诣极深的修养素质，授徒讲学，成为大教育家，思想家。孔子的有文化在《论语》中展现的十分抢眼，方方面面都具有独到之处，有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为人处世的、做学问的、教育的、心灵的、交友的等。正如宋朝开国宰相赵普曾经说过他自己是以半部《论语》治理天下。这就是古代人对《论语》的推崇，对孔子文化的肯定。而今，孔子的很多至理名言与说教，仍激励着、感染着、鞭策着我们奋进。孔子的修养是极高的，从他的学生对话中可以窥见一斑，司马牛对子夏说：别人都有兄弟，偏偏我没有。子夏劝导他：“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尽管这话不是出自孔子之口，却也反映了孔子的修养和价值观。保持一颗诚敬的心，使自己言行减少过失，对待他人充分尊重，谦恭有礼，是可以通过提高自身修养做到的，做一个有良好修养的真君子，又何愁没有兄弟呢？孔子的修养还在做到一日“三省吾身”真能“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孔子在世屡次受挫，他说：“夫遇而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且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败节。”把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适应环境的能力作为人生的目的。孔子的文化修养象蓝色的大海、天空，给我们留下无限的思索和遐想，启迪着人生的真谛。
三、黄色——有慈善有爱心的仁者
黄色，让人联想到太阳的温暖，阳光明媚、灿烂，给人带来欢乐、舒心，象征着雍容华贵，朝气蓬勃。从《论语》中看到孔子有慈善、爱心的仁者，正谆谆教诲七十二贤人，三千弟子，阳光照射在他们身上，呈现一片暖色调，他们正聚精会神地听讲，渴望欢快地摄取精神营养。这恰如一幅令人陶醉的“满城尽洒黄金甲”的沐浴图。
“仁”是儒家的中心学说，孔子把“仁”从人性与人际关系的立意上引申到兼善天下的层次，强调要把内在的精神修养扩展而为他人，为天下做贡献，“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可见孔子是一个具有慈善、爱心的老人，他不光这样说，还身体力行，周游列国，授徒讲学等，为此付出大半生的精力，是真正的仁者。他对自己的“仁学”抱有极强的信念，矢志不渝。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还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孔子还自信的说：“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他抱着慈善的爱心对“仁学”的推广和发展，不辞辛劳，他的爱心涉及社会各个层次的人，上至国君，下至百姓，不分男女老幼。所以他被称为圣人，也是名副其实。虽然孔子没有亲眼看到自己的“仁学”主张变为现实，但他的身后一大批人继续发扬光大他的学说，仿佛在他阳光普照下，努力推广、探索、追求，使之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贡献。
四、绿色——有胆量有魄力的强者
绿色，让人联想到草原和森林，给人以宁静、平和的印象，象征蓬勃向上，具有顽强生命活力。从《论语》中可以看到孔子是有胆量有魄力的强者，如树木和小草一样，具有极强的生命活力。
孔子一生不得志。早年辗转于列国，尝尽辛苦，遭人白眼，晚年退而修书讲学。他虽然不得志，所历艰难，但他有胆量，有魄力，不逃避，不畏惧，以一种达观的态度对待人生，是当时社会的一个“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强者。孔子周游列国时曾被匡人围困，当时形势非常紧急，他的弟子产生了恐惧的情绪，孔子说：“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宋司马桓魋欲害孔子，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其中可以看到孔子遇到危险和挫折时，勇于面对，进行安慰和鼓励，其胆量和魄力跃然纸上。孔子为此还敢于献上生命也在所不惜，“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表现出何等强者的气魄。孔子能在各种危难中站住脚，努力追求自己的人生境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当在陈、蔡被围时，子路已经不耐烦了，而孔子却可以“讲诵弦歌不绝”。这种高风亮节的气概非强人而不能为，不正是“风景这边独好”“更加郁郁葱葱”的注脚。
德不孤必有邻出自篇7
一、至善如水
