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与群臣的立储之争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是朱翊钧与群臣互相抬杠。
万历十四年二月，申时行上疏《恳乞宸断册立东宫以重国本事》：……自万历十年，元子诞生，诏告天下五年于兹矣，即今麟趾螽斯，方兴未艾，正名定分，宜在于兹。查得祖宗朝故事，宣宗以宣德三年立英宗为皇太子，时年二岁；宪宗以成化十一年立孝宗为皇太子，时年六岁；孝宗以弘治五年立武宗为皇太子，尚未周岁也。盖冢岁升储，所以明震器之重；冲年贻哲，所以端蒙养之功。成宪具存，昭然可考。今元子聪明克类，岐嶷夙成。中外臣民，属心已久。及兹睿龄渐长，阳德方亨，册立礼仪，允宜修举。伏望祗率祖宗之旧章，深惟国家之大计，以今春月吉旦，敕下礼官早建储位，以慰亿兆人之望，以固千万世之基……【1】
申时行的请求，是立五岁的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并在奏疏中举了三个例子，都是前朝皇帝年纪很小就立为太子的。对于立太子，明太祖朱元璋有一个规定，那就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什么意思呢，嫡，就是嫡出，元配生的叫嫡，放在皇家，那就是皇后生的，要优先立为太子。如果皇后没生呢？那就是“无嫡”，无嫡则立长，就是最大的儿子，不管他是皇帝的哪个女人生的。那，申时行的例子跟当时的情况符合吗？并不见得。
第一个例子是明英宗朱祁镇，在两岁的时候就立为太子，那时候，原来的皇后胡善祥被废，他的亲生母亲贵妃孙氏被立为皇后。所以，朱祁镇被立为太子时，他身份是嫡长子。第二个是孝宗朱祐樘，他爹宪宗朱见深因为万贵妃的原因，很多年没有孩子，对自己能不能有儿子都已经绝望了，好容易发现了一个被窝藏了六年的儿子，当时就封为太子。朱祐樘虽然不是嫡子，但他是当时唯一的儿子，也基本确定是“无嫡”的状态了，封为太子毫无争议。第三个是武宗朱厚照，这更没问题了，因为孝宗一直都只有皇后一个女人给他生孩子，朱厚照是明明白白的“嫡长子”。也就是说，申时行所列举的这三个例子，有一个重大的漏洞，这三个之所以封为太子，是因为符合朱元璋的规定，本身已经毫无争议，跟什么年纪立为太子其实没有任何关系。那现在，如果把朱常洛立为太子有没有争议呢？有。因为朱常洛不是嫡子，而且出生的有些意外，那是有一次朱翊钧去给他母亲李太后请安的时候，在宫门前洗手，顺便把一个姓王的宫女给洗了，结果这个王宫女就怀孕了。这事情李太后问起的时候，朱翊钧起初还不承认。结果把起居注都搬了出来，上面明明白白的写着皇帝啥时候干了啥事，证据确凿，不认都不行了。虽然朱翊钧并不见得很喜爱这个孩子，但这个王宫女生下来的，就是他的长子朱常洛。那，正宫皇后王喜姐【2】什么情况呢，万历九年十二月，她十八岁的时候生了荣昌公主朱轩媖以后，此时王皇后虚岁二十三，帝后的感情也很融洽（以后的数十年来也都相濡以沫）。也就是说，虽然现在是无嫡。但是帝后融洽，王皇后正值青春年少，不仅有可能生嫡子，而且也有机会生嫡子。如果按申时行的建议，把朱常洛立为太子，那王皇后要是再生出个嫡子怎么办？是把这个儿子再塞回去，还是废了朱常洛再立嫡子？所以申时行的主张看起来道理条条，其实根本就不成立。
