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洛夫之死是阴谋吗？：驳《斯莫尔尼宫的枪响》（三）

　　与前两部视频相比，第三部视频可说的东西相对不多，因为作者基本上只是转述了《基洛夫案》对几个历史迷思的反驳。斯莫尔尼宫的枪响：基洛夫遇刺案(3)基洛夫的遇刺无疑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人们对于刺杀事件态度各异。与此同时，围绕刺杀本身产生了许多谣言，其中有一则流传甚广。该谣言声称基洛夫与凶手尼古拉耶夫的妻子有染，因此刺杀实际上是一场“情杀”。这则谣言自然得不到任何证据的支持，但在民间的流传速度却异常地快。而NKVD在追查这则谣言的源头时发现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阿韦利叶努基泽在基洛夫遇刺后，非常积极地向他的朋友推广这一则谣言，将基洛夫的遇刺解释为尼古拉耶夫的“私人报复”。但叶努基泽为何致力于推广这则谣言一直得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直到右派阴谋集团的暴露。相关的细节我会在之后的视频中介绍。讽刺的是，现在有更多的证据表明恰恰是叶努基泽本人的生活作风极不检点。1935年6月，叶努基泽因腐败而被开除出党，并于1937年10月被枪决。

　　首先，包括情杀论以内的各路谣言在短短几天内就传遍了整个列宁格勒，这是因为：（1）官方对案情的严格管控导致了巨大的信息真空；（2）苏联民众本身就倾向于用私生活等主题对政治事件进行猜测；（3）谣言本身就是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斯大林时代的民意》(Popular Opinion in Stalin's Russia)写道：12月4日，媒体报道了关于谋杀情况的一些事实细节。基洛夫在进入书房时被尼古拉耶夫从背后开枪打中，不久就死在那里。凶手当场被拘留。在这一消息公布的两个星期后才有新消息公布。直到12月18日，季诺维也夫分子组织的参与才被公布。在此之前，对谋杀动机的猜测十分激烈。官方给出的第一个解释称谋杀是由工人阶级的敌人派来的刺客完成的，但这一解释并不令人信服。大量不同的说法出现了，而所有这些说法都倾向于围绕已成为日常流行话语一部分的四个主题中的一个：性、政治冲突、经济形势，以及各种形式的“敌人”。大量说法都有性主题的出现，即“基洛夫被谋杀是因为他有很多女人”；“基洛夫是全城闻名的大色狼；他与所有州委工作人员有染。”那些有更多机会获得信息的人提供了更可信和详细的版本：基洛夫与在基洛夫办公室工作的尼古拉耶夫妻子米丽达·德拉乌列有染。

　　叶努基泽不过是情杀论谣言的传播者之一。

　　《基洛夫案》十二章写道：...这个谣言在几天之内就传遍了列宁格勒...事实上，它在几天内，甚至几小时内就传到了莫斯科高层那里...无论如何，从“克里姆林宫案”中的证词来看，这个故事到12月下旬在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中已是司空见惯。利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与奥尔嘉·沙图诺夫斯卡娅没有关系）在她1982年的回忆录《克里姆林宫的生活》(Life in the Kremlin)中声称，居住在著名的“堤坝上的房子”的党内精英中“每个人”都认为尼古拉耶夫是一个嫉妒的丈夫。利季娅的故事特别生动，称尼古拉耶夫是“闯进”了基洛夫和德拉乌列之间的“约会”。阿维尔·叶努基泽相信这种关于谋杀的说法，并显然对其进行了广泛传播...

　　叶努基泽传播谣言的行为真的“得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吗？他相信不行吗？他要是不信他传这个谣干嘛？

　　实际上，叶努基泽对官方口径的不信任是持有一种严肃立场的，作为基洛夫葬礼的直接负责人，叶努基泽在1934年12月于莫斯科举办的基洛夫葬礼上特立独行地没有在自己的讲话中提及任何“阶级敌人”相关的内容，这与其他领导人的发言大相径庭。叶努基泽的朋友、时任苏联驻土耳其大使列夫·加拉罕在12月12日给他的信中写道：亲爱的阿维尔，从红场听到你的声音，我是多么激动啊...我应该告诉你，你的几句话比其他任何话都更能打动我，它们说得很简单，很人性化，没有陈词滥调...尽管马努伊利斯基愚蠢地叫嚣着我们不知道如何哭泣只知道如何报复...我无法把自己从收音机前拉开，直到最后。

　　一份1936年9月检举叶努基泽的NKVD报告也写道：...S·M·基洛夫在莫斯科举行葬礼的那天，A·S·叶努基泽在红场的会议上做了介绍性发言。在这次演讲中[...]与无一例外所有其他演说者相比，叶努基泽没有提到基洛夫倒在阶级敌人手中的事实...

　　因此，叶努基泽积极传播情杀论的行为是他对官方“复仇”口径的反对立场的一部分，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也谈不上所谓的“得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更值得注意的是视频作者在这里使用的叙事手法：

　　情杀论谣言的流传速度“异常地快”。为什么“异常地快”呢？原来身居高位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阿维尔·叶努基泽就是“谣言的源头”之一。那么为什么叶努基泽要“致力于推广这则谣言”呢？原来是“右派阴谋集团”有组织有预谋地在全苏各地散播谣言欺骗了不明真相的苏联群众。连领导的谣都敢造 这已经不是一般市民了

　　然后是叶努基泽本人的问题。首先要指出，“因腐败而被开除出党”这个措辞太模糊了，叶努基泽被开除出党的直接原因是他被指控作为克里姆林宫警卫负责人在“克里姆林宫”案中的“失职”，也就是据说没有制止由加米涅夫等人在克里姆林宫内组织的、计划谋杀斯大林的“恐怖组织”。