老子说过:“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就是说,最善的事物莫过于水,有水就会有万物,水是生育万物之母,她滋养了人类,也滋润了自然界的所有生物,但从不争名夺利,不求后报,只作奉献。老子以水为喻的这种思想也同样是佛教和儒家的经典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人们歇斯底里地“破私立公”,结果,“公”没有立起来,“私”却慢慢地疯狂了起来,在今天的某些领域不是表现的特别鲜明吗?那些贪官污吏、不法恶商几乎每天都会在媒体上被曝光,成为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种不可轻视的破坏力量。人,总是有私心杂念和七情六欲的,这是人的天性,是不可否认的。因此,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有过多少贤哲、大师教导人们从善戒恶,遏制“私心”的膨胀,甚至历代的帝王们也都强调“善事”,用各种法规、戒律遏制“私心”的恶变,而不是消灭“私心”,只是把“私心”限制在不伤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范围之内,并在一定程度上要调动其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的某些积极因素。老子以水喻“善”,并不是说水善而无恶,它不会伤害人类和自然界的一切生物。它在施惠于人类时候,也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我们没有忘记和无视洪水泛滥给人类造成的灭顶之灾的历史和现实。但是,关键在于人们是怎样对待“水”的。大禹治水的传说,我们耳熟目详,它告诉人们只有善于疏导,水的“善”之本性①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张扬,而使其“恶”的一面受到制约和消释;如果因它有“恶”的一面就去堵截,不去疏通、导流,那只有百害而无一利。同样,教育人遏制“私心”,“主善行道”,使人们的心像水那样清净而湛然,无色透明、清澈不浊,若心灵之“善渊”,空虚清明,这样,就能做到人与人之间有益相处、人与社会有益相处、人与自然有益相处。一句话,就是做好事,说好话,有益于社会、有益于自然。
自先秦始,儒、释、道三大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文化的交合和互动,又形成了各民族在重“道”的基础上,把“仁”、“德”、“善”三者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华各民族文化传统的共性特质,使其内涵更加丰富、深邃。它们殊途同归,铸造着中华各民族的精神世界。“仁”、“德”、“善”三者都是以有益于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为最高境界的。儒家主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②就是说,大学的根本宗旨在于阐明完美、光明的德性,在于使人民受到感化而成为新人,以达到道德上的完美无缺的理想境界。释家强调人的完善是“见性”,它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因缘和合而成,无常无我,人的完善是对任何现存的现实的超越,以慈悲之心怜悯众生,关怀人的世俗生活,尤其关怀人的行为的善恶价值,积极劝善惩恶。释家认为,要达到此目的,必须摈弃一切俗念,止恶修善。足见,儒、释、道三家的理念是有相通之处的。事实上,在我国各民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中,这种观念和思想无处不有、无时不在。例如,藏族人民以注重“和善”为核心的伦理思想,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相互帮助、以诚相待、和睦共处;在对待任何事情上要秉心正直、诚实恭让,处处为他人着想,时时力戒私欲等方面,都与道家主张的“善”,儒家的“仁德”是相通的。儒家的“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德不孤,必有邻”③的思想,强调要跟有仁德的人住在一起,如果选择的住处不是跟有仁德的人在一起,怎么能说是聪明的选择呢?只有有道德的人,才是不孤立的,必定会有与其相互往来和合作共事的人们。在藏族群众中脍炙人口的萨迦格言无不闪烁着“善”的精神,“德”的光彩。他教诲人们“要使自己有幸福,首先利人莫忘记。助人为乐真君子,不是君王胜君王。”个人是群体中的一份子,个人的幸福是寓于在群体之中的,没有大家的幸福,个人也不会有幸福的。与人为善,至善如水,才是我们做人的最高境界。藏族《达热本》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凡舍己为人者必有大德,有大德者必“不孤”。故事说的是古代一位国王的儿子因对其父王不关心百姓疾苦,只顾自己享乐的行为十分不满,整天沉默不语,只念“嘛尼”度日,其父王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你是个国王,只顾自己享乐,不管百姓的疾苦和灾难,这一点上,我就不高兴。”后来,国王接受了儿子的意见,并将王位和所有家产交给了儿子,儿子又把全部财产分给了百姓。在儿子做国王的日子里,为民除害,施惠于民,人民群众衷心拥护他,使一个衰败的国家走向了民富国强之路,甚至使他已经失明的双眼恢复了视力,失去的“如意宝”也原原本本地回到了他的手里,充分体现出做好事,说好话,佑众生的“善”必有“善报”的思想。事实上在藏族、蒙古族、土族,乃至伊斯兰民族文化中也无不洋溢着“善”的思想,他们都在强调人生在世,任何东西都不是自己的,名誉金钱也是身外之物,要取之有道,得之有理,用之有度,不可贪得无厌。只有知道满足,才不会遭辱身之祸;只有廉洁自律,才能心静神怡,免遭亡身之灾而终身天年。