对于这个奏疏，朱翊钧还不拿这个很正当的理由挡事，而是采取了一个拖字诀，批复：“元子婴弱，稍俟二三年举行。”就是先等两三年再说。然而才过了三天，申时行又上了一本《为再乞宸断册立东宫以重国本事》的奏疏：“……本朝列圣建储，多以冲年，实取法成周遗意。今元子方及五龄，虽未甚壮然，比之宪孝两朝，实已过期矣。” 【3】说的还是这件事，而且还是这个理由。朱翊钧还是照原样批复。明旨：“少俟二三年举行，则贻燕之谋保爱之道两得之矣。”上仍命遵前旨行。【4】
申时行状元及第，又是内阁首辅，他会不懂立太子这些规矩吗？为什么上这么一道明显有漏洞的奏疏，着急上火的要皇帝马上立太子呢？这就关乎言路的问题了。张居正之后，朱翊钧因为内阁钳制言路的原因，亲自废除了他恩师的考成法，彻底把言路这个洪水猛兽放了出来。他本以为可以撇开张居正的主张，有自己的国策，跟着官员们把原来的政策改变了，言路就会消停。哪知言路的风向在改革的举措废止了以后，很快就把矛头转向到皇帝身上。为什么呢？因为，讲究皇上的过失很能表现自己的正直，敢于直谏嘛，海瑞就是因此出名的，海瑞那是嘉靖皇帝真有毛病。可当前的言路风气却不是这样，皇上就是没毛病，也都要找毛病说，反正是说错了也无罪，规矩就是这么定的。一开始的时候，皇帝还处理了一些官员，希望能弹压这类言论。申时行并没有张居正的魄力，只能忙着两头救火，一边替皇上圆场，一边在票拟上劝皇上不要总跟大臣们计较，夹在中间做好人。言官们可都是光棍眼里不揉沙子，岂容得你长期做墙头草，不仅不领情，反而认为申时行不够正直，甚至连申时行也一起挑毛病，申时行好心没好报，反而落得个引火烧身，所以急急站队，跟群臣一起上疏请立太子。
另一方面呢，皇帝也有想法，废张居正之法，本以为可以树立威望。让大家认为，张先生行，朕也行，甚至朕更加行的局面。没想到风向不这么转，群臣不仅不觉得他行（虽然奏疏上马屁是一直拍），但心里却不觉得，反而开始挑他的毛病。况且，他这个皇上还真有一个毛病，不太大，就是好象对一个妃子郑氏有了真爱。
郑氏比朱翊钧小四岁，北京大兴县人，知书明理，能陪着朱翊钧读书。心直口快，也活泼开朗，跟性格刻板的朱翊钧恰恰能互补，偶尔还开开皇帝的玩笑，比如对朱翊钧说“皇上，您可真象个老太婆。” 张居正在的时候，朱翊钧就已经有了十几个有名份的女人，按明代的标配，结婚时就娶了仨女人，一后两贵人。万历十年三月还一下子晋封了九嫔，这还不算生了朱常洛晋为恭妃的王氏。郑氏就是九嫔之一的淑嫔，十一年八月她怀孕要生了，晋为德妃，十一月生下了皇二女，这个女儿万历十三年长到三岁上就夭折了。万历十二年八月七日，又是因为怀孕要生，晋为贵妃，十二月生的是皇二子朱常溆，刚出生就死了【6】；到了万历十四年正月，又生了第三子朱常洵，这次这个孩子活下来了。朱翊钧起初的孩子中，王皇后最早生了大公主，荣妃（原九嫔中的安嫔）生了皇三女，德嫔（原九嫔中的德嫔）生了皇五女，尤其是生了长子朱常洛的王恭妃也给朱翊钧生了第四个女儿【7】。万历十五年五月，郑皇贵妃又生第四子朱常治，早夭。
从生孩子的情况来看，朱翊钧虽然喜欢郑贵妃，但也没有冷落包括王皇后，王恭妃（朱常洛的亲生母亲），以及其它的女人。万历十三年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只有一个朱常洵出生，可见这两三年中，他有可能大部分都是独宠郑贵妃一人。郑贵妃其实也是一个可怜的女人，一个二十多岁的母亲，短短数年内生了五个孩子（后来又生了一个七公主，共生了六个），硕果仅存一个皇三子朱常洵。这个皇贵妃，她也是拼命生孩子生出来的。以人之常情度之，万历皇帝朱翊钧自然是特别怜惜郑贵妃，也喜爱这个孩子。万历十五年以后，朱翊钧似乎也不象以前那么宠郑氏了，因为这之后，宫里又有别的女人开始替他生孩子。