　　俄国历史杂志《历史学家》（Историк）2020年6月刊中有一篇名为《红色亚伯的陨落》的文章，编者在其中就一些与叶努基泽有关的重要问题采访了史学家列昂尼德·瑙莫夫，以下是对相关内容的摘译：– 是什么原因导致风暴在1935年降临到对斯大林如此忠诚的人士身上？– 我们不知道斯大林和叶努基泽之间的关系在1934-35年的冬天到底发生什么。我们只清楚，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真理报》在1934年12月29日发表了一篇A·拉耶夫斯基写的文章，该文纪念了在党史研究中被认为是第一次俄国革命中最重要的行动之一的巴库罢工——那天是它的30周年。文章中用到的材料就包括叶努基泽的自传。而才到1935年1月1日，也是在《真理报》上，就刊登又了一则编辑部简讯《纠错》，该文指出拉耶夫斯基的文章严重歪曲历史事实：“2. 叶努基泽同志被说成是1904年巴库地下印刷所的组织者。事实上，巴库的地下印刷所是由弗拉基米尔·凯茨霍维利在1900年建立的，他是外高加索地区第一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1903年在梯弗里斯的梅捷希城堡中被狱警杀害。“3. 在同一期《真理报》上拉耶夫斯基有篇文章声称，巴库党组织是由叶努基泽和弗拉基米尔·凯茨霍维利在1899年建立的。而事实上，在1896-97年时巴库就已经有社会民主党组织了。这个组织在1900-1901年时，被同一位弗拉基米尔·凯茨霍维利改造成了具有布尔什维克、‘火星派’面貌的组织。而这位凯茨霍维利，是外高加索地区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中最早的布尔什维克——‘火星派’之一。”只有一个人可以做到这样的修正。显然，斯大林在元旦前夕读过这份报纸，并下达了针对相关问题进行澄清的要求。也许，途中产生过一些辩论，但无论如何，1月16日的《真理报》刊登了一篇作为回答的文章：《关于外高加索党组织的历史》，叶努基泽在其中完全赞同了编辑部的说法。这起事件到底是斯大林和叶努启泽之间矛盾的严肃基础，还是仅仅是一个给他们的友谊蒙上阴影的插曲？目前还很难说。 ...– 他担任了近20年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一职是什么？ – 形式上看，这是一个技术性岗位，而非政治性岗位。叶努启泽充当了全俄执行委员会机关的领导，而这一机关的任务是向国家的领导层供应物资。换句话说，他负责疗养院、商店、食品供应、下订单和配售商店。所有与苏维埃领导层的生活、工作和安全有关的问题都由他来负责保障——我提醒你一下，这些领导层成员当时都在克里姆林宫生活和工作。叶努基泽受到斯大林无条件的信任，但他不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成员。这就是说，从政治角度来看，他不属于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小圈子，而是次居其位。但他是可靠的、值得信赖的“自己人”，被信任去处理那些既非官方，也非公开，但很重要的任务。我再次重复，在这个情况下，他不发挥独立政治作用，但却总是以各种方式，在一切方面上支持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大总管”叶努启泽的道德面貌– 关于叶努基泽有很多说法。对他“生活糜烂”的指控有多属实？据称他是一个大色狼，几乎半个大剧院的人都和他同居过……– 根据奥尔洛夫的说法，叶努基泽“丧失了那些革命者的特征，也就是以前那些让他与众不同的活动家特征，并堕落成了一个典型的达官显贵，陶醉在周围的富丽堂皇和自己的无上权力之中。” 当内务委员问到他的老朋友——叶努基泽的老秘书关于他的领头上司对什么最感兴趣的时候，得到的答案是： “哦，他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喜欢攀比，比如他的生活：是不是比沙皇的更好，亦或是还没到那么好。”根据回忆来看，叶努基泽总的来说是一个富有魅力、心地善良、友好且坦诚的人。他喜欢邀请别人来家赴宴，典型的高加索人做派。他赠人礼物，却不要求任何当下的好处作为回报。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是一个困难时期：物资匮乏、配给卡以及困苦的生活条件。叶努基泽有着足够多的权力与机会。他在知识分子间备受青睐，还是莫斯科大剧院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赞助者。他十分自然地与包括艺术知识分子在内的形形色色的人交际。他喜欢如此，这是他性格的一部分。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至于对生活和道德败坏的指责...当然，这方面没有什么无可争辩的证据。但是如果有什么要说的话，就是事实上他没结婚，也没孩子。 这对于一个高加索人来说确实不正常，这本身就是个问题。 – 并为不可避免的谣言创造了环境…– 事实上，有许多关于他与女性之间的传言。作家伊萨克·巴别尔的妻子安东妮娜·彼罗什科娃告诉他，当她遇到叶努基泽的时候，后者邀请她去做客，并承诺为她在地铁设计局找到一份工作，那是她梦寐以求的一份工作，不过巴别尔坚决反对。巴别尔说，在莫斯科有许多传言说叶努基泽钟情于大剧院的芭蕾舞演员们，他的推荐会引发一些流言蜚语。但安东妮娜还是去了，她解释说，谣言都是谣言，阿维尔邀请她的目的是纯洁的。叶努基泽并没有纠缠她，她也不清楚为什么，因为一些流言蜚语，她只能拒绝这段友谊。 彼罗什科娃仍然对叶努基泽保持信任：当他被免职的时候，她写了一封信希望以证明他的道德廉洁。 但最有可能的是，关于叶努基泽的谣言并非是无根无据的。许多不同的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情，显然这背后有些道理。叶努基泽在道德方面的主要控告者是玛利亚·斯瓦尼泽——亚历山大·斯瓦尼泽的妻子，他是斯大林的第一任妻子的兄弟。人们一般会引用她1935年6月28日日记中的话：“毫无疑问，阿维尔坐在这样的职位上，极大地影响了革命后这17年间我们的生活。 因为他的堕落和滥情，他把周围的一切都玷污了：他勾搭有夫之妇、分裂家庭、诱惑少女。 他手里面有着那些人人梦寐以求的生活福祉，就在革命后的第一年，他就把全部的这些都用在了肮脏的事情上，即用来邀宠妇女们和女孩们。谈论他的这些是事情令人反感。他是个不正常的色情狂，显而易见的，不是个百分之百的男人。 年复一年，他找的女孩也越来越年轻，最后到了9-11岁的女孩，腐蚀她们的想象力、玷污她们，如果没有从肉体上的话，那么也会从道德上。”从这个句子——“如果没有从肉体上的话，那么也会从道德上”——可以看出，阿维尔喜欢同年轻女孩打交道。但是斯瓦尼泽作为叶努基泽的坚定反对者却并没有宣称这种关系是肉体上的，她说的是“道德上的”。 事实证明，斯瓦尼泽是在指责他道德上的不正当行为，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种恋童癖。– 在彼时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总体环境之下，克里姆林宫的“大总管”的行为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苏联领袖们在这方面享有多少自由？– 请不要忘记，1920年代是一个性革命的年代。关系自然而然地分分合合。有种“杯水主义”将男女之间的关系简化为本能的性需求，并认为这种需求应该完全无条件地得到满足，就像喝水解渴那样简单（也就是说，认为性行为就像喝水那样）。1930年代，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其一。其二，不能把共产党的领导人说成是家庭道德和伦理方面的完美人物。但也不能就此说，其中的所有人都破坏了家庭道德和伦理。斯大林的家庭生活是悲惨的——他的第二任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自杀了。但是领袖也没给自己整后宫。同样需要注意的是1930年代斯大林的身边人——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克里缅特·伏罗希洛夫。他们都有结婚；这些家庭肯定都有摩擦，但家庭没有破散；他们抚养了孩子，要么是自己的，要么是收养的。在这个背景下叶努启泽就很突出：一个与芭蕾舞演员交往的老年未婚男子。他的行为不合规矩，就像俗话“须发已白，而情欲如火，风流胜少年”（Седина в бороду, бес в ребро）所说的那样。但由于阿维尔是斯大林的身边人，这点在一段时间内被忽略掉了。