今天,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相联系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善”文化,正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精神养料;我们今天提倡的幸福、健康、长寿,都无不与“善”、“德”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常说的“心宽体胖”,就是指一个人品行端正,与人为善,光明磊落,他心里就没有“鬼”,没有担惊受怕的事,心地坦然,即使是遇到烦心的事,也能以乐观、平常的心态去对待,而不至于心神不定,更不会胆战心惊,神不守舍,所以它才能“心宽体胖”。这种思想在伊斯兰民族文化里也十分突出,例如:纳“天课”是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是穆斯林必须遵行的“天命”,其目的在于教育人民尽人道之义务,去除吝啬的习性,杜绝私欲,忘掉自己,多做善事,净化自己的心灵。这在穆斯林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就有充分的体现,他们扶贫济困的行为已经成为全民族的优良风俗和品德。
“善”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因此,学习和继承“善”文化传统,是我们当前在进行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任务。
二、“善”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构件”
老子说“道”是宇宙的本源,是自然规律,是人类社会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因此“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在这“四大”中,人居其一,它们的关系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道”则按照自己的样子行事,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是说,宇宙的本源“道”首先生出一种混而为一的元气,接着由这种元气产生出阴阳二气,再由阴阳二气亲和交流,产生第三种物质,即“和气”,“和气”则生万物。可见,只有阴阳二气的亲和激荡达到平衡,才能构成和谐统一体。人类和谐的根源和基础就在于“道”,只有遵循“道”的法则,世界才能和谐,有了世界的和谐才会有人类的和谐、家庭的和谐、人生的和谐。这就是说,“道”是时间与空间的一个“太和”体,其核心就是“和谐”。可以想象,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善”的本性,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没有“善虽不吾与,吾将强而附。”④的精神和态度,就必然会出现相互吞噬,尔虞我诈,贪婪横溢,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因此,老子说:“天地相合,以降甘霖,人莫之令而自均。”如果天地不相交,阴阳不相合,暴风骤雨必至,天灾人祸必来,万物必殃,哪会有天降甘霖,滋润万物,哺育众生,大地五谷丰登,民富国强?正因为如此,我们中华各民族历来都十分重视“善”的教化,不论在各民族的历代古籍经典中,还是在各民族的民间传说、故事、格言、谚语中,都无不洋溢着“善”思想和观念。荀子就说过:“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然必以自恶也。”他教导人们见到善的东西,要认真学习,还要有条理地反省、检查自己;看到不善的事情,也要反省自己,改正自己的不足;自己有了好的德行修养,一定要珍惜它,并坚定地保持和坚持下去;自己有不良的品行,像被沾污一样感到厌恶,一定要摈弃它。
儒家实现人的完善是“尽性”,它强调道德是人的本性、本质,认为人的完善也就是德性的完善,德性的完善,就可以达到天人合德的境界。从而会“从心所欲,不逾矩”。道家则是强调实现人的完善,在于“保性”,宇宙万物都是自然的存在,自然存在本身就是完善的存在。人的完善,就要“保持自己本性的纯真、个性的独立 ,在与大道的同一中获得精神自由。”⑤佛教认为要实现人的完善在于“见性”。所谓“见性”,就是宇宙万物都由因缘和合而成,无常无我。人的生命价值“就在于对本性的觉悟,只有觉悟了这一本性,人才能也必然会实现生命的永恒与不朽。”⑥儒、道、释三家的文化冲突与互补,共同构建了“善”的伦理思想,增强了“善”的道德感染力。今天,我们要进行各方面的社会改革,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文化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我们必须发掘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善”文化,善于从传统中吸取新的营养,比如在各民族的家训中就有劝人为善的名言警句,它是前人向后人传播修身、治学、做人、处世道理的基本形式。