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董占军：艺术设计介入美丽乡村建设的原则与路径
摘 要 近百年来，中国乡村建设始终受到如何统筹、融合传统与现代、多样与统一等问题的困扰，今天“美丽乡村”建设亦然。在此困境下，艺术设计凭借其跨学科、专业覆盖面广、对接乡村建设的直接性等优势，能够成为突破难题的有效手段，在遵循内生化、民主化和开放化原则下，可从提升乡村外部风貌、建筑空间环境、公共服务设计以及包装与营销推广等路径介入乡村经济和文化建设，从而为“美丽乡村”建设做出自己独到的贡献。关键词 艺术设计；传统；现代；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基金项目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工艺美术发展策略研究”（20ZD08）的阶段性成果，发表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一期。
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入，新时代的乡村建设成为乡土中国的重要实践，也成为近年来学界讨论的热点议题。如何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轨迹中汲取经验，如何着眼当下，深入理解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建设美丽乡村成为这场讨论的焦点。艺术设计如何凭借自己的优势积极介入乡村经济和文化建设，成为新时代艺术设计面临的重大使命和重要机遇。一、20世纪中国乡村建设的历史回眸早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对乡村建设的革新探索就已经开始，最典型的是梁漱溟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他基于对当时社会现状的分析，提出了以建设充满“伦理情谊、人生向上”精神新礼俗社会为目标的乡村建设运动，认为只有在认清中国大局和问题的基础上建立合适的文化模式，才能推动乡村经济建设。梁氏所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出发点是要用儒家思想改造农民思想和道德文化素质，塑造新型农民，即所谓的“儒学下乡”活动。尽管他所发起的乡村建设实验取得了一定成效，引发了当时社会的关注，但梁氏所主张既存在理论困境，也受到农民参与积极性不高、政府主导偏差等现实因素困扰。从根本上说，梁氏的“儒学下乡”活动仍然只是利用传统资源、方法、思想对乡村的改造，并没有跳出传统的窠臼，对“乡村建设”的理解仍然受儒家传统的羁绊。这与当时中国社会从传统国家转向现代化国家的命题并不切合。[1]其他诸如晏阳初在河北定县、陶行知在江苏晓庄所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与梁氏所为类似，以教育和文化建设为主导，是知识界对农村问题的认知和实践，其作用并不足以改变当时整个中国农村面貌。可以说在民国时期，中国乡村仍然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对乡村的植入并不显著。
1931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山东邹平成立，梁漱溟任研究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想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地孕育和形成。在20世纪50、60年代，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蓝图构想成为农村和农民憧憬和追求未来美好生活的重要目标和积极动力，也成为当时农业、农村、农民的重要的主流话语之一。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后，农村地区从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到日常生活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器物、生产到文化、礼俗都逐渐融入现代元素。“文化大革命”过程中，传统思想、文化遗存受到批判和打压，许多承载儒家思想的器物、生活方式、礼俗文化被摒弃。“文革”结束后，国家发展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农村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始发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导向下，构筑农村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体系，成为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乡村建设的鲜明特征之一。[2]
20世纪50-60年代农村建设场景 李永海作
