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怎么看坏心办好事和好心办坏事？

　　

　　正文

　　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和绝对的坏，好坏都是相对的。

　　 

　　那什么叫好心，什么叫坏心呢？

　　 

　　所谓好心，就是一种包含利他的，为他人考虑，为大众欢迎的动机；所谓坏心，就是以利己为主的、狭隘的、甚至要伤害他人利益的动机。

　　 

　　与之对应的，好事就是实际上实现了利他的效果的事，坏事就是实际上利己了，甚至损害到他人利益的事。

　　 

　　好心和坏心，好事和坏事是分层次的，在个人层面，出于善良，但却给别人添了麻烦，或出于能力不足，或出于考虑不当，就比如人家摔倒了，你去扶，但因为不懂医，造成别人伤势加重，这就是好心办坏事；出于利己，甚至想要算计别人，到头来却帮了别人，这种戏剧化的事，在文学作品中是常见，比如天龙八部里的慕容复，正是由于他的坏心，才有了王语嫣和段誉在枯井里的故事，这就是坏心办好事；

　　 

　　在大的群体方面，所谓好心坏心，好事坏事，就是说做的这个事，这个制度，是对群体中大多数人有益，而损害少部分人的利益；还是只对少部分人有益，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

　　 

　　这本质上是一个动机与效果的问题，教员是如何考虑这一问题的呢？

　　 

　　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辩证唯物论者是两者都要考虑的，既要效果，又要动机。但是我们是反对平衡论的，在所有的辩证对里面，总是一者在原则上起主要作用而另一者在原则上是次要，原则上次要的一者会可以反过来作用于主要的一者，比如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反作用于实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等等。

　　 

　　在动机和效果的对子里，何者是主要的？效果。因为动机是一种主观的意愿，属于认识的范畴，效果则是社会实践实际产生的对世界的变动。所以效果是先于动机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好心办坏事的危害甚于坏心办好事。

　　具体来说，对于坏心办好事，该如何看待呢？

　　 

　　小平同志有句很出名的话：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只要效果是好的，动机怎么样就无所谓了，其实不然，这句话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讲的，当时面临的情况是急需找到一种能快速提高生产力的方法，所以强调的是效果。

　　 

　　资本主义本身只是一种制度，无所谓好坏，只是这种制度在运行的过程中，它惠及全体成员的程度是不同的，初期时，当大部分人都人从中获得好处的时候，它就是对大家都“好”的，这时候我们主要强调它的效果；但随着逐渐发展，它会逐渐将资源，资本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是它的必然逻辑，这就会造成贫富差距，二八定律，这个时候，就会凸显出它的好和坏了，它对百分二十的人是“好”，百分八十的人就是“坏”的了，这时候就要着重揭露它的“动机”了，就要开始从公平的角度着手，限制它的“动机”。

　　 

　　对于坏心办好事，我们不否认它起到的正面的效果，但是我们也应当揭穿它的动机，坏心虽然能够在一时的条件下产生积极的效果，但是它的动机始终是“坏”的，条件环境一变，那么它所产生的效果，一定是往坏的方向去演化的，这也是原因和结果的辩证关系。

　　那么，又如何看待好心办坏事呢？这点教员讲的很清楚了，如下：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总体来说，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我们安慰人的时候，常常会说，你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结果不好嘛，这只是安慰人的话，不可当真，效果不好，出发点好坏又有什么用呢？而且这容易给人误解，认为只要出发点是好的，结果也就无所谓了。但凡持着此种思维的人，做事的第一考虑就容易会是动机，而不是效果，但凡只要动机有些许不纯，不够完美，那就不许做，而动机只要足够高尚，事情做不好也是可以原谅的。

　　 

　　这是儒学，或者说董仲舒扭曲过的儒学的的最大问题，这一问题在宋明清儒学中发展到顶峰，一件事在道德上是不是合规，是做事的第一考虑，道德上合规了，做的不好，也不会有人追究，道德上不合规，即使做的好，也容易被万人唾骂，所以整个朝堂整天纠结于伦理道德，圣人之道，而无人做实事，这一问题我们在这一文章里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万历十五年：徒劳的挣扎与注定的溃败

　　举个具体的例子，和珅和纪晓岚大家是知道的，这里不对两人做整体上的评价，只谈他们之间一场很著名的争论，是关于往赈灾的粮食里掺沙子的，这一点在纪晓岚看来就是绝对不行的，是糊弄灾民，在道德上当然是不好的，但是实际上，只有当粮食里有沙子的时候，这些粮食才能避免被各级官员截留，也才能尽可能避免不是灾民的人混在灾民队伍中，白嫖赈灾粮食，而最终使得灾民吃上一口饭，从这个角度来讲，和珅才是真正的好心，因为他是从实际效果出发来考虑问题的，而纪晓岚就是不顾及效果的好心。

　　 

　　再比如抗战的时候，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有一派观点就很排斥统一战线，认为统一战线不够共产，不够社会主义，也就是动机不够纯，因为统一战线要和反动派合作嘛，共产党怎么可以和反动派和合作呢？这就是只要动机，不要效果的典型代表。

　　 

　　好心办坏事难以获得人们的信任。一件事，结果是不好的，却要对外宣传我们的心是好的，就像一个政党，明明疫情横行，百姓面临着巨大的生命风险，却还是对外宣传，我们是为人民考虑的，只是执行的不好，这有信服力吗？大众会相信这确实是好心吗？

　　我想是不会的，因为群众是用脚投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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