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命‘精英’”与“与人民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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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阳：“精英”文人与敌人
作者:黎阳 更新时间:2013-10-31 11:18 来源:乌有之乡 责任编辑:昆仑
“精英”文人与敌人
黎阳
2013.10.30
一.“自命‘精英’”与“与人民为敌”
1.三种状态，两种人
2.“精英”文人的社会定位
3.“无穷递缩等比级数”
二.“精英”文人吃香，中国必定遭殃
1.“精英”文人吃香与民族糟粕
2.“精英”文人吃香与落后挨打
3.“精英”文人吃香与卖国亡国
三.历史的教训
四.最根本的解决之道
何谓“‘精英’文人”?——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包括学理工科出身但改行搞文科的知识分子)。
何谓“敌人”?——与人民为敌、与中国为敌、与中华民族为敌的人。
“精英”文人与敌人——文科类知识分子(包括学理工科出身但改行搞文科的知识分子)只要自命“精英”，就踏上了与人民为敌、与中国为敌、与中华民族为敌的道路;只要顽固坚持自命“精英”，就必为人民公敌、国家死敌、民族大敌。换句话说，“精英”文人即敌人。
为什么要专拿文科类知识分子(包括学理工科出身但改行搞文科的知识分子)说事?因为他们是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知识分子。他们与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人的关系非友即敌。
从“创造财富”的角度看，不算老弱病残，社会只有两种人：创造财富的人和掠夺财富的人。这两种人只可能有三种状态：创造财富，掠夺财富，既创造财富又掠夺财富。
社会中的任何人要么属于创造财富的一类，要么属于掠夺财富的一类。即便处于“既创造财富又掠夺财富”的中间状态，也仍然有个“创造财富为主”还是“掠夺财富为主”的基本的定性归属问题，仍然可以划分为“基本属于创造财富”和“基本属于掠夺财富”两类。知识分子也不例外。
评价人可以有很多标准，但从社会生存的角度看只有一个标准：创造财富还是掠夺财富。
创造财富总不如掠夺财富容易迅速。只要社会存在，即只要社会创造的财富不小于被掠夺的财富，掠夺财富的人必定少数，创造财富的人必定是绝大多数(为什么说“占人口绝大多数人的人是好的”?因为占人口绝大多数人的人靠创造财富为生)。“创造财富的人获得的的生存机会小于毁灭机会”意味着社会的多数人已经无法靠社会生存，意味着社会解体。
从社会生存的角度看问题，社会的人只有两类：维持社会生存的人和破坏社会生存的人。创造财富的人维持社会生存，掠夺财富的人破坏社会生存。看飞机是否会掉、船是否会沉只需看升力(浮力)和重力、动力和阻力谁大于谁;看社会是否能生存只需看创造财富的力量和掠夺财富的力量谁胜于谁。
理工专业是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专业;文科专业不是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专业。学理工的知识分子如果学以致用从事本行，就属于直接创造财富的人;如果不搞本行理工而改行搞了文科，则和学文科的知识分子一样，属于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人。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人要生存就只能从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人那里获得生存必须;途径只能二者择其一：第一，劳而获——向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提供服务，等价交换;第二，不劳而获——利用权力巧取豪夺别人的劳动成果。向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提供服务而等价交换的知识分子属于创造财富的人——间接创造财富;利用权力巧取豪夺别人的劳动成果的知识分子属于掠夺财富的人——直接或间接掠夺财富。文科类知识分子(包括学理工科出身但改行搞文科的知识分子)不能简单地根据其专业和职业就直接确定属于哪类人，而要看具体情况：是否向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什么样的服务?真服务还是假服务?
向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提供服务即“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不是行善积德的大发慈悲，不是随心所欲可干可不干、可多可少的恩赐或施舍，而是一切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包括学理工出身但改行搞文科的知识分子)获得生存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唯一手段——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又不通过提供服务进行等价交换，那生存必须只能来自巧取豪夺;这样的人只能属于不劳而获掠夺财富的人。
自命“精英”，就意味着宣布自己与直接创造财富的人民群众的关系不是平等关系，而是“优等”与“劣等”、“高贵”与“低贱”的不平等关系。既然不平等，那就不可能有平等服务——“优等人”不可能为“劣等人”平等服务;“贵族”不可能为“贱民”平等服务;奴隶主不可能为奴隶平等服务……总之不平等的人之间不存在平等服务。没有平等服务就没有等价交换。没有等价交换，一切生存必须就只能来自巧取豪夺。因此只要自命“精英”，文科类知识分子跟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民群众的关系就只能是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只要自命“精英”，文科类知识分子就把自己在社会中定位为“掠夺财富”的一类，就跟打家劫舍的土匪本质相同，即“文匪”。不过他们总是声称自己的专长涵盖全社会，号称“公共知识分子”，因此又可简称“公知”。
从“人人平等”角度看问题，人人平等则机会均等，任何坏事能摊到别人头上就能摊到自己头上，因此凡坏事都反对。从“人与人不平等”角度看问题，人人不平等则机会不均等，能摊到别人头上的坏事不一定摊到自己头上。只要坏事摊不到自己头上那就没关系，因此不反对坏事，只反对让“优等人”摊上坏事——住在平地的人不容忍任何洪水泛滥;住在高处的人则可以容忍洪水泛滥，只要不比山高。
只要认同“人与人不平等”、把人分为“优等劣等”，就确立了“优等人优先”的原则——一事当前，永远是“保护‘优等人’，牺牲‘劣等人’”。这个原则可以无限运用、反复运用。这从理论上讲可以属于一种“愚公移山”：“愚公移山”是愚公每一举必从山上挖一块，山只能干挨着束手无策;“优等人优先”是“优等人”每一举必从“劣等人”身上咬一口，“劣等人”只能干忍着无可奈何。“愚公移山”是愚公挖山不止无穷无尽，而山是有限的，迟早被挖光;“优等人优先”是“优等人”吃“劣等人”不停无止无休，而“劣等人”的血肉相对于“优等人”的胃口而言是有限的，迟早被吃光。二者共同之处是矛盾着的双方关系不对等、一边倒：无穷无尽无限制对有穷有尽有限制，最终结果只能是有穷有尽有限制的被无穷无尽无限制的消灭光——只要坚持“愚公移山”，最终结果就是山被挖空;只要坚持“优等人优先”，最终结果就是“劣等人”被灭绝。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是不是一开始就蓄谋斩尽杀绝，最后一定发展到“灭绝劣等人”。二者的不同之处是这个过程发展速度决不会象“愚公移山”那样缓慢、非子子孙孙多少代不能见效，而是发展得很快、很剧烈，甚至可以是转瞬之间。
道理很简单。世间一切事务都是不断发展的，“不平等”关系也一样，不可能一劳永逸固定不变，而要持续作用、贯穿始终、不断变化。凡做比较，人的思维习惯是总是从眼前出发，以现状为比较基础，而不是以过去某一个固定不变的起点为比较基础，因此这种比较总是相对而比，在前一次比较的基础上累积迭加，前一次比较的结果总是后一次比较的起点。认定人分优等劣等，就意味着“优等人”心目中“劣等人”的地位要比自己低，即“劣等人”的权利比自己小。如果“优等人”的权利指数是1，“劣等人”的权利指数就小于1。即使小得不多，比如仅0.9，那也照样是小。这种比较不是一次性的一劳永逸，而是持续不断、永无止境。只要坚持“不平等”，即使这种“不平等”的比率不恶化即一直保持为0.9，那下一次再比较的结果也不再是1：0.9，而是在上一次已经取得的1：0.9的基础上再来个1：0.9，即1：0.81。依此类推，每次比较的结果都一小再小，差距愈来愈大。学过中学数学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无穷递缩等比级数：an=a1*q^(1-n)，(q<1)
