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伽美什肩上的弗兰肯斯坦”——西方现代科幻小说中的科技伦理反思

时间：2023-08-11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作者简介

　　黎新华（1968—），女，河北邯郸人，河北师范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摘要

　　西方现代科幻小说的科技伦理反思主题，主要是通过对现代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所可能导致的风险与危机的深切忧虑来表达的。《美丽新世界》《羚羊与秧鸡》《和谐》以及更早的《弗兰肯斯坦》《莫罗博士的岛》等作品通过描述“人造人”“实验室婴儿”“设计婴儿”“器官移植”“基因编辑”“意识控制”等技术的运用，深刻呈现了由科学技术带来的人类伦理危机甚至生存危机。更为晚近的西方现代科幻小说则通过对未来人类灭绝、人类社会终结的末世图景书写表达了对于现代生命科学、生物技术中所包含的科技伦理问题的反思，熔铸着更为深入广泛的现代性批判精神。西方现代科幻小说以审美的、艺术的方式提示我们，在现代科学技术的高歌猛进之中，必须充分考量现代性建构中的科技维度所面临的种种风险，必须运用哲学的智慧进行更为审慎、理性的规划与引导，使科学技术能够沿着更为平衡稳健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西方现代科幻小说；科技伦理反思；现代性批判

　　“吉尔伽美什肩上的弗兰肯斯坦”——西方现代科幻小说中的科技伦理反思

　　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lari）在《人类简史》（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的末尾写道：“吉尔伽美什计划正是现在科学的旗舰，能够让科学所做的一切都有了正当的理由。创造科学怪人的弗兰肯斯坦博士，现在就坐在吉尔伽美什的肩膀上。阻挡不了吉尔伽美什，我们也就阻挡不了弗兰肯斯坦博士。”[1]（P406）赫拉利所说的“吉尔伽美什计划（Project Gilgamesh）”①是一种意在大幅度延长人类寿命的生命科学研究规划，表征着人类对于永生的渴望和追求；而弗兰肯斯坦则表征着以生命的创造者自居而滥用生命科学技术的“科学狂人”，这种滥用带来了严重的科学伦理和生命伦理问题，给人类生存发展带来了严重威胁。赫拉利所想象的坐在吉尔伽美什肩上的弗兰肯斯坦形象，意味着对于现代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所可能导致的风险与危机的深度忧虑。这种忧虑也是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科幻小说的核心命意之一。

　　一

　　人们普遍认为，21世纪是“生物学”世纪。自20世纪开始，人类越来越多地分享到现代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带来的诸多便利，并渴望它们在防治疾病、提高营养水平、改善生活质量、满足生活需要、延长健康寿命等方面为人类带来更多的福利。与此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生命科学和生物高新技术对传统道德观念和伦理体系形成了挑战，看到了19世纪末以来由生命科学、遗传学、优生学的发展所引发的许多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在当今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不断取得重要进展，人类基因组研究、干细胞研究、基因治疗及相关技术研究及生殖辅助等技术不断实际应用于人类繁衍、医疗卫生等领域中时，必要的科技伦理、生命伦理的研究与干预应当是其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到20世纪末，这些问题（生物技术中的伦理、法律、社会问题，简称生物技术中的ELSI）开始频繁冲击人们的心灵，引起了全人类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警惕。[2]（P2）在赫拉利看来，现代生命科学的各种探索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一种追求长生不死的计划——这实际上关涉到生命伦理学的各个方面。现代生命科学往往表现出难以否认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因为它宣称其目的是为了治疗疾病、挽救人的生命、改善人的生命状态使之趋于完美。那么，我们在这些方面应有哪些限度？在追求实现这些看来正当合理的目标时，“有什么是必须禁止的？”正如赫拉利所追问的，也是许多对于当代生命科学进展有所疑虑的人所追问的：我们可以用活人做基因实验吗？或者用流产的胚胎？用干细胞？克隆羊符合伦理道德吗？克隆黑猩猩呢？克隆人呢？……所有这些生命科学、基因科学所关涉到的领域，都直指一个基本的科学哲学问题：人有权利去干涉自然形成的生命吗？人有权利去创造新的生命吗？如果干涉自然形成的生命、创造新的生命是合理的、可接受的，那人岂不真的取代上帝而变成了自然的主宰？这对于人类而言，是灾难还是福音？“拥有神的能力，但是不负责任、贪得无厌，而且连想要什么都不知道，天下危险，恐怕莫此为甚”[1]（P408）。