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经济、文化事业不断进步，新农村建设思想日趋完善，迅速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新时代乡村建设指明了方向。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3]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了“美丽乡村”概念，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加深入实践、深入人心。农民增收、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乡村，成为当前中国乡村建设的目标和方向，即“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努力实现绿色富民绿色惠民”。[4]“美丽乡村”思想核心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具体内涵体现在规划布局、生态环境、文化保护等方面。建设美丽乡村，就是要通过生态能源的再生与利用，完善乡村公共设施，改善人居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乡村经济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5]在这一背景下，依托于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以及现实应用实践的艺术设计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推动乡村经济、文化发展的宝贵资源和现实助力。
农民画《徽乡迎新年》 周贵根
二、美丽乡村建设面临问题与艺术设计介入的优势
美丽乡村建设的宏观背景是我国乡村建设步入现代化发展时期，据统计截至2019年年末中国大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0%，与发达国家相比，乡村建设面临诸多问题。首先，因城镇化与工业化影响，劳动力转移人口迁徙使得乡村“空心化”严重，传统自然农耕经济正受到破坏，乡村经济新模式急需实践和探索；其次，城市建设规划设计的趋同现象也影响到乡村，出现“千村一面”现象，以规模复制、资本驱动为特征的乡村建设模式弊端逐渐显现，尤其是乡村整体面貌和居住环境空间；第三，乡村传统建筑的风土特征、乡村结构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资源不断受到破坏，加速了传统地域文化资源的衰竭与消亡。最后，乡村新生活方式与传统居住空间矛盾凸显，环境与生态问题日益加剧。新时代的美丽乡村建设既要努力实现农村、农业、农民的“三农”发展的现代化目标，还要充分开发利用本土传统资源，积极合理地规避现代工业文明的负面冲击，避免城市“化”农村、城市“统”农村的现象，在探索实践、经验总结中逐步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建设目标。
美丽乡村建设迫切需要通过艺术设计统筹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协调统一性与多样性。艺术设计以其跨学科、贴近群众生活、实践性强、专业覆盖面广，能够广泛直接性对接乡村建设的优势，可以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有效手段。如山东潍坊杨家埠村，通过“民俗村”设计，将传统风筝、年画展演、销售、传承融为一体，在实现传统工艺活化传承的同时收获了经济效益，唤起了民众对传统工艺文化的注意，传统文化符号成为增强村落凝聚力的内生力量。再如山东沂南县朱家林村，在深入发掘老村文化内涵、最大限度保护乡村原貌基础上，对村子进行升级改造设计，以“旅游+文创+生态建筑”产业模式打造朱家林生态艺术社区，建成主题民宿、田园客厅、乡村美学馆、蚕宝宝农场、创客公寓、垂钓小镇等项目，成为山东省首个国家级田园综合体，走出了一条集生产美、生活美、生态美“三生三美”的乡村发展新路，“艺术唤醒乡土，设计、艺术对乡村文化价值塑造、产业振兴、生态环境改造起到了积极的驱动作用。”[6]
山东沂南县朱家林生态艺术社区
日、韩、法、美等发达国家的乡村建设实践证明，艺术设计在乡村规划、资源统筹、经济发展、人居环境等方面承担了重要角色，因为艺术设计的介入，发达国家乡村的生态环境得到充分保护，乡村旅游产业、农副产品销售、公共服务也取得了实效。[7]1968年日本改造乡村运动首先从古川町的濑户地区开始，为保护村庄景观，房屋大部分以传统工艺和构件建造，体现当地风土特征。艺术家在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乡村产业结构调整、改善乡居文化生活环境中发挥了积极效用，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传承再现原有的自然风景和风土人情，唤起了当地居民对家乡的认同。由于艺术家的参与，乡村大众的艺术素养在艺术欣赏与体验的过程中得到提升，艺术设计所带来的综合效益也十分可观，诸如乡村环境的美化和重塑、产业复兴和农民收入的提高等。[8]韩国在乡村建设中非常重视空间规划设计的价值，不仅仅着眼于具体设计案例，而且形成了全面性、系统性、层次性与体系化的发展特征。[9]美国则是以政府为主导，专门制定乡村整体设计、特定区域设计、乡村历史文化建筑及区域保护设计、乡村特定功能建筑设计的原则，以规范的条文和图示明确引导乡村建设方向。[10]发达国家在乡村建设方面的这些成功经验，为我国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可资借鉴的资源和启示。