a1：“优等人”的权利指数;
an：“劣等人”的权利指数;
q：不平等比例系数(q<1)
n：地位比较次数
根据中学数学知识可以知道，当n趋于无穷大时，an=0。
由此可见，只要人与人不平等(地位比例系数q<1)，即便不平等的差别很小，由于世间事物的发展无穷尽、比较无穷尽(n趋于无穷大)，在“优等人”心目中的“劣等人”权利指数也会很快收敛为零——比如取比例为0.9，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二位，到第51项时即为零。而人一生几十年，与别人地位碰撞比较的次数何止51次?不平等程度不大即比例相近如0.9时尚且如此，如果不平等程度悬殊，那“劣等人”的权利指数将收敛得更迅速。这足以证明只要认定人与人的关系不平等，哪怕一开始不平等的程度并不大，但随着时间的无限推移和事态的无尽发展，在“优等人”心目中“劣等人”的地位会很快下降为零，即一文不值。当没有有效制约时，这种下降会极其迅速。
反过来，如果以“劣等人”的权利指数为1来比较，只要坚持“优等人”比“劣等人”高级(q>1)，那“优等人”心目中自己相对于“劣等人”的权利指数就是个无穷递增等比级数，趋于无限发散(即无限自我膨胀)，哪怕只比“劣等人”高等一点点，那膨胀结果也是无穷大——比如说假定“优等人”规定自己的权利指数是“劣等人”的1.1倍，那到第50项时就自我膨胀了117倍，到第100项时则膨胀到了13781倍。
当然“无穷递缩等比级数”仅仅是一种比喻，一种原理说明。实际情况不可能象数学公式一样有固定的不平等比率，不可能精确计算，不可能严格地按步就班顺序发展，不是“无穷递缩等比”，而是“无穷递缩不等比”。不过最要害的不是“等比”不“等比”，而是“无穷递缩”，更确切地说，是“无穷递缩，迅速归零”和“无限膨胀，迅速发狂”——只要确立了不平等的关系，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就必然持续发展、恶性循环、累积迭加、愈演愈烈。在“优等人”心目中“劣等人”权利将“无穷递缩，迅速归零”，自己对“劣等人”的权利优越将“无限膨胀，迅速发狂”。如果有制约，这种恶性循环会相对延缓，也就是说比例系数q比1小得不多。如果没有制约，则这种恶性循环必定跳跃式飞速发展，从轻视发展到歧视、从歧视发展到敌视、从骄傲发展到傲慢、从傲慢发展到狂妄、从非对抗性矛盾激化为对抗性矛盾、从友转换为敌等等都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甚至只需要一眨眼的工夫。
“愚公移山”原理证明“人与人不平等”的最终结论必定是“‘优等人’灭绝‘劣等人’”;“无穷递缩等比级数”原理证明“人与人不平等”的不平等程度会发展得非常快。这条客观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只要不平等，不管是什么人、什么背景，最终结果都一样：
当年德国纳粹党一开始只是排犹，并没有一上台就打算把犹太人送进毒气室。但既然坚持“人分优等劣等”，就只能在“无穷递缩，迅速归零”和“无限膨胀，迅速发狂”的规律的支配下无穷发展、步步升级、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合法”限制犹太人、抵制犹太人的商店、禁止犹太人竞选公职、担任文官职务、在新闻界、广播业、农业、教育界、戏剧界、电影界工作、从事金融交易、从事律师、从事医药业和商业、获得生活上的享受、购买日用必需品、购买食物、药品、商店挂出“犹太人不得入内”的牌子、整座城挂出“本市严禁犹太人入境”、“犹太人进入此处安全自行负责”的侮辱性牌子、剥夺财产、侮辱、鞭打、送入集中营、奴役劳动、大规模死刑、毒气室、熔人炉……只要坚持人与人不平等，就必然一条道走到黑，最后终于走到有计划的种族大屠杀。
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兵为什么那么凶残?瞧不起中国人，认为日本人和中国人不平等，日本人是“优等人”，中国人是“劣等人”：
——“当时，日本人认为自己是上等人，所以没有把中国人当人看，看作是下等人。”(井上益男，1915年6月出生，南京战时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2大队，1998年3月、2000年5月、2001年5月采访)(编辑注：本节资料，全部引自松冈环《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102人的证言》一书)
——“我一直认为日本是‘神的国家’，所以干什么都可以。”(东征雄，1915年8月生，南京战时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3大队，2000年6月采访)
——“从小老师就教我们，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因此当时我觉得怎么样对待这些身为劣等民族的中国人都不为过”、“从心里认为中国人是劣等的民族，只要他们敢反抗日本，那么就应受到任何惩罚，即所谓的膺惩。”(曾在中国山西作战的日军老兵近藤一)
去过日本的人都说日本人举止文明，彬彬有礼，遵纪守法，去过德国的人都说德国人循规蹈矩、整洁卫生、爱好音乐、高度文明。如此“文明礼貌”的民族为什么当年会在中国到处杀人放火搞“三光”、在欧洲建杀人工厂搞种族灭绝?二者怎么协调到同一群人身上?道理很简单：平等才彬彬有礼，歧视则草菅人命。只要不平等，即使高度文明的民族也照样会变成嗜血的野兽。当失去制约时(如战争狂热宣传)这种转变极其迅速——任何文化背景、任何民族任何人都不能摆脱“无穷递缩，迅速归零”和“无限膨胀，迅速发狂”的“人与人不平等”的客观发展规律的支配。
明白了这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华人报刊会有这种新闻标题了：“美国亚裔好欺负，‘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助长种族仇恨和犯罪”——越逆来顺受，人家越瞧不起你;越瞧不起你，就越肆无忌惮，结果就是种族仇恨和犯罪。只要坚持人与人不平等，任何民族任何人都摆脱不了“无穷递缩，迅速归零”和“无限膨胀，迅速发狂”的规律支配。日本、德国不能，其他民族也一样。
毛泽东说：“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得他的话，不要再上当。”
“无穷递缩，迅速归零”和“无限膨胀，迅速发狂”的“不平等发展规律”不仅适用于不同民族之间，而且适用于同一民族之间。
因为有了“生而知之者，上也”、“唯上智下愚不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以才有韩愈的理直气壮：“民不出米粟麻丝以事其上则诛!”——“优等人”对看不起的“劣等人”别说反抗，即便有所怠慢都容不得，都立刻恨之入骨杀无赦。只要坚持人与人不平等，即使是同一民族之间“无穷递缩，迅速归零”和“无限膨胀，迅速发狂”的“不平等发展规律”照样起作用。
文革中一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煽动血统论，以家庭出身为标准鼓吹人与人不平等，导致一些地方出现打人侮辱人的暴力事件。为什么?“无穷递缩，迅速归零”和“无限膨胀，迅速发狂”的“不平等发展规律”。为什么最先开始又闹得很凶的地方往往是中学?因为中学生未成年，又处于青春躁动期，想有自己的思想又不会思想，抵御蛊惑人心的能力比成年人低，一煽就动，一点就着，受“无穷递缩，迅速归零”和“无限膨胀，迅速发狂”的“不平等发展规律”支配格外强烈——环顾世界，凡鼓吹歧视，最先中招被煽动的总是青少年。
俗话说，“见了怂人压不住火”——对从底心里看不起的人，不管对方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觉得是对自己的蓄意冒犯，都可以无缘无故火冒三丈，甚至引发暴力事件。这只能用“无穷递缩，迅速归零”和“无限膨胀，迅速发狂”的“不平等发展规律”解释——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民族之间、群体之间，而且适用于任何具体的个人之间。
即便一家人也照样不能摆脱这条规律的支配——“14岁少女因无人添饭与父母赌气吞下40颗药丸自残”、“14岁女生早恋被骂用30厘米杀猪刀刺母”、“要零化钱不遂殴打父母”……根本原因：溺爱娇纵，捧到天上，结果孩子只知道唯我独尊，不知道什么叫平等待人，视别人权利如粪土，连父母也不例外。稍不如意，“无穷递缩，迅速归零”和“无限膨胀，迅速发狂”的“不平等发展规律”瞬间就能登峰造极。正如鲁迅所说：“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
只要坚持人与人不平等，任何民族任何人都不能摆脱“无穷递缩，迅速归零”和“无限膨胀，迅速发狂”的“不平等发展规律”的支配，知识分子又岂能例外?