　　这种凭借近乎神的力量“不负责任、贪得无厌”所制造的“危险”，在早期西方现代科幻小说中已经有所反映。例如，在英国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1797-1851年）的小说《弗兰肯斯坦》中，因看到化学、生命科学、实验科学的神奇力量而欣喜若狂的弗兰肯斯坦博士将自己视为生命的创造者，他希望用科学理性去创造新的生命，却又因对自己的创造物感到恐惧而放弃了自己理应承担的道义与责任，最终因自己创造生命的活动违背了基本的生命伦理而得到了与自己的创造物同归于尽的悲惨结局；而在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Wells，1866-1946年）的长篇小说《莫罗博士的岛》中，莫罗博士也像弗兰肯斯坦那样，在一个荒岛上展开了自己制造“兽人”的实验。他如同统治天地的上帝一般，在远离大陆的荒岛上，使用活体解剖、肢体拼接、人造器官、器官移植技术以及控制兽人心理、思维和观念的催眠术，制造了“豹人”“熊-牛人”“猪人”“狗人”“狼人”等各种类型的“兽人”，并试图以人性替代、祛除“兽人”的兽性，最终也在接连的失败和“兽人”的反抗中死于非命。弗兰肯斯坦和莫罗博士之死，意味着那种试图以人力扭曲自然、让自然服从人的意志的图谋必将遭到失败的结局。

　　早期西方现代科幻小说中关于科技伦理、生命伦理的反思，在20世纪西方现代科幻小说的创作热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和深化。相较于生命科学尚不发达的18、19世纪，20世纪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带来了远为复杂的矛盾与问题，促使科幻小说作家们进行更为深入的描述与探索，其视野所及，既包括19、20世纪之交兴盛起来的优生学理论与实践，也包括后来日益深入发达的生命科学各个门类，特别是基因科学。在20世纪的西方现代科幻小说中，关于科技伦理、生命伦理的反思首先集中体现在对于曾经喧嚣一时的优生学的深刻批判上。早期的乌托邦主义者所构想的优生规划在19世纪末以后以科学的进化论、遗传学、优生学的面目广泛出现并流行于欧美国家，这引起了熟谙这些学科利弊的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的高度警惕，因为在他看来，遗传学、优生学的开展有其无法绕开的麻烦和问题。