朱翊钧跟郑贵妃两人，曾在北上西门以西的大高玄殿（这个地址今天仍在，在北京景山公园西侧）真武大帝像前密誓，并且朱翊钧将誓言御书一份，封在玉盒里存在郑贵妃处为信。誓言的内容是什么？不知道，不过我们可以猜。废了长子朱常洛立朱常洵为太子，这不可能，立太子这事情真武大帝是不管的，而且这事情朱翊钧也没那么傻，把违背祖制的东西写成白纸黑字，哪怕是秘密的。立郑贵妃为皇后也不太可能，因为那等于王皇后过世或者出了什么差错被废，在神明面前诅咒某人，尤其是皇后，那是要遭天谴的。那，只剩下一个可能了，就是他俩纯洁的爱情誓言，恩恩爱爱，长长久久。也就是说，这是他俩的私事。有没有不纯洁的想法？可能有，至少郑贵妃会有，如果，只是如果，真等到王皇后出了什么事，郑贵妃就有机会递补上来成了郑皇后，那朱常洵就是嫡子了，他继位的排序就在朱常洛前面了。以郑贵妃的性格，她并不是心机很深也不是下死手害人的女人，这种招数虽然有些绕弯，但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宫斗的历史中，还是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典故。郑贵妃后来宫斗的行事也是如此，手法简单粗犷，兜几个圈子倒是会，可目的却让人一眼就看得出来。所以，在多年的深宫斗争中，她除了邀宠，心智其实是不够的。
申时行上疏请立太子，以此观察皇上的态度。朱翊钧当然不傻，他可是张居正的亲传弟子，官场这些套路，他懂。就在申时行上疏请立太子之后，马上就让礼部准备册封郑氏皇贵妃大礼。你要让我立太子，我就先册封一个皇贵妃玩玩，朕就是喜欢郑贵妃，朕就是爱她，怎么样吧。
年青的皇帝和他的郑贵妃显然小看了群臣的政治嗅觉，在他们的眼里，只有母因子贵，没有子因母贵，而且不能算死了的儿子，女儿也不算，算数的只有活着的儿子。同样都只有一个儿子，人家王恭妃生的还是长子，才不过是个恭妃。而郑氏却已经是贵妃了，还要再封皇贵妃，差距咋那么大咧？这个不公平的待遇让人有理由怀疑，朱翊钧是不是有废长立幼之心？这要放在平常人家，老爷喜欢哪个小妾，家里人是不敢说的，也没什么好说。可天家无私事，皇帝的事情，大臣们就是会说，特别是关乎立太子，这是国之根本的问题。所以，就是要争，这就是国本之争。在他们眼里，皇帝，是没有爱女人的自由的，皇上您只有肏女人的自由。
这下热闹了，正直的傻冒不断冒出来，首先是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上疏劝皇上不要册封皇贵妃了，按首辅的建议先立太子吧。朱翊钧当时就火了，“责其窥探，命降边极边杂职。”去山西边远的广昌县当个典史，最小最小的文职官员。
什么叫窥探？窥是偷看，探是侦查。偷看侦查皇上的心思，这就是罪名。要说申时行的上疏也是试探性的，但是内阁首辅当然不好翻脸，你个从七品的给事中还不好弄你？接下来就引发了马蜂窝一般，吏部验封司员外郎沈璟、刑部山西司主事孙如法、御史孙维城、杨绍程等一堆人上疏，主要内容就是请封太子，请封王恭妃，或者同时请封，另外附带解救姜应麟等人。朱翊钧有一个算一个，都把他们或是降职，或是夺俸（扣工资）。这个过程中，朱翊钧一再重申，朕不是因为他们请封缘故处理他们，是因为朕没有废长立幼的意思，你们怀疑朕有这个意思，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你们以为，朕的以为就是你们以为的以为吗？哼！