鲁迅说，是《一件小事》使自己摆脱了不平等待人的恶习：“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正是那个普普通通的车夫的普普通通的平凡崇高之举，使鲁迅从“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的“优等人心态”中猛醒，感受到普通劳动者的伟大：“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这《一件小事》一方面说明鲁迅敢于与“精英意识”决裂，另一方面证明任何人，哪怕伟大如鲁迅，只要不自觉抵制“不平等待人”的“精英意识”，也照样不能摆脱“无穷递缩，迅速归零”和“无限膨胀，迅速发狂”的“不平等发展规律”的支配——“增长了我的坏脾气”、“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鲁迅尚且如此，“精英”文人们就更不在话下。为了不劳而获，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掠夺财富“有理”——美国人敢于明目张胆，6岁小孩就敢在ABC电视上宣布为了不还债，所以要“杀光中国人”;而电视台主持人居然当场夸奖“杀光中国人”是个“有趣的想法”。事后面对海内外华人的抗议，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主流媒体之一《赫芬顿邮报》仍公然称赞这一问一答是“史上最棒的政治脱口秀”。这一切虽然穷凶极，却也坦白得可爱，光天化日之下毫不隐讳地把自己的逻辑表达得一清二楚——不需要任何道理，不需要任何借口，就因为贪婪，就因为想白拿你的钱，所以要杀光你，毫不赖帐，更不退让。中国的“精英”文人没有美国人这种敢做敢当敢杀人越货的可爱的坦白性。他们象蚊子那样怯懦，象蚊子那样吸血之前一定要哼哼半天大道理“证明”自己“吸血有理”。这个“理”就是“人与人不平等”、“人分优等劣等”：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人民“劣等”而“精英”文人“优等”。中国的“精英”文人自古以来最热衷最拿手最坚决最彻底的就是把“‘精英’文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强加给全社会。“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一有机会，“精英”文人们按“无穷递缩，迅速归零”和“无限膨胀，迅速发狂”的规律迈向“灭绝劣等人”的速度极其迅速，气焰极其嚣张——君不见他们轻松愉快眼都不眨一眨就把中国老百姓从主人翁变成“改革代价”、“失败者”、“穷鬼”、“懒汉”、“群氓”、“无知”、“脑残”、“智障”、“低素质”，再变成“草民”、“愚民”、“堕民”、“刁民”、“暴民”、“屁民”，直至变成“垃圾人口”，公然鼓吹淘汰消灭：
——“国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劳苦大众治理。”(茅于轼)
——“我们反对穷人当家作主(除非是精英)，赞成精英管理国家。”(茅于轼)
——“就精英对民族的贡献来说，他们的收入再增加一百倍也不过分。不要拿工人的收入和精英比，那不是一个层次上的，要找一个合格的工人，去劳务市场一抓一大把!”(凯迪论坛)
——“精英绝对比农民、工人更有素质、更有教养、更有道德。”(凯迪论坛)
——“精英既然是精英，他们身上一定存在着支撑他们能成为精英的品质，比如勤奋、智慧、勇敢、拼搏、诚信、坚毅、善良等，人无完人，我们不能说他们是最完美的中国人，但能成为精英，一定是缺点最少的中国人”(凯迪论坛)。
——“有人发了，应该有为者亦若是嘛。有本事的挣钱，没本事的吃屎，天经地义嘛!”(凯迪论坛)
——“一个从事高科技研发或者设计工作的工程师，能比保安挣的少吗?你保安能高研发和设计吗?别人却都可以搞保安工作，这就是市场价值!”(凯迪论坛)
——“懒汉们怀念共同贫穷大锅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干好干坏一个样，勤奋懒惰一个样，有无贡献一个样，金胖子嘲癣是榜样。唉，懒汉们就那样。”(凯迪论坛)
——“一看你就是个不得志的穷鬼，所以才痛恨现在的大好时光。我们这些有能力的人当然不会怨天尤人!”(凯迪论坛)
——“无能之辈都愿意吃大锅饭!”(凯迪论坛)
——“北京人口激增必须得到有效控制，还要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除了‘生态门槛’外，我还没想出来用什么更好的‘门槛’予以控制，即合理又合情地让谁留，让谁走。自然生态系统延续的唯一法则就是物种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看起来残酷，但是公平。”(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北京房地产学会常务副会长陈贵)
——“在中国这样一个民众天性懒惰、懦弱、不思进取、道德堕落的国度，更需要千千万万个茅于轼站出来。”(凯迪论坛)
——“北方人性格像黑社会”(凯迪论坛);
——“湖南自古是土匪窝”(凯迪论坛);
——“长沙大批毛左疯狂攻击茅于轼老先生。湘地历来匪患猖獗,果然!”“矛不过是说出常识，可这个四分之一人口尚为文盲的民族，连常识都容忍不了”(凯迪论坛);
——“反精英者皆脑残，没有例外的。可能打击了一大片了。不过，我就是生为践踏这些脑残的。”(凯迪论坛)
——“你低素质的、没文化的还想有国家的决定权?因此建议，最好是我们有文化的1人1票，你们没文化的乡巴佬5人一票。这就回到当年美国民主的白人1人1票，黑人4人一票的日子了哈。美国宪法要加一个注释：All men are born equal，but white men are more equal than colored).(人人生而平等，但是白人比有色人种要更平等。)(凯迪论坛)
——“老子是有文化有学历的人，跟你们这些吴文化无学历无技能只会乱扣帽子的垃圾人不一样，你们就YY有人带你们打砸抢吧!”(学习糯米团)
——“丑陋的五十年代生人”、“60岁以上的人受到的完全是无道德、无诚信、无秩序、无思想、无知识、无论理、无善恶的公产档教育。让他们不丑陋，难!”、“父辈们是《丑陋的中国人》，生出的肯定也是丑陋的，不管五十年生人、六十年代生人，代还是八十年代生人、九十年代生人，彼此彼此，半斤八两!”、“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确实是很混蛋的一批人”(凯迪论坛);
——“下岗工人根本不值得同情”(凯迪论坛);
——“中国的50、60后都是标准‘狼羔子’”(陈丹青);
——“劳动不创造财富”、“95%有破坏性”(茅于轼);
——“当今钱财就是衡量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地位，那些骑着几千块一台的垃圾摩托车的穷鬼毫无疑问就是社会竞争的失败者，这些人没有资格占据本来就很紧张的城市交通道路资源。”(凯迪论坛)
——“除了垬这恶魔，这国还有一大问题是储存着一群数量惊人、永远骂不醒的自甘奴贱货”(萧瀚);
——“必须把人口降至5亿以下，这样才能实现人类的永久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这就是共济会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正义而伟大的，因为他是为了挽救人类!能继续留在这个星球上的自然是优等民族，也符合‘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自然法则就是天意，不可违背!”“就算是牺牲我的后人(当然我的后人也未必会牺牲)，那也值得!为了顾全大局，舍小家为大家，有何不可?不能顾全大局的做法是自私的，是不可取的!”“转基因食品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他能让人慢慢失去生育能力，和平地断子绝孙!它没有血腥的杀戮，却与杀戮殊途同归，是一种可以把地球人减少至5亿的绝佳手段。转基因食品，不让人流血，不让人痛苦，体现了一种人道主义精神，这样的科学家不服不行!”(茅于轼)
(如今“精英”文人的胃口越来越大，对“知识分子”已经看不上眼了，要自称“知识人”——“分子”只是个别人，“知识分子比无知分子优等”还可以算是“分子对分子”、个别人对个别人，表面上似乎还允许存在既不属于“知识分子”又不属于“无知分子”的情况。而升级为“知识人”就不同了，就不再是少数人个别人的特例，而是对所有的人一个不漏地一分为二划分阵营：不是“知识人”就是“无知人”，谁都休想例外，不留任何死角。)
环顾世界，如今除了中国，还有哪个国家的文人对本国老百姓如此仇恨、如此鄙视、敢一天到晚公然用如此恶毒的语言百般辱骂?如此敌视老百姓的“精英”文人在决策“顶层设计”时怎么可能把老百姓的死活当回事?怎么可能不轻率武断草菅人命?
有灭绝人性的理论，就有灭绝人性的行动，就有如此之多的“中国特色”——“80%河流枯竭、2/3草原沙化、668座城市被垃圾包围、2000万女人卖淫、年伐200万棵树制成筷子卖给日本、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刑事案件年发400万例、外企每年获利高达4万亿、耕地面积每年以10万亩缩减”、“世行称中国劳动者税率达45%高出美国近一倍”、“中国工人的工资只占企业运营成本的10%，几乎是全世界最低”、“64%城市地下水严重污染,清洁的仅3%”、“全国70%的主要河流严重污染。哈佛大学的研究显示，污染已渗入中国地下。受监测的水井中，超过一半的井水作为饮用水是不安全的”“中国地质调查报告估计，现在90%的城市依靠受污染的地下水过活”、“中国成世界最大电子垃圾筐”、“吉林大火死120人门反锁防女工上厕所”、“内蒙古十几万居民遭水荒部分小区已经断水数月”、“病猪死了被集中丢进江里”、“纽约时报：120万中国人因空气污染提前死亡”、“中国癌情告急：7到8人中就有1人死于癌症”、“全国每6分钟就有一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每七到八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350万，因癌症死亡约250万”、“南京幼女饿死事件震惊全国”、“孩子整夜拍着门喊着妈妈”、“饿得趴在马桶里吃粪便”、“最后孩子抱出来的时候都已经已经风干了”、“重庆下岗女工饿死被发现时只剩白骨”、“举世震惊：28天9起特大事故死亡261人伤128人”、“沙逼北京、猪投上海，中国还有什么不吓人?”、“喂人民服雾”……
希特勒说，“亚利安人是最优秀的人种，有权统治全世界”;张维迎说：“最优秀的人在干什么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茅于轼说：“让最优秀的人来治国”——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最优秀”、“最优秀的人”、“最优秀的人种”、“精英”、“优胜劣汰”、“消灭垃圾人口”……只要坚持自命“最优秀”，最终结论一定是“淘汰劣等人”，一定是大规模杀人。这一点不奇怪：坚持自命“精英”，就不可能不在“无穷递缩，迅速归零”和“无限膨胀，迅速发狂”的“不平等发展规律”的支配下走向与民为敌。有些文人也许一开始仅仅是骄傲自满、自命清高、恃才傲物、轻视百姓。但事物是发展的，而且是按客观规律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只要坚持自命“精英”，就放出了一个再也收不回去的魔鬼——不管一开始是何理由，只要坚持“精英”，就必然认同“人与人不平等”，就必然发展到对老百姓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就必然最终认同“淘汰垃圾人口”，而且用不了很久。
历史的教训：鼓吹“精英”是万恶之源。自命“精英”是杀人信号。“精英”意味着血腥，“最优秀”意味着“我的奋斗”——谁鼓吹“精英”，谁实际就在公然煽动压迫、制造仇恨、教唆杀人;谁煽动“最优秀的人”，谁实际就已经在着手搞大规模人口灭绝。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人口灭绝，始于“精英”。不把自命“精英”定性为犯罪本身就是犯罪。
毛泽东指出，对知识分子区分敌我的唯一标准是看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我们看人的时候……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只要自命“精英”，就不可能认同与人民群众平等，就不可能靠为人民服务谋生，要生存就不可能不掠夺财富，就不可能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就不可能不与人民群众为敌。因此根本不能指望“精英”文人决策治国大计时会替老百姓做丝毫打算，会把老百姓的生命当回事，会把国家民族的存亡当会事。
有人问罪：你大骂文科类知识分子，那毛泽东和鲁迅不都是文科类知识分子吗?