　　赫胥黎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他在小说《美丽新世界》中对那个想象的“优生优育”社会的描述有其充分的历史依据，更有其充分的现实依据。《美丽新世界》中优生、劣生的人类生产方式之现实基础，就是自19世纪开始在西方工业社会野蛮生长的优生学理论与实践。《美丽新世界》出版于1932年，是希特勒成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元首的十年之后，是他上台成为德国国家元首的前一年。彼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尚未平复，又遭全球性经济危机重创，欧美全面进入大萧条经济衰退期。然而，在这样的动荡期，优生学的理论与实践却在欧美各国十分流行，人们似乎渴望通过优生学的“科学控制”改善社会、改良种族以实现美好的未来乌托邦，而并未醒悟到其中潜藏的深刻危机。作为作家，赫胥黎的眼光是敏锐长远的，他洞悉欧洲各国特别是德国纳粹的政治动向，同时对于进化论与优生学、遗传学也有深刻的思考。他由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联想到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优生乌托邦构想，将对历史的反思与对现实的批判相结合，《美丽新世界》的创作便是以此作为反思批判和文学表达的起点，最终达到了写作的双重目的——既深刻批判了科学技术滥用的僭妄与荒谬，又彻底地解构了传统的优生乌托邦。这种反思与批判在后来的西方现代科幻小说中以不同方式延续着。我们可以在之后的《记忆传授人》《森林送信人》《羚羊与秧鸡》《和谐》《纯净》《起点人》等作品中看到赫胥黎所关注的问题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不过与《美丽新世界》不同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这些西方现代科幻小说关注的重心已经超越了遗传学、优生学的范畴，而代之以基因科学、克隆技术、器官移植等生命科学的新进展所引发的对于科学伦理、生命伦理的更为深入的探讨与担忧。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构想了那个看起来恐怖的未来人类社会的生活图景，但他还是在“科技超级发达”的“世界国”之外，设置了与文明世界不同、保存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以及诗意想象、文学艺术的“保留地”。尽管从保留地来到文明世界的“野蛮人”约翰最终在强烈的刺激、矛盾与自我抗争中自杀身亡，但“保留地”的存在和“野蛮人”的质疑与抗争却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着赫胥黎对于未来尚存几许希望，这希望就寄托在那些“野蛮人”身上。而在赫胥黎之后的许多西方现代科幻小说在关涉到科技发展的悖论与困境问题时，却常常描绘出更为黯淡的人类未来图景，表现出比赫胥黎更为悲观的情绪——当然也有例外，如艾拉·莱文（Ira Levin）的《这完美的一天》《记忆传授人》《饥饿游戏》等作品就表现出反抗反面乌托邦的强大力量，在这些作品中，反抗者经过抗争，击败了邪恶势力或者得以顺利逃亡，表明人类所可能遭遇的未来困境也许并非不可避免，那难以阻止其到来的未来乌托邦也许并非是全然无解的问题，例如，在《这完美的一天》的最后，“统一电脑”被炸掉了，“科技狂人”魏立春也死掉了，奇普和他的朋友们有了新的选择机会。

　　然而，在世纪之交的20世纪末、21世纪初，诸多表现了强烈末世恐慌、构想了人类社会终结、人类灭绝图景的作品大量出现了，表现出西方现代社会的人们对于未来强烈的不确定、不安全甚至恐惧感——这种恐惧不安不是来自20世纪前半叶对于核战争、生化武器的恐惧，而更多地来自对于20世纪后期蓬勃兴起的生命科学、生物工程技术、克隆技术、基因工程技术前景的不确定：假如这些生命科学技术失去控制，假如这些基因工程技术被意在控制世界或毁灭人类的“科技狂人”所操纵，假如人类在不计后果地追求实现“吉尔伽美什计划”之时出现了以创造之神自居的弗兰肯斯坦，人类必将遭遇灭顶之灾。诸多此一阶段的西方现代科幻小说反复表达了这一主题，从而引导我们更深入地思考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关涉到的严重的伦理问题。我们可以联系《羚羊与秧鸡》《和谐》等作品对西方现代科幻小说中的科技伦理、生命伦理反思做进一步的讨论。

　　二

　　《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2003年）延续了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对于科技伦理、生命伦理和环境伦理的关注。在此之前，阿特伍德的多部作品就主要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例如，在她较早的作品《浮现》（Surfacing，1972年）中，阿特伍德就对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所造成的自然退化、环境恶化问题给予了深切关注和反思。随着时间的推移，阿特伍德发现，尽管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体验到生态环境的破坏所招致的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尽管人们对于人类破坏自然的行为已经多有批判和预警，但科学技术的不断推进使得人类在毁坏自己生存环境的道路上却越走越远，各种环境危机层出不穷。在《羚羊与秧鸡》中，阿特伍德没有表现出早期作品里那种重回自然的信心，而是无情地呈现了自然被人类破坏的极致状态，并将这种险恶的自然设置为人类毁灭之后幸存的“雪人”吉米和那些人造人“秧鸡人”维持生存的生态环境背景。我们在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到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行为所带来的惊心动魄的生态后果，但这并非阿特伍德在这部作品中关注的唯一问题，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阿特伍德对生态问题的不断恶化已经感到绝望了。因为阿特伍德看到，在人类的现代性建构方案逐渐转化为现实的过程中，人类所持续进行的科技活动不仅极大地改造或破坏着外部自然，也在进一步地向人自身的内在自然进军，即通过基因科学、人血干细胞研究、克隆技术、器官移植技术等改造人身体的自然状态。虽然人们在这些领域的探索和研究有着美好的初衷、崇高的目的，有着诸如揭示人体奥秘、治疗疾病、维护健康、提升生存质量、延长人的寿命等等似乎不容质疑的理论根据，这些理由似乎足以支撑人们不遗余力地去追求实现“吉尔伽美什计划”，但它潜藏着两个致命的危机：一是技术失控，二是“科技狂人”的技术操控——这两个危机在《羚羊与秧鸡》中是同时出现的。

