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价值论文范文10篇
医学价值论文范文篇1
儒家人本哲学的发展和确立与我国古代人本思想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商朝以前，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人们思想的控制，强化王权统治，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鬼神大加尊崇[1]。《礼记•表记》中也有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到了西周时期，人们对鬼神是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并把人们的行为和意愿看做是天、神意志的代表,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2]，“民之所欲，天必从之”[3]。进入春秋以后，“重人轻神”的思想逐步形成。春秋中期已出现“以人为本”的思想，由当时辅佐齐桓公称霸的宰相管仲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4]”，道出了人民在国家稳固、安危中的根本地位。之后到了春秋末期，儒学创始人孔子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和重视人在宇宙的中心地位和在社会的主体地位，并结合自己的学说，创立了人本主义哲学。儒家人本哲学重视对人性的认识，认为人不仅具有生物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儒家人本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仁”，“仁”者，爱人。要做到“仁”，就要做到以下5点：恭、宽、信、敏、惠。具体来说，就是推己及人，也就是遵循“忠恕之道”。“修齐治平”在儒家人本哲学中体现了“修己安人”的待人之道。
2儒家人本哲学的现代意义和价值
2.1儒家人本哲学的人性观与现代人类医学
人具有运动性语言中枢和知觉性语言中枢的特殊结构，人是以语言拥有世界的动物，人们通过语言的交流，可以引发情感、开放内心世界；同时，人也是唯一可以被语言符号伤害以及患语言疾病的动物，而且，人还是唯一可以通过语言符号医治的动物[8]。人的疾病与健康，不仅仅涉及到生理、心理或社会某一个单一层面，而是他们的整合，且三者密切联系，相互影响。根据现代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只有当三者是一种和谐统一的良好状态时才是现代意义上的健康。而某一方面的疾患都会牵涉和影响到其他方面，如心理或生理疾病所致社会功能损害和缺失，还有社会关系引发的心理和生理问题等。所以，与动物医学不同，人类医学除了自然科学性外，还具有人文性质。医生在给患者看病时，不仅要看到患者的生理层面，而且要看到其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随着现代社会和医学的发展，人们已逐渐认识到这一点，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就是很好的例证。
2.2“仁”的人本哲学与现代医学人文关怀
“仁”是儒家人本哲学的核心概念，孔子在《论语》中使用了109次“仁”。《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日爱人。”孟子也说，仁者爱人。就是要关心和爱护他人，不是弄虚作假，虚情假意，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教养，而是从“与人为善”的本心出发，真诚地爱护他人。怎么样才能做到“仁”呢，《论语•阳货》中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谦逊恭敬、宽容大度、诚实守信、行事聪敏、恩惠于人，待人处事做到以上几点就是“仁”了。而具体来说，仁的施行，在于推己及人，也即“忠恕”之道。“仁”的实践包含了为人着想的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就是“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尽己为人谓之忠[9]。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恕”。这两方面合起来就是“忠恕之道”。孔子认为这就是把“仁”付诸实践的途径[9]。人文关怀是对人的主体地位，对符合人性的需求，以及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条件及保障的关注，对人的尊严、人格的肯定[10]。医学人文关怀主张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医学价值观，医学人文关怀就是对病人不仅要提供必须的医疗技术服务，同时要为病人提供精神的文化的情感的服务[11]。这就要求医护人员对患者要有仁爱之心。作为专业人员，在患者面前更要谦逊恭敬，把患者当做自己的服务对象，以平等观念和服务意识去面对患者。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面对患者对专业知识的无知以及作为疾患承受者的一些不当言行，医护人员要给与宽容和理解，并给与必要的解释和指导。医护人员还要诚信待人，不弄虚作假，欺骗患者。在医疗护理中，医护人员要严格按照科学的操作程序，思维敏捷，行为果断，不因自己的失责和大意而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医护人员还应根据安全性、实用性等特点以及患者的实际情况包括体质、家庭经济等因素为患者选择适当安全的治疗方法、药物等。医生救死扶伤，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医生是给人们恩惠的，应该以利于患者和惠于患者为出发点。用孔子的话说，就是要推己及人，遵循“忠恕之道”。其实这与现代心理学中的“换位思考”和“黄金法则”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医护人员和患者首先学会换位思考，然后以自己调换角色后希望对方对待自己的方式去作为。医护人员以如果自己是患者希望医护人员怎么对待自己去对待患者，而患者以如果自己是医护人员希望患者怎么样对待自己去对待医护人员。这样通过为别人着想，不仅很好的体现医护人员对患者的仁爱之心，而且能够构建良好和谐的医患关系。
2.3儒家人本哲学的“修齐治平”与现代医学人文管理
有学者认为，“修齐治平”体现了儒家人本思想中“修己安人”的待人之道。在现代医学中，医生作为服务者，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服务质量和水平，一方面是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和技能，另一方面是要提高自己的医学人文技能，提高自己对患者心理的了解和认识，提高与患者沟通的能力以及与患者建构良好和谐医患关系的技能，还要提高自己的理论和认识水平，对人类疾病和健康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的认识。这都需要医护人员不断的学习新知识、新理论，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全面素质。这样才能更好地医治和解除患者的病痛。不仅如此，医生的内在素养和专业技能会通过其一言一行表现出来，而患者就据此对医生形成信任或怀疑、镇静或不安、安全或不安全、敬仰或怨恨、对疾病的良好的预后充满信心或失去信心等心理。具有良好内在素养和高水平专业技能的医生其言行往往就能够很好的安抚患者心理，使患者产生信任、安全、镇静、对所患疾病的康复充满信心和希望等积极向上的心理。而且这样的医生也会得到患者的敬仰。这也就是“修己安人”的过程。特别在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中，心理医生的内在素养和人格魅力是安抚来访者不安焦虑情绪以及影响来访者做出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儒家人本哲学中“修齐治平”，也就是“修己安人”的思想在现代医学人文管理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3结论
医学价值论文范文篇2
根据科学社会学理论，评价是根据特定目的、针对客观事物、进行主观判断的认识活动。评价属于人类的认识活动。有组织的评价则属于社会行为。评价的目的有二:一是揭示价值;二是促进价值实现。评价包括对科学性、准确性、合理性的“事实认识”评价和对有无价值、价值大小的“价值认识”评价。评价受到评价主体的价值取向、认识能力、公平精神，评价方式的理论、技术、方法、程序，以及评价客体的可识程度、价值显度、指标效度等三大类因素的影响［1，2］。科技评价是科技范畴内的评价活动。科技评价是对科技活动及其产出和影响的科技、经济和社会价值进行判断的认识活动。科技评价既是科技共同体运行的内在自洽机制，也是科技管理部门实施管理和决策的重要手段。科技评价是由科技评价机构或组织，针对委托方的明确目的和要求，遵循一定的原则、程序和标准，运用科学、可行的评价方法，对科技活动的行为和事实做出独立、客观、科学的价值判断的一种专业化和规范化的科技活动。从认识活动的主体角度看，科技评价是用科学的评价理论、评价方法、评价程序进行的价值认识活动;从认识活动的客体角度看，科技评价是针对具有科学和技术特征的对象进行的价值认识活动［1，2］。科技评价是建立在多学科理论交叉基础上的管理实践活动。从科技评价活动的目的特征看，其理论基础是科学社会学;从科技评价活动的范畴特征看，其理论基础是科学管理决策学;从科技评价活动的目标特征看，其理论基础是哲学的价值论和认识论、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从科技评价活动的方法特征看，其理论基础是分类学与比较学;从科技评价活动的工具特征看，其理论基础是计量学理论(数理统计学、文献计量学、技术计量学、经济计量学、知识计量学等);从科技评价活动的过程特征看，其理论基础是逻辑学、信息分析学、知识管理学理论［1，2］。科技评价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按照科学系统论的思想，科技评价体系包括3个部分: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活动。评价活动则包括评价程序、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结果、结果应用等，体现评价的主客关联。其中，评价程序通常是首先明确“评价目的”、选择“评价主体”，再由“评价主体”根据“评价目的”确定“评价目标对象”及其“评价准则”，再将“评价准则”解析为“评价指标”，继而根据“评价指标”选择“评价方法”，再根据“评价方法”确定操作和技术程序，最后得出“评价结论”［1］。军事医学的科技评价，遵循科技评价的基本原则，也具有军事医学科学技术实践活动的自身特殊性。
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对象
军事医学科技评价体系由评价主体、评价客体和评价活动等3方面的要素构成。其中，军事医学科技评价主体是相对独立的、专业的、非功利性的科技评价机构;科技评价活动是一种专业化的咨询和评判活动;科技评价客体即评价对象。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对象是军事医学科技活动。军事医学科技活动的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结果各异，决定了军事医学科技评价客体的多元化特征。军事医学科技评价有针对科技活动组织的，如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医院、卫勤机关、卫生部(分)队、重点实验室、创新群体、合同合作机构等;也有针对个人的，如科学家、工程师、技术支持人员、科技管理人员、教师、科技普及人员等。有针对科技活动不同层次或不同环节的，如针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展研究、工程与产业化研究，针对知识发现、知识传播、知识普及，针对技术发明、技术应用、技术推广、现场处置等;也有针对科技活动不同学科领域的，如卫生勤务、卫生装备、战伤救治、卫生防疫、疾病防控、军队卫生、核化生防护、海军医学、空军医学等。有针对科技活动的不同产出形态的，如论文著作、专利技术、装备型号、医药产品、卫勤条令、卫生标准等;也有针对科技活动不同阶段形态的，如科技活动动机、政策、战略、规划、计划、方案、立项、过程、结果、效果等［1］。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客体(对象)，包括军事医学科技活动的环境，如军事环境、国家安全环境、国际竞争环境、科学技术环境、经济环境、政策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等;科技系统的结构，如科技人员、科技机构、科技创新群体、科技条件、科技活动目标对象、科技发展战略、科技计划、科技项目、科技成果、科技活动的组织管理、科技政策、科技体制等;科技活动的功能，如军事功能、医学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等;科技活动的演化，如科技活动演化规律、与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科技发展态势等。