家训的内容十分丰富,许多内容都涉及到“善”,“善”文化孕育了中华各民族的凝聚力,成为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构建和谐大家庭的精神纽带。在今天,我们不但要继承这种“善”文化传统,而且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如重视道德修养,理性人格的塑造,读书与做人并重,崇尚诚实守信、舍己为人、助人为乐、好荣恶辱、清廉勤俭、敦厚孝顺、尊老爱幼,等等,都是我们今天所应该继承、创新和发展的。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守护民族文化的精神家园,而且更要以新世纪建设者的姿态为2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知道,不论是道家文化、释家文化,还是儒家文化都无不充满着“和谐”的思想。我们现在倡导“和谐社会”,就应该大力弘扬全社会的和谐、各行各业的和谐、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各地区、各家庭、乃至人与人之间、夫妻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和谐,因为和谐是人类社会最具有持久力、生命力和活力的最积极的要素,而和谐又离不开“善”的铺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易?坤》),这是一条真理,行善者,即为他人,为人民群众做好事的人,必然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反过来说,做坏事的人,危害人民利益的人,最终必将自灭。当然,我们说的“善”不是“伪善”,伪善不是善,而是恶。假心假意的“善”是损人利己的,他往往在甜言蜜语中吐露出私欲、在殷勤有余的行为中隐含着贪婪,真正的善则是容不得私心杂念的。管子说:“为(伪)善者,非善也。故善无以为也。故先王贵者。” 因为善是不能弄虚作假的,所以,历代圣王都非常重视人的“善”的培养与教化,提倡人们学“善”、向“善”、行“善”,“好善优于天下”,如果人人都能从善如流,那么,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必然会人和、地和、天和而人心齐,人气旺,事事必兴,“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⑦可见,“善”是凝聚力、向心力。在我国少数民族的文献、古籍中不但有大量的关于“善”的论述,而且在民间文学中也有数以万计的关于“善”的故事、传说和格言、谚语等。例如蒙古族的《白色城墙的传说》就记述了凡做好事者必有好报的一个与人为善的故事,说明只有人人为善,社会才能和睦安宁,否则,蟊贼蜂起,民无宁日,万物必患。因此,我们必须在全社会倡导与人为善,杜绝尔虞我诈,建立相互信赖的社会机制和良好的民风民俗。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清净无为,恬淡自然,无私无欲,心安理得,不但个人会心平气和,身心滋润,而且也会使社会文明有序、人人和衷共济,安居乐业,国家必繁荣富强矣!
三、扬善惩恶,构建和谐
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善”文化传统,就必须深入广泛地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宣传和教育,使人们能够自觉地分清“荣”与“辱”,具有爱心、善心。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增强爱人的力量,铲除殃民之祸根。如果“民有耻心,则何盗之为?”(《列子?说符》)“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⑧可见,“知耻”关乎着民族、国家的尊严和安宁。但是,要在各民族中树立起正确的荣辱观,却不是一蹴而就的易事,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加强法制建设。孔子在《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说要使人人具有“善”的思想和品德,就应该使人们懂得“羞耻”,这就要有一定的制度来制约和规范,即要有行政的手段和法律法规来制约、引导人们在“善”的轨道上前行。但是,这是不够的,还必须用“德”来教育百姓,用“礼”来约束他们的行为,这样才能做到人人有知耻之心,营造“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的美好社会景象。当然,我们今天要建设的和谐社会,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提倡的“德”文化和“礼”文化,应该是在继承传统“德”文化和“礼”文化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起来的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德”文化和“礼”文化,具有新时代的精神实质,这就是我们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务求实效,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五种精神”。