　　《羚羊与秧鸡》中的“科技狂人”不同于早期科幻作品中的弗兰肯斯坦或莫罗博士，也不同于晚近的科幻作品中的“科技狂人”（如《这完美的一天》中的魏立春）。弗兰肯斯坦制造“人造人”（“怪物”）、莫罗博士制造“兽人”，更多地是出于运用科学技术进行创造的好奇以及对科学研究的狂热，他们对生命的操控和面对自己创造物的傲慢、专制，也许并非其进行生命创造活动的初衷，他们也并没有去刻意寻求那种无上的权力，权力欲并非其初始阶段的心理动因。《这完美的一天》中的魏立春显然与他们是不同的，因为魏立春及其手下的那些程序设计员以“统一电脑”对人类进行全面操控，源自其攫取极端权力、独占极致享受、追求长生不死的变态私欲。但是，这些都不是《羚羊与秧鸡》中的科学狂人或疯狂天才“秧鸡”所追求的。他在掌握并运用特定的生物技术给人类制造快乐药丸“喜福多”、创造完美的“人造人”，目的十分单纯，就是毁灭现存人类。

　　《羚羊与秧鸡》的故事发生在生物技术高度发达的未来某一时期。此时的世界已经完全被一些生物技术公司控制，生态环境已遭到极大的破坏，以公司为班底的各种大院如“奥根农场大院”“赫尔施威瑟大院”构成了一个个的生活社区。小说中的幸存者“雪人”吉米的爸爸就是奥根农场②的基因研究专家，承担过蛋白质基因测序中的关键研究，策划了“长生不老研究计划”中的“玛士撒拉鼠”项目，还是器官猪项目的核心设计师——这种转基因器官猪可以提供用于器官移植且不会产生排异反应的人类脏器。[3]（P25）从这些介绍中我们可以得知，此时生物技术的运用已经非常普遍，甚至还可以制造出器官猪肉馅饼、能长出许多鸡腿鸡胸的鸡肉球。在吉米的妈妈看来，这种运用基因技术的研究实际上是“在干涉构造生命的基础材料”，“是不道德的渎圣行为”，而吉米的爸爸却认为“细胞和组织没有什么神圣可言”[3]（P64）。这些生命科学、基因科学研究的专家无休止地将生物技术运用于方方面面，不仅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同时也使整个社会道德沦丧、人际关系失调，人与人之间应有的“爱”被扭曲摧毁。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天才科学家“秧鸡”格伦由于迷失于网络色情、网络游戏及个人感情纠葛，逐渐对人类的堕落与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感到绝望，于是他开始同步实施旨在制造完美的“人造人”的“天塘计划（the Paradice Project）”[3]（P356）和旨在毁灭人类的“喜福多药片（the BlyssPluss Pill）”[3]（P346）计划。“秧鸡”宣称，“喜福多药片”与“天塘计划”密不可分，前者可以终止毫无节制的生育，后者可以用一种超级方法取而代之。因此，这是一个计划的两个步骤[3]（P358）。按照“天塘计划”，完美、理想的“秧鸡人”被制造出来了，这种“人造人”以蛋白质的完全解析为基础，利用种际基因和脏器基因的拼接技术，可以具有任何体貌、心智或精神上的特征，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订制。生物技术公司可以向人们提供类型齐全的杂交品种、“精品宝宝”。而按照“喜福多”的制造理念，这种药片具有抵制性疾病传播、提供无限量性欲、延长青春、可靠节育等功效，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的本能欲望需求。

