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弟弟+丈夫+父亲=范伟的合格线
师傅陈连仲说，范伟这孩子心里就装两件事，一个戏一个家。
朋友宫凯波说，范伟没有个人奋斗精神，他纠结脆弱，容易被人左右，不善于说不。
姐姐范丽娟说，范伟从小就拿事当事，常常放不下，特别善良，怕伤人也怕受伤。范伟自己说：“我过去为妈妈，然后为媳妇，现在为儿子。如果家里有烦事，我就什么心思都没有了。”
没有自卑、仇恨或野心，没有扬眉吐气或快意恩仇。范伟的明星之路不是江湖励志片，是亲情伦理片。打倒老爸范成业
“我爸33岁时，面对比自己小十多岁的女徒弟会怎么样？”塑造电影《芳香之旅》中的司机老崔时，范伟内心的模板就是自己的父亲。
在范伟的记忆中，在沈阳毛纺织厂染整车间工作的父亲永远穿着一双靴子，回到家里总是先脱下靴子，打开缠脚布，洗脚洗袜子，然后撂倒就睡。顶多问一问，吃饭了吗？写作业了吗？“小时候我总忍不住想，爸爸真的是我亲爸吗？”范伟说。
范伟读小学时，这种疑问发展到了极致。
有一次范伟和同学闹着玩，同学胳膊摔伤了，范伟父母攒了好几年准备买缝纫机的钱都变成了医药费。父亲气坏了，用笤帚疙瘩抽了范伟一顿。这下轮到范伟气坏了，爸爸以前从没动手打过他。范伟能够想到的最严重的事就是写“反动标语”，他用粉笔在胡同旮旯歪歪扭扭地写了一行小字：“打倒范成业”。解恨之余马上开始后悔，生怕大家发现。过了两天又自己擦了。
对父亲的纠结一直持续到1974年深秋。那年范伟12岁，当时他的感受是，姐姐和哥哥合伙欺负他，大他4岁的哥哥训斥他，大他7岁的姐姐还打了他。
当天夜里，范伟“离家出走”了。“我家后面是皮鞋二厂，院里堆满卷皮料的大轴子，中间能钻进一个小孩，我就躺那睡了。”范伟回忆道，当时已是深秋，躺到半夜冻醒了，就蹑手蹑脚回到家里，“趴后窗户一看，我妈一个人正坐炕上哭，其他人全不在家，肯定都出去找我去了。”
范伟想回家又抹不开脸面，一转身又钻轴子里眯了一会，最后实在受不了了，决心回家。“走着走着，迎面有人推着自行车过来了，我一看好像是我爸。我还没吭声，就听我爸说，‘小伟呀，是小伟吗？’我说是。我爸推车就过来了，站在我跟前儿，愣了两三秒，突然哇的一声，痛哭不止。”范伟说，爸爸一手搂着他，一手推着自行车，哭了一路。
“那一刻我告诉自己，这是亲爸。”范伟说。
“我特别喜欢刻画父子关系，而且我还特喜欢把两个男人之间的戏弄得特别有情感张力。”范伟说。
在范伟的姐姐范丽娟看来，曾经和父亲顶牛的范伟其实最得父亲遗传。她说范伟特别守规矩，约会总是提前到场，理由是“我等别人我舒服，别人等我我难受”。再就是心细如发。“范伟这两点和我父亲一模一样。我父亲规矩多，甚至有点刻板。我们小时候，白天从不在床上躺着，家里请客小孩儿不能上桌。而且我爸特别有条理，比方说，刚进腊月就张罗过年，把要办的事都写在单子上，连买几瓣蒜都写得清清楚楚。”
范丽娟说，范伟的父亲退休后又学会了管账，在这点上范伟依然“随根儿”。范伟的师傅陈连仲说，赵本山的账目一度由范伟管理，那账目细得，恨不得连根头发丝都登记在册。
父亲辞世了，但范伟的父子心结依然在持续。据宫凯波透露，范伟正在操作一个剧本，讲一个小偷“贼老爸”带着干儿子四处漂泊的故事。沈阳曲艺团相声表演艺术家陈连仲则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细节——春节后范伟在本溪拍《跟踪孔令学》，非让师傅过去陪他，“他说父亲不在了，有些话想和我说。一见面我说，孩子，你脸发锈。范伟说是，最近我挺累……”