韩国釜山美丽乡村一隅
美丽乡村建设面临如何统筹、整合、衔接传统与现代元素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而艺术设计正是最好的粘合剂。突出体现在四个方面：一、艺术设计的跨学科专业优势。艺术设计的科研、教学及社会服务内容与美丽乡村建设息息相关，可以广泛介入农村文化产业、环境保护、村落规划、景观设计、建筑空间设计、农副产品营销、公共服务和文化符号建构、旅游产品开发、传统手工艺振兴等，持续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活力。二、艺术设计的实用性和实践性功能特征。艺术设计具有贴近现实日常生活的实用性和实践性，且具有形式引导效应，借助事物外在形式改变对人的视觉心理进行干预。[11]可以利用这种诱导效应，借助视觉形象、产品应用、村落规划等形式变化达到实现美丽乡村建设、丰富精神生活、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积极目标。[12]三、设计的政策优势。艺术设计在乡村建设中的重要价值和积极作用，已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2018年9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开展引导和支持艺术设计下乡工作的通知》（建村〔2018〕88号），明确提出要引导和支持艺术设计人员下乡服务，谋求通过艺术设计大幅提升乡村规划建设水平。文件出台后，地方各级政府，尤其基层乡镇政府不断加大设计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力度。四、艺术设计学界和民间的广泛参与。艺术设计界学者、设计师在社会需求驱动下，广泛参与到了以设计服务乡村建设的现实中，积累了经验，取得了成绩，当然也有缺憾，这也正是可以挖掘的潜在优势。一是学界对设计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具体案例剖析者多，缺少从全局探索艺术设计介入美丽乡村建设的原则、路径。二是设计师参与领域相对较窄，多集中在建筑景观、村落布局规划等领域，而在数字媒体艺术、旅游产品和农副产品设计、乡村文化产业、乡村公共服务等领域参与较少。
山东日照凤凰措空心村再生营造
三、艺术设计介入美丽乡村建设的原则
艺术设计以何种形式介入美丽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必须突显民生主题，在城乡双向流动中吸引精英下乡、资本下乡，服务乡村宜居宜业建设，打造乡村环境舒适性和文化认同感，真正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让乡村重新成为人们自觉自主选择的生活栖息地。在介入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应遵循内生化、民主化、跨学科合作原则。
内生化原则。日本佐藤滋教授认为日本造村运动的成功在于对地方资源的挖掘利用。日本宫崎清教授认为日本乡村社区营造是“人”“文”“地”“产”“景”五大类的结合[13]。湖南大学主导的“新通道”艺术设计与社会创新项目注重挖掘乡村生活方式和文化资源，完成了100多项非遗传承人的访谈和田野考察以及300 多项“非遗再造”产品设计，延续了乡村文化价值体系，形成了多元化发展文化生态[14]。日本造村运动的经验和湖南大学的非遗保护实践充分证明，乡村特有的文化和自然资源是乡村发展的关键和内生动力。艺术设计应尊重乡村所在地特点，关注本土特色资源，明确乡村的独特身份与价值所在，顺应、保护和发扬乡村多样性与差异性，提高乡村建设的质量，找到一条能够形成价值回归、社会认同、自身造血、走向繁荣的乡村复兴之路。[15]
日本古川町社区营造
民主化原则。以人为本设计、参与式设计、协同设计都是以人生理和心理需求为基础，以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创造性为目标的民主化设计[16]。村民是乡村的主人和主体，设计者要尊重村民的需求意愿，发挥他们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让村民自己构想未来并参与设计，确保村民熟知并参与村庄建设规划各个环节，提高村民认可度和满意度。中国台南市土沟村的社区营造以建立“社区共同体”为宗旨，以艺术设计为媒介促进民众参与互动，强化成员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意识，构建社群的文化认同，取得了村落建设多方面、多环节的成功。[17]日本濑户川村庄建设由村民自主决定当地风貌大事，政府虽牵头组织但只是充当服务角色。例如，政府在当地修建国道时，即采纳了居民提出的在道路沿线种植榉树营造绿色道路的建言。