　　显然，这里的“喜福多”与《美丽新世界》中的“唆麻”同属供人纵情享乐的生物药品，人们对它的喜好反映出一种普遍的贪图享乐、私欲泛滥的本性。而这里的“天塘计划”实际上正是学界争论不休的完美人类生成计划，这种计划企图利用基因技术或其他生物技术使人趋于完美，由此导致了持续的伦理纷争——桑德尔（Micheal Sandel）在《反对完美》中曾就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的讨论——很显然，“天塘计划”无非是以新技术面目出现的优生学，它并未免除传统优生学所隐含的所有伦理问题。“如今，优生学的阴影笼罩在基因工程和改良的争辩上。批评基因工程的人认为，人类的无性克隆、基因改良和要求订做孩子，完全是‘私有化’或‘自由市场’的优生学。拥护基因改良的人回应，自由的基因选择不是真正的优生学，至少不带有字面意义上所表达的贬义色彩。他们辩称，既然摆脱了高压政治这一元素，优生学就再无理由遭到反对。”[4]（P67）

　　尽管有这些论争，我们还是可以比较容易地判断，即使运用基因技术改良人的生命构造使人趋于完美是可行的，它也不可能相对于所有人机会均等，必然会带来新的等级差别、分配不均，于是科学技术导致的伦理道德问题将进一步恶化为政治经济体制问题。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曾经构想了一个人人受惠的“基因超市”。诺齐克认为，在基因工程问题上，“许多生物学家倾向于认为，问题在于设计，而这种设计规定最好的人是什么样的，以便生物学家能够把他们制造出来。因此他们为这样的问题而感到忧虑：应该制造什么样的人，以及谁将控制这个过程”[5]（P377）。也就是说，在他看来，生物学家可以建立一个完善的体系，管理一个“基因超市”。这个“基因超市”能在某种道德限制内，满足未来父母订制孩子的需要。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在“基因超市”里进行自由选择，从而可以生出想要的完美的孩子。但是，这样的选择可能是自由的吗？显然，诺齐克的设想不过是一种书斋气十足的乌托邦幻想，他的“基因超市”构想过于简单和理想化，似乎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一构想一旦实施所可能带来的各种复杂问题与争端。正如赵汀阳所说，即使有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基因技术普遍惠及所有人，人人都吃了长命200岁的“彭祖仙丹”，人人都吃了智商 200 的“爱因斯坦灵丹”，人人都吃了“阿基里斯神药”或者“美人药片”，人人同样漂亮、聪明、强壮，所有的人都成了“完美”的人，这样的社会就会成为一个“完美”的社会吗？社会游戏又会怎么样？[6]（导论，PXVIII）对此类问题，桑德尔的回答是否定性的，他尖锐地指出：“基因改良侵蚀了人的作用，进而威胁到人性，其终极表现则是对人类行动的全然机械式的理解，将人类自由和道德责任抛在脑后。”[4]（P26）

　　对于“秧鸡”而言，科学家应有的关乎人类生存的道德责任已经无关紧要，因为日益堕落的人类已经不配再享有“幸福”与“自由”。在愤恨与绝望的驱使之下，“秧鸡”毁灭人类的计划开始按部就班地实施了。以“喜福多”满足人的欲望需求，以“天塘计划”为人们生产他们所希望拥有的完美孩子，这只是“秧鸡”为最终毁灭堕落的人类所打出的漂亮旗号。“喜福多，全身都快活”、“无需浅尝即止，尽情享受人生”广告语吸引着人们尽情享受 “喜福多药片”，“天塘计划”也如期实施，一批批纯洁、完美的“秧鸡人”被制造了出来。[3]（P367）终于，包含在 “喜福多”中的超级病毒“剧腐（JUVE）”在“延时因子”的作用下渐次发作、广泛传播，于是一场全球瘟疫“红死病”迅速泛滥，其爆发呈现出一系列快速交叠的波浪式，人们相继病亡，到处发生骚乱，“世界末日来临了”[3]（P396~397）。最终，地球上只剩下了具有强大抗病毒基因的食草的“秧鸡人”。