尽管对这种蓄意歪曲我早已驳斥了不知多少次，但这里不妨再驳斥一次：看仔细了——“文科类知识分子”跟“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是一回事吗?“中国人”跟“某些中国人”是一回事吗?毛泽东和鲁讯什么时候自命过“精英”?什么时候宣布自己比普通老百姓“优等”?什么时候流露过哪怕一丝一毫的“人与人不平等”、“优等人有权统治劣等人”的主张?不仅如此，人们见过坚决拥护毛泽东和鲁迅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如孔庆东、张宏良、巩献田等人自命过“精英”、自命比普通老百姓“优等”吗?对这样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我从来尊敬有加，何曾攻击过?
⑴.欺压实干，褒奖空谈
所谓“实干”，指的是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目标一致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行为，而不是指仅为一己之私单枪匹马的个人奋斗。
“精英”文人别无专长，只善主观夸张。任何事一旦纳入“比劳动实干，比实事求是，比团结大多数”的轨道，“精英”文人必定一败涂地。因此“精英”文人的全部战略就一条：把一切都纳入“比主观夸张、比舞文弄墨、比三寸不烂之舌”的轨道。只要如此，他们就能以己之长空手套白狼——靠三寸不烂之舌不劳而获，靠三寸不烂之舌不战而胜，靠三寸不烂之舌篡夺权力，靠三寸不烂之舌确保“‘精英’文人吃香”。
——为什么过去的“精英”文人拼命闹尊孔?靠科举当官——一搞科举，一切就纳入了“比主观夸张、比舞文弄墨、比三寸不烂之舌”的轨道，“精英”文人就如鱼得水——只有“精英”文人能参加科举考试，只有“精英”文人能靠科举当官，只有“精英”文人能靠科举获取权力持权抢劫不劳而获——不管闹尊孔的借口如何冠冕堂皇，实际一切都是为了“精英”文人的私利。
——为什么如今的“精英”文人拼命闹“普世价值”?靠选举当官——一搞“宪政”“自由选举”，一切就纳入了“比主观夸张、比舞文弄墨、比三寸不烂之舌”的轨道，“精英”文人就如鱼得水——“精英”文人主张的“自由选举”的前提是“言论自由”，有了这种“精英”文人垄断一切舆论、象秦火火那样随心所欲造谣诽谤诬陷歪曲制造倾向性舆论狂潮而不负任何责任的“言论自由”，就只有“精英”文人能操纵“一人一票”的结果，就只有“精英”文人能象赌场老板能控制住赌博结果一样控制住“自由选举”的结果——不管闹“普世价值”的借口如何冠冕堂皇，实际一切都是为了“精英”文人的私利。
如何实现“把一切都变成比主观夸张、比舞文弄墨、比三寸不烂之舌”?欺压实干，褒奖空谈，打压直接创造财富的劳动者。道理很简单：“精英”文人不干实事。要实现“‘精英’文人吃香”，就必须证明不干实事的比干实事的强。但“精英”既然文人不干实事，就无法用事实证明自己比干实事的人强。不能用事实证明自己比干实事的人强，又必须证明自己比干实事的人强，就只能贬低干实事的人，就必须让干实事吃不开，就必须不准干实事——自己不干实事，也不准别人干实事，不准社会崇尚干实事，不准干实事的人吃香，竭尽全力贬低迫害干实事的人——这叫“逆向竞争”：不能证明自己强，就证明别人差;用事实证明自己正确很难，用诽谤“证明”别人“错误”很容易。而只要证明别人“错误”，就等效于证明自己“正确”、“高等”。说来说去结论就一个：“实干不如空谈”。利害关系明摆着：只要干实事就必须联系实际，就必须实事求是，就必须反对主观夸张任意撒谎，就必然威胁“‘精英’文人吃香”——只要社会崇尚干实事，能干实事、干出实际成果、有发明创造、促进进步的人的威信自然就高。实事求是干实事的人威信高了，脱离实际光说不干的“精英”文人的威信往哪儿摆?这就立刻直接威胁到“‘精英’文人吃香”的总战略。人们崇尚干实事，就必然鄙视不干实事光会主观夸张吹牛撒谎的;干实事的中国人威信高了，说一套做一套光说不干的“精英”文人的威信就没了;钱学森吃香了，季羡林就没人顶礼膜拜了。中国人干实事取得的任何成就对“精英”文人来说都是坏事，都对“精英”文人的特权形成了威胁。“存在决定意识”。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精英”文人要保证“‘精英’文人吃香”就不能容忍中国人干成实事，就必须打压中国一切干实事的人。
“精英”文人打压干实事的人的最常见伎俩是：第一，理论上否定——从理论上根本上予以否定，釜底抽薪，彻底取消：凡自己不肯干或干不了的，一概用“理论”证明根本没必要——自己不屑靠劳动创造财富，就用“理论”证明“劳动不创造财富”;自己既不肯又不能团结人民反侵略，就用“理论”证明“不是侵略而是‘传播先进文明，抵抗侵略是抗拒文明’”……第二，实际上诬蔑——吹毛求疵，专挑毛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不看干不干，只看错不错”，不必会干，只须会吹。干得好不如吹得好——评价医生，不看治好了多少病人，只看出了多少差错。照此标准，一个病人都不看的人必定无差错，必定最优秀。这正是”精英”文人期望的结果：不看干了多少，只看错了多少。因为出错，所以不准做;因为有人噎死，所以禁止吃饭。如此一来啥也不干的”精英”文人就永远一贯正确，就能确保“精英”文人吃香。
不劳而获的人给出的结论必定是“不劳”(不干)最正确——如果结论是劳动和实干最正确，岂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精英”文人们不劳而获的私利决定他们必须否定一切实干，必须通过拼命宣传中国革命、反抗侵略等实干如何如何错、造成了多少多少损失和破坏等阻止老百姓知道如果不实干、不革命、不反抗侵略的真正后果。
“欺压实干，褒奖空谈”是“‘精英’文人吃香”强加给中华民族的最大的文化糟粕之一。中国人并不蠢，但“‘精英’文人吃香”导致的“欺压实干，褒奖空谈”逼着中国人犯蠢——为了避免“一干就有错”，宁可不干。最聪明的人和最蠢的人往往做出的选择相同，即什么都不干——最蠢的人想不到要干什么，最聪明的人什么都想到了，但什么都否定了，结论是等别人出头，自己坐享其成，跟最蠢的人的结论其实没两样。整个民族人人都追求当“聪明人”，都决心“什么都不干、空手套白狼”，最终结果就是集体变蠢，落后挨打。(见附录)
⑵.吹牛撒谎
“不准干实事”的必然结果就是“不准说实话”——干实事才需说要实话。不干实事，当然不需要说实话。
创造财富是跟客观世界打交道，文科是跟主观世界打交道。跟客观世界打交道需要遵循客观规律，需要实事求是，需要客观和逻辑;跟主观世界打交道需要遵循主观思维规律，需要主观发挥，需要虚拟和煽情。主观发挥、虚拟和煽情与实事求是、客观和逻辑是对立的。如果文科类知识分子为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服务，就不能违背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根本利益的需要——实事求是、客观和逻辑，其主观发挥、虚拟和煽情必须限制在不危害实事求是、客观和逻辑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他们的主观发挥、虚拟和煽情有底线，要受实事求是、客观和逻辑的制约，形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精英”文人只为自己谋私利，其主观发挥、虚拟和煽情不受任何制约，没有任何底线，只看需要，不受限制;只管虚构，不顾事实;只管煽情，不顾逻辑——靠说不靠干，不靠劳动创造财富，而靠舞文弄墨、搬嘴弄舌、吹牛撒谎吃饭。这就不能容忍说实话。说实话吃香了，主观夸张吹牛撒谎就不吃香了，就威胁到“文人吃香”了。有人说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不对，这是中国“精英”文人的劣根性，是“‘精英’文人吃香”强加给中国人的另一大民族文化糟粕。
⑶.一盘散沙
为什么中国人总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枪打出头鸟”?“‘精英’文人吃香”的需要——“行高于众”，一下子就把光说不干的“精英”文人比下去了，那人家还怎么靠主观夸张任意撒谎高人一等?当然非打压不可，非制造出“干得好不如吹得好”、“大干大错、小干小错、不干不错，越干越错”的社会大环境不可。这是保持“文人吃香”的诀窍：光说不干，谁干实事整谁，干的成绩越大整得越狠。宁可谁都干不成，也不能让干实事的人成功——“精英”文人不管古今中外都是个体户，成功全靠单打独斗个人奋斗，靠无限制的主观发挥、虚拟和煽情，成功都是私人的成功，跟别人没关系，不需要别人的配合，不需要集体协作，不需要也不可能学会替别人考虑，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只有个人主义、自由散漫、拒绝任何约束。即使“精英”文人自己，相互之间也只有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而没有协作配合。结果就是中国人的个人智慧相互抵消，整体智慧小于每个个体，整个民族的整体有效智慧表现为零——“一个中国人是龙，三个中国人就成了虫”。
所谓“中国人好内斗”、“一盘散沙”、“缺乏合作精神”、不顾大局、互相拆台、损人利己、“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嫉贤妒能”等传统糟粕就是这样来的——“‘精英’文人吃香”的产物。
“‘精英’文人吃香”是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