开放化原则。英国艺术设计委员会的智囊团 RED在《设计转型》中提倡艺术设计的跨学科合作，面对复杂的问题，艺术设计应创造一个公共的空间，组建跨学科团队，突破单一视角，从多角度看待问题并协同工作[18]。介入乡村建设过程，艺术设计面临各种复杂问题，设计转型和跨领域合作是极其必要的，应该多样化打造、多功能开发、多路径建设，加强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环境设计、工业设计、产品设计、包装工程、公共艺术、数字媒体艺术、文化产业管理及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专业协同，组建共同开展乡村建设的开放性艺术设计团体，赋予乡村新的生产动能、生活方式、生态模式。
中国台南市土沟村社区营造
四、艺术设计介入美丽乡村建设的路径
美丽乡村建设核心包含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 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艺术设计至少可从三个层面予以介入：新文化模式层面，乡村社会的新经济模式须有相应文化模式的建立，这种文化应是经过实践检验后的文化修复和激活；生态层面，营造现代的宜居环境，自外而内，包含村落规划布局、景观环境、居住环境等；产业层面，激活丰富多元的产业业态，推进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直接融合，逐步形成适应农村现实的新业态。具体介入路径至少包括以下五条：文化载体修复传承与创新、外部风貌设计、建筑空间环境设计、公共服务设计、产品包装及营销设计等。
传统文化载体修复、再生与创新。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文化是美丽乡村建设的灵魂，是其发展的隐动力，只有文化定位精准，乡村建设的思路才能清晰。当下的乡村文化处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同时并存的状态。所谓的现代文化是工业社会以来产生的文化，是人们在现今生活方式、科技水平下形成的新型思想理念、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新世纪以来，乡村建设在现代文化影响下，村民生活质量有了显著提高，但村落建设设计中出现了犹如现代建筑的均质化现象，逐步失去与地域环境的有机联系，“千村一面”问题出现。20世纪30、40年代费孝通先生对长江流域村庄的农民生存状态进行人类学调研后，认为中国乡村现状既不可能是对西方经济模式的完全照搬，也不是完全保留传统的自然经济，要以农民经过实践后的自主选择为主。这种观念对当前处理现代与传统文化关系仍有借鉴意义。乡村建设要做到土地有人耕，房屋有人住，环境有人维护，文化有人传承，生态维持平衡，景观保持协调，才能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如何坚守传统文化，实现现代与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关键，具体可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注重保护和修复传统文化的载体。传统文化是乡愁的载体，更是乡村的灵魂，是村落历史中人的智慧、行为、情感、习俗、技术等的结晶，舍弃传统的乡村将成为无源、无根、无内在的躯壳。宗教祭祀空间、礼制空间、公共生活空间以及居住空间如宗族祠堂、寺庙、戏楼（台）、书院（私塾）等物质文化遗产应当予以保留和修复。其次，注重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的转化和保护。民间美术、音乐、营造技艺、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需要提炼和保护，为其留续一个依附的母体，利用现代技术优势来实现传统非物质文化的转化和延续。第三，促进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发展。强调基于乡村特质的发展模式和规划设计，创造出具有时代烙印的中国新乡村[19]。同济大学杨贵庆教授立足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的传统地域文化，结合现代文化，通过七年的乡村规划及文化再生实践，建设了不同层次的符合现代乡村特色的文化设施，引导了先进文化与时代道德风尚，推动了黄岩区乡村的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一系列振兴。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袁式祠堂
外部的风貌设计。乡村承载着生态保育、文化传承以及服务都市休闲度假的需求，但目前绝大多数乡村存在着风貌缺失、特色模糊的问题。乡村风貌设计涉及结构性梳理和视觉化设计，涵盖村宅院落、道路门户、设施场地、建筑立面等。结构性梳理，是对乡村整体环境进行具体规划设计，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俗、地理、气候等因素，完善公共服务、居住院落、农田水系、道路桥梁等结构性布局方案。包括保护原生态和地域文化和促进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结构性梳理要结合地域特点，在原有体系基础上，增加第三产业引进，促进乡土博物馆、乡土景观群、农业遗产带、田园综合体等的合理布局。目前我国长三角地区的乡村已进入休闲旅游时代，闲游体系日趋成熟，环湖、沿山、沿江的基本消费格局正逐步形成，旅游相关产业布局如休闲度假区、历史人文体验区、文化创意区、生态观光区、医疗服务区等逐步渗透到乡村的规划设计之中。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注入新业态同时，还要保育并提升乡村特色文化风貌。
