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伯女真的后裔
当我们企图准确描述地球的物质状态和存在本质时，我们会向前追溯数十亿年假想宇宙大爆炸时的情景，那应该是地球开始形成的一个理由，一个起点；当我们想要科学地再现人类祖先波澜壮阔的迁徙史诗时，总会从第四纪冰川开始消退而一群群智人离开非洲大地向欧亚大陆四散流浪的洪荒岁月讲起，那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节点，一次充满激情的飞跃。虽然没有文字记述的遗留，但一系列借助现代科学手段所进行的考古研究成果足以证明那些曾经发生的大事件都是真实的、符合逻辑的，其演进过程是可以链接起来的，因此，也是能够被绝大多数理性的教育机构所谨慎采纳的关于地球与人类起源的观点。
上述文字是不是有点哗众取宠的意味？其实不然，它恰恰是我们写作此书之前必须确立的一个纲领性的表述，一个可以用来融会贯通的论证模型。我们的思想工具必须是符合科学准则的、灵活的和得心应手的，我们的表述必须是充满思辩色彩的、犀利的和符合逻辑的，我们最终所要确立的观点必须是颠扑不破的、接近真实的和经得起诘难的。
当我们兴高采烈准备展开此书内容讲述的第一时间，就遇到一个十分棘手并无法绕开的麻烦---锡伯族的族源问题，即锡伯族的太庙里应该供奉谁？之所以称之为“麻烦”，是因为“鲜卑说”这一学术假说在经过近几十年的经营和炒作之后，早已深入人心，成为锡伯族族源确认问题上难以颠覆的主流观点，而我们的研究成果却与其大相径庭，泾渭纵横。怎么办？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还是坚守孤岛为真理仗义执言？是弱化对峙、模糊分岐，还是将怀疑进行到底，将荒谬车裂解析？这是一个似乎可以得过且过的问题，谁是我们一脉相承的先祖或者说我们真正的祖先是谁？的确与我们今天的幸福和痛苦没有必然的关系。不是吗？我们认鲜卑这个与我们毫不相干的概念为我们的先祖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也并没有发生传说中真实的祖先针对不肖子孙雷霆震怒、滥施阴威的任何不吉祥的事件啊！
但有人偏偏就这么较真，如此执着，非要将自己经过很多年研究探明的真相公诸于世，不惜以一己之力面对一个庞大的阵营，这是因为他坚信那句箴言，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同时，他并不觉得认祖归宗是一件无关痛痒的小事儿，恰恰相反，这跟一个部族的尊严、荣誉、理性和薪火相传的血缘密码以及文化自信息息相关。一句话，认祖归宗是一件大事，来不得半点马虎将就和随意任性的态度，所以，为此书开宗明义，我们将用一个设问的标题展开对“鲜卑说”的一系列质疑。
一、对“鲜卑后裔说”的质疑
“鲜卑说”的始作俑者是清道光、咸丰年间在朝廷为官的福建人何秋涛。他在《朔方备乘》一书中第一次将锡伯和鲜卑拉在了一起，称：“鲜卑音近锡伯，今黑龙江境有锡伯一种，既非索伦，亦非蒙古，即鲜卑遗民也。”与他同时代曾任咸丰朝吏部侍郎的李文田也在《元朝秘史》注中说过类似的话。
实际上，有清一代，锡伯部一直是作为“满洲共同体”的一部分而被朝廷纳入自己的核心体制里的，只是以归属时间的早晚人为划分而自然形成“ice”（音伊车，意新）、“fe”（音佛，意旧）两大部分。努尔哈赤时代，经过数十年征战、招抚，基本完成女真各部的统一，初步形成以建州女真为核心，包括海西女真四部与部分野人女真的新的女真民族共同体。皇太极继任后，于1636年（清崇德元年）改族称为“满洲”（manju），立国号为“大清”（daicing），并将此后归顺朝廷的原女真各部遗民称为“伊车满洲”（新满洲），与之相对，此前业已在籍的女真共同体成员则被称为“佛满洲”（旧满洲）。比如，早年即率十个儿子并部人500户投奔努尔哈赤的苏完锡伯部首领索尔果（清初五大臣之首费英东之父，康熙朝顾命大臣鳌拜祖父），还有其他一些零零散散先后归顺后金政权的锡伯部人，理所当然均属“佛满洲”之列，而在清康熙年间才从科尔沁蒙古那里赎出的锡伯部则被冠之以“伊车满洲”。但无论“新”“旧”，均属满洲无疑，也就是说，双方当事人都认同锡伯部乃女真一部，与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同根同源。所以，何秋涛关于“锡伯即为鲜卑遗民”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太多响应，只是“一家之言”而已。
然而当时间跨入20世纪，接踵而至的一系列大事件不仅改变了世界格局和古老中国的命运，也颠覆了人们的经济生存状态和文化思维模式，为各种社会组织及个人提供了重新审视自己、重新定位自己的无限可能性。随着武昌城头的炮声响起，没落的大清王朝灰飞烟灭，几千年封建体制在华夏大地土崩瓦解。近三百年沉积的宿怨、仇恨一夜爆发，“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成为时代最强音，凡与“满洲”体制沾边的一切群体和个人，惟恐洗心革面不及，恨不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个时期，因为作为母体的“满洲”自身不保，“离心”和“摆脱”成了一种趋势，原先处于“满洲共同体”中的一些边缘分子自然脱落。1947年，一群锡伯族青年学者将稍加改动后的满文命名为“锡伯文”，而将锡伯部一直沿用的满语（确切地说是女真语）命名为“锡伯语”，实质性地迈出摆脱“满洲共同体”的第一步。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为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进行民族识别和民族划分工作，锡伯族作为有别于满族的独立民族取得政治身份和法律地位，并于1954年成立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开始走向政治新生和经济繁荣。作为一项宏伟工程，为年轻共和国各兄弟民族修史正名的工作悄然展开，《锡伯族简史》一书由锡伯族学者肖夫先生担纲主笔，正式以官方角度提出锡伯族是古代鲜卑后裔的史学结论，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论证了锡伯族族源问题。之后，“鲜卑后裔说”阵营迅速扩张，蔚然成势，其论证结果并被广大锡伯族民众基本接受。
综其所述，“鲜卑后裔说”的主要观点和给出的锡伯部族传承线索如下：
在历史上,汉文史籍对锡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写法,如须卜、犀毗、犀比、悉比、失比、失必尔、师比、西卑、室韦、失韦、斜婆、西伯、史伯、洗白、西北等等。
锡伯族是古代鲜卑后裔，“锡伯”音近“鲜卑”；“鲜”字古音为“xi”,因此“鲜卑”的正确念法应该是“xi bei”。
锡伯族是拓跋鲜卑的后裔，其祖先是鲜卑人走出兴安岭入主蒙古高原时留在故地守庙的一支部队。
在朝代更迭过程中，锡伯部族沿袭传承的线索为鲜卑-室韦（失韦）-西伯-席北-锡伯。
锡伯部族有自己的语言，归服满清政府后，逐渐习用满语和满文。锡伯部族原有语言应该与鲜卑语同。
锡伯部族图腾为“鲜卑瑞兽”。
锡伯部族是从《魏书》中记载的“鲜卑石室”即1980年被历史学者米文平发现的“嘎仙洞”走出来的。
…… ……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鲜卑后裔说”的论点几乎说服了我们，虽然这个结论因为缺乏必要的史实证据的链接而令人存疑，但想撼动它所造成的影响和业已形成的主导地位绝非易事。2009年初，我的小说《大清锡伯营》的创作被正式推上案头，这是一部全景式反映锡伯部族近二百年迁徙流变、生存状态的史诗性巨著，关于部族渊源的叙述成了难以回避的问题，必须给出一个既符合历史真实又符合逻辑推演的论证结果。于是，我开始了生命中又一次阅读高潮，从经典史籍到有关学术论文，从沉甸甸的专业著述到以宗谱形态存世的家族秘史，过眼文字当以数百万计。阅读的结果不仅加重了我们之前对“鲜卑后裔说”的所有质疑，而且通过逆史追溯的方法证实了锡伯部族扑朔迷离的真实渊源。
下面，我们将逐次展开对“鲜卑后裔说”的质疑。
（一）、纵横八百年，鲜卑像一颗熣灿的流星划过天空
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真实的鲜卑是个什么样的族群，为什么说锡伯部族不可能与鲜卑人具有传承关系？
1、鸡蛋遇到石头----鲜卑部族的第一次分化
史书记载，秦末汉初，北方匈奴头曼单于之子冒顿（mò dú）新继，其东部边界居住着一支东胡系游牧民族(此时尚未号称鲜卑)，他们的大人自不量力，看到匈奴正面临新老嬗替，以为与其争锋的时机已到，于是试探性地向匈奴这位新主提出无理要求，说：天下人都知道，单于袴下有一匹千里宝驹，能不能送给鄙人啊？单于没有拒绝，立即派人将骏马送给了这位大人。轻易得手后，大喜过望的东胡大人没过多久又提出一个更加荒唐的要求：单于帐中阏氏（yān zhī）的美貌天下闻名，能不能也送给鄙人啊？冒顿没有犹豫，立即又派人将自己的阏氏送给了他。单于麾下那些如狼似虎、纵横天下的王侯将军们不干了，这般奇耻大辱令他们热血沸腾，暴跳如雷，如何咽得下这口气？得寸进尺的东胡大人误以为冒顿是个胆小怕事的主儿，便将自己深埋在心底的真实图谋和盘托出，向匈奴提出非分的领土要求：能不能将那一片肥美的草原牧场也送给我们啊？！
冒顿大手一挥断然拒绝：不行！帐下那班王侯将军深感意外，有点不理解：单于肯将自己的宝马甚至尊贵的阏氏拱手相让，怎么会吝惜那一片草场？天下还有比土地草场更多的东西吗？
冒顿解释说：马和女人都是再生之物，而草原牧场却是我们生存的根基，寸土不能让！于是在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元年）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冒顿亲率数万早已怒火填胸的铁血将士对东胡大人的营地实施了长途奔袭，毫无准备的东胡人被杀得血流成河，横尸遍野，正搂着阏氏酣睡的东胡大人也束手就擒。结果很悲催，东胡大人人头落地，冒顿让人将其头盖骨里的赘肉剔尽，用牛皮包裹后扔在帐中的一个角落，当了自己的夜壶。
被打散的东胡余部哭天喊地，狼奔豕突，分别向东北和东南两个方向逃逸，躲进大兴安岭中部北段的鲜卑山和南段的乌桓山，从此成为鲜卑、乌桓二部，这是鲜卑部族见史以后的第一次分化。
匈奴人在冒顿时代正处于部族实力的上升期，经过长时间与中原的对峙状态，无论在军事素养、组织能力、动员机制及政治智慧等方面都远远优于东胡部族，以东胡大人如此下三滥的手段去羞辱和招惹这个对手，无疑于鸡蛋碰石头，是自取灭亡的愚蠢之举。经过这一劫难，鲜卑人灰溜溜地躲进深山老林里呆了二百年，在继续受匈奴人奴役的同时，只能远远地欣赏匈奴人与大汉帝国在辽阔的蒙古高原所上演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与和平。直到一世纪后半叶，匈奴人因草原旱灾和内讧而遭受两次分裂的厄运，并为躲避大汉帝国的持续打击而让出蒙古高原向西迁移，这才给裹着兽皮满身鱼腥味儿的鲜卑人和乌桓人走出大山的机会。