　　最后我要提醒一下视频作者，拿“生活作风极不检点”这种私人事务来佐证你对苏联史的严肃观点不是什么好主意，尤其是考虑到叶努基泽作为克里姆林宫的“大总管”和绝大多数中央领导的个人生活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苏联之外，许多仇视苏联的报刊也开始编造相关的谣言。譬如托洛茨基在1935年2月的《反对派公报》上就传播了一则谣言指出基洛夫遇刺就是由列宁格勒NKVD导演的，但发生了意外导致基洛夫的身亡。托洛茨基还声称在被枪决的14人中，就有格别乌的特工。

　　“传播了一则谣言”，又是一个微妙的措辞。视频作者在这里提到的文章应该是托洛茨基在1月26日写成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对这篇文章主要内容的节译在《基洛夫案》第十三章的开头就可以读到。

　　首先，托洛茨基在这篇文章中的观点基于对苏联官方公开的列宁格勒NKVD判决书的分析，尤其是基于判决书中那些令人费解的内容。例如，判决书一边声称梅德韦季等人对“袭击基洛夫的计划”明明知情却没有采取措施制止，一边只给这些NKVD判了个玩忽职守罪。在无法接触其他信息的情况下，这难道不可疑吗？什么样的玩忽职守能到达这种程度？这能不让人怀疑列宁格勒NKVD本身就与刺客存在联系吗？

　　其次，托洛茨基得出这样的结论与他本身的政治经历息息相关。苏联的安全机关从捷尔任斯基时代开始就将“挑衅”作为一种常见的反间谍手段，例如流亡海外的右翼SR萨文科夫和英国“王牌特工”西德尼·赖利（此人是文学影视形象詹姆斯·邦德的原型之一）就是听信苏联真的存在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组织后在潜入苏联境内时被诱捕的（详见托拉斯行动）。这种手段之后被当局用来对付反对派，例如托洛茨基在《斯大林官僚机构和基洛夫的谋杀案》一文中就特别提到了这类针对反对派的“挑衅”行动中最著名的一例——“弗兰格尔军官事件”：这种办法并不新鲜。回想一下，早在1926年，格别乌就暗中派了一名在编特务（这人以前在弗兰格尔的军队里服役）去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他当时正在散发反对派的刊物——然后格别乌就指控说，整个反对派都在联系……联系的不是格别乌的特务，而是“弗兰格尔的军官”。然后，被收买来的记者再把这个混合体带去西方的报刊。现在所采用的是同样的手法，只是规模要大得多。

　　托洛茨基对基洛夫案的观点（一次“过了火”的挑衅）在现在看来当然是站不住脚的，他在分析问题时所犯的最大错误在于，托洛茨基并没有考虑到判决书中的这些最基本的事实本身就可能是假的。列宁格勒NKVD事先就知道刺杀计划、拉脱维亚领事是同谋、尼古拉耶夫拿到了5000卢布，这些与调查证据严重不符的结论被苏联官方堂而皇之地作为确凿的事实提了出来，托洛茨基至多也只能想到苏联当局对事实进行了选择性的报道，他不可能知道这些案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全都是伪造的。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有外部人员能对基洛夫案做出准确的事实判断。

　　要求别人必须在能够接触的信息微乎其微且严重扭曲的情况下做出完全正确的判断，否则就斥之为“仇视苏联”的“造谣”，作者你对托洛茨基的标准是不是有点太高了？你敢拿你的这个标准来评价一下斯大林同样在1935年1月写成的《从基洛夫同志被恶意谋杀事件中吸取的教训》么？中央委员会通报的份量总得比《反对派公报》的份量来得更重吧？

　　至于“列宁格勒中心”案的14名被告中到底有没有特工或挑衅密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知道，可能没有。被监视的前反对派分子与NKVD存在联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警方肯定将一部分前反对派人员当作了安插在前反对派社交圈子里的眼线，《基洛夫》第九章就此写道：要分析季诺维也夫派老成员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不考虑警察线人，甚至可能是挑衅密探的不断存在。如前所述，鲁缅采夫在1929-1933年期间一直与GPU特工以及党监察机关保持联系。在尼古拉耶夫案中被审问的共青团战友会成员格奥尔吉·波波夫，之前至少被秘密警察询问过一次。科托利诺夫在1934年秋天告诉安东诺夫，他认为工业学院的同学米哈伊尔·诺杰利是警察的线人。诺杰利也在此案中被拘留。来自列宁格勒的GPU-OGPU的剩余记录证实，早在1928年，警方就在该市的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中安排好了消息来源。人们甚至可以将“机关”和反对派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了一场微妙的舞蹈，其中包括和解、惩罚、警察对犯错党员的“治疗”，以及为获得特权和晋升而进行的信息交换。但基洛夫谋杀案停止了音乐。

　　但这些眼线和基洛夫案或尼古拉耶夫存在关系吗？目前为止的证据显示，没有。不论如何，从苏联官方的角度来说，基洛夫案的调查结果并未因此被撼动，直到1955年。奥莉加·沙图诺夫斯卡娅于基洛夫遇刺时在莫斯科工作，1937年被镇压，可以说她的一生与列宁格勒和基洛夫本没有任何交集。但1955年，在米高扬的要求下，沙图诺夫斯卡娅提交了一封信，表示她知道关于基洛夫案的一些情况。在信中，沙图诺夫斯卡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当斯大林等人赶到列宁格勒，审问刺杀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为什么行刺时，尼古拉耶夫指着一旁的国家安全部门人员说：“斯大林同志，是他们强迫我杀死基洛夫的……”随后尼古拉耶夫就遭到殴打并被带走了。单看这一故事本身就与事实严重不符。根据沙图诺夫斯卡娅的说法，是NKVD逼迫尼古拉耶夫刺杀基洛夫并提供了刺杀用的手枪。但事实上尼古拉耶夫刺杀基洛夫所用的纳甘左轮手枪是他早在1918年就拥有的。2：26

　　《基洛夫案》第十四章讨论了这个四手（梅德韦季-奥利斯基-基尔恰科夫-沙图诺夫斯卡娅）故事，略过。而故事中指岀列宁格勒内务第一副人民委员扎波罗热茨也在现场，也是尼古拉耶夫所指认的强迫他刺杀基洛夫的人之一。但根据扎波罗热茨遗孀的说法，当时扎波罗热茨在索契养伤，并不在列宁格勒。

　　扎波罗热茨的遗孀不仅仅说扎波罗热茨12月2日不在列宁格勒，她是说扎波罗热茨整个秋天都不在列宁格勒。这不是一个孤证，1934年的列宁格勒NKVD特别处行动秘书安努什科夫也作证说，从1934年9月到12月，列宁格勒NKVD文件上根本就没有扎波罗热茨的签名。