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原则
根据科技评价理论，军事医学的科技评价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①遵循科技评价的共性原则。即合理、科学、公正的原则。合理是指每个科技评价的项目设置、目的导向、可能后果、社会影响等必须符合科技和社会发展的总目标;科学是指每个科技评价活动的理论、方法、技术、程序、控制、监督等必须符合科学社会学规范;公正是指每个科技评价活动的过程、结果、效应等必须符合科学共同体和社会公众的普识价值观和愿景。②体现科技评价的个性特征。军事医学的科技评价既与军事、医学、科技领域的评价有相同之处，也具有军事医学自身的性质、环境、目的等差异，具有个性化和特殊性。军事医学的科技评价与一般医学科技评价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特别强调军事价值的目的导向。③反映军事医学的发展与变化。军事医学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科技水平、战略目标、价值取向等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科技评价的背景和基础也必须相应地适应和调整。④符合科技评价的共识准则。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针对不同评价客体的不同评价项目，可以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必须具有针对该特定科技评价项目的共识准则，这是实施任何特定科技评价项目的必要前提。除上述基本原则外，军事医学科技评价还必须充分考虑到以下3项特殊性原则:一是要根据军事医学的科学、技术、工程等不同特征要素，建立相应的分类评价准则和指标体系;二是要高度关注军事医学的科学、技术和工程要素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三是要特别关注军事医学的价值要素在科技评价中的导向作用［1］。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基本要求包括:①项目设置合理;②理论方法科学;③技术操作最优;④程序规范严谨;⑤组织监督严肃;⑥结果客观公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外部评价”等，均属于理论方法科学的范畴;“可行性”、“最优化”等，均属于技术操作最优的范畴;“回避”则属于组织监督的范畴。
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方法
军事医学的科技评价需要有适宜的技术方法。科技评价中大量借用了软科学、文献情报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借用的软科学方法，包括系统分析、层次分析、矩阵分析、聚类分析、专家会议、德尔菲法等;借用的文献情报学方法，有文献计量、引文分析、影响因子(IF)、H指数、专利分析、知识可视化等;借用的经济学方法，如成本效益分析、边际效用分析方法等。如应用系统分析方法，对军事医学科技战略、科技政策、科技规划等进行评价;应用专利地图法，对军事医学的科学技术创新竞争力进行评价;应用H指数分析，对军事医学科技期刊或创新团体的学术影响力进行评价;应用引文分析方法，对军事医学科学家已发表研究成果的学术效度进行评价等［1］。同行评议是科技评价特有的方法，是对科技活动进行“质”的定性评价的重要方法。同行评议的关键是“同行”范畴的科学界定，以及“同行专家”的合理选择。但是，同行评议也存在一定缺陷，受到评议专家的科学精神、科学道德、专业素养、学识水平等影响［2］。回溯性案例评价法也是科技评价常用的方法之一，侧重于对科技活动周期长、投资和规模大的重大科技计划、工程，以及对科研机构等的评价，重在评价其科技活动的产出和影响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军事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等［2］。计量学评价方法是科技评价量化分析的重要手段。科技文献计量是判断一个国家、地区、部门、机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工具，被广泛用于人才评价、成果评价、项目评价、机构评价、学科评价、期刊评价、科技预测、科技管理等方面。论文和引文是较为常用的文献计量学指标。科学计量学方法，是运用数学方法计量科学研究的成果、描述科学的体系结构、分析科学系统的内在运行机制、揭示科学发展的时空特征、探索科学活动的定量规律，主要应用于科学发展规划、科学基金管理、科学结构调整、科学预测、科学实力评估等。知识计量方法，是对国家、机构或个人的知识数量(总量、存量、流量、增长量等)和质量(知识价值、知识产品价值、机构或产品的知识含量)进行计量分析，揭示知识的社会经济属性。科技的经济计量方法，是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科技活动的投入、产出、成本、效益等，以改进科技活动管理、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高科技活动效率［2］。在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方法选择和应用中，需要特别把握几个问题。第一，要真正理解了某种方法的思想内涵、本质特征和适用范围，才能正确选择运用;第二，要根据评价目的来确定评价目标，再根据评价目标去选择最适合的评价方法;第三，某种评价目标可能需要选择多种评价方法进行综合评价;第四，某种评价方法也可能适用于多种科技评价目标;第五，任何评价方法的选择运用都必须最优、最适，在此基础上可以将方法操作的技术可行性进行适当改良和优化，但是不得违背科技评价的基本原则，并且必须在实施评价活动前取得较广泛的共识;第六，科技评价是一项复杂的认识活动，只能尽量地趋近真相，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1］。
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程序
军事医学的科技评价需要有严格的操作程序。虽然军事医学科技评价与一般科技评价的基本组织程序大致相似，但根据评价目的不同、对象不同，评价主体、评价程序也相应有所区别。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组织程序通常包括:明确的目的、严密的逻辑、严格的过程、严谨的方法、严肃的监督。其中，严密的逻辑，是指根据“评价目的”来确定“评价准则”和“评价目标对象”;根据“评价准则”来确定“评价指标”;根据“评价指标”来确定“评价方法”;根据“评价方法”来确定评价技术操作实施。严肃的监督，是指评审专家的选择与回避、评审准则和标准的制定与公示、评价方法的科学性考量、评审过程的实施、评审结果的公开、申述或质询与反馈等［1］。
军事医学科研“技术就绪水平”评价
医学价值论文范文篇3
论文摘要：在价值论视野中，教育与技术之间其实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本文首先分析了价值的主体和客体，然后通过探讨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运动来把握教育技术的关系。
纵观人类历史，人的价值并不是一开始就能被人发现和认同的，而是伴随着人类对自身认识的深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被人认识到的。由于社会的高度技术化，人的价值在近代以来一直没有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即使到了20世纪后期，对人的价值的发挥仍然受到各种的困扰。从教育的本质出发可知，教育自身是直接与人相关的，这就不难理解有学者将教育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唯一途径，认为教育有责任不断提高人们对人自身价值的认识，帮助人摆脱受技术奴役的困境，使人充分认识到人的主体地位、人的个体的独特尊严。这样，人、教育与技术的关系也就蕴涵其中了。
一、对价值本质的理解
value(价值)一词来自拉丁语valere。从词源来讲，这个词的词根的意义十分模糊，其意义遍及所有方面，从“是好的”到“具有体力或勇猛”。它在14世纪进入英语，可直到19世纪，该术语几乎只与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有关，意指物的价格或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人类劳动。从19世纪末开始，在新康德主义者、叔本华、尼采的哲学中，该术语的意义扩张了。同时，以价值为研究对象的学说即价值学(valuetheory)或价值论(axiology)开始得以系统发展。目前价值论主要有三种观点，即客体价值论、主体价值论和关系价值论。客体价值论的持有者认为，价值就是客体，或是指客体本身，或是指客体的某方面的属性或功能。主体价值论者认为，价值的产生取决于价值主体，即取决于人。他们突出强调了价值的主观性，并进而提出了“价值是人”的哲学命题。无论是客体价值论还是主体价值论，最大的不足在于理论上的片面性。前者强调了价值的客观性却忽视了人，后者突出了人的作用却忽视了客体对人的影响。因此，学术界更多的学者提出：价值应该是主客体的统一，应从主客体的关系出发来理解、把握和界定价值。为此，我们从关系价值论出发，尝试探讨教育与技术的关系。
1价值的主体
主体是一哲学范畴，在哲学上，它有多重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指“实体”，它被理解为事物的属性、状态和作用的承担者，与现象等概念相对应。二是指“物质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次要组成部分”相对应。三是逻辑意义上的主体，指逻辑判断中的主语、主词。四是指人，又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凡是人就是主体，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只有作为某种活动的发出者才是主体，并总是相对于认识和实践的客体而言的。
价值哲学认为，主体必须是主动地进行活动的一方，有自主性、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所以主体只能是人，这就要排除实体、主要构成部分、主语和主词意义上的主体。同时也要意识到人和主体的不同，可以通过以下的辨别体现出来：第一，人具有实体性的一面，因而人可以独立存在；但主体作为价值存在，却只能在关系中存在，离开了客体就无所谓主体。第二，当人失去作为主体的价值性质时，人还是人，人是可能作为客体而存在的；但主体却离不开承载着他的实体的人，没有了人，也就无所谓主体。第三，人可以用实体和属性的关系来表达，如人具有自然性、社会性和思维性等，但主体标志着一种能动性的价值，因而主体性表达的是人对世界的能动关系，而不能用人的属性来说明。由此可见，主体属于关系范畴，主体的存在和确立必然依赖于客体，而特定的活动成为主体、客体的关系桥梁。主体是人但不等于人，人并非都是和总是主体。
哲学中的“主体”被引入教育领域后，自然而然地生成了“教育主体”这一概念。当我们从价值论的视角考察教育与技术的关系时，则需要把教育主体定位于价值论意义上的主体——价值主体，是由教育体系内“类”存在意义上的具有人格形态和价值主体特性的教育主体。价值主体是教育与技术的价值关系的承担者一方，是与客体技术发生价值关系的教育主体，是价值创造者与享受者。
2价值客体