2、融合导致鲜卑人分化为诸多部族
公元46年（东汉建武二十二年），蒙古高原发生了空前的大旱灾，“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游牧于此的匈奴族，“人畜饥疫，死耗大半”（《后汉书·南匈奴传》）。在这样大饥馑、大癘疫的时期中，匈奴汗国分裂了。一部分匈奴人依附东汉，是为南匈奴。大部分匈奴人则向西方迁移，是为北匈奴。自是之后，匈奴遂分南北。公元91年，东汉复驱逐北匈奴势力于金微山（阿尔泰山）之外，北匈奴遂益更西徙，于以前西徙的匈奴人（郅支单于遗族）会合，越乌拉尔山及伏尔加河，将他们的帐幕安置于里海之北。二百多年后的公元4世纪六十年代，这支匈奴人的后裔突然出现在南俄草原的顿河左岸，在打败居住于此的阿兰人、东哥特人、西哥特人后继续向欧洲腹地挺进，兵锋所指，满目焦土，到公元5世纪初，已拥有欧洲之半（自高加索直达易北河），并立国于匈牙利平原。5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匈奴人在阿提拉（Attila）统率下，铁蹄踏遍大半个欧洲，大军直逼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城下，并深入高卢（现法国境内），攻陷奥尔良，当时的罗马人称其为“上帝之鞭”（The Scourge of God）,意即阿提拉是上帝派来惩罚欧洲的。
北匈奴西迁而南匈奴内附后，昔日金戈铁马、热闹非凡的蒙古高原一下成了无主的真空地带，一直居住在大兴安岭南部老哈河（西辽河南支）和西拉木伦河（西辽河北支）流域的乌桓乘机西渐填充漠南，而居住在大兴安岭中部北段的鲜卑则大踏步涌进漠北，双双做了蒙古草原新的主人，中国北部形势为之一变。
先是一直不堪忍受匈奴人奴役的乌桓在公元一世纪五十年代后，逐渐布满汉帝国沿边诸郡----自今山西、河北以北一直到内蒙古包头一带。东汉灵帝初年（公元168—189年），乌桓大体分成四部：即上谷部（郡治沮阳，今河北怀来县东南）、辽西部（郡治阳乐，今辽宁义县西）、辽东部（郡治襄平，今辽宁辽阳市北）、右北平部（郡治平刚，今辽宁凌源县西南）。
公元207年，曹操亲征屡犯北边的乌桓，并斩杀其统摄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部的军事首领塌顿及辽西部单于楼班、辽东部大人苏仆延等，将三部乌桓余众徙居塞内，他们很快就被汉部族同化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余留居塞外的乌桓人，到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尚有被列强雇佣去打仗卖命的事迹见史，但最终还是融合同化于汉人与鲜卑人中。
从公元1世纪后半叶始，在短短一百年时间里，鲜卑人不断移帐西进，到公元155年左右，他们的势力已经推进到原匈奴汗国的西部鄂尔浑、土拉河流域，由此开始了鲜卑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民族融合，没来得及逃走的匈奴余众十余万落稀里糊涂之间便淹没在滚滚而来的鲜卑风暴中。于是，若干年后，南部草原出现了“胡父鲜卑母”的“铁弗匈奴”（《魏书·鲜卑传》），阴山以北出现了鲜卑与敇勒混血后的陇右乞伏鲜卑，西拉木伦河一带出现了宇文鲜卑和段氏鲜卑，而更多的则是遍布草原腹地的“鲜卑父胡母之裔”（《魏书·鲜卑传》）拓跋氏（河西秃发氏）和慕容氏，后来又从慕容鲜卑中分化出西迁青海高原并与羌人融合而翻新的吐谷浑部。
公元2世纪中叶鲜卑各部推檀石槐为“大人”，建立了包括宇文、慕容、段、乞伏等部的军事联盟（此时的拓跋部尚在漠北南缘游离盘桓，势单力薄，未被纳入联盟），分东、中、西三部，各部均置大人统领，东汉皇帝还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檀石槐建廷于高柳（今山西阳高县西北）北三百余里弹汗山（今河北尚义县大青山）的歠仇水（今东洋河）上，与东汉帝国对峙。《三国志·魏志·鲜卑传》中描述，其疆域“南钞汉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络山川水泽盐池甚广，有控弦之士十万，兵马甚盛。”
这时候的各部鲜卑与走出大山前的鲜卑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他们的血液中奔腾着匈奴、丁零（敇勒、高车、突厥）、柔然（蠕蠕）、汉、乌桓及西羌等诸多部族的基因，从容貌、形体、语言及生活方式、行为特点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各部之间的差异也开始凸显：坐拥蒙古高原西部的拓跋氏、秃发氏和乞伏氏更多地融合了高车、柔然等突厥血统而具有突厥化的色彩（见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及申宪《试论拓跋鲜卑部落联盟中的匈奴、高车、柔然族成分》一文）；而地处东部的宇文氏则为“匈奴种，出于辽东塞外，其先南单于远属也，世为东部大人。其语与鲜卑颇异。”（《魏书·鲜卑传》）而后来从宇文鲜卑中分化出来的库莫奚（或奚族）和契丹都属于蒙古语族便是明证。东部鲜卑的另一支段氏，曾一度十分强悍，长期与宇文部、慕容部兵戎相见，争霸辽东，史书记载这一支自称鲜卑的部落其成分更为复杂，除少量王族和军事贵族为鲜卑、乌桓外，多为各部流民和汉魏“逃塞者”构成。
3、“五胡乱华”----十六国中有多少鲜卑人建立的政权？
三国曹魏时期，九品中正制的采用和“五等爵”的恢复，为世族门阀势力的出现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久而久之，便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的现象。到了西晋初年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晋武帝司马炎竟然分封了57个宗室诸侯王，以郡为国，允许私养兵马。这些诸侯王食邑户数加起来有60万户，接近当时全国总户数377万的六分之一。这些诸侯王随着土地所有权的不断增加和家族财富的快速积累，开始向中央政府索取更多的独立主权，由此，司马王朝的皇权被严重削弱。
公元290年，晋武帝死，太子司马衷继位，即晋惠帝。这是个智力十分低下而昏庸的皇帝，恰好给皇后贾南风干预朝政提供了便利。贾后凶险多诈，与楚王司马玮合谋，滥杀朝廷大臣，废除逼死皇太后，诬陷并杀害太子遹（惠帝独生子，为后宫谢玖所生），引起诸王强烈不满。公元300年4月，赵王司马伦首先发难，起兵杀了贾后及侫臣张华、裴頠等。次年正月，司马伦又废晋惠帝，自立为帝，这就引发了一场愈演愈烈的皇族争夺政权的战争，因前后有八个诸侯王参与这场战争，所以史称“八王之乱”。
诸王在这场混战中利用和雇佣塞外少数民族势力参加内战，造成他们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匈奴、鲜卑、羯、氐、羌等部族纷纷乘乱入塞，割地称王，建立政权，相互攻伐，直接导致了西晋王朝的灭亡，这便是个别史学家称其为“五胡乱华”的时期，掀起中原地区二百多年的胡汉移民狂潮和民族大融合，历史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
所谓“五胡十六国”是指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期间（公元304-439年），在中国北部境内裂土称王的五个北方民族及其所建立的割据政权。五胡即指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个少数民族；十六国是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成汉。其中由鲜卑人建立的政权分别是：
前燕，慕容鲜卑慕容皝于公元337年建立，历三代至公元370年为前秦苻坚所灭。先都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北），后第二任君主慕容俊移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统治区域为今冀、鲁、晋、豫、皖、苏的一部分。
后燕，慕容鲜卑慕容垂（前燕慕容皝第五子）于公元386年建立，历五代至公元409年为高云所灭。国都中山（今河北定县），统治区域为今冀、鲁、辽、豫、晋的一部分。
与后燕同时建国的还有一个西燕，也是鲜卑慕容氏，其主慕容永和后燕国主慕容垂都以复兴燕国相标榜。他们虽然同样是“国之枝叶”，却有亲疏远近之分。慕容垂是慕容廆的裔孙，决然容不得作为宗室疏属的慕容永“僭举位号，惑民视听”，并发誓：“终不复留此贼以累子孙也”（《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于是，公元393年慕容垂出兵开始攻打西燕，并于次年四月杀慕容永，灭西燕。从公元384年第一代国主慕容泓改元到公元394年慕容永被杀，短命的西燕只存续了十年时间。
南燕，慕容鲜卑慕容德（前燕慕容皝幼子）于公元389年建立，历二代至公元410年为东晋刘裕所灭。国都广固（今山东青州市），统治区域为今河南、山东的一部分。
慕容部应是一支乘乌桓内附入塞而南下的鲜卑人，因皮肤较其他鲜卑部人白晰而被称为“白部鲜卑”。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鲜卑中部大人柯最阙，居慕容寺，后以为姓氏，遂称慕容氏。西晋初，慕容部首领涉归被加封为鲜卑单于，后因其小儿子若洛廆廆（音wěi，即慕容皝之父慕容廆）是嫡出而继任单于，庶长子吐谷（音yù）浑一气之下带着自己的部众1700多户远走他乡，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向西迁徙，最终来到今甘肃临夏西北的羌人居住区----罕原草原。在征服当地羌人，并陆续攻占南到今四川阿坝、松潘，西到鄂陵湖、扎陵湖，东西绵延数千里的广袤地区，然后建立了鲜卑人与羌人的联合政权，定都伏俟城（今青海共和县石乃亥乡北，东距青海湖7.5公里的铁卜加古城遗址）。
吐谷浑死后，为了永远记住他的功勋，其孙叶延便用祖父的名字做了王族的姓氏，并立国号为吐谷浑。从公元313年立国，到公元663年为吐蕃所灭，吐谷浑政权共存续350年之久，与那些熙来攘往的历史过客们所建立的短命王朝相比，算是很幸运的了。
北燕，鲜卑化汉人冯跋于公元409年建立，历二代至公元436年为北魏所灭。国都中山，统治区域为今冀、鲁、辽、豫、晋的一部分。