这种时代精神,是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创造性的实践中,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而激发出来的一种创新的中华民族精神,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引导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和谐、小康的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精神动力,是各族人民共同认同和接受的最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它是我国各族人民的新时期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和社会时尚的综合体现,其中不乏“善”的文化甘露。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鼎盛、辉煌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时代,无不都是道法自然,爱护百姓之所在。
历史可以鉴今。缺乏“善”的社会,人民就不能安居乐业,国家也难以繁荣富强,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上善若水”的社会,就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荣辱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向。荣辱观的失落或错位,必然导致是非颠倒、善恶混淆、美丑不分,甚至会出现以恶为善、以丑为美的严重后果。例如: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或看到把弄虚作假的丑事当做“美”而向别人宣扬,把考试作弊当做“本事”而向他人推荐;今天,剽窃别人的学术成果为己有而骗取奖金、名誉的事在高校、学术界并不鲜见。最近媒体揭露的西安交通大学一教授的屡屡行骗得逞的丑恶行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想象,一个学校(特别是所谓名校),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谎言漫天、行骗得道,必将是极大的悲哀!可见,加强“善”的教育,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非常迫切的课题,它不仅关系到我们能否继续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而且涉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⑨时不我待,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弘扬“善”的精华,走“大道”和谐之路,坚持科学发展观,逐步解决当前自然界的失衡、人类社会不安和社会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发展不平衡等现实问题,实现中华民族的整体腾飞。这也是诊治当前社会“病”的良方,非此不可。
注释:
① 即《道德经》第八章:“……居善地,心善洲,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句,是说,居身,要安于卑下;存心,要宁静深沉;与人交往,要有诚有爱;言语,要信实可靠;为政,要施惠于民,天下归顺;做事情,要有能力;一切行为要合乎时宜,只有不争不竞,方能无过无失。
②《大学》。
③《论语?里仁》。
④ 韩愈《送孟秀才序》。
⑤⑥ 张怀承:《试论中国传统文化三教互补的伦理精神》,载《湖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⑦《孟子?告子上》。
⑧【清】龚自珍《明良论二》。
德不孤必有邻出自篇8
关键词：钱H；钱氏家训；亲民爱民；现代价值
钱H，字具美，小字婆留，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创建者。在战火纷乱之际如何“全身保性”、“立身扬名”，钱H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以晋代以来大族衰亡为鉴，写下“八训”以晓喻子孙；临终前作十条“遗训”，对“八训”内容做了强调。钱氏后人据此收集历代钱氏家训家规整理编辑而成“钱氏家训”，其中蕴含的修身处世智慧泽及后世，成为家族人才辈出的不竭动力。
一、钱氏家训的主要内容
家训分为三个部分：“武肃王八训”、“武肃王遗训”和“钱氏家训”，大都是钱H对子孙的教诲警言、劝诫勉语，涉及范围较广，主要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角度出l，大多围绕“修身”、“孝道”、“睦亲”、“诚信”、“爱民”等主题，在钱氏子孙立己修身、持家治国等方面做出全面训导。
（一）立己之学