教育系统中应用技术的历史表明，并非所有的技术都适用于教育，即使有些技术应用于教育系统中，也需要进行适当的改造，以适应教育本身的需要，原因是由技术的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规定的。也就是说，教育主体想要的具有某种特定功能的技术和技术自身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借助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使技术由潜在的价值客体变为现实的价值客体。技术由潜在的价值客体变为现实的价值客体，表现在客体身上，则是客体形式的变换。首先，从前提看，技术的存在形式发生了改变。其次，从过程来看，获得新的形式规定。最后，从结果来看，在这一生成的技术中，毫无疑问，教育对技术功能的设定直接决定了技术具体的内在功能，这种新的客体是主体活动目的的实现。表现在主体身上，则是主体本质力量的增强。
二、价值论视野中教育与技术的主客体关系
从价值论的视野看，教育与技术之间其实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并存着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运动：在功能上，价值意味着主体对客体的取向，主体把客体的属性、规律内化为自己的本质力量，即客体主体化；在发生上，价值表示主体对客体的改造，主体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即主体客体化。在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中，教育(主体)会不断创造出相对稳定的目的性活动序列，推动“目的——手段”系列中的技术手段在教育系统中的发展，从而为教育价值的实现服务。为此需要强调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价值的关系说，即(教育中)技术的价值既不是技术自身的属性，也不是教育的单方面规定，而是技术与教育间的一种相互关系——实践过程中的关系。二是价值的过程说，即(教育中)技术的价值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离不开特定的教育系统，技术“作为手段的有效性”不能脱离教育价值的一贯性。三是技术与教育之间的相互作用说，即技术不是单纯的工具，听任教育的随意支配、使用，而是技术也要对教育施加影响、作用、改造。
1主体客体化
马克思指出：“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在实践中，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主体自身能力的客观展开，主体通过改造客体把自己的本质力量从可能变为现实，并在结果中获得客观存在的形式。因此，在结果中不仅反映着被改造对象的属性，而且还反映出主体的特性，反映出主体的实践能力、愿望和意志。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表现在客体身上则是客体形式的变换，是主体赋予客体以形式，使客体获得新的属性和功能，形成新的价值客体，从而体现了价值的创造过程。
教育领域中的技术发展是按照教育实践的需要建构起来的，技术不仅是按一种内在的技术逻辑发展，而且也是由创造和使用它的教育系统所决定的。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主体客体化是教育的本质力量得以对象化和教育的价值得以确证的过程。由于“使人成为人”是教育的根本意旨，这就造成了教育领域不同经济、军事、医学等领域，技术的应用是为了教育价值的实现，而不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或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从而不难理解始于1998年以清华大学等四所高校为试点的现代远程教育并不十分适合网络学历教育，因为大学本科教育不仅仅是一个进一步学习知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发展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过程，等等。主体客体化过程，即教育中技术的创造、改造过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准则去不断调节技术(包括器物、工艺、组织、管理等等)与教育的各种具体关系，从而促进技术、教育与人的协调发展。(1)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符合教育与技术主客体关系的要求。(2)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坚持了人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人是教育活动的主体，教育领域在积极研究开发利用先进技术的同时，应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重视满足人的需要、追求人的发展，实现人的价值，使技术进步、教育发展与人的价值的实现相一致。(3)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体现了技术人文价值的理性回归。技术的任何现实运用，必然与人有关。人类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是决定教育系统中技术取舍选择、发展方向的最终依据。
主体客体化过程具体体现为技术的内在价值被教育实践具体规定、实现的过程，即教育(主体)本质力量作用于技术使其内在价值变化，并使之转化为外在价值。技术的内在价值是使技术成为其本身所是的承诺，构成了技术活动的内在目的和合理性标准，是技术的意义所在和技术进步的指向。如果我们把技术看作是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即把技术作为一个整体，那么我们可以从系统的“自组织”特征来理解技术系统自身的这种内在驱动力、内在价值取向。正是因为技术作为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所以它不但要有自己的内在价值，还要有一定的功能输出，服务于教育系统。因而在教育运用中，技术的评价就不仅是技术功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看技术运用的教育效果，我们可称之为技术的外在价值。外在价值是技术的属性、功能与教育本质力量作用的产物。不难看出，技术的外在价值对于教育价值的追求即“人的价值实现”具有绝对优先的地位，技术的内在价值相对于外在价值而言，只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技术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之间并不总是和谐统一的，技术的内在价值应服从于技术的外在价值。因此，经过主体客体化过程，教育中的技术应该是适用的技术。
教育主体的对象化活动指向什么客体，是有价值选择取向的。这表明：在主体客体化活动发生之前，主体已优先选择了某一主导性的价值目标，同时也就放弃了其他价值目标。价值选择的存在，意味着教育在追求其主导价值目标过程中，由于价值需求之间的矛盾，可能存在因基于自身的价值选择而产生与其业已存在的价值需求相悖的消极结果，从而导致其实现主导价值目标的代价。例如，某一语文老师设计了精致的多媒体课件，但准备上课时却停电了，最后只得取消此次公开课。原本是希望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应用焕发课堂的生命活力，结果却是束缚了教师使用传统技术手段进行教学的能力。这也与技术的社会属性相符。技术在使用过程中具有的某种价值偏向性是由其社会属性决定的，使用过程中的技术已经不再是“技术”自身，它已经成为主体的“手段”。价值选择既体现了教育主体的能动性、自主性，也反映了技术客体的多样性和客观性。例如，我国现阶段实施的“国家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提出了三种模式，各项目单位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一种模式，以使技术实现其现实价值。
2客体主体化
主体按照内在的尺度把自身的本质力量作用于客体，使之成为“为我之物”，主体在改造客体的同时也要按照客体的尺度，接受客体的改造和锤炼。因此，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客体主体化，从客体来说，就是由现实的价值客体到作用于主体转化为价值的过程；从主体来说，则是客体作用于主体，使主体受到客体的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内化为主体的本质力量，价值才得以实现。
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可以说从教育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作为教育目的性活动的序列或方式，技术的基本功能在于支持教育目的的实现。例如，氏族公社时期的教育侧重于生产、生活经验的传授，言传身教则是有效的技术手段；书写形式的技术则有助于实现教育传播知识的目的，等等。一般而言，技术在进入教育的最初阶段位于教育系统的外侧，然后经过相互作用的目标制约，渗透到教育系统当中，并贯穿于全过程中。一旦技术渗透到教育系统中，它就不再是作为独立的外物而存在，而是与教育系统中的其它技术要素产生广泛而实质性的融合，从而内化为教育的本质力量。从客观上看，技术作用于教育系统所引起的变革，不仅说明了技术渗透的巨大力量，而且反映了教育对技术影响的反抗性——一方面来自教育系统本身所固有的保守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教育系统具有一定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这种反抗性应该说是技术作用于教育系统的一种正常现象，是一个整合的过程，随着整合过程的深化，这种现象也会逐步消失，随之而来的是新的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新的整合过程的开始。
(1)“要什么”中的“什么”与“是什么”中的“什么”并不等同，前者是主体想要的具有某种特定功能的技术，后者是技术自身规定的形式和内容。这是由技术的双重属性，即技术的自然属性和技术的社会属性规定的。“要什么”和“是什么”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一对矛盾体，也是客体主体化过程中的最主要的内在动力。
(2)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实现“要什么”与“是什么”的整合过程，它深刻地体现了主体与客体的内在统一。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一种有目的的双向运动，是通过预期目的的实现而达到其目标的过程。当“是什么”的技术与“要什么”的技术相一致时，技术对教育发展起推动作用，形成一种新的教育环境，技术在此环境中呈现出新的意义，有利于进一步引入新的技术；如果“是什么”的技术与“要什么”的技术不一致时，一般会产生一种必须要解决的紧张感，或者是技术的开发者或用户对技术进行再设计(如根据功能与结构的对应关系，创造相应的结构以实现一定的功能)，或者是教育进行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技术(有些情况下采取抵制的态度)。
医学价值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国外学者；《资本论》；批判性；科学性
如何看待马克思及其《资本论》和如何看待及其思想一样，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价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如何选择我国未来的社会制度和道路的重大问题。苏东巨变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曾一度陷入低潮，原先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纷纷加入了指责《资本论》的行列，加上国外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有意贬低，一时间给人一种国外学者全都认为《资本论》不是学术著作、已经过时，只有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范式才能解释现代经济问题的片面印象。本文试图对国外学者对《资本论》的看法作些客观概述，为人们全面了解国外学者的看法提供一些参考。