范伟(右)刚参加工作第一次从葫芦岛回家，为姐姐哥哥化妆并合影留念，范伟年轻时是个“潮人” （范丽娟/图）
支持老妈崔文芝
范丽娟回忆，每当父母吵架，年幼的范伟就像“惊弓之鸟”。“每天回家一进胡同，我心就砰砰直跳。”范伟说。推开院门隔着窗户一看，只要妈妈脸拉下来，范伟就如坠冰窖，“我妈如果挺高兴，我比吃什么都高兴。”
有一次父母深夜吵架，“我妈穿上大衣就走，我站在炕头上哇一声哭了，我一哭我妈就回来了，哄我一会，我妈把大衣脱了挂墙上，我这才安静下来。”范伟说。
做一个乖孩子，给家制造一点快乐，这是范伟打小就明白并且努力去做的事。
关于父母吵架的原因，范丽娟的解释是，范伟的爷爷被日本人抓劳工，终生下落不明；奶奶也随之抑郁离世，范伟的父亲9岁就成了孤儿。“我父亲从小没有父母疼爱，为人躲着闪着。几句话就解释清楚的小事，可我爸就是不说话，我妈脾气又急，两人就吵架。”
随着年龄增长，范伟越来越理解母亲为什么总是率先发难：“我妈每天上下班通勤时间加起来四个多小时。冬天凌晨4点，一个人踩着雪咯吱咯吱出门。常年如此能不焦虑吗？不能跟别人吵，只能跟自己家人吵。”
母亲高兴起来又说又笑，尤其善于模仿。范伟家邻居龚大爷是高级厨师，长得白白胖胖，说话略有点结巴。“我妈一学龚大爷说话，总是全家哈哈大笑。”范伟说。范伟小时候最爱听的一句话就是龚大爷说的，文芝啊，拿个盘子来，“我妈叫崔文芝，我端盘子过去，或者一盘饺子，或者一盘包子，特别好吃。”
范伟也曾想过长大当厨师，不过也就是一闪念。当演员才是范伟的理想。
范伟家前院住着一个姨姥，全家人酷爱吹拉弹唱，整个胡同的人没事都愿意去那家串门，范伟尤其喜欢。范伟的舅舅当时正在学“样板戏”，就领他去长见识。跟舅舅学完，范伟回胡同就唱，小小年纪拖腔能唱18拍。很快范伟就名声在外，声震胡同。
“‘样板戏学习班’，一色军大衣白手套，列队吃饭，个个干干净净……我们吃窝窝头，里面馒头往泔水缸里扔。”童年的范伟震惊于这种“好生活”，从此一门心思想当演员。
在范伟从艺这一点上，父母一拍即合。母亲年轻时曾梦想进文艺团体，最终没能如愿。父亲酷爱写小诗歌和小快板，最大的目标就是进厂工会当宣传干事。
“这孩子不爱吱声，一开口就是这块料。”这是陈连仲对爱徒的第一印象。1978年4月，投靠音乐名师受挫之后，舅舅把范伟引见给了陈师傅。一个头叩在地上，范伟从此不再是青涩少年。“看孩子，掏炉灰，打煤坯，我家什么活他都干，我两个孩子范伟都帮着抱过。”陈连仲说。
师傅在墙上挂了张纸，让范伟面壁，嘴离纸也就一根烟那么远。“什么时候你把绕口令说完这张纸上没有唾沫星子，你就算成了。”师傅说。范伟很快就成了，说学逗唱，不喷唾沫，中气十足。
“当时湖北省说唱团来沈阳买灯光器材，让我师傅帮忙。完后让我去演了一段，给我一张表说这孩子我们收了，回去听信儿吧。”范伟喜出望外，父母也都实诚，一边摆酒一边帮范伟把学退了。左等右等不来信儿，进退维谷之间，1979年初锦西县（现葫芦岛市）曲艺团成立，陈连仲就把范伟推荐过去了。
团里就范伟一个相声演员，说了三场相声之后，范伟就开始“跑大兵（跑龙套）”，范伟有点戏曲功夫，就是那时候学的。熬了一年半，范伟又调到了铁岭文工团，与赵本山、潘长江成了同事。