谨言省事，慎独自律。家训中“曾子之三省勿忘，程子之四箴宜佩”出自孔子“吾日三省吾身”和程颐撰文阐发孔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用以自警的四句箴言。“勿忘”、“宜佩”表明，修身需经历实实在在的实践，经常省察反思，戒除慢心、傲心、妒心，尤其对钱财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倘图眼前富贵，一味骄奢淫佚，死后荒烟蔓草，过w墟而不知谁者，则浮生若梦矣”，做到“不见利而起谋”，那么，治家则家和，处世则修睦。家训中“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持躬不可不谨言，临财不可不廉介”的道德行为准则已成为钱氏族人自讼自审、慎独自律的来源。
勤勉读书，积德修业。孔子曰：“发愤忘食，乐以忘优，不知老之将至。” 荀子讲：“学不可以已。”儒家文化尤为推崇读书，认为学习是为人处世之始。家训中许多地方都谈到了读书，“读经传则根柢深，看史鉴则议论伟”、“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兴学育才则国盛”。多读书的同时还要勤于思想，做到学思并举，“尽前行者地步窄，向后看者眼界宽”。只有不断思考并总结经验，才更易成功。钱钟书、钱穆、钱学森等，无不是学思并举而得此成就。
钱氏家族还主张正视过失并及时改过，“能改过则天地不怒”。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过，而在于能否改过。佛家云：“身垢不净，以世水洗之；心垢不净，以法水洗之。”反思改过也是自我修养的必要方法，长此以往可能出现“蓄道德则福报厚”的良好局面，甚至使福报延及子孙后代。
（二）持家之方
重视亲情，明礼诚孝。钱H曾看到许多因家庭关系不和谐而致家门丧尽的现象，从而提出了家庭和睦的重要性。他非常重视孝道，曾在“八训”中训导后人：“子孙若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便是破家灭门，千叮万嘱，慎勿违训。”又在“遗训”中再次强调。中国孝道思想由来已久，孔子有言：“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经》中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但孔子又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可见，尽孝不能只是从物质上赡养父母，还应做到敬养，怀抱一颗诚笃之心侍奉父母。
他还强调了兄弟之道和择偶标准。为避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家庭局面，他主张：“汝等兄弟，或分守节制，或连绾郡符，五升国号，一领藩节，汝等各立台衡，并存功业。”强调兄弟之间相互合作，共同管理事务。他还认为，配偶的选择关乎家庭的和谐，嫁女娶妇应门当户对：“婚姻须择阀阅之家，不可图色美，而与下贱人结，以致污辱门风，”这与当时社会普遍重门第，要求门当户对的观念不乏关联。但他更为看重品性才能，“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如此夫妻才能和睦相处，敬侍父母，善待亲友。
勤俭持家，忠厚传家。家庭的兴旺发达，除了家庭成员的和睦相处，还需适当的经济基础作后盾。为此，家训中提出了“勤俭为本，自必丰亨；忠厚传家，乃能长久”的伦理思想。勤俭的家风是家道兴旺衣食富足的重要决定因素，孔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可见俭能兴家，侈必败家。同时，还应将忠厚之道传递给子孙后代，一旦成为一种家族文化承续下去，就会世代获得佑助，这也正是《易经》所谓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钱H训诫后人不能忘本，“子孙后代，莫轻弃吾祖先”，“祖宗虽远，祭祀宜诚”。祖宗是家之起源，虽年代久远，但仍能监督和激励后人，应常存敬畏之心，祭祀时定要虔敬。
（三）处世之法
诚信交友，近贤远佞。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钱氏家族赞同圣人观点，认为忠信笃敬是圣人教人获得乡亲朋友敬重的方法。“信交朋友，普惠乡邻”，既指明了诚信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性，也提出了与左右邻舍共享财富的美好愿望。家训还强调君子和小人之分：“小人固当远，断不可显为仇敌；君子固当亲，亦不可曲为附和”。小人无法一眼看穿且行事没有原则，应充满智慧和技巧地远离，敬而远之是最好的方法，切忌得罪小人。君子固然应相交，但不能失去原则地一味附和，应把握好“度”。
热心公益，仁爱之心。孔子倡导“仁者爱人”，孟子发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喟叹，老子说“上善若水”，佛家讲求“普度众生”，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儒释道三家都倡导仁爱之心。倡行仁爱，倡导公益，既是钱氏家族的家训，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家训中对仁爱有多处描述：“普惠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救灾周急，排难解纷”等，更提出具体的公益行为：“多设养济院，收养无告四民，添设育婴堂，稽察乳媪”、“修桥路以利人行，造河船以济众渡”、“兴启蒙之义塾，设积谷之社仓”。怀海义庄就是钱氏族内的慈善机构，向族中贫弱家庭提供帮助。族内鳏寡孤独者都能到义庄领取钱粮，小孩可受义庄资助读书。钱穆及其兄弟、钱伟长等都是在义庄资助下完成学业的。