　　在上一部视频里，作者还接受了1937年的审讯记录，称在列宁格勒的公寓里养病的扎波罗热茨于10月15日下令释放了尼古拉耶夫，扎波罗热茨遗孀的证词完全没被提及。而在这里，作者为了反驳沙图诺夫斯卡娅的不靠谱证词又把扎波罗热茨遗孀的证词拎了出来。看来作者不仅对证据掌握了灵活的选取标准，还掌握了灵活的采用标准。这个故事的情节也是诡异的，如果说是斯大林指示NKVD谋杀了基洛夫，那么他又怎么会亲自带着莫洛托夫等一众人前往列宁格勒调査此案呢？又怎么会问尼古拉耶夫为什么要刺杀基洛夫呢？过多在乎这个故事的情节其实是浪费时间，因为这个故事的来源就极不可靠。沙图诺夫斯卡娅本人当时根本不在列宁格勒，她自己解释说这个故事是在1943年或1944年她被关押在科雷马期间，一个叫做基尔恰科夫的医生在聊天时告诉她的。而又进一步声称是由曾任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的梅德韦季在1937年告诉基尔恰科夫的。然而根据基尔恰科夫本人的说法，这个故事的来源根本不是梅德韦季，是他从另一个叫做奥利斯基的人那里听来的。而且基尔怡科夫也并没有提到，尼古拉耶夫被殴打的桥段。无需继续往上追溯这个故事的源头，在这种情况下，沙图诺夫斯卡娅的信最好也是四手消息，这种谣言本来完全没有重视的必要。但是，这样一封信却被米高扬交给了赫鲁晓夫，并引起了赫鲁晓夫的重视。这封信最终于1955年12月31日被带到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上，由布尔加宁当场宣读。信还没读完，伏罗希洛夫就大喊：“谎言。”莫洛托夫则表示斯大林审问尼古拉耶夫时自己也在场，尼古拉耶夫并没有被殴打。

　　你也知道过多在乎这种没有书面证据支持的可疑证词是浪费时间吗？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但不论如何，赫鲁晓夫通过这样一封信成功在党内高层提出了对基洛夫案的质疑，而公开这一质疑则是要到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那份并不秘密的秘密报告中列举了基洛夫案的一些疑点。首先必须要说，虽然在当时这些疑点并不广为公众所知，但如我在之前两期视频中提到的，早在30年代这些疑点全都得到了调查，并得出了调查结果。按理说赫鲁晓夫不应该不知道这一点，但在报告中却完全无视了这些材料。4：31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你也干了同样的事情，所以你没有资格指责赫鲁晓夫？在30年代，这些疑点最终被调查为右派阴谋的一部分。但赫鲁晓夫在这里显然不是为了附和斯大林时期的调查结果，因此报告中隐瞒了后续调查结果，只保留了疑点，也几乎没有对疑点的说明。此外，赫鲁晓夫根据列宁格勒NKVD在1935年只受到“很轻的处罚”，但却在1937年被处决一事就断定是“为了掩盖杀害基洛夫组织者的犯罪痕迹”，这一结论更是荒谬的。赫鲁晓夫以及之后苏联组建的各种调查委员会都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首先，没有证据表明列宁格勒NKVD在1935年受到的处罚是过轻的。当时他们的罪名主要是失职，没有保护好基洛夫的生命安全，而此前的案例也表明这种情况下的处罚不会很重。譬如在1933年8月25日晚上，有一辆卡车撞上了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所乘坐的汽车。一个月后，斯大林乘坐的游船在加格拉附近遭到枪击，但斯大林当时对此并不在意，没有将此考虑为恐怖袭击，相关人员受罚也并不重。其次，梅德韦季、扎波罗热茨等人于1937年被枪决也并非是因为玩忽职守，而是因为阴谋活动。同样于1935年被判处劳改的列宁格勒内务第二副人民委员费奥多尔·福明就没有被指控参与阴谋，因此也没有被枪决。不难看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上的说法是在极力暗示基洛夫是被斯大林谋杀的，尽管此时他并没有任何这样的证据。

　　能不能解释一下你在上一个视频里还说跟雅戈达“关系很差”的梅德韦季为什么会参与阴谋？

　　当然你不用真的解释，因为叶若夫已经解释过了。1937年9月，菲利普·梅德韦季在马加丹/科雷马古拉格营地被捕，被运到莫斯科，并关押在列福尔托沃监狱。叶若夫很可能无法编造任何令人信服的梅德韦季-雅戈达共事阴谋，因为他们之间的不和在NKVD中是如此地众所周知。因此，他选择了将雅戈达单独牵扯到涉及扎波罗热茨的阴谋中，而梅德韦季的案件只是一个附带事件。NKVD指控他参加了另一个谋杀基洛夫的阴谋，据说这个阴谋是由前国防人民委员约瑟夫·温施利希特和“波兰军事组织”实施的。梅德韦季起初拒不认罪，但最终还是妥协了。1937年11月27日，他未经听证就被枪决。

　　（《基洛夫案》第十一章）

　　此外再给你提个醒，沃尔科娃的NKVD联系人、对沃尔科娃被关进精神病院一事负有直接责任的彼得罗夫也没被枪决。1956年4月组建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调查委员会来调查包括基洛夫遇刺案在内的一系列苏联30年代的重要案件。对于基洛夫案，莫洛托夫委员会赞成了1935年莫斯科中心案的审判结果，即季诺维也夫集团对这一刺杀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但指出案件材料无法证实列宁格勒恐怖中心的存在。然而，这一委员会并没有权限访问所有的档案。莫洛托夫在多年后回忆说档案被隐藏起来了，但事实上，情况比莫洛托夫想的还要更糟。1990年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有一份名为“斯沃亚基”的案卷于1956年1月17日被销毁，而正是这份案卷包含着自1933年起苏联国家安全部门搜集的关于活跃于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反对派的材料。无独有偶，在另一份案卷中与列宁格勒恐怖中心案14名被告中的11名有关的材料也找不到了。“斯沃亚基”案卷被销毁的时间正是在莫洛托夫委员会组建之前，该如何解释赫鲁晓夫在正式调查，斯大林时期案件之前却销毁当时的案卷档案呢？从莫洛托夫委员会的组成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可能是为了让调查委员会的结论更有说服力。委员会的成员中除了有波斯别洛夫、什维尔尼克等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政策的支持者之外，还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因此，要想使调查委员会的结论能够支持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政策，有必要销毁一些材料。可以这样判断，赫鲁晓夫时期销毁的档案通常是支持斯大林时期调查结果的材料，现在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有相当多的档案在赫鲁晓夫时期被销毁了。在这一案例中，“斯沃亚基”案卷，很可能就包含着莫洛托夫委员会找不到的证明列宁格勒恐怖中心存在的证据。尽管如此，莫洛托夫委员会的结论仍然相当保守。6：40