一、一部揭示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著作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角度和方法很不相同的著作。西方主流经济学撇开了现实社会中人们在财产、社会地位、特长等方面的差异，在一种人人平等、公平竞争的假设下，用一种把工人与物质生产要素相等同的办法，推论出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充满和谐公正的经济体制的结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资本论》是一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著作。由于《资本论》所论述的问题触犯了主要凭借财产所有权获得收入的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在它诞生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国外的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给了它较高评价，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它主要是采取用沉默来抵制、用批判来否定的态度。
但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20世纪20至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以后，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开始对《资本论》采取“研究”的态度，一些试图发展主流理论的经济学家甚至还对《资本论》做出了某种肯定。例如，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等就肯定了《资本论》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方面的学术成就。
罗宾逊认为，《资本论》中所描述的阶级冲突，与主流经济学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利益和谐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流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是以存在无数财产相等的小业主组成的社会为假设前提的，《资本论》关于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论述却接触到了垄断竞争的现象，为分析现代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寡头垄断结构提供了刺激。
在工资理论中，主流经济学沉浸在田园诗般的幻想中，将工资说成是由附加一小时工作的“边际非效用”决定的，就像为自己种田的农夫拄着锄头，在傍晚决定再干一小时多生产的产品是不是能补偿自己多一分背痛一样。相反，《资本论》却看到了在真实的劳动力市场上，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是如何被无形的绳索捆绑在机器上的。
在主流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是能够想象到的最好的经济体制，尽管有时它也下意识地提到了它的某些不完善。对于《资本论》来说，对经济体制的评价，是不能用“好”或“坏”来概括的，资本主义必须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尽管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它仍是通向一个更好世界的过渡阶段。（参见Robinson,Joan,AnEssayonMarxianEconomics,London，1949.）
米尔达尔强调，主流经济学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回避了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和冲突，《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论等学说，却揭示了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和冲突，触到主要凭借财产所有权生活的人的痛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两个理论会在经济学家当中引起那么多的争议的原因。（参见Myrdal,G.,ThePoliticalElementinEconomicDoctrine,London，1953.）
里昂惕夫等国外经济学家，还充分肯定了《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理论的实证性和科学性。里昂惕夫指出：“在试图做出任何解释以前，如果一个人想要了解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和工资实际上是什么，那么，他从三卷《资本论》可以得到的信息，会比他在十期《美国统计普查》、一打有关当代经济制度的教科书，甚至我还敢说，再加上托斯丹?凡勃伦的所有论文集当中，可以找到的信息都更真实也更有用。”（Leontief,W.,“TheSignificanceofMarxianEconomicsforPresent-day-Theory”,AmericanEconomicReview,XXVIII,Mar.1938.）
苏东巨变以后，这些国家一些从原来社会主义政权得到好处、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投机分子人如鱼得水，摇身一变，面不改色地公然站到《资本论》的对立面，全面否定《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全盘接受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一切和谐的描述。但与此同时，另一些原来被原苏东政府视为异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一些在原苏东国家因为对《资本论》的理解不同于官方教条受尽折磨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被称为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四位思想家的德里达、詹姆逊、哈贝马斯和吉登斯，却仍然给《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论述以很高的评价。
他们认为，与马克思在世的时候相比，当今时代的确已经有了许多重大变化。有许多变化是马克思所未曾料到的。因而想在《资本论》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肯定是行不通的。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仍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点并没有变，因此，《资本论》并没有过时，《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论述仍具有现实意义，《资本论》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见仍有价值。在马克思所未曾料到的社会变化中，有许多变化本身是对《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论述做出反应的结果。由于《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论述的深度和广度，不管人们对《资本论》抱有何种态度，都必须对《资本论》揭示的这些矛盾和规律做出反应。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资本论》，就没有今天的世界。（参见陈学明、马拥军：《马克思主义的命运——苏东巨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走近马克思的启示》，载于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
二、一部在国外经济学界始终引起争议的著作
在国外经济学界，《资本论》被公认为是一部引起争议最多的著作。尽管有人对它的评价很高，有人对它的评价较低，但几乎没有人否认它是一部学术著作。事实上，一些经济学家不接受《资本论》阐明的各种理论，常常并不是因为不接受这些理论的经济学论述，而是因为不接受这些理论的社会学的和政治学的含义。几乎所有国外的大经济学家，都没有忽略《资本论》的存在。
对《资本论》评价高的国外经济学家的代表是恩格斯和列宁，因为他们的评论人们都很熟悉，这里就不作重复了。在对《资本论》评价低的国外经济学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他在写于1925年的《对俄国的简略观察》一文中谈到《资本论》时，说《资本论》是“一本陈旧的经济学教科书。在我看来，它不仅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当代世界毫无益处或没有用处。”（Keynes,J.M.,1933,EssaysinPersuasion,London,1933,p.300.）但是，在十二年以后当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时，他在该书一开始却谦虚地注明“经典学派”一词是马克思创造的，自己对这个词的别种用法可能是犯了文法错误。对于劳动价值论则给予了肯定：“我同情经典学派以前的学说：其说以为一切皆由劳力产生，……我们最好把劳力（当然包括雇主及其助手之个人劳役而内）看作是唯一的生产元素，在一定的生产技术、天然资源、资本设备以及有效需求等环境之下工作。这可以部分解释除了货币单位及时间单位以外，我们可以用劳力单位，作为经济体系的唯一的物质单位。”在赞扬他所推崇的经济学家盖赛尔时，又把盖赛尔和马克思相提并论。（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9、180和300－302页。）可见，在凯恩斯的内心深处，对《资本论》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是有所承认的。
另一位对《资本论》评价低的国外代表人物是萨缪尔森。他曾说马克思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后李嘉图主义者┄┄一个里昂惕夫循环依赖投入产出分析的并非令人毫不感兴趣的前辈”。但他同时又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政治经济学“只是卡尔?马克思著作冰山的一角。马克思大胆的经济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他的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他的黑格尔哲学演变理论，具有历史‘观念’的重要意义,这些远远超过了他的正规经济学。”（Samuelson,P.A.,CollectedScientificPapers,ed.J.E.Stiglitz,II,Cambridge,Mass.,1966,p.1510.）可见，萨缪尔森在评论《资本论》时，内心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不愿意承认《资本论》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面对《资本论》对很多经济现象具有解释力的事实，于是就采取了把《资本论》的理论排挤出他所设定的经济学范围的办法，间接地对《资本论》的学术价值做了某种承认。
由于劳动价值论是《资本论》全部理论的基石，这个理论能否成立关系到《资本论》整个理论体系能否成立，所以对这个理论的争议也就成为对《资本论》有不同评价的国外经济学家争论的一个最大的焦点。试图从否定劳动价值论入手进而贬低《资本论》的学术价值的当代国外代表人物，就是前面提到的萨缪尔森。他于1957年发表了《工资和利息：马克思经济模式的现代剖析》。该文利用投入产出法推断出劳动价值论是“复杂的迂回”的论点。根据这个论点，他在1970年发表了《马克思的“价值”向竞争“价格”的“转化”――放弃和替代的过程》的论文，用数学公式论证价值体系与价格体系是互不相容的。1971年，又发表了他否定劳动价值论的代表作《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马克思的价值和竞争价格之间的所谓转化问题的概观》，试图表明劳动价值论对于说明剥削问题也是多余的。