（四）治国之道
坚定立场，淡然处世。家训中说：“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指出为人处世应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执法时就应严格无私，守身时就应严谨忠贞，爱民就应如子，对待不好的人事就应嫉恶如仇。无论做什么都应坚定原则和立场，淡然处之，做到“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当然，这种大智若愚的处世哲学需要用一辈子去学习。
爱民如子，严格治下。上位者既要处理好与人民的关系，“水能载舟，亦可覆舟”，也应处理好与下属的关系。“治吏”与“治民”孰轻孰重的争辩在中国存在了千年，一些有识之士很早就提出了“治民先治吏”的理念，韩非子言“圣人治吏而不治民”，吕坤也说：“变民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仕风难。仕风变，天下治矣！”可见治国在于治吏，官吏的好坏直接影响民心向背和国家命途。因此，要对官吏严加管制，引导其遵纪守法，忠于国家和人民。“要尔等心存忠孝，爱兵恤民”、“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家训尤其强调百姓利益，上位者若能勤政爱民，自然受到百姓拥护。勤政爱民向来是百姓评价上位者的重要标准之一，这在现在仍有积极意义。
二、钱氏家训传承的伦理维度
（一）秉持平民立场，重视“事功”“效用”
“事功”、“效用”是功利论的核心概念，这种伦理思想方法以是否产生“利益”、“效用”等“后果”作为评判标准――产生了效用就是“善的”，反之是“恶的”。在某种意义上，钱氏家训具有功利论色彩。吴越国以十三州一军之地立国东南，除东临大海外，西、北、南三面受敌。钱H审时度势，采取一系列积极防御的策略。外交上，主动称臣于中原朝廷，作为牵制敌国的战略凭借。公元907年朱温废唐称帝，册封钱H为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吴越官员大多不赞成接受册封，他却认为应把握做孙权的时机而接受了册封。八年后朱友贞策反篡位，次年钱H派安抚判官入贡中原被封诸道兵马元帅，后又获赐殊礼，可“诏书不名”。此时，西川、淮南、X南、福建等地统治者先后建国称帝，并劝导钱H据吴越称帝。他果断拒绝了这些称帝的劝说，坚持“奉中原正朔”。在国内奉行较开明的政策，积极发展农工商，增强国力。临终前嘱咐后人“如遇真主，宜速归附”，“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之大礼”。继承者们亦遵奉先祖嘱咐，一方面奉五朝及北宋为正朔，称藩纳贡；另一方面注重国内治理，维持社会稳定。尤其北宋建立十八年后，钱弘m纳土归宋，将所属十三州、八十六县版图全部献归于北宋王朝，兵不血刃，为北宋统一做出巨大贡献。可见，这种审时度势的“功利”是为国为民的具有平民立场的。
钱氏家训虽是王族家训，但因钱氏王朝并非全国性政权而少了帝王气息，多了种平民情怀。“八训”中说“莫欺孤幼，莫损平民”，“遗训”又言“要尔等心存忠孝，爱兵恤民”、“皆民人汗积辛勤，才得岁岁丰盈”。 钱H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保境安民”国策，大力发展农业和水利建设，修筑捍海石塘、治理太湖水系、疏浚鉴湖。但作为吴越国王的钱H最令人称赞的是留下了具有亲民情怀的家风家训，钱氏后人将其发扬光大，并在亲民情怀中添加了爱民、恤民等元素，如“爱民如子”、“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等 。
（二）强调“知行合一”，重视言传身教
钱氏家训中说“曾子之三省勿忘，程子之四箴宜佩。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介”，教导子孙后代慎独自律，将训导贯彻为行为，做到知行合一。钱H自幼喜好读书，晚年仍保持阅读的好习惯，并立下了“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的家训。后世子孙秉持这样的家学渊源，更加重视家族文化的长盛不衰，一心向学。钱氏人才辈出的原因很多，但家族成员间的相互教育和影响无疑有重要影响。如：钱熙元既是其弟钱福又是侄子钱基博、钱基厚的启蒙老师；钱基成既是其弟也是侄子钱钟书、钱钟韩的启蒙老师。
《史记?五帝本纪》言：“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可见父母的言传身教是家庭教育最主要的手段。据说，钱氏家族中一旦有新生儿降临，家长需和子女共同学习钱氏家训。钱学森曾回忆，早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其父钱均夫及其北师大附中的师长们，除了向他传授具体知识外，还常与之讨论时事，传达爱国爱民之心，不仅培育了其深厚的国学素养，也开阔了视野和眼光。钱伟长也在《八十自述》中表达了身教和家族环境的重要性。这就是所谓的人文化成。