　　作者在这里引用了三段俄文，但他没有提供翻译，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些话是什么意思。6：39OGPU-UNKVD列宁格勒分局全权代表处自1928年起负责反对派事宜。不幸的是，“Svoiak”案的卷宗本身并没保存下来——它于1956年1月27日被销毁。KGB列宁格勒分局只找到此案的一小部分材料，它们是在“列宁格勒中央”案卷宗中的V·I·兹韦兹多夫、V·S·列温和N·P·米亚舍尼科夫档案以及“地下党”(Подпольщики)间谍案的卷宗中被找到的。6：49在已归档的间谍案材料中，有一份标题为“Politikan”的名单，上面有科托利诺夫、列温、曼德尔施塔姆、米亚舍尼科夫、鲁缅采夫、索西茨基、托尔马佐夫、哈尼克、安东诺夫、索克洛夫，和兹韦兹多夫的名字，但这些人的材料下落不明。6：57列宁格勒OGPU秘密政治处官员N·I·马卡洛夫在1961年1月22日给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在1935年1月前一直在对托派、季诺维也夫派和民主集中派分子的地下小组进行情报活动，其中也包括“Svoiak”，它集中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特务中有关居住在这两个城市的积极反对派成员的材料。

　　看过《基洛夫案》第十五章的读者应该还记得，戈尔巴乔夫当局在1987年9月28日建立了又一个调查镇压历史的特设委员会，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一年后成为了这个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在1990年初，除了雅科夫列夫以外的调查委员会全员共同签署了一份声明，即认可斯大林利用伪案正当化了大清洗，但并没有组织针对基洛夫的谋杀。斯大林同谋论的坚定支持者雅科夫列夫对这个结果并不满，于是他在3月23日写了一份名为《关于研究S·M·基洛夫谋杀案情况的一些见解》的备忘录回应了委员会的最终结果，这份备忘录的完整译文就在第十五章原文中（后面也有作者对这份备忘录中一些谬误的反驳）。

　　1990年6月14日，苏联检察院和KGB对雅科夫列夫备忘录进行了正式的回复，这就是作者在此处引用的文章《苏联检察院和苏联KGB调查部提供的关于A·N·雅科夫列夫笔记〈关于研究S·M·基洛夫谋杀案情况的一些见解〉的资料》。以下是对相关内容的摘译：...注意被集中到“绿灯”组织的相关资料、前NKVD特工沃尔科娃的身份信息，以及1934年12月2日斯大林在列宁格勒听取的“Svoiak”案件材料中去了。...在雅科夫列夫同志的备忘录中提到，在S·M·基洛夫刺杀案的侦查过程中，存在着对“Svoiak”和“绿灯”间谍活动不够注意的问题。 在进一步的调查过程中，发现：OGPU-UNKVD列宁格勒分局全权代表处自1928年起负责反对派事宜。不幸的是，“Svoiak”案的卷宗本身并没保存下来——它于1956年1月27日被销毁。KGB列宁格勒分局只找到此案的一小部分材料，它们是在“列宁格勒中央”案卷宗中的V·I·兹韦兹多夫、V·S·列温和N·P·米亚舍尼科夫档案以及“地下党”(Подпольщики)间谍案的卷宗中被找到的。对兹韦兹多夫、列温和米亚舍尼科夫档案的检查表明，这些档案中没有包含任何能够证明这些人参与了所谓的“反革命活动”的信息。尽管如此，1933年2月5日，OGPU列宁格勒军区全权代表处的官员马卡罗夫仍收到了逮捕V·S·列温并对其进行搜查的命令。马卡罗夫随后裁定，根据《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刑法》第58章11条指控列温为托洛茨基主义反革命集团的积极参与者。为什么没有开展这些活动？从案卷中看不出来。然而，这一事实证明了一点，OGPU在1933年打算通过逮捕案件对象来实施“Svoiak”案。 在已归档的间谍案材料中，有一份标题为“Politikan”的名单，上面有科托利诺夫、列温、曼德尔施塔姆、米亚舍尼科夫、鲁缅采夫、索西茨基、托尔马佐夫、哈尼克、安东诺夫、索克洛夫，和兹韦兹多夫的名字，但这些人的材料下落不明。还有一份1928年的文件集，标题为“季诺维也夫派”。在其中的一份文件中提到，鲁缅采夫参加了格尔季克的“左翼季诺维也夫派”集会；而另一份文件则说，科托利诺夫与托派分子保持联系，以便相互交换信息和文献。...苏联NKVD前官员马卡罗夫，自1928年起就一直从事着对地下托派分子和季诺维也夫派的相关案件，他作证说，尼古拉耶夫并没有被列入“Svoiak”案卷宗中；也不知道他与鲁缅采夫和科托利诺夫有什么联系。如果尼古拉耶夫和反对派有什么联系的话，那么他立马就会被发现并登记在案。基洛夫被杀后，马卡罗夫本人和他的助手见过了大量季诺维也夫派和托派分子特工，并对照所有记录仔细检查了尼古拉耶夫。然而，他们没有获得和尼古拉耶夫有关的信息。1934年12月1日至3日期间，NKVD官员对尼古拉耶夫对反党团体的牵涉成都进行了彻底检查，却没有发现他曾参与过反党团体的证据。...毫无疑问，是斯大林提出了季诺维也夫派参与刺杀基洛夫的想法。然而，“在不知道刺客身份和刺杀前情况的前提下，斯大林立马说这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干的”（编注：这是雅科夫列夫在备忘录中提出的观点）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情况如下：当斯大林于1934年12月2日抵达列宁格勒时，他第一天就在斯莫尔尼的房舍里当着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的面审问了尼古拉耶夫、沃尔科娃和NKVD列宁格勒分局的几名官员。他当时还听取了分局工作人员马卡罗夫关于“Svoiak”案的调查报告。直到第二天，即1934年12月3日，在斯大林与分局负责人梅德韦季和福明的谈话中，他才说道：“基洛夫刺杀案背后应该有组织，但是是哪个组织，目前还很难说。”阿格拉诺夫同样出席了这次谈话，并接手此案。斯大林建议他“收买尼古拉耶夫，来让他说出背后指使人；如果他不张口，那就给他上刑，他总会说出来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即便是在斯大林到列宁格勒的第二天，他还没有说出那句决定了成千上万苏联公民悲惨未来的话。在此期间，斯大林有可能，和他的亲信莫洛托夫还有伏罗希洛夫，讨论过季诺维也夫派对这场谋杀的牵涉程度，但一切还不明朗，因为在检查期间，没人给这些人录口供，在我们看来，这是严重疏漏。 ... 列宁格勒OGPU秘密政治处官员N·I·马卡洛夫在1961年1月22日给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在1935年1月前一直在对托派、季诺维也夫派和民主集中派分子的地下小组进行情报活动，其中也包括“Svoiak”，它集中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特务中有关居住在这两个城市的积极反对派成员的材料。 在“Svoiak”案卷宗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所谓的季诺维也夫分子进行了任何实际上的地下反苏工作。1934年8月，OGPU下令逮捕参与“Svoiak”案件的一些季诺维也夫分子。在与基洛夫同志商定同意的情况下，准备逮捕14个人，其中包括鲁缅采夫，科托利诺夫，巴什基洛夫；到最后一刻时，梅德韦季根据基洛夫的指示下令取消了行动，逮捕并未进行。后来，OGPU发出命令，停止对季诺维也夫分子的秘密监视，并准备他们的材料以便日后取证。根据季诺维也夫派和托派分子的相关记录，尼古拉耶夫从未被列入“Svoiak”案卷宗的材料中，也没发现他和鲁缅采夫还有科托利诺夫之间有任何联系。1934年12月2日，阿格拉诺夫在向斯大林提交了有关“Svoiak”案材料的报告后，（向马卡罗夫）下令让他准备所有资料，以逮捕参与此案的前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包括鲁缅采夫，科托利诺夫和巴什基洛夫，而同一天晚上，他还得到了准备资料以逮捕兹韦兹多夫、安东诺夫和其他没有参与“Svoiak”但作为季诺维也夫分子被登记在册的人。当天晚上，阿格拉诺夫预定的逮捕行动就得到了完成。...