但是，萨缪尔森等人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在国外并不是人人赞成的，很多经济学家都提出了与萨缪尔森等人相反的观点，一方面指出了萨缪尔森等人利用自己设定的价值等于价格话语霸权否定劳动价值论的无效性，另一方面也从不同的方面论证了劳动价值论的有用性和在《资本论》中的地位。例如，德赛指出，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性在于把隐藏在交换关系后面的生产关系变得清晰可见。萨缪尔森等人用转形问题否定劳动价值论，把劳动价值论看成和他们的价值理论一样，任务只是说明商品的相对价格及其数量，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有意误解。另一些人用斯拉法体系作为经济理论的基础，用实物和劳动共同决定价值的体系取代劳动价值论，阉割了劳动价值论有关劳动者特殊作用的论述，无助于提高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参见Desai,M.,MarxianEconomicTheory,London,1974.）
孟德尔指出，与萨缪尔森等人强加给劳动价值论的任务相反，《资本论》从来没有想用这个理论来说明市场上价格的短期波动（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价格短期波动问题是在《资本论》以后的某册书中才会去专门论述的）。劳动价值论力图发现的是隐蔽在价格波动后面的理解社会经济关系的钥匙，可说是分子中的原子。劳动价值论把整个经济分析推向了一个比西方主流经济学价格理论更高的抽象水平。它要说明的问题不是某人怎样跑（跑的时候腿和躯体做什么动作），而是什么促使他跑。
针对萨缪尔森等人认为研究有别于价格的价值是多余的议论，孟德尔还指出，那种否认经济学需要有力图发现经济表面现象之下的神秘力量的抽象理论的观点，是极不科学的。没有一个搞医学（且不说其他物理科学）的人，会因为害怕成为笑柄而不敢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我们能够凑足症候做出诊断时，为什么要费神去寻找疾病的‘更深刻的原因’呢？”显而易见，如果人们不努力去发现藏在现象后面的东西，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经济的发展。他举例说，市场上价格短期波动的规律不能说明，为什么一公斤黄金能购买的美国消费品的数量，在1974年比七十年前将近多一倍（平均消费价格指数与1904年相比增加了四倍多一点，而自由市场上的黄金价格上涨了八倍）。显然，在长期内的这种价格基本运动，同长时期内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在不同消费品工业中和金矿工业中的不同动态有关，就是说，同《资本论》所表达的价值规律有关。（参阅孟德尔：《<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中译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
笔者认为，孟德尔等人对萨缪尔森等人的反驳是有力。萨缪尔森等人硬把自己关于价值和价格是一回事的定义强加给《资本论》，然后说《资本论》的价值定义和他们的不同就是多余，只是一种依靠自己的话语霸权不允许对价值有不同定义的做法。其实，他们定义的价值的局限性比《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大得多。例如，他们的效用价值论，没有包含对供给的研究，从而无法揭示社会财富扩大的源泉。他们的供求价值论虽然包含了对供给的研究，但在供给分析中却用生产费用价值论将人与物混为一谈，没有表明在财富的生产中劳动者是主动的因素，物是被动的因素、劳动者有权参与分配，物本身不参加分配的事实，放弃了对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关注，无法说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根源。《资本论》的体系可以用劳动价值论揭示他们的理论没有揭示的东西，又可以用使用价值的概念把他们的效用分析包容进来，用价格的概念把他们的供求分析包容进来，所以是一种比他们的理论更高级、更有解释力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值得庆幸的是，萨缪尔森等人硬把自己的定义强加于人，不允许有不同经济学范式存在的做法并没有成功，国外经济学界有关《资本论》的争议始终没有被他们的一面之词压制住。
三、一部既具批判性又具科学性的著作
《资本论》作为一部具有崭新经济理论体系的著作，确实包含着较多的对早期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制度和为这种制度辩护的经济学说的批判，一些国外经济学家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试图将《资本论》说成是一种只有批判性没有科学性的著作。（Botta,F.(ed.),Sulcapitalemonopolistico(essays),collezione‘Dissensi’,no.36,Bari,1971，pp.135,137）不过，多数国外经济学家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经济学无疑是一种比较容易陷入只为某一利益群体愿望说话陷阱的学问，但同样正确地是，只为某个利益群体说话的经济学必然具有较大的片面性。不应该忘记，马克思本人是承认经济学中“非庸俗”的纯科学因素可能存在的，因为他曾说李嘉图不“庸俗”，换句话说，不只是一个辩护士。经济学中的科学因素是不可能被党派利益买到的，《资本论》作为一种代表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其科学性远远大于批判性。
屈内等举例说，《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就具有这样的科学性。这个理论不是在主流经济学供求价格理论而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说明了超出投入的产出剩余的创造过程。劳动者可以创造产出剩余的事实，在封建社会是清晰可见的，但到了存在交换关系的资本主义社会却变得神秘莫测。剩余价值理论揭穿了这种神秘面纱，阐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产出剩余仍然是劳动者创造的，不劳动者凭借财产所有权只是可以瓜分到这些剩余的事实。剩余价值理论所阐明的这种产出剩余总是由劳动者而不是由非劳动者创造的事实，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本质规律，它是不会因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而改变的。（Kühne,K.,EconomicsandMarxism,Englishtranslation,MacmillanPressLtd1979）
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资本论》关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纯市场交换单一机制经济不能长久存在论述的科学性，更是已经被相当多的国外经济学家所承认。他们认为，按照《资本论》的危机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自由放任的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其内在机制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必然要产生萧条和大量失业，出现利润率下降，引起全球性需求不足和经济长期停滞，最后因内生致命疾病而死亡。这两个理论的科学性已被20世纪以来各发达国家的历史所证明了。例如，安托万指出，马克思对我们今天所说的有效需求原理知道得很清楚。按照这个原理，在宏观领域，收入和生产之间存在着循环关系。马克思早就看到了后来由凯恩斯详加阐述的投资在这个循环中的决定性杠杆作用，《资本论》关于投资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下会出现越来越大波动，不会像主流经济学描述的那样自动走向均衡的论述，是更符合实际的。（Antoine,J.C.,Introductionà?analysemacroèconomique,I,paris,1953）
海尔布隆纳则充分肯定了《资本论》有关制度分析的科学性。他说：“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什么的分析，我所持的态度是更多肯定的，不管这种分析在说明资本主义将变成什么方面有什么问题。这个从简单商品开始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分析，我认为是我们所曾见到过的最值得注意和最发人深省的敏锐思维之一，我常把它同柏拉图和佛罗伊德的学说相比，它是当之无愧的。这种分析的洞察能力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也许是最突出和最不朽的成就。它使我们对可能完全无法理解的社会能够有所理解，使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是什么，而这是认识到我们可能成为什么的必要的前提。”（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中译本，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107-108页）
国外经济学家的这些看法表明，将《资本论》仅仅看成一部具有批判性的著作的观点是很不全面的。《资本论》对早期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实际上也是一种对不存在多种利益集团平等协商和政府干预机制，只有市场交换一种协调机制起作用的纯市场经济的抽象科学分析。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分析了这种单一机制经济的合理性，《资本论》则主要分析了这种单一机制经济的问题。如果人们没有认识到《资本论》所揭示的那些问题，当代实行市场经济的各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它们的经济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所以，以《资本论》只具有批判性为理由，认为对当代经济现象的分析只能使用国外主流经济学一种话语体系，或只能使用前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的一种话语体系，否定《资本论》及其话语体系在当代特别是在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有用性，将使我国的经济学说丧失极为重要的洞察力基础，不利于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也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体制建设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医学价值论文范文篇5
【摘要】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的演变，医疗矛盾逐步由“技术型”向“服务型”转化，许多新的医学伦理问题应运而生，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受到各国医学教育界的关注。
【Abstract】Synthesizesthemedicinepatternalongwiththebiomedicinepatterntothebiological-psychology-societytheevolution，themedicalserviceiscontradictorygraduallyby“thetechnology”to“theservice”thetransformation，manynewmedicineethicsquestionarisesatthehistoricmoment，medicineethicsmoreandmorereceivesthevariouscountries’medicineeducationalcirclestheattention.