　　三

　　日本作家伊藤计划的小说《和谐》（2008）表达了与《羚羊与秧鸡》类似的主题，但这部具有鲜明日本悬疑小说特色的作品有着更为复杂的叙事结构和更为深刻全面的反思。小说中的故事设定在21世纪60年代。在小说的开始，2019年的时间节点，“大浩劫时期”，大量核弹在地球上爆炸，其放射物使人们普遍患上了癌症，新的病毒也不断出现，于是全世界开始了驱逐疾病的战役，世界也从以“政府”为单位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转型为以“生府”为单位、一切以成员健康为目的的医疗福利社会。这个奉行“生命主义”、医学高度发达的社会漫溢着同情和共生意识，变得越来越健康、和平、美好，善意在人世间流淌，“自由、平等、博爱”、“爱汝邻人”、“右颊被打，则送上左颊”成为人人遵循的信条。凭借着植入每一个人身体的Watch Me和医疗系统，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疾病都销声匿迹了。美国心理学家威廉·戴维斯（William Davis）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在帮助我们提升健康、幸福、满意度和感官享受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监视着我们[7]（P9~10）。实际上，这种监视往往远超“一定程度”。在小说中，Watch Me的采用就是“为了让神的监视无微不至”，“生府”通过Watch Me给每个人分配医疗码，全天候监视每个人身体的每个细胞。这样，一旦发现任何人出现任何病变迹象，就可以立即对症施治，于是所有人都完全免除了疾病之忧；同时，Watch Me还具有远远超出医学目的的强大功能，它直接关联到每个人的所有信息，这样的医学与信息科学发达的“和谐、健康、幸福”的社会，显然完全符合传统乌托邦对于理想社会的设想。

　　但是，在小说的主人公之一御冷米阿哈看来，这样的世界“就如同纯棉勒住脖子一般，人人都和善得令人窒息”[8]（P10），到处“充斥着顺从的灵魂”，人们“被封锁在古人所想象和描绘的‘未来’之中”[8]（P22）。在这样的社会里，统治单位已经细微到极致，充满了这样那样刻板的社会规则，民众什么也做不了，不再可能有任何想要颠覆“生府”的事件发生，“大家都很幸福”。小说中的迓纪教授认为，“某种意义下，现在这个社会的祖先，就是纳粹政权下的健康管理政策”。“纳粹时代，挥舞着这种极端洁癖的大旗的，是政府和科学家、医学家。而现在的生府社会中，挥舞着健康大旗的是全体成员”[8]（P129）。虽然“生府”费尽心力去消除“权力的气味”，但它仍然是一种政治，一种有着浓厚基督教色彩的“修女的政治”或者“慈母的法西斯统治”[8]（P63）。在这种统治之下，个人的独特性已荡然无存，人的身体成为一种社会的“公共资源”。虽然传统意义上的强迫观念已经消失，但又出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强制。在这种强制之下，所有人都逐渐变成了一模一样。

　　出身奇特的御冷米阿哈对于这样刻板的社会和空洞的时代充满了敌对情绪，她强烈反抗控制人的身体的各种医学手段，反对人的相互趋同和无条件顺从，更反对这种一切隐私都不复存在的生活方式。她痛斥“我们都被这个世界当成了人质”，“被这个人们互相同情和关怀的世界绞杀了生命”，日常生活变得平淡雷同、了无生趣。于是，“想为自己而活”的御冷米阿哈与好友雾慧图安、零下堂吉安相约吞下可以停止一切营养吸收的药片一起自杀。自杀失败后消失不见的御冷米阿哈继续进行着她的“反社会”行为，她最终利用Watch Me可以被远程控制的特点，策划了一起震惊世界的6千多人同时以各种方式自杀的恐怖行动。御冷米阿哈宣称，她将以此强迫所有人重新回到那种“为自己活”的生活状态中去，如果有人不这样做，她将继续自己的杀人计划。

　　御冷米阿哈追求“为自己活”的极端“反社会”行为与“新一代人类行动特征记录工作组”对于人应然的生命状态和生存方式显然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和追求。“新一代人类行动特征记录工作组”由少数几位老人组成，它才是真正掌控这个世界的唯一组织，其职责和权力是在出现人类失去理智、社会崩溃之时，采取人脑控制手段，控制人类的选择和决定、感情和思考，并灌输“和谐意志”，从而消灭人类的意识和欲望，将人类意志从野蛮状态中拯救出来，使所有人成为不需要灵魂的“完美的人类”。