当然，第一个回合下来，双方也各有所得。郑贵妃得封皇贵妃，百官也得到皇帝不会废长立幼的许诺。政务毫无进展，又闹了这许多烦人的事端，大大助长了朱翊钧厌政情绪。之后不久，朱翊钧开始长达三十多年的怠政，这恐怕与争国本不无关系。
那么，在朱翊钧的心里，是不是真有废长立幼的想法？开始那一下子，或者一阵子，可能会有，这以后，那是真没有了。平心而论，就是群臣们不争，只要郑皇贵妃不是郑皇后，朱翊钧真敢违背朱元璋的祖制，另立太子吗？前朝的“大礼议”还不是争谁当皇帝，只一个谁是皇帝他爹，都玩得那么大，他又不是不知道。
后来，到了明朝即将灭亡的时候，有一个活了九十几岁的老太监，回忆起当年的事情说，大家都说皇上要换太子，真是好没天理。皇上当时曾非常喜欢一个玉杯，每喝酒必用它。有一天杯子突然不见了，找了很久没找着，最后郑贵妃才说，可能是孩子们（朱常洵）拿去玩了吧。朱翊钧大怒，把玉杯要回来，并当场摔碎，说，“我不会因为此杯给你们留下祸患”【8】。朱翊钧对朱常洵是父子真爱，不会因为他拿走这个玉杯生气，他是想告诉朱常洵一个规则，不该是你的东西，拿了不仅不是福，反而是祸事，朕另可把这惹祸的东西毁了，也不留给你们。这个道理没有错，朱翊钧却没有坚持，后来就是因为朱常洵多了很多封赏之国，愤怒的农民起义军不仅劫掠了他的所有，还把他煮了吃。不是你该有的东西，要了太多是不得好死的。
消停了几年，到了万历十七年，又有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份奏疏，没事找事的批评朱翊钧沉迷于“酒色财气”。平心而论，朱翊钧酒和色是都有，可那不过是正常的范围，他决不是因酒色误事的人。贪财倒是有，隔三差五的就从太仓弄点钱到宫里来花，张居正留下的底子不错，还经得起他花几个钱，而且最后也真让他存了不少银子。气却未必，真有的话，那就不会听申时行等人的劝告从轻发落，雒于仁是绝没好下场的。趁着万历十八年正月朝贺，朱翊钧向几个内阁大臣诉说这份奏疏的委屈，大臣们又提起关于国本的事情，因为时年朱常洛虚龄已经十岁，是可以读书的年纪了。朱翊钧心情好，本来诸臣已经退出宫去了，又叫回来，说你们来看看朕的儿子们吧，把俩两孩子带出来会见诸臣。是不是皇上的心里又有所活动了呢，于是大臣们请立太子的奏疏又来了。烦死了，朱翊钧又一次动怒把这些大臣都夺俸处理，而且定了一个规矩，明年再说，这一年之内，再有人提立储之事，那就等到长子十五岁的时候再立。本来以为立太子的事应该平息下去了，可到了年底，眼看时间要到了，工部主事张有德上疏请求准备东宫仪仗，次辅许国也跟着上疏。好，你们犯规了，说了不提又提，这可不是朕说话不算数，于是次年封太子又作罢。大臣们只好再上疏解释，而且还在继续请立太子，甚至连郑皇贵妃的哥哥郑国泰也坐不住了，也上疏请立朱常洛为太子。立不立太子，关你们郑家人什么事啊，还嫌事情不够乱哪？郑国泰被贬为民。当时宫里有个内臣叫史宾，善书能诗文，本来已经很受重用，朱翊钧是想把他召用文书房（负责奏疏的地方，很有可能就升司礼太监了），就因为郑贵妃极力支持，史宾不但没被录用，反而挨了一顿打，然后逐去南京十几年，郑贵妃同时也吓得待罪了很久才获释。【9】连宫里的事情郑贵妃都插不上嘴，郑国泰无端生事，也是活得大小脑都不清楚了，这种事避嫌都来不及呢，凑什么热闹，活该。
朱翊钧紧接就来了一招“三王并封”，而且这回终于抛出“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理由。哼，这么好的理由，朕就等着关键的时候用。时年皇第五子已经出生，朱翊钧有了三个儿子。朕先把三个儿子都封王，如果将来王皇后生了儿子，就封太子，如果没有嫡子，那再把长子立为太子，合情合理吧。