【Keywords】Medicineethics；Education；Presentsituation；Countermeasure
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的演变，医疗矛盾逐步由“技术型”向“服务型”转化，许多新的医学伦理问题应运而生，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受到各国医学教育界的关注。
1医学伦理学教学现状
1.1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较，我们的医学伦理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着许多问题与不足。目前，在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已经进行了多年系统稳定的医学伦理学教学。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各年级医学生中均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并进行跨学科教学。教学基本上围绕当前医学领域的重点热点伦理问题进行，如医学实践中知情同意、人体实验、脑死亡、稀有资源分配等。哈佛大学医学院对医学伦理学采取以问题为基础进行跨学科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对医学伦理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进行研究和探讨，并邀请不同学科的专家参加，例如邀请临床医学专家、基础医学专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等[1]。
我国则多以开设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为主，进行其他教学模式的学校还很少，教学模式还有待完善。仅在少数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采取了对重点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课题调研的形式。比如哈尔滨医科大学，其在上世纪末已经开始采取这种课题调研讨论的教学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2]。但是目前国内对这些模式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很好的推广。
1.2对医学伦理学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医学伦理学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才导致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课时严重偏少的现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在第五学期开设医学伦理学或在政治课中开设医德课，总课时约为30学时，不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同类课程学时总数的1/5。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不大可能指望学生对医德范畴、医德规范等有较为系统的了解，更谈不上为他们提供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了。
2002年2月，国际医学教育学会公布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包括医学教育的7个基本方面：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医学科学基础知识，临床技能，沟通技能，群体健康和卫生系统，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维和研究。[3]这一标准阐述了医学院校毕业生必须具备的一系列基础核心能力，从中可以看到，医学伦理学和医德教育在医学生综合素质中占有重要地位。
1.3授课形式单调是我国医学伦理学教学中亟待改革的又一弊端。
目前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通行的是单纯由教师讲授的方法。限于学时，教师较少考虑，也无从考虑实际效果。这种“布道式”的教学方式，很难引起学生对医学伦理学的兴趣，更不用说掌握指导他们终身职业生涯的伦理准则与规范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医学院该门课程的教学形式显得生动活泼。其中最常见的是各种形式的讨论和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日本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则主要由相关临床教研室的教授主讲及让学生参加病区实习的形式来予以实施，注重培养学生判断医疗实践中发生伦理问题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拿大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大多采用案例教学法和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1.4如何让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内容更系统、更稳定、更具时代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医学伦理教育的教学内容也同样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道德理论或伦理学说，都是有其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随着经济改革在我国城乡相继取得巨大成功，人们开始对医疗卫生保健行业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新的医学模式要求医务人员不仅应具备精湛的医术，而且要求他们能自觉尊重生命价值，在努力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的同时，还要深谙伦理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知识。所以原有的教学内容自然跟不上时代的需要，而即使是已经更新的教材内容，也会因为目前新的伦理学问题的层出不穷而同样有了时代的局限性。传统的医学伦理学考核形式，主要以考场笔试(闭卷或开卷)以及论文撰写常见。前者强调的是书本理论知识的检测，特别是闭卷形式。开卷形式虽然有一定的开放，但总之都是以理论知识考核为主，与传统课堂授课形式相适合。这种考核方式容易流于形式，不能真正考查到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课程后的思想观念以及伦理决策能力上的变化，也不能真正鼓励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的主动性。后者虽强调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有助于学生自我能力的培养，相比较应该是一种进步。但是仍然还有不足之处：没有贴近临床和实践，学生的任务仅仅是在完成论文，所以相关材料可以不必从实践中获得，减少了伦理学的实践机会；论文撰写相对简单，教师的指导成分相对较少，实用性不足。因为以上这些因素，所以目前的医学伦理学考核方式难以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迫切感，那么进行医学伦理学考核制度的改革就更加势在必行。
2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对策
2.1加强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水平。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一种新的医学科技的发展，必然引起相应的伦理学的方法论等多种角度，深入研究高等学校教学方法，使我们的教学在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启迪学生创造性思维以及培养学生表达思想、交流观点的能力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4]。此外，对学生的成绩考核，要考虑改变以理论考试为主的形式，积极尝试多种考核方式，使考试内容注重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一些具体问题。2.2创新教学内容。
自1982年以来，我国高等和中等医学院校和医疗部门陆续开设了医学伦理学课程，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编写了许多版本的医学伦理学教材。这些教材的出现，对于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1世纪是生命与健康科学发展的世纪，因此医学伦理学内容体系“应以义务论为主线，将价值论、公益论贯穿其中，既反映传统医德精华，又突出生命与健康主要内容，并包括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理论与实践的论证。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能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解决在学习和医疗实践中的各种伦理问题。其具体内容应突出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实践性的统一”。[5]
2.3改革教学方式。
教师讲授不应该是医学伦理课唯一的教学方式。我们应该借鉴国外一些比较好的教学方法，依据我国的国情和目前医德医风的现状，摸索出有自己特色的教学模式。在方法上，我们应改单调乏味的说教为多种形式并举。可以尝试用师生对话、小组讨论、专题讨论的形式。在医学伦理学教学过程中，“应特别重视选择与应用正反典型事例进行伦理分析，这对于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加深对医疗实践中所遇到的伦理纷争的理解，提高医学行为分析判断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法效果好，深受大家欢迎”。[6]同时还“应重视对启发式、讲授法、多媒体教学法、考评法等方法的应用，不断提高医学伦理学教育教学质量”。
2.4加强师资培养，提高教学水平。
为解决师资队伍发展滞后的现状，首先，应尽快成立医学伦理学教研室，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的、专兼结合的教学队伍。其办法：一是建立专门教学研究机构，配备专门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人员，尤其重视选拔有培养前途的硕士生、博士生。二是以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教育委员会名义举办全国性医学伦理学师资培训班和专题研讨班，2004年8月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医学伦理学教育培训班，受到有关部门和与会者的好评。同时，各省市医学伦理学会也应定期召开医学伦理学教育会，不断培养医学伦理学队伍，还应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教师出国作访问学者进修学习，从而达到提高医学伦理学师资队伍素质的目的。
2.5完善并规范人文教育体制。目前我国医学伦理学教育体制不够完善，同时还尚无相应的规范。
全国仅有医学伦理学会及教育等专业委员会，而各省市没有相应的专门机构，也缺乏统一和明确的要求。虽然国家教育部、卫生部在课程建设上把医学伦理学列入教育计划，但全国医药院校缺乏统一的安排。有的院校成立了医学伦理学教研室，但大多数院校是在社科部或德育教研室中成立一个小组，教材不够统一，教育与研究相脱节等。我们认为，必须制定统一的计划和提出明确的要求，“把医学伦理学作为整个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教育卫生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列入教育计划，作为必修课程开设，作为精品课程和重点学科来建设”。[7]同时要大力开展医学伦理学的教育研究，定期召开地区和全国性医学伦理学教育研究会，总结交流经验，表彰先进，依靠全体医学伦理学教育工作者和理论界、医学界的同仁，共同为建设符合国情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及教育体系而努力。