要确保“‘精英’文人吃香”，就必须把一切纳入“比主观夸张、比舞文弄墨、比三寸不烂之舌”的轨道。几千年来，“精英”文人实现“把一切纳入‘比主观夸张、比舞文弄墨、比三寸不烂之舌’的轨道”的办法是尊孔。只要尊孔，就能确保“‘精英’文人吃香”——只有“精英”文人能参加科举考试，只有“精英”文人能靠科举当官，只有“精英”文人能靠科举获取权力持权抢劫不劳而获。不管尊孔的借口如何冠冕堂皇，实际一切都是为了“精英”文人的私利。
孔子代表儒家。“儒”本是专管祭祀典礼的，说好听点是“礼宾官”或“司仪”，说难听点就是“吹鼓手”。不管叫什么，反正这个专业的核心是搞典礼仪式那一套。孔子的核心思路其实就是把典礼仪式的规则用于治国：既然搞典礼仪式时大家都得规规矩矩，那把整个国家变成个放大的典礼仪式不就天下太平了吗?搞礼宾的最恨“礼崩乐坏”，天下大乱时想到用搞典礼仪式的路子治理天下也很自然，这也许是受职业习惯的启发。儒教虽然繁杂得眼花缭乱，但本质其实就是典礼仪式扩大化，把典礼仪式的那一套照葫芦画瓢运用到生活、政治的一切方面——孔子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礼”——“克己复礼，天下归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所谓“礼”=等级、秩序、待遇、规矩……说来说去都是典礼仪式的变种，都具有典礼仪式的特色。典礼仪式上每个人的位置都给你严格规定好了，不许乱动，一举一动都有讲究，谁乱了套就狠罚谁。按这个思路把社会的每个人的位置都严格规定好，不许乱动，一举一动都有讲究，谁乱了套就狠罚谁。以为这样一来天下必定太平。
鲁迅说：“真的做戏，是只有一时;戏子做完戏，也就恢复为平常状态的。杨小楼做《单刀赴会》，梅兰芳做《黛玉葬花》，只有在戏台上的时候是关云长，是林黛玉，下台就成了普通人，所以并没有大弊。倘使他们扮演一回之后，就永远提着青龙偃月刀或锄头，以关老爷，林妹妹自命，怪声怪气，唱来唱去，那就实在只好算是发热昏了。”“不幸因为是‘天地大戏场’，可以普遍的做戏者，就很难有下台的时候”、“这就是进了后台还不肯放下青龙偃月刀”、“简直是提着青龙偃月刀一路唱回自己的家里来了。”
典礼仪式也是如此，也跟做戏差不多，也应该是只有一时，典礼仪式完毕人们就应该象散了戏一样恢复正常，该干什么干什么，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儒家把典礼仪式那一套扩大化到生活、政治的一切方面——典礼仪式上至高无上、万人瞩目，仪式结束回到生活中还要时时处处至高无上、万人瞩目，这跟做戏做得发昏不肯下台、“永远提着青龙偃月刀或锄头，以关老爷，林妹妹自命，怪声怪气，唱来唱去”、“进了后台还不肯放下青龙偃月刀”、“提着青龙偃月刀一路唱回自己的家”其实没什么本质区别，只是不叫发神经而叫“克己复礼”。“罢绌百家、独尊儒术”更把这种发神经神圣化，逼着中国人一本正经地发神经发了两千多年。
生活没有预设剧本。社会发展没有预设剧本。强迫人们按预设剧本生活荒谬，强迫社会按预设剧本发展更荒谬。而“罢绌百家、独尊儒术”的本质恰恰是用预设剧本强行规定死社会的一切活动，规定死社会每个人一生的一切。这不仅荒唐，而且根本行不通。预设剧本是主观的、有限的，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社会是客观的、无限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用有限的、主观想象的、一厢情愿的硬性规定无限的、客观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事物的发展，就象硬性规定世界上客观存在的事物不能超过自己掰着手指头数得过来的数字一样。儒教设计的世界是权力世界，一切以权力地位为转移，一切围绕者权势者的利益，一切以最高当权者的家族利益为中心。这个权力世界坐标系中只有权势者的位置，没有创造财富的劳动者的位置——你见过儒教设计的典礼仪上除帝王将相贵族官员之外还给无权无势的泥腿子老百姓留了地方吗?不管创造财富的人如何努力，他们在儒教的坐标体系中的位置是零，一文不值。这样的体制没有给社会的进步发展留出任何余地，没有给社会发展的动力——创造财富的人安排任何位置。在这样的体制中，社会的任何进步、任何发展都要遭到顽固阻挠;老百姓的生存在当权者的地位面前微不足道。这种僵滞呆板、机械教条、专断蛮横的反实际反科学的体制使社会无从发展，使社会矛盾无从解决，只能不断累积，最终爆发，就象地壳应力无从消除，最后只能造成地震一样。但等天下大乱时，人们又会觉得那种僵滞呆板、机械教条、专断蛮横的典礼仪式般的“有秩序”总强过眼前的人命危浅、朝不保夕，又赞同回到“克己复礼”的状态了，最终又回到原来，一切周而复始，重新开始。“罢绌百家、独尊儒术”使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只有两种状态：“天下大治”、“克己复礼”的呆板僵死的凝固状态和“天下大乱”、“礼崩乐坏”的无法无天动乱状态——要么停止，要么动乱，只能在“不动”和“乱动”之间来回跳，没有持续发展的余地。
这样的体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没好处，但对“精英”文人大有好处——确保“‘精英’文人吃香”：典礼仪式上最威风的是礼宾官和司仪——我虽不是老大，但老大的一举一动都由我来安排。“独尊儒术”的典礼化仪式化的社会中最威风的是儒家——我虽不是最高当权者，但整个权力机构都由我来设计安排。
只要“独尊儒术”，“精英”文人就把一切纳入了“比主观夸张、比舞文弄墨、比三寸不烂之舌”的轨道，就确保了“‘精英’文人吃香”——靠科举当官，靠科举获取权力持权抢劫不劳而获，从而实现“欺压实干，褒奖空谈”。代价：中国社会的进步——“欺压实干，褒奖空谈”、“干得好不如吹得好”、“不看干不干，只看错不错”、“不干不错，越干越错”……这样的社会怎么能不落后?怎么能不挨打?(具体实例见附录)
“‘精英’文人吃香”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是中国错过发展资本主义历史机遇、落后挨打的真正原因——发展科技现代化生产需要实事求是、苦干实干、分工合作、相互配合、纪律标准、统一协调、事实逻辑、严肃认真;“‘精英’文人吃香”需要“比主观夸张、比舞文弄墨、比三寸不烂之舌”、单打独斗、个人主义、自由散漫、随心所欲、虚构煽情、“难得糊涂”，二者完全格格不入。满足发展科技现代化生产的因素占上风了，“精英”文人就吃不开了，就危及“‘精英’文人吃香”了。只要“‘精英’文人吃香”，中国科技和现代化生产就休想发展——干得好不如吹得好，文人三言两语就能把你的千辛万苦的发展成果甚至身家性命一笔勾销，这让中国社会如何发展?严肃认真敌不过“难得糊涂”，实事求是敌不过信口开河，事实逻辑敌不过虚构煽情，科学技术怎么能不落后?你要辛辛苦苦飘洋过海开拓市场，要促进贸易，要发展工商，要建立市场经济规则，要等价交换，文人引经据典一顿“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重农抑商”、“小人哉”、“焉用稼”、“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能财货以事其上则诛!”“奇技淫巧”、“玩物丧志”、“勾结夷狄、不尊君圣、不守教化、居心叵测、图谋不轨”就全盘否定一笔勾销了，最后干脆来个“海禁”、“片板不许入海”，垄断一切贸易，就凭这，中国怎么可能发展资本主义?怎么可能不错过一个又一个历史机遇?怎么可能不落后挨打?中国人不是没有努力发展过资本主义，而是一切努力都被文人当权扼杀了。
中国历史几千年，“精英”文人对世界文明科学技术的贡献为零：“四大明”不是“精英”文人发明的;意味着“中国”这个词的瓷器不是“精英”文人发明的;闻名天下的中国丝绸不是“精英”文人发明的;故宫、长城、大运河、都江堰、灵渠、赵州桥等不是“精英”文人设计建造的。大禹不是“精英”文人;鲁班不是“精英”文人;郑和不是“精英”文人;李春不是“精英”文人;李冰父子不是“精英”文人;黄道婆不是“精英”文人;蔡伦不是“精英”文人;毕升不是“精英”文人;李时珍不是“精英”文人……要说对社会发展的历史贡献，历代所有状元举人秀才文人们的文章加在一起都不如一把算盘——古代发展经济离不开的不是状元举人文人秀才们的文章，而是算盘。即便在电子计算机普及的今天算盘仍然能有一席之地。然而算盘是谁发明的?谁改进的?中国人几乎谁也不知道。中国历史上的状元举人秀才文人们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几乎毫无用处，他们的名字作品却被详细记录流传;发明算盘的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贡献巨大，其名字事迹却被无情埋没。在中国历史几千年中象这样的发明创造被“精英”文人扼杀埋没的不知还有多少。
“‘精英’文人吃香”自宋朝起登峰造极，程朱理学压倒一切，儒家“社会典礼化仪式化”的那一套对中国社会的控制空前严密严厉——以前还马马虎虎有漏洞可钻，还可以只要求大面上过得去、日常生活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那以后不行了。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得符合儒家“礼法”，呆板僵硬典礼化仪式化的“三纲五常”渗入到社会的一切方面。程朱理学横行天下导致文人的那一套不仅渗透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且霸占主宰了中国人的思想思维方式。在宋朝之前文人对中国人的控制程度从来没有如此严厉严密无微不至。自宋朝始，文人对中国人实现了最彻底的统治控制。结果：