　　很显然，作者再次对他选取的材料进行了断章取义，哪怕反驳同谋论的内容就在近在咫尺的上下段落之中。

　　KGB（谢罗夫）对“Svoiak”案卷的销毁的确是有据可查的，《基洛夫案》第十五章是这样描述这一事件的：要了解谢罗夫和苏联检察院在其备忘录中所持的立场，就有必要确切地了解在莫洛托夫委员会的审议中有哪些利害攸关的问题。该委员会负责调查1930年代后期的作秀审判，并确定指控是否有效。基洛夫谋杀案以及紧随其后的“列宁格勒中心”和”莫斯科中心”审判只是调查的起点，但接下来的一切都取决于这些事件。如果前两次审判中的官方指控——前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密谋谋杀基洛夫——完全是假的，那么随后所有作秀审判中的起诉书都会土崩瓦解。后来的起诉书是建立在先前的起诉书之上的，尽管是以一种混乱和不合逻辑的方式。但是，如果对季诺维也夫分子密谋杀害基洛夫的指控有一定的真实性，那么这就保留了论证后来的指控也是有效的可能性，至少是部分有效。因此，谢罗夫和鲁登科（或他们撰写备忘录的下属）选择了一个明确的论点，即尼古拉耶夫与在“列宁格勒中心”审判中被定罪的前季诺维也夫支持者根本没有关系。看来，谢罗夫或他的上司已经想好了这个策略，即否认尼古拉耶夫与季诺维也夫分子之间的任何联系，甚至在“秘密讲话”之前就已经想到了。1956年1月27日，KGB销毁了“Svoiak”案卷的中央记录，这是在全苏联针对季诺维也夫派的监视行动。似乎“Svoiak”包含了比谢罗夫希望莫洛托夫能看到的更多的证据，要么是前季诺维也夫分子中的反革命言论，要么是尼古拉耶夫与“列宁格勒中心”被告间的联系。谢罗夫隐瞒了尼古拉耶夫与前季诺维也夫分子科托利诺夫、安东诺夫和沙茨基之间关系的其他证据。1956年4月他向莫洛托夫委员会公布的尼古拉耶夫日记摘录中没有提到这些人。但我们从后来公布的资料中得知，尼古拉耶夫在日记中确实提到了这三个人。谢罗夫大概担心莫洛托夫会将这种联系理解为犯罪阴谋的证据。

　　当然，不能排除“Svoiak”案卷被销毁的那部分里真的有某种确凿证据的可能性。然而，如果将该假设放进整个证据链中，很快就会发现这其中存在严重的问题：如果“Svoiak”中真的存在“证明列宁格勒恐怖中心存在的证据”，那么基洛夫为什么要阻止OGPU对鲁缅采夫等人的逮捕？如果真的存在不可辩驳的证据，那么1934年的调查人员和军事法庭为什么要如此地依赖于被告的口供和不合规的司法流程？如何解释在1935年1月受到审判的几名列宁格勒NKVD官员（如梅德韦季、扎波罗热茨、戈林-伦金）都在法庭上坚称他们没有发现针对“列宁格勒中心”案被告的罪证？如何解释直接负责“Svoiak”案的OGPU警员马卡罗夫称案卷中根本没有尼古拉耶夫的名字？退一步说，如果梅德韦季、扎波罗热茨、马卡罗夫等人全都在撒谎，那么由这些“阴谋分子”负责的“Svoiak”案卷里真的可能存在“证明列宁格勒恐怖中心存在的证据”么？作者你有没有意识到你所依靠的很多“证据”正是由你口中的“阴谋分子”收集和制成的？

　　其次，“在另一份案卷中与列宁格勒恐怖中心案14名被告中的11名有关的材料也找不到了”这句话放在整段话的上下文中具有极强的误导性，作者似乎是在暗示是赫鲁晓夫当局销毁了这份案卷，但根本没有这样的证据。我想要强调的是，在评估销毁证据这件事时不应该采取双重标准，如果赫鲁晓夫当局可以销毁档案，那么斯大林当局也可以这么做，甚至还可以抹除掉销毁记录本身（通过肉体消灭调查人员的方式）。一份1965年3月KPK的案件调查进度报告指出：对基洛夫被杀和行动委员鲍里索夫死亡的真实情况进行澄清的工作具有尤其困难的特点。这是因为自有关事件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在大多数情况下，列宁格勒市和州委委会、州执行委员会和列宁格勒苏维埃的前高级官员、列宁格勒州NKVD和中央NKVD机关的主要官员，凡是能够说明这个或那个问题的，都遭到了镇压。这些事件的许多直接证人和与案件调查有关的人已经不在人世。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例如基洛夫警卫人员的档案、鲍里索夫之死的案卷以及其他材料都没有保存在档案馆里。

　　考虑到1934/5年调查与1937年调查的前后矛盾、大清洗对调查人员的大量肉体消灭，以及各式各样违规刑侦/司法手段的实施，到底是谁更有可能销毁了这部分证据？

　　如果赫鲁晓夫当局销毁“Svoiak”这件事本身可以被当作是支持某种阴谋论的铁证，那么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清洗了两次调查机关（雅戈达和叶若夫）、枪决了绝大多数案件直接负责人（阿格拉诺夫、米罗诺夫、德米特里耶夫等）的斯大林当局难道不是更加可疑么？