参考文献
1伍天章.以教学内容改革为突破口，加强医学伦理学教材建设.中国医学伦理学[J]2001，(1)34～35
2曾钊新、李建华.道德心理学[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134
3伍天章.以教学内容改革为突破口，加强医学伦理学教材建设.中国医学伦理学[J]2001，(1)34～35
4李传俊、李本富.医学伦理学案例教学的实践与评价.医学教育[J]1995，(2)9～11
5张金忠.关于医学伦理学教学方法、效果的讨论.中国医学伦理学[J]1999，(3)27～28
医学价值论文范文篇6
论文摘要:将运动员作为一种资本的概念和提法一直被我国经济理论界所忽视或者回避，其价值构成更是难以度测。针对运动员人力资本的特性，试图从劳动价值论这一角度出发，探讨其价值构成，据此合理投入运动资本，优化资源分配，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资本市场的逐渐形成和确立，劳动作为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人为本”“科教兴国”成为我国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强调人的因素的两个战略性策略选择。我国运动员人力资本摆脱不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受市场经济法律法规尚未健全的制约。虽然我国运动员人力资本的主体正在由单一的政府拨款转向多元化，但是还存在种种问题，尤其是运动员人力资本价值构成难以度测的问题。
1运动员人力资本概念及“劳动价值论”内涵
1676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统计和国民收人核算专家威廉·配第将战争中武器和其他军械等物资的损失与人类生命损失的比较，首次严肃地运用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亚当·斯密100年以后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对人力资本以及教育的经济意义做了较为深刻的理论阐述，这些研究结果是人力资本思想萌芽的主要理论来源。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舒尔茨和贝克尔为代表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基本形成。
舒尔茨最早提出了人力资本的理论体系，对经济发展的动力做出了全新的解释，是人力资本学说的奠基者和第一创始人;贝克尔则为人力资本理论分析提供了基本的概念框架。我国学者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尚处于人力资本理论的学习和探索阶段，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广泛认可的概念内涵，而关于运动员人力资本的系统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其内涵尚无定论。
体育经济学界认为，运动员的训练和比赛，在本质上是一种技能型劳动。运动员的身价实际上体现了社会对运动员的劳动成果与劳动能力的承认。在运动员市场上，都是以货币单位评估运动员的身价，因此运动员是种本身具备经济价值的人力资本。运动员的经济价值可以理解为:通过花费一定的资源而投资于人自身的、最终凝聚于运动员人体之中的，经过运动训练获得的具有创造经济价值的知识、竞技水平、技术、技能、体能、智慧、知名度、声誉、名望和对公众的亲和力、影响力等一切具有经济价值的体育资源的总称。目前我国体育界主要从人力和资本的角度对技能型运动员人力资本进行定义:从运动员人力资本获益结果来看，是指运动员拥有的知识、体力、技能、智慧、胆识、声誉等一切具有经济价值的职业体育资源的总称;从人力资本形成的角度定义指运动员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资本，是指运动员在教育、训练、培训、竞赛、健康等方面的投资所形成的资本;从人力与资本两方面定义为竞技能力的存量，运动员人力资本是指在整个运动生涯和全部生活区间上能够带来现期和未来收益的存在于人自身的知识、技能和体能的投入存量，体现在运动技能、体能、战术知识等;运动员人力资本是为获得经济收益的，所以从运动员人力资本获益形成来看，是指以资本形式投人到体育生产或其它产品生产中的运动员人力要素。
以上运动员人力资本概念，从文字表述到内容界定各自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运动员人力资本内容为核心的定义，企图从范畴上界定运动员人力资本的本质。人力资本是存在人体内，后天获取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另一类是以运动员人力资本功效为核心的定义。认为运动员人力资本是人体内一种能获得收益的价值形式。但以上两类概念的界定，都只是突出了运动员人力资本某一个方面的性质，在测算运动员人力资本价值量时理论依据不足。因此，本文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出发定义为:运动员人力资本是人通过对生存、训练技能性投资以及训练技能性劳动所凝结在人体内，能物化于实物价值和无形价值，增加其效应，并以此获取收益的一种资本价值形式。从这个界定可以看出，运动员人力资本学说在实质上是与马克思劳动创造价值理论联系密切的。深人认识运动员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仅揭示了掩盖在物的关系下的商品生产者的关系产权，而且是揭示资本积累实质的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这一理论是分析不同产业资本家收益、说明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和现实形式的理论基础。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运动员人力资本应包含3个部分:。保证运动员个体健康和存活的生存资料价值，v用于运动员训练的直接性投资，训练技能性劳动的凝结值(包括有形和无形两个方面)。
2运动员人力资本的价值形成及特性分析
2.1运动员人力资本的价值形成
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认为，“……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显然，运动员人力资本作为一种资本形式同其他资本一样在价值的界定上符合这样的定义范畴。如果将运动员人力资本价值类比于一般商品的价值，运动员人力资本的主体“人”天然就是它的原材料，维持运动员人力资本原材料“人”正常存活和健康的生存资料价格就是人力资本的“原材料”价格，生产这部分生存资料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生产运动员人力资本“原材料”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如果把人看成一种商品或者只是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它的确是对人性的否定，但这里从资本价值量的决定意义而言，运动员人力资本“原材料”价格同样符合社会必要劳动的决定原则，在这里类似的将它定义为。在具备了“人”这样的原材料的情况下，再对其施以训练技能型投资，直接的投资部分定义为v(如:学费、器材、服装、比赛费用等)。在有了原材料。直接训练性投资v,“人”还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学习性和创造性劳动才能最终形成完整的运动员人力资本。因此，将学习性和创造性劳动凝结成的价值部分定义为m。所以，整个人力资本价值可分为3大部分:①维持人力资本原材料“人”正常存活和健康的生存资料价格。;②直接训练性投资v;③学习性、创造性劳动和努力凝结成的价值m。因此，运动员人力资本价值L=+v十m。
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对运动员人力资本的界定简单明了，符合资本价值定义的一般形式，而且弥补和修正了长期以来对运动员人力资本研究的一些理论缺陷。①明确提出学习性、创造性劳动和努力凝结成的价值m部分，这部分过去在评价人力资本价值时一般用机会成本予以代替。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在业余体校阶段，运动员人力资本主体还不是劳动力，不能在社会劳动中创造价值，因此他们在这个阶段是创造还是学习都不存在机会成本，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运动员人力资本价值的低估。不管在哪个阶段，有用的人类劳动必然凝结成价值，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原理，而且这个价值还是人力资本价值中很大的部分，仅仅用机会成本去度量不具有科学性。②弥补了运动员人力资本理论中，在投资成本测算时投资和消费界限不清的缺陷。在研究运动员人力资本价值形成和收益过程中，运动员主体用于食物、衣服、住房和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到底哪些属于投资，哪些属于消费，一直是运动员人力资本理论研究者的困惑和软肋。用劳动价值理论的原理来界定人力资本的。部分，凡是用于生产人力资本“原材料”，用以维持“原材料”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消耗都属于投资范围。这个生存资料的价格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在相同的经济水平条件下，所有人力资本的。部分都相同。
2.2运动员人力资本的特性分析
2.2.1运动员人力资本的一般属性
运动员人力资本同普通人力资本一样异于物质资本，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排他性，是指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对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所具有的对外排斥性或垄断性。即当一个主体拥有人力资本后，就排斥了其他主体对人力资本的拥有和使用。由于运动员人力资本存在于运动员自身当中，故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具有排他成本低、排他的能力和条件具有天然优势的特点。可分解性，是指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的各项权能可以分属于不同主体的性质。即运动员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可以分解开来，分属于不同的主体。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的分解为运动员的流动、配置和使用等创造了条件，将大大提高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的分解要求准确界定各主体之间的产权关系。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的分解过程总是与运动员产权的交易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其结果便是:原来完整的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分解为所有者产权，归运动员所有;经营者产权，归俱乐部所有。特殊磨损性，运动员人力资本同样存在精神磨损和物质磨损，精神磨损即人力资本主体所掌握的知识、技能逐渐被淘汰、过时，物质磨损即资本主体身体机能的下降。不同于其他资本形式的是，人力资本存在自我的修复和更新，资本价值量多少，最终决定于修复对磨损的补充程度。可交易性，是指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让渡。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的可交易性是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充分条件和实现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功能的内在条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促使运动员通过交易主动地出让一部分权利。无法交易的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实质上就是“产权残缺”。价值创造性，其他资本形式在形成价值过程中仅仅是价值的转移，而运动员人力资本除了价值转移(和v部分)，还有一个价值的创造过程(m),这成为运动员人力资本价值财富的源泉。公务员之家
2.2.2运动员人力资本特性分析