西秦，乞伏鲜卑国仁于公元385年建立，历四代至公元471年为夏所灭。先后定都于勇士城（今甘肃榆中县西北）、金城（今甘肃兰州）、苑川（今甘肃榆中县西北）和袍罕（今甘肃临夏市），统治区域为今甘肃、青海一部分。
乞伏国仁的先祖从汉末民族大迁移时代开始，自漠北南出大阴山，迁往陇西。在迁移的过程中，乞伏、如弗斯、出连、叱庐四个部落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小的部落联盟，他们共同推举骁勇善战、雄武能射的乞伏部一个酋长为统主，这位鲜卑族的四姓可汗便称为乞伏可汗。大约在公元3世纪末，他们在苑川水、度坚山（今甘肃靖远县境内）、麦田山（今甘肃靖远县东北）、勇士川（今甘肃榆中县东北）一带定居下来游牧于此，部落很快得到发展。淝水之战后的公元385年，乞伏鲜卑尊长乞伏国仁便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建立割据政权，划地而治。
南凉，秃发鲜卑乌孤于公元397年建立，历三代至公元414年为西秦第三代国主炽磐所灭。国都乐都（今青海乐都县），统治区域为今甘肃、青海一部分。
南凉主秃发乌孤，鲜卑族人。“秃发”即“拓跋”的异译。汉、魏之际，拓跋氏一支由部族酋长秃发匹孤（北魏圣武皇帝拓跋诘汾长子，北魏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长兄）统率，从塞北迁到河西，遂被称为河西鲜卑，这支鲜卑人与后来建立北魏并统一中国北方的拓跋鲜卑是同根同祖。他们在“东至麦田山、牵屯山（今宁夏固原县西），西至湿罗，南至澆河（今青海贵德县境内），北接大漠”（《晋书·秃发乌孤载记》）的地域定居了两个多世纪，从事游牧和农业生产。
秃发乌孤于公元397年自称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后改称武威王，建立割据政权，定都乐都。
从“八王之乱”开始，中国北方陷入长期的混乱局面，五胡各路豪强上演了一出“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闹剧，直到拓跋鲜卑走上舞台，才彻底结束了十六国先后裂土称王的分裂局面，统一了中国北方，隔江先后与宋、齐、梁、陈等王朝对峙，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
4、虎头蛇尾----拓跋鲜卑从底定中原到悄然消亡
“鲜卑说”并非泛称锡伯乃鲜卑后裔，而是明确指出锡伯部族系拓跋鲜卑之后裔。这一严重缺乏考察印证、史实链接和逻辑推演的假说妄断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已经影响深远，形成压倒态势，并在百姓认知系统中打下深切的烙印。显而易见，历史真实的帷幕如果没人掀起，曾经的历史真相就无从还原，但这的确需要勇气。
下面，我们先看看史书中是如何记载拓跋鲜卑这个部族形成、迁徙、流变乃至消亡的过程的。
据《魏书·序纪》载，鲜卑之先“积六十七世”，到了拓跋氏远祖成帝毛时（约在公元前2世纪后期至1世纪前期左右，相当于西汉武帝在位期间），为“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所谓“国”，当指氏族集团或部落；“大姓”，是比氏族较小的家支。毛所在的时期应该是鲜卑人被冒顿单于击败赶进大山稍后一些，从《魏书》叙述的语气看，毛似是部落联盟的酋长。所称“皇帝”，为拓跋珪时追尊。毛下传五世而至宣帝拓跋推寅（约公元1世纪前期），正值东汉初年，北匈奴西迁，南匈奴保塞，拓跋鲜卑乘隙第一次南迁到了“大泽”，即今呼伦池（达赉湖）。由于此处方圆千里多为沼泽，阴冷潮湿且不适合游牧生活，于是推寅计划率部再向南迁徙，但未能成行便病重而殁。
到了推寅六世孙献皇帝邻时，由于氏族部落发展到一定规模，需要更大空间以适应其生存，于是再谋南移。年老体衰的邻将首领位传与其子诘汾（圣武帝），希望由他来完成自己的夙愿。诘汾遵命率众南迁，几经险阻，才到达匈奴故地，即今河套北部固原阴山一带。这里水草丰美，树木繁茂，是牧猎的好场所，并接近了中原文化。诘汾统领部众南迁时，约在公元160至170年之后，即东汉桓、灵二帝之际，当时正是檀石槐部落联盟强盛时期。
这一部鲜卑进入匈奴故地后，迅速与留居此地的匈奴融合，并以“拓跋”之称见于史籍。据后人研究，“拓跋”的含义，乃是北人谓鲜卑父、胡（匈奴）母所生后代之意，《魏书·序纪》也谈到力微是其父诘汾与匈奴故地之天女结合所生。实际上这是北魏统治者出于某种需要给鲜卑与匈奴通婚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另一方面，将力微推尊为“始祖神元皇帝”也多少透出这样一个信息，即北魏统治者有意暗示此后的鲜卑虽由此前的鲜卑传承而来，但在血统人伦、部族文化及宗教习俗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与南迁西进之前不可同日而语。
“始祖神元皇帝”力微因为是诘汾嫡出，得父亲传位而统领部族本支，诘汾庶长子匹孤只好率众从塞北迁居河西，这是拓跋鲜卑的第三次迁徙。史书中将这一支称为“秃发”，“秃发”即“拓跋”之异译。力微统领的拓跋本支原游牧于上谷（治今河北省怀来县）以西和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东北）一带，由于受西部鲜卑大人蒲头的袭击，部众离散，力微投依于五原郡（治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没鹿回部大人窦宾（纥豆陵宾）之下。248年（曹魏正始九年），力微杀窦宾子，并其众，诸部大人悉款服，势力增强，控弦之士达20余万。
拓跋力微在位五十余年（公元220-277年），通过一系列部族内部整合的有效措施和对外（曹魏、西晋）和好的外交政策，为拓跋鲜卑的崛起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相传数代到了拓跋什翼犍时，于公元338年（东晋咸康四年）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建立代国。公元376年，前秦苻坚发兵20万，一举将代国夷为平地。只带一小部分亲信逃脱的什翼犍也被长子拓跋寔君弑杀，跟他一起被杀的还有他的6个皇子，拓跋寔君的异母兄弟们。
听到这个消息，深受儒家纲常伦理熏陶的苻坚雷霆震怒，立即命令回撤途中的前秦大军又拨马杀回云中（今山西大同），彻底清除了代国内部大屠杀的刽子手们，首恶拓跋寔君被押解到长安执行了车裂死刑，苻坚还诏告天下：“以后谁再敢杀自己的父亲，被车裂的拓跋寔君就是下场！”
在这场宫廷惨案中，有一个6岁的皇孙幸免于难，他就是后来大魏（史称北魏）国的缔造者魏道武帝拓跋珪。拓跋珪16岁那年（公元386年）依仗其母所属的贺兰部支持，在牛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大会诸部，即代王位，同年又改国号曰魏，称登国元年，并迁都盛乐。
立国之初，拓跋珪所面临的处境真可谓是被虎视眈眈的强邻四面合围，险象环生----南有独孤部，北有贺兰部，东有库莫奚，西有铁弗匈奴，阴山以北有柔然与高车，太行山两边又有后燕和西燕。于是年轻的皇帝有条不紊地开始了他的征服计划----先败独孤、贺兰部，再败新贵刘显部，然后一举荡平铁弗匈奴刘卫辰（刘显之父），继而兼并了高车、库莫奚，最后于登国十年（395年）十一月十日在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城县西北五十里石匣子沟）这个地方一战击溃后燕主力，并阬杀后燕降兵5万人，导致后燕无力再与北魏争雄，彻底奠定了北魏政权在中国北方持久稳固的基业。公元398年，拓跋珪又将都城迁往平城（今山西大同），次年，改称皇帝，是为魏道武帝。
不幸的是一代英主拓跋珪是一个十分任性并残暴的皇帝，因为钟情于自己的小姨妈且不顾母后反对，设计杀死小姨父而将小姨妈占为己有，并立为贺兰妃，生子拓跋绍。后来又一心想长生不老而迷醉于炼丹方术，常常服用带有朱砂和石英有毒成分的“寒食散”，导致心情狂躁，随便杀人。公元409年的一天，他破口大骂贺兰妃，并声言要杀她。贺兰妃惊恐之余，向自己的儿子拓跋绍求助。儿子趁黑夜摸进皇宫，手刃父皇，刺杀了时年才39岁的拓跋珪，弑君杀父的悲剧又一次在拓跋皇族中激情上演。
之后，北魏在其第三任国君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完成了翦灭中国北方剩余敌对势力的事业，统一了黄河流域，与江南的刘宋王朝形成对峙格局。《魏书》中记载，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地处大兴安岭东麓的乌洛侯国使者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于是，太武帝拓跋焘派中书侍郎李敞前往祭拜，并在石室内镌刻了祝文，落款写着“荐于：皇皇帝天，皇皇后土。以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这个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甘河北岸的石室于1980年被学者米文平发现，成为震动当时史学界的一件奇事，当地的鄂伦春人称这个石洞为“嘎仙洞”。
到了魏孝文帝元宏（改拓跋为元姓）时期，一系列旨在加速鲜卑部族汉化和封建化的改革措施，开始将这个昔日纵马驰骋、横绝广漠的游牧民族从经济基础、文化形态、心理认同到思维模式逐渐溶于华夏文明的滔天巨浪中，成为其中一朵无形的浪花。
孝文帝元宏继位之初，北魏统治下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激烈，鲜卑人氏族奴隶制形态与中原业已成熟的封建社会水火难容，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阻力和社会稳定的根本隐患。为了削除和解决这些矛盾，强化和稳固北魏政权，孝文帝于太和九年（公元485年）颁布均田令，促成进入中原的鲜卑族人弃牧从耕，加快了封建化进程。又于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经过深思熟虑将国都从平城迁往洛阳，跟随迁徙中原腹地的还有大量鲜卑族人。
如此还觉不够，在迁都洛阳后的几年里，为了加速鲜卑人的汉化，孝文帝又实行了以下重要改革：一是禁鲜卑语，以汉语为北魏惟一通行的语言。他曾对群臣说：“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汉语）。年三十以上，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所宜深戒”（《北史·魏咸阳王禧传》）。