封什么封哪，当时的皇第五子才满周岁，会不会走路都是问题，需要这么早封王吗？这不过又是皇帝搪塞群臣们的一个做法。
国本之争起，朱翊钧就躲在宫里不看宫外面的世界了，朝臣们也不看明朝以外世界的世界，甚至明朝本国的事情。差不多就在争国本期间，万历二十年前后，明朝同时暴发了三次大战役，统称万历三大征。
万历三大征历经数年，最后均以胜利告终，这让我们想起张居正。如果有张居正在，以他的考成法，地方官也不至于马虎到这种程度，头两场战役实际是可以不用打。以张居正处理俺答汗的政治敏锐，断不会让这两个地方的形势发展到需要发生战争地步。朝鲜战争也会更快的结束，中间不至于出现稀里糊涂的数次谈判。实际上这几场战争仍然是张居正的功劳，因为战争打的就是钱粮，三大征共费银一千二百多万两，其中仅朝鲜战争就花掉了七百万两白银，这些银子，都是张居正改革留下来的成果，几乎被三大征全部耗光了。当然，如果有张居正在，也不会发生争国本这么麻烦的事情。
万历二十一年，朱翊钧“三王并封”之议提出来的时候，是王锡爵首辅。王锡爵比申时行更没有魄力，申时行马马虎虎的把皇帝和百官两头都能摁住，王锡爵是都摁不住。他也想了一个办法，引用汉明帝马皇后、唐明皇王皇后、宋真宗刘皇后的例子，劝皇上让皇后王喜姐抚养朱常洛，这样不用加封王恭妃，朱常洛也不会被朱常洵压了一头。但朱翊钧不愿意，本来就不存在封不封王恭妃的问题，坚持要三王并封，也不同意皇后抚养长子。这大臣们就不愿意了，光禄丞朱维京和刑科给事中王如坚上疏反对，结果都被流放，然后大臣们申救。呵，你们还敢救，改为剥职为民。王维京同官涂杰、王学曾接着反对，同样剥职为民。不仅如此，朱翊钧还批评王锡爵不能诤谏。吏部员外郎顾宪成不仅上疏，还写们给王锡爵争辩，甚至冲到王锡爵家里去争，或者当朝拦住他，当面争。吓得王锡爵只能自劾失误，请求罢官回家。
这一回合下来，双方都没好处，三王并封也封不下去了，太子当然也没立成，朱翊钧坚持再等两三年，皇后没生儿子再行册立太子。过了半年，到了八月，趁着星象变化，王锡爵再次提出早定国本。王锡爵说，这话十年前说还可以，可现在长子已经十三岁了，还等什么？也是啊，皇后都已经三十岁了，在古代早已过了生育的最佳年纪，这个理由显得很牵强了。当然，身为臣子，不能拿皇后的生育说事。但是，总不能不让太子读书吧。接着，王锡爵又上疏说了另一个理由，说皇上您要不早立太子，外廷都以为陛下固宠郑皇贵妃所致，恐怕郑家举族不得安宁。王锡爵没魄力归没魄力，磨人的功夫还是可以的，朱翊钧估计也觉得这事情也实在拖不下去了，终于下旨，明年让长子出阁讲学，就是开始读书。但是，仍然没有册立为太子。
万历二十四年，礼部上疏请行皇长子冠礼，冠礼就是成人的礼仪。这有一个讲究，就是冠礼的时候得穿什么样的服饰，如果是亲王礼服则不妥当，因为还没封亲王，如果用太子的礼服，那就得先册立太子才能穿。这事情提上去，朱翊钧没答理，连这个都可以拖。到了第二年，上疏请皇长子冠礼的大臣们就更多了，逼着朱翊钧表态，此时的首辅是赵志皋。赵志皋上疏请行皇长子冠礼之后，次年行婚礼。万历二十六年，朱常洛又长了一岁了，十八了，在明代皇子已经是晚婚模范了。三月份赵自皋率群臣到文华门集体上疏，表示没有旨意就不走了。朱翊钧还是照样不答应，要结婚先把朱常洛住的慈庆宫修好再说，派太监田义把群臣斥退。赵志皋病退之后，接任的内阁首辅是沈一贯，继续请立太子。朱翊钧还是不肯，让户部先准备2400万两银子的费用再说，哪需要这么多钱，明摆着为难嘛。其实，这已经显露万历皇帝承认朱常洛是太子了，如果不然，那应该到宫外修居所，慈庆宫历来都是太子的居所啊。他就是抬杠。没多久慈庆宫修好了，到十一月，过了年朱常洛就十九岁了，实在没理由再拖了，这才叫礼臣安排朱常洛结婚的事情。礼臣的敕书上去了，又被叫停了，理由是有小臣拿这个邀功，等朱常洛移居以后再说吧。又过了一年，到了万历二十九年， 诸臣包括郑贵妃的哥哥郑国泰都上疏请立太子，冠礼、婚礼同时进行。廷议有的人说要不先冠礼、婚礼，然后再册立。沈一贯反对，不能让皇长子跟诸皇子一样的规格。