在铁岭又呆了三年半，范伟在外已经闯荡五年了。当时户口是天大的事，陈连仲一门心思把范伟调回沈阳，师傅拍胸脯打保票。
“当着领导和全团所有相声演员的面，范伟演了两个活，《哭笑论》和《豆腐媒》，当场全震。”陈连仲说。不到三天，范伟的调令就下来了。
进团之后，范伟很快就表现出过人的创作才华，刻画时代风貌的相声《五几年》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看中，还播发了评论。从此大家刮目相看，范伟在团里有了一席之地。
1993年春节，范伟半只脚已经踏上了春晚舞台，可惜擦肩而过。当时赵本山找到范伟，打算让他与自己搭档，顶替某位演员出演小品《老拜年》。
范伟没敢高兴，亲人对春晚看得太重了，自打有了春晚，范家除夕晚8点之前就把饺子包完，把灯关掉，电视打开从头看到尾，谁上厕所都蹑手蹑脚。
农历二十七晚上，赵本山说这次不成下次吧。范伟说没事没事，谢谢谢谢。
1995年，范伟终于在赵本山的提携下第一次登上春晚舞台，出演小品《牛大叔“提干”》。不过，这个“第一次”是笑中带泪的故事。
当时范伟的母亲癌症晚期，虚弱得连咳嗽的劲儿都没有。家里人把她从医院接回家，从床上一点一点推坐起来。13分半钟里，她双眼放光，神采熠熠。小品结束，范伟母亲说，行了，我这辈子没遗憾了。带着两行眼泪躺下，一个月后过世了。
“那段时间，有了成绩我也总觉得不如以前有滋味，我这才发现自己过去做事的动力是父母，尤其是母亲。”范伟说。
《耳朵大有福》里的王抗美，和《老大的幸福》里的老大有着一样的性格：憋屈，这也是大部分中国普 通男人给人的印象（CFP/图）
总谈媳妇有点肉麻
范伟的第二动力是媳妇。26岁那年，他迎来了自己的初恋。
当时他已经回到沈阳老家，人算是安定下来了。年龄不小了，全家开始替他着急。表姐就牵线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女孩叫杨宝玲，20岁，是沈阳儿童医院的护士。
当时6岁是个很大的年龄差，范伟刚听完对方情况就说够呛。“去她家见面，她妈跟我聊天，她坐在旁边一声不吭，临走也没站起来客气一下。”范伟回忆道。
骑自行车回家的途中，表姐与范伟的对话是这样的——“怎么样？”“够呛。”“你倒是同意不同意？”“同意也够呛。”“那就是说可以争取一下吧？”“行啊，你帮我问问吧。”
范伟说，他扮演过的人物都不是他自己，这段对话才是他的性格本色。
表姐再次打探，杨妈妈说，感觉范伟老实厚道，还是让孩子自己见两面，看看再说吧。于是，范伟和杨宝玲第一次单独约会，地点是沈阳北陵公园。
两人逛完一起吃饭，范伟点了两个菜。杨宝玲饭量很小，范伟端过盘子就吃，一点都没剩。在当时的东北，在餐馆吃饭不剩点就显得不豪爽，不江湖。但杨宝玲的感觉是，“跟他在一起吃饭特别热闹，这人还挺朴实的。”
“我媳妇看上我，是因为两点。”范伟说，“她近视，为了好看没戴眼镜，没发现我脸上疙疙瘩瘩的青春痘，而且听我声音特别好听。第二，走到哪我永远把门推开让她先走，在大街上我永远站在道外边。”等杨宝玲戴了眼镜，他们已经离不开了。
媳妇是他兜头一盆冷水：“我熬一晚上写东西，她就俩字，还行。当时我特别不痛快，过段时间再看真的也就是‘还行’。换哥哥和姐姐那就是‘挺好’了，我媳妇说话特别真实。”