二是改鲜卑复姓为汉字单姓，并从自己皇族做起。于是改拓跋氏为元氏，改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乌丸氏为桓氏，素和氏为和氏，步大汗氏为韩氏，纥豆陵氏为窦氏，乌洛兰氏兰氏等等，凡皇族九氏与部落一百一十八氏全改成了汉字单姓。
三是禁胡服。鲜卑族起自塞外，其俗编发左祍，与中原及南朝汉民的着装礼仪正好相反。孝文帝还特意钦定专人负责设计新式服装，并在两次出巡回京时发现满街妇女仍着旧装招摇过市后，在第二天的朝会上，将尚书令当面训斥了一顿，责令他限期实施此项改革，足见其对禁着胡服的关切程度。
四是改定郊祀宗庙礼。北魏王朝前期有一种“祀天于西郊”的仪式，一年举行一次，是拓跋氏一直保持下来的古老的原始崇拜典仪。到了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索性下令将西郊祀天仪式给废除了，之后，孝文帝开始采用汉地帝王的祭祀天地仪式，圆丘祭天，方泽祭地，以祖宗配天，祭的是天皇大帝和五方上帝这些汉文化的神祉。放弃本部族崇拜的天、神不祀，改而祭祀别的天、神，这在鬼神迷信盛行的时代里，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改革的内容主要还有改官制和改定律令两项，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孝文帝和他的高祖魏太武帝拓跋焘都经常标榜自己是黄帝后裔，他和拓跋焘都曾说过：“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资治通鉴》齐明帝建武三年）。孝文帝这种不失牵强的解释实际上是为他实施的改革找到一个理论根据，无非是想通过这样一种颠覆式的改头换面，说明北魏王朝是华夏正统文化的继承者，从而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夯实基础而已。
总而言之，孝文帝推行均田制并迁都洛阳，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十六国混乱局面以后的北方社会经济，并给隋唐时期在均田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繁荣准备了前提。而其它一系列改革措施，又缩短了鲜卑族人向封建化飞跃的过程，为鲜卑族和汉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客观地讲，孝文帝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对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各民族的融合作出了贡献，不失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然而，北魏王朝在孝文帝之后却不知不觉走向衰亡的深渊，这与他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是他没有料想到的。公元524年，北魏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六镇起义”，这是一场以职业军人为主导的边民暴动，一直持续了七年，给北魏王朝以沉重打击，从根本上动摇了拓跋氏的统治基础。起义烽火尚未扑灭，宫廷政变接踵而至，孝明帝元诩（孝文帝之孙）武泰元年（公元528年），年轻皇帝因不满胡太后干政专权，遂密令驻扎在晋阳的大将尔朱荣带兵进京以清君侧，结果消息不幸泄露，自己却被亲生母亲胡太后活活毒死。随后，拥兵自重的豪强尔朱荣集团与高欢集团展开疯狂的政权之争，北魏分裂为西魏和东魏。再后来，东魏权臣高洋（高欢次子）干脆毒死皇帝元善见，于公元550年自立为北齐皇帝。而西魏权臣宇文觉亦不甘落后，在公元556年逼西魏恭帝元廓将皇位禅让给他，建立了新王朝北周，与北齐和南方的梁朝鼎足对峙。公元581年，北周静帝宇文阐又不得已将皇位禅让给了随王兼丞相的杨坚，而杨坚登极后改“随”为“隋”，中国历史由此进入其后的隋唐时代。
称雄一百多年的北魏王朝在其立国之初，东征西伐，澄清寰宇，踩列强于铁蹄之下，灭诸侯于挥戈之间，意气奋发，虎虎生威，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闪亮登场”。及至衰微消亡，却也太过悄然无声，既没有垓下被围四面楚歌的悲壮，也没有野狐岭尸横遍野的惨烈，就像一群哀鸿凄然旋飞于血色黄昏，鸣声渐远，隐没在历史寥廓的天幕之外，不由得令人扼腕太息！
隋唐以后，那些内迁中原的大量鲜卑族人很快溶于华夏文明之中，成为其遗传集合密码中一个不起眼的基因。而当时留驻塞外的其余鲜卑族人也不可思议地被新兴的突厥、室韦及回鹘等部族所同化，连一点回响都没有。就这样，鲜卑作为一个主体民族正是在这个时候被历史无情地注销并彻底消亡了，在人类生生不息进化流变的舞台上，只扮演了一群历史过客的角色。
（二）“鲜卑说”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
我们对鲜卑人的叙述似乎显得有点冗长，但这对充分而清晰地展开我们的论证是有必要的。只有当远在2000多年前见史而在1400多年前又悄然消亡的鲜卑人划过历史夜空的曳光轨迹如此完整而真切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才有足够的证据来证实对“鲜卑说”的所有质疑，这种釜底抽薪的尝试实际上能让我们直捷了当地获得一个关于本体的认知----“鲜卑说”归根结蒂是一个伪命题。
1、“鲜卑说”无法链接鲜卑消亡与锡伯见史之间长达一千年的历史空白
所有历史文献都明确显示，隋唐以降，鲜卑人就像一把盐溶进其他民族种群构成的汪洋中被稀释消亡了，再没有以一个主体民族的形态向下传承，这也充分说明，所谓民族只是一个在一定历史范畴的规定中得以存在的概念而已，放在历史坐标的纵轴上用时间表示，只不过有长有短而已。
按照一种新的关于历史解释的方法，短暂的隋王朝也好，辉煌的唐王朝也好，其实是华夏文明的主要载体---汉民族的复国形态。虽然那个威服四海八方来贺的唐太宗李世民血管里流淌着四分之三的鲜卑血统（其祖母、母亲和妻子均为鲜卑望族），但仍理直气壮地以大汉民族的嫡传正统自居，这自然与华夏文明依父系递嬗的封建秩序有关，但多少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心理的一般性状态，帝王尚且如此，何况芸芸子民呢？所以我们不难想象，即使在当时的唐帝国北方生活着无数北魏鲜卑遗民，两三代之后，主动消亡和被同化消亡是很自然的事儿。
塞外的情况又如何呢？早在北魏末年，阿史那氏突厥就已摆脱柔然的控制而迅速崛起，到了隋文帝时，突厥已在蒙古高原建立起强大的突厥汗国，并不断侵扰隋帝国北部和西部边界直至唐初。而曾经以游牧的方式繁衍栖息于蒙古高原腹地的拓跋鲜卑人自然成为突厥汗国的属民，本身已经突厥化多时的这些鲜卑部族不可避免地溶入突厥种群，悄无声息地消亡了。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一个在长达八百年的时间里不断制造奇迹的民族就这样消亡了，直到一千年后，当锡伯部族以鲁莽的姿态走上历史舞台时，有人才又想起那些曾经问鼎中原、牧马河洛的鲜卑人来。
“鲜卑说”的支持者们开始煞有介事地添补起这一千年的空白，于是乎凡与xibe读音相近的族群都被生拉硬扯地用来作为链接使用，比如犀毗（犀比、师比），比如斜婆，比如室韦，比如库莫奚（就因为族称中有个奚字），从北魏向上追溯，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西汉时称须卜，东汉时称西僰(bó)等等。
这种严重缺乏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文献学及民俗学等复合证据链支持的不合理判断确实贻害不浅，因为绝大多数人群已经习惯于接受并帮助推介一个现成的结论，即使是认祖归宗这样重大而严肃的问题亦复如此。于是，穷经皓首的苦差事就落在了喜欢提出质疑的个别人肩上。
我们先看看“须卜”和“西僰”是怎么回事儿。
《后汉书·南匈奴传》载：王昭君于汉元帝时以“良家子”的身份入选掖庭，入宫数年因不得见御，积悲怨。公元前33年，南匈奴单于呼韩邪来朝，汉元帝敕以五女赐之，王昭君遂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王昭君嫁于呼韩邪后，生有一子，名伊屠智伢师，后为匈奴右日逐王。公元前31年，呼韩邪亡故，按匈奴“父死，妻其后母”的风俗，王昭君忍辱又嫁给呼韩邪的长子复株累单于，又生二女，长女名须卜居次（“居次”意为公主），次女名当于居次。
实际上“须卜居次”原名伊墨居次云，因嫁于须卜当而改称须卜居次。须卜当时任匈奴右骨都侯，后被王莽强立为匈奴单于，死于公元18年。《后汉书》及《晋书》中都记载，须卜氏是当时匈奴四大世袭贵族之一，常与单于通婚，在帝国体制内长期处于位高权重的显赫位置，后改汉姓为卜。由此我们知道，须卜是匈奴部族的一个姓氏，并非鲜卑的异写。以鲜卑人当时正受匈奴人奴役驱使的地位而论，又怎么能跻身匈奴帝国贵族豪强之列呢？更何况两家又是宿敌世仇啊。
说“西僰”是鲜卑或锡伯的异写就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荒唐事儿了。
西僰，古族名，春秋前后居住在以僰道为中心的今川南及滇东一带，汉司马相如《喻巴蜀檄》中有云：“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墯怠。”司马相如是汉朝大文学家，景帝时，携寡妇才女卓文君私奔成都，以一篇《子虚赋》得武帝赏识，封为郎官，后又任命为中郎将，令其持节出使拢络西南夷，打通了中原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关系。作为当事人，司马相如的记述非但真实可信，而且完整系统，对西僰及相关部族的来龙去脉交代得很清楚，所以我们断定，西僰与鲜卑或锡伯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存在。据当代一些学者考证，西僰应是现今白族及傣族的先祖。
在论述鲜卑与室韦的关系时，“鲜卑说”往往闪烁其辞，有始无终，浅尝辄止。说北魏灭亡后，鲜卑人改称室韦是所有“鲜卑说”持有者们的一般性共识，但我们发现，对室韦这个所谓“鲜卑传人”，“鲜卑说”却少有成体系和令人信服的研究文字。他们一定是掉进了自己挖掘的魔坑里难以自圆其说，为什么呢？因为对室韦的探究会把他们引领到一个自否的命题里---室韦原来是构成蒙古部族的主体人群，这在史学界已成定论。
实际上，北魏时室韦这个称谓已经见于各种文献，也就是说，室韦和鲜卑是同时代的两个部族主体，不存在传承关系。室韦一词，是蒙古语“森林”或“林中人”的意思，应该是他称，而不是这些部族的自称。室韦有很多独立的部落，并不相互统属，这说明“室韦”一词是中原人或鲜卑人对生活在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及外兴安岭广袤森林地区所有部族的统称，就像成吉思汗时代将生活在蒙古高原西北部杭爱山脉一带的许多部族即后来的卫拉特蒙古人统称为瓦喇----“林中百姓”是一个道理。