最后，据说有两件事致使朱翊钧下决心立太子。
一件是处理给事中姜应麟的时候，慈圣太后，就是朱翊钧的亲娘故意问，外廷都说要早定太子，怎怎么打发？朱翊钧说，朱常洛是宫女的儿子。老太太说，你也是。所以定太子实际是听了皇太后的圣谕。
这件事情见诸于各种史料【10】，但是我个人觉得没有道理。首先是明代后宫不得干政，慈圣太后活了大半辈子，不可能去过问这事情。你管皇帝学习、吃穿，那是家事，管立谁为太子，那就是国事了。另一个是姜应麟的事情发生在争国本之初，老太太也不可能隔十好几年再拿这事情来问。
姜应麟，字泰符，浙江慈溪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父亲姜国华，嘉靖年间进士。万历十四年被流放了以后，在广昌居住了四年，后任余干知县，因为父亲去世归家丁忧。三年后（明代丁忧实际只有27个月）回到京城，国本之争还在继续，吏部因为推举提意见的御史诸臣，数次被万历皇帝严厉责备，姜应麟就没被任用。又打发回家住了二十年。一直到了光宗继位，起用为太仆少卿。不久被给事中薛凤翔弹劾，说姜应麟人老多病失礼，姜应麟又只好以病辞归，又滚回家去了。崇祯三年(1630)死去，赠为太常卿。
另一件事是，万历皇帝开始的时候还是很宠爱郑贵妃的，万历二十九年他病得厉害，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枕在王皇后的手臂上。王皇后脸上还有哭过的泪痕，再打听郑贵妃，却发现她趁自己病的时候私下秘密的不知道做了什么安排，因此开始觉得郑贵妃有些不靠谱了。 《先拔志始》神庙始专宠郑贵妃而疏孝端。辛丑年，圣躬抱病甚笃，瞑眩逾时而醒，则所枕者，孝端手肱也，且面有戚容，泪痕犹湿。及侦郑贵妃，则窃密有所指挥。然宫中事秘，外廷勿详也。神庙由此蕴怒贵妃。
朱翊钧跟他的儿子们吃饭的时候，都有赏赐，曾赏给朱常洛一个玉碗，让郑贵妃代为收藏。有一天突然索取这玉碗，时间太久了，没人记得放在哪里了。问朱常洵赏赐的东西的时候，倒是马上就有。朱翊钧火了，抓这些宫人来问，这当然是为难郑贵妃，问话的时候她是不能进去的。郑贵妃蓬头赤脚，带着宫人们在殿门请罪。【11】第二天，九月十八日，似乎也想明白了，传旨礼部，准备册立太子的仪制，终于同意册立太子。刚一同意，又马上反悔，下诏改期。改不了了，沈一贯坚决封反诏书，称“万死不敢奉诏”。
经过几个首辅率领群臣前仆后继的十六年国本之争，以及宫里宫外的努力，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朱常洛终于被册立为太子，同时他的四个弟弟也加封为福、瑞、桂、惠王。
国本之争的十几年，也是万历皇帝怠政的十几年，并一志持续了后来的二十年。朱翊钧从一开始请病假以后，再也没有上朝，政务也极少处理。这并不仅皇帝一个人的怠政，也是大臣们的怠政。如果有考成法在，大臣们完成手头的政务且来不及，哪有时间去争这有的没的国本的事务。朱常洛册立为太子之后，国本之争本来已无可再争，却并没有结束，留下太子之位不稳的各种猜忌不断，导致发生了妖书案，梃击案等大事件。