乡村风貌的点面视觉化设计，是借助设计系统化、标准化方法，在深入了解、挖掘、整理乡村工艺、生产、生活等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提炼出清晰、个性鲜明、识别性强的文化符号，并以符号的形态、色彩、图案等作为乡村形象设计和传播的标准语言，对外营造乡村的独特形象体系，对内增强民众认同感与归属感。乡村生产生活方式，诸如生产技术、传统工艺、民间戏曲等，是乡村文化的最真实展现和区域文化象征，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媒介。用好乡村本地资源，形成乡村视觉形象是艺术设计深入乡村生活的重要途径。在具体的设计实践中，在文化符号的挖掘上要在凸显“特”字上下功夫。以日本熊本县为例，其文化特色集中体现在以“熊本熊”标志为核心的整体视觉形象中。“熊本熊”的标志黑色是熊本县主题标识视觉形象的主色调，腮红色则象征着熊本县“火之国”的地理文化特征。熊本县以“熊本熊”做形象代言，将本土特色和独特形象相结合，形成鲜明的地理品牌个性，有效地宣传了该县的文化特色。再如，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汤溪镇鸽坞塔村是一个多民族村落，在乡村形象视觉化构建过程中，设计师紧扣该村多民族融合这一特点，提取畲族族徽“神鸟戏牡丹”为设计元素，以畲族传统服饰五色为标准色，取多民族团结、美与生活多姿多彩寓意，传递当地文化特色，将该村从周围环境区分出来，形成极高的辨识度。
金华市婺城区汤溪镇鸽坞塔村
浙江省台州市屿头乡沙滩村
公共服务设计。公共服务建设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基础工程，设计介入要结合村民意愿和村庄发展需求，在充分考虑人口构成、服务对象、交通状况、自然环境等基础上，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改善村民生产生活条件。首先是根据乡村规模和综合辐射能力，优化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吴家营乡万溪冲村是一个以旅游为主要产业的乡村，有260余户“一颗印”式传统民居。该村在保留原有民居布局、突出民居特色的基础上，对公共服务设施进行设计优化，修建了游客集散基地、民俗博物馆、乡村生活体验园区等，完善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乡村整体面貌，依靠特色旅游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其次是增加适应乡村特点的休闲生活设施设计。乡村生活消费模式日益多元化，高品质生活设备、休闲性消费设施要求提高设计标准并综合考虑村民实际需要。如在道路设计时，要减少对固定空间秩序的破坏，避免村民产生陌生感和抵触感；游步道设计上，要注意村民是否携带农具等细节；在村落公共空间内增加休憩娱乐设施等，切实服务村民生活。第三是推广组装式设计。乡村建筑并不拘泥于单一的居住功能，有的乡村以艺术开发为重点，采用装配式设计建设临时性艺术装置。如曾在福建土楼中举行的一场别开生面的时装秀，秀场采用便于拆装可回收的材料进行舞台搭建，将“古老”和“时尚”完美结合。第四是健全无障碍设施设计。叶落归根传统思想使老年人对乡村有着特殊的情感。在乡村设计中，要考虑到老年人特殊的生理因素，对生活环境及文体活动、社交活动场所作无障碍处理。
昆明市呈贡区万溪冲社区
产品包装及营销设计。对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进行深入包装及营销设计，拓宽产品销渠道，带动乡村旅游市场发展产业融合，是艺术设计介入美丽乡村建设的有效路径，可以采取以下方式：第一，打造乡村产品品牌。构建以乡村传统文化资源为核心的本土品牌意识。浙江金华义乌市的何斯路村鼓励农户恢复稻谷种植和米酒酿造业，打造了一年一度的“米酒节”，带动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构建以本土地理自然资源为特色的品牌塑造意识。如西湖龙井、栖霞苹果、莱阳梨、菏泽牡丹等营销模式。第二，构建政府、高校、企业、乡村合作营销平台。整合政府整体规划、高校高端研发、企业资金注入、乡村产品供应等各自优势，重庆北碚区静观镇的腊梅产业就是四者合作的典型案例。第三，推广乡村体验式营销，即结合情感、感官、思考、行动、关联五个方面进行营销设计。杭州西山龙坞茶村建立的“美好屋托邦”，以竹子、茶作为设计灵感，房屋外立面使用木格栅进行装饰，在房屋周围种有许多菜园，自然材料和周围环境相互融合[20]，将产品的自然、情感、绿色等诉求以可观、可听、可触方式传递出来，引起消费者对品牌的情感认同。第四，打造创意农业，拓展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把人文、创意、科技融入美丽乡村建设，拓展美丽乡村产业链，整合利用本土资源，提高传统农业产品的附加值。