运动员人力资本与普通人力资本相比较，又具备自己特殊的特性。收益不确定性:运动员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和边际收益不确定性，并且其无形价值(m种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收益更难以确定，特别是金牌背后的价值、金牌银牌之间的差异。垄断性:成绩垄断性，冠军只有一个;技能垄断性，当运动员掌握了一定的专有技能后，就排斥了其他投资主体对人力资本的拥有和使用。高风险性:“金字塔”式的运动员三级训练机制，使得运动员的淘汰率很高;长期训练丧失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在社会生存中趋于劣势;退役运动员的就业问题难以解决;缺乏科学的训练方法导致运动员的运动职业生涯缩短。稀有性和遗传性:根据社会学、生理学和运动医学的知识，我们知道人的智力不足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进行弥补，但运动员的运动天赋是不可以后天弥补的，它更多的是由遗传基因所决定的，进而也证实了它的稀有性。不可存储性:由于运动员人力资本主体运动生涯是有限的，运动员人力资本如果在某段时间被闲置，它赢利的能力不可能向后存储，而物质资本在不被使用的情况下，资本价值大多可以被保存。
由于运动员人力资本与普通人力资本相比较具有收益不确定性、垄断性、高风险性、稀有性和遗传性及不可存储性，因此，普通人力资本与运动员人力资本相比较应该有一个概率值R(o<+>,a)与运动员级别及其所从事的运动项目有关。
3以劳动价值理论为框架基础的运动员人力资本价值测度
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普遍接受的还是杜布林和洛特卡的方法，即人力资本的价值等于其收人能力的现值。为方便比较和计算，将所有运动员人力资本形成的成本和收人都按同一利率折算到y岁的时点。时为简化分析，下面所有计算将遵循如下5个假设条件:
条件1:在相同经济条件下，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
条件2:在训练、生活中，假定运动员人力资本主体只能通过体校、各级运动训练队一种途径获取技能，没有体校、各级运动训练队进行训练的非运动员，人力资本价值只存在。部分，即非运动员收入就是。部分价值的贴现;
条件3:各个受训层次主体假定只工作到y岁，y岁以后主要靠积蓄生活，不再有劳动性报酬，而且不考虑物价和经济增长因素，每年生活资料价格保持不变，即。部分每年投人量均等;
条件4:银行利率假定不变;
条件5:计算所得运动员人力资本价值值等于普通人力资本的价值值，而实际运动员人力资本与普通人力资本相比较，有明显的稀有性，其实值应该除以概率值月。
计算中将要用到的数据如下表所示:
第一步:通过非运动员的平均收人来计算。部分的价值。非运动员没有受系统训练，而且假定非运动员没有其他获取知识和技能的途径。根据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原则，非运动员的收人唯一可能来源就是其每年生存资料。部分投资的利润回报，按当年利率计算，从16岁(假设从该年龄获取利润回报)到y岁时点的总收人为R。
其中:a。表示在第n岁时的年收入，2表示银行利率，L表示在第n岁开始工作的收人到y岁的复利指数，a表示运动员人力资本与普通人力资本相比较的概率值。
将数据代人可算得非运动员到y岁时点的总收人为:
因为，非运动员得到R。的收人是其出生到y岁不断在。部分投入生存资料的结果(假设每年投人是均等)，所以部分的价值(即每年投人的生存资料价值)可以这样计算:
所以，:部分总投人为:C=yCn。由以上计算可知，为保证人力资本正常生存，每年要求投人的生存资料价格为。二元，y年全部。部分投人为yC。元，这个价格是由生产运动员人力资本生存资料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不同教育层次的人力资本。部分价值均为R元，运动员人力资本部分价值均为。
第二步:通过业余体校为例来计算不同训练层次的。部分价值和训练学习性劳动凝结值m部分。业余体校从7岁开始接受6年教育，v部分每年投人vt元，按同样的原理可计算业余体校总收人R。十Rv十R(因为非运动员没有。部分和m部分，所以其总收入就等于Rc，但业余体校具备完整的三部分，故总收人应等于Rc+Rv+Rm)和Rv二部分投人导致的利润)。
按照这个计算方法，可以测算出不同等级运动员的人力资本价值。
以上计算和分析在方法上是可行的，绕开了过去在类似研究中只能用机会成本代替m的价值，将运动员人力资本分为三部分，使问题的分析更简单和便于量化。但这种分析方法也存在明显不足:①在通过非运动员计算人力资本。部分价值时，假定非运动员没有训练性劳动，但在实际的生产实践中也会形成了较大的训练性劳动凝结值m，其终身收人实际应该是Rc+Rm，将其仅看成Rc，导致了对。部分价值的高估;②运动员人力资本在16岁之前和y岁之后，实际仍然存在劳动性收人(很多冠军运动员退役后返聘就是典型例子)，也就是说运动员人力资本还在发挥资本盈利的作用，仅在之间计算资本回报，导致对m部分价值的低估;③因为假定资本都按i获取利润，而v部分的直接训练性投资在不同训练学习阶段回报率是不同的，在v的回报率低于i的而仍然按i的资本回报率计算将直接形成对Rm的挤占，因此，就可能会出现计算中m市队>m省队>m家队的倒置现象;④表示运动员人力资本与普通人力资本相比较的概率值R很难计算，同时，因运动项目不同也会出现不同的概率值;⑤最后由于这种分析方法同时需要有训练投资成本和收益两方面的资料，在数据的收集上有较大难度，会导致数据统计口径和样本上的差异可能影响分析结果。
医学价值论文范文篇7
迄今为止，各职称系列（专业）仍沿袭传统的、滞后的职称论文规定，评价效果不甚理想；乃至评价机制本身的缺陷，所带来的导向偏差及其负面作用，已经直接影响到职称评审的质量和声誉，须予以认真反思。
职称论文规定，涵盖了所有职称系列（专业）中、高级职务，界面过大，层面过宽，不切实际。
国家制定并实施的工程技术、农业技术、卫生技术、各类教师、经济专业等计29个职称系列（专业）。目前为止，会计、审计、统计、经济、卫生等专业中级职务任职资格，采取“以考代评”获得，论文条件被自然免除，其余的仍要求论文作为申报评审的必备条件之一。
评价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确需执行同一性、普遍性的评审标准，方可起到综合平衡的作用。但是，切不可忽视不同职称系列（专业）之间、即使同一职称系列（专业）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之间的差异性、特殊性。
仅举科学研究人员与艺术专业人员为例。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基础理论、应用基础和应用技术研究，工作性质有较强的探索性、挑战性和创见性。其研究课题、水平能力、创新思维、应用价值、科研成果、业绩贡献等，通常以学术论文、论著等方式反映出来。对科研系列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尤其破格申报副研究员、研究员的对象，要求高水平、多篇数的专业论文，实不为过。但是，艺术专业职务（艺术等级）则不然。
它所囊括的编剧、作曲、导演、指挥、演员、演奏员、舞台美术设计、舞台技术、美术、文学创作、艺术管理、电影放映等，门类繁多，情形各异，问题复杂。岗位性质和特征，明显表现为实践性、经验性、创意性，专业技术人员的学术造诣、艺术风格、创作技巧等，主要靠实践历炼和长期积累，并得到社会、业内认可；更何况舞蹈演员等专业人才的峰值期，还受制于生理性等客观原因。艺术系列规定，凡申报评审艺术专业中、高级职务任职资格，须分别在省级以上、部级刊物上发表2、3篇本专业论文；破格申报演员、演奏员专业高级职务，应有2篇本专业论文在省级以上有关文艺刊物发表等，这些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
职称论文规定，助长了偏重的刊物级别、发表篇数、名次排序等攀高之风。
固然重要，但不能视同或等同科技成果本身。其道理很简单，如三峡水利工程、杂交水稻推广等都具有重大科学意义，产生了巨大经济效益，然而并非表现为大量的学术。
但是，各职称系列（专业）的论文要求，太偏重的刊物级别、发表时间、发表篇数、名次排序，太看重这些表层性、易见性的外在形式；对破格晋升对象更是层层加码、框框甚多，惟恐本职称系列（专业）“矮人一截”，有失体面。如，高校教师职务评审规定，凡破格晋升副教授职务，要求在正式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或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并收入论文集出版10篇以上论文，均应独立撰写或第一作者署名。教授职务本应体现教书、授业、育人。其教学工作量、科研工作量、实验工作量的完成结果及其业绩表现，乃是核心的评审标准、重要的破格晋升条件。同样，卫生专业技术系列（专业）评审医师职务，应侧重于医师的临床医术、经验和医德。诸如体育教练员、工艺美术专业人员、翻译专业人员、广播电视播音人员等，也都属于类似情形。
重论文数量、重文凭“产地”，极易趋同概念化。即把“两文”硬件简单相加，导致了评审标准和评审质量的降低。盲目追求论文篇数的做法，忽略不计论文质量的结果，直接影响了论文的价值性和贡献率；“以量界定”而不是“以质取胜”的潜规则，间接影响到创新型专业技术人才的脱颖而出和建功立业。据业内人士坦言：目前，毫无价值或价值甚微的论文，发表得太“乱”、太“滥”，约估高达80%左右；反之，高“含金量”的一篇论文，可谓“以一抵十”。
职称论文规定，诱发了利益驱动，导致抄袭剽窃论文的行为和现象屡见不鲜。
由于论文在职称评审的总“盘子”
里占有主要“份额”，且评聘与待遇挂钩，一些人为了评上职称，既长“面子”，又多“票子”，受功利驱动，托人情、拉关系、雇“”；社会上甚至冒出专门炮制职称论文的“经销商”。
此外，论文造假竟然在原本“一方净土”的高校、科研等部门滋生蔓延，影响恶劣，令人遗憾而痛心！有的教师在网上下载论文，偷梁换柱，移花接木，旋即变成自己的；有的学者为了拼凑应急，居然把早期专著，肢解为若干篇系列等等。
论文造假还悄然波及到编教材、办讲座、评奖项等其他学术腐败。就连一些功成名就的专家学者也因公然抄袭剽窃他人成果而东窗事发。据报刊披露，原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教授、美籍华人学者杨杰，在博士点和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申报材料中，把2004年发表于《肺癌》（LUNGCANCER）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列入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清单。经查办，杨杰被解除同济大学教授职务，将不再承担任何教学事务。可见，通过行政、经济、法律、道德等诸种手段，加大论文打假力度势在必行。
职称论文规定，催生了不当竞争、利益均沾，致使正确的价值观和学术观受到影响和破坏。
凡开展年度职称评审工作，各职称系列（专业）主管部门，都规定了申报材料要求和报送截止时间。论文要在哪一级刊物发表、什么时间发表、发表的篇数和字数能不能达到规定要求，这些都成了一些申报者伤透脑筋又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桩“心病”。特别在环节上，为了赶时间、抢速度，煞费苦心，各显神通，悄然演绎着一股不当竞争的“暗流”涌动。有关系或肯花钱的人，即使文章不佳，内容雷同，一年内可以在不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若干篇论文；而没有门路的人，也想方设法，四处活动，其情形不亚于政界上的“跑官要官”。
论文作者与出版单位之间，按照不成文的“契约”进行交易，“互利双赢”。一方为评职称而写论文，不但没有稿酬，反而“倒贴”，刊登一篇论文须花费500元至800元不等，且价位一路攀升，据媒体透露，有些医生，则让医药代表花钱搞定某些医学刊物；另一方“屈尊”谋利，有辱斯文，凭关系、分时间、定篇幅，异化为“交费论文”，有价值论文却被缓登、不登。
这些事实已是不争的、公开的“秘密”，群众多有烦言。知真、从善、爱美，乃学界人士孜孜以求的价值观和学术观，一旦被扭曲或长时间受到侵蚀和影响，若不及时遏制，将在知识领域造成更严重的学术腐败。
职称论文规定，涉及到的评价方式，过于陈旧、封闭，适应性差，灵活度不够。
目前，职称论文的评价方式有三种：即论文鉴定、论文评审和论文答辩。论文鉴定和论文评审长期沿用至今，形成普遍使用和基本手段的主流评价方式。
论文鉴定方式，要求送审者的代表作隐去姓名、单位等标识后，由相关系列部门负责送交两位专家进行鉴定，并按照规定时间及要求，写出定性评语，确定等级意见。专家观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鉴定结果大相径庭。提交专业组或评委会评审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此外，论文鉴定费虚高不下，社会传闻颇有微词。
论文评审方式，一般由相应的专业组或评委会，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对申报者的论文进行审阅评议。鉴于专家鉴定意见，极易产生先入为主的“沉锚”心理效应，或被专家鉴定意见所左右，或专家鉴定意见替代了专业组或评委会评审意见。此外，高校、中小学、卫生系列等专业组或评委会，每年一次性集中评审对象多达七、八百人甚至上千人，