由于室韦是一个庞大而松散的群体，从北魏到唐中期并没有对中原构成威胁，所以各类文献中关于室韦的记载十分笼统且多有相左之处。直到公元8—9世纪，中原王朝才对生活在呼伦贝尔周围的室韦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这个时候，史官笔下的室韦已经被逐渐称为达怛（元代时被译作塔塔儿）了，这是因为在室韦众多部落中，当时的达怛比较强盛而名声在外，所以它仍是一个以偏概全的统称。
历代史书中对达怛（塔塔儿）部族来龙去脉的记述语焉不详，一般都将其纳入室韦人群一言以蔽之。实际上，达怛应该是受当时突厥汗国挤压而东迁南移的柔然人的后裔。史书有载，突厥人崛起后大破柔然，柔然王子庵罗辰率余部东走黑龙江上游一带游牧，不知所终。南北朝时南朝史书中提到柔然时称檀檀（音tā）,这可能与柔然第十代可汗大檀（亦称檀檀）的名字有关。柔然虽败于突厥，但毕竟是建立过强大帝国的部族，比之那些一直生活在大兴安岭周围的众多室韦人群，无论在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治邦经验还是在文化传统、思想意识等诸方面都有着绝对的优势，所以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达怛（塔塔儿）都以强盛者的姿态令周边的室韦部落且敬且畏，不敢与之结怨相敌。直到12世纪后半叶蒙古人的崛起，才最后征服了这个世仇达怛（此时已译作塔塔儿）。而这群最初的蒙古人正是曾经在黑龙江中游今黑河市一带栖息生活的蒙兀室韦，于唐末宋初翻越大兴安岭西迁至肯特山斡难河流域后，衍生出构成后来蒙古人核心群体的乞颜部（成吉思汗家族出于此部）、泰赤乌部及主儿乞部。之后，其余室韦部落也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的伟大战争中被悉数纳入新兴的帝国体制里，成为蒙古人的一员。
库莫奚源出鲜卑宇文部，其见诸史册的年代大约在公元388年（北魏登国三年）左右。此前不久，曾发生过慕容皝大破宇文部的历史事件，宇文部由此分裂为契丹与库莫奚。宇文部来自匈奴是没有问题的，这在当时的史记文献中有清晰叙载。《金史》（卷六十六·列传第四）中载：“奚，与契丹俱起，在元魏时号库莫奚，历宇文周、隋、唐，皆号兵强。其后契丹破走奚，奚西保冷陉，其留者臣服于契丹，号东、西奚。厥后辽太祖称帝，诸部皆内属矣。……奚有五王族，世与辽人为婚，因附姓述律氏中，事具《辽史》，今不载。”
其实，“库莫奚”一词就是突厥语kumqi的音译，意思是“住在沙漠里的人”。“库莫”（kum）是“沙漠”，“奚”(qi)是“……的人”或“者”,与现代维吾尔语中的taranqi(种田人)、kazanqi(修锅人)、yaz-huqi(作家—写书人)等等属于同一构词形态，而现代维吾尔语中仍将居住在沙漠里的人群称之为“kumqi”。这一族称说明库莫奚居住的地方距离沙漠不远，而隋朝以后的文献记载中却省掉“库莫”简称“奚”，显然是个别不懂突厥语的中原史官一厢情愿的任性作为。与当时遍布北方的铁勒诸部一样，库莫奚也将其部落首领称之为“俟斤”，而据中外学者考证，“俟斤”一词系突厥语irkin的音译。
从北魏初年见史直到13世纪淡出历史视野，库莫奚（或奚）坚忍不拔地在强邻环抱的狭小夹缝中生存了近千年，这不能不算是个奇迹，但它最终还是没有抵挡得住来自蒙古高原的征服风暴而被卷进成吉思汗构建的庞大帝国体制中灰飞烟灭了。
库莫奚源出于突厥系的匈奴，又消融于跟匈奴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蒙古，像一匹走失的马驹成年后又回到马群里一样，在北方寥廓的苍穹下划了一个偌大的弧，除了在鲜卑人入主蒙古高原期间为了生存而盗用其名号也自称鲜卑之外，实在跟鲜卑或后来的锡伯没有任何传承关系。
犀毗（师比）乃鲜卑一词异写，语出《汉书·匈奴传上》：“黄金饬具带一，黄金犀毗一。” 颜师古注：“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
斜婆，语出《金史·完颜安国传》：“完颜安国，字正臣，本名阇母。其先占籍上京，世有战功。祖斜婆，授西南路世袭合札谋克。”这里说得很明确，“斜婆”是完颜安国的祖父，曾被授予大金国西南路世袭合扎谋克官职。
至于席北、西卑、西北等，都是清初锡伯见史以后后金及满清史籍中的记述，是“锡伯”的异写。同一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区别呢？这应该是满语文特殊的读写方式造成的。满文“锡伯”一词的拼写形态为sibe（穆氏转写，si音xi），而“锡伯的”一词的拼写形态为sibei（也可以分离书写为sibe i ）。在满语语法中，这个i在一般状态下是不能省略的，不像汉语可以省略（比如汉语“北京人”其实略去了“北京的人”中的“的”，而满语“bei jing i niyalma”中的“i”则不能省略），所以在发音上sibei便被念成“席北（西北、西卑）”，“锡伯”一词也就有了同义异写的现象。
从以上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鲜卑说”给出的传承线索完全是脱节的，支离破碎的，相互矛盾的和无法链接的。一个历史命题的求证过程不能如此潦草，必须给出符合逻辑的、严丝合缝的、经得起推敲的论证步骤才能令人信服。当然，在历史已经无法复制的情况下，致力于企图添补两个本来就没有传承关系的主体之间长达上千年的空白，确实是一件作茧自缚异想天开的荒诞事儿，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与反逻辑的指鹿为马一样永远不可能自圆其说。
2、鲜卑真的留下一支人马去守那个“嘎仙洞”吗？
公元443年，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四年春三月，远在北方难水附近的乌洛侯国遣使臣到京都平城朝贡，“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魏书·礼志》）。
拓跋焘听后非常重视，马上派出以中书侍郎李敞为首的庞大朝觐队伍赶往石室，以皇祖可寒、先妣可敦名义行告祭事，并将祝文凿于石室岩壁而还。其后，北魏及后世文献中再无记载，久而久之，石室确切位置竟成了千古之谜。直到公元1980年7月30日，执著率性的考古学者米文平第四次探访位于大兴安岭北段崇山峻岭中的嘎仙洞，并在洞内岩壁上无意间发现那个祝文字迹时，才证实了《魏书》中记载的“鲜卑石室”的存在。
嘎仙洞，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北约10公里嫩江支流甘河北岸。其地峰峦层叠，树木参天，松桦蔽日。洞在峭壁之上，高出平地约5米，洞口西南向，南北长90多米，东西宽27米许，高20余米。洞内西壁距洞口15米处，有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摩崖铭刻祝文遗迹，当地鄂伦春人将此洞奉若神明，称为仙洞。
嘎仙洞的发现令“鲜卑说”的支持者们如获至宝，纷纷著文称其为锡伯族的发祥地，是可以证明锡伯族乃鲜卑遗民的直接物证，而论证的锋矢都指向同一猜想性的标的—锡伯族的祖先是当年鲜卑人离开大山南迁西进时奉命留在故地守庙（嘎仙洞）的一支部队。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似乎很充分，首先是“嘎仙”一词与锡伯语“嘎善”（gashan）音近，而嘎善即“村子、村落”之意，可引申为“家乡、故乡”；其次是明末清初锡伯族见史时的栖息地嫩江支流淖儿河、洮儿河流域距离嘎仙洞不远。
事实果真如此吗？《魏书》中记述那个乌洛侯使臣的话，称石室为“先帝旧墟”，说明废弃已久，不像是有人看守的祖庙。如果真有拓跋鲜卑的族人一直守在那里，那为什么在拓跋部入主中原成就霸业近百年之后，他们也不派个使团来向自己的主子汇报一下工作呢？于情于理不免相悖，难得其解。
说锡伯部隶属科尔沁蒙古时的栖息地距离嘎仙洞不远，那可能是拿地球作为参照信口撂出的一句话。嘎仙洞在大兴安岭北端，而洮儿河流域则在大兴安岭南端东麓，两地相距近千公里，这在以牛马为交通工具的古代可不是一个很近的距离。当然，在历史上，一个部族的迁徙流变是无止境的，距离并不能阻止其躲祸避难或寻求和平安宁的步伐。但问题是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个弱小部族跻身于诸多强邻之间又如何能够保全自己不被他们吞食而悉数同化呢？在这上千年的时间里，那块土地上曾建立过粟末靺鞨人的渤海国，契丹人的大辽国，女真人的大金国和蒙古人的元帝国，朝代更迭，战争频仍，多少如库莫奚、塔塔儿等称雄一时的强悍部族都被揉搓得支离破碎，消亡殆尽，惟独锡伯部族能够幸免？这个猜想结论的两端系着鲜卑和锡伯，但仍严重缺乏详实而无脱节的证据链接，因而无法令人采信。
另，“嘎仙”是当地鄂伦春人一个古老传说中的人物，是石室衍生出的一个创意神话里具有神性人格并帮助山民降魔除害的勇士，与锡伯语“嘎善”本意相去甚远。据了解，当地鄂伦春族对锡伯同胞将“嘎仙洞”视为自己先民发祥地的观点和说法并不认同，将“嘎仙”强解为“嘎善”（村落、家乡）的一厢情愿更难理解。归根结蒂，这一尴尬处境的始作俑者还是“鲜卑说”这一伪命题的存在，既然已经证实“嘎仙洞”就是鲜卑石室，按“鲜卑说”的逻辑，那它自然就是锡伯先民的发祥地无疑。所以，对“鲜卑说”的质疑需要最终落实，才能避免错把他山之神认作祖宗叩拜的荒唐事儿。
3、从鲜卑语的归属看鲜卑遗民的流变
谁都无法确切描述鲜卑人曾经使用的语言的真实形态和本来面貌，我们只能从零星载于历史文献中的那些只言片语进行合理推测。是的，仅管目前一般认为鲜卑语言随着鲜卑人的消亡而消亡了，但毕竟作为一个长时间统治中国北方的民族，史籍中对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活动的记述文字，多少隐藏着一些有关语言方面的有价值信息。
学界对这个问题有个共识，那就是鲜卑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而不是通古斯语族。
鲜卑语在中国史书中称为夷言、国语、北语、胡语或者胡言，为中国历史上鲜卑族使用的一种语言，使用时期为2、3世纪之交至7世纪中叶，在五胡十六国至北朝时期被入主中原的鲜卑族作为本民族语言广泛使用。作为当时统治者所使用的语言，鲜卑语一度在中国北方成为仅次于汉语的声望语言。到了北魏孝文帝和冯太后下令进行汉化改革并迁都洛阳，强令推行以汉语代替鲜卑语，更改鲜卑姓名为汉字姓名，禁止新入住中原的鲜卑人使用鲜卑语等措施，致使鲜卑语的生存空间大幅度缩小，很快趋于衰微状态。六镇之乱后，胡化比较深的六镇部将再度推广鲜卑语的使用，就连鲜卑化的汉人、北齐皇帝高欢、高洋父子也不遗余力地敇令恢复鲜卑语的使用，中国北部一度掀起鲜卑化热潮。直至隋朝末期，因各方面原因，鲜卑语终于失传，鲜卑人也作为一个独立于汉族以外民族的历史从此结束。