——中国唐朝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杰出的军事战略思想家，直到出了毛泽东才填补了这个空白。
——宋朝之后、新中国之前中国再无“四大发明”那个级别的发明创造，再无老子、墨子、庄子、孙子、荀子、孔子那个级别的思想家，再无都江堰、郑国渠、灵渠、长城、大运河那个级别的的伟大建筑——老子、墨子、庄子、孙子、荀子、孔子全部出现在宋朝之前;都江堰、郑国渠、灵渠、长城、大运河等全部诞生于宋朝之前;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有三个发生在宋朝之前，只有一个“活字印刷术”发生在程朱理学刚开始嚣张、还没有来得及全面渗透巩固泛滥成灾的北宋。
——宋朝文人压倒武将，秦桧压倒岳飞(“高俅”陷害“林冲”)，军人地位低下——“贼配军”(岳飞的“武将不怕死，文官不爱钱”从反面证明当时文官贪婪成风横行无忌导致军人士气低落毫无斗志)。
——“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经济实力世界第一、独霸火药火器、武器先进程度世界第一、军队数量世界第一、科技文化世界第一、代表“先进文明”、“先进生产力”的宋朝被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己的辽、金、蒙古轮流欺负得抬不起头来，一代又一代靠割地赔款混日子苟且偷生，“大宋”=“大送”，最终灭亡。
——中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残害妇女的陋习——“三从四德”、妇女裹小脚大规模泛滥于宋代(“宋朝人以女子小脚为美，故此北宋神宗元丰后是开始流行的时期”——维基百科)，此后代代不衰持续到民国。真正彻底禁绝最终消灭了这一丑恶的是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
——中国在明朝错失海权加火器的革命，在海权加火药引发的新军事革命中双重落伍;
——中国在清朝错失铁路带来的陆权复兴和新陆军革命，在蒸汽机与铁路引发的新军事革命中双重落伍;
——中国在民国错失内燃机引发的机械化战争变革，在工业化总体战与内燃机革命引发的新军事革命中双重落伍。
——从明朝到民国，中国错过了三次新军事革命，总体上落后世界先进水平近五百年，“精英”文人们依然不急不慌若无其事——鲁迅说：“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鸦片战争时英国军舰打到家门口了还不知道“英吉利”是何方神圣、位于何方;还咬定“洋人腿不能打弯、竹杆子一拨就倒下起不来”。
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错过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的历史机遇、错过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机、错失了海权加火器的革命、最后落后挨打，真正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就是“‘精英’文人吃香”——要确保“‘精英’文人吃香”就得靠权力。要有权力就得“读书做官”。
读书为做官，做官必学文，学文必排斥理工，排斥理工必落后挨打——整个社会都热衷于当官(如今叫考公务员)，科学技术岂有不落后之理?
最新例子：
例一：“俄罗斯质子火箭发射失败给中国教训：年轻人争当公务员”
“俄罗斯宇宙研究院研究员罗金所说，最近20年来，该国热衷于研发高新科学技术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目前俄罗斯的科技氛围也没有以前那么浓厚，年轻人对于最新科学技术的热情也大不如前”、“该国42%的民众认为国家公务员是‘最具吸引力的职业’。俄罗斯当前愈演愈烈的‘公务员热’直接导致一些高等院校‘国家管理’和‘公共事务管理’等与公务员相关文科专业的火爆。有统计显示，俄许多地区高等院校中与公务员有关联的文科专业报考比例高达1：160，足见俄罗斯青年青睐可能在毕业后更容易成为公务员的文科专业。”
(中国科学报2013年08月13日http://mil.news.sina.com.cn/2013-08-13/1405735105.html)
例二：中国青年热衷于考公务员，预警机功臣王小谟焦虑如今年青人不愿意搞雷达
“我们毕业的时候，搞雷达是很时髦的，现在却没有几个人愿意搞雷达了。”“但雷达的发展涉及国家安危，不搞绝对是不行的。我就是想在个人能力范围内做点事情，鼓励年轻人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王小谟说。
获得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王小谟拿出500万元人民币奖金中的450万元，又通过各方最终筹集出2000万元，计划成立雷达创新奖励基金，每年奖励三名在雷达和预警探测技术领域作出突出贡献和有重大创新的年轻人。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规定，奖金中仅50万归个人拥有，另外450万需用于支持科学研究活动，或获奖者自己选课题，用那些钱来做硏究。所以，那450万属于按生产要素分配，那50万属于按劳分配。
王院士的450万元，是在中国电子科科技集团内，用于建立“青年科学才俊奖励基金”(实际上这还不够，他还在想法子去凑)，奖励对象的年龄是在35岁以下的青年男女、有特别贡献的人。同时，他原来工作过的14所和38所也有一些。而奖给他个人的50万元，他也是“不留一分一文”，全分给了他的科硏团队。
《“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谟：一辈子只做一件事》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3/7/280187.shtm
预警机雷达如此要害的行业，居然后继乏人，居然只能靠王小谟个人呼吁、通过贡献个人奖金来东拼西凑奖励基金来勉强维持，“公务员热”对科学技术国防科研的冲击可见一斑。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精英’文人吃香”的必然结果。
“‘精英’文人吃香”，中国必定遭殃。
为什么自古以来中国碰到外来侵略时主和主降的总是“精英”文人?——个人利害。主战，要取胜就得干实事，“精英”文人干不了;让别人干，就要大权旁落;如果别人成功了，自己就不吃香了。主和，不抵抗，什么实事都不用干，一无危险二不会威胁到自己“‘精英’文人吃香”的地位。如果因为不抵抗而亡国呢?那对“精英”文人来说更好——外国人统治中国离不开自己，中国人统治中国离得开自己(至少他们这样认为)。这种个人得失明细帐“精英”文人算得比谁都精。
“‘精英’文人吃香”与国家强大完全矛盾，根本对立——国家强大要靠实干，追求国家强大就必须尊重实干，就必须“比劳动实干，比实事求是，比团结大多数”，就必须否定“比主观夸张、比舞文弄墨、比三寸不烂之舌”，就必然危及“‘精英’文人吃香”的根本基础。这种利害关系决定“精英”文人从根本上就不能容忍国家强大。
同样，要确保“‘精英’文人吃香”就不能容忍爱国救国——爱国、救国、拯救民族都是实实在在的实事，都要靠实干，都与“‘精英’文人吃香”所必须的“比主观夸张、比舞文弄墨、比三寸不烂之舌”水火不相容——在自命高人一等的“精英”的人眼里，“劣等”的老百姓死了就死了，即使都死光了又有什么了不起?而顾及老百姓和中华民族的的死活却会危及“‘精英’文人吃香”的根本利益。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精英”文人们必须否定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根本不想把中国搞好，根本不在乎中国亡国，对卖国亡国毫不犹豫。中国落后挨打，“精英”文人功不可没。不信请看历史：
1840年，英国只用了一万五千兵力和48艘战舰就把拥有几亿人口、几千年文明史、诞生过《孙子兵法》的中国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签订了《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而就在鸦片战争前一年(1839年)，英国入侵阿富汗。英军3万多人，阿军仅有1.5万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装备上都远不及英军。阿富汗人民揭竿而起，展开抗英游击战争。在历时3年半的战争中，英军损失3万余人，耗资1.5亿英镑，最后大败而归。最惨的一次失败是1.6万英军在从喀布尔向贾拉拉巴德撤退时多次遭到起义军的伏击，最后只有一名身负重伤的军医跑回贾拉拉巴德。以后30多年英国未敢再犯阿富汗。
如果说一次战争还不能说明问题，那就看以後：
1860年，一万七千多英法军打进了北京，火烧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1894年，日本打垮了中国，逼中国赔银两亿两，折合成美元差不多是当年美国购买阿拉斯加(比整个中国东北还大)那七百二十万美元的二十倍，换句话说中国相当于赔了二十个阿拉斯加。1900年，两万人左右的八国联军再次打进北京，签定了《辛丑条约》，逼中国赔银四亿五千万两(合着中国又赔了四十个阿拉斯加)。1931年九.一八，不到两万的日本关东军从20多万东北军手中轻取东北三省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而阿富汗呢?