杨宝玲看范伟的春晚小品从来没笑过，因为那是直播，她总是紧张得透不过气来。随范伟到北京定居之后，杨宝玲做了全职太太，包办家里大小事务，包括管理范伟。“我俩一过马路，她手就紧紧地牵住我，就好像对孩子一样。”范伟甜蜜地说。
在《老大的幸福》中，傅老大动情表白：“我从小就知道自己差个头，差长相，差文化，差学问……”
与傅老大不同，范伟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一点自卑感，“我被我们家人，尤其是我母亲误导了好长时间。”范伟说，母亲家里家外总是发自内心地赞叹，“我们家小伟真帅”。
把范伟拉回现实的人是杨宝玲，“热恋后她告诉我，咱们得正确认识自己，咱们不帅，我这才知道我不帅。”范伟随后又问记者，“总谈媳妇是不是有点肉麻？”
旁边怎么睡个陌生人
1998年，范伟来北京演电视剧，那时范伟总是演乡长秘书、知识分子之类，穿西装打领带，文质彬彬。1996年“铁三角”组合推出电视剧《夜深人不静》，范伟的形象才开始逐步草根化。
“本山、高秀敏我们三个是一个组合，怎么画都不行，显老；又扮演老头，怎么都显小，结果就忍痛剃掉了长发，人一剃这样，有点像小老头的感觉。”范伟剃头的事，家里人都不知道，第二天早晨媳妇一睁眼，吓一跳，旁边怎么睡一陌生人啊！到《夜深人不静》播出时，岳母每天坐在电视机前等着看范伟，可都播到第六集了，老人家还是找不到范伟。“我演的第一个角色连最亲的人都骗过了，心里觉得特美。”
从此，范伟确立了发型，也确定了草根人物路线。
范伟说惟一一次争取上戏，是2006年的电影《看车人的七月》。那是一部小成本电影，投资方希望他出演，至少票房还能有点保障。
范伟看完剧本很兴奋，主动打电话给导演安战军。后来投资方告诉范伟，安战军担心他破坏悲情气氛。
“我就再次给导演打电话说，我提前一个星期到片场，我们一起聊聊剧本。”范伟说。见到安战军，范伟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含着演”——我上来就悲情观众肯定一愣，我们头两场戏可以略带喜感，让观众慢慢走向悲剧。比如说头一场戏，拍订婚照，我穿一双尼龙丝袜子，穿一双凉鞋。陈小艺穿一双高跟鞋，她比我高一块，然后摄影师递给我一个箱子……观众肯定觉得，这是熟悉的范伟。
范伟之所以争取这部电影，是因为他看到了表达纠结了半辈子的情结的机会。《看车人的七月》让范伟拿了两个奖：第十一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加拿大第28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
类似没有市场、看着沉重的片子还有《耳朵大有福》——没落的东北工业城市，凄清凋敝的街道，茫然失落的人们。
“有一位东北观众拍着我肩膀说，《耳朵大有福》挺真实，可我看你憋屈，你老不说话。观众对我的期待不是那样的，可我演得过瘾，看着也比看我演的电视剧来劲。”范伟说，影片也让范伟拿了第三十届开罗国际电影节和第九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男主角奖。
“中国人活在亲情之中，作为儿子，作为弟弟，作为丈夫和父亲，我绝对合格。”整个采访过程中，这是范伟惟一一次高调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