鲜卑语果真失传了吗？实际上，对鲜卑语的研究由来已久，《魏书》、《南齐书》中都有关于鲜卑语汇的考释章节。清末蒙古史学者沈曾植在比较了蒙古语与鲜卑语后认为：“蒙古语与鲜卑语相差无几”（《海日楼札记》卷二）。从上世纪初开始，一些中外学者开始用新方法对鲜卑语展开深入研究，并取得令人欣喜的成果，如日本人白鸟库吉，中国人方壮猷、缪钺等，都是鲜卑语研究方面的佼佼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又有一些当代学者如聂鸿音、桑吉仁谦等参与其中，对鲜卑语的研究更为深入，更为科学，其研究成果也更令人信服。
白鸟库吉考释鲜卑词语的方法基本没有超脱文献学和音韵学的范畴：即先遍查汉文史书,把可以认为是属于鲜卑语的词都拣选出来,并尽可能地考定每一个词的确切词义或意义范围,再遍查蒙古、通古斯、突厥语言资料,看看有哪些词在读音和意义上都与汉文史书所记相符,从而认定这些词与鲜卑语同源。这样，经他考证并在古书中附有释义的词语共40个，如“可寒”、“处”、“阿干”、“恪尊”、“直真”、“乌矮真”、“比德真”、“朴大真”、“胡洛真”、“乞万真”、“可薄真”、“拂竹真”、“咸真”、“契害真”、“折溃真”、“附真”、“羊真”、“鲜卑”、“祁连”、“慕容”、“宇文”、“拓跋”、“俟汾”、“磨敦”、“铁弗”、“推寅”、“莫贺”、“秃发”、“乞伏”、“纥干”、“托铎”、“屋引”、“屈孑”、“木骨闾”、“侯尼于”、“豆卢”、“俟勤地何”、“莫提”、“郁若”、“受别”等。
例如《魏书·官氏志》有“叱奴氏后改为狼氏”一条记载,他据此估计鲜卑语“叱奴”(cino) 应是“狼”的意思,再通过与蒙古语族诸语言的对照,发现“叱奴”在读音和意义上都符合于喀尔喀语的cono(狼)和布里亚特语的íono(狼),于是判断“托拔(鲜卑) 语之叱奴,乃cono 、íono 之对音也”。毫无疑问,这是文献学界考释古代词语时惯用的正确方法,由此得出的结论本不致引起严厉的质疑,但是白鸟库吉在使用这一传统方法时却在历史文献学和音韵学细节上出现了一系列不应有的疏忽,这使得他的著作屡受后人指摘。人们认为他固然读书勤奋,引证繁博,整理的资料颇有利用价值,但“不分古今中外,强为比附,因之其结果不免于失败”。
白鸟库吉之后，方壮猷、缪钺及当代学者聂鸿音、桑吉仁谦等继续对鲜卑语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通过将鲜卑语与北方多个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比对然后确定其对应关系的结果，认为鲜卑语与蒙古语及同属蒙古语族的土族语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
在这些研究成果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认为，由于拓跋鲜卑在入主中原以前已经充分吸纳了突厥基因，所以在其语言中存有大量突厥语的信息，这也是《匈奴帝国》的作者勒内·格鲁塞之所以直接称呼鲜卑为“突厥鲜卑”的理由。那么，鲜卑语中都有哪些突厥语的信息呢？
首先是“拓跋”一词。我们前文转述过《晋书·秃发乌孤载记》中关于拓跋氏的来历，即鲜卑父胡母之裔称拓跋。魏太武帝拓跋焘和魏孝文帝拓跋宏（元宏）对“拓跋”一词有一段如出一辙的解释：“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这里所说的“北人”是指生活在蒙古高原的胡人无疑，包括已经突厥化的鲜卑人、匈奴人和突厥人。他说“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这就对了，因为突厥、匈奴民族的后裔们直到今日仍将“土”称“拓跋”（Topa）。突厥人认为，土乃万物之载体，稼禾林木之所由生，至尊至贵，因此受突厥文化熏染的鲜卑人以“拓跋”为号就是合情合理的事儿了。
其次是“可汗（寒）”、“可敦”的称谓。拓跋鲜卑从孝文帝开始，将“可寒”改称“皇”，将“可敦”改称“皇后”，此前都是并用的，而正式场合中仍用“可寒、可敦”，《石室祝文》的落款（“先祖可寒、先妣可敦”）既是明证，与柔然同。在“五胡十六国”以前，蒙古高原的主人匈奴民族称自己的国君为“单于”，国君的夫人称“阏氏”，而“可汗”作为一国之主的称号最早始于公元402年，柔然首领社仑统一漠北后自称丘豆伐可汗。柔然始祖木骨闾曾是鲜卑拓跋部的车奴，后因犯了死罪而逃亡，跟随者一百余众。经过木骨闾和其子车鹿会两代人的经营，部族势力很快得到发展壮大。车鹿会聪明勇敢，以各种手段、计谋和武力征服兼并周围一些小部族，当他认为自己足够强大时，便开始自称柔然，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柔然的民族构成相当复杂，所以史书称之为“漠北杂胡”。但从其姓氏信息判断，主要来源有突厥化的鲜卑、突厥、匈奴遗民及铁勒等，所以“可汗（寒）”一词应是突厥语。在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诸民族中，“可汗（寒）”及“可敦”这两个词汇的使用仍在继续，并且普遍。“可汗”多用于男性姓名的后缀，如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等，“可敦”即哈萨克语“卡腾”（Katen夫人、妻子）、维吾尔语“火吞”（Hotun夫人、妻子）的异写，这也符合一些原本属于专用词汇逐渐民俗化和引申多义的语言发展规律。
另外，北魏孝文帝时代的“改胡姓为汉姓”事件的文献记载也为我们留下鲜卑语一星半点的珍贵信息，比如胡姓“屋引”改为汉姓“房”。要知道现代突厥语族诸民族中像哈萨克、维吾尔、柯尔克孜及乌孜别克等依然将“房子”称为“屋依”（Wuyi）,而“你的房子”的拼写正是Wuying（屋引），“我的房子”的拼写为Wuyim（屋依姆）。
“鲜卑说”支持者中有一篇重量级的文章《锡伯族源考》（原载《满族文化》第24期—1998年12月，作者安俊）也从语言学的角度对鲜卑语和锡伯语的对应关系进行了比照。且不说其中比附的诸多词汇和解释是否牵强，单就他立论的根据而言，就值得商榷。因为锡伯语就是满语（女真语），如果照这篇文章的逻辑推演，那岂不是将鲜卑人的血缘流变又引向女真或满族了吗？“鲜卑说”支持者们为能自圆其说，其任性偏执的治学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绝大多数的研究成果表明，鲜卑语言的流变与遗存信息也证实，鲜卑语应归属蒙古语族，与现代蒙古语具有显而易见的传承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当年北魏政权消亡后，中原地区的鲜卑人悉数融入汉族被同化了，而塞外的鲜卑人一部分融入新兴的突厥部族，另一部分则融入在语言习俗方面都较近的室韦部族了。如果非要探秘和寻找所谓鲜卑人的“遗民”，那应该把触角伸向“苍狼”（突厥）与“白鹿”（室韦）的集合群体----蒙古部族才对。
4、“鲜卑瑞兽”几时成了锡伯族的图腾？
长着双翼的麒麟被称为“鲜卑瑞兽”的四不像，无疑是鲜卑人的图腾，从一些文献史料的描述和鲜卑墓葬中出土文物的显示上可以得到证实。1987-1989年间在河北磁县湾漳村发掘的北齐开国皇帝高洋（谥文宣）墓中，有一副气势恢宏的大型壁画，其中就有类似“鲜卑瑞兽”的图形。高洋虽然是中原汉人，但从其父祖开始早已深度鲜卑化了，甚至比当时大多数鲜卑人更具鲜卑情结。公元550年（东魏武定八年），高洋受禅登上皇位并建号大齐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颁诏恢复鲜卑语的使用。从这一点看，估计他的汉语说得是很蹩脚的，远没有鲜卑语流利。
高洋墓中出现“鲜卑瑞兽”的图形，说明这一形象作为鲜卑部族的图腾已经上升为国家文化的核心徽征，就像龙之于华夏部族，苍狼与白鹿之于蒙古部族一样。
按照伪命题“鲜卑后裔说”的逻辑，“鲜卑瑞兽”便自然成了锡伯部族的图腾，并通过推介宣传逐渐开始影响和左右现代锡伯人的认知系统，尤其在一些文化层面（如图书设计、舞台美工、餐厅装饰等）经常被用来作为种族标识使用。
然而，这个被拿来硬塞给现代锡伯人作为图腾来供奉的“鲜卑瑞兽”，之于一般锡伯民众来说是那样陌生，那样新鲜，那样游离于我们种族记忆的意识之外。甚至在形态上，也充满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它一会儿是长着两只翅膀的飞马，一会儿又是有一对翅膀且独角的麒麟或四不像。它没有名字，我是说，它没有锡伯语的名字，“鲜卑瑞兽”这一称呼只是汉文典籍中（最早见于《战国策》）记载的对当时鲜卑人腰带上装饰的一个图案标识的定义。
我们应该坚守的一个共识是，图腾作为部族信仰的核心徽征，它不是知识阶层和王公权贵们的独享什物，而是能够被整个部族认同并自觉敬仰和传承的神祉。首先，它必须拥有一个原始母语的名称，因为产生在洪荒岁月，以致于后世的族人无法准确界定它本初的含义，甚至对其发生的根由也会众说纷纭，但这个母语的名称却不会被族人遗忘。其次，供奉在每个族人心中的图腾是种族记忆的渊薮，经过岁月的蒸腾和发酵而成为部族文化的基因和母本，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左右着部族每一个个体的思想和行为，当然包括文化建设和艺术创造的思想和行为。因此，关于图腾的描述和诠释一定会渗透在部族意识的载体----口口相传或以文本形态存世的传说、史诗及部族秘史当中，作为部族文化的脉流，即使是现当代的艺术创作也无法避开这个属于部族文化母本的主题。
那我们看看锡伯部族历史文化的真实情形又是怎样的呢？将时间的节点设定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由此向上追溯，读遍锡伯族的所有典籍遗存（史书典籍、语汇辞海、文学艺术创作、朱伦曲艺、部族传说、民间故事等文本），阅尽锡伯族的所有文化形制（建筑装饰、服饰图案、工艺美术、舞蹈民歌、民俗仪式、节庆程式等），我们从中找不到一星半点关于“鲜卑瑞兽”的影子和信息，纵观世界历史文化的发展与现状，谁能例举一个会被自己的部族冷落并忽视到如此程度的文化母本----图腾？
事实上，即使是当前，绝大多数锡伯民众也没有将“鲜卑瑞兽”认作部族图腾，因为在种族记忆的暗示中并没有它的位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鲜卑说”以压倒态势开始影响锡伯人群认知系统以前，除了少数知识精英以外，普通民众谁也没听说过“鲜卑瑞兽”这一跟自己毫无关系的新奇字眼，更不用说有幸目睹它灵动的形象了。这些都是毋须考证的事实本真，目前尚无法证实“鲜卑说”对这一事实是否做过详尽纵深的文化考察，以确证“鲜卑瑞兽”就是锡伯部族自觉敬仰自觉传承的图腾？