（三）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说为蓝图，恪守内在道德义务
钱氏家训涵盖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方面，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说为蓝图，汲取了儒家文化关于修己、蓄德、持家、治国的思想，立足于治家层面，对慎独、积德、改过、安分、读书、环境、勤俭、忠厚、交友、婚姻、祭祀、教育、爱民、公益、理政等方面都有很大启示，集中体现了儒家的优良传统。教化家庭成员成为一心向学、志向崇高、勤俭节约、亲民爱民的人是钱氏家训的核心内容，这正符合儒家文化的一贯追求，如：祖宗虽远离我们，但“祭祀宜诚”；子孙虽愚笨，但“诗书须读”；生活若能以“勤俭为本”，自会衣食无忧；不可贪图眼前富贵，否则“死后荒烟蔓草，过w墟而不知谁者，则浮生若梦矣”；家庭富裕则“提携宗族，置义墅与公田”；年景饥荒则“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等，都直接反映了儒家文化中诚孝明礼、诗书传家、勤劳淳朴、与邻为善的思想理念，无疑是儒家文化核心价值的具体体现。
相较于传统官场的阿谀奉承，钱氏从政者显得特立独行，为了民族和人民，不畏强权、正直刚毅。明朝钱继先任刑部郎中，在任期间严格执法，守身如玉。其二儿子钱楷做安邑知县时，一上任就将积压多年的案件决断，即便被外放赋闲在家也笔耕不辍，著《万玉亭记》、《禹王亭诗集》等作。钱琦也不畏强权、为官清廉，其侄子钱薇官至礼部给事中，同样不媚流俗，批评嘉靖皇帝“狂妄成仙，不理朝政”，冒死进谏，纵使被削职为民，仍抗击倭寇、捐田筑坟。
三、钱氏家训传承的现代价值
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环境的改变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家庭结构逐渐小型化，传统家庭观念呈现淡化趋势，家庭的教化功能也渐渐减弱；加之受我国教育体制影响而过分依赖于公共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忽视了家庭原初的文化熏陶功能。现今许多家庭更为关注子女课本知识、个人才艺等方面的培养，忽视了最重要的素质，尤其道德素质的养成。家庭不仅承载着生养子女的职责，更应重视其道德品性的培育；传统美德理应成为育人的根基所在，蕴含美德精神的家训文化应得到传承。
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元。重视家庭亲情，和睦家庭气氛，既关乎个人发展和家庭存亡，也对治国安邦有很大影响。钱H就十分重视礼教和家庭关系的和睦，认为“欲造优美之家庭，须立良好之规则。内外门闾整洁，尊卑次序谨严”，并严格规范了父子、兄弟、夫妻、妯娌、主仆、邻里等人际关系：“父母伯叔孝敬欢愉，妯娌弟兄和睦友爱”、“信交朋友，普惠相邻”，主张以礼义控制欲求。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规范，若付诸实践用以调节社会关系，必须立于人与人真诚交往的基础之上，否则难以发挥作用。
若说以礼义控制欲求是一种外在的形式规范，知足少欲则是人对自身的内在要求。这里的“知足”并非安于F状，而是一种不为外物所累的淡泊心态，有利于安生乐生，精神豁达，正所谓“知足常乐”。同时也体现了一种求真务实的人生态度。钱氏家训为其后人树立了经世致用、求真务实的人生观，贯穿了一种基于平民立场的实践精神。这里的“务实”与西方实用主义的“务实”都反对脱离现实，但二者基于不同的价值理论。前者立于道德之基，并以儒家仁义礼智等准则规范言行举止；后者基于个人利益，倡导“为我所用，于我有利”的处世原则。当代追逐功利的价值观或多或少受到了实用主义务实观的影响，虽说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却也导致了私欲膨胀、物欲横行的不良局面。可见，在人为物役的现实世界中，知足少欲的人生态度尤为重要。这也可以看出钱氏家训的价值所在。
慎择交友也是一门大学问，不仅为钱氏家训所注重，也受历代家训的青睐。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友邻品性非但有利于为人为学，也便于获得精神上的充实感和欢愉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不仅要汲取朋友的良好品质和知识，也要积极回馈对方。“小人固当远，断不可显为仇敌；君子固当亲，亦不可曲为附和”亦是对世人最忠诚的警示。
无论明礼知足还是谨言慎交，都希冀达到人与社会准则相一致的和谐状态，即中庸之道。实际上，“钱氏家训”开头几句训诫就直接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三句教”挂钩。这种中庸之道亦是当代为人处世的必修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交相辉映。总之，钱氏家训蕴含了丰富的为人处世哲学，受时代和阶级局限，既有积极向上的一面，也有消极落后的一面，应以辩证的态度进行分析、承继和扬弃，使之更好服务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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