1878年英军3.5万人再次入侵阿富汗，再次遭到阿富汗人民的顽强抵抗。英军硬撑到1881年，最后实在撑不下去，不得不再次撤出阿富汗。
1919年英军3.4万人第三次入侵阿富汗，再次遭到阿富汗人民的英勇抗击，再次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再次撑不下去——1921年11月22日，英阿签订和约，英国承认阿富汗独立。
从1839年到1921年这三次阿富汗战争期间，英国正处于强大的顶峰。世界上最强大的“日不落”超级大国居然一次又一次地被一个弱小落后的国家所击败，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
在几乎同一时期，面对同样的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战无不败，割地赔款成了家常便饭，而阿富汗一胜再胜，未割一地，未赔一款。为什么?难道当年阿富汗比中国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经济发达、装备先进、兵精粮足、训练有素?有比《孙子兵法》更高明的军事理论?都不是。最根本的区别是阿富汗没有那么多的“‘精英’文人吃香”——阿富汗尊孔吗?搞科举吗?有那么多“精英”文人当“智叟”、整天什么正经事也不干、专门指手划脚说三道四挑剔指责诬陷迫害埋头苦干的人、在庙堂上鼓吹“理性”、投降、绝对不抵抗、在民间教训老百姓“爱国贼”、“义和团式爱国”、宣扬侵略是“先进文明取代落后文明”、鼓吹“三百年殖民地”、叫嚣当“带路党”、明里暗里勾结外国侵略者、恬不知耻要构建“夫妻”、“铁哥们”、“同性恋”之类的“新型关系”、说什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离婚代价太高”、“救X国就是救自己”吗?这才是同样对面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的侵略，阿富汗人民能打游击战而中国人不能、结果让外国侵略军轻而易举取得侵华战争的胜利的最根本的原因。
不仅是英阿战争。从1839年到现在，一个又一个世界超级大国——从当年的“日不落”超级大国大英帝国到前苏联到美国都前赴后继侵略阿富汗，都毫无例外地遭到阿富汗人民的坚决抵抗，都毫无例外地陷入人民战争游击战的泥潭，都毫无例外地最终支持不住狼狈而逃，让阿富汗获得了“超级大国终结者”的名声。为什么?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阿富汗没有那么多“‘精英’文人吃香”，那些专门吃里爬外阻碍老百姓反抗侵略的“智叟”吃不开，所以不管侵略者如何强大，阿富汗人民都能发动人民战争游击战。
而面对同样强大的敌人，在没有毛泽东时的中国情况就大不一样：鸦片战争时英国军队有多大的优势?说中国武器落后，有多落后?说英国人有枪，什么枪?黑火药枪，一下雨一沾水就哑火，一分钟只能打两发子弹，而且是在一百米之内。跑一百米需要几秒?只要不怕死一拥而上，趁换子弹的功夫就能把他砍倒——鸦片战争30年后的1879年，在伊散德尔瓦纳战役中，使用原始镖枪、牛皮盾牌和长矛的南非祖鲁军把当时世界上最训练有素、装备着最好最先进的线膛火枪、火炮和其他各种先进武器的英军杀了个全军覆没：装备精良的英军整整两个团的兵力据险死守，用尽了一切先进武器，结果：1700名英军全部阵亡，祖鲁人伤亡3000多人——鸦片战争30年后装备比当年满清还低劣的南非祖鲁人能全歼武器已经比30年前的鸦片战争时期先进得多的英军，足以证明鸦片战争时期英军的“武器优势”有多优。然而就这样的“武器优势”就把满清军队打得屁滚尿流，把“精英”文人吓破了胆，拼命渲染对方“船坚炮利，势不可当”，对主张禁烟的林则徐群起而攻之，忙不迭屈膝投降割地赔款。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的优势，中国“精英”文人更振振有词“绝对不抵抗”、“曲线救国”、“不做无畏牺牲”，理直气壮当汉奸。如果处于象阿富汗对美国那样的巨大的实力悬殊呢?早把魂都吓掉了，忙不迭大声疾呼投降、破口大骂任何抵抗、鼓吹“先进文明征服野蛮文明”，想都不敢想象阿富汗人民那样坚持抵抗。就凭这就可以明白“精英”文人与卖国亡国的关系。
侵略中国者最希望中国的“精英”文人多多益善——历史证明，强者不怕对手是“智叟”，就怕对手是“愚公”：只见过强者警告对方“放聪明点”，没见过强者警告对方放“放愚蠢点”。所谓“放聪明点”就是要对手象“智叟”那样会算账——反正强弱大势的客观存在摆在那里，不怕你打小算盘。只要对手学“智叟”，必定斤斤计较左算右算，算来算去总是弱的敌不过强的，越算越不合算，干脆投降，自己就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如果对手学“愚公”就麻烦了：根本不尿“智叟”的小算盘，坚持实干，挖山不止，子子孙孙无穷无尽跟你耗下去，让你象一个壮汉跟成群的蚊子或马蜂搏斗，虽然每击必胜，却永远没有最后胜利，最后不狼狈而逃就得活活累死。强大的侵略者不怕对手精明，就怕对手强干，更怕对手能干——善于在实干中学聪明，最后实现“精明强干”。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就是这样干的：一开始在黑暗中摸索，虽然挫折不断但坚持不懈，终于摸出了规律，越来越得心应手，发展壮大，最终不但赶走了侵略者，而且根本扭转了中国落后挨打的大局面，不仅“让侵略者入侵后打不赢”，而且“让侵略者不敢入侵”。这使中国人反侵略的成就后来居上超过阿富汗——阿富汗人民打败了所有敢于侵犯的强国，但一直没有享受到长期和平，更不用说实现现代化了。而中国人在毛泽东领导下实现了现代化，使所有强国不敢再来侵犯，使中国老百姓自1949年以来已经享受到了六十多年的和平。
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的109年中，中国老百姓可曾享受过60年以上的和平?就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事实就足以驳倒“精英”文人所谓“毛泽东一件好事都没做过”的胡说八道。
有些人想不通：1949年之前的中国与1949年之后的中国的区别明明是战争与和平的区别，是生与死的区别，是破坏与建设的区别，是停滞落后与迎头赶上的区别。就凭这些天壤之别，就必须肯定毛泽东的巨大贡献。为什么“精英”文人们硬是视而不见，硬是要妖魔化毛泽东，硬要说“毛泽东一件好事都没做过”?为什么拼命诅咒毛泽东的人都是“精英”文人?