这之后，诸臣把争议的矛头转了另一个方向，变成大臣们之间的争斗。党同伐异，拉帮结派，最后形成了明末的党争。朱翊钧从争斗的一方解脱出去，这之后的二十年继续怠惰，没有起到一个裁判的应有的作用，以阻止诸臣党争。【1】【3】【4】【5】《明祖宗实录》卷一七一，万历十四年二月。【2】关于万历王皇后的名字，《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227页：郑亲王迹儿哈朗等题本：……该礼部查得明朝旧案开载：“……万历五年八月初四日，会极图出揭帖中，王喜姐年十四岁，十月初四日子时生，父王伟系工部文思院副使，母赵氏长女。”【6】《明神宗实录》与《明史》均不载朱常溆生母，但出自启祯两朝的内官刘若愚所著《酌中志》载：“皇贵妃郑娘娘生皇二子、皇三子即福王，又生皇四子，生皇二女、皇六女、皇七女即封寿阳公主驸马冉兴让所尚者也。”另有一种说法皇二子朱常溆生母为顺妃，因不载于正史，故不采纳。【7】《明神宗实录》卷之一百五十一甲申万历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庚辰，皇第四女生，恭妃王氏出也。”【8】史惇《恸余杂记》，立碎玉杯：一老内臣年九十余，逮事世庙，其言曰：“人道万历圣上要易东宫，好没天理。圣上朝夕在郑宫，福王日在左右，自不必说。只一事，宫中有一玉杯，可注酒升许，其色洁白无比。注酒其中，即如琥珀，圣上绝爱之，每饮必御。一日忽失，索之至再至三，而郑贵妃始云：”想是孩子们拿去。”上大怒，立索而碎之，曰：“吾不以此杯贻祸于汝。”这事情《先拔志始》也有，剧情有些不同，见注释【11】【9】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宫闱[今上家法]。【10】《先拔志始》光庙诞生，一应恩礼俱从薄，盖由非神庙心喜也。册封孝靖为恭妃。越三年，福王生，则进封其母郑贵妃为皇贵妃，给事中姜应麟上疏，言“恭妃诞元子，仅令居下，非所以重储贰定众志也。乞降旨首册恭妃，次册贵妃，又须明诏册立元嗣为东宫。”奉旨：“姜应麟疑君卖直，妊生无礼！降边方杂职。”给事中杨廷相、御史陈登云等，具疏申救，不听。应麟既奉旨降谪，慈圣闻之弗善也。神庙入侍，慈圣故问曰：“外廷诸臣多说该早定长哥，如何打发他？”神庙对曰：“道他是都人的儿子。”慈圣正色曰：“母以子贵，宁分差等！你也是都人的儿子！”盖慈圣亦由宫人进御也。神庙惶恐伏地，无以自容。自是立长之议始定，实凛慈圣谕耳（原注：宫中呼太子为长哥，宫人为都人）。《明史》光宗之未册立也，给事中姜应麟等疏请被谪，太后闻之弗善。一日，帝入侍，太后问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大怒曰："尔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盖内廷呼宫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宫人进，故云。光宗由是得立。十四年春，贵妃郑氏生子，进封皇贵妃。鲤率僚属请册建皇长子，进封其母，不许。未几，复以为言，且请宥建储贬官姜应麟等。《明通鉴》万历十四年：是月（二月），册封贵妃郑氏为皇贵妃，以皇三子常洵生也。先是辅臣申时行等请册立东宫，上以皇长子幼弱，稍俟之。时贵妃有殊宠，甫生子即进封；而恭妃王氏生皇长子已五岁，不益封；中外藉藉，疑上将立爱。