　　在小说的最后，试图通过杀人计划实现建设新世界之目的的御冷米阿哈被击毙，而为危机所逼迫的“新一代人类行动特征记录工作组”也决定消灭人类意识，使社会成员达成彻头彻尾的和谐一致。他们向世界的人脑控制终端输入了代码和人体认证，使之通过Watch Me抵达每一个人的大脑。几乎是在一瞬间，“每个人都已成为纯粹的社会人”，“所有的人，都已经失去了‘内在’。几乎所有的纷争也都消失了。个人根本不再是人类社会的量词单位，只有社会系统才是。系统即人类，而受尽苦难的社会在真正的意义上消灭了自我、自我意识和自己的意义。这样一来，社会终于获得了完全的幸福”[8]（P297~298）。

　　赵汀阳在论及利用基因技术以实现人的绝对平等所潜藏的问题时曾谈到：基因神药确实可以让人不仅变得更聪明、更健康、更漂亮，而且可以让每个人变得同样聪明、同样健康、同样漂亮，千人一面，一切差异都将消失，一切都完美了。但这个故事结局是令人不安的。因为假如这可以成为现实的话，也许无法估量人类的可能损失，“但有一点大概可以预见：人类将失去文化。一旦人类统一于一个完美概念，文化就自动消失了”[6]（导论，PXIX-XX）。《和谐》为我们预示的，就是这种达至人类的“完美”状态后，人类文化必然毁灭的结局。这是在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指标的现代性建构中人们根本未曾关注的终极风险。人类失去文化，将真正异化为有生命活动的人形机器。

　　通过上述讨论可见，《和谐》几乎覆盖了西方现代科幻小说关涉到的所有现代性反思与批判的思想内容，它通过惊心动魄的故事讲述和巧妙曲折的叙事技巧，将人类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矛盾与困境进行了充分的呈现与表达。虽然其表层的意旨仍在于对生命科学、基因技术操控人类以及对“谁控制技术的使用”的沉重忧虑，但小说中同时也融入和渗透了对人的自由、权利，对现代政治、人类幸福的思考，特别是对人类文化发展的未来前景等方面的深刻思考。《和谐》构想了另一种人类毁灭的结局——这种所有人都在科技的作用下终成非人的结局，因而有着更为震撼心灵的警世意义。

　　四

　　令人唏嘘的是，尽管诸如《美丽新世界》《羚羊与秧鸡》《和谐》以及更早的《弗兰肯斯坦》《莫罗博士的岛》等作品通过描述“人造人”“实验室婴儿”“设计婴儿”“器官移植”“基因编辑”“意识控制”等技术的运用，反复地展现、反思可能由科学技术带来的人类伦理危机甚至生存危机，但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与技术进展一刻也没有停止：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1996年，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羊多利诞生；1998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科学家成功分离了人类胚胎干细胞；2003年8月，上海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将人类皮肤细胞与兔子卵细胞融合并提取出胚胎干细胞③；2003年9月，美国克隆专家扎沃斯宣布克隆出了一个“半人半牛”的混合胚胎；2008年4月，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宣布成功制造出半人半兽混合胚胎，等等。上述研究成果的发布均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讨论、争议甚至恐慌。2018年11月，南方科技大学科研人员贺建奎主持的基因编辑婴儿项目宣布成功，一对双胞胎婴儿的基因（CCR5）在经过修改后，具有了抵抗HIV的天然能力。这一项目的实施引起了人们更加强烈的批判和更为广泛的科技伦理、基因伦理的反思与讨论④。假如，人类由于拥有了高级的技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自然（包括人自身）的本然状态，那么人就似乎拥有了与神相当的力量——这实际上是现代性方案在其建构与实现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严重负面效应，因为，当成为“神”的人运用技术为所欲为时，也许世人所不愿看到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了。