那么，锡伯部族是哪儿来的？锡伯部族的太庙里应该供奉谁？
2016年3月10日
关于锡伯族族源问题的历史学逻辑学叙述 ——对“鲜卑后裔说”的质疑
2017-08-02 21:36
拙木豪格解读（连载3）┃关于锡伯族族源问题的历史学逻辑学叙述
——对“鲜卑后裔说”的质疑
作者/拙木豪格、范学新
（2016年3月10日）
【作者篇首语】（连载3）拙作长篇小说《大清锡伯营》出版发行后，业界对作者自序《五十而知天命》中关于锡伯族族源问题的论述表现出空前兴趣，对文中“锡伯族源出女真，与满族同根同祖”的主旨观点有附和者、赞赏者，也有质疑者、反对者，一时议论鼎沸，莫衷一是。窃以为，在学术问题上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是令人可喜的，值得称道的。实际上，自序中关于锡伯族族源的论述只是一个粗略的提纲而已，限于篇幅，对很多观点并未深入展开，缺乏更具说服力的历史学逻辑学叙述，因而引起质疑甚至意见相左是必然的事情。
自去年始，本人与范学新博士合作撰写的专著《断裂与重建——锡伯族历史文化解读》一书正式动笔，其中第一章节就是专门论述锡伯族族源问题的。此次应伊犁西迁文化学会会刊主编的要求，我们对本书第一章节做了必要删减后付梓刊登，进一步全面深入阐述我们关于锡伯族族源问题的观点，并诚恳希望得到广大读者朋友及学者专家们的批评指正。如此，则锡伯文化幸甚，锡伯民族幸甚！
那么，锡伯部族是哪儿来的？锡伯部族的太庙里应该供奉谁？
二、白山黑水---女真先祖的摇篮这个标题显得有些突兀，与我们已经习惯了的叙述逻辑大相径庭。但是，在严重缺乏阅读的这个时代，提前对个别即将在后面的论述过程中一再被提及的重要对象做出客观描摹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要说的是女真。令人感奋的是，史书上对这个古老民族的描述十分清晰而沿革绵远，这是因为在上下几千年的世事翻转与部族流变的岁月中，女真始终守在白山黑水一线，从未踏进过那个强虏必争的是非之地----蒙古高原半步，因而避免和躲过了自身有可能被分化瓦解的悲情命运，即使是在历史上有过两次天赐良机，他们也绝不贸然挥戈北上，而宁愿策马南下。北方高原仅管绿草肥美，牛羊遍地，但他们的基因中偏偏缺乏逐水草移云帐满世界飘游的内驱冲动。女真，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先秦以前称“肃慎”，汉-晋时期称“邑搂”，南北朝时期称“勿吉”，而隋-唐时期称“靺鞨”，辽-金时期正式称“女真”或“女直”（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明朝时称“女真”亦称“诸申”（与“女真”同音异译），清太宗皇太极之后改称满洲。“女真”一词按满语（即女真语）拼读应为jushen（音诸申），所以在有些史书上被写成“诸申”，更贴近正确读音。“肃慎”与“诸申”应是同音异写，这说明先秦时期这个部族就开始以“女真”（肃慎）自称了。那么，“女真”（jushen诸申）是什么意思呢？按《新满汉大词典》的解释，一是特指“介于贵族和奴隶之间的自由民阶层”；二是指“部下”、“属下”，是军人的泛称。所以，在满清典籍里，jushen一词一般都与irgen（百姓，平民）连用，即“军民”之意。以军旅集合名称代作部族称呼，足以彰显出女真人对军事组织的重视和尚武传统的悠远。“邑搂”，应为女真语Yeru之音译，是“洞穴”的意思。女真先祖长期生活繁衍在冰天雪地的白山黑水一带，为抵御寒冷，发明了凿地覆顶的“地窝子”，穴居是一种常见的生活方式，因此很有可能被他人称之为“穴居者”。由此看来，“邑搂”是他称而不是自称。“勿吉”，应为女真语weji之音译，是“丛林、密林、森林”的意思。与“邑搂”一样，这是对居住在森林里的人群的一种他称，即“林中百姓”之意。清初有“窝集爱曼”、“窝集部”，即一支生活在长白山森林深处的女真人。“靺鞨”，唐初文献中写作“靺羯”，应是“勿吉”的同音异写，后因史官笔误而写作“靺鞨”，于是也就将错就错地念作mohe了，这都是有案可稽的事实，从中也多少体现出君临天下八方来贺的大唐王朝对边远弱小部族的藐视心态。女真在宋辽以前，一直生息繁衍在黑龙江中游及乌苏里江与锡霍特山、长白山所构成的三角地带，这里江河纵横，青山连绵，土地肥沃，为女真先祖从事渔猎、采集、畜牧及原始农业生产提供了丰厚的资源优势，很少参与到自先秦开始到汉晋元魏愈演愈烈的以蒙古高原为轴心的战争局面中，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女真部族基本保持住了自身血脉基因的完整性和纯洁性。从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文献信息、实物佐证、文化形态、族群沿革、迁徙路线及语言文字、风俗形制、宗教信仰、神祉体系等等考察资料显示，锡伯部族源出女真、与满族同根同源的真实性不容置疑，其结论的科学性、逻辑性、完整性是完全可以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一）母语图腾----系在绳子上的部族记忆
我们先看看什么是锡伯部族最远古的遗留？这将是我们解开部族渊源这把金锁密码的第一枚钥匙。
海尔堪玛法（harkan mafa）和喜利妈妈（xiren mama）被公认是锡伯部族的男女始祖，前者主司六畜兴旺繁衍，而后者主司人丁兴旺繁衍，是原始人群最基本最直接的愿望表达，具有图腾的文化特质，他们应该是锡伯部族延续传承最久远最古老的种族记忆。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族家庭一般都设有海尔堪玛法的神位（一个木制的神龛），悬挂在正房西间外墙西南角上，主人往往把自己最心爱的骏马献给海尔堪玛法骑用，并且要专门举行献马仪式。通常情况下，神马是不准妇女骑乘的，除非在马尾上系上红布，在马背上披上女人服饰方可允许妇女骑乘。
喜利妈妈是一条系有各种小什物的绳索，有小弓箭、小靴鞋、箭袋、摇篮、铜钱、布条、髀石（猪羊等牲畜后腿的背式骨）、木锹、木叉等，其中弓箭、箭袋、木锹、木叉等表示家里添了男孩儿，布条、摇篮等则表示添了女孩儿，隔一代系一枚髀石表示辈份。平时喜利妈妈被包好置于箱中或西屋西北炕角，每年除夕将其请出从西屋西北角扯到东南角，两端系在房椽上，摆上供品，烧香磕头，直至农历二月初二再把它收起，放回原处。这一行事，具有结绳记事时代的遗意，是家族繁衍的标记，也是锡伯族没有文字时代的家谱。
Harkanmafa和xiren mama是女真语（即满语）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意义确定，具有排他性和字义与功能的完全一致性。Harkan意为“悬挂的神龛”，mafa意为“祖宗（多指男性）”；xiren意为“藤子、瓜藤和脉、脉络”的意思，而它的动词形式xirenembi便是“接连不断、连绵不断”的意思。Mama意为“祖宗（专指女性）”。
我们知道，鲜卑语与女真语虽然同属阿尔泰语系，却分属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某些词汇有通用现象，但不可能在构词法及语义逻辑方面出现完全一致的情形。所以，我们可以就此断言，harkan mafa和xiren mama是女真语而不是鲜卑语。接下来问题就产生了，如果锡伯族是鲜卑人的后裔，那锡伯族的远祖们为什么会用女真语来命名自己的神灵（图腾）？谁能解释这个问题并令我们信服？
我们还知道，满语是女真语的传承与发展，而锡伯语与满语根本就是同一种语言，锡伯文字也来自满族文字，二者之间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记。在1947年实施的那次文字改革以前，锡伯部族自己也称自己说的是满语，使用的是满文。二百五十年前的西迁，使生活在新疆伊犁的锡伯族因为居住环境绝对集中和相对封闭，非常完整地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保留了下来，并与周边其他民族交往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它。我们想，有人强调所谓的差异，是在拿现代锡伯语和二百五十年前文献档案中的满语在作比较，这未免有点迂腐了。差异的形成，其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锡伯族所使用的满语（女真语）是活的、动态的、发展的；而躺在文献中的满语（女真语）则是死的、静态的、停滞的。当然，作为女真集团的不同部落，因为迁徙流变的情形各异，在语言方面存在细小差别也是在所难免的。
有趣的是，一些地方的满族也供奉类似“喜利妈妈”的神祉，其形态与锡伯族的“喜利妈妈”一模一样，也是在一条绳子上系着各色布条及其它什物，分别代表男孩和女孩，只是在称呼上稍有区别而已。
（二）哈拉莫昆----绵延难绝的血缘传承
哈拉（hala）,锡伯语、满语意为姓氏；莫昆（mukun）,锡伯语、满语意为血缘关系较近的氏族单元。下面，我们就说说锡伯族的姓氏。
姓氏是能够说明一个部族绵延脉络的最稳定可靠也最显性的文化符号，一般情况下，一个氏族单元不会轻易改换自己的姓氏，像帝王皇家赐姓或因一些特殊理由而另立门户的是极其个别的现象。据《锡伯族简史》一书载，西迁伊犁的锡伯族共有29个哈拉（姓），46个莫昆（氏族），40个汉姓。其中除徐、刘、藏三姓原来的哈拉不清外，实则只弄清26个哈拉。在这26个哈拉当中，永妥里氏是由于氏族内部矛盾纠纷从英妥里哈拉中新分出的氏族姓，图木尔齐氏是从图克色里哈拉中分离出来的。这样，得其原始哈拉24个。实际上，据最新统计，新疆地区锡伯族中还有佟佳、阿尔班、石佳、章佳、鄂托等姓氏未被该书收录。沈阳地区据家谱资料查到30余哈拉，经与新疆地区锡伯族哈拉进行核对，除去重复者，共得锡伯族姓氏45个。我们试将这45个姓氏与满族及女真旧姓列表进行比对：
锡伯族姓氏 满族姓氏 女真旧姓
瓜尔佳（关、管） 瓜尔佳 夹谷、古里甲
吴扎拉（吴、武） 兀扎拉
哈斯胡里（韩、哈） 哈斯呼理
安佳（安） 安佳
那拉（那、纳） 纳喇 纳兰
伊尔根觉罗（赵、焦） 伊尔根觉罗
宁武图（刘）
胡西哈里（胡） 瑚锡哈理
伊拉里（伊） 伊拉理 移剌
鄂尔克勒（鄂） 鄂勒绰罗
富察（富、傅查） 富察 蒲察
扎库里 （扎） 扎苏里
杨吉尔（杨） 杨佳
巴雅拉（巴、白） 巴雅拉
郭洛佳（郭） 郭洛佳
郭尔佳（郭） 郭尔佳
苏木尔（苏） 舒穆鲁 石抹
温都尔（文、温） 温都尔 温敦、温都
韩吉利（韩）
翰雅拉（韩） 哈尔拉
郭罗罗（郭、国） 郭罗罗、郭洛洛
何叶尔（何、贺） 赫叶勒
图克色里（佟、吐） 图色理
觉罗（赵、肇） 觉罗
孔果尔（孔、巩） 孔果洛
华西哈尔（华）
果尔齐（郭、高） 果尔吉
扎思胡里（扎） 扎思瑚理
吴雅（吴） 吴雅 乌轧
付佳（付、富） 付佳
卜占那（卜）
卜库索里（卜）
英图里（英、永）
赫舍里（何、贺） 赫舍哩 纥石烈
布尔察（卜） 布尔察
格齐勒（葛） 格齐勒
完颜（王） 完颜 完颜
何舍哩（胡、何） 赫舍哩 纥石烈