户科给事中姜应麟抗疏言：“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犹亚位，中宫恭妃诞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伦理则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安，传之天下万世则不正。请收回成命，先封恭妃为皇贵妃而后及于郑妃。则礼既不违，情亦不废。”又言：“陛下诚欲正名定分，别嫌明微，莫若俯从阁臣之请，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则臣民之望慰，宗社之庆长矣。”万历四十二年二月，辛卯，慈圣皇太后李氏崩。太后性严明，万历初政，保护之力居多。姜应麟以疏请建储被谪，太后闻之，弗善也。一日，上入侍，太后问故，上曰：“彼都人子。”盖内廷呼宫人曰“都人”，指皇太子生母也。太后亦由宫人进，遂大怒曰：“尔亦都人子！”上伏地不敢起，储位由是定。【11】明·文秉《先拨志始》 神庙始专宠郑贵妃而疏孝端。辛丑年，圣躬抱病甚笃，瞑眩逾时而醒，则所枕者，孝端手肱也，且面有戚容，泪痕犹湿。及侦郑贵妃，则窃密有所指挥。然宫中事秘，外廷勿详也。神庙由此蕴怒贵妃。 神庙会与诸王子宴，各有小赐。光庙赐一玉碗，命贵妃代为收藏。至是突索所赐玉碗，年月已久，司帑者遗忘，屡索不应。既而索福王所赐，随手而进。神庙震怒，遂升殿命抓宫人首来。祖制：升殿则宫眷俱不敢进参。神庙盖以此难贵妃也。贵妃毁冠服，脱簪珥，蓬首跣足率诸宫人匍匐殿门外待罪，良久始解。明日，遂传旨礼部：“速议册立仪制来看。”光庙遂于是冬正东宫之位，移居迎禧宫。福、瑞、桂、惠四王同日受封，居储秀、咸福二宫。
————分割线————
修正两个地方，特此感谢提出批评指正的童鞋：
1、郑皇贵妃是不是明朝第一个皇贵妃，按某些明代的史料（不是那么正规的），是说他是第一个在贵妃前面加个皇字的。实际从《明实录》来看，第一位皇贵妃是明景帝的唐兴之女唐氏。我们还是按实录为主，故原文予以删除。
2、关于福恭王的死因，史料是被李自成煮成了“福禄宴”。但是按他儿子，就是后来的弘光帝给他立的福忠王墓志，却不是这样的写的。
字看不清，原字句是：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日，突有流贼数万攻陷府城，民军逃窜，王独挺身抗节，指贼大骂。二十一日遂死难焉。一时宫眷内官相率赴义，冒刃投缳者百余人。
福王墓是1924年被盗，墓志出土地点位于河南孟津县南麻屯乡庙槐村南约500米。1986年，孟津县文管会征集到朱常洵圹志一合，题为《明福忠王圹志》。这位福忠王，就是福王朱常洵，他死后被谥为“忠”，故称福忠王。该志长宽各79厘米，厚10厘米，楷书21行，满行25字。四边线刻飞龙纹，撰文者是朱常洵之子朱由崧，也就是后来在南京做了一年皇帝的弘光帝。
儿子为老子做墓文，自然说的很冠冕。但是我个人是不大信的，真有什么“独挺身抗节，指贼大骂”的话，那他儿子怎么流落去南京了？再说“宫眷内官相率赴义”云云，也不太可信。根据墓文，福王是正月二十日被捕，次日才被处决。
显然，朱常洵怎么死，跟他的墓志没有太大关系。目前来看，并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否定被“煮”这一说法，故暂予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