　　值得注意的是，“在另一份案卷中与列宁格勒恐怖中心案14名被告中的11名有关的材料也找不到了”这句话本身也非常值得玩味。有3名被告不在名为“Politikan”的监视名单之内，这3个人是：沙茨基、尤斯金和尼古拉耶夫。

　　沙茨基与其他11人名前反对派的区别在于，沙茨基虽然的确曾是反对派成员，但他在被开除出党后没有写任何的忏悔书，也没有重新申请入党，也就是说，沙茨基从1927年开始就是一名“无党派人士”了。沙茨基在被开除出党后在乌拉尔地区工作了几年，随后于1934年初左右才重新回到列宁格勒，但他由于自身的反对派记录无法找到任何工作，也就是说，沙茨基在被逮捕前长时间处于“无业游民”的状态。反观其他11名前反对派，哪怕是其中的鲁缅采夫等“不归者”（在联合反对派垮台后拒绝收回观点的反对派）也最终在1928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回到了党内，这11个人基本上都在忏悔后重新得到了一份待遇良好的党政工作或学习机会，因此他们长期处于当地OGPU的监视之中（这也解释了沙茨基为什么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态度最为强硬，因为立场坚定且一无所有的他不会相信和接受调查者提供的任何虚假承诺）。

　　至于尤斯金和尼古拉耶夫，这两个人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对派记录。他们二人虽像其他11名前反对派一样有着稳定的生活（尼古拉耶夫不过只失去了工作半年），但却不在监视名单之内，这一事实难道不是进一步否定了反对派同谋论吗？

　　还有这句话：“现在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有相当多的档案在赫鲁晓夫时期被销毁了”。

　　除了“Svoiak”案卷还有哪些档案被赫鲁晓夫当局销毁了？“大量的证据”在哪呢？

　　最后我不得不吐槽一下。作者你引用原文为什么不提供翻译？提供汉外对照的引文对你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吧？你把一大堆俄文生肉摆到观众脸上有什么意义？或许是对莫洛托夫委员会的报告不甚满意，1960年苏联中央监察委员会重启了对基洛夫案的调查。此次调查由奥莉加沙图诺夫斯卡娅等人领导，该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谋杀了基洛夫。具体组织谋杀的过程基本上完全沿用了斯大林时期对基洛夫遇刺案的调査结果，但是把叙事中的反对派集团全部替换为了斯大林，而没有给出任何证据。委员会甚至征集并引用大量谣言，煞有介事地“证明”了斯大林谋杀基洛夫的动机。这种调查方式只会导致调查结果完全偏离客观，甚至严重影响了后续的调查。1965年3月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表明，自苏共二十二大以来苏共中央收到了200余份声明，产生了多种彼此矛盾且严重不符合事实的故事版本，调査进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委员会甚至认为有绝对必要从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处获取证据。沙图诺夫斯卡娅等人的报告很可能因为其极低的质量并未得到认可，沙图诺夫斯卡娅本人也很快被要求从苏联中央监察委员会退休。此后所有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再也没有出现“斯大林谋杀基洛夫”的说法。

　　作者只提到斯大林同谋论的说法未再出现，却未提到这是因为同谋论（无论归于谁）最基础的几个情节——5000卢布、可疑的10月15日事件、鲍里索夫被谋杀、雅戈达-扎波罗热茨阴谋链——都遭到了全盘否定。但沙图诺夫斯卡娅并没有放弃，仍然向诸如罗伊·麦德维杰夫的反斯大林人士推销自己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期间搜集到的谣言。其中最著名的一则莫过于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上收到数百张反对票的故事。米高扬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支持这一说法，他说自己在1956年仔细读过波斯别洛夫的报告后突然想起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在十七大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斯大林获得了许多反对票，但他描述这件事的三段话中没有一段是真的。首先，米高扬声称卡冈诺维奇是计票委员会的主席，然而事实上计票委员会的主席是弗拉基米尔·扎东斯基。米高扬还引用了自己的同学拿破仑·安德烈亚相的说法，似乎当时在他们小组清点的选票中就有25张反对斯大林的票。沙图诺夫斯卡娅则声称计票委员会唯一的幸存者是一个叫做维尔霍维赫的人，其余人都被处决。然而，米高扬和沙图诺夫斯卡娅都说谎了，事实完全不是如此。拿破仑·安德烈亚相的确是当时计票委员会第12小组的成员并活到了1973年。但他在1960年11月12日的解释报告中提到：“我记得我们当时有些愤慨，因为在一些不记名选票的名单上，斯大林的姓被划去了。我不记得有多少这样的情况，但我认为应该不超过三个。”安德烈亚相的说法与后来公开的计票结果一致的。沙图诺夫斯卡娅在1960年申请检查档案中的文件材料，当时的计票结果现在已经公开，一共1059张有效票。基洛夫获得1055票，只有加里宁和科达茨基获得了全部1059票，候补委员中右派得票数较低，李可夫、托姆斯基、格里尼科得票数都不超过900。与此相对的，米高扬则声称斯大林得到了287张反对票，并指出沙图诺夫斯卡娅在50年代亲自清点了这些选票。然而，这与沙图诺夫斯卡娅后来的说法有些许不同。沙图诺夫斯卡娅并没有声称自己亲自清点287张选票，而是号称有289张选票丢失了。根据沙图诺夫斯卡娅的说法，这些丢失选票全部都是反对斯大林的选票，并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烧毁了。当然，她没有给出任何证据。然而，当时检查的文件中实际上就包含了1059张选票，也就是说缺少的票数根本不可能是289张，最多也只能是166张。事实上，沙图诺夫斯卡娅自己在1960年写的一份报告中也承认了这一数据。而缺少166张选票这一事实本身也说明不了什么，因为选票缺少的情况并不稀奇。在1930年的十六大上也有134张选票缺失，甚至在1990年的苏联总统选举中发放了2000张选票，最后也只回收了1878张，缺少了122张，回收的选票中甚至还有54张是无效选票。这完全不代表说缺失的选票被销毁了，实际情况可能非常简单，有100多人没有投票，仅此而已。譬如历史学家普拉斯科维娅·库杰莉就没有参加十七大的投票而是提前离开了，当时还有相当多的代表感染了流感。