例如山东青州，把传统普通产品通过融入“创意”，通过挖掘文化内涵、转化审美价值形态和健康理念开发等手段，开发出“盆栽韭菜”“创意花卉组合”等创意农业产品，显著提升了产品附加值。第五，推广村镇合作发展，打造村落经济文化联合体。将现代经营理念、产品和文化有机融合形成区域品牌，以抱团式发展可以实现更大经济社会效益。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浙江安吉走在前列，首先按照全县一盘棋“大乡村”理念进行整体规划，开展示范村建设，树立样板村给其他村提供参考经验。第六，利用互联网+、融媒体等现代信息传递渠道，加强对美丽乡村的营销推广。章丘铁锅在《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从名不见经传到“洛阳纸贵，章丘无锅”，可见媒体宣传的影响力。作为经营者的村民改变了固有的销售模式，学习使用互联网来销售产品。通过直播、抖音短视频等方式宣传本地特色产品，实现用户和农产品的直接对接。
杭州西山龙坞茶村“美好屋托邦”
五、结 语
时代发展赋予美丽乡村建设许多机遇和挑战，艺术设计可以成为整合传统与现代元素、协调多样性与统一性问题的重要手段，以更具张力的结构形式参与到美丽乡村建设中，提升艺术设计的介入和转化效能。设计师应响应时代号召，改变集中关注城市、追求工业和商业价值的现状，承担更多改善乡村的社会责任，投身乡村建设，使设计切实服务大众、服务民生。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设计师应立足乡村客观条件、文化多样性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实际需求，以设计全面激活乡村资源，激发乡村经济发展、文化传承潜能，改善乡村生产生活环境和公共服务，提高农民综合文化素质和生活质量，从而全面提升乡村建设水平，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注释：
[1]、徐福来、李雪：《刍论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困境》，《南昌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2][3]、王先明：《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百年演进（论纲）》，《南开学报》2016年第1期。
[4]、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第31页。
[5]、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第32页。
[6]、陶蓉蓉：《艺术唤醒乡土：设计、艺术对乡村振兴的驱动》，《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7]、雒海潮、刘荣增：《国外城乡空间统筹规划的经验与启示》，《世界地理研究》2014年第2期。
[8]、周力行、唐晓岚、朱慧珺、刘思源：《日本艺术家在乡村再造中的功能与作用》，《小城镇建设》2019年第3期。
[9]、李钢、郑辽吉：《韩国乡村空间规划的发展经验与政策启示》，《世界农业》2018年第3期。
[10]、黎柔含、禇冬竹：《美国乡村艺术设计导则介述》，《新建筑》2018年第2期。
[11]、杨文静、王令中：《试论艺术设计中的形式诱导效应》，《艺术与设计（理论）》2011年第8期。
[12]、陈池瑜：《艺术设计在当代文化符号中的作用》，《设计艺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13]、陈可石、高佳：《台湾艺术介入社区营造的乡村复兴模式研究——以台南市土沟村为例》，《城市发展研究》2016年第2期。
[14]、郭寅曼、季铁：《社会转型与乡村文化建设中的设计参与》，《装饰》2018年第4期。
[15]、张京祥、申明锐、赵晨：《乡村复兴：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下的中国乡村转型》，《国际城市规划》2014年第5期。
[16]、郭寅曼、季铁：《社会转型与乡村文化建设中的设计参与》，《装饰》2018年第4期。
[17]、陈可石、高佳：《台湾艺术介入社区营造的乡村复兴模式研究——以台南市土沟村为例》，《城市发展研究》2016年第2期。
[18]、季铁、潘英：《基于社区和网络的设计与社会创新——从UCD 到CCD》，《装饰》2012年第12期。
[19]、吕桂菊：《鲁中山区乡村景观特质、发展模式及规划设计研究》，山东农业大学2018年博士论文。
[20]、陈逸舟：《场景营销案例——户外篇》，《中国广告》2018年第7期。
作者简介
董占军（1969-），男，汉，内蒙古赤峰人，艺术学博士，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校艺术学理论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山东省人民政府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设计艺术学，艺术教育学，艺术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