　　1976年，艾拉·莱文（Ira Levin）出版了他的科幻悬疑小说《巴西来的男孩》。这部作品描写残存于南美的纳粹分子在北美和欧洲计划实施针对94名互不相识的65岁男子的谋杀行动。这一行动背后潜藏着惊人的秘密，那就是这些男子的家里在13年前都曾收养一名蓝眼黑发、高鼻深目、面色惨白的男孩，而这些男孩正是纳粹科学家门格勒依靠克隆技术，用希特勒的组织细胞克隆出的一批“小希特勒”。希特勒13岁丧父，所以门格勒也必须让这些克隆希特勒长到13岁时杀死他们的养父，从而使这些男孩的实际成长环境与真实的希特勒的经历更为相像，而其最终目的是让这些小希特勒长大成人后重新统治世界——这个故事虽然听来荒诞无稽，但谁又能确保正在蓬勃发展的基因技术、克隆技术、胚胎干细胞研究等等不会被类似于魏立春、“秧鸡”、门格勒般的极端分子操控利用，从而导致一个荒诞而恐怖的结局呢？在当今世界上，人类的“吉尔伽美什计划”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快速推进，“吉尔伽美什肩膀上的弗兰肯斯坦”也随时可能现身天际，向我们展示人类难以抵御的强大力量。

　　毋庸置疑的是，无论科学技术带来了多少严重到可以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我们都无法全然拒绝科学技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与改善。科学技术使人类在面对自然之时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与支配力量，其重要价值和意义不可否认。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诸多新问题人类社会必须予以严肃对待，对于现代性建构中的科技维度所面临的种种风险也同样需要充分考量。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论及现代性的后果时曾明确告诫：“现代性的另一面是，当事实上地球上再也没有神志清醒的人的时候，剩下的就只能是‘昆虫与青草的王国’了，或者，是一组破败不堪和外部受到严重伤害的人类社区。没有任何神灵会拯救我们……警告已成了陈词滥调，它让人如此熟悉，以致于成了反事实性的日常生活；可是，像所有的风险警报一样，这一警告也可能确实是真的。”[9]（P173）因此，如果没有审慎、理性、合理的规划与引导，没有一种哲学的智慧使科学的进展更为稳健平衡，那种解决问题—产生新问题—寻求新的解决方案—产生更新的问题……的魔圈将循环不已：“没有哲学作它的目标，科学只不过是一个常见的坏孩子，他拆开了一只平平常常的表，结果只能把表搞坏。”[10]（P150）

　　注释

　　①“吉尔伽美什计划”源自古代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史诗《吉尔伽美什》。这是一部英雄史诗，叙述了苏美尔英雄吉尔伽美什与朋友恩琪共同抵抗自然与社会暴力，后来吉尔伽美什为了复活恩琪的生命而历尽艰辛最终找到永生之草的故事。“吉尔伽美什计划”取其寻求人类永生之意，表明人类试图突破自身在时间向度上的有限性的心理动能和现实追求。

　　②原文为“Organic Farms”，即“器官农场”，“奥根（Organ）”即“器官”之意。

　　③该项研究中的胚胎被美国科技媒体视为首例成功制造出来的人兽杂交“客迈拉”。“客迈拉”是希腊神话中的一只有狮头、羊身和蛇尾的吐火怪兽。

　　④2019年12月30日，“基因编辑婴儿”一案在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贺建奎、张仁礼、覃金洲等3名被告人因共同非法实施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和生殖医疗活动，构成非法行医罪，分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详见《人民日报》2019年12月31日报道。

　　参考文献

　　[1][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2]韩跃红.护卫生命的尊严——现代生物技术中的伦理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Margaret Atwood.Oryx and Crake[M].London: Virago Press, 2013.

　　[4][美]迈克尔·桑德尔.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M].黄慧慧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5][美]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M].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6]赵汀阳.完美是最好的吗？（导论）[A].[美]迈克尔·桑德尔.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M].黄慧慧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7][英]威廉·戴维斯.幸福乌托邦：科学如何测量和控制人们的快乐[M].常莹,郭丹杰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

　　[8][日]伊藤计划.和谐[M].曲铭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