道理很简单：存在决定意识，屁股决定脑袋，阶级地位决定阶级立场。阶级地位不一样，利害关系不一样，判断是非的标准就不一样。如果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判断是非的标准，那必然拥护毛泽东。什么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生存——国家生存，民族生存，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生存。用这个标准看问题，那带给中国60多年和平、为中国奠定工业化现代化基础的毛泽东当然是好人，大好人。但如果以“精英”文人的根本利益为判断是非的标准，那必然仇恨毛泽东。什么是“精英”文人的根本利益?特权——“精英”文人的特权：高人一等、不劳而获、压迫老百姓的特权。用这个标准看问题，坚持为人民服务、严禁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不准“精英”文人享有“高人一等、不劳而获、压迫老百姓”的特权的毛泽东当然是恶魔，十恶不赦的恶魔——别的且不论，光凭毛泽东为救国强国的需要而坚持实干、大树实事求是、“比劳动实干，比实事求是，比团结大多数”之风这一条就破坏了“精英”文人赖以生存的“比主观夸张、比舞文弄墨、比三寸不烂之舌”，就妨碍了“‘精英’文人吃香”，就绝对不可饶恕。
“精英”文人如此仇恨毛泽东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铁了心与中国人民为敌。
2013年10月16日，美国ABC电视脱口秀节目《吉米金莫秀》上，主持人问四个小孩，美国欠中国的1.3万亿美元怎么办。一个6岁白人男孩抢先发言：“我们应该绕到地球那边去，把中国人都干掉”!有人说这是“童言无忌”，不必当真。但是第一，正是童言无忌，才会说真心话。第二，6岁孩子的想法从哪里来?当然来自环境，来自大人。这个孩子为什么不说“杀光犹太人”、“杀光黑人”、“杀光穆斯林”而只说“杀光中国人”?显然因为环境，一个说“杀犹太人”、“杀黑人”、“杀穆斯林”不行、一有苗头马上呵斥制止、唯独说“杀中国人”没人当回事的环境。所以孩子也不当回事，想都不想就能脱口而出。第三，主持人吉米金莫可是成年人，而且是大腕电视主持人。他对“杀光中国人”的评价是“这是个很有趣的想法”，显然并不认为这是绝对不可容忍的东西，否则必然会马上予以诱导劝解纠正。这个电视节目是面向全美国的，尤其是面向小孩的。全美国的小孩从这个大牌电视节目主持人这一问一答能获得什么样的信息?“杀光中国人”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不属于想都不该想、碰都不能碰的罪恶，而是“很有趣的想法”——说“杀光犹太人”、“杀光黑人”、“杀光穆斯林”不行，说“杀光中国人”可以。这段“杀光中国人”的对话并非现场转播，而是预先录制，可见并非临时的即兴发挥，而是早有预谋。这才是不折不扣的“狼奶教育”，而且是极为巧妙而自然的“狼奶教育”——根本不通过教科书，通过电视机节目开开玩笑，三言两语嘻嘻哈哈就轻松愉快不知不觉地完成了。
ABC此节目一播，海外华人大哗，纷纷抗议谴责。而中国的“精英”文人呢?立即定性为这是海外华人的事而不是中国人的事：“当地华人担心歧视逻辑泛滥，最终产生实际后果，伤害亲人，所以发声批评”，对此不但若无其事，而且惟恐中国人起来抗议：“开开中国人玩笑的行为”、“不要跟这种言论较劲”、“中国政府要有定力，不应过激反应”、“中国政府不宜说什么”、“大陆对这一事件可以平静待之”(凤凰网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
不仅如此，这位国际关系专家金大教授还倒打一耙，把全部责任都推给了海外华人：“相对封闭，不融入主流社会”、“政治影响力不大”、“歧视华人的代价不大”、“改变这种状况，还要靠自己”、“华人要自己团结起来发声”……总之一切都是海外华人自己的麻烦，跟中国大陆没什么关系，说白了就是“杀光中国人”风波与中国无关，全是海外华人自找的，活该，一切自己兜着去，别指望中国大陆管你死活。
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引出“杀光中国人”的话题是“美国欠中国1.3万亿国债怎么还”，那个小孩说的是“杀死所有在中国的人”而不是“杀死所有在美国的华人”。换句话说，要杀的并不包括不生活在中国的华人。“杀光中国人”的真正动机是不想还债——不是因为政治敌对，不是因为种族歧视，不是因为文明冲突，不是因为发生了任何冒犯、任何矛盾，纯粹是因为借了钱不想还，于是就要消灭债主，就毫无借口要“杀光中国人”。这跟强盗的杀人越货没什么本质区别。可见“杀光中国人”不是冲着海外华人来的，而是完完全全冲着中国来的——拥有美国1.3万亿国债的是海外华人还是中国?要杀债主赖债，杀海外华人有什么用?既然“杀光中国人”针对的是中国人而不是海外华人，那对此最有理由愤怒的是十三亿中国人而不是几百万美国华人。然而事情邪就邪在这里：“皇帝不急太监急”，中国的事，海外华人急，中国政府不急——面对“杀光中国人不还债”的叫嚣，海外华人抗议，中国无动于衷，官媒用“辱华”二字轻轻一笔带过，官方机构充耳不闻，“精英”文人急急忙忙跑出来宣扬“不要跟这种言论较劲”、“中国政府要有定力，不应过激反应”、“中国政府不宜说什么”、“大陆对这一事件可以平静待之”、“摒弃受害者心态，不必对‘辱华’言论反应过度”、“一种以受害者心理为特征的歧视敏感症”、“大国崛起呼唤大国国民，但我们却很难将一种‘歧视敏感症’视为大国国民应有的表现”、“中国人和华人对‘杀光中国人’的童言笑语竟会如此敏感反映了华人日渐退化的智商和情商”、“童言无忌与国人脆弱的心态”……惟恐惊扰了“中美国”、“夫妻”、“铁哥们”、“离婚代价太高”的美梦。
“精英”文人对外国人“杀光中国人”之类主张如此宽容，而对中国人的言论呢?就在几个月前的2013年2月，“精英”文人们凭空捏造出个“罗援、戴旭鼓吹‘轰炸东京’”事件，顿时掀起一场反共反军的歇斯底里：“无知狂徒”、“极端反华的日本右翼军人，也不会发出‘轰炸北京’这种举世震惊的狂言”、“经常在媒体发表对日‘强硬言论’”、“罗援将军‘鹰派’言论，有益于国际上渲染和营造‘中国威胁’”、“为安倍重整军备，修改宪法，最终实现突破战后体制这一政治夙愿，提供理由”、“‘血性’不是‘血腥’”(复旦大学“日本问题专家”冯玮)、“信口开河，标新立异，对外以好战著称，对内则党同伐异”、“老老实实遵守纪律，别惹是生非!建议中纪委和国防部好好管管他们”(袁伟时)、“从来没有打过仗，且有临阵脱逃嫌疑”、“总是在电视上宣扬战争”(人大张鸣)、“思想抢滩，让文革思维军事化”(吴稼祥)、“军人干政”、“涉嫌违宪”(“老榕”)、“激发战争狂热”、“不仅是国贼，还是人类公敌!”(吴祚来)、“应该法办!”(“何时天明”)、“在为谋反造声势”、“罗援不除，国将有难”(“渭北春树”)、“中国鹰派将校和知识分子的网上论战”(美国之音)、“中国鹰派军人惨遭人肉痛骂极端孤立”、“中共鹰派少将罗援微博遭‘围剿’乱了方寸”、“中国鹰派军人遭到网民群殴式围攻”、“围攻罗援的行为体现了高度的爱国责任感”、“一大批公共知识份子讨伐罗援”、“罗援、戴旭战役影响深远”、“宁可千日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
罗援、戴旭没有说“轰炸东京”，“精英”文人硬说他们说了，大作文章，大发雷霆，破口大骂，大兴问罪之师。美国人公然声称“轰炸北京”，“精英”文人们装聋作哑屁也不放一个。美国电视台播送“杀光中国人”，“精英”文人们不但不生气不抗议，反而忙着宣扬“不要跟这种言论较劲”、“中国政府要有定力，不应过激反应”、“中国政府不宜说什么”、“大陆对这一事件可以平静待之”——“精英”文人的立场鲜明极了：轰炸北京可以，轰炸东京不行;州官放火可以，百姓点灯不行;对外国人叫嚷“杀光中国人”心平气和，对中国人誓言“保卫钓鱼岛”火冒三丈——外国人杀中国人可以，中国人反抗求生不行。
类似“杀光中国人”的反华事件远不止这一例。远的不说，近年的例子：
——丹麦赫尔辛格市议员弗阿特—亚朗：“我希望中国的高温能达到140度，把所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