白雅拉（白） 白雅拉
佟佳（佟、童） 佟佳
阿尔班（阿、安） 额勒班
石佳（石、史） 石佳 石佳
章佳（张、章） 章佳
鄂托（鄂） 鄂托 鄂托
从上列表中可以看出，锡伯族现有44个姓氏中有12个来自《金史》记载的女真旧姓，分别是：瓜尔佳、那拉、伊拉里、富察、苏木尔、温都尔、吴雅、赫舍里（何舍里）、完颜、阿尔班、石佳、鄂托等，比率高达25%。
《金史》（卷六十六列传第四）中关于温都尔姓之渊源有这样一段有趣的记载：“乌春，阿跋斯水温都部人，以锻铁为业。因岁歉，策杖负檐与其族属来归。景祖与之处，以本业自给。既而知其果敢善断，命为本部长，仍遣族人盆德送归旧部。盆德，乌春之甥也。
乌春之后为温敦氏，裔孙曰蒲刺。”
这一段文字表明，温都尔在乌春之前是部名，因乌春其人得景祖（金太祖阿骨打祖父函普）赏识而命为本部首领，乌春之后即以部名为姓氏，且一直延续至今。这样说来，乌春应该算是当今满族及锡伯族温都尔氏之始祖大玛法，他可是那个时代钦定的兵器制造商啊。
《八旗满洲姓氏通谱》一书载有除爱新觉罗外的姓氏1119个，锡伯族现有姓氏除极个别外，几乎全部列入其中，比率超过95%。由此可以推断，锡伯部族作为女真集团的一个部落群体，通过紧密的姓氏血缘关系在上千年的沧桑岁月中一直维系繁衍下来，并很好地保护和发展了自己的文明果实。
家谱和氏族宗谱作为姓氏文化的文本形态，是我们考察研究一个部族迁徙流变过程的可靠依据。近年来，东北一些专家学者在对满族、锡伯族家谱文本进行挖掘、搜集、研究方面取得可喜成果，为我们弄清锡伯族源这一难题提供了充分而清晰的线索。
“锡伯”这一族称始见于记述清初九部大战这一事件的《太祖实录》里，锡伯部当时与卦尔察等部隶属科尔沁蒙古，其活动范围大约在大兴安岭南端东麓的绰尔河及洮尔河流域，此地现存“锡伯绰尔城”及“锡伯故城”等遗迹。这里河流纵横青山绵延，恰好促成了锡伯部族渔猎文化的孕育和发展。那么，既然锡伯部族是女真（即满洲）集团中的一员，怎么又成了科尔沁蒙古的部属了呢？正是东北学者们的族谱研究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团。
（三）兄弟翎争----苏完锡伯从此一分为二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满洲苏完瓜尔佳全族宗谱》、《开源大湾屯锡伯族关氏世谱》以及大连发现的超墨尔根（人名）后裔锡伯族关氏谱书等文献中都记述了发生在明洪武年间的同一件事儿：瓜尔佳氏世居苏完地方，其先有兄弟三人，长曰佛尔和，次曰尼雅哈奇，三曰珠察。后离居，佛尔和仍居苏完，尼雅哈奇迁西伯，珠察由瓦尔喀再迁希昂阿济哈渡口，后珠察子又率部迁回苏完居住。后金天命年间领十个儿子五百户族人归顺努尔哈赤的苏完锡伯部首领索尔果就是珠察第六代孙。索尔果之子费英东是清初五大臣之一，而他的孙子螯拜则于康熙朝为辅政大臣。
苏完一词的满文拼写形式为suwayan，满语为“黄色”的意思，汉译苏完、苏瓦颜、刷颜和双阳等，即今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苏完为一高岗，即文献中所说“suwayan hada”,因土质呈黄色故名。
上述宗谱中记录的这一段文字给我们提供了这样几个信息：满族瓜尔佳姓氏与锡伯瓜尔佳姓氏同根同祖，均出苏完地方。而瓜尔佳姓氏历来为满洲和锡伯第一大姓。
“西伯”即锡伯，原系地名。锡伯部应为尼雅哈齐一支迁此后以地名自称或他人以地名称呼该地部族而得名。或者，他们仍继续延用锡伯国名为部名（其实，gurun一词既可译为“国”，也可译为“部”或“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概念）。
长兄佛尔和与三弟珠察的后裔在清初即加入了满洲，成为今天满族的成员，而尼雅哈齐一支所迁锡伯地方浅入科尔沁蒙古领地，最终成为隶属于科尔沁蒙古的部族，不过仍保持相对独立性，并拥有自己的“王”或“汗”。尼雅哈齐及部属的后裔直至清康熙朝才被“赎出”，编入八旗，被同时从科尔沁蒙古赎出的还有卦尔察（呼勒沁，即鄂温克）。
另据文献记载，金朝被蒙元灭亡前夕，女真贵族蒲鲜万奴建立东真国（亦称东夏国），后在蒙古强大压力下被迫归附称臣。蒙军主力南下，蒲鲜万奴乘机反叛，结果被灭。1237年，东真国一瓜尔佳氏旧将（一说是“超墨尔根”，而大连关氏族谱中载明“超墨尔根”为玉军汗即尼雅哈齐之子）在苏完地方自立为锡伯国（sibe gurun）汗，并向蒙古称臣，成为元朝地方藩属。1368年元朝灭亡，锡伯国失去靠山，其第五代国王于1415年被其女婿纳齐布鲁（那拉氏）所逐，锡伯国就此灭亡。稍前，就已发生了三王子因翎争而斗气离居的事儿。
1410年至1428年之间，纳齐布录在呼拉温河自立为汗，国号扈伦。1429年南迁至吉林乌拉城建都，并受明朝册封世袭塔山卫都督，史称“海西扈伦国”。明朝末年分裂为乌拉、哈达两部，又为辉发、叶赫所侵，并称“扈伦四部”。
清崇德帝皇太极有两次说到锡伯部族的言论见诸于文献，《满洲源流考》中记载：“清太宗诏谕嫩江锡伯曰:‘我与尔先世本是同源’。”而《清太宗实录》中又记载：“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庚寅曰：‘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名，以往不明者称之为珠申（女真）。夫珠申者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只称我国满洲之原名，不得仍前妄称。钦此。’”
这两段话是皇太极处在不同时期不同政治背景下说的，看似矛盾，其实不然。皇太极于1626年继汗位，十年后的1636年称帝，定国号为大清(daiqing)，并将族称女真(zhusen)改为满洲（manzhu）。第一段话是在继位后不久说的，其用意是安抚同为女真但隶属科尔沁蒙古的锡伯部众,为将来能够顺利招徕这部分部众扩充兵源作舆论铺垫。而第二段话则是在他称帝前一年说的，此时的皇太极已是雄心勃勃，开始为将来入关征明、问鼎中原在做政治、军事乃至文化上的准备。考虑到“金”、“女真”等称谓因历史原因在汉族民众中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决定改国号为“大清”(daiqing)，易族称为“满洲”(manzhu)，所以才会气急败坏地斥责那些仍以“女真”自称的臣属，并不无勉强地将新兴的满洲共同体（包括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及部分野人女真）与女真割裂开来，这其实是特殊时期的政治需求，是皇太极整个战略构想中的一部分。
看来博学精明的皇太极很清楚锡伯部族的脉流渊源，知道他们是完颜女真的直系后裔，因而将“女真”称谓只限定在锡伯部族范围，其用心可谓良苦。
大连关氏家谱中还详细记载了这样一段极其重要的信息：“锡伯奉御玉军汗之子超，莫勒根衔。”它不仅印证了上述皇太极第二段话的真实性与史学价值，也中止了因史料局限而在“超墨尔根”一词上产生的相背相左的观点纷争。“超”为人名无疑，“莫勒根”系“墨尔根”同音异写，是女真语“善射者”、“神箭手”、“贤者”之意。以往的一些学者们妄自臆断，将“超”解释为“超过”，将“墨尔根”则解释为“嫩江”，于是得出“超墨尔根即大兴安岭北端甘河流域之噶仙洞一带”的荒谬结论。
据考证，玉军汗即尼雅哈齐，“御”一词显示他的汗位是明朝皇帝御封且在朝廷备案的，也就是说锡伯部在当时虽隶属科尔沁蒙古，但作为一个部族还是完整的，相对自主的，即使经历了近三百年的时间，锡伯部也没有最终溶入蒙古族群。这一现象除了彰显出锡伯部族善于坚守自修的能力之外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足以证明这两个族群之间是有较大的文化差异的，即一个自拥并崇尚完美而成熟的游牧文化传统，另一个则始终坚守住了自己不愿放弃的渔猎与农耕生活习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段岁月可能存在的情形，科尔沁蒙古的王公贵族及普通百姓们其实很乐意维持这样一种在他们看来既公平又实惠的隶属关系，有人能给我们无偿提供粮食和水鲜有什么不好呢？用不着那些人再为我们牧马放羊，就这么定了。
玉军汗之后，子孙中至少有近十人被明朝授予“都督”之衔。
（四）重金赎回----玉军汗子孙加入满洲共同体
到了康熙朝，沙俄向东扩张的步伐加剧，并在黑龙江北岸筑雅克萨城，对大清国形成军事压力。另外，蒙古准噶尔部首领葛尔丹此时亦起兵叛清并东征，迫使喀尔喀蒙古大量难民涌入嫩江流域，一时秩序大乱。朝廷苦于兵力有限，军事调遣捉襟见肘，既不能充实边防，又难以维持地方稳定，于是想起隶属科尔沁蒙古的锡伯、卦尔察及索伦（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部族）等可以为朝廷所用的兵源，便启动了以重金“赎出”他们的程序。康熙三十一年（1692），康熙皇帝委托在蒙古部众中有深刻影响的乃济陀音二世活佛亲往科尔沁部斡旋，并嘱咐说：“科尔沁十旗是尔等檀越（施主），也是朕的舅家，那里有我们满洲人锡伯、呼勒沁（鄂温克）部落，你去把锡伯、呼勒沁人请来，朕欲赐赉其诺颜，把他们招收回来。”（瀛云平《锡伯族源新考》，载《满族研究》1988年第1期）最终，赎出锡伯、卦尔察、达斡尔等部众共14458人，除老幼外，可披甲者11850余丁，分别编成84个牛录，归属“八旗满洲”上三旗——正黄、镶黄和正白等。
从文献中记载的锡伯部族活动区域即嫩江支流绰尔河与洮尔河流域来看，这里正处于嫩江南流东折的大转弯处，与扈伦四部中的叶赫部南北相邻，在苏完部西北约300多公里，符合文献中记载的部族迁徙概貌。
近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赵东升先生所著《扈伦传奇》以满族说部形式记述了从锡伯建国苏完（双阳）到扈伦四部兴亡三百年秘史，并称其“所讲之事都是实录不载，史籍阙如，而又是祖先们所见所闻、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好些还是有案可查的。”这是一部以家萨满（boo i saman）口口相传的家族秘史为基本材料创作而成的文学作品，非常清晰地描述了锡伯扈伦同源本为女真后裔的历史事实，主要情节与留世的瓜尔佳宗谱所载事迹完全契合，应该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可信度。
三、本章小结
我们关于族源的论述，主要是针对“鲜卑说”的一些观点提出一系列质疑而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对海量史料的甄选和梳理以及对近年有关研究成果的分析和采信，为读者揭示出锡伯部族迁徙流变、世代沿革的脉络与线索。
需要强调说明的是，我们主张锡伯部族源出女真有可能被一些读者误读为“锡伯族是满族的一部分”甚至“锡伯族是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