　　《基洛夫案》第十五章讨论了十七大的反对票问题，略过。事实上，联共（布）十七大选举能反映的情况相当有限。在十七大上，前反对派都表演为总路线的坚定支持者，因此这次大会也被称为“胜利者的大会”。但了解了反对派阴谋集团的存在后，我们知道这只是反对派的“假投降”策略。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回忆，自己在第一次恢复党籍时斯大林批评他总是对党不够坦诚，认为这比原则错误还要严重。季诺维也夫表示了对此评价的赞成，并保证自己已经充分认识了这一点，同时承认自己的宗派主义和错误的政治方向。加米涅夫也保证之前那个同党领导层做斗争的加米涅夫已经是一具政治尸体了。曾因领导托派集团而被开除出党的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发言时则激情号召参会者在投票时支持斯大林。是的，从表面上的发言来看这些前反对派们都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决定支持现在党的领导层。然而现在我们知道，这种被托洛茨基怒斥为“投降”的行为实际上都是演戏。真正目的在于在党内博取同情和信任并计划以阴谋的方式夺取政权，而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人都深知这一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被托洛茨基之子谢多夫明确报告为1932年新反对派阴谋集团的领导人。托洛茨基本人也于1932年初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写了一封信。和托洛茨基写给拉狄克的信一样，该信也只有回执保存在托洛茨基档案中，原件和副本极有可能都已被销毁。

　　作者在这里的论断完全基于他对基洛夫案的整体观点，即1932年集团一直存续到了1934/5年，这个极其隐秘的“托季右阴谋集团”中的成员通过完美的两面派手法成功骗过了当局和警方，直到其因谋杀基洛夫而暴露。但是，作者目前为止就此举出的证据却并不足以支撑这一观点，他不过是通过断章取义和扭曲事实才创造出了这套“令人信服”的反对派同谋论叙事。米高扬突然想起的第二件事也是一个著名的传说，似乎在当时有一些人想要推举基洛夫为总书记，米高扬声称基洛夫拒绝了并告知了斯大林，斯大林则将此事通知了政治局。然而，就连号称能接触所有档案，最厌恶斯大林的沙图诺夫斯卡娅，也没能在档案中找到证实此事的证据。她挑了一个很有其个人风格的方式，即引用他人在60年代提供的证词来证实，历史学家基里琳娜发现所有与此事相关的证词至少都是二手消息，有些甚至不是1934年的消息，而是1956年后听说的。这两则谣言甚至营造了一个很诡异的情况，仿佛在当时有很多人一边反对斯大林一边却又支持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基洛夫。因为在当时从各个角度来看，基洛夫与斯大林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分歧。一些人为了解释这个诡异之处，开始渲染斯大林与基洛夫之间的不和，但所依据的大多仍然是谣言。14：41

　　《基洛夫案》第十五章的讨论了谢巴斯季尼亚沃的证词，略过。最著名的一则便是在关于如何处置马尔捷米扬·留京上的分歧，这则谣言最早可以追溯到1936年12月在当时的孟什维克刊物《社会主义公报》上刊登了一封“老布尔什维克的信”，在这封信中就提到了这个桥段。声称1932年政治局在如何处置留京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地讨论。斯大林要求判处留京死刑，而基洛夫则坚决反对死刑，并争取到了大多数政治局成员的支持。然而，这封信的实际作者并非什么“老布尔什维克” ，而是当时流亡在法国的孟什维克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他后来声称这封信是基于他和布哈林在1936年的一系列谈话写成的。关于斯大林是否要求判处留京死刑的问题上也有完全相反的证据。留京在1930年第一次被捕后，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指出，将留京开除出党之后要把他送到一个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历史学家奥列格·赫列夫纽克，在研究过政治局的文件后承认：“目前没有找到任何档案文件能支持尼古拉耶夫斯基的证词。1988年关于为留京平反的情况的一份详细研究也没有找到任何关于政治局内分歧的证据。”15：24

　　对《老布尔什维克的信》和柳廷事件的讨论也是《基洛夫案》第十三章的内容，但这里依然有一些可说的。

　　在1930年初到达顶峰的苏联经济-政治危机为一系列反对派的重新活跃提供了现实土壤，在这些反对派中最为知名的（或许并不是最重要的）便是由柳廷领导的“马列主义联盟”（以前右派成员为主）。皮埃尔·布鲁埃在他的《1932年“集团”》一文中认为，“1932年集团”（其核心力量是伊万·斯米尔诺夫为首的、于1931年重建的托派地下组织）或至少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柳廷-斯列普科夫集团”（斯大林当局在1932年对马列主义联盟的称谓）是存在联系的，但双方依然是互相独立运作。然而，就在双方的合作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还没有开始的关头，柳廷集团就因其高调的行为，也就是到处散发著名的“柳廷纲领”，被破获了。从1932年9月马列主义联盟的几名主要成员（包括柳廷、乌格拉诺夫、斯列普科夫等）被逮捕开始，越来越多与该集团有牵扯的地下反对派成员被当局抓捕（应该注意马列主义联盟本身也是一个由好几个“圈子”合并而成的联盟性质组织）。在10月，阅读了“柳廷纲领”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被逮捕并被再次开除了党籍，他们二人随后被流放到了库斯塔奈。不久后，斯米尔诺夫的组织被破获，他本人也被逮捕。《1932年“集团”》写道：尽管如此，当这些文章出现在柏林的《反对派公报》上时，“集团”无论是否真的能够以其他方式表达自己，例如举行正式会议，都已经因其主要相关人员的被捕而终止了。谢多夫那封列出了集团组成部分的信同时提到了斯米尔诺夫集团领导人和斯米尔诺夫本人的被捕以及左翼反对派“老成员”的垮台。1932年12月6日来自莫斯科的一封信提到了11月24日和25日“埃斯蒙特集团”反对派...以及A·P·斯米尔诺夫本人的被捕。它提到了集团的其他“盟友”或“联系人”的命运，他们早些时候已经被逮捕：“加米涅夫被流放到了米努辛斯克，斯列普科夫被驱逐到了图伦，柳廷被关押在了车里雅宾斯克的隔离所。斯米尔诺夫已被建议他应该离开莫斯科。”另一封日期为1933年2月署名为TT的信（译注：这是托洛茨基最后一封从苏联收到的信）从表面上看是托洛茨基派的一个真正成员写的，信中列出了前几个月被捕的人，这些人要么属于组成集团的团体要么与集团有关联。

　　然而，作者在他讨论“1932年集团”的两部《反苏大阴谋》视频中对柳廷或马列主义联盟都只字未提。十分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奥尔忠尼启则身上，沙图诺夫斯卡娅等人抱着不同的目的想要找到“反斯大林斗士”“真正的列宁主义者”“温和派”“改革派”的典型来进行宣传。却选上了斯大林的两名亲密战友：基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为此编造了数不清的谣言和故事自此之后，他们的形象也就被严重歪曲了。甚至直到苏联解体前夕，米高扬之子谢尔戈仍然深情地赞颂基洛夫为“他那个时代的戈尔巴乔夫”，是“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寻路人。

　　这当然是事实，但在讨论赫鲁晓夫及其后继者对基洛夫形象的神化和扭曲时，是否也应该提一下这场针对基洛夫的造神运动是如何开始的？是否也应该考虑一下这些人对基洛夫的政治想象是否属于某个更大的历史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